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世界

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

忽然被抛进大千世界，无数波浪从四面向我们袭来，

我们对一切都兴致盎然，

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

时时刻刻都在出现微微的不安，

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

却被各种尘世的纷扰冲散。

——歌　德

如果我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我长大成人的那段时间作一个简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如此说：这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这是最确切不过了。我们那个几乎有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它的一切都会天长地久地延续下去，国家本身就是这种延续的最高保证。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是由人民自由选举出的议会以书面形式确认的，每项义务都有严格的规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闪发光的金币形式流通的，因此它的价值是不会改变的。人人都知道他有多少钱或者他挣了多少钱，能干什么或者不能干什么都有一定的规范、标准和法度。拥有财产的人可以精确计算出每年有多少盈利，公务员和军官看日历就能知道他会在哪一年升职或退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确定的预算，知道一家人吃住开销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花费多少钱，此外还要留下一小笔费用，以备生病和意外之需。有房子的人把房子看作留给后代的万无一失的家园；农场、商店则代代相传。就连襁褓中的婴儿，也已经在储蓄罐或储蓄所存下第一笔钱，这是为他的将来准备的一笔小小的储蓄金。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所有的一切都紧紧依靠国家和那个至高无上的白发苍苍的皇帝。谁都知道（也都这样认为），即使老皇帝去世，新皇继位后，旧的一切会原封不动地得到保持。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会有颠覆政权的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来，任何激烈的暴力行动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种安全的感觉是千百万人的财富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在这样的太平世界里，生活才具有价值，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渴望从这份宝贵的财富中分享自己的那一份。最初只是那些有钱人对这种太平盛世欢欣鼓舞，后来逐渐扩展到平民百姓。这个太平的世纪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房子投了火灾险和防盗险；为自己的耕地投了防雹和防风暴险；为防意外事故和疾病投了人身保险；为自己的晚年买了终身养老金券；将一张保险单放在女儿的摇篮上，作为将来的嫁妆。最后，工人也组织起来了，为自己争到了应得的工资和医疗保险；用人们为自己储蓄了养老保险，并预先存入一笔丧葬费。只有那些对未来充满信心无忧无虑的人，才能尽情享受眼前的好生活。

当时人们认为，他们的生活能够完全阻止厄运的入侵，这种感人的信念是非常危险的自负，尽管他们对生活的态度谦虚又正派。在十九世纪，对自由的理想主义深信不疑的人，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向“最美好世界”的平坦大道。他们用鄙夷的眼光看待以前充满战争、饥馑和暴乱的年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所致。而现在，所有的祸害和暴政似乎已经全部被消灭，这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人们对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的坚定信念，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信仰力量。这种力量甚至超过了人们对《圣经》的信仰，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雄辩地为它作了证明。事实上，在这个和平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迅速，越来越丰富多彩。街道的夜间照明已不再是昏暗的灯光，而是耀眼的电灯。从城市的主干道直到市郊，沿街店铺灯火辉煌。用电话能与远方的人对话。乘坐的车辆已不是马车，速度就快得多啦。人们已实现了伊卡洛斯的梦想，在空中遨游。舒适的设备从富裕之家进入普通百姓家。已不需要从井里或河里汲水。炉灶生火简便多了，人人讲卫生，肮脏不再存在。人们从事体育锻炼以来，身体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患有畸形、甲状腺肿大及其他残疾的人在街上越来越少见。所有这些奇迹都是科学和“进步”的天使创造的。还有，社会也在不断进步：司法变得更加温和与人道，每年都赋予个人新的权利；甚至那个最棘手的问题，即广大群众的贫困问题似乎也不再难以解决。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有了选举权，从而可能合法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竞相为无产阶级生活得更加健康和幸福出谋划策——因此，如果不为本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荣耀，不觉得每隔十年社会就向前迈一大步，那才怪呢。人们不相信欧洲各民族之间还会有战争，就像不相信世上还有鬼怪一样，认为那是野蛮的倒退。我们的父辈坚信宽容和友好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诚地认为，各个国家及各个教派之间的界限和信仰的分歧，将会在人们的友善中逐渐化解，整个人类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和平与安全。

被理想主义蒙蔽的那代人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他们以为科技进步必然带来人类道德的迅速提高，这同我们今天幻想把“安全”这个词从词汇表中抹掉一样，是十分可笑的。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世纪里已经学会了对集体残暴行为的爆发不再感到惊奇，总有一天会出现更残酷的暴行，所以我们对人类的道德教育持怀疑态度。我们不能不承认弗洛伊德是正确的，他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看作薄薄的一层纸，随时都会被邪恶的力量击破。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逐渐习惯这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安全的世界。我们早已为了自己的生存摒弃了父辈的坚强信念，他们认为人道主义会持续不断地飞速提高。一场灾难使我们的人性一下子倒退了近千年。在我们这些有深刻教训的人看来，轻率的乐观主义是十分陈腐的。尽管这只是一种幻想，却是我们的父辈为之献身的，这比那些空洞的口号更有人性，更有内容。时至今日，我内心深处仍无法完全摆脱这种幻想，虽然我对它已充分认清，完全失望。一个人童年时耳濡目染，时代气息已溶入他的血液，是难以磨灭的。不管现实每天在我耳边鼓噪些什么，不管我和我的众多同代人遭受过什么侮辱和考验，我还是不能否认青年时代的信仰：总有一天会好起来，尽管来之不易。今天，我们心神不宁地怀着破碎了的心情，像个盲人在恐怖的深渊中四处摸索，我依然能从中看到曾照耀我童年的星辰，用这种继承下来的信念，认为这种倒退只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间歇，以此来安慰自己。

