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化朋克：重塑，抑或扭曲生命

作者/马之恒

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已经走过了整整200年的历程。这个今天风靡世界的文学类型，在其草创时期，就已经与生命科学的最前沿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生命科学即与之紧密相连的医学的每一次进步，都带给科幻创作者全新的启迪，也不断拓展着“生化朋克”类科幻作品的疆域。而今，面对生命科学一日千里的发展势头，“生化朋克”开始表露出越来越浓郁的“反乌托邦”色彩，促使读者对科技发展的两面性进行深入思考。

世界首篇科幻小说

1818年，英国诗人珀西·雪莱的夫人玛丽·雪莱，写成了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

这是部根据友人闲聊时信口编来的故事整理而成的小说。生物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热衷于研究生命起源与本质。他用一些从尸体上收集来的“部件”，拼凑成了一个丑陋的怪物，用电击赋予“他”生命。当这个怪物真的活了，弗兰肯斯坦却吓得魂飞魄散，怪物则趁机逃出实验室不知所踪。

怪物在流浪过程中学会了人类的语言和待人接物的方式，甚至默默帮助贫民，却因为面貌极度丑陋而屡屡受到人们的排挤和袭击。深感孤独的怪物开始仇恨弗兰肯斯坦，杀死了他年幼的弟弟并嫁祸家中的女仆。不久之后，弗兰肯斯坦与自己的造物不期而遇，并经过深谈答应了“他”的要求：再用取自女性死尸的“部件”制造一个“女人”并“激活”；而“他”保证在弗兰肯斯坦完成这一切之后，将偕自己的伴侣隐居至南美洲的无人区，远离人类社会。

弗兰肯斯坦担心两个怪物结合将创生出大量丑陋的后代，于是食言毁掉了建造完成的“女人”。受到欺骗的怪物在狂怒之下杀死弗兰肯斯坦的密友和新娘。弗兰肯斯坦追踪怪物到北极，力竭而死；怪物则在自己的“造物主”离世后陷入迷茫，最终自杀身亡。

《弗兰肯斯坦》脱胎于当时英国流行的哥特小说，这是一种热衷于描绘恐怖氛围和超自然力量的惊险小说类型。《弗兰肯斯坦》凭借其在科幻史上的地位和摄人心魄的恐怖氛围，多次被改编成电影，时至今日仍然赫赫有名；“科学怪人”这个经典设定，也被日后许许多多的科幻作品广为引用。

《弗兰肯斯坦》的核心“科幻设定”，很可能取材于意大利医生路易吉·伽尔瓦尼的一项研究。18世纪末，在解剖已经死去的青蛙时，伽尔瓦尼助手用带电（连接着莱顿瓶）的解剖刀碰触了青蛙腿上裸露的神经，使蛙腿发生抽搐。伽尔瓦尼由此认定，生命源于动物体内的“生物电”。这项实验，后来启迪意大利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伏特在1800年发明出“伏特电堆”，也即电池的雏形。

以今天的生物学知识来看，伽尔瓦尼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在发明电堆之时，伏特指出，使蛙腿抽搐的能量，来自青蛙体外而非青蛙自身。不过，认为“生物电”是生命本质的理论，当时仍然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以至有人认为，如果生物学或者医学进一步发展，人们有办法为尸体重新注入“生物电”，尸体就有可能死而复生，尽管这听上去极为惊悚。

正是这种猜想催生出了《弗兰肯斯坦》。而畅想未来生命科学极度发达，以致能够超越生死或者说实现死而复生的观念，也成为“生化朋克”类科幻发展的第一块基石。另一方面，怪物被弗兰肯斯坦创造出来，并在逃出实验室之后不受控制地成长，还从人类社会中习得语言和情感，开始了解“爱”与“善良”的涵义并追求向往。这种“失控”实则源自智慧生命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本能，然而这种本能与人类控制“异类”的欲望发生了冲突。

彼时的人类社会，舒缓的生活状态正逐渐让位于机械大生产带来的快节奏，这意味着人的本能行将被技术带来的变局所压制；而这种对人的压抑，很可能造成更大的危机。正如《弗兰肯斯坦》描绘的那样，就像人类社会试图压制与人类“本是同根生”的怪物，最终扭曲了怪物的心性，引发了一连串可怕的混乱。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恰是一部生化朋克类型作品，和今天的很多生化朋克作品一样，它集中笔墨描绘了技术失控导致的消极后果。

