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起义,是辛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继续。
1911年5月中,清廷诏命天下铁路干路收归国有,命端方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接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万英镑,随即引起粤、湘、川、鄂等省爆发保路运动的高潮。
原来,1910年5月,在日本东京同盟会总部集议
上,宋教仁提出中央革命为上策,其次为长江流域,边地为下策的意见。经与会同志对三策的利弊仔细权衡,决议组织中部同盟会。1911年2月初,陈英士(其美)、宋钝初(亦作遁初,即宋教仁)、谭石屏(人凤)、居觉生(正)等既受香港军事机关之约束,谋为广州应援。4月27日黄花岗起义即将发动时,宋教仁就在香港,谭人凤已抵广州,并转述港中同志“展缓一日”的意见。广州一败再败,谭人凤自港、沪至汉,与湖南焦达峰等商议,决定以武汉为发难地,由谭负责长江一带调查联络工作。
1911年7月31日,乘保路风潮日趋高涨,于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出席者有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20余人,选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会后,相继在长江流域之两湖、皖、川、赣等省设分会,总部设在上海。依靠此前郑赞丞运动苏、浙、皖各处打下的基础,转谋武汉。
武昌起义是由湖北文学社(前身是由群治学社改组的振武学社,成员以湖北新军与学生为主)和共进会直接领导的。后者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前者与同盟会也有密切的关系。文学社在武汉新军发展的社员,其人数占湖北全军的十之七八。1911年的2月与6月,谭人凤两次到武汉,敦促两个组织实行联合。中部同盟会成立后,还建立了湖北中部同盟会分会。
9月上旬,成都川汉铁路公司议决抗粮抗捐,清廷命端方前往四川查办。革命党人与民团、会党以同志军的名义,聚众数万人进攻成都。于是,清廷命湖广总督瑞澂派兵赴川。
9月24日傍晚,武汉诸同志在胭脂山密议,商定中秋(10月6日)夜发难。以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但因风声外露,清总督加紧防范,中秋日戒严尤甚,延期至10月9日。
孙武、刘公等积极筹备起义,军中党人跃跃欲动。10月9日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取炸药制造炸弹,不慎爆发。当夜汉口机关被破数处,党员被捕数十人,逃散者无数,不能依原计划举事。
此时,武汉新军三十一标(相当团的编制)相继随端方入川,四十一标主力分驻荆州,三十二标及马队、炮队、陆军中学在南湖,四十二标一部驻汉口,武昌城内只有二十九标、三十标及工兵一营。
10月10日,清吏继续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城内新军决计首难。当日下午7时过后,各队枪声响起,同奔楚望台。随后炮队进城,炮轰督署。总督瑞澂出逃汉口,清吏或逃或避,遂占督署。第二日,武昌满城机关军队,悬挂十八锥角交错的星旗,取十八省铁血联合之义。正午时分,武昌完全光复。汉阳、汉口亦次第光复。
当时,原来的起义领袖被捕、被杀、受伤或逃匿,各军临时负责人资望浅,派人迎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拥至谘议局,推戴黎为都督,并举湖北谘议局长、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为总参议,成立15人的参谋处,以为辅佐。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11日,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
10月18日,革命军在汉口刘家庙重创清军,并占领宜昌。随后,清廷重新起用原已罢职的北洋大臣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日,清军火烧汉口,革命军死伤甚众。16日,黄兴赴汉阳设总司令部,督湘军、鄂军8 000余人,分三路渡河反攻汉口,次日失利。27日,清军攻占汉阳,革命军退守武昌,武汉保卫战的形势出现逆转。
然而,武昌起义义旗一举,各省党人迅即响应。从10月22日至11月27日,湘、陕、赣、晋、滇、黔、浙、苏、桂、皖、粤、闽、鲁、川14省相继独立,直隶张家口、河南及东三省奉天、长春等地也发动了起义。1912年1月6日,甘肃新军也举行了起义。陈其美等人决定在上海、南京与武汉同时发动,争取与动员上海各阶层群众、各团队的中国国民总会、立宪派人,包括商会和军警,转到革命的阵营。1911年11月3日联络商团、巡警起义,次日“光复”上海,江苏、安徽随后宣布独立。12月2日,江、沪联军克复南京,长江中下游的革命势力联成一气,对东南大局的稳定与整个革命形势的好转起了重大的作用。
武昌起义不到两个月,宣布独立的已有15个省。当时全国共24个省区,清廷还能控制的地方所剩无几。因此,尽管12月1日武昌都督府被清军炮轰起火,被鄂军拥为都督的黎元洪出走,袁军似乎占了一点便宜,但统领北洋六镇(每镇万人)大军的袁世凯,面对全国惊心动魄的燎原烈火,不得不采取和议的手段与革命派较量。3日,黎元洪返回武昌;8日,与袁世凯代表唐绍仪会晤。从此,以政治、外交与经济斗争为主,军事斗争退居次要地位。