今天，巨大的风暴把世界击得粉碎，我才完全明白，太平世界不过是梦幻中的宫殿。我的父母就是住在这个宫殿里，就像住在一幢牢不可破的石头房子里一样。从来没有什么风暴或者强烈的穿堂风闯入他们温暖舒适的生活；当然，他们具备防风遮雨的特殊手段：他们是有钱人，他们是逐渐发迹的，已经变成富豪。但在他们那个时代，抵挡风雨全靠窗户和墙壁。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属于典型的“上流犹太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对维也纳的文化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而所得到的报答却是被彻底消灭。我在这里叙述我父母安闲自在和无声无息的生活，其实讲的并非个人的私事，因为在那个重视一切价值保障的世纪里，像我父母这样的家庭在维也纳有一万或二万个之多。

我父亲的祖籍在摩拉维亚。在那个不大的乡村里有犹太人聚集区。他们与当地的农民和小市民相处得非常融洽，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压抑心理，也没有东方加利西亚犹太人随时都出现的急躁。由于生活在农村，他们个个体魄健壮，走起路来迈着稳健、从容不迫的步伐，像农民穿越田野一般。他们早就从正统的教派分离出来，成为“进步”这个时代宗教的狂热追随者。政治上恰逢自由主义时期，他们选出了自己最尊敬的议员进入国会。当他们从自己的故乡迁居到维也纳以后，便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较高的文化生活。他们的发迹是和时代的普遍繁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的家庭是非常典型的。我的祖父曾经销售过手工纺织品。上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的工业开始发展，从英国进口织布机和纺纱机，由于合理的机械化生产，纺织品的价格大大低于手工制品的价格。犹太人具备天才的商业洞察力和全球的视野，认识到率先在奥地利实行工业化生产的重要性。唯有工业化才能获得厚利。他们以最少的资金、最快的速度建立了一些临时搭建的工厂，先是以水力作动力，这些工厂以后逐渐发展成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波希米亚纺织工业中心。如果说我的祖父是一个经营成品的中间贸易商的早期典型代表，那么我的父亲已决定跨入一个新时代。他三十岁时在波希米亚北部创办了一个小型的织布作坊，经过多年的悉心经营，它逐渐发展成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

尽管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可我父亲依然采取那种小心谨慎的扩展方式，这完全是那个时代的观念。再说，这也非常符合我父亲那种克制而不贪婪的性格。他坚持那个时代的信条：稳妥第一。他觉得依靠自己的资本“扎扎实实”——那个时代最喜欢说这个词——办起来的企业，比利用银行贷款或实物抵押建成的企业更伟大。他一生中从未签发过一张债券，也从未签发过一张期票。他开户的银行，毫无疑问是最可靠的信贷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该银行始终处在贷方的地位，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骄傲。他从来就讨厌投机生意，哪怕有一点风险他也不干。他一生中从未做过一笔生疏的交易。当他渐渐有钱和越来越有钱时，他从不把这些归功于大胆的投机，也不归功于他眼光的长远，而是归功于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最普遍的小心谨慎的做法：始终只用收入的极小部分作为日常开销，把逐年递增的巨额收入投入经营，扩大再生产。我父亲像他同辈的大多数人一样，如果看到一个人把收入的一半毫无顾忌地花光，而不顾太平年代常说的一句话——“为将来想一想”——这样的人肯定被看作靠不住的败家子。其实，对一个有钱人来说，这种变利为本不断积累财富的方法，在经济腾飞的时代仅仅是一种保守的生财之道，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想到从巨额收益中多征收百分之几的税。再者，国家的有价证券和工业股票在当时也能带来很高的利息。不论怎么说，这种保守的生财之道也是值得称赞的。当时，通货膨胀还没有到来，克勤克俭的人家还不容易遭偷盗，规矩正派的人也不会遇到诈骗。恰恰是最有耐心和不搞投机的人获利最多。我的父亲由于顺应了他那个时代的一般规律，在他五十岁时，纵然用国际的标准来衡量，也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但是，我们家庭生活的开销，与财产的骤增相比，依然是十分节俭的。我们只是逐渐买点方便的生活用品；我们从一幢较小的寓所搬到一幢较大的住宅；只是在春天的午后才租一辆出租马车。我们外出旅行坐的是二等卧铺车厢，我父亲五十岁时才享受了一次豪华生活：同母亲乘车去尼斯度过冬天的一个月。总之，我们家持家的基本原则始终不变：克勤克俭，绝不挥霍，绝不挪用款项。我父亲成为百万富翁以来，从未吸过一支进口雪茄，而只吸普通的国产雪茄，就像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只吸廉价的弗吉尼亚雪茄一样。玩牌时，他只下很小的赌注。他坚定不移地秉持他的克制作风，坚持过一种舒适又不惹人注意的平静生活。虽然他比大多数同行体面得多，也有教养得多——他钢琴弹得出色，书法清秀，会讲法语和英语——却坚决拒绝任何荣誉和荣誉职位。他一生中从未追逐或接受过任何头衔和地位，而像他这样的大工业家理应获得这些。他从未向别人求过什么，所以他从未向别人说过“请求您”或“多谢”之类的话。他觉得这种隐藏在内心的骄傲，比显露出来更加重要。