草创时期“高位开盘”

在《弗兰肯斯坦》发表几十年后，凡尔纳成为享誉世界的科幻大师。他的绝大部分作品的故事主线，是由一组人完成的虚构的旅行，行经地点除人类已知的世界外，还包括未经探索的无人区、地下世界、深海乃至太空。某些时候，为了完成这些旅行，主人公会借助基于现代科技的交通工具，比如蒸汽动力的机械动物、潜艇、飞行器乃至“登月炮弹”等。这些旅行的目的地和实现旅程的手段，是作品科幻设定的核心内容。凡尔纳的作品并非全系科幻，有一些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游历小说；但在属于科幻小说的一域，他已经尝试了今天科幻作品中的大部分题材。

不过，凡尔纳似乎很少涉足生化朋克领域。而其后的另一位科幻大师——英国人赫伯特·乔治·威尔斯，除进一步拓展科幻作品的选材以外，也让生化朋克科幻的发展更进了一步。

威尔斯的首部科幻小说《时间机器》，即是今天依旧很常见的时间旅行题材。在这部作品中，他畅想了八十多万年后地球的样貌。是时，人类已经分化为两支：一支是生活在地表的埃洛依，身材矮小，皮肤白皙，仅有相当于孩童的智商，终日游戏玩乐；另一支则是生活在地下的莫洛克，他们身体强壮，操纵巨大的机器为地表的埃洛依提供生活资料，同时捕食埃洛依。这样的设定，或许是对当年英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一种投射——过于养尊处优的上流社会人士最终丧失了劳动能力，退化并沦为昔日同类的猎物。这部作品跨越八十万年时间，探讨科技发展对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影响。这种人类在时间流逝和环境变化中演化的思路，在当时也是颇为新潮的。

在其后的作品《月球上的第一批人》中，威尔斯描绘的月球土著居民，可视为埃洛依与莫洛克的“强化版本”。月球土著居民会根据社会分工对成员进行“定向培养”：决策层、脑力劳动者的大脑会被极度强化，因而变得“头大身小”；纯体力劳动者则被强化骨骼和肌肉，以满足重体力劳动所需。在月球土著居民看来，相比于天然的“全面成长”，这样的“定向培养”显然更有利于节约资源。

更具生化朋克特点的作品《莫若博士岛》，威尔斯在其中对外科手术发展进行了极致的畅想。19世纪，消毒理念和麻醉技术的引入，推动了外科手术的迅猛发展，以至于世纪始末的医学完全呈现两种样貌。通过现代化的外科手术，很多以往致命的疾病或创伤得以治愈。一些人开始由此想到，如果外科手术发展到极致，“逆天改命”成为现实或也未尝不可。《莫若博士岛》的科幻设定，就是这种思潮的体现。

在一座孤岛上，疯狂科学家莫若博士对一些野兽实施了精妙的外科手术，经过声带手术，它们被改造成能讲人话的半人半兽的怪物，莫若博士则因为将“人性”恩赐给野兽，成为这些“半兽人”崇拜的神，对它们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一次“执法”过程中，莫若博士意外身亡，岛上的“神权法律”很快动摇，被博士改造的怪物逐渐恢复了兽性。但它们也不再是纯粹的野兽，偶尔会流露出残存的人性。凭借恐怖气氛洋溢的故事，以及对技术控制生命走向失控过程的刻画，《莫若博士岛》成为早期生化朋克类科幻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般蓬勃的现代科幻草创时期，凡尔纳、威尔斯等少数科幻先驱者，缔造了大部分沿用至今的科幻“母题”。生化朋克类科幻小说偏于晦暗的“气场”，致力于表现“失控”的写作模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被确定下来的。直到今天，这一类作品也没有从上述特征中跳脱出来。

基因研究带来变局

20世纪50年代，世界顶尖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都对破解DNA分子结构的奥秘跃跃欲试，而美国人詹姆斯·沃森和英国人弗朗西斯·克里克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参与了这场竞赛的美国人莱纳斯·鲍林，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化学家。他精于研究化学键本质，也擅长分析生物大分子结构及功能，还完成了对血红蛋白结构的测定。结合血红蛋白的晶体衍射图谱，鲍林提出蛋白质中的肽链在空间中呈螺旋形排列，这一理论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由此发端。至此，鲍林距离破解DNA分子结构奥秘，只差一步之遥。运用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知识积累，他推导出一个三螺旋模型，这个依靠纯理论建立的模型，其实是错误的。

