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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落地长窗走出大厅，沿着一条光滑的红石板路向前走去；这条路一直绕到草坪最远的一端，把草坪同车库隔开。年轻的司机这时已在擦洗一辆零件镀铬的大型黑色小轿车。红石板路把我们带到暖房的一侧，管家替我打开门，侧身站在旁边。进了门是一间类似前厅的屋子，温度大概同闷炉里差不了多少。他跟在我身后走进来，把通向室外的门关上，接着又打开一扇通向内室的门；我们走了进去。这时才真正让人感到热起来。室内的空气又湿又闷，雾气腾腾，一股开着花的热带植物的甜腻味道扑鼻而来。玻璃墙和玻璃屋顶蒙着厚厚一层水蒸气，大颗的水珠噼噼啪啪地滴落在植物的叶子上。屋子里的灯光是一种很不真实的绿色，好像射进玻璃水槽的光线一样。屋子里到处是巨大的植物，像是一片森林，丑陋而肥厚的叶子同枝干活像死人刚刚洗过的臂膀和手指，发出一阵阵好似在毛毯底下煮烧酒的刺鼻气味。

管家尽力帮助我穿过这些植物，不叫湿沉的叶子打在我的脸上。最后我们走到圆屋顶下面、丛林中间的一块空地上。在这块六角形的空地上铺着一块红色的旧土耳其地毯，地毯上停着一把轮椅，轮椅上，一个年纪很老、眼看就要断气儿的人正在盯着我们。这人眼里的生命的火光早已熄灭，但是却仍然保留着我在大厅壁炉上看到的那幅肖像眼睛的颜色和神采。除了眼睛以外，他的一张脸简直像个铅色的面具；一点儿血色也没有的嘴唇、尖尖的鼻子、凹陷的太阳穴、扇风耳朵，无一不给人以即将糟朽腐烂的感觉。他又长又瘦的身躯——尽管屋子那么闷热——紧紧裹着一块毛毯和一件褪色的红浴衣。像鸟爪似的一双瘦手松松地交叉着，搭在毯子上，指甲是紫色的。几缕枯干的白发贴在头骨上，仿佛光秃秃的岩石上几朵朝不保夕的野花。

管家站在这位老人前面说：“这位就是马洛先生，将军。”

老人点了点头，既没有移动身体也没有说话。他只是一点儿精神也没有地望着我。管家把一把潮湿的藤椅从后面推过来，抵着我的腿，我趁势坐下。管家又把我的帽子一把攫走。

这时，老人像把他的声音从一口深井里提上来似的开口说：“白兰地，诺里斯。你愿意怎么喝白兰地，先生？”

“怎么都成。”我说。

管家从那些可恶的热带植物里穿行出去。将军又同我讲起话来；他说得很慢，非常吝惜自己的气力，就像一个失业的歌舞女郎节约使用自己最后一双好袜子一样。

“过去我喝白兰地喜欢掺香槟酒。香槟像铁匠铺凹地一样冰冷，杯子下边三分之一是白兰地。您可以把衣服脱下来，先生。对于一个血管里还有血液在流动的人说来，这里实在太热了。”

我站起来，扒掉外衣，拿出一块手帕，揩了揩脸、脖子和手背。圣路易斯城的十月的天气同这个地方一点儿相同之处也没有。我重新坐下，下意识地想去掏纸烟，但是马上就停了下来。老人注意到我的手势，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你尽管抽吧，先生。我喜欢烟草气味。”

我点着一根纸烟，向他喷了一口；他像小狗嗅耗子洞似的使劲用鼻子闻。他的嘴角因为微笑而微微抽搐了一下。

“你看，事情多么糟，连抽烟这种坏毛病都得找替身给我做。”他一点儿表情也没地说，“坐在你面前的是个享受过荣华富贵、只剩暗淡余生的人，一个双腿瘫痪、下半个肚子只有一半还活着的残废人。我只能吃一点点东西，睡觉的时候同醒着也差不多，简直不能叫睡眠。我似乎只靠着热气活着，像是个刚生出来的蜘蛛。我养兰花只是为了给我需要的热度打掩护。你喜欢不喜欢兰花？”