的确，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出现一段和父亲的本性相同的时期。我父亲不声不响又不愿抛头露面的个性，现在开始影响我，一年比一年明显。在职业上，我同父亲迥然不同，我的职业不能不宣扬自己的名字，不能不抛头露面。我同父亲一样，内心的骄傲促使我拒绝任何形式上的荣誉。我从未接受过一枚勋章、一个头衔或任何一个学会会长的职位；我从未担任过研究院的院士、理事或评奖委员会的委员；甚至我觉得，坐在丰盛的宴会桌旁是折磨自己，一想到要同人攀谈或向别人祝酒，还没等说出一句话，我的喉咙就先干涩了。我知道，在世界上这样克制和拘束是多么不合时宜，只有圆滑或者逃脱现实才能保全自己，正如歌德老人所言：“勋章和头衔可免于在窘境中遭冲击。”但是，父亲遗传给我的那种内心的骄傲，我无法违抗，这也许是我唯一的可靠的财产，我之所以今天内心里还感到自由，应当归功于父亲留给我的宝贵遗产。

我的母亲婚前姓布雷陶尔，她是另一种出身，一个国际化的大家族。她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所以意大利语和德语她从小就会说。每当她同我的外祖母或者她的姐妹说些不想让佣人知道的话时，就说意大利语。我从孩提时就十分熟悉意大利式烩饭和当时还十分稀罕的洋蓟，还有许多其他南方菜。所以，我以后到意大利去，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不过，我母亲一家并非意大利人，而是有意成为国际化的大家族；布雷陶尔家族最早开银行——他们以犹太大银行世家为榜样，但是规模小得多——他们很早就从瑞士边境上一个叫霍恩埃姆斯的小地方分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迁到圣加伦，另一部分迁到维也纳和巴黎，我外祖父到了意大利，我的一位舅舅到了纽约。这种国际性的联系使这个家族更加体面，视野更加开阔，从而为整个家族带来了自豪感。在这个家族里，不再有小商人、掮客等，而是遍布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和医生。每人都会说几国语言。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巴黎姨妈家的餐桌上，我看到他们从一种语言轻松自如地过渡到另一种语言。这是一个谨慎“自重”的家族，每逢一个穷亲戚家的姑娘要出嫁，这个家族就给她筹措一份可观的嫁妆，目的仅仅是防止姑娘“低嫁”。我父亲是一个大工业家，虽然备受尊敬，但是我母亲从不允许我父亲的亲戚和她的亲戚相提并论，尽管他们俩的结合极其美满幸福。这种出身名门的自豪，在所有姓布雷陶尔的人身上根深蒂固。若干年以后，他们中间的一员为向我表示特殊的好感，怀着优越感对我说：“你才是真正的布雷陶尔的后代呢！”他这句话似乎是想说：“你算是投对胎了。”

还有一类贵族，一些依靠自己的力量发迹的犹太家族就是这一类。我和我的兄弟从童年起，对他们的作为一会儿感到有趣，一会儿感到讨厌。我们老听他们说，这些人是“高雅”的人，那些人是“粗鲁”的人；对每个朋友都要审查一番，看他是否出身“上流”，甚至对他的家庭成员和亲戚的出身以及经济状况都要详细调查。一直把人分成等级的议论成了家庭和社交中的主要话题，当时我们看到这个觉得极可笑，认为是故作高雅的表现，因为犹太家族之间出现的贫富差距不过是近五十年或一百年的事，犹太家族都是在那个时候先后从一个犹太人聚集区迁移出来的。一直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上流”家庭的概念在我们男孩看来，完全是假贵族的一种装模作样的闹剧的产物，体现了犹太人的精神实质中最秘密最核心的那一部分。人们通常认为，发财致富是犹太人根本的、典型的生活目的。没有比这个看法更错误的了。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不过是阶梯，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并非他们的核心目标。犹太人真正的愿望，他们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才智，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化层次。“精神高于物质”是他们的至理名言，这反映了整个犹太民族——其中包括正统的犹太人——的优点和弱点。比方说，一个虔诚的信徒，一个研究《圣经》的学者，他们的地位在犹太人看来要比一个富翁高一千倍，就连最有钱的富豪也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得像乞丐的知识分子为妻，也不嫁给一个有钱的商人。对知识的敬重在犹太人各阶层都是一样的。就连扛着背包、顶风冒雨在街头讨生活的小贩，也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让儿子去上大学。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一人算得上有知识，又当了教授、学者或音乐家，那么，他就把这种荣誉和头衔归功于全家，好像他通过他的成就使全家都贵族化了。不言而喻，在犹太人中间，他们竭力防止自己成为一个道德不可靠、令人讨厌、锱铢必较、只会做生意而无知识的人，而是努力跻身于较清高的、不计较金钱的知识分子中间。说得直率一点，就好像要把自己和整个犹太民族从金钱的灾祸中解救出来似的。因此，一个犹太家族往往经过两代最多三代，追求财富的劲头就枯竭了。恰恰在家族鼎盛时期，出现了不愿接受父辈的银行、工厂及规模巨大生意兴隆的商号的子孙。例如，罗·罗斯柴尔德勋爵成了鸟类学家，沃伯格家族有了艺术史家，卡西尔家族出现了哲学家，赛松家族有了一位诗人，这都不是个别现象。摆脱那种只知赚钱的犹太人小天地，成了他们不外露的共同渴望。通过进入知识界，他们使自己摆脱了纯粹犹太人的狭隘气质，获得普遍的人性。换言之，一个“名门”世家的涵义远远高于这个称呼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因为一个犹太“名门”世家不仅适应一种文化，而且多半要兼容其他文化，以使自己摆脱或开始摆脱犹太人社区留给他们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后来，由于犹太知识分子人数猛增，在犹太人中占很大比重，这种现象也给犹太民族带来了灾难。这种永远的自相矛盾，大概是犹太人命中注定的吧。

