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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中国历史研究者相信，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具有成熟的政治架构和丰沛的思想文化基础，有着自己的发展理路，假如不是西方势力东来，中国必将在固有架构中长此终古，历史终结。五四新文化运动晚期，东方文明受到西方文明严峻挑战，但东方文明信仰者梁漱溟依然信心满满：“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地走终究有一天赶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
然而，历史没有像梁漱溟等人假设的那样各走各的路。西方在走出中世纪之后，经过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经过大航路发现、工业革命，西方迅速解决了人类期待很久的富裕物质生活，同时也带来新的困扰：市场狭小、产能过剩，因而我们看到至少在十六世纪中期，西方物品开始向全球输出，寻找更大市场，更便宜的劳动力，更多的利润。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古老的东方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潮”的冲击，国家、族群与个人，差不多都在西潮冲击下重组、重构，并最终获得了新生。我们在这里将要说到的蒋梦麟，就是西潮冲击背景下走上现代的第一代领跑者。
蒋梦麟有两本著名的自传，即本书汇集的《西潮》与《新潮》。最近二十年，国内知识界对这两本书已有很多了解，通过这两本书知道蒋梦麟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尤其是高等教育史、农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过很多读者可能不知道，蒋梦麟写得匆忙，参考资料也不多，因而漏记、误记在所难免，本文只是力所能及提供一些缺失的环节。
蒋梦麟生于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换算成西历为1886年1月20日。但从农历即中国传统纪年方式算，光绪十一年大致对应公元1885年。因而有的文献说蒋梦麟生于1886年，有的说生于1885年，都没有错。
根据蒋梦麟回忆录《西潮》所说，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梦见了一只熊，以为吉兆，故而为这个新生儿命名为“梦熊”。梦熊后来读书时因参加学潮不方便继续使用，遂更名为梦麟。
梦麟有时又写作梦邻、孟邻，或梦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蒋梦麟算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文化领域中极具个性的人，他的性格、为人，与其生存环境、乡土文明无疑具有因果关联，值得注意。他的家乡为浙江余姚，那里因五口通商最早受到“西潮”影响。蒋梦麟的祖父早在道咸时期就在上海开了一个钱庄，积累了一些家产。不幸的是，蒋梦麟的祖父在盛年时伤了一条腿，后来严重到必须截肢的程度。而更不幸的是，蒋祖父竟在这次截肢手术过程中因血液中毒而辞世，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即蒋梦麟的父亲蒋怀清。
怀清公继承了乃父留下的七千两银子，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财产。只是怀清公年龄太小，无依无靠，只好将这些银子交给未来的岳父去打理。
蒋梦麟的母亲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容貌美丽，能歌善吟，多才多艺。可惜，蒋母在蒋梦麟很小时候就去世了。
像传统中国社会一切有经济条件的家庭一样，蒋梦麟大约五岁时就被送到私塾读书，所读内容也都是传统士大夫早年必修的儒家经典，学习的基本方法就是死记硬背，学习的目标就是科举考试。期望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这是传统士大夫的全部人生，是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唯一出路、必经之地。
读过几年私塾，蒋梦麟的知识已有一些积累，年龄也渐渐大了。大约1897年的时候，怀清公将他送到刚刚开办的绍兴中西学堂学习。
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是蔡元培。蔡元培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家，也是影响蒋梦麟生命历程最重要人物之一。中西学堂课程设置像其名字一样中西合璧，既有中国传统经学、文学、史学，也有英文、数学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
这是晚清教育改革发生后的新气象，从而使蒋梦麟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外，也系统接触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
1899年秋天，蒋梦麟的家乡因水患而发生了可怕的匪患，几百年来宁静的乡村由此而变得骚动不安。怀清公为躲避匪患将全家迁往上海，蒋梦麟被安置在一家天主教学校继续学习英文。在上海这段时间使蒋梦麟直接感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好处，使他看到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内在缺陷。
蒋梦麟家乡的匪患，其实与北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有很重要关联，是中国政治又到了一个多事之秋的象征。1900年春天，义和团运动因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强力镇压而向四方扩散，直隶首当其冲，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也不宁静，包括上海在内的东南沿海一带相当恐惧。这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开关以来，特别是《马关条约》以来，各国在那儿都有重要的经济利益。根据汇丰银行当时向英国外交部提交的报告，当时英国国内退休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依靠从上海的财产获益中生活，每年从一百镑到三万镑不等。因此，如果在上海或长江流域发生大的灾难，英国在中国的投资势必要打水漂，许多英国家庭都会因为上海的陷落而蒙受巨大损失、痛苦。
因此当清政府将向列强宣战的消息传来之后，不论中外，迅即陷入高度恐慌。为避免战乱，怀清公连夜举家撤回故乡蒋村。不久又迁往余姚县城，蒋梦麟被安排在县城一所中学继续读书。
在余姚县城中学，蒋梦麟只待了一年左右，之后只身来到省会杭州。他那时大概已有出洋留学的想法，因而希望找一所比较好的教会学校继续学习英文。不料蒋梦麟对杭州的情况实在不太了解，结果误打误撞进入一所非常糟糕、落伍的教会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位具有极端宗教狂热的传教士，他除了知道向学生强制灌输基督福音，对西方文化如何传入中国，中国学生怎样才能掌握理解西学，从来都不热心。
不久，在各地风起云涌学潮感染下，这所学校的学生与学校当局发生激烈冲突，全体学生一致退学，自行筹办了一所学校，并请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命名为“改进学社”。这些学生的想法非常简单，他们渴望这所学校办得像牛津、剑桥一样出名。这当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到半年，学生的自治试验宣告失败，蒋梦麟趁着这个机会进入浙江高等学堂继续学习。
浙江高等学堂是一所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浙江省最高学府。蒋梦麟在那里不仅学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知识，而且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各式各样的新思想。蒋梦麟的思想境界为之一变，并渐渐形成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对自己的未来前途也有了不一样的考虑。他此时又觉得，出国留学并非首选，要想在中国出人头地，可能还得头悬梁锥刺股，像历朝历代士大夫一样，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然后踏入仕途，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基于这样的判断，蒋梦麟在革命、改良如此高涨的气氛中，毅然坚定地复习科举考试的内容。
1903年，十七岁的蒋梦麟返回家乡参加考试，如愿以偿考中了秀才。秀才只是科举考试的最初门槛，要想达到科举考试的顶端进士、状元，刚刚踏入门槛的秀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蒋梦麟在中了秀才之后很快返回浙江高等学堂，继续在那里接受学堂教育。
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处在急剧变革的时期，各种可能随时都在发生。当蒋梦麟中秀才的时候，中国知识人上升道路已在发生变化，科举考试不再是青年知识人的唯一选择。那时，不仅朝廷鼓励年轻人出洋留学，学习东西洋的新知识，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在那些年的发展，一批“先富阶级”也有力量将子女送往国外读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原本期待中进士、点翰林的蒋梦麟在1904年上半年几经犹豫又做出了一个新的选择，那一年暑假，他只身来到上海，参加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期望在南洋公学为自己打好一个西方文化的基础，以便将来留学美国。
南洋公学是盛宣怀创办的洋务学堂，专门培养洋务人才。南洋公学预科按照美国中学学制设置、管理，其教学、分数等，也与美国的一些大学对接。因此可以说，考上了南洋公学，也就等于敲开了美国一些大学的大门。
在南洋公学，蒋梦麟待了两年时间。这两年，主要是英语的训练，为进入美国大学做准备。经过两年准备，蒋梦麟于1908年暑假回到杭州，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结果不幸名落孙山。
落榜后的蒋梦麟并没有放弃留学的想法，毕竟他的家庭在过去几十年有些积累。蒋梦麟向他父亲怀清公要了几千元钱，自费留学美国。当年9月，蒋梦麟抵达美国，错过了当年秋季入学的日子，只好就便请了一位学生帮助补习英语。第二年（1909）春，蒋梦麟获准进入加州大学农学院。
蒋梦麟之所以选择农学，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认为，中国既然以农立国，那么当西方工业文明进入之后，中国更应该改进农业，让农业复兴，乡土重建，农民富裕。只有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得到落实，中国人才能真正获得温饱、尊严与幸福。另一方面，蒋梦麟的幼年毕竟在乡村中度过。耳濡目染，蒋梦麟对田野自然风光、适宜的乡村生活有着深情依恋，对农业技术改良有着浓厚兴趣。此外一个比较实在的考虑，那就是蒋梦麟自幼身体羸弱，他想如果能常年在田野中接触新鲜空气，对他并不健壮的身体一定有莫大好处。
在农学院一个学期，蒋梦麟一直兴致勃勃，也学到了不少新东西。半年后一个偶然机会使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改变。一位朋友劝他改行，力主学一门社会科学。这位朋友的理由是，农学固然重要，但从中国实际情况看，目前最需要的似乎并不是农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除非中国能够参酌西方国家近代发展的经验以解决政治、社会问题，那么中国的农业在中国政治转型完成之前，不可能单独凭借技术进步获得发展。这位朋友的第二个理由是，如果不改修社会科学，那么眼光必然狭隘，只局限于实用科学小圈子里，无法了解农业之外的重大问题。在这位朋友看来，中国农业式微并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社会的、政治的因素远大于技术。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留学生对外部世界有了自己的观察，他们普遍有了改造社会，甚至改造国民性的想法，因而那时的留学生不愿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方面下功夫，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转向人文社会科学的，确实不在少数，胡适、鲁迅、郭沫若等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朋友的建言不能不引起蒋梦麟的思考，并促使他下定决心，从1909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改学教育学。这是蒋梦麟求学生涯的一个大转折，由此也让他后来具有从事教育、农村复兴的双重理由。
1912年，蒋梦麟完成在加州大学的学业，前往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师从杜威教授，继续哲学及教育学的研究。杜威是那时美国最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哲学家，他对现代中国教育及哲学发展影响极大，其主要的因素就是他招收到了蒋梦麟以及胡适、陶行知等几位后来极负盛名的中国学生。当然，杜威教授本身的学术成就是第一位的，也是这几位中国学生拜师学艺的前提。
追随杜威教授，蒋梦麟在哥大研究院苦读了五年，像他毕生最紧密的同学、朋友胡适之一样，蒋梦麟也没有在西方哲学、西方教育方面选择研究方向。经过几年努力，胡适之选择以西方哲学重解中国古代哲学为学术发展的基本路径，而蒋梦麟，则以西方哲学、教育学理论重新解释中国古代教育，以《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为论题，于1917年6月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一系列程序，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蒋梦麟在美国读书的这几年，正是中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本来以大清帝国臣民的身份来到美国，可是现在大清王朝已成为历史陈迹。中华民国虽然经过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挫折，但共和、民主的政治理念已成为中国人的唯一选择。在那几年中，蒋梦麟因机缘巧合认识了孙中山，在孙中山指导下，他曾连续三年边读书边参加革命党《大同日报》的编辑、撰稿工作，用实际行动支持故国的进步发展。
完成在美国的学业后，蒋梦麟马不停蹄、风雨兼程赶回祖国，在家乡停留短暂时光，就如约前往上海，接受黄炎培的聘任，在江苏教育会做事。江苏教育会是当时东南中国一个最有实力、影响力的机构，黄炎培自清末以来，为南部中国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
1915年春，黄炎培以《申报》记者和旅美实业团编辑的身份参加农商部组织考察团前往美国，实地考察美国在实业及实业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并参观在巴拿马举行的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代表团于1915年4月9日启程，8月25日归国。此四个半月的光阴，耗于途中者一个半月，漫游美国全境者两月，留旧金山观博览会者一个月。在这漫长旅途中，所至之处差不多都有中国留学生主动陪同，而蒋梦麟就在这个过程中与黄炎培结识，并获得黄炎培的信任与器重，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了蒋梦麟后来人生道路的选择。
蒋梦麟与黄炎培接触的具体日期及详细过程，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但至少在1915年5月12日黄炎培在旧金山参观考察教育行政情况时，蒋梦麟向黄炎培提供了一份《美国加利福尼亚省教育行政制度一览表》，以自己调查所得，详细介绍了加利福尼亚的教育体制、行政设置、学区制度及教育税的征收、使用等方面的情况，深获黄炎培赏识。黄炎培在当天日记中说：“蒋君梦麟，留学加省有年，知余方研究彼省教育行政制度，乃以其调查所得，制表见示。”
从这个语气可以感觉到黄炎培与蒋梦麟可能刚刚见面，即便他们可能在此之前有过其他某种形式的联系。
结识黄炎培，是蒋梦麟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机缘。黄炎培与蔡元培，构成蒋梦麟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靠山。因为蔡元培，蒋梦麟后来成为北大最杰出的校长之一；此时因为黄炎培，蒋梦麟以江苏教育会的工作作兼差，同时进入商务印书馆，寻找了一个相对稳定且收入并不太菲薄的工作机会。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老的出版机构，成立于1898年，创办人和此时的主持人为极富学识的生意人张元济。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商务已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文化重镇，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商务主办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最为畅销，引领当时的思想潮流。