看到鲍林推导的三螺旋模型后，克里克和沃森对X光显微照片进行分析，意识到DNA分子很可能系双螺旋结构，并且迅速搭建起正确的模型。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直到今天，与DNA有关的研究，一直都占据着生物学领域的热点地位。

对科幻创作而言，DNA研究所开启的新时代，也为生化朋克类科幻作品提供了全新的素材。关于基因工程的科幻故事，诸如异种基因融合、复活灭绝动物、人工创造新物种等，其题材之繁荣如今已不胜枚举。

中国作家王晋康和刘慈欣都曾涉笔此类题材。王晋康的“新人类”系列四部曲《豹人》《海豚人》《癌人》和《类人》，即是畅想基因工程发展的科幻佳作。

《豹人》讲述了一位短跑运动员谢豹飞的离奇经历。谢豹飞是一名“混合基因人”，体内具有少量非洲猎豹的基因，这使他能够在百学技术出版社，2012《癌人》，王晋康，四川科米“飞人大战”中以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成绩轻松取胜。但在日常生活中，他的兽性随时可能发作，最终他强暴并咬死了心仪自己的女孩，自己也被女孩的亲人所杀。

《海豚人》的时间背景则是人类文明已被超新星爆发毁灭的未来，此时海水成为抵挡致命射线的上佳屏障。精通基因工程的女科学家覃良笛培育出拥有脚蹼、适合在海中生活的基因改造人类——海人，在发现海人仍未很好适应海洋环境之后，她又对各种海豚进行智力提升，培育出“海豚人”，与海人一起成为人类文明的后继者。多年过去，海豚人已经成为地球智慧生命的主流；海人则仅孑遗数千名，在海豚人社会中担任那些必须使用手指的工作。

《癌人》的灵感有可能来自癌症研究领域著名的“海拉细胞”。在现实中，患有宫颈癌的美国黑人妇女海瑞塔·拉克斯于1951年病逝后，她的宫颈癌细胞样本被一名医生取下进行培养，至今仍然繁殖不息，被称为“海拉细胞”。这是第一株人类分离培养出的可无限繁殖的细胞系，世界各地进行相关研究的实验室所使用的都是它的后代，因而能够以相同的标准开展研究工作，互相参考数据。

在《癌人》中，医药公司总裁约翰·罗伯逊为给患严重肝病的妻子置换肝脏，在生物学家保罗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保罗去世祖母的癌细胞克隆出黑人女孩海拉；孕育海拉的则是约翰的女儿苏玛。海拉的生长速度是常人的两倍，而且器官可以再生。于是，器官盗卖者盯上了她“，保护人类纯洁组织”将她视为异类，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认定她将使社会不安定，企图秘密除掉她。在亲人的帮助下，海拉逃往巴西，并通过克隆技术自我繁殖，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类人》的故事则在未来世界的“类人工厂”展开。在这些被设计成人类子宫形状的建筑物里，人类的DNA被用于制造出更为健美的“类人”，对社会劳动力进行补充。这些“类人”不能拥有利于识别身份的指纹。位于中国的第二类人工厂的总工程师何不疑，在上班最后一天精心设计了一场奇特的演习，让生产线暂时解除对指纹的限制，得到一个拥有指纹的类人婴儿。他设法将这个孩子带出类人工厂，作为自己的养子，引出了后来的一连串故事。

刘慈欣的《魔鬼积木》（又名《天使时代》）将生命科学与国际政治进行了奇想结合。一位来自虚构的非洲国家桑比亚的天才生物学家，掌握了混合任意动物基因的方法，制造出各种原本只存在于神话传说里的动物，比如，他混合鸽子、马和人的基因，制成了只有鸽子大小却长着翅膀的宠物“飞马”。

为了缓解其祖国的饥荒，这位生物学家对人的基因进行修改，使人能够像马一样吃草过活。但他的研究不被衣食无忧的西方发达国家所理解，占据道德高地的人指责他亵渎人类，企图继续以粮食援助为筹码压制桑比亚；实验唯一的“样品”——一个能靠吃草维生的黑人男孩也在乘坐飞机时死于持极端种族主义观点的空姐之手。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这位生物学家培养出了整合鸟类与人类基因、善于游击战的“飞人”特种兵，通过他们实施突袭，击沉了进犯桑比亚的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