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那样热衷于追求文化生活。正因为奥地利君主国数百年来既无政治野心又无军事行动，稳定带来了全面繁荣，全面繁荣必然引起对艺术的最强烈的追求，这也是奥地利民族自豪感的体现。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欧洲那段时间，那些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地区，像德意志、意大利、佛兰德斯、瓦隆都已衰落，唯有维也纳闪耀着古老的光辉。它是王朝的宝都，是千年传统的保护神，罗马人为这座城市建造了第一座石头城墙，对防御野蛮人、保护拉丁文化起了很大作用。一千年以后，奥斯曼人西侵，摧毁了这座城墙。尼伯龙根人也到过这里。这里出现了七位不朽的音乐大师——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他们都在这里生活过，从这里向全世界发出耀眼的光芒；欧洲的各种文化潮流都聚集在这里；在宫廷里、在贵族中、在民间，奥地利德语的文化传统同斯拉夫、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和佛兰德斯文化有着血肉的联系。这座音乐之都的真正天才表现在能把一切有巨大差异的文化熔为一炉，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这座城市具有博采众长的欲望，对那些特殊的事物特别敏感，它吸引各种类型的人才到自己身边，逐渐使他们融洽相处。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生活，使人备感温暖。这座城市的每个市民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超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和世界公民。