蒋梦麟因黄炎培的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
，商务也有借他的留学经历、教育背景，尤其是其人脉资源开拓一些新的事业。在商务，蒋梦麟受张元济的委托制定过西方名著的翻译计划
，尽管这个计划后来并没有由蒋梦麟执行下去，但在一定意义上说，蒋梦麟的计划可能是后来的商务持续编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的起点。
繁忙的编辑、组稿之余，蒋梦麟也给商务《教育杂志》撰写有关新教育的文章，并在大上海各种公开场合发表演讲，传播西方近代教育的新思想与新办法，推动中国新教育的萌生与发展。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生涯不太合乎蒋梦麟的个性，同时因为江苏教育会的事务也牵扯他许多的时间与精力，尤其是江苏教育会联合北京大学等单位有意创办一份《新教育》月刊
，需要蒋梦麟全身心投入，于是不到一年时间，蒋梦麟就离开了商务印书馆，全身心主编《新教育》月刊。
《新教育》“以输入世界最近教育思潮、学术新知，传布国际大事为宗旨”；以“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之社会”为目标。
创刊仅六个月，就发行到一万份，由此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在主编《新教育》的时候，蒋梦麟所撰述的文章大都充满新思想新意思，深刻影响国内思想界，展现了他对“新青年”“新时代”的期许、愿景。他强调，凡一个时代大潮的到来，终逃不了两个大原因：一个是学术的影响，一个是时代的要求。换言之，一个是思想的变迁，一个是环境的变迁。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环境变迁速度确实太快，没有新学术以供给适应其需要，结果社会的病就一天一天的重起来。所以我们要讲新学术去救它。这个新学术问题，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问题，预备酿成将来新文化的大潮，扫荡全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蒋梦麟指出，我们因为有这个目的，所以不要青年在一担一桶水里费尽心力；他像陈独秀当年在《敬告青年》中所期待的那样，希望青年决百川之水！这决百川之水的方法是什么呢？
一、愿青年自己认作富于感情、富于思想、富于体力、活泼泼的一个人。
二、愿青年用活泼泼的能力，来讲哲学、教育、文学、美术、科学种种学术。
三、愿青年用宝贵的光阴，在课堂、图书馆、试验室、体育场、社会、家庭中作相当的活动。
四、愿青年抱高尚理想，望那理想中拼命做去。
五、愿青年多团体的活动，抱互助的精神，达到团体的觉悟。
蒋梦麟说：“青年青年，你们自己的能力，就是水；运用千百万青年的能力，就是决百川之水；集合千百万青年的能力，一致作文化的运动，就是汇百川之水到一条江里，一泻千里，便成怒潮--就是新文化的怒潮，就能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
蒋梦麟为《新教育》投入了全部精力，《新教育》影响的扩大也为蒋梦麟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新教育》创刊原则、办刊思想，与当时国内知识界风起云涌的新文化新思想若合符节，因而很自然地与新文化重镇北京大学的新派知识人建立知识上的紧密联系，从而使蒋梦麟在《新教育》发刊第二年，就义无反顾跳进这个新知识新文化的大漩涡，兼职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讲教育学及教育史。
兼职北大教授，当然是因为蒋梦麟在《新教育》杂志的影响，另外两个直接的原因也不容忽视，即他既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得意门生，又与当时北大明星教授胡适不仅同为杜威的学生，而且交情甚笃，政治理念、教育主张也相当一致。更重要的是，蒋梦麟因为蔡元培，因为五四运动的机缘，成为北大不可或缺的一员。
陈独秀的《新青年》、蒋梦麟的《新教育》，还有其他类似的新刊物，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兴起。为了给新文化运动提供外来思想资源，那时许多新文化机构、学人，想方设法邀请世界知名学者来华访问、系列演讲，传播西方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梦麟的恩师杜威教授旋风一样地影响了中国。
1919年3月，正在日本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陶孟和在那里遇见正在东京大学讲学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杜威，谈话中提及能否到中国访问讲学的事情。杜威对此很有兴趣，他也确实希望有机会访问东方这个神秘国家。
陶孟和将杜威的这个意思向胡适作了转达
胡适很快与相关单位联系，迅即与陶行知等人相约去信邀请。陶孟和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还专程拜会杜威，当面表达这个愿望，并希望杜威能够将访问时间延长至一年左右。这个建议使杜威非常高兴，他表示如果中国的大学能够与他所服务的哥伦比亚大学协商妥帖，他个人乐于这样做，因为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旅行很难看出什么道道，如果能够给他一年时间，他或许能够对“中国问题”有所建言。
杜威访华计划确定后，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杜门弟子开始忙了起来，他们紧锣密鼓撰写出一批鼓吹杜威教育思想和哲学理念的文章发表，并举行几次公开演讲，将杜威教授的哲学理念、教育思想作了一个比较通俗的介绍。
同时，他们还决定对杜威文章、演讲稿的翻译一律使用白话，以尽可能地扩大传播范围。
在杜威抵达上海前，仅蒋梦麟一人就在《新教育》杂志一次刊载两篇文章，即《杜威之人生哲学》和《杜威之道德教育》
，还撰文介绍《杜威的伦理学》。
4月30日午后，杜威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一起乘船抵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前往码头迎接，然后将他们送到沧州别墅住了下来。此后几天，就由蒋梦麟、胡适等分别陪同在上海参观游览。
5月2日晚，胡适与蒋梦麟商量后函请蔡元培商请教育部向哥伦比亚大学发一正式电，希望哥大同意延长杜威在华讲学时间。
也是在5月2日晚，胡适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旨意，为杜威明天开始的正式演讲预热，“开辟出一条道儿”，以为导言，讲了科学律令、生存进化、方法论、真理论、实在论等。
5月3日，下午二时许，杜威教授在江苏省教育会正式开始他中国之行的系列演讲，题目是《平民主义的教育》。江苏省教育会是蒋梦麟此时的工作单位，他又是杜威教授的入室弟子，所以当天的演讲理所当然由蒋梦麟担任翻译。这个题目在当天的演讲中没有讲完，第二天下午继续进行，依然由蒋梦麟翻译，听者之众，几乎无席可容。至四时许结束。晚间，教育会设宴款待杜威一行，蒋梦麟、胡适都在这次宴席上，他们谈笑风生，意气风发，谁也不知道北京天安门广场、赵家楼和北京大学在5月4日所发生的事情。这场后来被命名为“五四运动”的大事件，被许多人视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从一个比较纯粹的思想启蒙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
这场思想启蒙—文化革新—政治变革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扭转了历史方向，也改变了杜威的访华行程，更因此而改变了蒋梦麟的人生轨迹。
五四运动发生之初，在上海的蒋梦麟虽然同情学生，支持蔡元培，但他并没有拿出很多的精力投身于这场运动，因为清末以来的学潮此伏彼起，让人无法在一件事上持久关注。直到6月，蒋梦麟在《新教育》发表《改变人生的态度》一文，终于意识到了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政治未来的意义。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对五四运动极为推崇，以为“五四学生运动，就是这解放的起点，改变你做人的态度，造成中国的文运复兴；解放的感情，解放的思想，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这样做去，我心目中见那活泼的青年，具丰富的红血轮，优美和快乐的感情，敏捷锋利的思想，勇往直前，把中国萎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凡此等等，若非从基本上改变生活的态度做起，东补烂壁，西糊破窗，愈补愈烂，愈糊愈破，怎样得了！”
蒋梦麟的这些分析对后来的五四思想文化研究影响深远。
一场民族主义抗争的学潮引发了政治上的大地震，持续两个月的学潮甚至开始向市民、工人阶层中扩散。究其原因，除了政治活动家的活动、鼓吹，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洁身自好的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愤而辞职，不告而别：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蔡元培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教育家，是新教育新思想的标志性人物，北京大学在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影响下，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重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新旧转轨复杂时期，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吸纳了极具反叛、异端性格倾向的新人物，不能不引起正统学者思想者的忧虑，各方面对新北大的未来趋向有各自期待，五四政治运动突然发生也确实让政府诸公措手不及，不知所措。政府内部鉴于北大在这场政治运动，以及前此思想文化运动中的领袖、主导作用，对北大，对蔡元培不满，乃至动点手术，应该在意料之中。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蔡元培并不是一个旧式官僚，他是一个有洁弊的文化人，他可以不做官，但绝不能接受政府罢免，所以蔡元培的辞职，貌似突然，其实已有足够的酝酿、准备。
然而，蔡元培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辞职不仅没有平息北京的学潮，反而激活了学生与政府的矛盾，政府原本有利用蔡元培自动辞职改组北大，整顿教育界的计划，现在却要考虑如何安抚学生，平息学潮，怎样让蔡元培尽快复职。蔡元培能否复职，成为政府与学生运动主体之间能否妥协的一个标志，南北学界想尽办法要让蔡元培尊严、体面地重回北大。
作为蔡元培的弟子，蒋梦麟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个运动。
5月12日，代理教育部部务的次长袁希涛致电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沈恩孚，表示蔡元培校长辞职出走，各校员生纷纷请留，情势急切，教育部已派佥事沈彭年前往南方当面挽留。并告诉沈恩孚，他（袁希涛）个人昨天亲谒总理钱能训，又谒大总统徐世昌，总统、总理均嘱教育部迅速设法挽留蔡校长。袁希涛请沈恩孚一旦见到蔡元培，务请转达总统、总理及教育部挽留之意，并请沈恩孚将这个意思转达给与蔡元培关系甚好的张元济、蒋梦麟等人。
蔡元培不辞而别引发的动荡经久不息。13日，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派出九名代表到总统府请愿。其他各高等学校校长也相率辞职，以示声援。同日晚九时，北大评议会、教授会也举行联合会议，一致决议请蔡元培回校，并称以维持大学为挽回校长之唯一方法。蔡校长未返校就职之前，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全体当竭力维持蔡校长多年来所苦心经营之大学。会议同意奔走进行一方面继续由干事会担任，校中日常行政及教务、庶务各方面，由评议会及教授会各举委员三人襄同蔡校长所委托之温学长代行主持。
北京教育界局势令人焦虑，而蔡元培的消息几乎完全中断，上海方面的沈恩孚也没有及时回复。或许是沈恩孚还没有见到蔡元培，或许是见到了而没有结果。总之当袁希涛尚未收到沈恩孚回复时，于13日又致电沈恩孚，倾诉现在的难处。他表示，北京直辖各校校长继续辞职，因为挽留蔡元培的事情尚没有结果，他们不愿答应回校任事。现在各校学生代表每天开会，似乎也在酝酿更多的事情，现状如此，深以多延时日，无法维持为虑。
由此可以感觉到政府对学生运动特别是教职员动向有点担心，唯恐失控，所以政府在挽留蔡元培问题上开始转向。第二天（14日），大总统徐世昌公开发布挽留蔡元培的指令，表彰蔡元培任职有年，殚心教育，至此困难时期，更应妥筹善后，认真擘理，挽济艰难。
大总统既然出面挽留蔡元培，那么当然也应该保证大总统不能太没有面子，何况此次挽留蔡元培并不是政府高层一致。徐世昌挽留蔡元培或许是真诚的，但毕竟拥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段祺瑞并不一定赞成这种做法。所以袁希涛在徐世昌发布挽留指令第二天（15日），又密电上海黄炎培，请黄炎培无论如何也要劝说蔡元培接受政府挽留，不要再节外生枝，以为反对者提供借口，否则风潮难息，牵连教育大局，深可危虑。
教育部或者说袁希涛挽留蔡元培、化解僵局的用意肯定是真诚的，这份真诚也感动了北京教育界的领袖。5月16日，北京国立各高校校长陈宝泉、洪镕、金邦正、汤尔和等人联名致电蔡元培，表示蔡先生去留关系极大，万勿坚辞，不要把门关得太死，面子固然重要，但要适度，不要因一人之选择影响教育界的整体利益，以为教育界留一生机。
大总统徐世昌已经发布了挽留指令，教育部已经派员当面挽留，代理部务的袁希涛更是三番五次通过私人关系表达善意，但是蔡元培依然不为所动。从他个人尊严、大学尊严立场看，他现在当然还不好竟自回去复职，因为他感到政府的挽留带有某种程度的勉强或不情愿，而他现在真的回校复职很可能使北大师生乃至全国师生大失所望，因为教育界与政治界的纠纷由来已久，政治界对教育界的干预日甚一日，所以蔡元培这次大概有点得理不让人了，他似乎真的希望以自己的牺牲为教育独立教育自主能够赢得更大的空间，所以他在各方挽留声中毅然坚守辞职的立场。
蔡元培的坚守使事情陷入僵局。16日，北京各高校教职员联合会推举代表前往教育部与次长袁希涛会晤，商酌与教育部所派南下挽留蔡元培的代表一起出发。
蔡元培能否复职成为时局好转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各校特派出学生代表沿着蔡元培南下途径查找踪迹，各处探询，甚至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公开查访蔡元培的踪迹。
政府代表、学生代表寻找蔡元培的消息都是公开的，蔡元培当然都知道，他似乎也觉得这样僵持不是办法，至少不能将事情的焦点只集中在他一人身上。5月18日上午，他找来蒋梦麟、黄炎培、沈恩孚、赵厚生等人商量，最后决定给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教育总长傅增湘发一电：
奉大总统指令慰留，不胜愧悚。学生举动，逾越常轨，元培当任其咎。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以慰舆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谨陈下悃，伫候明示。
蔡元培的要求并不过分，所以国务院和教育部很快分别回电答应，甚至表示外间传闻并非事实，政府对于学生的行为并无苛责之意，深望“我公”早日回京，主持校务，以慰众望。
从往返电文看，在双方承认学生举动“逾越常轨”的前提下，似乎有了转机，问题应该很快解决，蔡元培也应该很快返回北京，返回北大。那几天与蔡元培有着密切接触的蒋梦麟曾于5月22日与黄炎培联名致函北大教授胡适，表示蔡元培已就回校任职事做出决定，此事若不另生枝节，北京大学可望恢复原状。这是从积极方面着眼。不过，蒋梦麟在这封信中也讲到一些情况值得注意：一、南方人士，大概也就是黄炎培、蒋梦麟这些教育界人士也考虑北京大学被解散的可能性，如果北京大学不幸被政府解散，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杜威一年讲学计划如何继续进行，因为在此之前经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联系，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同意给假，假如北大真的散了，杜威在北大讲学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上海教育界同仁已有心理准备，表示一旦北大解散成事实，当由上海集资礼聘。二、黄炎培、蒋梦麟表示，教育界同仁所最希望者，为北京大学不解散，蔡元培复职，南方同仁当竭全力办南京大学，有蔡元培在北京帮忙，事较易。办成后渐将北京新派学者转移到南方，将北京大学留给旧派，任他们去讲老话，十年二十年后大家比比优劣。这大概是蒋梦麟的想法，而黄炎培则不愿意将北京大学拱手相让，表示“北方亦要占据，且逆料旧派无组织之能力”。看过此信稿的沈恩孚也认为，“此时未打败仗，万无退回老巢之理”。由此可见南方教育界比较一致地将北大因5月4日事件引发的学潮看作是一场新旧两派的冲突。三、蒋梦麟信中表示，如果北京大学万一不幸散了，那么教育界同仁当在南方重组教育机关，开办编译局及大学一二年级，卷土重来，逐渐恢复。总之，蒋梦麟、黄炎培在此次事件中所领悟的经验和教训竟然是：南京大学必须组织，以为后来之大本营，因将来北京还有风潮，人人知之。所以他们竭力劝说胡适等北方教育界人士：“万勿抱消极主义，全国人心正在此时复活，后来希望正大也。”
