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刊登了安徽一位在校高三学生的文章《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在文章结尾,作者用一种近乎控诉的口吻说:“我曾想过自杀,但我不甘心被中国教育折磨死。我恨父亲,但没有真正恨过,我更恨中国教育,是中国的教育让所有亲人只用分数衡量人。”
关于这一“爆料”,最近多有评论。应该说,学校用分数衡量一个考生是否“达标”,以及部分家长望子成龙时的苛严,在今日中国都不是什么新闻,更无所谓“震惊”。人们关心的是,在“万般皆下品,惟有分数高”的鞭打下,挤进大学的所谓成才之道,也完全可能异化为毁才之道。而我在这篇自述中所看到的真相是,一方面,这位学生在拿高分的重压下苦不堪言,以至于“想过自杀”;另一方面,在他通向理想的关键时刻,来自家长与社会的过多干涉与单向度评价,又使他长期困顿于“被追杀”的亡命之途。
相信许多人或多或少都做过有关考试的噩梦,总是答不完卷子,急得蹬掉被子。这自是因为过去紧张的考试给我们留下了“记忆伤痕”。我这里谈到的“记忆伤痕”,实际上有两种解释:一是心理上的创伤,比如考试太多,太紧张;二是方法上的,尤其对于文科生而言,迎合“标准答案”的考试所考查的更多是学生死记硬背的功夫,而非创造力,是记忆之技,而非思维之学。
谈到中国的应试教育,同样深有感悟的是我在中国和欧洲所接触到的两种考试的差别。实话实说,我在国内念大学时,成绩好坏多半决定于我在考前一晚是否强忍悲痛背诵答案;而当我在巴黎大学参加考试时,一门必修课只考一道论述题,而且是连续笔试五个小时,写十几页纸。显然,这才是我最需要的测试。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太专注于色情,只考我对标准答案是否有过“一夜情”,而后者所考察的则是我若干年来持续思考或者阅读了哪些东西,是我有着怎样的知识积累与思辨能力。
为什么学生的家长与老师不鼓励学生就着自己的兴趣与特长成长?为什么这位学生读自己喜欢的书、思考自己的问题却被理解为“不务正业”?为什么许多人在学龄前便被要求参加各种培训班,而且一辈子都在忙着考这考那?传播学者感慨电视媒体大行其道已经使人类失去了童年,其实,那些畸形的、功利主义的教育,各种毫无价值的证书,不仅让人类失去了童年、少年、青年,甚至可能是一生。生命何其短暂,有考证的时间,有对标准答案的时间,何不多给自己一些机会去创造?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考试不是生活的全部,更不是成才者的必由之路。一个人,即使在高考时做了状元,也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比落榜的人优秀。比如,“偏科”的韩寒当年没有考大学,而是按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几年来,他独立的个性、睿智的见解以及远在同龄人之上的担当与澄澈,让多少人赞叹。有人可能会说,韩寒天赋异禀。的确,韩寒十分与众不同。在我看来,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许多人只能看到有路牌的路,而韩寒却看到道路边上也是路。有了一定阅历的人会知道,在道路边走出的路,往往才是自己的路;而那些标明是道路的路,很多都是别人的,二手也是别人的。
曾经在《哈佛家训》上看过一则让兔子奔跑的寓言。小兔子是奔跑冠军,可是不会游泳。有人认为这是小兔子的弱点。于是,小兔子的父母和老师就强制它去学游泳。结果兔子耗了大半生的时间也没学会。兔子不仅很疑惑,而且非常痛苦,就差“想自杀”了。然而谁都知道,兔子是为奔跑而生的,而不是像菲尔普斯一样做条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作者由此感慨现代社会对人的教育的异化——“看看我们的四周吧!大多数公司、学校、家庭以及各种机构,都遵循一条不成文的定律:让人们努力改正弱点。”君不见,“父母师长注意的是孩子成绩最差的一科,而不是最擅长的科目。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发现优势。人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只要能改正一个人的缺点,他就会变得更好。”然而事实上,许多缺点都是微不足道的。在“完人”标准答案面前,没有哪个不是千疮百孔。
为什么要参加一些毫无意义的考试并且获得高分?既然没有谁会“全知全能”,为什么大学拒绝“偏科”的学生?当教育体系成为一套精细的矫正仪,当教育设计“像捕鼠器一样”完全针对人的弱点,而不是发现和激励一个人的优点与特长时,置身其中的人也就成了一头被教育机器不断纠正的猎物。最不幸的是,许多人并不自觉,在此漫长的“纠错”过程中渐渐失去了自我抉择的意志,渐渐磨灭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才情,荒芜了斗志,辜负了创造。
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