这种兼收并蓄的艺术，这种富于音乐性的柔和过渡的艺术，从城市里的各类建筑上就可以看出。经过数百年的缓慢发展，从内向外有计划的扩张，维也纳现在已是一座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城内居民的一切消费和各方面的需要早已配套供给。维也纳虽大，但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脱离大自然的地步。维也纳边缘的排排房屋，有的倒映在多瑙河的微波上，有的面向辽阔的平原，有的散落在花园和田野之中，有的分布在树木葱郁的阿尔卑斯山余脉之端的缓缓的山岗上。人们几乎分辨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自然景色和城市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从市郊走进市区，你会看到城市的发展轨迹像树干的年轮那样层次分明。在古老的要塞围墙的旧址上，现在是一条环形大道，大道上的华丽楼阁环抱着城市最中间、最珍贵的核心，这便是朝廷和贵族的古老宫殿，它们诉说着过去的沉重历史。贝多芬曾在这里的利希诺夫斯基侯爵府上演奏过；海顿曾在这里的埃斯特哈齐侯爵府上做过客，当时，海顿的《创世记》在那所古老的大学首场演出。维也纳最著名的霍夫堡宫曾有几代皇帝在那里居住；拿破仑住过香布伦宫。基督教世界的诸侯们联合起来，在圣斯特凡大教堂里下跪，为欧洲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救出来而祈祷谢恩。在那所大学的校院里，有无数科学名人在任教。在这些宫殿之间，一些新派建筑高傲地屹立着，灯火辉煌的商店和光彩夺目的林荫大道组成一幅壮美的图画。旧的建筑物并不抱怨新的建筑物，就像敲下来的石头并不抱怨岿然不动的大自然一样。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是绝妙无比的，它好客地接纳所有外来者，愿意为他们奉献一切。这里的气氛是那么轻松愉快，就像巴黎一样到处充满快乐，只不过在这里能享受到更自然的生活罢了。所以谁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者的城市。但是，所谓的文化难道不是用艺术和爱情编织的精品给粗鲁的物质生活蒙上一层最美好、最温情和最精纯的色彩吗？享受美食，喝一瓶上等葡萄酒和一瓶微苦的鲜啤酒，品尝精美的甜品和大蛋糕，在这座城市里算是一般的享受。从事音乐演奏、跳舞、演戏、社交活动，讲究仪表风度，才是这里的一种特殊的艺术。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头等重要的事，不是军事，不是政治，不是商业，而是文化生活。一个普通的维也纳市民，每天早上读报时，第一眼看的不是国会的辩论或世界上发生的大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剧目。这家剧院在公众生活中的地位，在其他城市里是无法想象的。皇家剧院亦称城堡剧院，对维也纳人乃至奥地利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座演员在上面演戏的舞台，也是反映大世界的小天地，从它五光十色的反射光中可以看到社会本身。它是真正的唯一具有高尚情趣的“宫廷侍臣”。观众从皇家演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应该怎样穿戴，怎样行事，怎样谈吐，一个情操高尚的人该说哪些言辞。舞台不仅是娱乐的场所，也是一本教人正确发音，学习优雅风度的有声有色的教科书。就连那些和皇家剧院稍稍沾边的人，也好像头上有了神圣光圈似的，散发出令人敬畏的光辉。总理、大臣和富豪在维也纳的大街上可以四处行走，而不会有人回头仰望；可是，一位皇家剧院男演员或歌剧女演员在街上走过时，所有的女售货员和马车夫都认识他们。当我们这些男孩子看到一个演员（照片和签名我们都收集）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会洋洋得意地议论个没完。这种近乎宗教式的个人崇拜甚至会波及他身边的人。索嫩塔尔的理发师，约瑟夫·凯恩茨的马车夫，都是人们暗暗羡慕的体面人物。年轻的公子哥以穿同演员一样的衣服为荣。一位著名演员的生日聚会或葬礼能压倒一切政治大事。自己的作品能在皇家剧院上演，这是维也纳作家梦寐以求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他从此一生高贵，享受一系列荣誉：他终生不用再买戏票，他会收到参加一切首演的请柬，还有可能成为某个皇室成员的宾客。我还记得我亲身受到的一次隆重的接待。一天上午，皇家剧院的经理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在一番祝贺之后，他郑重地对我说，皇家剧院已经接受我的剧本；我当晚回家时，在房间里看见他留给我的名片，他对我——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进行了正式回访。我本人，作为皇家剧院的作者，一举成了“上流人物”，剧院经理像对待皇家学院院长那样对待我。皇家剧院里发生的每件事，都好像和每一个人有关，甚至一个与剧院毫不相干的人。我想起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有一天，我家的厨娘噙着眼泪跌跌撞撞冲进房间，对我们说，她刚听人说，夏洛蒂·沃尔特（皇家剧院最著名的女演员）死了。目不识丁的厨娘这么悲伤使我们都深感意外，因为她从来没去过那高贵的皇家剧院，在舞台上或日常生活中她从来没见到过她。但是在维也纳，一位全国闻名的女演员是属于大家的，是全城的集体财富，所以她的死牵动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厨娘的心。任何一位受人爱戴的歌唱家或艺术家去世，顿时就变成举国哀悼。当曾经首次上演过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的“老”城堡剧院被拆毁的时候，维也纳整个社交界像参加葬礼似的，神情严肃而又激动地聚集在剧院大厅里，前幕刚落下，人们就冲到舞台上，为的是至少能捡到一块地板的碎片——他们知道艺术家曾在这块地板上演出过——带回家去，当作珍贵的纪念品。几十年以后，我还在数十户人家里看到这些木片被装在精致的小匣子里，就像教堂里收藏神圣的十字架碎片一样。那座伯森多尔夫音乐厅被拆除时，我家的举动也不见得理智。这座小型音乐厅是专供演奏室内乐用的，是一座平平常常毫无艺术价值的建筑物，早年是利希滕斯坦爵士的一所马术学校，为适应演奏音乐的需要进行了改建，四壁镶上了木板；虽然它并不华丽，却像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一样很有价值，是音乐爱好者的一块圣地，因为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鲁宾斯坦在这里演出过，许多著名的四重奏在这里首场演出。而现在，它却必须为一座新建筑物让路，我们这些曾在这里度过美好时光的人怎么也不愿接受。最后一场演出，红玫瑰四重奏乐队在这里演奏贝多芬的乐曲，当最后的旋律渐渐消逝后，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我们鼓掌、欢呼，一些妇女激动得哭起来，谁也不愿相信这是最后的告别演出。大厅的灯灭了，为把我们“赶走”，但是四五百狂热的乐迷没有一个离开座位；我们在这里待上半小时、一小时，好像我们这一行动会把这座神圣的大厅拯救下来似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人要把贝多芬临终的房子拆掉，我们是怎样用请愿书、游行、写文章等方法进行斗争的啊！在维也纳，每当有历史意义的房子被拆除时，都像抽走了我们的一部分灵魂。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社会各界。由于近百年的传统，维也纳本身就是一座社会阶层分明而互相之间融洽相处的城市——如我以上所述。社会舆论始终受皇家控制。皇家城堡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也是哈布斯堡帝国的超民族的文化中心。城堡四周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大贵族的宫殿，可以说它们构成了第二道围墙。在这道围墙以外则是那些“社会名流”，诸如小贵族、高级官员、大工业家、名门世家的府第；再向外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阶级。每个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区域。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区自己的宫殿里；外交使团住在第三区；工业家和商界人士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资产阶级住在第二区至第九区；无产阶级住在最外层。但所有的人在皇家剧院和盛大节日中都可以互相交往。在普拉特公园举行鲜花彩车游行时，十万人热情地向坐在马车里的“万名上流人士”山呼三次。在维也纳，凡事都可成为庆祝的理由，如宗教游行、基督圣体节、军事检阅、皇家音乐节等盛大节日，无不如此。就连出殡，也是一件盛事。每个维也纳人都讲究习俗，追求“壮观的葬礼”：豪华壮观的排场，送葬人数众多。维也纳某个人物辞世，甚至成为维也纳人大饱眼福的机会。人们对声响色彩的感觉，对表演生活、反映生活的兴趣，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中，全城人都是一致的。

