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17年11月6日，摄政王 的独生女、英国王位继承人夏洛特公主逝世。她短暂的一生过得很不幸福。她天性冲动、任性而暴烈，一心向往自由，可从来没能得到。她在激烈争吵的家庭气氛中长大，很小就离开声名不佳脾气古怪的母亲，交由声名不佳生性自私的父亲照管。17岁时她父亲决定将她嫁给奥兰治亲王。起初，她默然同意，后来却突然与普鲁士的奥古斯都亲王相爱，并决心毁弃婚约。这并不是她的第一次恋爱，在此之前，她曾偷偷地与一位叫赫斯的上尉鱼雁传情。奥古斯都亲王已经结婚，配偶是一位庶民。不过夏洛特并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告诉她。在她故意拖延时间与奥兰治亲王周旋时，结盟诸国的君主来到伦敦（那是1814年6月）庆祝胜利 。在这些人中，俄国皇帝的一位年轻漂亮的随从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亲王数度试图引起公主注意，可公主此时已心有所属，对他并不在意。次月，摄政王发现女儿与奥古斯都亲王私下约会，突然亲临公主住处，开除了公主的管家，并下令把公主禁闭在温莎 园内。“全能的上帝赐给我忍耐吧！”公主痛苦而激动地跪在地上喊道，然后一跃而起，奔下屋后的台阶，冲到街上，喊了一辆过路马车，直驶贝斯沃特她母亲的住所。公主的行动被发现，被追赶，最后，在诸叔伯尊长——约克公爵、苏萨克斯公爵、布鲁厄姆勋爵和索尔兹伯里大主教——的劝导下，终于在凌晨二时回到卡尔顿宫。她被幽禁在温莎。从此不再有人说起奥兰治亲王。同样，奥古斯都亲王也就此消失。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亲王面前的道路终于畅通了。

利奥波德亲王非常聪明，他赢得了摄政王的青睐，并使大臣们对他产生好感，还跟公主的另一位叔叔肯特公爵交上了朋友。通过公爵，他得以在暗中与公主联系。公主此时公开声称，只有利奥波德亲王才能带给她幸福。滑铁卢战役 后，他在巴黎，肯特公爵的侍从武官往来于海峡两岸，替他们传递书信。1816年1月，利奥波德亲王应邀赴英国，当年5月，亲王与公主在英国举行了婚礼。

利奥波德亲王的性格与他妻子的性格截然不同。他当时26岁，是德国一位小诸侯的幼子。他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表现不凡，在维也纳会议 上显示了出众的外交才能。现在，他又试图降服一位桀骜不驯的公主。他态度冷静严肃，言语镇定，行动谨慎，不久便使他身边那位狂野、莽撞、爽直的女人服服帖帖。他发现，公主身上有许多东西是他不能接受的。她喜欢取笑，走路跺脚，笑起来像大声吼叫；她一点儿也不能控制自己（而这正是王亲贵族们特别需要具备的品质）；她的仪态举止令人讨厌。说到仪态举止，他最有资格评判了，因为他曾出入欧洲显赫的上流社会。许多年后，他曾对他的侄女解释说，他实际上“是法文中所谓的‘时髦男人’”。他与妻子之间不断发生摩擦，但每次都以相同的方式结束：她穿着衬裙，身体前倾，双手放在背后，面颊绯红，眼光闪烁，站在他面前就像一个倔强的大男孩，声称他要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如果你要那样，我就那样做好了，”她说。“我不是为我自己，”他总是这样回答，“我要你做什么，那是因为我相信这样做对你有好处，是为了你好。”

