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北伐思想的实践和发展

一、1912年的首次北伐

辛亥武昌起义，是辛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继续。

1911年5月中，清廷诏命天下铁路干路收归国有，命端方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接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万英镑，随即引起粤、湘、川、鄂等省爆发保路运动的高潮。

原来，1910年5月，在日本东京同盟会总部集议 上，宋教仁提出中央革命为上策，其次为长江流域，边地为下策的意见。经与会同志对三策的利弊仔细权衡，决议组织中部同盟会。1911年2月初，陈英士（其美）、宋钝初（亦作遁初，即宋教仁）、谭石屏（人凤）、居觉生（正）等既受香港军事机关之约束，谋为广州应援。4月27日黄花岗起义即将发动时，宋教仁就在香港，谭人凤已抵广州，并转述港中同志“展缓一日”的意见。广州一败再败，谭人凤自港、沪至汉，与湖南焦达峰等商议，决定以武汉为发难地，由谭负责长江一带调查联络工作。

1911年7月31日，乘保路风潮日趋高涨，于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出席者有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20余人，选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会后，相继在长江流域之两湖、皖、川、赣等省设分会，总部设在上海。依靠此前郑赞丞运动苏、浙、皖各处打下的基础，转谋武汉。

武昌起义是由湖北文学社（前身是由群治学社改组的振武学社，成员以湖北新军与学生为主）和共进会直接领导的。后者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前者与同盟会也有密切的关系。文学社在武汉新军发展的社员，其人数占湖北全军的十之七八。1911年的2月与6月，谭人凤两次到武汉，敦促两个组织实行联合。中部同盟会成立后，还建立了湖北中部同盟会分会。

9月上旬，成都川汉铁路公司议决抗粮抗捐，清廷命端方前往四川查办。革命党人与民团、会党以同志军的名义，聚众数万人进攻成都。于是，清廷命湖广总督瑞澂派兵赴川。

9月24日傍晚，武汉诸同志在胭脂山密议，商定中秋（10月6日）夜发难。以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但因风声外露，清总督加紧防范，中秋日戒严尤甚，延期至10月9日。

孙武、刘公等积极筹备起义，军中党人跃跃欲动。10月9日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取炸药制造炸弹，不慎爆发。当夜汉口机关被破数处，党员被捕数十人，逃散者无数，不能依原计划举事。

此时，武汉新军三十一标（相当团的编制）相继随端方入川，四十一标主力分驻荆州，三十二标及马队、炮队、陆军中学在南湖，四十二标一部驻汉口，武昌城内只有二十九标、三十标及工兵一营。

10月10日，清吏继续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城内新军决计首难。当日下午7时过后，各队枪声响起，同奔楚望台。随后炮队进城，炮轰督署。总督瑞澂出逃汉口，清吏或逃或避，遂占督署。第二日，武昌满城机关军队，悬挂十八锥角交错的星旗，取十八省铁血联合之义。正午时分，武昌完全光复。汉阳、汉口亦次第光复。

当时，原来的起义领袖被捕、被杀、受伤或逃匿，各军临时负责人资望浅，派人迎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拥至谘议局，推戴黎为都督，并举湖北谘议局长、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为总参议，成立15人的参谋处，以为辅佐。

10月18日，革命军在汉口刘家庙重创清军，并占领宜昌。随后，清廷重新起用原已罢职的北洋大臣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日，清军火烧汉口，革命军死伤甚众。16日，黄兴赴汉阳设总司令部，督湘军、鄂军8 000余人，分三路渡河反攻汉口，次日失利。27日，清军攻占汉阳，革命军退守武昌，武汉保卫战的形势出现逆转。

然而，武昌起义义旗一举，各省党人迅即响应。从10月22日至11月27日，湘、陕、赣、晋、滇、黔、浙、苏、桂、皖、粤、闽、鲁、川14省相继独立，直隶张家口、河南及东三省奉天、长春等地也发动了起义。1912年1月6日，甘肃新军也举行了起义。陈其美等人决定在上海、南京与武汉同时发动，争取与动员上海各阶层群众、各团队的中国国民总会、立宪派人，包括商会和军警，转到革命的阵营。1911年11月3日联络商团、巡警起义，次日“光复”上海，江苏、安徽随后宣布独立。12月2日，江、沪联军克复南京，长江中下游的革命势力联成一气，对东南大局的稳定与整个革命形势的好转起了重大的作用。