民国元年(1912年)1月,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一边注意和议的动向,一边周密部署各地的备战,其间发生两起规模不大的战事。
临时大总统府正门
(1)1月12日,孙中山命蓝天蔚统一率领北伐之沪军及三艘军舰。16日,蓝天蔚所领北伐军原拟在渤海湾登陆,从背后合击北京,但受到日本驻军的阻止。2月1日至4日,北伐军在日本租借地北登陆,并与清军发生武装冲突。日军提出交涉,经孙中山批准,北伐军撤至辽西。
(2)1月25日,清军张勋部袭取安徽之固镇。27日,广东北伐军联合镇军同清军大战五六小时,追敌数十里。28日,孙中山致电嘉许广东北伐军固镇之捷。次日,接见粤省北伐桂军、惠军的将领及部分同盟会员。这应是中央政府对个别地方动乱的平叛,不属于北伐的范畴。
1月初,孙中山复电副总统黎元洪所述的北伐方略,与1月19日复咨临时参议院的说明大致相同,即南京临时政府所议的北伐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之目的,复与第五、六军直指敌。”还说:“和议一破,本总统当亲督江、皖之师,此时毋庸另委他员。”
然而,这个计划并未真正执行。不久和议既成,下令所有北伐军改名讨虏军,3月27日令参谋部裁撤大本营,这个“六路北伐”的方案随即废止。
民国建立后,迫于紧张而复杂的形势,孙中山很快就“让位”于袁世凯。原来孙中山以为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形式,只要三权(五权)分立,有了国会和约法,“若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
。“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众口铄金,一时风靡”。“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造成“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
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孙中山主要凭借过去革命斗争形成的声望,连续发起五次针对北洋政府的武装斗争,其规模和影响波及数省。
(一)两次讨袁北伐
1.首次讨袁之役
1913年的首次“讨袁之役”,是继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二次革命。起事的缘由,在于袁世凯改变临时政府民主施政的方针,实行军事独裁统治。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6月,北京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逼走国务总理唐绍仪,换上心腹赵秉钧。1913年3月,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被刺,袁随即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所谓“善后借款合同”,并宣称要对国民党“举兵征伐”。5月至6月,黄兴被取消陆军上将职衔,江西、广东等省的革命都督接连被撤换。这时,国民党才仓促上阵,但先机早已失去。
袁世凯备战4月,借款得逞,大军南下。7月12日湖口独立,“二次革命”爆发。9月1日张勋、冯国璋等攻陷南京,11日四川取消独立,赣、苏、皖、粤、闽、湘、川及上海7省1市的讨袁运动相继失败。10月,国会由军警监视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2月,袁世凯下令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解散国会和各省议会。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袁世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1914年10月20日,孙中山《致邓泽如函》指出:这次讨袁战争的失败,“是吾党之败,自败也,非袁之败也”。又说:“无统一则有第一次(指辛亥革命)之成功亦失败,有第二次(即第二次革命)之势力亦失败。”这时,南方六七省已宣布独立,其未宣布者尚多。手上有兵十五六万,然而“不待袁兵之到,已纷纷溃矣”
。
2.护国运动
1915年的护国运动,起因是反对日本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和袁世凯梦想称帝的叛国行为。
1915年5月9日,北洋政府向日本驻华公使复文,承认“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激起上海、汉口、汉阳等地掀起大规模的抗日、排日风潮。6月2日,袁世凯批准这项中日条约,目的是妄图换取日本对他“登极”的支持。从8月3日起,袁世凯指使成立“筹安会”与“全国请愿委员会”,为他复辟帝制鼓吹和做好准备。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9—10月间,为准备国内起义,孙中山以日本为活动基地,一方面派人到各地筹款,另一方面揭露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罪恶行径,还不断召集党内干部密议,组织数十名干部“三三五五分批回国”,到四川、山东、上海等地运动起兵讨袁。