这一对王室夫妇定居在埃希尔附近的克莱蒙特，府邸的成员中有一位年轻的德国医生，名叫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希·斯托克马尔。他是科堡一位小地方行政官的儿子，战争中在军队里担任军医，退役后在家乡当医生。此时他遇到利奥波德亲王，亲王很赏识他的才能，结婚时把他带到英国做他的私人医生。奇特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位年轻人，未来为他准备了许许多多五花八门的礼物：影响、权力、奇迹、不幸和一颗破碎的心。在克莱蒙特，他的地位卑微，但公主很喜欢他，称他“斯托基”，跟他在走廊上追逐嬉耍。尽管他体质不佳，性情忧郁，但有时也颇活跃，在科堡以才子著称。他因品行端正，恪守皇家规矩而博得赞许。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的主人是普天下最好的丈夫；他的妻子非常爱他，这种爱若要衡量，只有英国国债的数量堪与之相比。”不久，他证明了他还具有另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使他的生活变得五彩缤纷——那就是精明、谨慎。1817年春，公主怀孕了，他被邀请担任公主的侍医，可他十分清醒地婉言谢绝了。他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同事们可能会忌妒他，他的建议不一定会被采纳，但若是出了一点儿差错，他这位外国医生当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谴责。果然，没有多久，他发觉医生们给不幸的公主减少饮食并不断放血，这显然是错误的做法。他把亲王拉到一旁，求他把这个意见转告英国医生们，可是没有用。时髦的节食治疗法继续进行了好几个月。11月5日晚9时，在经过50多个小时的阵痛后，公主产下一个死了的男婴。午夜，公主已经精疲力竭。斯托克马尔终于答应见她。他走进室内，发现公主已经奄奄一息，而医生们还在给她灌酒。她抓着他的手，紧握了一下说：“他们把我弄醉了。”过了一小会儿，斯托克马尔离开了公主，在隔壁房间里，他听见公主声嘶力竭地喊叫：“斯托基！斯托基！”斯托克马尔奔过去时，只听见公主喉头发出临死前的咯咯声。她猛烈地翻来翻去，随即两腿靠拢，一切结束了。

亲王已守在公主身边好几个小时，此时刚离开房间稍事休息。斯托克马尔不得不去告诉他，他的妻子已经死去。亲王似乎一时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在他去公主房间的路上他瘫倒在一把椅子里，斯托克马尔跪在他身边。这完全是一场梦！这不可能。当亲王终于来到公主的房间时，他跪倒在她的床边，亲吻着公主冰冷的手。然后，他站了起来，扑倒在斯托克马尔的怀里，痛苦地喊道：“我太孤独了。答应我，斯托克马尔，永远别离开我。”

二

克莱蒙特的悲剧是一件极伤脑筋的事。皇家的“万花筒”突然转动，谁也不知道将会转出一个什么样的新花式来。王位的继承问题，本来似乎可以圆满解决的，现在却成了紧迫而又棘手的难题。

乔治三世还活着，住在温莎。他上了年纪，是一个疯子，对外面的世界无丝毫影响。他有七个儿子，年纪最小的也已过了中年，可是七人中没有一个有合法的子嗣。因此，王位继承问题扑朔迷离：摄政王即使离婚再娶，也不大可能再生儿育女。他近来身体发胖，已无法再穿胸衣，成了一个性情乖戾、纵情声色的人 ；其他六兄弟，除了肯特公爵 应当另作别论外，他们依序为约克公爵、克拉伦斯公爵、坎伯兰公爵、苏萨克斯公爵和坎布里奇公爵。对他们各人的处境和前途有必要作一简单的描述：约克公爵跟克拉克夫人的风流韵事以及他在军队中的劣迹，使他陷入困境，现在他一部分时间住在伦敦，一部分时间住在豪华舒适的乡间别墅，在那里他沉溺于赛马、玩牌，听听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他在诸王子中有一点突出之处：他是他们中间唯一一位——据一位十分高明的观察家说——有点儿绅士感的人。他很早就跟普鲁士大公主结婚。这位公主难得上床睡觉，成天被一大群狗、鹦鹉、猴子围着。他们没有孩子。克拉伦斯公爵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地与女演员乔丹夫人同住在布希公园。他跟她生了一大群子女，当人们感到他们似乎就要结婚时，他突然离开了她，而向威克姆小姐——一个有着大笔财产的傻女人——求婚。她对他当然没什么好挑剔的。不久，乔丹夫人在困苦中死于巴黎。坎伯兰公爵也许算得上是英国最不得人心者。他长得奇丑，眇一目，在私生活中性情乖戾，报复心重，在政治上观点反动，曾被怀疑谋杀自己的童仆，还有着不堪入耳的桃色丑闻。不久前他娶了一位德国公主，但还没有孩子。苏萨克斯公爵有点儿文学修养，喜欢藏书。他跟奥古斯塔·默里夫人结了婚，生有两个孩子，但根据《皇家婚姻法案》，他们的婚姻被宣布无效。奥古斯塔夫人死后，他又娶了塞西莉亚·巴金夫人，后来她改名安德伍德，但这次婚姻仍属无效。七兄弟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是坎布里奇公爵，关于他的情况人们所知不多。他住在汉诺威，带金黄色假发，喜欢唠叨，性情浮躁，没有结过婚。