不管蒋梦麟、黄炎培等南方教育界同仁如何设计，但从这封信中可以感觉到蔡元培在南方教育界人士的劝说下，似乎已下定决心准备返回北大复职。
然而到了5月26日，在上海、杭州往返观察时局的蔡元培竟突然决定不回北大了，他的公开理由是：“卧病故乡，未能北上。”
蔡元培为什么在先前已答应复职，这时突然反悔拒绝呢？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通过这些天观察、思考，觉得北京政府对他慰留并无诚意。而这些观察与思考，其实也是他周围那帮朋友的观察与思考。这在蒋梦麟5月24日致胡适的信中就有些微痕迹，蒋梦麟一方面劝胡适等北方教育界同仁委曲求全，尽量保全北京大学，另一方面却又怀疑北京大学很可能最终保不住，他一再告诫胡适注意这一点：“如你看来大学有不能保存之势，也要早些写信给我。我们可以早些儿预备你们来上海。”
这后一点怀疑肯定深深影响了蔡元培，使蔡元培觉得既然政府可能在他回北大复职后依然会撤销北大，那么他何必再回去第二次受辱呢？
或许蔡元培的敏感是对的，北京政府在外界压力下是表示过挽留蔡元培的意思，教育部代理部务次长袁希涛也应该是出于真诚，但是政府政治高层鉴于学潮不断，罢课不断，游行不断的事实，也想来个“根本解决”，与其迁就外界压力召回蔡元培，北京教育界乃至全国教育界继续不得安宁，不如长痛不如短痛，快刀斩乱麻，准蔡元培辞职，另找听话的大学校长，示范天下，稳定政治秩序。蔡元培的开明民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等主张，在政府高层看来，就是一切不安宁的根源。政府执意“去蔡”是基于这一点，而学术界、教育界执意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点。这一微妙的心理较劲，当时许多人都看到了。6月3日，蔡元培收到汤尔和的来信，汤尔和就不主张蔡元培北上复职，他的理由是：“来而不了，有损于公；来而即了，更增世忌。”
与其两面不讨好，不如暂时退隐。
为了向政府施加压力，北京、上海学界在教育界大佬把控下，有节制地进行罢课、游行示威，甚至有节制地动员市民参加。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罢课；26日，上海各校学生跟着罢课，人数达二万多人。他们发表宣言，要求政府维持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位及大学的尊严。这些活动的背后，都有人主持或操刀，有人把握着火候。在上海，幕后重要人物其实就是蒋梦麟、黄炎培等南方教育界大佬。蒋梦麟在5月26日当天写给胡适的信中，就非常得意地透露出这一点，表示当天的罢课，“弟等已将舵把住，不至闹到无意识。”这样一来，五四前后的所谓“学生运动”，其实幕后都有“推手”在“运动”学生。正如研究者所形容的那样，是“运动学生”，而不是纯粹的“学生运动”。
蔡元培不愿复职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又引起新一轮抗议。6月2日，北大学生张国焘等人在市区讲演时被警察逮捕。第二天，北京各校学生游行示威，政府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又有四百余人被逮捕。6月4日，军警又拘捕学生七百余人。北京大学成了一个庞大的“临时监狱”。6月5日，北京学生五千余人向警察厅自请入狱，北京教育界一片混乱。学潮还引发了社会动荡，这一天，上海市民开始罢市，标志着学潮有向社会蔓延的趋势。
诚如蔡元培所预感的那样，政府对他的挽留确实比较勉强，政府在他请辞后确曾任命马其昶接替，只是这一计划在北大师生反对下并没有实现。现在蔡元培依然不愿返校复职，其实政府也确实不想让他复职了，于是蔡元培不愿复职的声明实际上也给政府打开僵局提供了一个重要口实。6月5日，内阁会议决定准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以胡仁源继任。翌日，徐世昌照此发布大总统令。
消息一出，引起了北大师生和北京教育介人士的极大不满。他们纷纷表示拒绝胡出任校长，坚决挽留蔡元培。
很显然，教育界挽留蔡元培大致是真诚的，政府中的一些人挽留他也是真诚的，但政府中还有一些人比如当时可以公开认定的那些“安福系”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不愿意挽留蔡元培，而且坚决主张罢免他甚至追究他的责任。现在政府内一再出台后来被认为是“馊主意”的换人方案，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安福系的心迹。鉴于此种状况，蔡元培太清楚自己应该如何做，为了自己的羽毛，更为了北大的未来，为了北大不至在僵局中被撤销，蔡元培于6月15日再发宣言，重申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决心。
是日，其堂弟蔡元康拟了一个广告稿交给上海各报发表，以回应北京政府的一系列举动：“孑民家兄回里后，胃病增剧，神经非常衰弱，医生切嘱屏绝外缘，现正紧要关头，不许见客，不许传阅函电。辱承亲友存问，深以不能接见为歉。特用代为声明，凡我至亲好友，务请勿劳驾，勿惠函电，俾得静养。种种不情，诸希亮察。”
蔡元培的坚持或许有自己的考虑，有法律上的依据和担心，但是这种坚持并没有持续多久。6月24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康宝忠、马叙伦致电蔡元培：“号电闻部已代复，仍坚挽留，勿再辞。君默、幼渔祃日南谒，当能接洽。”
君默是沈尹默的原名，幼渔即马裕藻，他们都与蔡元培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基于这种人际关系，以及学生代表、政府代表的联合劝说，事情出现了转机。蒋梦麟在6月28日复胡适的信中，就明确告诉胡适及北方朋友，他24日刚从杭州见过蔡元培回上海，那时蔡元培似乎对是否回京复职可能还有犹豫，但在各方朋友不断劝说下，蔡元培终于来了信，表示有回校的意思。照蒋梦麟看来，蔡元培终究是要回北大的，所以他对胡适等一班朋友在他离开北大那些天辛苦维持心存感激，同时也劝胡适等人不要着急。言下之意，回北大复职的大原则可以定下来了，但怎样复职似乎还没有想好。
在7月9日这一天，蔡元培对代理教育部部务的傅岳棻6月26日来电予以回复，对于能够复职给予比较明确的答复：“宥电敬悉。元培才力短浅，重以宿疾，迭经辞职。乃辱叠电慰留，并由徐秘书面达盛意，感歉之余，宁敢固执初见？谨当暂任维持，共图补救。惟月来旧恙屡发，迭经医家劝告，谓系胃疡前兆，尚须严重摄生。倘允俯鉴区区，宽以时日，一经就愈，即当束装北上。”
这个态度已经非常明白，只是碍于面子，还是得拿身体说事，否则与先前的理由不好对接。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蔡元培虽然答应可考虑放弃辞去北京大学一职，但一来他的身体实际情况似乎确实不允许他立即赶回北京；二来他先前信誓旦旦地表示决不回北大，因此也必须给他留下一个回旋时机和面子。所以，汤尔和在说服了蔡元培放弃辞职，同意回京复职后，便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蔡元培答应回北大，但并不需要他立即去，而是派遣蒋梦麟暂时赶去代理。蒋梦麟是蔡元培最信任的弟子之一，由蒋梦麟去代理，应该可以代表蔡元培的意思；而蔡元培暂时不北上，在面子上更显得庄重。
于是，汤尔和在同一天（7月10日）又与蒋梦麟谈及“遣代”问题。由于是第一次提及由蒋梦麟代表蔡元培去管理北大，蒋梦麟似乎并无足够的思想准备，或者说根本没有想到北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和蔡元培辞职这件事会与自己有关，且这样密切，所以他在开始可能觉得汤尔和是在开玩笑，稍后即以在江苏教育会和《新教育》的工作太过繁忙而加以拒绝。
在上海的工作对于蒋梦麟来说确实太忙，但是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蒋梦麟并不想现在就去北大，试想不久前蒋梦麟还向胡适说如果北大不幸解散之后怎么办的考虑，在北方教育界的眼里，蒋梦麟、黄炎培等南方教育界对北方教育界似乎始终不怀好意，现在因蔡元培辞职，结果由蒋梦麟去掌管北京大学，这不是使那些谣言成了真的事实了吗？所以，蒋梦麟唯一的选择是婉拒。
蔡元培选定蒋梦麟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往北大执掌学校日常事务，自然有自己的考虑，最简单的一个目的就是延缓一下他北上的时间，否则先前那样大动干戈闹着辞职实在不好解释。这是一般情理中可以理解的考虑。不过，从当时人际关系看，蔡元培选择蒋梦麟，可能更多的还是他周围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冲突的结果。
蒋梦麟的背景是江苏省教育会，是黄炎培，但在蔡元培那里他又与黄炎培一样，都是蔡元培的学生，而且是比较好的学生，这是一层重要关系。另外一层，动议这件事情的可以肯定是汤尔和，汤尔和此时是北京医专校长，是北京国立各专门以上学校校长联合会代表。此一时期，他与北大教授马叙伦这个“同门异姓”兄弟联手，掌控北京教育界，是五四运动过程中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善于生事的主。马叙伦与蔡元培有着很好的互动关系，也是敢于负责任的人，但是马叙伦似乎比较容易冲动，比较容易弄权，所以马叙伦又与蔡元培身边的沈尹默有点不和。因此当汤尔和于7月10日向蔡元培第一次提及由蒋梦麟“遣代”问题，沈尹默似乎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被蒙在鼓里。直至三天后即7月13日，这件事情已经完全决定，已经没有丝毫更改可能性的时候，汤尔和才将这一方案向沈尹默转述，然而双方观察不同，“所见略有不合”，汤尔和自信自己的观察较沈尹默更周密，况且自己的方案已被蔡元培采纳，所以尽管沈尹默对他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言辞，但汤尔和“亦不必辩”，对于沈尹默的未来出处，汤尔和劝其出洋，并表示甚至从内心深处发誓一定帮沈尹默完成出洋这件事，“将来当为力图”。
但不管怎么说，同在杭州，同在蔡元培身边的沈尹默竟眼看着被汤尔和耍了，其心中的郁闷不难想见。
对于身边幕僚或学生们的矛盾与利益冲突，蔡元培或许是清楚的，或许根本不清楚，甚至他也无意弄清楚。所以他在获悉汤尔和的这个方案后，似乎有点装傻似的告诉沈尹默：“很奇怪，汤尔和昨天来告诉我，你们来了，要我回去，但汤尔和又劝我不要回去。我说不回去怎么办呢？他说让蒋梦麟代替我去做校长，你是说奇怪不奇怪？”蔡元培还说：“我对汤尔和说：当初评议会通过办教育系，要蒋梦麟来，黄炎培大吵，你现在要蒋梦麟代我当校长，要通过黄炎培才行。汤尔和说：黄炎培昨天在杭州，现在到厦门讲学去了，不必告诉他了。”蔡元培接着又对沈尹默扯迷糊：“你说怪不怪！当初不同意，现在连讲都不必讲了。”很显然，沈尹默始终没有读懂蔡元培这段话的意思，不明白蔡元培为什么这样对他说。
蔡元培接受汤尔和的方案后，即约请蒋梦麟从上海到杭州面谈。13日，蒋梦麟到杭州。14日，蒋梦麟冒雨陪同蔡元培游花坞。
那时，蒋梦麟在杭州、上海之间来回走动，几天前当汤尔和刚刚想出这个主意后就与蒋梦麟谈过，蒋梦麟说了自己的难处，又都被汤尔和一一化解，所以这一次蔡元培直接出面谈，蒋梦麟一点都不感到吃惊，他们所谈只是具体细节，以及到北大后应该如何应付的问题。这一次，蔡元培谈得很高兴，他在当天连写六首七绝记录游兴和观感。
当天晚上，蒋梦麟、汤尔和与蔡元培共进晚餐，至此，蒋梦麟“遣代”问题终于说定，蔡元培决请蒋梦麟作为他的代表，替他回校办事。
方案大致决定后，就是具体细节，也就是蒋梦麟怎样才能名正言顺地代表蔡元培的手续问题，不善于或者说很烦那些程式主义的蔡元培苦于手续繁重，但善于料理行政的汤尔和却觉得是小菜一碟。
7月15日，汤尔和、蒋梦麟再至杨庄，会晤蔡元培，谈细节。16日，他们两人又来，继续谈。对于蔡元培的疑惑与顾虑，汤尔和津津乐道一一疏解。蔡元培闻言恍然，遂定议。
接着，蔡元培与蒋梦麟谈话，具体规划蒋梦麟北上后的步骤以及如何处理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蔡元培对蒋梦麟说：“大学生皆有自治能力者，君可为我代表到校，执行校务，一切印信，皆交君带去，责任仍由我负之。”蒋梦麟稍经思考，提出两点要求请蔡元培同意：
一、只代表蔡元培个人，而非代表北京大学校长；
二、仅为蔡之督印者。
对于蒋梦麟的两点要求，蔡元培没有不同意的道理，并告以三点注意事项：
一、各界代表之至杭者日必数起，迄未答谢，请代表致谢各界；
二、代表蔡说明有回北大之决心；
三、大学责任，蔡愿意继续完全担负。
蔡元培又告诉蒋梦麟：“自今以后，须负极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谈话毕，蒋梦麟当天返回上海，他还要抓紧料理江苏教育会事务以及与黄炎培等人交接，因为汤尔和约他六天后一起北上就职。
蔡元培之所以选择蒋梦麟代替他前往主持大学事务的原因，除了汤尔和竭力推荐外，据说还有如下三点：
一、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和同乡；
二、蒋梦麟当时在北京大学有职务，他与北大多位教授在上海办《新教育》月刊，而《新教育》的方针是蔡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内提出来的；
三、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对蒋梦麟非常欣赏，这也似乎是蔡元培将北京大学校务委托给蒋梦麟的原因之一。
不管怎么说，因蔡元培辞职而引发的风波终于因蒋梦麟的“遣代”而结束，蒋梦麟或许有他自己所说的“情势所迫，只好勉强同意担负起这副重担”的原因，但总体上说，这一方案的提出实际上得益于汤尔和，汤尔和不仅实际上操控整个局面，而且是他劝说各方接受这一方案，不仅化解了各方矛盾，解决了各方一直胶着的问题，而且对蒋梦麟个人来说，也至关重要。正如胡适后来所认识的那样，“尔和先生是当日操纵北京学潮的主要人物，他自命能运筹帷幄，故处处作策士，而自以此为乐事。”“尔和爱护蔡先生，自是诚意；其推崇梦麟，似也是处于诚心。尔和自是好事者，然八年（1919年）夏秋之间，他于北大是有功的。他拔出梦麟，亦有造于梦麟，不然，他（蒋梦麟）也许被黄任之（黄炎培）诸人完全毁了。”
7月21日，蒋梦麟由汤尔和等人陪同抵达北京。23日上午，北大学生集会欢迎蒋梦麟代表蔡元培到校主持校务；25日，教育部批准蔡元培的请求，同意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因蔡元培辞职而引起的风波至此总算平息。
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后，面对校内不安纷扰和官僚政客旧势力干预，努力团结校内各方面力量，很快使北大恢复如常。9月下旬，蔡元培北上复职，蒋梦麟继续留在北大协助蔡元培进行体制改革。在课程设置、管理方面，蒋梦麟援美国大学成例，采用选科制，准许学生就性之所近，于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促进学生个性充分发展。在学校内部组织系统方面，蒋梦麟经蔡元培同意，设立四大部，即评议会，司立法，其委员由教授互选，校长任评议长；行政会议，司行政，其委员由校长推举，经评议会通过；教务会议，司学术，其委员亦由教授互选；总务处，司事务，总务长及总务委员由校长委任，操全校事务之权。总之，蒋梦麟将他在美国所学教育学理论都尽量参照实际情形予以运用，这些改革对北大后来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在蔡元培精心主持和蒋梦麟积极协助下，北京大学像一叶小舟在风雨中艰难行进。但到了1925年，情况有变。段祺瑞因“三一八”惨案“引退”，奉系入主，北京的政治环境越来越险恶。1926年4月，奉系首领张作霖捕杀报人邵飘萍，蒋梦麟等一大批北大教授上了张作霖的黑名单。4月26日，蒋梦麟从友朋处获知这一消息，迅即在朋友帮助下躲进六国饭店好几个月，然后再寻找机会逃离北京，脱离北大。先在上海蛰居半年，然后绕道赴杭州，参加革命事业去了。
国民革命军攻克杭州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成立，蒋梦麟出任委员，并兼任省政府委员及教育厅厅长。1927年6月，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全国教育体制进行改组，设大学院，负责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之行政事务。在各省区，废除教育厅，实行大学区制，以大学区校长总理区内一切学术、教育事项。
按照大学院部署，浙江设立第三中山大学，由蒋梦麟出任校长，负责主持浙江大学区。
1928年初，反对大学区制的呼声越来越高。7月，浙江大学区改称国立浙江大学，仍由蒋梦麟任校长。10月3日，蔡元培辞去大学院院长，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蒋梦麟继任
。23日，国民政府令改大学院改为教育部，所有大学院一切事宜，均交教育部处理，于是蒋梦麟又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任部长。
在浙江大学区任职内，蒋梦麟对于推动各级学校一律使用白话文教科书贡献极大；对于浙江大学的组建等也做了不少工作。在教育部长任内，主要贡献在于改进、理顺中国现代教育基本体制，明确了什么是大学，什么是中等专科，大学必须具备怎样的条件等基本问题，为中国现代教育此后很长时间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0年11月，蒋梦麟因中央大学易长、劳动大学停办等事，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人发生冲突。