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推戴总统袁世凯为皇帝。次日,袁世凯申令承认帝位,并接受朝贺。孙中山随即致函黄景南等,“以三次革命为救国良药”。25日,蔡锷等人宣布云南独立。1916年1月至3月,护国军分三路向四川、贵州及广西出兵。与此同时,广东朱执信组织的中华革命军、陈炯明组织的共和军及徐勤组织的护国军,也加入护国运动的斗争。
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后,5月9日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到5月下旬,继云南之后,黔、桂、粤、浙、湘、川等省宣告独立。
这次护国运动阻力不大,因为袁世凯众叛亲离、内外交困。袁世凯在连连接得日、英、俄、法、意各国的警告,并截得冯国璋等5将军要求各省取消帝制的密电后,不得不于3月下旬撤销承认帝位案。在全国汹涌澎湃的反袁声中,袁世凯6月6日忧惧而死。
袁世凯死后的次日,副总统黎元洪就任大总统。6月9日,孙中山发表规复约法的宣言,并一再致电黎元洪与段祺瑞,促请他们“规复约法,尊重国会”。后应邀在6月23日派员北上,与黎元洪、段祺瑞会商。29日,黎元洪宣布“遵行”临时约法,召集国会,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孙中山对护国运动的结果,被誉为“第三次革命”。南北暂时妥协,结束护国战争。
不过,对于当时的形势,孙中山未免过于乐观。7月5日,孙中山《致函戴德律》云:“袁世凯死后,局势已完全改观。”“黎元洪为人随和懒散,不抱帝王野心。”
因此,7月25日,指示由中华革命党发出通告:“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
(二)广东军政府发起的三次北伐
然而,正当孙中山加紧收束党务、停战罢兵和促各军解散,并积极准备从实业入手建设国家的时候,原来被暂时掩盖的矛盾纷纷暴露,“破坏约法”的事情很快就大量出现。
从1917年的护法战争开始,孙中山连续发起两次北伐战争,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但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未能达到北伐成功的目的。
1.军政府发起的护法战争
1917年1—2月间,段祺瑞在日本的唆使、支持下,把持北洋政府,力主对德绝交。从3月上旬至5月下旬,总统府与国务院、皖系军阀与直系军阀、宪政商榷会(旧国民党议员)与宪法研究会(梁启超等进步党议员)之间,于对德和战的利弊,争持不下。孙中山组织撰著并出版《中国存亡问题》,以期澄清舆论。
5月23日,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职务。安徽省长、定武军军阀倪嗣冲等开会决定,北方各省与中央脱离关系,此举引发皖、豫、浙、鲁、晋、闽、陕、奉天、黑龙江、直隶、上海10省1市纷纷独立。7月1日,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12日击败张勋,重掌北洋政府大权。
7月4日,孙中山《致西南六省各界电》指出:“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应请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
6日,孙中山与章太炎、朱执信、陈炯明等由上海启程,南回广东,协商“海军移驻广州,以两广为护法根据”
。12日,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谈到自民国建立以来,因为新旧潮流冲突,故有“一次(武昌起义)、二次(南京二次革命)、三次(云南护国运动)、四次(即今次护法)之革命”。又说:“今天北方起兵讨贼之人,又都是昔日赞成复辟之人,是非混乱,目耳淆惑,是为目今最困难最危险时代。”必须“分出真假”,“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
到达广州后,孙中山出席广东省议会欢迎会,并发表演说,说明“现中国为混乱时代”:徐世昌、段祺瑞和张勋不过是缓进派、急激派之间的“内讧”,而“国会议员之旗帜亦乱”。还通过记者公开提出建议:“在粤省聚集国会议员”,“共筹大局”,“以固民国之基础”。
7月23日,旅沪国会议员发表对外公告,宣布“维护约法”,“恢复国会”,“决不承认段祺瑞非法政府”。27日,旅沪国会议员200余人,决定日内赴粤。
8月6日,孙中山出席广东各界欢迎海军大会。
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就任大元帅后发布的布告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国会非常会议9月1日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发表《就大元帅职宣言》。10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职,发表就任布告。
事前,孙中山没有考虑要整顿广东政权。他虽然知道当时在两广主政的桂系军阀陆荣廷不可“恃赖”,却误认滇系军阀唐继尧(同盟会员)可以信任。10月,军政府制订西南统一作战计划,准备动员10个师,组成中央、左翼、右翼三军,分道并进,会攻北京。