乔治三世除了七个儿子外，活着的女儿还有五位。在这五人中有两位——维尔顿堡王后和格洛斯特公爵夫人——结了婚，但没有子女。另外三位没有结婚的公主——奥古斯塔、伊丽莎白和索菲娅——都已年逾四十。

三

乔治三世的第四个儿子是肯特公爵爱德华。他现年50岁，是一位高大、健壮、精力充沛、极有个性的人。他浓眉秃顶，常常仔细地把剩下不多的头发染得乌黑发亮；他的服装极为整洁；他的外表带有一种威严，这与他的性格是一致的。肯特公爵早年的生活是在军中度过的，曾到过直布罗陀、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受军旅生活的影响，他养成了严守纪律的习惯，后来逐渐成了一位过于注重细枝末节的人。1802年，他奉命去直布罗陀镇压叛军，因过分严厉而被召回，从此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自那以后，他集中精力严格地整治家务，忙于处理众多家人属下的琐事，设计各种时钟，努力恢复家庭财务秩序。然而，正如一位对他颇为了解的人说，尽管他像五线谱那样井井有条，尽管他有24000英镑的年收入，可他还是债台高筑。他跟他大多数兄弟都争吵过，特别跟摄政王更是水火不容，因而他加入政治上的反对派，成为辉格党的中坚分子，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他的政治见解到底如何谁也不清楚，但他经常被说成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甚至是一个激进分子。若是我们相信罗伯特·欧文 的话，他还是一位必然论的社会主义者。他跟欧文——这位敏锐而又容易上当、品格高尚而又老是判断失误、杰出而又愚蠢的社会主义和合作社运动的鼻祖——之间的关系离奇而独特。他说起他曾经参观过新拉纳克的棉纺厂 ，也确曾主持过一次欧文召集的公众集会；他暗中与欧文通信，他甚至（欧文如此向我们证实）在死后还从“冥界”返回人间，给欧文分子加油打气 。“我必须特别提到，”欧文说：“已故的肯特公爵殿下（他早就告诉过我他所进入的冥界没有职位或称号）的在天之灵对人世怀着万分关注之情，他的关注不仅对一个阶级、一个派别、一个政党以至一个国家有所裨益，他的关注造福于整个人类，永世长存。”“他与我进行灵交的整个过程十分美妙，”欧文补充说，“他自己安排约会，他所约见的灵总是准时到达，从不爽约。”欧文还把杰斐逊总统、梅特涅亲王和拿破仑都列为他的信徒。因此，肯特亲王的观点到底如何当然还可存疑。但是，另一件事情却是无可置疑的：亲王殿下曾在不同场合向罗伯特·欧文借过不同数目的款项，总数达数百英镑，而且始终没有归还。

夏洛特公主去世后，不止一个理由说明肯特公爵该结婚，这显然是一桩极其重要的大事。从国家的角度看，统治国家的王族中后继无人，采取这一步骤已势在必行；从肯特公爵方面看，这也是件与他利害攸关的事情。结婚是一种对公众的责任，是为了王权的延续，理应得到全国人民的感激和认可。当年约克公爵结婚时，得到了每年25000英镑的赠予。为什么肯特公爵就不能指望得到同样数目的一笔款子呢？但形势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可考虑的还有克拉伦斯公爵，他是哥哥，若他结婚，当然有权要求优先享受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想到，若是肯特公爵结婚，他还得做出一个很大的牺牲：这里牵涉到一个女人。

