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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推翻清王朝前，已提出北伐的主张。辛亥革命后，在谋求解决中国独立、民主、富强与统一的问题上，孙中山既采取武力解决的方法，又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晚年又极力谋求武力解决的方法。孙中山以武力讨伐北方军阀、统一全国的北伐思想，是在极为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多种因素促成，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
孙中山的北伐思想和主张，起源于武装斗争多次失败之后。1907年下半年至1908年上半年，孙中山为推翻清朝统治，在我国西南边境发动钦廉防城、镇南关、马笃山（钦廉上思）、河口四次武装起义。从前三次起义（失败后转向云南）的目标和路线看，都以夺取广西南宁后进而北伐。
当时孙中山的计划是：“南宁为广西之中心点，得南宁则北取桂林以出湖南，东取梧州，以出广东，革命之基础可固。”“虏兵既破，南宁既得，则两广指日可定。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同志必齐起响应。”
孙中山这幅进军图，与当年太平天国首义于金田，出两湖、下长江、北伐西征何其相似！孙中山所说的“治军北上”，实际上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北伐。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约黄兴、胡汉民、赵声到马来西亚槟榔屿，策划次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计划占领广州后，由黄兴率一军趋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革命党人相机响应，会师北伐。只是后来广州起义失败，北伐计划就未能实施。
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911年11月12日，广东军政府成立。随即，广东都督胡汉民与姚雨平等组织北伐军，任姚为北伐军总司令。12月8日，广东北伐军在广州誓师，分三路相继北上。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当时，南京临时政府虽已成立，但清朝廷仍盘踞北京，占有北方数省。孙中山从海外刚到上海时，就明确表示：“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1月4日，孙中山致电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说：“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民军勇敢素著，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
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派黄兴为陆军参谋长，并制订六路北伐的计划，分别向河南、山东及北京等地进军。
这是孙中山北伐战略计划最早的一次实施。13日，民军在津浦铁路线上首战告捷，在宿州等地大败清军，战略重镇徐州不战而下。安徽、河南、湖北等地革命军也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因“南京政府内部妥协思想占统治地位，特别是军饷问题无法解决，并无北伐到底的决心”，结果半途而废。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反动政权，实行封建统治，使中华民国“仅存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失去了中心之人物，“原来的‘大一统’局面不复存在”
。
随后，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扶植下，各派军阀开始割据称雄，政治上出现极端混乱的局面，广大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国家经济遭受破坏，民国前途极其危险。正所谓“国家分崩离析”，“人民水深火热”。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封建统治，谋求祖国的统一，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一系列革命斗争中，不仅主张北伐，也曾采取和、战两手并用的方法。最后又形成了舍议和取北伐的政治主张。
1915年底，蔡锷和唐继尧等联名发出通电，在云南宣布独立，发起讨袁护国运动。随后贵州、广西宣布独立，参与护国运动。鉴于这三省地处偏僻，交通不便，难以进行更大规模的反袁斗争，孙中山便拟订了一套反袁军事方案：“云、贵独立后，鄂、赣、苏、杭等处均准备发动”，“刻下决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闽、粤一下，与云、贵打成一片，南方局势，已足自活，沿江各省，自然动摇”。“南方军械补足，即图大举北发。”