“不特别喜欢。”我说。

将军把眼睛眯缝起来。“确实是让人作呕的东西。兰花肥肥嫩嫩的太像人肉了。香气是甜腻腻的腐烂味，活像个妓女。”

我张着嘴直勾勾地看着他。笼罩着我们身体的潮湿的热气像是一块包尸布。老人点了点头，好像他的脖子禁不住脑袋的重量似的。这时管家走了进来，从丛林里推来一辆装茶具的手推车。他给我调了一杯加苏打水的白兰地酒，用一块湿手巾把装着冰块的铜缸子裹起来，然后便悄没声地从兰花丛里走出去。丛林那边一扇门打开，又重新关上了。

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白兰地。老人舔着嘴唇望着我。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慢慢地抿动着两片嘴唇，好像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专心致志地搓弄双手。

“谈谈你自己吧，马洛先生。我想我还是有权利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吧？”

“当然了，但是我没有许多可说的。我今年三十三岁，上过大学，如果需要的话，我还能说舞文弄墨。我干的这个行业没有多大意思。我给地方检察官怀尔德先生当过探员。他的探长，一个叫伯尼·奥尔斯的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你要同我见见面。我还没有结婚，因为我不喜欢警察的老婆。”

“你还有一点儿玩世不恭，”老人笑了，“你不喜欢在怀尔德手下工作？”

“我被他开除了，因为我不听话。在这方面我是很有点儿本领的，将军。”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先生。我很高兴听到这种话。关于我的家庭你知道些什么？”

“我听说您的太太已经去世了，您有两个女儿，都非常漂亮，也都有些野性。一个已经结过三次婚，最后一次嫁给了一个曾经贩卖私酒的人，这人在干这个营生的时候用的名字是鲁斯蒂·里甘。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情况，将军。”

“在这些事情当中，你觉得哪件有些特别？”

“也许是鲁斯蒂·里甘的事。但是我本人同贩卖私酒的人一向很合得来。”

他尽量节省力气地淡淡一笑。“好像我也同你一样，我很喜欢鲁斯蒂。一个卷头发、大块头的爱尔兰人，生在克隆梅尔。眼神忧郁，却总是乐呵呵的，笑容像威尔希尔大道一样宽。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可能同你想象中的差不多——一个冒险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用天鹅绒外套把自己装扮起来。”

“您一定很喜欢他的，”我说，“您已经学会了使用他这行当的语言了。”

他把两只没有血色的手放在毯子底下。我把烟蒂掐灭，喝光了杯里的酒。

“他是我生命的呼吸——在他还在我身边的时候。他连续几个小时地陪着我，浑身冒汗，像口大猪，一升一升地喝啤酒，给我讲爱尔兰革命的故事。他在爱尔兰革命军里当过军官。他在美国住还是非法的。这场婚姻当然很滑稽，也许夫妻关系还没有延续到一个月。我告诉你的是我的家庭秘密，马洛先生。”

“到我嘴里仍然是秘密，”我说，“他后来怎么样了？”

老人木然地望着我。“一个月以前他走了。突然不见了，谁也没有告诉一声。也没有向我告别。我感到有些受了伤害，但是他不是文明社会培养出来的。有一天他会给我写一封信来的。与此同时，我又在受人敲诈。”

我说：“您是说‘又’受敲诈？”

他把手从毯子下面抽出来，拿着一个棕色信封。“当鲁斯蒂还在这里的时候，不管哪个人想要敲诈我，都是自找倒霉。在他到这里来几个月以前——就是说，大约八九个月以前——我给一个名叫乔·布罗迪的人五千块钱，叫他别再纠缠我的小女儿卡门。”

“啊。”我说。

他把他那稀疏的白眉毛挑了挑。“‘啊’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不是。”我说。

他继续瞪着眼睛看着我，半皱着眉头，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把这封信拿去，看一看。再给自己倒一杯白兰地。”