武昌起义不到两个月，宣布独立的已有15个省。当时全国共24个省区，清廷还能控制的地方所剩无几。因此，尽管12月1日武昌都督府被清军炮轰起火，被鄂军拥为都督的黎元洪出走，袁军似乎占了一点便宜，但统领北洋六镇（每镇万人）大军的袁世凯，面对全国惊心动魄的燎原烈火，不得不采取和议的手段与革命派较量。3日，黎元洪返回武昌；8日，与袁世凯代表唐绍仪会晤。从此，以政治、外交与经济斗争为主，军事斗争退居次要地位。

民国元年（1912年）1月，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一边注意和议的动向，一边周密部署各地的备战，其间发生两起规模不大的战事。

（1）1月12日，孙中山命蓝天蔚统一率领北伐之沪军及三艘军舰。16日，蓝天蔚所领北伐军原拟在渤海湾登陆，从背后合击北京，但受到日本驻军的阻止。2月1日至4日，北伐军在日本租借地北登陆，并与清军发生武装冲突。日军提出交涉，经孙中山批准，北伐军撤至辽西。

（2）1月25日，清军张勋部袭取安徽之固镇。27日，广东北伐军联合镇军同清军大战五六小时，追敌数十里。28日，孙中山致电嘉许广东北伐军固镇之捷。次日，接见粤省北伐桂军、惠军的将领及部分同盟会员。这应是中央政府对个别地方动乱的平叛，不属于北伐的范畴。

1月初，孙中山复电副总统黎元洪所述的北伐方略，与1月19日复咨临时参议院的说明大致相同，即南京临时政府所议的北伐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之目的，复与第五、六军直指敌。”还说：“和议一破，本总统当亲督江、皖之师，此时毋庸另委他员。”

然而，这个计划并未真正执行。不久和议既成，下令所有北伐军改名讨虏军，3月27日令参谋部裁撤大本营，这个“六路北伐”的方案随即废止。

二、1913年后的五次北伐

民国建立后，迫于紧张而复杂的形势，孙中山很快就“让位”于袁世凯。原来孙中山以为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形式，只要三权（五权）分立，有了国会和约法，“若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 。“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众口铄金，一时风靡”。“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造成“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

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孙中山主要凭借过去革命斗争形成的声望，连续发起五次针对北洋政府的武装斗争，其规模和影响波及数省。

（一）两次讨袁北伐

1．首次讨袁之役

1913年的首次“讨袁之役”，是继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二次革命。起事的缘由，在于袁世凯改变临时政府民主施政的方针，实行军事独裁统治。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6月，北京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逼走国务总理唐绍仪，换上心腹赵秉钧。1913年3月，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被刺，袁随即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所谓“善后借款合同”，并宣称要对国民党“举兵征伐”。5月至6月，黄兴被取消陆军上将职衔，江西、广东等省的革命都督接连被撤换。这时，国民党才仓促上阵，但先机早已失去。

袁世凯备战4月，借款得逞，大军南下。7月12日湖口独立，“二次革命”爆发。9月1日张勋、冯国璋等攻陷南京，11日四川取消独立，赣、苏、皖、粤、闽、湘、川及上海7省1市的讨袁运动相继失败。10月，国会由军警监视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2月，袁世凯下令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解散国会和各省议会。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袁世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1914年10月20日，孙中山《致邓泽如函》指出：这次讨袁战争的失败，“是吾党之败，自败也，非袁之败也”。又说：“无统一则有第一次（指辛亥革命）之成功亦失败，有第二次（即第二次革命）之势力亦失败。”这时，南方六七省已宣布独立，其未宣布者尚多。手上有兵十五六万，然而“不待袁兵之到，已纷纷溃矣” 。

2．护国运动

1915年的护国运动，起因是反对日本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和袁世凯梦想称帝的叛国行为。

1915年5月9日，北洋政府向日本驻华公使复文，承认“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激起上海、汉口、汉阳等地掀起大规模的抗日、排日风潮。6月2日，袁世凯批准这项中日条约，目的是妄图换取日本对他“登极”的支持。从8月3日起，袁世凯指使成立“筹安会”与“全国请愿委员会”，为他复辟帝制鼓吹和做好准备。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9—10月间，为准备国内起义，孙中山以日本为活动基地，一方面派人到各地筹款，另一方面揭露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罪恶行径，还不断召集党内干部密议，组织数十名干部“三三五五分批回国”，到四川、山东、上海等地运动起兵讨袁。