吴稚晖大骂蒋梦麟不好好管理国家大事，整天过问谁是“野鸡大学”，谁可以招生，谁不可以招生等鸡毛蒜皮的小事，“无古大臣之风”。
吴稚晖的批评让蒋梦麟深感不安，他在第二天辞去教育部长，以示负责。
蒋梦麟是“党国人才”，国民政府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当然不会让蒋梦麟无事可做。在他辞去教育部长之后不久，再作冯妇，国民政府任命他重掌北大。1931年初，蒋梦麟回到阔别五年的北京，此时改名为北平；重回北大，回到他那些老朋友之中。
此时的北大，经过先前几年奉系军人蹂躏，以及稍后国民政府大学区试验，北大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北大，先是被奉系强制合并到“京师大学校”，后又被大学区实验合并至“中华大学”。
北大师生为这两次合并进行了无数抗争，终因政治力量太过强大而不能不屈从。政治上，北大已经屈节降格，经济上也没有获得好处。几年下来，北大经费枯竭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内部管理混乱，教授们为了谋生，不得不在外面尽量多的兼课。人的精力终归有限，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北大教学质量在蒋梦麟重新接受时严重下降。可以说，蒋梦麟此次再掌北大，是北大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之一。
经费的枯竭，使蒋梦麟此次接手北大很没有信心，教授兼课过多，影响了本职工作；教授之所以兼课过多，是因为学校没有办法开出合理的薪水，让教授安心教学，有尊严的生活。而对学校来说，也是有苦难言，经费中的十之七八用于教职工的薪水，尽管不多，而学校设备、仪器、书刊的添置，就显得微不足道。严重的恶性循环让教授失望，也让大学越来越难办。所以，蒋梦麟在得知政府的任命后，并不乐意接受。
对于蒋梦麟的这种顾虑，他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傅斯年、胡适等人心中相当清楚。傅斯年对于北大向来热心，于是找胡适商量，如何能筹到一笔款项来帮助蒋梦麟重整北大。经过他们二人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顾临详谈，决定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北京大学每年各出二十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款项，用于设立研究讲座、专任教授以及购置图书、仪器的费用。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一百万元援助计划让蒋梦麟信心大增，使他有可能放手进行整顿，在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对于那些平庸的教授，蒋梦麟大胆辞退，他明白告诉各学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将得罪人的事留给自己，将讨好人的事让给部下。这是一个理想的大学校长应有的魄力、担当与情怀。
中基会的经费为蒋梦麟聘到最好的教授提供了可能。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北大教授队伍相当整齐，首批聘请的研究教授有汪敬熙（心理学）、曾昭抡（化学）、冯祖荀（数学）、许骧（生物学）、丁文江（地质学）、李四光（地质学）、赵乃抟（经济学）、周作人（中国文学）、刘复（中国文学）、徐志摩（外国文学）、陈受颐（历史学）、汤用彤（哲学）；稍后续聘梁实秋（外国文学）、叶公超（外国文学）、江泽涵（数学）、萨本栋（物理学）、饶毓泰（物理学）、朱物华（物理学）、张君绂（政治学）、吴定良（统计学）、葛利普（地质学）、斯伯纳（数学）、奥斯谷（数学）等。稍微熟悉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科学史，就知道这些人的分量，知道他们皆一时之选。
在解决了北大的经费问题之后，蒋梦麟在胡适等人配合下，对北京大学的行政和教学制度作了很大变更，拟定了北大长期发展计划，明确“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基本方针，并以此方针改变了学校原来的一些制度，规定北大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
在学校的组织系统方面，蒋梦麟改文法理三科为文法理三个学院，实行学院制，全校共设十四个学系。文学院先由蒋梦麟兼院长，后聘胡适担任；法学院和理学院分别由周炳琳、刘树杞任院长。改文学院之英文、法文、德文、东方文四系为英、法、德、日文四组，合称外国语文学系。
北大此次革新要点在于教师的挑选，蒋梦麟的基本想法是对教师只看学术贡献，以期将最理想的阵容摆在北大，从而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1930年以前，国内政治上并不稳定，教育经费积欠严重，教职员不能有尊严地生活，还谈什么研究、教学与创造。蒋梦麟接手后，一方面争取外界财力支持，提高教授待遇，让教授安心于教学、研究，不必再为蝇头小利而在外校辛苦兼课。另一方面，蒋梦麟以制度稳定教授，规定北大教授以专任为原则，在他校兼课者，则薪金较专任者少；在他校兼课较多者，则改任讲师；规定新教授初聘订约一年，续聘订约二年，在聘约有效期内不得中途他去。
为了北大及国内外大学毕业生继续有条件进行更为高深的研究，蒋梦麟改组北大研究院，分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各所主任由文学、理学、法学院院长分别兼任。规定北大研究院为北京大学及国内外大学毕业生继续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报考资格须国内外大学本科毕业者，如志愿研究并有专门著作，经审查合格者，虽未在国内外大学毕业也可报考，唯须经过规定之入学试验，合格者始得为研究生。入院考试的内容，规定一是所专习学科之基本知识，以至少能了解所治学科的基本知识及其沿革历史为及格，此项考试科目至少须在四种以上；二是外国语，以至少能用一种外国语读书、对译为及格。规定本校毕业生在校各学年成绩和外国语成绩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得免其入学考试。本校助教愿作研究生者，经本系主任推荐，可免入学考试。研究生在读年限至少二年，至多五年，规定最初二年必须在院研究。
1932年10月，研究院正式招收二十五名研究生，指导教授及研究课题有马裕藻的古声韵学，马衡的金石学，叶瀚的雕刻瓷器之研究，沈兼士的文字学，刘复的语音学、方言研究，朱希祖的明清史，陈垣的中国基督教史、元史、元典章之语体文及元代社会风俗研究，徐炳昶的中国古代哲学，钢和泰的宗教史、宗教美术，黄节的汉魏六朝诗，周作人的中国歌谣，钱玄同的音韵沿革、说文研究，沈尹默的唐诗研究，许之衡的词典研究等。这些教授均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个阵容不仅为北大的中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不仅是北大百年历史上少有的阵容，也是中国一百年来最为整齐，个体及整体实力都最强的阵容。
当年蔡元培的工作重点是加强文科教育和研究，而蒋梦麟此时的重点则是加强理科的建设，他于1931年聘请李四光出任北大地质系主任。在李四光主持下，地质系的教学设备有了较大的改进，先后建立了矿物学实验室、古生物学实验室、矿物岩石光学实验室、岩石分析室、薄片制造室、天平室、绘图室、测量仪器储藏室，修建了地质学馆，开辟了地质陈列室和研究室，还设立了地质学教室、古生物学教室、选矿实习室等等。其他理科各系的发展也大体相同。据统计，到1935年，北大全校共有实验仪器6716件，标本15788种，药品及实习用具3100多件。这些虽说是大学教育所必需的设备，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北大能有这些设备确乎不愧为“全国各校之冠”的美名。
在图书资料建设方面，蒋梦麟力所能及地加大投入，将图书部改称图书馆，另设图书委员会，研究决定有关图书馆的一些重大问题。为了扩大图书阅览设施，于1934年在嵩公府西院空地建筑新馆，有容纳五百个座位的阅览室和供教授使用的二十四间研究室。书库有防火防潮的设备。图书馆藏书逐年有所增加，至1935年，北大图书馆共收藏中文图书170415册，日文书籍12275册，西文书籍67603册，中外文杂志四百余种，中西文报纸三十余种。并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孤本、珍本和善本。翌年购进不幸早逝的北大教授，著名戏剧史料收藏家马廉即马隅卿先生收藏的小说、戏剧书籍5389册，中多罕见秘本。除学校图书馆外，北大文科研究所藏清朝内阁档案、汉简、拓片等为数尤多。
按照胡适的观察，蒋梦麟的意思是很想把这个新的北大图书馆完全放在一种新的组织和新的效率上。简单说，就是要“美国化”。因为他们深信图书馆，特别是大学图书馆，无论如何，美国的都是世界第一，这也是美国持续创新，不断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蒋梦麟主持下，北京大学在这一时期取得相当突出的科研成果。尤其是研究教授的规定大幅度提高了一些教授的待遇，使他们不必为生存状况而操心，从而将主要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有效推动了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理科教授如李四光、丁文江的地质学研究，饶毓泰的物理学研究，王守竟的光学研究，曾昭抡的化学研究，汪敬熙的生物学研究，冯祖荀、江泽涵的数学研究等，都在国际或国内学术界处在领先地位。在人文科学方面，语音学方面设有语音乐律实验室，先是由刘复主持，1934年刘复去世后，改由罗常培负责，有各种实验语音乐律的仪器55种，主要工作是计划调查全国方音，制成各声调曲线及图表。对中国古音韵和方言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和整理工作。如刘复编辑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十韵汇编》，发表了《敦煌掇琐中辑》《中国文法讲话》《西汉时代的日晷》《莽权价值之重新考定》等，罗常培著有《厦门音系》《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音韵沿革》《国语字母演变史》《切韵探迹》《中原音韵声类考》《中国方音研究小史》等，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方言研究》等。1936年5月，由胡适、罗常培、顾颉刚、周作人等发起组织风谣研究会，得到吴世昌、朱光潜、沈从文、徐芳等人的积极赞助，先后编辑出版了《北大歌谣周刊》和《新国风丛书》等。在历史学方面，由孟森主持的明清史料整理室，购入清内阁大库所藏有关明清史的档案六十余万件，自1933年起，开始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先后由马衡、胡适主持的考古室，藏有各种古器物5000余种，收购和交换的文献资料多达二万余件。考古室还和各学术团体联合组成西北考察团，在新疆一带发掘出汉简一万多件，后经陈受颐、蒙文通、傅斯年、孟森等人的整理，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起到相当大的推进作用。考古室的工作重点是整理所收藏的全部金石拓片，并编辑本所收藏的金石文字目录。从事这项工作的有郑天挺、姚士鳌、罗尔纲等人。陈受颐进行了总题为“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接触”的研究，钱穆也先后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讲义》《黔汉三国史》等著作。在哲学史方面，有汤用彤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史的研究，张颐关于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研究等。在美学方面，有朱光潜的《谈美》《致青年的十二封信》《西方文艺批评史》等著述。在政治、经济、法律方面，比较有代表性和学术价值的著作有许德珩的《社会学概论》《社会学方法论》《家庭进化论》《唯物史观社会学》，张忠绂的《中国国际关系史》《近代远东外交史》《欧洲外交史》，赵乃抟的《英国制度经济学》《重农学派与重商主义之比较》等。
北大具有悠久的出版传统。从1930年起，又陆续恢复出版了各种刊物。由学校主办的除了《北京大学日刊》外，还有《国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自然科学季刊》等。这些刊物基本上都能按时出版，刊载各教授专题研究论文，其它专刊如孟森的《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明元清系通纪》，张忠绂的《中华民国外交史》，陶希圣的《唐代经济史》《顺治元年奏折》《太上皇起居注》《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等均先后出版。
经过整顿的“新北大”于1931年9月17日举行秋季开学典礼。蒋梦麟和北大师生都对未来充满期待，格外兴奋，以为北大终于走出二十年代晚期政治困扰，终于迎来了中兴，北大的希望就在明天，明天一定更美好。然而，正是明天，1931年9月18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九一八事变”突然发生。蒋梦麟和北大师生仅仅高兴了两天，他们就知道空前的国难已到了他们头上，经过八个月辛苦筹备的“新北大”可能要因民族危机加深而被摧毁。
面对空前危机、险恶环境，蒋梦麟和北大师生意识到，民族危机很容易让中国错过从容建设一个新国家的机会，但他们在这个时候必须与这种可能反向操作，一定要在险恶环境中从容建设。民族危机没有吓倒北大师生，反而激起了他们一种莫名的兴奋，那就是打定主意，不顾一切，努力把北大办好，努力为北大持久稳定发展打好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北大在1931年之后六年国难中，工作最勤，从没有间断。甚至一向对现实政治极为敏感的北大学生，在这时也极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活动。“七年之中只有一次值得记录的示威运动。当日军迅速向长城推进时，京沪一带的学生大声疾呼，要求政府立即对日作战。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不时在南京发生，北平的学生也急欲参加此一救国运动。有一天，一大群学生聚集东火车站，准备搭乘南下的火车。军警当局不准他们上车，这班男女青年就日夜躺卧在铁轨上，不让火车出站。最后当局只好让几百名学生南下，与他们在南京的同志会师。”
北大乃至北平学生政治运动大幅度减少，固然有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活动不便的因素。更主要的应该还是承认蒋梦麟、胡适、丁文江、蒋廷黻一大批在北平的知识精英提供的思想启示，他们不厌其烦以自己的经历劝说学生，真正的救国、爱国不是简单地游行示威喊口号，而是追求知识，提升学问，只有学术的进步，教育的进步，才能让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卢沟桥事变之前七年间，蒋梦麟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舟的航向，竭智尽能，总希望让这个学问之舟平稳度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蒋梦麟的“参谋”主要就是胡适和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蒋梦麟基本上都就商于他们。胡适和傅斯年两位，也对北大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与期待，他们在很多时候代蒋梦麟思考，代蒋梦麟办事，代蒋梦麟受过。他们代表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外著名教授，这对北大在1930年代上半期的复兴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从当时北平高等教育布局看，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之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在艰危岁月里，北大校务会议不过是讨论一般校务，实际上，应付难题的时候，北大一校之内，蒋梦麟校长、胡适之文学院长及法学院的周炳琳院长随时集会，北大教授陶希圣也时有参加。国立各大学之间，另有聚餐，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内，随时举行。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大学院院长周炳琳、北大教授陶希圣等人参加，交换意见。梅贻琦总是迟缓不决的，甚至对于很多事情是没有意见的；蒋梦麟总是听了胡适的意见而后发言。在北大校务会议上，如丁文江在座，他的发言最多最有力。在清华同学会聚餐席上，胡适总是其间的中心。蒋梦麟是北平国立八校中决定一切的人，北大在1931年之后六年的安定，乃至北平国立八校在这六年的延续，如果没有蒋梦麟和胡适的参与与智慧，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当平津危机日趋严重时，中国政治领袖审时度势，下令各学术机构寻找机会将珍贵文物图书逐步运往南方，以免损失。同时，也可为将来不得已而进行的艰难抗战甩掉包袱，清理战场。北京大学也曾将重要图书仪器运往杭州国立浙江大学暂存，然而在暑假之后仍然运回了北平，大概是为了使用方便。为了避免珍本图书的损失，北京大学从1933年秋开始有计划地将珍本图书影印出版，以利保存。
