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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赵桢是个有抱负、有仁德的皇帝，因为他的宽厚大度，在他亲政期间，除了铁面无私的“包青天”，还涌现出许多有名的谏臣，而范仲淹便是其中之一。
说起范仲淹，几乎人人都知道他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过，范仲淹这种忧国忧民的抱负与情怀，并非当官以后才有，其实早在十几岁时，他就立下了不为良相就为良医的志向，立志为黎民百姓做点实事。
为实现抱负，公元1009年，在长白山醴泉寺念书的范仲淹“划粥断齑”，留下了一段佳话。这倒不是因为家里贫寒吃不起饭，他之所以这么清苦自律，就是生怕自己在富贵和安乐中失去了志向。范仲淹曾在一首诗中直言不讳：“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这样的性格，注定他在官场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选择折中退缩——直谏，哪怕死也要直谏，几乎成了范仲淹毕生的选择。
年少成名的晏殊比范仲淹小两岁，是范仲淹的举荐人，对范仲淹有知遇之恩。公元1027年，晏殊以京官身份任应天府知府，听说了范仲淹在兴化县亲率百姓筑捍海堰之事，对他十分赞赏。次年，在晏殊的举荐下，在地方当了多年小官的范仲淹终于时来运转，被召为秘阁校理，成了一名京官。
秘阁校理是个闲职，官衔不大，却相当于皇帝的文学侍从，不但能经常见到皇帝，还能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当范仲淹上疏太后还权后，作为举荐人的晏殊对他的行为很是不解，责备他这样做太过草率，不仅会被朝中大臣视为沽名钓誉、博取谏臣之名，还会连累举荐他的自己。面对晏殊的提醒与责问，范仲淹给恩公晏殊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义正词严地回复道：“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上资政晏侍郎书》）意思是，我正是怕辜负了恩公您的举荐，生怕自己称不上忠良，才不顾一切地直谏呀！
不过，范仲淹的这次直谏并没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此后不久到河中府任通判，也是他自己申请的。
数年后刘太后逝世，皇帝终于亲政。因为范仲淹上一次的上疏事件，宋仁宗对他颇有好感，所以一亲政，就立刻把范仲淹召回京城，让他担任右司谏。这正合了范仲淹的心意——有了言官的身份，便可以直言不讳。
范仲淹入京不久，朝中就发生了因一个巴掌引发的“废后风波”。原来，因宋仁宗宠幸尚、杨两个妃子，惹得郭皇后十分不快。一天，尚妃因当面对郭皇后说了不客气的话，致使郭皇后大打出手。原本，郭皇后是想给尚妃一点教训，不料宋仁宗上来劝架，她的一巴掌竟打在了皇帝身上。
郭皇后为刘太后所立，宋仁宗又对她感情不深，早有了废后之意。巴掌事件后，在一向与郭皇后不和的吕夷简的怂恿下，宋仁宗更是决意要废后。但在范仲淹看来，皇后乃一国之母，“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因此，他在一年中写了许多篇反对废后的奏疏。皇帝被他搞得很烦，直到把他贬官外放到睦州，才落得耳根清净。
不过，历经这么多波折后，范仲淹还是不改耿直忠贞的秉性。公元1035年，废后风波过去后，仁宗又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对他委以重任，可不到一年，他又因向皇帝直谏当朝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与吕夷简交恶，再次被贬出京。
范仲淹被贬饶州后，妻子病故，自己也患了重疾。当时在建德县当县令的梅尧臣写了一首《啄木》和一篇《灵乌赋》寄给他，规劝他不要像乌鸦一样只报忧不报喜，虽然不好的事跟乌鸦无关，但在人们看来乌鸦就意味着凶兆。
范仲淹对梅尧臣的关怀和慰问很感激，但他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秉性，在回复梅尧臣的同名《灵乌赋》中，他这样写道：“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便是铮铮铁骨、一身正气的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