肯特公爵仔细考虑了这一切，在夏洛特公主逝世后一个月，他去了次布鲁塞尔，得知克里维先生 也在那里。克里维先生是辉格党领导人的密友，酷爱说长道短。公爵想到，要把他对英国形势的看法传达给国内政界人士，通过这位先生是再好没有的了。可他显然没有想到，克里维先生为人阴险，而且还可能是一位记日记的人。于是他找了个不重要的借口派人把克里维先生请来，进行了一次世人瞩目的谈话。

他们谈到公主之死，谈到摄政王不可能离婚，谈到约克公爵无子嗣，谈到克拉伦斯公爵有可能结婚，然后，公爵提到了他本人的处境。“如果克拉伦斯公爵不结婚，”他说，“下一个继承王位的王子应该是我，尽管我相信我会随时响应祖国可能发出的召唤，无论何时我将做一个结婚的男人，以此履行我的责任。但是，只有上帝才会知道，这会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牺牲。我跟圣劳伦特夫人已经共同生活了27年，我们两人同龄，风雨同舟，困苦与共，克里维先生啊，你可以想象得出，离开她将给我带来多么大的痛苦。我请你将心比心——要是让你跟你夫人分手……至于圣劳伦特夫人，要是我被迫跟别人结婚，真不知道她会出什么事呢，她为这个问题已经激动万分了。”接着，公爵描述了一件发生在夏洛特公主逝世后一两天的事。那是在一个早晨，《纪事晨报》登载了一段消息，暗指肯特公爵有可能结婚。他在早餐时收到这份报纸，与报纸同时送到的还有一些信件，“我像往常一样，把报纸隔着餐桌扔给圣劳伦特夫人，开始拆阅信件。一会儿，我突然听见圣劳伦特夫人喉咙里发出了一种异常的声音，同时还有强烈的抽搐。当时我真为她担心，生怕她出什么问题。在她恢复过来后，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指着《纪事晨报》上的那篇文章让我看。”

接下来肯特公爵又将话题转回到克拉伦斯公爵身上。“克拉伦斯公爵是我哥哥，只要他愿意，他当然有权利先结婚，无论如何我决不会去干涉他的事，如果他希望做国王——结婚生孩子。可怜的人——愿上帝保佑他！让他这么做吧。至于我，我是一个没有雄心大志的人，只希望维持现状……你知道，今年的复活节来得很早——3月22日。要是克拉伦斯公爵到那时还没什么举动，我必须找个借口让圣劳伦特夫人同意我去英国一趟。一旦到了那儿，我很容易找到机会跟我的朋友们磋商，决定采取什么合适的步骤。倘若克拉伦斯公爵那时仍然没有结婚的打算，那么，毫无疑问，我就有责任就此问题采取某些必要的措施了。”公爵继续说，关于结婚对象，有人提到过两个名字，一个是巴登公主，一个是萨克森-科堡公主。他认为后者可能比较合适，因为利奥波德亲王在英国很得人心。但在采取任何实际步骤之前，他希望并期待圣劳伦特夫人能得到公正合理的待遇。“她是名门出身，”他解释说，“从来没当过演员，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与她共同生活的人。她的无私与她的忠贞同样无与伦比。她最初来到我身边时，我每年给她100英镑。这笔钱后来增加到400英镑，最后又增加到1000英镑。但是由于我负了债，必须放弃我收入的一大部分，圣劳伦特夫人坚持把我给她的钱每年退还400英镑。假如安排圣劳伦特夫人回到她朋友中间生活，她必须处于完全自主的状态，以获得人们的尊敬。我的要求并不很高，但给她一些仆人和一辆马车是必要的。”至于他自己的待遇如何解决，公爵希望以约克公爵的婚姻先例为参照。他说：“当时约克是为了解决王位继承问题而结婚，每年支25000英镑，外加所有其他收入，也都是为了王位的延续。只要作同样安排，我就会感到满意，我不会因为1792年的币值与现在的币值有相当出入而提出任何额外的要求。至于我的债务，”公爵最后说，“我不能说数目很大。相反，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倒是我的债务人。”说到这里时钟敲响，似乎在提醒公爵另有约会。公爵站起身来，克里维先生告辞离去。