在这种凝重的政治气氛下，此后几年，蒋梦麟领导的北京大学为了争取时间，只好小心翼翼地在浅水里缓缓前进，不敢闯进激流，以免正面撞上日本侵华浪潮。北大师生的口号是“在北平一天，当作二十年来做。”
当然，北大师生的谨慎与怯懦是不同的。每当日本“第五纵队”伪装的学者来到这“文化中心”（实际上他们是把北大看成是反日运动的中心）“拜访”时，蒋梦麟总是毫无保留表示自己的态度。有一次，一位日本学者对北大教授大谈中日文化关系，话音刚落，蒋梦麟就明确告诉他，除了日本的军事野心外，我们可看不出中日之间有什么文化关系存在。只要日本政府肯放弃武力侵略的野心，中日两国才能携手合作。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梦麟正在庐山参加蒋介石的谈话会。谈话会结束，蒋梦麟本希望尽快返回北平，但北上的火车已全部停顿，不得已只好滞留南方。
全面战争爆发后，中国教育机关受到严重破坏。平津沦陷后，华北、华东诸多大学老师、学生知道在日军刺刀下绝无精神自由、学术自由，纷纷内迁西北、西南。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战争带给中国的长远损失，为了战后中国的恢复、发展，国民政府没有短视地号召从军，更没有放弃战时的大学要像平常一样办的方针。国民政府教育部及时发布调整方案，宣布在西安、长沙创办两所联合大学，接纳收容从华北、华东等沿海地区内迁的教育机关。
设在长沙的临时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成，蒋梦麟与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为筹委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负责办理校址勘定、科系设置、师资招聘、学生接收，以及教学设备、实验仪器购置、管理等工作。
平时主持一个大学相当难，在战时主持联合大学更难，尤其是要将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三个著名大学糅合到一起，重建学术共同体，其难度可想而知。三所著名高校的教授均非等闲之辈，他们思想不同，见解各异，在许多寻常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怎样让这样的学术共同体正常运转，确实考验着联大常委的智慧。
初到长沙的蒋梦麟一面为战局担忧，一面为留在战区，特别是沦陷区的亲友担心，他的身体本来就不算强壮，遇到这样的特殊时期，就感到有点支持不住。“头痛”不过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而胃病才真正使蒋梦麟精神、体力受到很大影响。虽然胃病发作时，他仍旧打起精神与梅贻琦共同负责，但毕竟是靠三校许多同仁共同努力、同舟共济，方才将联大这条小舟度过惊涛骇浪，平安靠岸。
联大在长沙成立后，很快就聚集了两百名教授和一千多名学生。那些从沦陷区来的学生，父母、家庭的接济因战争自然中断。有些学生甚至与战区、沦陷区的家庭完全失去联系，有些在沦陷区的家长虽然明知子女在内地读书，但遇敌伪人员盘查，宁愿把孩子报成死亡，以免招致无谓麻烦，因而也没有办法正当接济在内地读书的孩子。迁往内地的这些大学，不论是清华、北大，还是南开，也不论其背景是公立、私立，还是外国，战争让这些大学的经费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拨款，因而其困难，不言而喻。经校务委员会议决，教职员薪水一律七折支给。
南京沦陷后，日军溯江而上占领了南昌，长沙随之成为日军飞机的轰炸目标之一。而且从办学条件看，长沙也不是理想之处，于是蒋梦麟飞到武汉想办法，经蒋介石同意，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前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
1938年5月4日为五四运动纪念日，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学。此时，联大共有四个学院，学生总数在1300人左右。翌年春，联大新校舍落成，办学规模再度扩大，学生人数已达3000人。至抗战结束，联大共有500左右的教授、助教和职员以及3000名学生。
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初，以学校的历史与校长资历而论，蒋梦麟应该居于领导地位，但他为了三校团结与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事业，坚决主张沿袭长沙临时大学时的体制，不设校长，实行常务委员制，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共同主持校务。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推请梅贻琦为主席，实际主持学校一切日常行政事务。原定三校校长轮流担任常委会主席，实际常驻昆明掌理校务的仅梅贻琦一人，并一直担任常委会主席，实际负责联大日常事务，蒋梦麟主要负责对外。他们三人之间的友谊与团结是西南联大能在困难时期支持下来的根本因素。据比较接近他们的郑天挺回忆：“联大初成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蒋梦麟校长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校长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联大的困难首先体现在教师的生活上。从1937年起，教师的薪金改为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所得无多。从1940年起开始发全薪，但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那点薪金很难养家糊口。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教师所得到的，就是这种越来越不值钱的钱。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完了。教师们多是靠兼职兼薪，以为补贴。大多数人是卖文，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能作古文的人，向当地富贵人家作“谀墓”之文，这样的生意最好，因为可得实物报酬。像刘文典就是比较典型的情况，他在联大时期虽然心情可能比较郁闷，但物质生活实在说来还是相对比较充裕的，因为他的古文做得好，很受当地富贵人家的欢迎。到了抗战末期，联大一部分教授组织了一个卖文卖字的会。说是要卖字，闻一多还给冯友兰刻了两个大图章，以备使用。
费正清是那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他与蒋梦麟也有很多直接接触。据费正清记述，蒋梦麟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蒋梦麟与梅贻琦为昆明知识界头面人物，并以苦行僧形象闻名，蒋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仅余的衣物、书籍都当卖殆尽。”
联大所面临的困难是严重的，但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不仅克服了文人相轻的恶习，而且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方面都有至今仍值得称说的价值。在人才培养方面，西南联大的成绩极为可观。许多后来在学术界有极大名声、成就的学者，出身于联大。像诺贝尔奖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当时都是西南联大学生。如联大教授吴大猷自述，他当年在泥墙泥地的简陋实验室，以三菱柱放置木架上作分光仪，继续进行研究。但在他担任讲授的“古典力学”的课程时，仍于学期结束时拟出十余个不同题目让学生自行选择进行研究。而杨振宁即选择了其中以《群论讨论多元分子之振动》的题目。1957年冬，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奖金，不约而同致函吴大猷，说明他们多年以来的研究工作均可追溯于此一论文题。
按照分工，蒋梦麟在西南联大各项工作进入正轨后主要负责对外联络，因而有机会常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对于校内事务渐渐疏远。不过按照蒋梦麟当时的想法、说法，在那种特殊背景和架构中，不管就是最好的管，因为毕竟联大是由三所不同学校组建的，三个大学校长都争着管，一定会出问题。而不管，将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就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比较细致地讨论了这一点。
谁也不知道战争要进行多久，谁也不知道西南联大是临时大学还是长久的结合。为了联大的稳定与发展，蒋梦麟不愿在联大内部分出北大、清华，或南开，而是将三校资源交给清华校长梅贻琦统一管理。他个人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外面，利用各种机会、渠道向政府游说，并与美国使馆、美国联合援华会等密切接触，帮助联大特别是联大教授改善生活条件，度过最艰难的一段岁月，最大限度保存读书种子。
公平地说，蒋梦麟从外部为联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蒋梦麟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尽管他做了许多联络组织工作，尽管他在那段时间又很悠闲地去练习毛笔字，甚至拿出大块时间写作回忆录
，但他的精力实在太惊人了，他似乎还有很多时间用不完，还有许多精力无法消耗。于是，特别的政治环境唤醒了蒋梦麟童年时代“学而优则仕”的梦想，使他在脱离政治那么多年之后又深深卷入政治，甚至准备以政治为职业。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蒋梦麟还在联大常委任上就开始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并负责西南联大党务。此外，还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这些职务都劳精费神，但蒋梦麟乐此不疲，似乎很合乎他的口味和兴趣。所以等到抗战即将胜利，政府改组，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院长时，蒋梦麟因各种原因被拉去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到了这个时候，蒋梦麟的兴趣真的不在教育了，他的官瘾越来越浓。
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之后，似乎并没有想到离开联大，因为他觉得国民政府已经成为一个民主的“有限责任政府”，倒阁的事情时常发生，没有一位阁揆有把握永远做下去。所以他可以随着宋子文组阁出任秘书长，但必然要随宋子文下台而走人。这是民主政治的常态，没有永远的阁揆，更没有永远不走的行政院秘书长。根据蒋梦麟的解释，他之所以出任秘书长，主要还是碍于宋子文的面子。从大的方面说，也只是换个岗位继续为国家服务，他没有觉得从联大常委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有什么不妥，因为他相信在行政院服务是短暂的，一旦结束，他还会回到联大，回到北大，继续当他的联大常委、北大校长。
从后来的观点看，蒋梦麟的这些做法确实情有可原，也值得同情，政治发展或许真的像他所期待的那样无常，只是蒋梦麟在过去几年确实因为政治，特别是因为担心与梅贻琦、张伯苓争权而在联大内部刻意让步，仅此一项就已让北大教授们很不爽。而这一点，并不因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而爆发，因为如果没有前面积累的愤怒，北大教授不仅不会因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而愤怒，或许会引以为荣，或许期待蒋梦麟能在政府做更大的官，毕竟政府拥有更多的资源。
也就是说，从蒋梦麟的立场，他在联大“不管就管”，是正面帮忙，是为了联大整体利益，为了联大发展。但在北大教授看来，这是对权力的放弃，是一种不负责任，北大校长为联大常委，不仅为联大发展着想，而且肩负着为北大争利益争权利的责任。这是蒋梦麟与北大教授之间的差异，说不上谁伟大谁正义，各有各的道理。
北大教授对蒋梦麟的这种抱怨由来已久，这主要还是因为联大特殊的组织架构决定的。联大三校有分有合，在学校一级有一个统一的校务管理系统，各个学校依然保留着自己原来的组织系统，只是规模很小。校级管理机构的班底以清华人为主，因而北大教授难免有时候在课程安排、经费分配，甚至学生指导等具体事务上对联大管理层有意见，有时也就自然希望蒋梦麟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去力争。然而每当到了这个时候，蒋梦麟又总是出于大局考量，劝说北大同仁容忍退让，结果北大教授好处没有得到，反而让人感觉小家子气，很不顾全大局。这应该是北大教授对蒋梦麟的最大不满。
据亲历其事的联大教授叶公超回忆，北大或者说三校教授之间这样的小矛盾其实潜藏已久，在长沙临时联合大学刚刚组建时就发生了。叶公超说，因为北大一向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能上课。而清华是有家有业的贵族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宁。至于南开，毕竟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雨露似的，就要干枯。南开总觉得是政府要在大后方办大学，是政府要他们来参加，并不是他们主动参加，因而他们不愿也不可能将好不容易积累的家底挖出来交给联大。清华有稳定的基金，但格于条例不能随便动用。蒋梦麟和叶公超等教授，其中还有一些清华、南开的教授，一度无所事事，就去游览山水，晚上聊天的时候，也就不自觉地说起三校的同床异梦，相互之间总是有点不太满意。大家总是不断打听张伯苓的消息，因为一直弄不清他什么时候来长沙。这些教授利用各种关系向教育部打听，去电催驾，而教育部虽然回电很快，但总是说快了快了，电报转给张校长了。清华梅贻琦的情形也有点类似，迟迟不到，人心惶惶。各校集中在长沙的教授希望蒋梦麟回南京催问政府，甚至有人直接建议，假如张伯苓、梅贻琦两位校长都不愿意来，那就散伙好了，不要联合在一起办了。每当这个时候，蒋梦麟总是郑重其事表示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既然决定办一所临时大学，就是要把平津地区的几个重要学校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因张校长、梅校长一时来不了就不办了。如果我们连这点信心都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呢？我们在这儿多等几天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张伯苓、梅贻琦来了，联大开始了，坚持了八年，成就非凡，这有蒋梦麟的贡献，由此也能体会出三个风格不一、历史不一的大学，要想真正水乳交融合作，要想不出矛盾确实太难了。北大教授对蒋梦麟有点看法，再正常不过。
北大教授对蒋梦麟的不满当然不是这些鸡毛蒜皮类的小事，而是在大的发展方向上，在对未来规划上，他们觉得蒋梦麟用心不够。而这一点，蒋梦麟也知道。他在1943年1月2日致信胡适，其中透露出他无法公开言说的苦恼：“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付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则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意。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棍打死。”
西南联大的创办确实出自胡适、王世杰和傅斯年的建议，他们是大学者、大政治家，不想因战争而中断中国教育，因为战争毕竟短暂，而人类社会永存，中国永存。至于联合大学究竟应该如何办，谁也没有经验，因此才使蒋梦麟有了这些烦恼。反过来说，假如当初政府不接受这个联合大学的建议，北大很可能不会南迁，即便有些人不愿在日伪统治下继续做事，也会像1926年时，离开北京逃往南方。现在将三个来历不同的学校捆绑在一起，假如没有蒋梦麟的忍让，假如蒋梦麟像北大教授期待的那样在联大常委会上与梅贻琦、张伯苓三权分立，西南联大一定会与西北联大一样，在历史上了无声息。这就是“成功的烦恼”。
蒋梦麟的苦恼并不被友朋所知，北大教授比较普遍对蒋梦麟在联大时期不作为深有怨言。傅斯年的这段话应该代表北大教授的共同心声：“我们这些年与清华合作，清华得到安定，我们得到卑视——孟邻先生之情感，关于联大者，并非无其理由——所以我想这一点是不让他的。”
其实，对于北大未来，特别是随着抗战形势日趋明朗，蒋梦麟似乎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在北大每周纪念会上总是说：“现在北大有如拂前微光，抗战后必会发扬广大。”他还对胡适说：“战后国家大事，即以文化教育而论，头绪纷繁，吾辈均须努力以赴之，以求成绩于百年之后。”具体说到北大未来，蒋梦麟更是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设想：
一、方针：北大向来一贯政策，以蔡元培先生治学立身精神为基础，战后在北平创立一文史与自然科学中心，而以社会科学与应用科学附之，而尤以文史为中心之中心。
二、外国文：凡学生无论习何科，必通一外国语，而习国文者尤所必须。
三、群性、个性均加以适当训练。
四、学科程度当加以严格之训练，以期一般程度之提高，不及格者饬令留级或退学。