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推戴总统袁世凯为皇帝。次日，袁世凯申令承认帝位，并接受朝贺。孙中山随即致函黄景南等，“以三次革命为救国良药”。25日，蔡锷等人宣布云南独立。1916年1月至3月，护国军分三路向四川、贵州及广西出兵。与此同时，广东朱执信组织的中华革命军、陈炯明组织的共和军及徐勤组织的护国军，也加入护国运动的斗争。

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后，5月9日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到5月下旬，继云南之后，黔、桂、粤、浙、湘、川等省宣告独立。

这次护国运动阻力不大，因为袁世凯众叛亲离、内外交困。袁世凯在连连接得日、英、俄、法、意各国的警告，并截得冯国璋等5将军要求各省取消帝制的密电后，不得不于3月下旬撤销承认帝位案。在全国汹涌澎湃的反袁声中，袁世凯6月6日忧惧而死。

袁世凯死后的次日，副总统黎元洪就任大总统。6月9日，孙中山发表规复约法的宣言，并一再致电黎元洪与段祺瑞，促请他们“规复约法，尊重国会”。后应邀在6月23日派员北上，与黎元洪、段祺瑞会商。29日，黎元洪宣布“遵行”临时约法，召集国会，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孙中山对护国运动的结果，被誉为“第三次革命”。南北暂时妥协，结束护国战争。

不过，对于当时的形势，孙中山未免过于乐观。7月5日，孙中山《致函戴德律》云：“袁世凯死后，局势已完全改观。”“黎元洪为人随和懒散，不抱帝王野心。” 因此，7月25日，指示由中华革命党发出通告：“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

（二）广东军政府发起的三次北伐

然而，正当孙中山加紧收束党务、停战罢兵和促各军解散，并积极准备从实业入手建设国家的时候，原来被暂时掩盖的矛盾纷纷暴露，“破坏约法”的事情很快就大量出现。

从1917年的护法战争开始，孙中山连续发起两次北伐战争，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但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未能达到北伐成功的目的。

1．军政府发起的护法战争

1917年1—2月间，段祺瑞在日本的唆使、支持下，把持北洋政府，力主对德绝交。从3月上旬至5月下旬，总统府与国务院、皖系军阀与直系军阀、宪政商榷会（旧国民党议员）与宪法研究会（梁启超等进步党议员）之间，于对德和战的利弊，争持不下。孙中山组织撰著并出版《中国存亡问题》，以期澄清舆论。

5月23日，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职务。安徽省长、定武军军阀倪嗣冲等开会决定，北方各省与中央脱离关系，此举引发皖、豫、浙、鲁、晋、闽、陕、奉天、黑龙江、直隶、上海10省1市纷纷独立。7月1日，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12日击败张勋，重掌北洋政府大权。

7月4日，孙中山《致西南六省各界电》指出：“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应请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

6日，孙中山与章太炎、朱执信、陈炯明等由上海启程，南回广东，协商“海军移驻广州，以两广为护法根据” 。12日，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谈到自民国建立以来，因为新旧潮流冲突，故有“一次（武昌起义）、二次（南京二次革命）、三次（云南护国运动）、四次（即今次护法）之革命”。又说：“今天北方起兵讨贼之人，又都是昔日赞成复辟之人，是非混乱，目耳淆惑，是为目今最困难最危险时代。”必须“分出真假”，“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

到达广州后，孙中山出席广东省议会欢迎会，并发表演说，说明“现中国为混乱时代”：徐世昌、段祺瑞和张勋不过是缓进派、急激派之间的“内讧”，而“国会议员之旗帜亦乱”。还通过记者公开提出建议：“在粤省聚集国会议员”，“共筹大局”，“以固民国之基础”。

7月23日，旅沪国会议员发表对外公告，宣布“维护约法”，“恢复国会”，“决不承认段祺瑞非法政府”。27日，旅沪国会议员200余人，决定日内赴粤。

8月6日，孙中山出席广东各界欢迎海军大会。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国会非常会议9月1日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发表《就大元帅职宣言》。10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职，发表就任布告。

事前，孙中山没有考虑要整顿广东政权。他虽然知道当时在两广主政的桂系军阀陆荣廷不可“恃赖”，却误认滇系军阀唐继尧（同盟会员）可以信任。10月，军政府制订西南统一作战计划，准备动员10个师，组成中央、左翼、右翼三军，分道并进，会攻北京。