运用基因工程培养超级士兵的情节，在科幻世界中相当常见。美国科幻电影《兵人》便是典型例证。在这部电影拍摄时，美军正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和严格的训练，降低士兵在战场上的伤亡，电影的故事便是循这条思路展开。

电影中，未来的特种部队士兵从婴儿时期即被挑选出来，经受严酷的训练，成长为最优秀的战士。这批屡立战功的士兵正值壮年时，增强人类基因的新技术被引入军队之中，新战士变得更加强壮，拥有更大的力量、耐力、手臂稳定性和痛苦耐受力，在训练场上完胜老兵。在比武中身受重伤的老兵陶德，被军队当成垃圾，送到作为垃圾场的“垃圾行星”上。在那里，陶德得到人类贫民的照顾而痊愈，也找回了失去的人性。当基因战士以屠戮“垃圾行星”作为军事演习科目时，陶德运用多年来的战斗经验巧妙设伏，将前来的基因战士悉数歼灭。

复活恐龙的“奇葩”创意

现实世界中，随意对人类进行基因测序和基因改造，将引发激烈的伦理争议。有鉴于此，一些生化朋克类作品选择让基因优化和改造发生在其他动物身上，以避开伦理困局。

最经典的复活恐龙科幻作品，非美国作家迈克尔·克莱顿的《侏罗纪公园》莫属。在这部作品及据它改编的系列电影中，“复活”恐龙大体遵循着这样的“技术路线”：富豪为建造一座恐龙主题公园，召集一批顶尖科学家，找到曾叮咬恐龙、被封印于琥珀中的蚊虫，从中提取恐龙的血液，进而研究出恐龙的DNA图谱。接下来，科学家设法将恐龙的遗传物质导入青蛙卵中，使其发育成活生生的恐龙。

实际上，这样的做法与科学相违背。且不说青蛙与恐龙的亲缘关系很远，即使小说的核心技术在现实中也无法成立：DNA在生命死亡之后会分解成很多小片段，慢慢降解。DNA的半衰期为521年，也就是说，每过521年，脱氧核糖核苷酸之间的化学键就会断裂一半，即使在零下5摄氏度的理想条件下，DNA最多也只能保存680万年便全部降解。而事实上，只须150万年左右，DNA就已经破碎得难以解读。

最后一批非鸟类恐龙已经在6500万年前灭绝，其DNA无法完整地保存下来，复活更无从谈起。虽然国外媒体多次爆出找到鸭嘴龙“木乃伊”，乃至在其中发现类似红细胞结构的新闻，但此举仅只是有利于加深人们对恐龙身体细节的了解而已。因为即使发现遗传物质，也很难判断其究竟属于恐龙，还是来自挖掘、研究过程中的污染。

虽然DNA中包含了遗传信息，但生命体的制造也不是仅凭DNA就可以完成，因为受精卵需要合适的环境方能发育。依靠现有技术，即便找到某种恐龙完整的DNA，也很难为其营造出适宜的发育环境。

科幻小说中的“路线”行不通，科学家们退而求其次，力图在现代鸟类身上制造“返祖现象”。鸟类由小型肉食恐龙进化而来，在进化过程中，鸟类体内决定恐龙特征的基因被“关闭”，但这些基因著录的信息仍然存在。在实际操作中，美国研究者就利用基因工程方法，把鸟喙变成了长有牙齿的“恐龙嘴巴”。当然，这种拥有“祖先特征”的怪物，并不是真正的恐龙。

或许正是基于这类研究，中国科幻作家汪彦中创作出了《伶盗龙复活计划》。在这篇有些“冷幽默”意味的作品中，一所大学的实验室接受一家大企业的投资，采用激活鸟类身上“恐龙基因”的方法，成功复活了早已灭绝的伶盗龙。但由于企业负责人的不理解，以及伶盗龙的发育过程无人了解，实验举步维艰。最后，投资者认定成功的伶盗龙“版本”，被发育成熟的真正的伶盗龙杀死；而这只伶盗龙也在行凶之后逃之夭夭，投资者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