第一条为集成北大固有之历史，二、三、四条为补北大之失。
五、请美国大学在北大设讲座，并准派学生数人留学美国大学，而给以奖学金。
蒋梦麟说，这几点计划年来时萦绕于脑中，大体反映了他对北大未来的设想。
据此可知蒋梦麟在对联大不作太大希望的同时，也在为北大复兴暗暗使劲，暗中准备。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战后北大在蒋梦麟领导下，必将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胡适也真诚承认：1931年以后，北大复兴，蒋梦麟领导之苦心伟绩，众所深知。抗战后，北大复员，仍不可无蒋梦麟的领导。
胡适的这个看法反映了一批北大教授对蒋梦麟能力、态度的认定，只是蒋梦麟的那些规划和想法，似乎并未被更多的教授所知道，因而在北大教授中才会一再出现对蒋梦麟不满的情绪。
抗战就要胜利了，北大也将复原了，一个全新的北大等待蒋梦麟去领导。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蒋梦麟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蒋梦麟就任行政院秘书长之后，并未想到辞去北大校长、联大常委，因为在他看来，在当时政治体制下，政府改组、内阁倒台随时发生，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子倒了，大树倒了，猢狲没有不散的道理。所以他认为，他碍于宋子文面子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只是暂时“换个岗位”为国家服务，一旦条件成熟，他还回到教育界来，继续当他的北京大学校长、联大常委。
蒋梦麟的这个想法只有胡适比较能理解，胡适于1945年8月托张彭春带信北大同仁，诚恳表达自己对蒋梦麟继续领导北大的支持，并告诉同仁，蒋梦麟为政府征调只是暂时的，希望同仁能体谅这一点，全力帮助傅斯年暂时主持北大事务，使北大平稳度过复员这一关。胡适还表示，他一旦归国，若不得已，亦一定为会傅斯年分担一部分责任，以待蒋梦麟归来。
胡适的用心并不为北大同仁所理解。相反，因为蒋梦麟过去几年对北大事务过于消极，北大同仁早已不满，因此更愿意利用蒋梦麟到行政院任职机会，将蒋梦麟“礼送出境”，于是北大出现了一股“倒蒋风潮”，欲用正在美国的胡适取代蒋梦麟。
北大教授“倒蒋”的硬理由是蒋梦麟违反了他自己在教育部长任上手订的“大学校长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其实是对蒋梦麟无端热心现实政治，无心管理北大事务，对北大即将复员没有很好的安排与布置有关，担心北大如此敷衍下去，不能趁此整顿振作，未免太可惜了。所以传言纷纷，大意是说蒋梦麟已有辞职的意思。
当然也不是所有北大教授都希望蒋梦麟离开，也有一些教授像胡适一样在想，蒋梦麟被政府征召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并不意味着永久离开北大，目前的北大应该善待这次机遇，整理力量，重振自己，不要无端消耗，引发内讧。据汤用彤说，当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消息发布后，他就与周炳琳等四人致信胡适，希望胡适不要在美国继续逗留，而应尽早回国，能在北大复员和未来发展规划方面帮助蒋梦麟。显然，汤用彤、周炳琳等人“此举用意并非对孟麟先生有所不满”，更没有想到蒋梦麟会因此辞职。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特别是周炳琳确实是反对蒋梦麟兼职最激烈的人
，但是他们并不希望蒋梦麟离开北大，而是要让蒋梦麟辞去行政院职务。
另一个证据是，当蒋梦麟辞职传言纷纷时，汤用彤与联大生物系主任张景钺教授联名致信蒋梦麟，竭力劝阻他不要萌生辞意，表示蒋梦麟自1931年就任北大校长以来，“极意经营，提高学术水准，成效彰著”，抗战爆发后，与清华、南开合作，“使联大进展无碍，确保国家高等教育之命脉”，凡此，均可见蒋梦麟“处事之苦心，有识者均当相谅”，所以希望蒋梦麟暂时兼代，不要辞职。
从蒋梦麟内心说，当然希望兼职。但是由于八年联大实在使北大一些教授有些不满，这一点随着蒋梦麟逐渐与北大教授疏离，逐渐与官场密切，就越来越严重。据江泽涵观察，蒋梦麟做官而兼校长，北大教授几乎全体不赞成。有些人以为他将来回来，暂时对北大敷衍过去，也未尝不可，但这只是与他最接近的少数人，多数人很痛恨战时北大敷衍的不当。与蒋梦麟有长时期近距离接触的周炳琳认为，蒋梦麟的兴趣不在大学教育。很长时间以来，蒋梦麟对北大的事不问，每日忙着招待无关重要的外国人，还有云南政客显要，由此可见蒋梦麟的兴趣早已转移，早就不在北大了。
而北大之所以在联大后期出现这样的状况，据江泽涵说是因为蒋梦麟那时避免与教授接谈，当然与学生更没有关系。按照蒋梦麟的性格，他绝对不看教授，教授也只极少数去看他。只有一个校务会议，起初不选举代表，被教授逼迫多时，选出代表，但不肯开会。好像每年有两次，就算稀有的事。开会时总设法阻止多谈。蒋梦麟从外地回来，有时有个茶会，或校庆时有茶会，但在这种会中，北大总务长郑天挺总做出难堪的样子，叫人唱戏或想别种办法闹一阵而散，不愿安排诚恳的真心对话，久而久之，人心涣散。郑天挺这种遇事敷衍态度实际上对蒋梦麟是很有害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管理北大一切事务的人。这种情形联大早期特别显著，联大中后期好些。所以有人说蒋梦麟当了红十字会会长后，精神好多了。盼望他做更大的官，精神可以更好些。
至于蒋梦麟在联大时期发生如此变化的另外一个原因，许多当事人认为是他太太陶曾谷在背后起了很不好的作用。陶曾谷与很多教授合不来。那时，蒋梦麟的家设在乡间，新构茅屋二十余间，距离昆明四英里，为联大教授跑警报的好去处。每逢警报，高朋满座。
不过，也正是这种近距离的观察，使一些教授对陶曾谷很有意见，而蒋梦麟的很多事情，陶曾谷的介入往往使事情弄得更糟糕。根据傅斯年的说法，北大教授对陶曾谷有看法有意见，与蒋梦麟的关系也渐渐不太融洽。大家心里总是觉得“北大大概没有希望了”。发现了这些问题后，傅斯年曾直率地找蒋梦麟谈过多次。而蒋梦麟也总是说：在联大格局下，北大没有办法有大作为，一切只能留待将来。傅斯年苦口婆心劝过多次，结果只是惹得陶曾谷更加不高兴。
不过，“傅大炮”从来不在乎陶曾谷或者其他什么人高兴还是不高兴，他获悉蒋梦麟将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的消息后，依然不客气劝说蒋梦麟赶快回昆明给北大教授解释清楚，因为这个消息事前没有与北大任何人商量，甚至蒋梦麟已经到行政院任职好多天了也没有给北大同仁一个信息，更严重的是蒋梦麟在行政院任职后也曾到过昆明，然而可能因公务太忙，或者因飞机未停，总之他就是没有与北大教授们见面。这自然引起北大教授的不满，也才逐步出现“倒蒋”言论。
傅斯年发现这些问题后，曾找朱家骅商量，既然蒋梦麟被政府征调，那么就请周炳琳代理一时，不意就在这个时候，傅斯年却接到北大教授好几封信，甚至包括郑天挺在内，而尤以周炳琳更厉害，几乎一致主张蒋梦麟辞职，另请胡适继任。傅斯年去找蒋梦麟谈此事，可能是说得太直爽，使蒋梦麟有点生气，发了一点脾气，不过事后甚好，通情达理，积极处理善后问题。然而又过了一段时间，蒋梦麟对傅斯年的态度又有变化，“若有所芥蒂”。对此，傅斯年的判断是：大约又是蒋太太陶曾谷的把戏，也许是因为蒋梦麟在行政院已经做的有趣味了，所以心理如此。而这样一来，陶曾谷最高兴。总而言之，与蒋梦麟关系稍微密切的人，都认为蒋梦麟在联大后期个人信誉下降，与陶曾谷为人、风格有直接因果关系。
不过，在傅斯年、朱家骅这批朋友劝说下，蒋梦麟发现一切不能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时候，并不能如他所愿继续兼职的时候，他做的那些善后还是很得体的。他知道傅斯年、朱家骅这些朋友无论怎样激烈，都是为他好，都是为了爱惜他的羽毛，为了他的信誉，为了不致离开的太难堪，所以当朱家骅、傅斯年当面劝说辞职时，蒋梦麟并没有什么激烈反应。
大约在朱家骅、傅斯年当面劝说之前，那些传言或不满并不都能传到蒋梦麟的耳朵，所以他听了朱家骅、傅斯年劝说后立即表态：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会引发辞职问题，一直认为可以兼任，因为一直相信“行政官吏”不可能是个永久职业，至少对他个人来说是如此。现在既然各位都这样认识，那么他也就觉得“必须辞职”了。
1945年8月7日，蒋梦麟几乎专程从重庆赶回昆明，邀请北大教授召开茶话会，正式提出辞职问题。在这个会上，蒋梦麟态度极好，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和不满，并且告诉各位，政府已经考虑的北大未来，大概是要胡适回来做校长；在胡适没有回来之前，可能要派人代理。他先是建议汤用彤代理校长，但不知何故被汤坚决拒绝了。
汤用彤的拒绝完全是个人原因，并不影响蒋梦麟那天整个情绪。他在这次茶话会上措辞诚恳坚决，北大教授闻悉之下，神志黯然，“盖惜其去而知其不能留”
，总觉得是北大重大损失。不过，也正是蒋梦麟的诚恳大度使他重新赢得了北大同仁的同情和理解，再没有使他离开显得多么难堪。
蒋梦麟官兴正浓，是北大同仁不愿让其兼任校长的一个原因，但北大同仁中也有人很期待蒋梦麟能在行政院秘书长的位置上对北大多有帮助
，这是算从比较好的方面说的；而从坏的方面讲，更多的人则认为蒋梦麟无论多理想，有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头衔，“就不免是自由之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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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下，蒋梦麟在北大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他这样离开北大可能也正是他最好的一种选择。
1946年7月12日晨，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以及蒋梦麟的太太陶曾谷在南京机场迎接出使美国归来的胡适。他们既有工作上的关联，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中午，朱家骅设宴招待。7月14日下午五时，国际联欢社又为胡适举办盛大鸡尾酒会，蒋梦麟、王世杰，以及美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费慰梅、法国参事桂保、苏联文化专员弗拉德金等参加。8月27日下午六时，已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为蒋梦麟举行欢送会。席间，胡适劝蒋梦麟早日脱离行政院，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仍回北大当校长
，这多少都挽回了蒋梦麟的一些面子。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由于蒋梦麟那批真心朋友如胡适如傅斯年在他去职后一再表彰他在北大贡献，因而更使人觉得蒋梦麟这次离开北大，也许反能使他在北大的地位增高。这确是北大之福。
蒋梦麟离开北大是北大的遗憾，但对蒋梦麟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自五四运动期间到北大代蔡元培主持日常事务以来，不知不觉间度过了二十七年时间。在这二十七年间，除了几年在浙江大学区，在教育部外，基本上都把精力、智慧奉献给了北大。蒋梦麟对北大当然难以割让，然而太长时间任职，似乎也使他有了想改变自己的冲动。所以，一旦遇有合适机会，他一定不会放弃。
而合适机会主要还是出于蒋梦麟的善良，也就是说，如果联大那种特殊格局，如果不是梅贻琦一人可以包打天下，如果北大继续单独发展，蒋梦麟可能都不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梅贻琦太能干了，蒋梦麟不忍心介入联大事务，而仅仅靠写自传，靠练字，还不足以消耗掉他那过人的精力，于是不知不觉间，蒋梦麟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外面，希望介入一些有意义的社会事务、政治事务打发多余的精力。这大约才是蒋梦麟离开北大离开联大的最初动因。只是事情已经过去，木已成舟，蒋梦麟也只好尊重这个现实，另走一条新路。
北大是蒋梦麟服务最久的地方，在北大过往百年历史上，蒋梦麟到现在还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北大的辉煌有蒋梦麟的贡献，他的历史久已成为北大历史的一部分。1950年12月17日，为北京大学五十二周年纪念。在台北北大校友聚会上，傅斯年演说中有几句话说到蒋梦麟，也说到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傅斯年走下讲台后，蒋梦麟对傅斯年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蔡胡）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傅斯年闻言笑着溜走了。
。
1947年3月，行政院改组，宋子文辞职，蒋梦麟随之辞去所担任行政院秘书长，转任国民政府委员。
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农村一片萧条。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破坏且不说，即使在国统区大片地区，由于战争需要，政府强行征兵征粮，窒息了人力和物力。中国农村有待于复兴，否则国家经济将出现严重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两国政府为了将中国萧条的农村用近代科学方法重新组织起来，于1948年8月5日在南京换文，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
8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例会通过以蒋梦麟、晏阳初、沈宗瀚为农复会中方委员；两位美方委员为穆懿尔（R. T. Moyer）、贝克（J.E. Baker）。五人互选结果，推蒋梦麟为主任委员，晏阳初任执行长。
从事中国农村复兴，是蒋梦麟少年时代的理想。1909年留学美国时，他报考的第一个专业就是加州大学农学院。蒋梦麟那时认为，中国既然以农立国，那么只有改进农业，才能使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得到幸福和温饱。同时他幼年时代毕竟是在以农耕为主的乡村中长大，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本来就有浓厚兴趣。为国家，为私人，农业都似乎是他最适合的学科。
农复会是一个会议组织，所有决定，都是经过全体委员的反复商决。其工作情形，曾在农复会任职的李崇道说，“五人委员会是最高决策单位，不是首长制，采委员合议制，事情的决定由大家商议，但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表决。美方人员也很有雅量，五人中只有二位美国委员。后来委员人数改为三人，则美国委员只占一人。换言之，举手投票若以政治立场来讲，美方一定输。委员会完全实行辩论方式，要把理由说服到每个人都同意为止，这都是非常独特的制度。……委员会也从不下条子提案，所以没有提案权，但有否决权。各组所提计划，不合政策则否定之，但没有强制指示要如何做，应如何做。首长只有否决权，因此不可能束缚各组的专家们，这是很大的特点。再从另一角度看，农复会很像学术机构（学院、学府），其实力在于各组的专家，等于一所大学的真正力量在于系，系的力量在于教授。这点也是因为蒋梦麟先生、沈宗瀚先生都是大学教授出身，领导大学院校与研究机构这么久才有这种气魄。除非各组专家提出计划，委员会毫无办法。”
其具体情形，农复会秘书长蒋彦士说：“蒋梦麟先生领导农复会时，琐事完全不管，公事也不看，公事由我批。我与主任委员说：你们五位构成一个整体，都是我的老板，假如五个人都是我的老板，究竟哪一个是我的上司？我跟他们都讲明，我这个人是很坦率的，我觉得农复会这个机构很好，五个委员都是我的上司，有事情他们决定了，由我执行，大的事情我绝不会依个人意见去做，一定要五个人同意我做，我始终保持这个精神，这一点他们非常欣赏。我以这个方式使他们五个凝聚在一起。因为这个五人委员会不同于一般委员会的委员，平时不来，开会才来，他们五个人一天到晚在一块，从早到晚都在这里办公。我有报告之类就大家都发一份，公事如何裁决也是五个人在一起开委员会我向他们报告，执行时我一个人执行，公事他们不看的。因为五位委员都是专职委员，必须使他们凝聚在一起，这是很要紧的。在五个委员之间，如何使他们彼此欣赏，来为公众目标做事，这是我的责任。五个委员彼此相处良好，有意见在会议中讨论。”
农复会之所以在后来的若干年里发挥特殊的作用，原因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其这种“非政治”的性格。中美两国委员的“联合”工作，使农复会可以免于一般中国官僚机构“泛政治化”的宿命悲剧。在中国政治史上，农复会“这种专业取向的、非政治的特质确实别树一帜，颇具特色。”
农复会成立后，先后在湖南、广西、广东、云南和四川等地设立五个办事处。与此同时，蒋梦麟与沈宗瀚等农复会的成员就分头前往各地进行考察，以期推动农村的进步。但是由于此时国共两党之间所爆发的战争已明显吃紧，蒋梦麟虽曾一度向蒋介石表示在无锡等地进行实验，但并没有真正进行。
农复会的工作真正获得进展，实际上是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
1948年12月3日，农复会在南京召开在大陆的最后一次会议。第二天迁往广州。随后，随着战争的进程，蒋梦麟曾一度到台湾考察，设想一旦大陆不保，将台湾作为农复会的工作基地。
翌年（1949）2月，蒋梦麟与穆懿尔、沈宗瀚在台北与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财政厅长严家淦等人洽商筹设农复会台北办事处。8月，农复会自广州迁往台北。稍后，即在台湾开始了他们的试验。