维也纳人对戏剧的偏爱，如果按大多数戏迷的生活条件来说，有时可谓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与我们刚强的邻国德国相比，我们奥地利人淡漠政治，经济落后，其中部分原因是我们过于追求享受。不过，这种对艺术过分的重视倒是我们的长处。因为，我们对每一种艺术都抱着崇敬的态度，经过几世纪的艺术熏陶，才有无与伦比的鉴赏力，而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在一切文化领域中达到超群的水平。艺术家只有在备受推崇和尊重的地方才能感到最舒畅、最受鼓舞；艺术只有在全民族生活中是一件大事时才能达到顶峰——文艺复兴就是有力的佐证。当时的佛罗伦萨和罗马吸引了大批画家，培养出无数个巨匠；每个画家都感到必须面对全体市民和其他同行，在市民的鉴赏言论中，在与同行的竞争中，不断超越自己的水平。同样，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们都清楚自己在这座城市中的地位。不论在维也纳歌剧院还是在皇家剧院，来不得半点马虎。任何一个错音都会立刻被发现，一旦进入合声部的时间不合拍或者音符略短，都会立刻受到指责。这种监督不仅来自首演时的专业评论家，也来自现场观众。通过不断的比较，他们的听觉越来越灵敏。维也纳在政治、行政管理方面因循守旧，社会风纪已成了人们的习惯，没人再去想它，所以在这些方面出现点什么“纰漏”，人们都会包容，有点违反常规也能宽容谅解。但在另一方面，艺术方面的差错可绝不容忍，因为这关系到全城的荣誉。因此，每位歌唱家、演员、音乐家都必须竭尽全力，不然就会被淘汰。能够在维也纳成为明星已属不易，要始终保持明星的地位实在更难；任何松懈都不可原谅。在维也纳的每位艺术家都清楚这种长期的、严格的监督，这促使他们锲而不舍，将艺术水平锤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们从年轻时起就习惯于在平时用严格甚至苛刻的标准要求艺术家的每一场演出。一个当年非常熟悉古斯塔夫·马勒指挥的歌剧里铁的纪律细节的人和非常熟知把交响乐团乐师调动起来自觉演奏的人，在今天很难对一次戏剧或音乐的演出感到十分满意。这样也使我们学会了对自己的每件作品严格要求。当时的艺术水平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世界上培养出一代一代的艺术家，才会有高水平的作品，除了维也纳，世上没有几个城市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人民大众的知识和情绪有时能节制，有时也迸发，即便是坐在酒馆里的小市民也会要求乐队演奏出高水平的音乐，如同要求掌柜的给一杯上好的葡萄酒一样。就连普拉特区周围的居民也都清楚地知道，哪家的军乐队演奏得最带劲，不论是德国的音乐大师还是匈牙利人；好像住在维也纳的人从空气中就能获得乐感似的。如同我们这些作家在一篇特别精致的散文中表现出优美的音乐性一样，其他人则在社交场合和日常生活中充满温良恭俭让的精神。在上流社会里，出现一个没有艺术感和不崇尚礼仪的维也纳人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下层社会，一个最贫穷的人也有一种对美的本能的要求，这种本能是由于自然景色、人生的乐趣对他的生活长期熏陶造成的。不热爱文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同样，不会享受安逸舒适的生活、缺乏审美意识，也不是一个地道的维也纳人。