但是直至12月，尽管孙中山多方劝勉唐继尧：“经国会决议，以云南（护国）首义之日为国庆日”；提出川、滇、黔“谊等一体”，“通力合作”；还通过章炳麟从中斡旋，“及时开陈，并约川、滇、黔各将领一致推戴”以唐为帅，但唐继尧却越走越远。原来唐与陆荣廷二人早有预谋，勾结旧桂系军阀、老官僚岑春煊，与政学系议员狼狈为奸，极力为难、排挤孙中山。因此，尽管各地护法联军的捷报时有所闻，未能收统一之效。

1918年5月4日，陆荣廷等向段祺瑞妥协，操纵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将约法规定的元首制改为多头的总裁制。5月20日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选出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7人为军政府总裁，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实际由陆荣廷一人把持。孙中山懊悔不及，第二天就辞职离开广州，退居上海。

这次护法战争，爆发于1917年10月6日。北洋军阀政府命王汝贤等领兵南下，这一天对参加护法靖国、宣布自主的湘南发起进攻。广州军政府为此组织了粤桂湘联军，但战事只发生在湘鄂少数地区，波及范围不大。

广州军政府这次政变式的人事变动，使得护法战争在湘南一度有所开拓的局面，无果而终。桂系军阀向北洋军阀靠拢，1917年11月通令休战，护法战争就这样惨淡收场。

孙中山由此认识到：不可依靠军阀进行革命。特别像唐继尧这样的老同盟会员，为了独霸一方，竟然“首鼠两端” 。故而在《辞大元帅职通电》中，将南北军阀斥为“一丘之貉” 。吴玉章后来回忆，也讲到孙中山当年对此气愤不已，表示“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

孙中山于1918年6月26日回到上海，表示暂不过问时局。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孙文学说》与《实业计划》的写作，总结革命历程的教训，规划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蓝图。

1919年10月10日，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 发表纪念辛亥革命八周年题为“八年今日”的文章，着重总结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建设一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之国家”，重新登上革命历史的舞台。

2．从韶关出师的两次北伐

1920年上半年，孙中山在上海开始计划韶关的第一次北伐。4月下旬，唐继尧、伍廷芳、唐绍仪宣布脱离广州军政府。6—10月，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总裁共同连续四次发表宣言，揭露岑春煊、陆荣廷等私自与北京政府议和、牺牲护法的行径。从此，广州军政府总裁不足法定人数，变成“无政府”“无国会”。

与此同时，孙中山多方联系，精心组织了一系列援粤讨桂的计划。一面调解滇军二李（李烈钧、李根源）争兵、滇桂反目的矛盾，停息北江战事；一面由朱执信各方动员，组织湘、滇、粤联手讨桂。

徐绍桢组织“救粤军”，7月21日发动江门起义。8月12日援闽粤军自福建誓师，分三路回粤。9月，三水、东莞、宝安、新丰、开平等地民军起义。10月29日，陈炯明领导的粤军克复广州，桂军残部由西江、北江逃回广西。11月西征肇庆、廉州（今广西合浦），21日陆荣廷通电退出广东。

11月28日，孙中山与伍廷芳、唐绍仪等从上海重返广州。第二日，重组军政府。

孙中山认为，“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今日中华民国之干净土，只此广东一省”；更因“太平洋会议列强不承认南方代表”，“外国把理应交付西南各省的关税余款交给北方，这就等于不再承认西南各省同北方仍处于交战状态”。因此这回要“组织正式政府，使西南各省能取得同外国进行谈判的合法地位” 。

1921年4月7日，孙中山重新当选非常大总统。5月4日取消军政府，次日成立正式政府。随即发表就职宣言和对外宣言，宣布“北京已无合法政府存在”，希望各国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

接着，孙中山重新任命粤、滇、黔、赣各军总司令。5月28日，命陈炯明领兵驻肇庆，出梧州；许崇智由北江入桂夹击，李烈钧赣滇军、谷正论黔军并约湘军齐攻桂林。6月下旬，再令陈炯明讨伐陆荣廷等。不到两个月，陆荣廷通电辞职。接着追击至南宁与龙州，陆荣廷9月30日逃往越南。

两广的统一，为北伐开创了广阔的大后方，孙中山立即乘胜进行北伐。

1923年2月，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重新设立大本营，就任大元帅职。这一次，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继续在韶关进行第二次北伐。 3pKUeGb0w0tH3YBrZTldkEsQb1h7n35/4RGh3lmqw8n6UcqebQSZg8Vm7KYMj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