但是直至12月,尽管孙中山多方劝勉唐继尧:“经国会决议,以云南(护国)首义之日为国庆日”;提出川、滇、黔“谊等一体”,“通力合作”;还通过章炳麟从中斡旋,“及时开陈,并约川、滇、黔各将领一致推戴”以唐为帅,但唐继尧却越走越远。原来唐与陆荣廷二人早有预谋,勾结旧桂系军阀、老官僚岑春煊,与政学系议员狼狈为奸,极力为难、排挤孙中山。因此,尽管各地护法联军的捷报时有所闻,未能收统一之效。
1918年5月4日,陆荣廷等向段祺瑞妥协,操纵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将约法规定的元首制改为多头的总裁制。5月20日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选出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7人为军政府总裁,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实际由陆荣廷一人把持。孙中山懊悔不及,第二天就辞职离开广州,退居上海。
这次护法战争,爆发于1917年10月6日。北洋军阀政府命王汝贤等领兵南下,这一天对参加护法靖国、宣布自主的湘南发起进攻。广州军政府为此组织了粤桂湘联军,但战事只发生在湘鄂少数地区,波及范围不大。
广州军政府这次政变式的人事变动,使得护法战争在湘南一度有所开拓的局面,无果而终。桂系军阀向北洋军阀靠拢,1917年11月通令休战,护法战争就这样惨淡收场。
孙中山由此认识到:不可依靠军阀进行革命。特别像唐继尧这样的老同盟会员,为了独霸一方,竟然“首鼠两端”
。故而在《辞大元帅职通电》中,将南北军阀斥为“一丘之貉”
。吴玉章后来回忆,也讲到孙中山当年对此气愤不已,表示“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
孙中山于1918年6月26日回到上海,表示暂不过问时局。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孙文学说》与《实业计划》的写作,总结革命历程的教训,规划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蓝图。
1919年10月10日,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
发表纪念辛亥革命八周年题为“八年今日”的文章,着重总结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建设一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之国家”,重新登上革命历史的舞台。
2.从韶关出师的两次北伐
1920年上半年,孙中山在上海开始计划韶关的第一次北伐。4月下旬,唐继尧、伍廷芳、唐绍仪宣布脱离广州军政府。6—10月,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总裁共同连续四次发表宣言,揭露岑春煊、陆荣廷等私自与北京政府议和、牺牲护法的行径。从此,广州军政府总裁不足法定人数,变成“无政府”“无国会”。
与此同时,孙中山多方联系,精心组织了一系列援粤讨桂的计划。一面调解滇军二李(李烈钧、李根源)争兵、滇桂反目的矛盾,停息北江战事;一面由朱执信各方动员,组织湘、滇、粤联手讨桂。
徐绍桢组织“救粤军”,7月21日发动江门起义。8月12日援闽粤军自福建誓师,分三路回粤。9月,三水、东莞、宝安、新丰、开平等地民军起义。10月29日,陈炯明领导的粤军克复广州,桂军残部由西江、北江逃回广西。11月西征肇庆、廉州(今广西合浦),21日陆荣廷通电退出广东。
11月28日,孙中山与伍廷芳、唐绍仪等从上海重返广州。第二日,重组军政府。
孙中山认为,“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今日中华民国之干净土,只此广东一省”;更因“太平洋会议列强不承认南方代表”,“外国把理应交付西南各省的关税余款交给北方,这就等于不再承认西南各省同北方仍处于交战状态”。因此这回要“组织正式政府,使西南各省能取得同外国进行谈判的合法地位”
。
1921年4月7日,孙中山重新当选非常大总统。5月4日取消军政府,次日成立正式政府。随即发表就职宣言和对外宣言,宣布“北京已无合法政府存在”,希望各国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
1921年5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时的《就职宣言》
1917年和1923年两度建立的大元帅府
接着,孙中山重新任命粤、滇、黔、赣各军总司令。5月28日,命陈炯明领兵驻肇庆,出梧州;许崇智由北江入桂夹击,李烈钧赣滇军、谷正论黔军并约湘军齐攻桂林。6月下旬,再令陈炯明讨伐陆荣廷等。不到两个月,陆荣廷通电辞职。接着追击至南宁与龙州,陆荣廷9月30日逃往越南。
两广的统一,为北伐开创了广阔的大后方,孙中山立即乘胜进行北伐。
1923年2月,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重新设立大本营,就任大元帅职。这一次,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继续在韶关进行第二次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