在农复会迁往台湾的第一年，其工作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由于台海局势的恶化，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出现变动，农复会的经费来源受到很大的影响。美国方面要求农复会编制经费预算由先前的一年为期改为半年。稍后，甚至通知农复会，一旦局势持续恶化，美国方面可以单方面中止合作，关闭农复会。
美国的态度引起了农复会的惊慌。1950年2月10日，农复会举行会议专题讨论一旦局势持续恶化，农复会的应对措施，即万一台湾局势危机时，农复会同仁如何撤退。讨论的结果，决定尽快裁员：一、委员会正设法使同仁于危机时撤离台湾；二、同仁如欲于2月15日改组时，愿辞职离开台湾者，委员会可以同意。同仁闻之，益为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农复会的工作自然无法正常开展起来。是年2月16日起，农复会改组为土地、水利、农业、畜牧、肥料分配、农民组织及卫生七个组。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农复会天天都面临着关闭的危险。
到了1950年，朝鲜战争突然爆发，美国的中国政策开始改变。是年7月，美国政府对台湾的经济援助进一步扩大，于是台湾的局势趋于稳定。农复会终于度过了最难的时期，开始长期计划，培植人才，增聘专家，在台湾农业发展与技术进步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早在1949年2月台湾之行中，蒋梦麟就对陈诚说：“农复会的工作方针是两方面的，好像一把两面快的剑，一面用之于社会，以推行公平的分配；一面则运用近代的科学方法来增产。因为我们相信，只讲生产而不讲公平的分配，那么增加生产以后，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结果必会造成社会的纠纷，不但于事无补，恐怕对整个社会而论，反而有害。如果只讲公平分配而不讲生产呢？结果等于分贫或均贫，而不是均富。我们的目的是要均富，均富并不是说平均分配，而是公平分配，使大家得到合乎公道的一份，不是使人人得到大小一样，轻重相等的一份。我们一方面讲公道，一方面讲生产，这就是我们的两边锋利的一把宝剑。”蒋梦麟指出，公平分配最要紧的是土地改革，那便是实行孙中山一直主张的“耕者有其田”。
蒋梦麟的解说深受陈诚的赞赏。其实，早在1940年陈诚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就曾经作过土地改革的试验，在湖北十四县推行“二五减租”，而且收效很大。所以他同意并且也确实想在台湾省进行试验。不过他也告诉蒋梦麟，目前的台湾百废待举，单凭他一个人与政府的力量，恐怕并不易做到。经费既不够，技术人才也不足。对此，蒋梦麟立即代表农复会表态说：“只要省政府有推行土地改革的决心，农复会一定尽力帮忙。”
陈诚对蒋梦麟以土地改革为重点，带动农村复兴的建议非常支持，于是于1949年4月国民党在台湾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就开始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并决定省政府从四个方面去进行，一是把日本占领时代留下来的各种农会加以改组，使之成为真正的农民农会；
二是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三是在生产方面着重实行水利建设；四是在农业技术方面注意施肥、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生产办法。
关于“三七五减租”的由来，据参与其事的蒋彦士说：“全国各地的租金，我们以百分之五十为平均数，有些地方地租高达百分之九十，如四川。台湾省平均大概是百分之五十。换言之，农民生产的稻谷百分之五十要交租，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甘薯地也是百分之五十。以平均百分之五十来二五减租（打二五折扣），即三七点五。在贵州我们做‘二五减租’，二五减租的减法是：如你是地主，他是佃农，而你向他租的地租是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六十，打二五折扣（减掉百分之二十五），一定超过三七点五，假如地租是百分之五十，二五减租刚好是三七点五。台湾即假定地租平均都是百分之五十。”
国民党刚到台湾时，岛内农业和大陆情况差不多，台湾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付的租金至少是收获总量的一半以上，这是很不合理的租佃制度。因此台湾土地改革的第一步，是将农民向地主租用的耕地，租期提高到至少六年；租金减少到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这不但对农民生产有激励作用，并使农民的收入有实际的提高。第二步是将土地重新分配，此“土地”是指农民向土地所有者租用的土地，农民是佃农。此步骤也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将日本撤退时留下来的公有土地和公营事业经营的土地、公事机关所有的“公地”统统收回成为政府的公有土地；二是实行私有耕地，由台湾地主所有出租土地。这两部分耕地加起来将近五十万公顷，约占台湾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政府在这五十万公顷的公私有土地上实施孙中山土地改革的最高理想，即耕者有其田。这工作又可分为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公地放领”，把公有出租的耕地卖给实际耕作的农民；一是“耕者有其田”，把私有出租耕地卖给耕作的农民。这两项措施都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这个计划与“三七五减租”是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最重要最成功的计划。也正是在这个计划中，农复会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功能与意义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加以论说：
第一，是政策实施方面农复会所发挥的鼓励和配合。土地改革这项政策，国民政府早已制定，其主要内容便是孙中山一直在强调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但由于种种特殊的背景与原因，这个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基本上无暇实行，更不要说是成功。而在这诸多原因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国民政府缺少外力的鼓励，尤其是来自美国的鼓励。直到中美通过“援华法案”成立农复会后，这等于是美国政府鼓励中国改造农业。于是，当农复会成立后，蒋梦麟才郑重地向蒋介石提出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也向蒋梦麟保证，只要农复会能够帮助政府实施土地改革，则政府愿意用全力来实施。
第二，是经费的补助。由于农复会掌管美国对华援助的大量资金，因此它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试验的时候，有力量有能力对这种改革进行经费上的补贴。这一点对于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是农复会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土地改革提供技术设计和执行的严密。土地改革的对象是数千万户的地主和佃农，以及数十万顷的耕地，要改革成功在涉及和执行上必须把握住台湾每一块耕地和每一户地主和佃农。因此，在办理“三七五减租”时，业务方面要办理租约的登记，把佃农与地主的关系弄清楚。在“耕者有其田”的业务方面，要把握住出租的土地，把每一块出租耕地查明。故在私有耕地部分，办理三七五减租时，将近四十万公顷的耕地，包括二十六万公顷的出租地，共八十二万笔，均需一一查明。“耕者有其田”实施后，二十万佃农获得土地成为自耕农。同时，放领出租已久之耕地三十万公顷。公有耕地放领至1958年止，约有十四万农户也获得土地成为自耕农。凡此，基本上都是在农复会的充分协助下进行的，当时农复会承担了这方面的大量琐碎而繁重的工作。
农复会注意求农林渔牧各业的增产，以达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目的。增产的途径固然要靠现代新的农业科学与技术的引进、实验，研究与推广，但更重要的要靠农民增产的意愿。换句话说，就是农民自己要有增产的兴趣。那么，怎样才能使农民有增产的兴趣呢？这就要使农民知道，一切增产收入都可以用来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与增产工作同时并进的，就是农村社会的改革。如果没有农村社会的改革，农民自己没有自己的土地，那么农民就不可能有增产的兴趣，就不可能真正愿意引进现代新的科学技术改进农业落后的生产方式。
台湾的各级各类农民组织的真正权力，过去一向操在非农民的手里。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府曾在1946年与1947年两次改组农会，虽组织上改为民主方式，由理事会作业务决策，但因农会会员的资格未予妥善地界定，理事会乃为住在农村而非农民的所谓“领袖”所把持。乡镇农会亦普遍亏损。经过农复会组织进行的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经济改善，知识水平提高，希望进一步改善生活的意愿也随之增强，他们要求在自己切身有关的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农复会利用农民的这种愿望，以协助政府进行农会、渔会、水利会的改组。有关改组政策的重要会议，蒋梦麟差不多每次都亲自出席。改组影响所及，达于台湾全省农民、渔民。后来台湾广大农村居民之所以能自由地运用民主的权利，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意愿，显然与农复会的辛勤工作有关。谢森中回忆道：“农会改组是一件大事。以前农复会有农民组织组，专门协助省政府加强省农会的组织，尤其是乡镇农会，因为日据时代农会称为农业会，那时，第一，会长是官派的，由政府指定；第二，主要功能是收集米粮输往日本，因日本需要台湾的米。农复会帮助省政府改组农会，由官派改为民选：乡镇农会有360个，理事、监事、理事长、总干事是农民自选，农复会补助行政经费；另外帮助农会增加设备，如肥料仓库、米仓库，以及运销业务等。使农会民主化，这是组织上的改革，但这也涉及会长人选方面的因素，所以它的成败就难以估量。……农会改组，不应只是政府行使公权力的代表，理论上讲，经过这次改革，下情也可以上达。棘手的是，因为农会是理事长制，常常容易牵涉地方势力与派系之间的纷争，假如农会的领导者不理想，事情就难以调解。尤其是在乡镇农会，台湾农会虽有三级：省农会、县农会、乡镇农会，但根本业务还是在乡镇农会做；乡镇农会为农民解决问题，县农会是架空的，省农会推广业务、代表农民等。”
关于蒋梦麟在农会改组过程中的作用，据亲历其事的欧世璜回忆：“我知道蒋梦麟先生十分注意，我曾和他去看过几次农会，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当时台湾各乡镇农会，有许多业务不振，蒋先生看到许多农会的基本经费不足，业务无法开展，农会最主要的收入是粮食局征收农会稻谷的租金，但为数甚微。蒋先生请粮食局长增加租金，使农会多些收入，同时估计粮食局要负担七百多万的新台币，在财政困难的同时，可说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蒋先生说若粮食局不能负担这七百多万，农复会可以补助他。后来大概局长也深明大义，增加了租金，使农民的收入都提高了。”
在农复会的领导层面，沈宗瀚与美国方面的委员穆懿尔两人是学农的出身，其主要的精力差不多都集中在农业的增产方面。而蒋梦麟则更多地注意农村社会的改革工作，如土地改革、农会、渔会、水利会的改组，以及后来提倡的“四健”教育，与谋求人口问题的解决等等方面。如此分工合作，农复会始能有后来那样的成就。
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具有相当复杂的因素和内外条件。但是如果从农复会的工作情况看，则有两点似乎是肯定的。一是蒋梦麟领导的农复会的工作，由于服务的殷勤，取得了农民的信仰，于推行减租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助力；二是关于土地改革的许多基础性工作，如像编制地籍卡片，以及各项统计工作等，大半由于农复会的协助而获顺利推展，为三七五减租之后，迅即进一步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奠定了基础
，从而完成“远东方面实施社会改革极有意义”的一场“不流血之革命”
，重建了台湾农村社会。
农复会在台湾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就蒋梦麟个人来说，则是其对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变迁及知识分子责任的清醒认识的自觉行为。他于1959年5月曾在北京大学同学会的集会上指出，五四时代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之所以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光而无成效，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谈科学与民主的人主要限于学校，而未走出城市，不能深入广大的农村。他说，“我这11年间，经常到农村去，每一个穷乡僻壤都到过，这才出了‘象牙之塔’。”基于这种认识，蒋梦麟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本于深入农村以及专家报告、统计数字，深入了解台湾农村问题之所在。曾撰文指出台湾农业的主要特点约有十项，即1、农场小，农家人口多，土地利用高度的集约化；2、农产品除供农家自用外，商品化的程度甚高；3、实行稻谷换肥制度；4、部分农产品实行保证价格，用以保护农民收益，稳定生产；5、乡镇农会组织的健全及业务的综合性；6、农业生产与农产加工业密切的联系；7、政府协助主要农用品的供应，以保证农用品的充分供给，及合理的价格；8、水利的兴修及改善，水利灌溉为台湾农业的动脉，80余万公顷的耕地中有50余万公顷是灌溉田；9、政府及公共机构对农业发展计划热心参加支持；10、农业生产技术水准甚高。对于台湾农业的发展方向，蒋梦麟提出“几个值得一提的个别计划”：一、进行土地改革；二、兴建石门水库；三、开展防鼠工作；四、牲畜病害防治计划；五、作物品种改良；六、森林资源的航空测量与调查；七、渔业发展计划。对于台湾农业发展应持的精神，蒋梦麟提出的建议是，一、农民的自助精神：由于人民先有地方性的发轫力及期望寻求改进的愿望，故政府再从事计划及协助推动；二、农民自愿及自动的参加农业建设计划的执行和实施，即Farmer’s Participation的精神；三、政府与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人民可透过各种农民组织向政府提供建议及意见，政府亦随时将政策及建设计划重点向农民说明；四、所有建设计划均希望能逐渐由地方机构负责主持推动，使其可永久地在农村中生根。
另一方面，农复会在台湾的成功是国民党鉴于在大陆的失败而发奋图强的结果，就蒋梦麟来说，则是他对国民党光复大陆的失望，他不相信国民党有力量反攻大陆，而相信两岸的“分治”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国民党只有在台湾发奋努力，才是应该走的道路。据顾维钧回忆，1955年9月，蒋梦麟在访问美国时曾向他详细表达他的这一看法：“9月29日，我接待了蒋梦麟博士。他来是为了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年会的，同时也恢复了他和国际合作署政策制订者的接触。我问他对台湾局势的看法和一般人的感觉如何。他是现实主义的。他不相信我们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收复大陆，但是也许我们的下一代有可能。他认为世界人民需要和平害怕战争，特别是美国人。而没有美国人的帮助我们就不可能成功，除非大陆人民起来造反。但是面对共产党统治者无情镇压的危险，这种造反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未必能实现的事情。与此同时，那些从大陆逃到台湾来的人，正处在日益增加的困难之中，他们的资财已经耗尽，而在台湾谋生的机会很少。另一方面，台湾本地人，由于政府实行了改革，获得比以往稍好的生活。蒋博士说，他曾在向蒋委员长辞行的时候谈过这些，委员长对他的话表示惊讶，并认为大陆来的人并没有多少困难。蒋博士说，但是，事实上大陆来的年纪大的人，愈来愈少，不久将去世。年轻一些的人，在大陆时年纪小，对过去的生活记忆少，已经适应在台湾的生活，对回大陆没有热切的愿望，这是很现实的图景。”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蒋梦麟才决心在台湾的经济建设中大显身手。
石门水库的建设是蒋梦麟生命过程的一个重大事件。1954年3月，台湾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农复会、建设厅、水利局、电力公司等五单位联合组成石门水库设计委员会，隶属于经济部，所有全部设计研究费用共计新台币11952800元，都由农复会负担。翌年7月7日，石门水库破土动工。1960年12月16日，石门水库正式开始导水。1963年8月11日，石门水库正式放水，受益面积达一万五千公顷。1964年6月14日，即蒋梦麟病逝前10天，石门水库举行竣工典礼。