这篇作品与《侏罗纪公园》系列一样，都选择了“技术失控”作为故事的主题。由于篇幅的优势，《侏罗纪公园》对这个主题的刻画显然更为深刻：人类复活了恐龙，并将其全部人工设定为雌性，又设置了必须为其补充某种特定氨基酸方能生存下去的技术限制。然而，在侏罗纪公园被气象灾害摧毁之后，逃出圈养环境的恐龙不仅摆脱了技术限制，还通过孤雌生殖的方式繁衍出了后代。

在2015年上映的电影《侏罗纪世界》中，重建的恐龙公园“侏罗纪世界”，饲养了一头史上并未存在过的“暴虐霸王龙”。它是公园运营者为取悦“想看更凶猛恐龙”的游客，混合多种生物的基因制造出的，同时拥有霸王龙、伶盗龙、乌贼、树蛙等动物的基因，在必要时甚至能够改变身体输出的热辐射来逃避红外线监控，还可以与伶盗龙“沟通”。这头恐龙意外地摆脱了人类的控制，将新公园搅得天翻地覆。

关注技术失控的一面

人类以技术掌控生物，却在技术失控之后遭到“反噬”，是生化朋克类科幻作品的常见题材。

在美国作家保罗·巴奇加卢皮的《发条女孩》，以及其他几篇基于相同世界观的短篇小说里，未来的人类已经可以熟练地操控不同物种的基因，用这些“魔鬼的积木”创造出大量原本不存在于自然界的物种；当被有意扩散或意外流散到自然界时，它们凭借各自的“异能”，彻底摧毁了地球原本的生态圈，在世界范围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在世界观与上述略有差异的《沙渣之族》中，巴奇加卢皮描绘了未来人类的另一种艰难生活：由于环境恶化，很多人改造了自己的基因，将痛感钝化，并通过与象鼻虫共生，拥有了吞食砂石充饥的能力。凭借这种更强的适应性，人们可以暂时忽略环境的恶化。一天，几位如此过活的“沙渣之族”意外发现并收养了一条流浪狗，开始在一片废土之上，努力为它找寻可供维生的食物……这种未来世界里的晦暗生活，是人类自恃技术破坏环境之后，在废墟中苟且偷生的折射。

基因工程之外，在其他层面上改造生命的生化朋克类作品，同样也常常以“技术失控”作结，令观者生出生命无法被随意操控的感叹。

王晋康的长篇小说《蚁生》，是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作品。在那个全社会致力于抹除人类私心本能的年代，一位年轻人研制出了能够对人起作用的蚂蚁激素。该激素可以让整个农场的人都变得勤快起来，无论多么好吃懒做的人都可以即刻获得卖力工作的“本能”，成为当时社会标准下的“完人”。但随着时间流逝和激素作用消退，这些人故态复萌，重新做回了满是道德瑕疵却真实的自己。这个特殊背景下的故事，是对特殊历史的另类写照。

近几年热映的美国科幻电影《猩球崛起》系列，展现了药物试验失败导致的末日世界。作为科幻经典《人猿星球》的“前传”，这几部电影尝试补完地球变为“猩球”，以及黑猩猩与倭黑猩猩建立起文明的历史。为治疗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症），一家药企以某种病毒为基础研发出全新概念的药物，在黑猩猩实验上显现出不错的功效；但因为人和黑猩猩微小的基因差异，这些病毒对人类产生致命的威胁。它沿全球航空网络迅疾传播，迅速瓦解了人类文明。在发生变异后，病毒对人不再致命，转而使幸存者逐渐失去心智。于是，人和黑猩猩、倭黑猩猩等“大猿”的地位发生了对调，黑猩猩与倭黑猩猩开始成为地球的主宰，人类则逐渐沦为“野兽”。

美国作家丹尼尔·凯斯的名作《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上演了一幕智力残障者的哀婉悲剧。这部小说采用一种独特的结构，以近二十篇“进步报告”串联出整个故事。在小说中，智商只有68的查理·高登在面包店担任清洁工，时常受到同事们的取笑。他接受了尚处测试阶段的智力提升手术，成为智商破200的超级天才，以惊人的速度学习知识，成长为优秀的脑科学专家。

成为天才之后，查理和之前的同事们发生冲突，并且开始嘲笑其他智力残障者。他为此陷入苦闷。正在此时，接受过智力提升手术的老鼠阿尔吉侬开始出现智力衰退的情况，并迅速死亡。查理通过研究发现，自己也将遭遇同样的过程，且局面可能更加糟糕。在重新变回智力残障者之前，他以仅有的智慧和记忆力写下了最后的研究报告，请求人们为阿尔吉侬的墓地献上鲜花。

