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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地狱底层的教育状况，向后再看看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虽然不过是一座规模较大的“经馆”，虽然《草堂学则》上所定的课程依然不脱顽固老儒的气味，而在当时，谁也目为这是地狱底层第一盏点起的明灯。再往后看看陈宝箴、黄遵宪、江标、熊希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在长沙合办的时务学堂，那便算地狱底层的火炬了。至于被迫而敷衍的钦办京师大学堂，那又是一座老翁高坐的衙门，捐监入学的尾闾，与“学问”二字，如风马牛。一直要等到蔡元培先生来做校长，才算整顿而上轨道。
若论文体的改革，梁氏的功绩，实在是他最伟大的所在。梁氏之后，胡适送他的挽联说：
文字成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青年。
继梁氏而起，而作更进一步的文体改革者，便是胡氏。所以胡氏对于任公这点上的功绩，认识得特别清楚。不错，你看了前面杨深秀所描绘、全国青年所摇头摆腰而吟哦的八股文，其内容的妖模怪样，肮脏龌龊，已经领教过了；若再跳出圈子来看看当年一班青年文豪，各家推行着各自的文体改革运动，如寒风凛烈中，红梅、腊梅、苍松、翠竹、山茶、水仙，虽各有各的芬芳冷艳，但在我们今日立于客观地位平心论之：谭嗣同之文，学龚定庵，壮丽顽艳，而难通俗。夏曾佑之文，更杂，庄子及佛语，更难问世。章炳麟之文，学王充论衡，高古淹雅，亦难通俗。严复之文，学汉魏诸子，精深邃密，而无巨大气魄。林纾之文，宗绪柳州，而恬逸条畅，但只适小品。陈三立、马其昶之文，祧祢桐城，而格局不宏。章士钊之文，后起活泼，忽固执桐城，作茧自缚。至于雷鸣潮吼，恣唯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魂；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即以梁氏一人之文论，亦惟有“戊戌”以前至“辛亥”以前（约1896——1910）如此耳。在此十六年间，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革命思潮起，梁氏的政见既受康氏之累而落伍，梁氏有魔力感召的文章，也就急遽的下降了。可是就文体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等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或名报章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而收获神州文字革命成功之果了。
除学校外，推进文化惟一的利器，则为报馆。辅助教育，启发民众，指导社会，介绍新学，宣传主义，主持公论，监督行政，纠弹非法，为民喉舌，……这许多神圣工作，都要靠报纸来负责实行。然而清末的报界状况又怎么样呢？凡是没有“洋人”与“租界”的都会，一概没有报纸：
……京都首善之区，而自联军割据以前曾无报馆，此真天下万国之所无也。每省之幅员户口，皆可敌欧洲一国，而除广东、福建外，省会之有报馆者无一焉。此亦世界之怪现象矣。……（《清议报一百册祝辞》）
有“洋人”与“租界”的都会，才有模仿洋人而办华文报纸的。梁氏说：“近年以来，陈陈相接：惟上海、香港、广州三处，号称最盛。……”然而这类操于出身八股的无聊“文丐”之手的华文报纸，内容又怎样呢？
……每一展读，大抵：“沪滨冠盖”、“瀛眷南来”、“祝融肆虐”、“图窃不成”、“惊散鸳鸯”、“甘为情死”等字样，阗塞纸面，千篇一律。甚者乃如台湾之役，记刘永福之娘子军！团匪之变，演李秉衡之黄河阵！明目张胆，自欺欺人。观其论说，非“西学原出中国考”，即“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论”也。展转抄袭，读之惟恐不卧！……”（同上）
我想现代有志青年，看着这样呕饭而又痛心的报纸，也要读之惟恐不卧！
报纸的改革，与文体的改革，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当时梁氏创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于上海及日本。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等创办《湘报》于长沙。陈范、蔡元培、章炳麟、章士钊等创办《苏报》于上海。严复、夏曾佑等创办《国闻报》于天津。日本留学生创办《译书汇报》《国民报》《开智录》等于东京。张继等创办《国民日日报》于上海。其他为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在国内、国外创办了大量的日报与杂志，如《中国日报》（香港）、《民生日报》（檀香山）、《大同报》（旧金山）、《中兴报》（新加坡）、《革命军》（邹容作）、《惨世界》（苏元瑛作）、《荡虏丛书》（章士钊编）、《陆沈丛书》（陈去病编）、《黄帝魂》（上海）；及《汉帜》《汉声》《江苏》《浙江潮》《新湖南》《警世钟》《二十世纪之支那》（东京）等。就形质言，收获了“报纸改革”的成功。就超越的意义言，同时收获了“文体改革”的效果，并且即文体的改革为工具，为利器，连带收获了“政体改革”的成功，以至“国体改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