石门水库这项工程对台湾经济尤其是农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一，石门水库是以耕者有其田出售的四大公营事业，水泥、纸业、农林、公矿四公司的股票来贷给农民以取得土地，农民交还地价的款，以作修筑的原始经费；第二，石门水库的最初发起是由执政党的第三小组的建议，公推陈诚领导进行的，蒋梦麟、陈诚和黄季陆等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蒋梦麟并且是这个小组的组长，连选连任一直到他逝世；自陈诚辞去兼任的石门水库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之后，蒋梦麟便于1958年8月5日起兼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一职务，担负起这一重担。至石门水库建设工作基本完成，将移交给台湾省政府石门水库管理委员会管理的时候，蒋梦麟才于1963年8月16日将这一职务移交给台湾省政府主席黄杰兼任。
对于蒋梦麟如此关注石门水库的建设，在当时的台湾也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或反对。1960年4月19日，蒋梦麟随台湾“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列席“立法院”，于王氏报告后，由蒋梦麟与石门水库执行长徐鼎芬分别报告。第二天，王云五在答复“立法院”咨询时，一位姓潘的“立法委员”讽刺蒋梦麟不应兼石门水库的职务。王答曰：“潘委员（咨询者）不知道蒋主任委员对于石门水库曾有深远的关系，石门水库在筹备时期多赖蒋主任委员以农复会主任委员的地位畀予的支持，并且对于美国援款的交涉，也尽了很大的努力，所以他兼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委的任务，可说对任何方面，都是最适当的人选。蒋主任委员在农复会已奠立很好的基础，所以目前对于农复会的工作，只从重要政策上亲自主持，得以大部分精力时间主持石门水库，因此行政院认为他的兼任石门水库工作是无碍的。”
石门水库的建设是蒋梦麟晚年的一件重大事情。这一工程在他病逝前10天方举行竣工典礼，本来是安排他主持典礼仪式，他却不幸因病住进了医院，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据说他在临终前几日，口中仍喃喃说出“石门水库”四个字。可见他对石门水库是如何的关切了。
伴随台湾农业复兴，人口剧增。蒋梦麟认为这是一个沉重负担，于是提出节育问题。以为只有节育，控制住人口盲目增长，农业复兴才能真正实现，才能真正化解台湾人口的压力。
蒋梦麟对节育问题的注意应该说由来已久。早在1922年他就介绍美国提倡“生育制裁”（Birth-Control）的山格夫人（Mrs. Margaret Sanger）到中国来访问
，并在北京大学演讲。至少从那个时候开始，蒋梦麟已对人口的增长必须与社会经济的增长同步有了相当深切的认识。据胡适当年为欢迎山格夫人在北大演讲代校长所拟的《启示》说：“无限制的生育，使人口之增长超过教养的能力，小之可致一身一家之贫窭，大之实为世界文化与和平之一大危机。西洋自马尔图斯以来，学者多有提倡‘生育制裁’之论者，但社会习于成见，往往认此事为不道德。实则与其生而不能养，与其生而杀之以贫病，何如预为制裁而不生之为愈乎？”
蒋梦麟与胡适都是相当清楚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都清楚节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蒋梦麟到了晚年积极提倡节育和控制人口的增长，便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了，而山格夫人的影响便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因了，以致将近40年之后，胡适对此事仍然念念不忘
，可见此事对蒋梦麟与胡适的影响。
1950年，农复会资助台湾省农林厅举办一小规模的农家经济调查，由此蒋梦麟开始重视台湾的人口压力及应取的政策。他认为，台湾人口的增长速度过快，1960年时，台湾的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八，石门水库完成后增产的水稻只够应付台湾一年的人口增长，同时一年人口的成长有一个高雄市，但台湾有多少地方可以建水库？又有多少地方可以建高雄市呢？因此蒋梦麟主张，为了台湾的未来与发展，台湾在增加生产的同时，一定要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否则，台湾最后将不堪人口增长的压力。
在蒋梦麟的著作和言论中，最先提出人口问题的是1951年2月出版的《适应中国历史政治社会背景之农复会工作》及同年7月出版的《土地问题与人口》两文。他在这些文章中提及中国历史上“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的古训，明确提出人口与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1952年7月25日在《中央日报》发表的《为什么少限田？限田以后怎么办？》及同年8月在《土地改革》第2卷第12期发表的《台湾三七五减租成功的因素及限田政策实施的几个问题》两文中，也均提到台湾的人口问题，并认为限田扶农政策实行之后，急待解决的就是人口问题。接着在1957年10月2日，于《征信新闻》上发表了《谈谈台湾的人地问题》，主旨在于指出台湾耕地有限而人口增长过速。之后，便是1959年4月1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这是中国现代人口政策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文件，等于蒋梦麟的《人口宣言》。此一文献经用中英两种文字发行单行本，不但引起台湾人士的重视，也引起国际社会的莫大注意。蒋梦麟在这一文献中揭示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台湾省每年增加一个高雄市的人口；一是每年消费一个石门水库所能增产的粮食。从自之后，台湾各大报纸、杂志等传媒，都就此展开激烈的讨论，虽各家主张不一，见仁见智。但此一问题终能引起朝野上下的注意，而认为必须求得解决，有所措施，则为大多数人之意见。
蒋梦麟之所以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其思想根源或许如罗家伦在怀念蒋梦麟时所指出的那样，蒋梦麟虽然受过西方高深的教育，为期很长，但他也曾受过中国农村的熏陶。两种的耳濡目染，在他下意识里自然而然地发生一种化合；何况他从实验主义的名师杜威博士受教多年。他在美国时期也为侨报撰文，深知侨胞为缺乏知识而不能得到高等职业的痛苦。我国学人动辄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的问题太大，暂且不论。但为生民立命，则生民的衣食常常要成问题，又何从为他们立命？为了解决这迫切的难关，所以他再度主持北大以后，费了很大的力量，发展理学院，希望从基本科学为骨干，进而发展其他有关部门。他自己到了台湾，和若干专家作环岛考察以后，发现民间的疾苦太多了。如衣不足暖，食不够饱，灌溉的水量不足。动植物病虫害到处传染，家庭逾穷而生育逾多，生育逾多而贫穷逾甚，婴儿死亡率逾大。这种悲惨的情况，断非丰衣足食，子孙满堂的封翁太君们所能想象的。中国自古就有“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的古训。蒋梦麟由农复会来提倡节育，也不过是根据这个原则行事。
另外，蒋梦麟到了台湾之后，除了进行实地调查外，更作了一个时期的专门研究，曾与不少专家交流过意见和看法。尤其是农复会的美籍委员贝克（John B. Baker）因曾在华洋义赈会服务多年，对中国社会经济情况了解相当深刻，他曾于1951年4月在“联合国同志会”发表有关台湾人口问题之公开演讲，题为《人口与生产之平衡》，以为台湾人口增加太快，生产速度不能与人口增加速度相平衡，因此主张对家庭采取限制办法。至于采取什么样的限制办法，什么时候开始这种限制，贝克认为则应由台湾经过缜密的考虑之后自己去决定。贝克的这次公开演讲引起当时各方面的注意，激起很长时间的辩论。而贝克的演讲本身实际就是他与包括蒋梦麟在内的农复会的一些专家长时期研究、调查的结果，可以说是代表农复会的官方发言。因此，蒋梦麟对于台湾人口问题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说也可以说曾受到贝克的影响。
提倡节育，限制人口的增长，是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相冲突的。因为就中国传统社会最为看重的家庭而言，中国人的理想是五世其昌，子孙满堂，多福多寿，必须多男子，不孝有三，而以无后为大。即便从国家来说，中国也素来主张广土众民，人君常以“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为忧，谋国者尤以“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为戒。因此当蒋梦麟的节育主张提出后，曾在台湾引起激烈的论战，许多人都反对这一主张，以为台湾生产力有限，人口增加太快，当然感到压力很大，然而这些反对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认为，“我们都知道中央政府在台湾是短期的，我们决不能有偏安一隅的心理，我们的目标是反攻大陆，并且希望很迅速地回到大陆去，尤其现在正提倡发展人力资源，在台湾建设需要很多的人力，收复大陆后有更多的事情需要人去做，人口增加是自然的趋势，我们的眼光不能专看现在的压力，应该注意将来的需要。因此，提倡节育，我认为实无必要。”
甚者指责蒋梦麟的节育主张严重违背了孙中山的遗教，并有人给蒋梦麟写匿名信进行威胁谩骂的。有一个自称“反共斗士”匿名“自强”的人在给蒋梦麟的信中，除了进行诬蔑辱骂外，更在结尾部分说：“你如果尚有一丝人性的话，应自杀以谢国人，因为你胜过黄巢、秦桧、汪精卫之流，可恨！可杀！”“立法委员”廖维藩竟然行诸文字，指责蒋梦麟的节育主张是“基于极端个人快乐主义之邪念”，为“主张性交自由，而以人为的方法或性交技术以遂其快乐”而提倡计划家庭，实行人口政策。
面对这些指责，蒋梦麟依然故我，不顾一切，如其于1959年4月1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的那样，“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其“择善固执”的大无畏精神跃然纸上，表露无遗，很能展现孟子所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做事风格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
蒋梦麟及时提倡的节制生育的主张，应该说是有远见的，也是极为严肃的。事实上，在他正式提倡节育口号之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他就开始密切关注台湾的人口问题。在他正式宣布《人口问题宣言》的8年前，他所领导的农复会就已开始积极支持推行妇婴卫生工作。1952年成立的妇婴卫生所就是1959年省卫处妇婴卫生中心的前身。所谓妇婴卫生工作，主要是指导妇女孕前的卫生节育工作。农复会对于这项工作除了在技术上予以极大的援助外，每年补助省卫处由数十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由于台湾对于妇女节育工作做出了杰出的成绩，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儿童福利基金会、洛氏基金会、纽约人口协会等机关都不只一次地给予经济上、技术上和人力上的支援。
为了更透彻地了解台湾人口的过去与未来情形，蒋梦麟在1952年曾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人口专家巴克莱（Ceorge W. Barelay）到台湾担任农复会的顾问，专门研究台湾的人口问题。并于1954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一部《台湾人口研究报告》，详细分析台湾过去人口的状况及今后的发展趋势。而巴氏在来台之前就已出版过一部关于台湾人口问题的名著，即《台湾殖民时代之发展与人口》。一般认为这是有关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问题的权威性著作。
蒋梦麟提出的人口控制及有计划增长的见解，是十分有意义的。联想到大约与此同时的大陆马寅初的遭遇，我们不能不对蒋梦麟的见解肃然起敬。正如王世杰在蒋梦麟治丧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蒋博士的不幸去世是自由中国的一大损失。他生前不顾别人反对，主张节育，为国家作长远打算，这是值得我们永远追念的。”
鉴于蒋梦麟在台湾农村复兴方面的贡献，菲律宾政府曾于1958年向他颁发麦赛赛奖金。麦赛赛奖金是菲律宾政府以其国总统麦赛赛的名义设立的。瑞蒙·麦赛赛（Ramon Magsayay）是菲律宾独立历史上的一个风云人物。他原是一个贫苦的汽车修理工，全凭他个人的坚忍毅力和勇气，以及灵活的政治手腕、吸引群众的工作作风，于1953年当选为菲律宾共和国总统。1957年3月17日，他因公外出，不幸因飞机失事而遇难。麦赛赛的民主作风不仅赢得了本国人民的爱戴，而且赢得了相当的国际声誉。在他去世之后，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后裔约翰·洛克菲勒三世自动捐助一批巨款，成立“麦赛赛奖金”，决定每年就亚洲最有特别贡献的人士选择六人，分为政府服务、社会服务、文学、科学、美术、新闻事业等六个部门，每人给予一万美元的奖金。并决定第一届奖金的颁奖日期定在麦赛赛的出生纪念日，即1958年8月31日。而蒋梦麟所获得的就是该奖金的第一届“政府服务”部门的奖金。奖金基金委员会在给蒋梦麟的颂辞写道：
“差不多十年前，你被推举为一个新的政府机构的主席。这个机构是为制定和推行中国农村建设计划而创设的。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你和你的同僚，在中美两国合设的农村复兴委员会里，制定了一套特别有效的方案。
在台湾，农村复兴委员会对于农业生产的增加和改善显然已发生媒介作用，很容易看得出来。同样重要的是农村复兴委员会，一方面推行有效的土地改革，一方面组织农会来实行农产品的加工与推销，设立卫生诊疗所，开凿灌溉沟渠，和使用其他方法增进农村生活之丰足。这些工作使得社会公平正义得到了保障。
虽然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成就是许多人工作的效绩，但你是该会的主席，你的贡献在使得各方面的工作得到均衡，因而成为该会成就的重要因素。你以前是你的国家里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你在政府的工作上带有一种宽大而富有人道精神的观点，使得你的贡献充满容忍与弹性，同时在你所领导的机构里，对于各项设施作了高度的优越选择。
同样的，你为你的同僚，在政府服务上，树立了一个崇高的标准。你的服务是以谋致大众福利，而不是取得个人报酬为尺度的。
在指定你为麦赛赛奖金政府服务部门第一位受奖人之时，基金会认为你在这个中美机构卓越的领导是你的同胞农村生活重大进步的一个主要因素。”
蒋梦麟在农村复兴方面的杰出贡献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农复会的成功有诸多的原因与背景，但如果仅从蒋梦麟的个人素质与贡献上来说，可能正如与其长期合作的马保之所分析的那样：一是蒋梦麟要求他们这些农复会的工作人员要做“草根大使”，不要坐着空想问题，要求他们一半时间办公，一半时间请教农民，提出的问题要针对农民的需要；二是蒋梦麟非常重视、尊重专家的意见，有人找他谈农业，他总是说我不懂，请您到楼下找马博士。当时马保之虽只是个组长，但却有很大的权力，议案通过后如何付款，如何追回来，都是马负责，因此马有责任不得不努力。而那时的农复会有权、有钱、又有技术，做事效率当然很高；三是农复会每个星期一、三、五开会，每位委员一定要到，不能请假，对每个议案都详细讨论，一定要五位委员无异议全数通过才能执行，他们是真正在思考问题，如采取什么政策，如何来推动等等；四是农复会的下属同仁的研究工作很多，而且个个都很投入，极少有外务和应酬。若想请客也要经过五位委员同意批准，不能随便使用公款请客。“农复会可以说是上下一心，分工合作，所以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与蒋梦麟有过直接接触并长期合作的张宪秋也回忆道，农复会在台湾的成功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但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蒋梦麟主任委员领导有方。农复会之高度自由与职员之待遇，当时较公教人员高出甚多，农复会极易招人之忌，但因蒋梦麟之人望及其与蒋介石、陈诚等人特殊关系，使农复会树大而未招风。当年蒋梦麟掌农复会，胡适掌“中央研究院”，梅贻琦掌“教育部”，以前均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长，多年故交，人称三老博士，均为陈诚等台湾党政要员极常咨询之人。当时台湾财经方面的官员如严家淦等对蒋梦麟持长者之礼，行政、立法等机构中亦多为北大毕业生，而蒋梦麟为老校长，故其人脉也有助于农复会的成功。而蒋梦麟个人也非常谦虚，对内常向其他委员称自己不懂农业，鼓励同仁及部属创造发挥。然而在紧要关头，每作睿智判断，令人折服。
凡此，均可视为农复会成功的外在因素。
蒋梦麟的前半生，致力于现代教育；他的后半生，致力于农村复兴。不论是教育，还是农业，都是中国面对西方近代必须回应的大题目。蒋梦麟没有辜负自己的时代，他像他的同志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人一样，在“西潮”冲击下，遨游在“新潮”，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引领时代的“赶潮人”。
[1]
《许宝
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