台湾作家张系国的《超人列传》对技术失控陷人类文明于危局进行了深入思考。在这部作品中，未来的人类社会崇尚绝对的理性，科学界有感于科学家为肉身所累，在大脑尚能创新时，却因身体其他部分的疾病离世，又或因身体衰老而容易疲劳，降低思考效率，遂开发出一种特殊的手术，将顶级科学家的大脑移植到机械装置里。通过机械腿或者气垫移动，依靠营养液维生，科学家们成为拥有千年寿命的“超人”。他们隐居在各个远离地球的星球上，从事着高精尖的科学研究。

超高智商和超长寿命带来的优越感，使大部分“超人”将曾经的同类视为另一种生物。一位研究脑科学的“超人”研制出寿命更长、智商更高的“人造脑”，被视为人类进化的方向。“超人”们投票决定向全体普通人类的大脑植入特殊的装置，使他们自愿放弃繁衍，成为生产人造脑的劳动力，直至灭绝。待未来全体“超人”自然死亡之后，拥有绝对理性的人造脑便会成为地球的主宰。反对这一计划的“超人”裴人杰劫持了两名人类婴儿，将他们带到偏远的行星，试图在那里重建人类社会，找回人类感性和理性的平衡。

“纳米朋克”异军突起

近年纳米技术的发展，也为生化朋克类科幻作品提供了新的素材，可以视为生化朋克“支线”的“纳米朋克”应运而生。纳米是非常小的长度单位，相当于毫米的百万分之一。所谓纳米技术，即以分子作为“积木”，堆砌成某种特定物质的技术。

在这种极小的尺度之下，利用最前沿的技术仍然能够搭建起某些可以自主运转的机械，比如必须通过电子显微镜才能见到的“汽车模型”及其在特殊的“赛道”上进行的“拉力赛”。倘若这种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能够据此建造出更为复杂的机械，情况又会怎样呢？

举例而言，如果我们成功建造出纳米尺度的机器人，使其具备自主行动乃至自我复制的能力，那么它们就有可能呈现出一些类似于生命的特质。它们能够将其他的物质“同化”，以壮大自身的“队伍”，并最终变得势不可当。这种恐怖的场景，已经不止一次在科幻作品中出现。试想，假使纳米机器人能够不断“同化”其周围的物质，就意味着钢铁和玻璃最终无法隔离和阻挡它们，消防水龙喷出的高压水柱冲不垮它们，甚至强酸和强碱也不能腐蚀它们。想遏止它们，只能寄希望于纳米机器人怕火，或者它们被预置了为增殖“刹车”的程序。

在美国作家约翰·斯卡尔齐的《垂暮之战》系列中，未来星际战争中的人类战士拥有经深度改造的身体，“智能血”是经过改造的躯体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具专用于战斗的身体里，普通的血液被一种更携氧和凝血能力更强的纳米机器人所取代，它使战士能够在水下闭气6到7分钟，即使身负重伤也不会失血过多而死。

不过智能血也有其固有弱点：有可能被计算机病毒控制发生自燃，并因为携带大量氧气而剧烈燃烧甚至发生爆炸。在《垂暮之战》的续作《幽灵旅》中，特种兵亚当就利用这一点惩罚了夺取他意识的人类叛徒。

现实生活中，运用纳米技术制造的“人造血”业已出现，并已被用于医学治疗，只是尚未具备《垂暮之战》中那么强大的功能。这种物质的出现，标志着纳米技术与生命科学中某些领域的合流，其进一步发展，将可能模糊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

美国作家格雷格·贝尔的《血音乐》就是一个关于人造生命的故事。供职于高科技公司的研究人员运用纳米技术，创造出人造生命体，而后不顾禁令，将这些人造生命注射进自己的血液带出实验室。这些人造生命开始在寄主体内不断成长、繁衍，直至重塑寄主的生命。显然，这部“纳米朋克”的代表性作品，也是一个关于失控的故事。

科技的日益发展，必然对控制提出日益精准严格的要求，而日趋复杂庞大的控制系统，也必然孕育着日益增大的失控可能和破坏性风险。这种写在同一张纸两面的悖论，并不仅仅属于科幻。 TuhWKUSQRtK8OsLcVnKJpWcZt4SPEePyuExysooV5rXSGKfxdn5zvjY+zEPRDr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