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0年,西夏开国皇帝元昊破金明寨,围困延州。北宋朝廷派刘平、石元孙两军紧急赶往救援,不料援军在三川口遭遇全歼,刘、石二人被俘,宋朝满朝震惊。
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韩琦上奏朝廷,希望将范仲淹调往西北边境助他一起歼敌。就这样,业已五十一岁的范仲淹骑上快马,从越州出发,一路匆忙赶往战事吃紧的西北边境,开始了一段虽然短暂却荡气回肠的军旅生涯。
范仲淹是个有文韬武略之才且很实干的人,到西北后,他着力整顿军纪,根据实况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渐渐使战局有了扭转之态。然而,作为一名文士,从小在江南长大,此后又一直在江南一带当官,如今却远在边关、与家人相隔千里,看着边塞截然不同的风景,范仲淹不禁胸中波涛起伏,写下了不少感叹生活的诗词。
在北宋初年,词虽较五代时更为普及,但仍以“诗余”的从属地位存在,因此,在范仲淹的诸多诗词中,诗明显要多于词。然而,他的词数量虽少,但每一首都堪称佳作。比如,被后世誉为词中绝唱的《苏幕遮·碧云天》: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词中一“天”一“地”,一“山”一“水”,写出了西北边塞壮阔空旷、秋草离离的景象,这景象与中原、江南是多么不同!然而,夜来望见明月高悬、不禁对月怀人的,又岂止范仲淹一人?可以说,《苏幕遮》一词写出的,正是万千戍边将士的无边寂寥和思乡之情。
《渔家傲·秋思》一词,也是范仲淹在西北任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州知州时所作: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跟《苏幕遮》一样,这也是一首写思乡的词,全词充满了悲凉、壮阔、深沉的意境,而在悲凉之中,又透着戍边将士有家难归的无奈,以及为戍边献身国家的英雄气概。
范仲淹的词作虽然不多,却气象开阔,词境深远,其词风与当时流行的晏殊等人的婉约之风迥然不同,其气势堪与盛唐诗人王昌龄等人的边塞诗相比,可谓开了豪放派的先河。而范仲淹能写出这样的词句,正与他一生正气、胸怀大志的个人特质有关。
公元1043年春,在范仲淹、韩琦等人的努力下,西北边关的布防得到了完善。边境之忧得以缓解,此时,范仲淹的宿敌吕夷简病倒了,晏殊取而代之、成为主持朝政的一把手,而已经亲政十年的宋仁宗也感受到北宋的积弊,迫切想要改变现状——可以说,此时是万事俱备,一切都在朝着有利于变革的方向发展。
就在这年,范仲淹这股“东风”被召回京城,就任参知政事。上任后,他便提出“均公田”“厚农桑”等十项改革措施,在仁宗的许可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然而,范仲淹的改革触犯了朝廷上许多官员的切身利益,而皇帝也因后来西夏跟北宋议和而认为国家已太平无事,对推行新政失去了兴趣与决心,故而“庆历新政”犹如昙花一现,不足一年时间就在大臣们的一片反对声中结束了。
公元1045年,力主新政的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纷纷被贬。此后,一心忧国忧民的范仲淹辗转各地,在邠州、邓州、杭州等地任地方官,再未进入中央权力中心。
英雄迟暮,壮志未酬,即使铁骨铮铮如范仲淹,也难免会有内心伤感的时刻,而《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一词,便是这种愁绪的真实写照: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
毕竟岁月不饶人,范仲淹老了,身体已十分衰弱,纵然他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的忧如今有谁知道?又有谁能解?
都说五十而知天命。此时年近花甲的范仲淹即使心有不甘,也不得不认命了。因此才滋生了“百花洲上寻芳去”的归隐之心。
有一年,范仲淹在与跟他同样仕途不得志的好友欧阳修见面喝酒时,写下了《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在当时的范仲淹看来,像曹操、刘备、孙权这样的英雄人物,用尽权谋,到头来也不过落得三分天下的局面,人的一生长不过百年,年少时无知,年老时病弱,真正大好的年华只有中间短短数十年,纵使用来追求功名利禄,得了高官厚禄又怎样?谁能逃得出老死的结局?
综观《剔银灯》全词,无不透露出一个失意之人对功名的失望。
话虽如此,公元1046年应滕子京之请写下《岳阳楼记》时,时任邓州知府的范仲淹似乎又从消极的情绪中走了出来,故而才能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样的句子。
而范仲淹的确是这样一个豁达之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不论被调到何处,他都依然像年轻时那样干劲十足,尽自己所能为当地百姓施行惠政,直到公元1052年病逝于奔赴颍州任职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