我从他的膝头上把信拿过来，又坐了下来。我擦了擦手掌，把信封翻过来。信是寄给“加利福尼亚州西好莱坞区，阿尔塔布里亚克雷桑三七六五号，盖伊·斯特恩伍德将军”的，姓名、地址是用墨水写的倾斜印刷体（工程师都喜欢写这种字体）。信封已经拆开。我从里面抽出来一张棕色名片和三张硬纸片。名片是一种用亚麻制的很薄的棕色纸，印着金字：“阿瑟·格温·盖格先生”，没有住址，只有下边左角上有几个小字：“收售珍版书籍”。我把名片翻过来，看到背面另外写着几行斜体字：“将军阁下：随信附上借条三纸，均系赌债，从法律角度虽无法索取，但仍望阁下以信义为重，如数清偿为荷。A.G.盖格谨启。”

我查看了一下信里面的几张白色硬纸，都是用钢笔填写的期票，日期是上个月——九月的几个不同的日子。“兹向阿瑟·格温·盖格先生借到现款壹仟圆，盖格先生如需用此款，我当随时奉还，并无利息。卡门·斯特恩伍德。”

用钢笔填写的字写得歪七扭八，又是勾又是圈，该画黑点的地方都画的是小圈。我给自己调了另一杯酒，一口口地慢慢喝着，把名片同借条放在一边。

“你的推断？”将军问我道。

“我还没有。这个阿瑟·格温·盖格是什么人？”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卡门怎么说？”

“我没有问过她。我不想问。我就是问，她也只是嘬弄着大拇指不说话。”

我说：“我刚才在进门的大厅里碰到她了。她就是做您说的那套动作。她还想坐在我怀里。”

将军脸上的表情一点儿也没有变化。他的两手握在一起，仍然一动不动地放在毯子边上；屋子里的热度把我变成了新英格兰式滚烫的大菜，却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叫他暖和过来。

“我说话应该客气一点儿呢，”我问，“还是有什么说什么？”

“我发现你什么忌讳也没有，马洛先生。”

“她们姐妹俩常常在一起混吗？”

“依我看，不大在一起，她俩各有各的走向地狱的道路。维维安被宠坏了，非常爱挑剔，尽管聪明，心肠却非常狠。卡门还是个孩子，喜欢从活着的苍蝇上揪下翅膀来。两个人的道德观念都不见得比一只猫多。我也没有。斯特恩伍德一家人都没有道德观念。接着问吧。”

“她们俩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我想。她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

“维维安上过贵族女子中学，后来又上大学。卡门上过半打左右风气越来越开化的中学，上到最后，同她刚入学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我做父亲的这样说话语气有点儿幸灾乐祸，马洛先生，这是因为我的生命只在旦夕之间，容不下维多利亚式的虚伪了。”他把头靠在椅子背上，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又突然把眼睛睁开。“我想其实用不着再补充这样的话了：一个人活到五十四岁才第一遭当父亲，现在遇到的这些事谁也怨不着。”

我又喝了一口酒，点了点头。他的灰土一般颜色的细瘦的脖颈上有一根脉管在跳动着，坐在我那边看得非常清楚；但是跳得非常慢，简直不像脉搏。一个身体三分之二已经死掉的老人，却仍然固执地相信自己能够活下去。

“你的推论？”他突然说了一句。

“要是我的话，我会给他钱的。”

“为什么？”

“这是一个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省却一大堆麻烦的问题。在这件事背后还藏着点儿什么。但是谁也不会叫您心碎，如果您的心还没有破碎的话。非得要不少骗子敲诈您很长时间，您才会有点儿感觉的。”

“我是有自尊心的。”他冷冷地说。

“有人就是要利用您的自尊心。这是最容易的一种愚弄人的方法。或者利用自尊心，或者借助警察。除非您证明这是骗局，盖格是能根据借条索回这笔欠款的。但是他没有硬要，而是把借条寄回给您，而且坦白承认这是赌债。这就给了您自我防卫的权力，即使他还留着借条也无济于事。如果他是个骗子，可以说他是精通此道的；如果他是个老实人，偶然放点儿债，这笔钱是应该给他的。您刚才说给了一个叫乔·布罗迪的五千块线，这个布罗迪是什么人？”