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以广东为根据地进行北伐的策略和主张。北伐计划虽没有实施，但自此以后，孙中山就非常注重在广东建立政权，并多次强调通过北伐统一中国的必要性，发动南方势力与北洋军阀作斗争。
1917年夏，孙中山在上海发起“护法运动”，随后南下。9月，第一次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并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决定“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再造真正的共和国家。当时，孙中山的北伐构想是：“中国四千万方里，长江实划南北之界，君主专制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而“南方重要之区，厥为粤省”。今“吾人得海军之助力，若出兵北上，十日可到武昌，握中原要点，北方伪共和派非降即逃而已”
。
10月9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援湘攻闽等问题，决定商请陆荣廷及两粤督军，派兵消除龙济光军对广东的威胁；以驻粤滇军第三师援湘，驻粤滇军第四师及海军立即攻闽；命陈炯明、朱执信两军长加紧招募和训练新军，为滇军和海军后援；并电陆荣廷和唐继尧火速派大军会师武汉。
随后，护法军政府还制定出《西南统一作战计划》，确定北伐的战略是：“以长江沿岸为主要战地，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击攘敌军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
当时的计划，对敌我双方军力估计如下：南军拟动员10个师，组成中央、左翼、右翼三军，分路进击。作战步骤拟分两期。第一期：中央军由两广进击长沙，肃清湘境北军，待左翼军（滇、黔军）经川入鄂时，合攻武昌。左翼军攻占四川后，除一部扼守川北、牵制秦晋敌军外，其主力东下与中央军合攻武昌。右翼军与海军合攻闽浙、淞沪，待中央军与左翼军克复武昌，然后与之会师南京，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海军在随右翼军占领淞沪后，即以吴淞为根据地，封锁长江门户，并消灭江内之敌舰，配合陆军进攻南京。第一期作战计划拟于11月下旬完成。第二期：于次年春季开始，中央军由津浦路北进；左翼军由京汉路北进，其川北支队出秦晋，袭击北军侧背，策应正面行动；右翼军则由海路北上，三路军分道并进，会攻北京。
不过，孙中山虽然建立了军政府，但是他有府无兵，只能依靠西南军阀，把希望寄托在滇军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的身上。而唐继尧、陆荣廷则各怀鬼胎，欲借北伐以巩固自己的地盘，达到他们实行割据的目的。这致使从1917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部分北伐军虽然取得一些战果，不久就无法坚持下去。到1918年5月，滇、桂系军阀与政学系国会议员相勾结，通过改组军政府，排挤孙中山。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下，孙中山愤而辞职，以示与西南军阀决裂，离粤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自此至1919年底，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孙中山专心著书，从政治、建设与军事等方面，认真总结历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探索切实可行的新战略、新途径。其间，孙中山对外虽说暂时不过问政局，但对加强援闽粤军的建设、与段祺瑞“虚与委蛇”这两件大事，还是特别加以关注的。
孙中山1918年5月21日离穗，26日船至汕头，悄悄转去三河坝留数日，与陈炯明会晤，一边巡视陈部攻闽战线，一边促其冒险进攻。陈炯明致书蒋介石：当时“吾党实力，只此一军”。1919年4月，陈部军长许崇智报告：“不及一月，闽南局势大定。”终得连克永定、上杭、武平、诏安、云霄等地，8月31日遂入漳州，此军由此得以保存。得此消息，孙中山随即复函鼓励，要许崇智“固守原防”，“认真训练，俾成劲旅，以备异日之用”
。
孙中山与段祺瑞“虚与委蛇”，始于1919年七八月间，即南北议和在上海正式复会之后。此事初是偶尔为之，秘密进行。所谓“委蛇”，原是神话中蟒蛇一般“紫衣朱冠”的庞然大物，也借指曲折行进的样子。就孙中山一方说来，带有权宜、试探的性质，所以一直没有公开。
1919年上半年，孙中山的理论建树陆续完成。当年10月，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此前后，孙中山发表演说和纪念文章，揭示民国八年（1919年）以来“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的乱象，指出“造成官僚与武人政治”及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说明力行革命主义的目标。特别申明“改造中国的第一步”，“须先搬去（旧官僚、武人、政客）这三种的陈土，才能立起坚固的基础”。显然，孙中山就要继续向反动势力发起总攻了。
1920年初，孙中山根据当时南北政局的大势，围绕重回广东的总目标，开始研究和部署如何解决“北方武人之祸国”及“南方贼子之专权”两大问题。