对犹太人来说，适应居住国民族的环境，适应自己居住的国家，这不仅是一种对外的保护措施，也是他们内心深处的需要。他们需要有自己的国家，渴望安宁、养息、安全，渴望消除外来者的陌生感觉，这就促使他们与周围环境的文化联系起来。这种联系，除了十五世纪以来的西班牙，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比奥地利做得更出色更有成效。犹太人在这座京城定居二百多年以来，他们遇到的是轻松自在、喜欢和睦共处的人民，虽然这些人看起来有点放荡、不拘小节，可是内心里饱藏着追求精神生活和美的价值的强烈本能；同样，犹太人认为追求美的价值对自己也十分重要。犹太人在维也纳确实遇到了不少机会，也在这里找到一项个人的任务。上个世纪的奥地利艺术曾一度失去了自己传统的保护人和赞助者：皇室和贵族。十八世纪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西亚让格鲁克来指导她女儿的音乐；约瑟夫二世作为一个行家同莫扎特讨论过他的歌剧；利奥波德二世自己就作过曲。但后来的皇帝弗兰茨二世和斐迪南一世对艺术丝毫没有兴趣，而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他八十余年的人生中除了阅读军队的花名册以外，就没有读过一本书或者仅仅在手里拿过一本书，他甚至流露出对音乐的反感。同样，那些大贵族也放弃了赞助。以前，埃斯特哈齐侯爵请海顿到家中并奉为宾客；洛布科维茨侯爵、金斯基家族、瓦尔德施泰因家族竞相争取在自己的府第首演贝多芬的作品；伯爵夫人图恩还恳求这位伟大的精灵——贝多芬——不要把三幕歌剧《菲岱里奥》从歌剧院的保留节目中撤下。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就连瓦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还有胡戈·沃尔夫，也得不到他们的半点资助。于是市民阶层为了让交响音乐会保持原来的水准，为了让画家和雕塑家维持生计，他们挺身而出，代替皇室贵族支持艺术家们。犹太市民阶层站在维护维也纳古老灿烂文化荣光的最前列，这是犹太人的自豪和远大抱负。他们一向热爱这座城市，一心一意地住在这里，但是他们觉得，只有热爱维也纳艺术的人，才算是真正的维也纳人，才无愧于这片土地。本来，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皇室的显赫使个人的财富黯然失色。领导国家的高位是世袭的，外交界由贵族把持，军队和高级官吏的职务均由名门世家掌握；犹太人从未有过钻进这个特权阶层的奢望，他们服服帖帖地尊重这种传统的特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些事，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比如说，我父亲一生都不愿意到扎赫尔饭店去吃饭，并不是为了节约——它比其他大饭店的价格稍微高一点——而是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想法。他觉得，和施瓦岑贝格亲王或洛布科维茨侯爵邻桌是很难堪的，也是不得体的。在维也纳，唯有在艺术面前，大家才是平等的，拥有相同的权利；爱护艺术是大家的共同义务。犹太资产阶级通过资助的方式，对维也纳文化所做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们是真正的观众、听众和读者。他们光顾剧院和音乐厅，购买图书和绘画，参观各种展览。他们受传统束缚较少，思想活跃，是新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驱战士。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艺术品收藏都经他们之手；几乎所有的艺术尝试通过他们才得以实现。如果没有犹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单纯依靠皇室、贵族和那些热衷于赛马打猎而不愿促进艺术进步的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那么维也纳在艺术方面就会落后于柏林，就像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国一样。谁想在维也纳做出点新成绩，外来客人想在维也纳与别人友好相处或找到知音，那就要依赖犹太资产阶级。记得在反犹太主义时期，曾有过这样一次唯一的尝试，人们建了一座所谓的“民族剧院”，可剧院既找不到编剧，也找不到演员，更没有观众，不到几个月，“民族剧院”就惨淡收场。恰恰是这个实例第一次公开揭示出：被世界人民称颂的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十分之九，是维也纳犹太人促成和哺育的，甚至是他们自己创造的。

正是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维也纳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异常活跃，而此时的西班牙犹太人在艺术方面正面临着可悲的没落。诚然，犹太人创造的文化不能以特有的犹太人文化的原始形式出现，而是以与奥地利文化交融的形式出现的，体现了奥地利及维也纳的特点——这是一个奇迹。在音乐方面，戈德马克、古斯塔夫·马勒和勋柏格成了国际性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莱奥·法尔、卡尔曼使圆舞曲和轻歌剧的传统获得新的繁荣。霍夫曼斯塔尔、阿尔图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使维也纳文学达到欧洲水平。这是格里尔帕策和施蒂弗特所代表的维也纳文学从未达到过的。索嫩塔尔、马克斯·赖恩哈德使这座戏剧城再度誉满全球。弗洛伊德和科学界的名流使早已闻名的维也纳大学举世瞩目——这些身为作家、学者、艺术名流、画家、导演、演员、建筑师和新闻工作者的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因为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入乡随俗的愿望，他们使自己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他们认为，为奥地利服务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幸福。他们觉得，为自己的奥地利做贡献是自己的世界使命。的确，应该实事求是地再次指出这一点：当今美洲、欧洲在音乐、文学、戏剧和工艺美术诸多方面的发展，都受到奥地利文化的滋养和熏陶，而奥地利文化有相当一部分是维也纳犹太人创造的；犹太人在与当地人融合的过程中，达到千年以来精神追求的最高点。几百年以来，犹太人的文化发展本无目标，在这里与逐渐形成的传统相结合，产生了新的生机和蓬勃的活力，使旧的传统也获得了新的生命，焕发出新的青春。然而，最近几十年来，这座城市强调民族化和地方化的做法，给维也纳带来了极大的坏处。这座城市的精神和文化是多种要素的融合体，所以其精神和文化完全是超民族的。维也纳的天才——特别在音乐方面——从来就是把各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对立因素融合在一起；维也纳文化是西方一切文化的合成体。凡是在维也纳工作过和生活过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摆脱了狭隘和偏见。不会有任何地方比在维也纳更容易当一名欧洲人。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早早学会把欧洲共同联合起来的思想作为我心中的最高理想，并加以热爱，在相当程度上应当感谢早在马可·奥勒留时代就受到维护的罗马精神，即包罗一切的精神。