谁能为此番谈话保守秘密呢？克里维先生当然不会。他匆匆赶去告诉威灵顿公爵 。公爵听了觉得非常有趣，给塞夫顿勋爵写了一封长信，作了详细的描述。塞夫顿勋爵“十分适时地”收到这封信，当时一位外科医生正在检查他的膀胱，看里面有没有结石。塞夫顿在回信中说：“检查一结束我哈哈大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像那位医生那样惊得目瞪口呆。爱德华亲王的足智多谋简直绝了。实在不知道到底应该去赞赏他什么——是他对待圣劳伦特夫人的关爱体贴呢？还是他对待克拉伦斯公爵的高尚情操？再不就是他自己在钱财事务上的毫无私利之心？”

最后的结果是克拉伦斯公爵和肯特公爵都决定结婚。肯特公爵在萨克森-科堡公主和巴登公主中选择了前者，1818年5月29日他们举行了婚礼。克拉伦斯公爵亦步亦趋，同年6月11日也跟萨克森-迈宁根公爵的女儿举行了婚礼。但是他们在经济上都没有能达到事先的期望。因为虽然政府建议增加他们和坎伯兰公爵的津贴，但这项动议在下议院遭到了否决。对此，威灵顿公爵并不感到惊讶。“天哪！”他说，“此事说来话长。可以想象，他们是摆在任何一届政府脖子上的该死的磨盘。他们得罪了——直接得罪了——英国三分之二的绅士，那些人在下议院中对他们进行报复，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想，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老天作证！他们利用了这个机会，做得很对。”不过，议会最后还是给肯特公爵的年俸增加了6000英镑。

至于圣劳伦特夫人后来怎么样，似乎无人知晓。

四

新的肯特公爵夫人维多利亚·玛丽·路易莎是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公爵弗朗西斯的女儿，利奥波德亲王的妹妹。这是一个古老的家族，韦廷王族 的一个分支。韦廷王族自11世纪起一直统治着易北河畔的迈森地区。15世纪时这个王族分成两支：艾伯特和埃内斯特，前者的后裔产生了萨克森的诸选侯和国王，后者统治着图林根，后又分成五支，萨克森-科堡公国即属于其中的一支。这个公国很小，大约只有六万居民，但享有独立和自主的权利。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动乱年代，它备受侵扰。萨克森-科堡公爵弗朗西斯是一位大胆放肆的人，他敞开大门让大批难民涌入境内。这些难民由于法国势力的推进而越过德国往东逃亡。难民中有莱宁根亲王，他是一位已经不太年轻的花花公子，领地在摩泽尔河畔，已被法国人占领，但他被准许获得下法兰克尼亚的阿莫巴赫作为补偿。1803年他与弗朗西斯公爵的女儿维多利亚结婚，当时公主才17岁。三年后濒临破产的弗朗西斯公爵去世了。此时拿破仑的铁蹄扫过萨克森-科堡。公爵领地被法国人占领，公爵家人沦为乞丐，几乎饿死。与此同时，阿莫巴赫小公国也在法、俄、奥三国军队的穿梭往来中受尽灾难。在许多年中，全国几乎没有一头牛，也没有足够的草可以喂养一群鹅。这就是这个家族当时所处的困境。然而一代人以后，它却在统治欧洲的半数家族中取得了立足之地。拿破仑的灾祸确实不无成果；种子播下了，可其收获却大大出乎拿破仑的意料。利奥波德亲王15岁起就依靠自己的才智出去闯荡，最终立业成家，娶了英国的王储为妻。莱宁根亲王夫人在阿莫巴赫挣扎着，面对的是贫困、军队的征用和一个碌碌无为的丈夫，但与此同时却使她养成一种独立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这些品质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显示了它们的价值。1814年她的丈夫去世，留给她两个孩子和公国的摄政职位。在她哥哥与夏洛特公主结婚后，有人建议她嫁给肯特公爵，但她拒绝了，理由是孩子的监护和公国的治理使她不宜建立其他关系。然而。夏洛特公主的死使形势改变了。当肯特公爵旧事重提时，她接受了他的求婚。当时她32岁——个儿矮胖，眼睛和头发都是棕褐色的，双颊红润，性格开朗，善于辞令，衣着华丽，喜爱窸窣作响的绸缎和色彩明亮的天鹅绒。