“一个赌棍。我记不清楚了。诺里斯，我的管家，会记得。”

“您的两个女儿自己手头有钱吗，将军？”

“维维安有，但是不多。卡门年龄还小，要等成年以后才能拿到母亲的遗产。我给她俩的零花钱不少。”

我说：“我可以把这个盖格给您打发走，将军，如果您要我做的仅仅是这件事的话。不管他是怎样一个人，干的是什么营生。也许在您付给我的酬劳之外，还要您破费一点儿。当然了，他将来会不会再来捣乱，我不敢保证。给他们一点儿甜头绝对不会叫他对您死心的。您的名字已经记到他们的账本里了。”

“我知道了。”他的宽大、瘦削的肩膀在他的褪了色的红浴衣里耸了耸，“几分钟以前你说应该把钱给他。现在你又说给他钱也不顶事。”

“我的意思是，让他敲一点儿小竹杠可能是一种更便宜的、更省事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我的全部看法。”

“我怕我是个性格急躁的人，马洛先生。你的费用是多少？”

“我一天挣二十五块钱，外加必要的开销——如果我走运的话。”

“我知道了。如果要从脊背上去掉瘤子，这个价钱并不高。手术要做得轻巧。我希望你了解这一点。做手术的时候尽量别让病人感到震动。也许瘤子还不止一个，马洛先生。”

我喝干了第二杯酒，把脸和嘴擦了擦。肚子里装上白兰地之后，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室内的燠热好受一些。将军对我眨着眼睛，手不断地在扯毯子边。

“如果我认为这人还多多少少讲点儿义气的话，我能不能同他达成一项协议？”

“可以。这件事我已经交到你手里了。我做任何事决不三心二意。”

“我一定把这家伙搜寻出来，”我说，“他会觉得一座大桥在头顶上崩塌下来的。”

“我相信你能做到。对不起，我不能同你多谈了，我累了。”他伸出手去，按了一下安在椅子扶手上的一只电铃，电铃线接着一道黑漆电线，电线沿着那些栽着腐烂发霉的兰花的墨绿色木桶一直蜿蜒到室门。老人闭上眼，又重新睁开瞪了我一下，然后就仰卧在靠垫上。他的眼皮又耷拉下来，不再理会我了。

我站起身，把我的上衣从潮湿的藤椅背上拿起来，穿过一盆盆的兰花走出去。我走出里外两扇屋门，站在室外，深吸了两口十月的清新空气。暖房对面车库前面的司机已经不在了。管家从红石板路向我走来，步伐轻快，脊背挺得很直，像一块熨衣板。我把上衣穿好，站在那里看着他走过来。

他在离我两英尺左右的地方站住，一本正经地说：“在您离开这里以前，里甘太太想见见您，先生。关于费用的事，将军通知我给您开一张支票，您觉得需要多少都可以用支票提取。”

“他是怎么通知你的？”

他愣了一会儿，接着就笑了。“啊，我明白了，先生。当然了，您是侦探。他通过按电铃告诉我的。”

“你给他开支票吗？”

“他给了我这个权力。”

“这个权力不错，你死了以后用不着埋在乱坟岗子里了。现在我不需要钱，谢谢。里甘太太要见我做什么？”

他的一对蓝眼睛笔直地扫了我一眼。“她对您到这里来的目的有些误解，先生。”

“谁把我到这里来的事告诉她了？”

“她的窗户正对着暖房。她看见咱们走进去了。我只好把您的身份告诉了她。”

“我不喜欢这样。”我说。

他的蓝眼睛蒙上了一层寒霜。“您是想告诉我我的职务该是什么吗，先生？”

“没那意思。但是我对猜测你的职务都包括什么范围倒有极大兴趣。”

我们两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地互相凝视了一会儿，接着，他那对蓝眼睛又瞪了我一眼，便转身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