在古老的维也纳，人们生活得很好，轻松愉快，无忧无虑。北方的德国人带着轻微的恼怒和藐视的眼光望着我们这些住在多瑙河之滨的邻居。这些邻居并不能干，没有严格的纪律，只要享受生活：吃得好，在节日的剧院里寻快乐，促使了音乐向最高处发展。维也纳人很不喜欢德国人给其他民族的生活带来无比痛苦和彻底破坏的能干，也不喜欢那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野心和追逐。在维也纳，人们喜欢愉快地聊天，习惯于和平共处，每个毫不嫉妒的人和那些与人为善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和睦相处，平安无事。穷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国人，犹太人和基督徒，在维也纳都能和平相处，尽管偶尔会互相嘲弄。即使出现政治和社会运动，也不带可怕的仇恨之心。仇恨之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毒，已浸入时代的血液循环中。以前的奥地利，人们互相攻击时，尚存豪爽侠气。那些国会议员在报纸上互相责骂，在经过西塞罗式的长篇大论之后，仍会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咖啡，讲话时以“你”相称。就是反犹太主义政党的党魁卢埃格尔当维也纳市长期间，他与别人私下来往的态度也丝毫没有改变。我个人必须承认，身为犹太人，无论上中学还是上大学，还是在文学界，我没有遇到过一点麻烦和歧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的仇恨，还不常见报；还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彻底分类；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的情绪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令人厌恶。个人的所作所为是自由的，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事，在今天却变得不可想象。今天的人把宽容视为软弱，而那时的人把它看作一种道德力量。

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非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那是一个层次分明、泰然自若、秩序井然、从容不迫的世界。机器、汽车、电话、收音机、飞机等还没有把人的生活节奏提高到一个新的速度。岁月和年龄也没有影响到另外一种速度，人们生活得相当舒适安逸。今天，我尽力回想我童年时那些成年人的形象，我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一些人过早的发福了。我父亲、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师、商店的营业员、乐谱架旁的交响乐演奏员，他们四十岁就成了大腹便便、受人“尊敬”的人。他们步履艰难，谈吐斯文，说话时用手捋着那精心保养的灰白的胡须。而灰白的须发仅仅是庄严的一种新标志；一个“稳重”的男子需要有意识地避免青年人那种不太得体的举止和自负的神气。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在我孩提时代曾看到过父亲急匆匆地上下楼，或者是有过其他慌慌张张的举动，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呢。在那个时候，匆忙不只被看作不礼貌，况且在行动中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市民阶层生活在稳定的世界里，生活有保障，行动上有措施，从来没有突发事件，所以没有必要匆忙。即使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灾难，也透不过“稳定安逸”生活的厚墙。英布战争、日俄战争，就连邻近的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活也毫无影响。他们把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报道当作体育专栏的文章一扫而过。事情就是这样，奥地利以外发生的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呢？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在他们的奥地利，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国家没有什么变革，货币不会突然贬值。那个时候，证券交易所的股票若是跌了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就可以断定该企业破产了，人人都要皱起眉头，忧心忡忡地谈论这场“灾难”。那时候，有人抱怨“高额”税收，这种抱怨与其说是真实的看法，倒不如说是一种习惯罢了。实际上，当时的税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税收相比，只不过是给国家的一点小费。那时候，人们时兴立详尽的遗嘱，好像这样就能使自己的孙子和曾孙免受财产损失，好像用一张债券就能一劳永逸地保证子孙们的安逸生活。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悠哉游哉，即使出现一点点担惊受怕，也只不过像抚摸好玩又听话的家畜时那种根本不用害怕的心情。每当我偶然得到一张那个时候的报纸，读到那些描写小小的区议会选举的激动文章时，每当我回想起我们年轻时代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争辩得面红耳赤，或回想起为了皇家剧院的演出中微不足道的问题议论纷纷时，我就会忍俊不禁。所有的忧虑加起来也不过那么一丁点，那是一个多么风平浪静的世界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两代人遇到了好时代，他们平静、顺利、清白地度过了一生。但是，我并不知道我是否羡慕他们。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对人间的真正痛苦、尔虞我诈及命运多舛等都没有认识，使人焦虑的危机和问题他们看不到、也想不到，然而那些危机和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陶醉在安宁、富裕和舒适的生活里，所以很少知道生活还可能成为一种负担，使人异常紧张；生活中甚至会不断出现意想不到或天翻地覆的事。他们沉湎于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之中，所以料想不到会有一天，也可能是熹微之时，我们的生活会遭到彻底破坏。即使在最黑暗的深夜里，他们也不会想到人会凶险到什么程度，因而他们也不可能知道，人有多少战胜险恶和经受考验的力量。我们这些被驱赶着经历了一切生活激流的人，我们这些完全脱离了与他人联系的人，我们这些常被驱赶到尽头又要重新开始的人，我们这些神秘力量的牺牲品，同时又甘心情愿为之服务的人，我们这些认为舒适安逸只是一种神话、太平盛世只是一种梦想的人——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极端对立的紧张和使我们每根神经都颤抖的新恐惧。我们一生中每时每刻都与世界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远远超出了自己狭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着时代和历史的苦难和欢乐，而以前他们只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因此，我们坚定地说，今天我们每个人，纵然是我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对现实的认识都要比我们祖先中圣贤的认识高过千倍。不过，我们从中并没有占到便宜，而是为此付出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