她生性易于满足，这自然是一种幸运，因为她整个一生注定了要忍受许多痛苦。她的第二次婚姻前景未卜，这次婚姻，初期看来似乎只给她带来困苦和不安。肯特公爵宣称，他仍然很穷，不能住在英国。他以令人不安的刻板劲儿在比利时与德国之间来回折腾。他戴着整洁的军帽参加阅兵仪式，视察营房，引得英国的贵族们侧目而视，威灵顿公爵替他取了个绰号，叫他“下士班长”。“老天爷！”威灵顿对克里维先生嚷道，“你知道他的姐妹们叫他什么来着？天哪！他们叫他约瑟夫·瑟菲斯 。”在瓦朗谢纳 举行的阅兵仪式和盛大宴会上，肯特公爵夫人带去了一位又老又丑的女侍臣，弄得威灵顿公爵十分尴尬。“谁他妈的来把那个侍女弄出去？”他不停地问。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妈的，弗里曼特尔，把市长找来，让他去干这件事。”于是瓦朗谢纳的市长给带来完成这一项任务。克里维先生戏谑地说：“市长真是个大好佬。”未料，几天后在布鲁塞尔，克里维先生自己有了倒霉的体验。那天早饭前，安排视察一所军事学校。参加视察的人到齐了，一切进行得也很顺利，可肯特公爵就是一个劲儿地东张西望，没完没了地提出一个又一个鸡毛蒜皮的问题，克里维先生终于忍耐不住，低声跟他身旁的人说他已经饿得要命了。威灵顿公爵听见他说这话颇为高兴。“我给你提个建议，”他说，“倘若你一早就要跟王室成员出去，特别是跟‘下士班长’一起出去，那你得先吃早饭。”威灵顿公爵和他的属下都是吃了早饭才出来的，当肯特公爵没完没了地提问题时，这位大人物总是幸灾乐祸地指指克里维先生说：“这就是没吃过早饭的那位先生！”

肯特公爵终于定居阿莫巴赫，但整天闲得发慌。他的国家贫穷，家宅狭小，即使他爱好的钟表制作，也逐渐变得索然无味。尽管公爵信仰虔诚，但也不无一点迷信思想，他老想着在直布罗陀时一个吉卜赛巫师的预言。那位巫师告诉他，他将遭受许多苦难和损失，他将在幸福中死去，他唯一的孩子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女王。没有多久，公爵夫人怀孕了，公爵决定，孩子必须生在英国。尽管旅行的费用尚未筹到，但公爵的决心没有动摇。公爵宣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的孩子必须在英国出生。他们租了一辆马车，公爵亲自坐在车厢外的驭者座位旁边。车厢里坐的是公爵夫人、她14岁的女儿费奥多拉，以及侍女、保姆、巴儿狗和金丝鸟。他们驱车穿越德国、法国，崎岖的道路、廉价的小客栈，对一丝不苟的公爵和平静而充实的公爵夫人来说算不得什么。最后他们终于渡过海峡，安全抵达伦敦。王室为他们在肯辛顿宫 提供了一套房间。1819年5月24日，一个女婴在那里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