此时，党的活动停止多年，孙中山势单力薄，各处求救之声不绝。
1919年11月，援赣粤军军长伍毓瑞，上书倾诉“械单饷绌，无所为计”。12月，陈炯明又报告“与福建李厚基”“交涉无结果”。孙中山只能鼓励他们“救国必先灭贼”，或令“种种建设事件，俟实业计划告竣，再从事其他”
。
1920年7月，孙中山成功地运用和战两手，创造了南北和谈的良好开端，又动员了多方力量，共同驱赶了桂系，实现了“粤人治粤”的目标。
6月23日，孙、段“双方接洽将近一年，段终于接受（孙）先生的条件”，“允许废除‘日中军事条约’”。故在1920年6月23日，段祺瑞正式致电孙中山，愿意“同舟共济”，“重开上海和会”。这时，吴佩孚自湘南撤兵北上，直皖关系临近破裂，大战迫在眉睫。
等到直皖战争既成事实，孙中山新的战略也就正式露面。
7月，孙中山发出《南北和谈通电》，电文云：“自欧战（1918年11月）告终，世界潮流趋于和平。吾国内乱，苟能以和平方法改正坏法卖国之事，自不必再事杀人而流血。”但因桂系、军府早同北方勾结，“北方则直系争权，南方则岑、陆垄断”，“遂成一长此不战不和之局”。又曰：“不谓岑春煊等既思百计破坏，而北方则因此遂生直、皖两系之战争。”故此“特再宣言：无论北方内讧如何结束，今后国事仍当由上海和平会议根本解决，务期改正一切坏法卖国之事”
。
这则电文的最大好处是，在直皖胜负未分之时发出，似乎“不偏不倚”，能让两系军阀同样受到约束。此电发出的具体时间，《国父全集》定在1919年，不正确。从电文“皖系已有失败之势”看来，《孙中山全集》第5卷定在7月下旬，也不够准确。查直皖战争爆发在7月14日，结束在18日，则此电当在15、16日之间。16日的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孙中山与《大陆报》记者关于时局的谈话，说到直皖军阀关系破裂的原因。稍前，蒋介石也奉命离沪赴漳，在鼓浪屿与陈炯明研究回粤的计划，“信宿即回”
。
南北和谈，孙中山本来是“历有异议”的。1919年11月徐世昌的致意，孙中山也没怎么理睬，怎么一下子就出现这180度的大转弯？
其实，早在1920年3月，孙中山已经露其端倪。他复函黔军总司令王文华说：“西南内讧，根本动摇，北伐之说，目前徒托空谈。且内部用兵，尤不能即与北战，盖背腹树敌，智者所不为也。今日之计，势不能不与北方周旋，然联络北方将帅者，不只一人，不曰联皖排直，即曰联直排皖。”“乱法卖国，直为罪首，皖为付［附］从。今迫于势不得已，与之周旋，则当择其较有信义而不巧滑者。”“此无他，要以使吾人计划畅行无阻而已。仆之与段芝泉（祺瑞）接洽，即本此意。”
这样，从7月至10月，孙中山不但能放手组织讨桂战役，而且有可能获得皖系的某些资助。在战役的决战阶段，当粤军10月进军广州时，及时将款项陆续由港转汇汕头，并致电浙江督军卢永祥（皖系）接济弹药，支援与粤军合力讨桂的闽军。11月21日，陆荣廷通电桂军退出广东。不过几天，孙中山随即重回广州。
孙中山到广州后，在11月28日的一次演说中表示：“吾国必须统一，唯以民治为统一方法，然后可期永久；武力不过辅助民治之不及，非不得已，不宜轻用。”“吾辈此次归来，即本斯旨，于广东实行建设，以树全国之模范，而立和平统一之基础。”
孙中山在谈到统一中国的方法时还说：“用兵力统一中国的事，绝对做不到，也绝对不可做。”唯有“用文治感化来统一中国”，即“把广东一省，切切实实的建设起来，拿来做一个模范，使各省有志改革的人，有一个见习的地方；守旧固执的人，也因此生出改革的兴味”。这“就是极大的文化宣传”，“而此种良好风气传入各省，各省亦必发生一种良好变化”。
与此同时，孙中山并没有完全放弃武力统一的想法和打算。
孙中山致电四川护法将领颜德基说：“所望急将川局奠定，共出长江，企图远大。”而对于回师驱逐桂系军阀的援闽粤军，孙中山又说：“桂军之退，万不可掉以轻心。”
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和后来许多事件的发生，孙中山以武力讨伐北方军阀，统一全国的北伐思想逐渐凸现。
1920年10月20日，在粤军即将总攻广州之际，桂系军阀陆荣廷投降北京政府，以取消粤省自主为条件，换取封官“两广巡阅使”。北京政府于是宣告南北统一，并称以武力统一之需借取外债，增兵南下，会“使大局更起纠纷”。对此，南方军政府四总裁发表第四次宣言，否认北京政府的所谓统一伪令，宣布军政府依然存在。
1921年4月，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5月5日，成立正式政府，非常大总统就职。随后，分路讨伐陆荣廷。8月，粤军占领南宁，国会通过北方邦请愿案，并请大总统宣布徐世昌的罪状，明令出师讨伐。9月末，粤军克复广西龙州，陆荣廷等出逃越南。
广西平定，解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于是，孙中山加紧北伐准备工作。10月8日，非常国会通过孙中山提出的北伐案。12月初，孙中山抵桂林后，即在此设立大本营，调集粤、汉、赣、黔诸护法军，拟于次年春天大举北伐。
1922年3月，孙中山在桂林北伐受阻后，决定在韶关设大本营取道江西继续北伐。对“戮力中原，以酬夙志”的桂林北伐，孙中山没有料到会因“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而失败。但孙中山仍然没有放弃北伐的夙愿和主张。
1924年1月4日，孙中山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决定在最短时期内成立正式的建国政府，实行统一财政，出师北伐。北伐又一次被列入广东革命政府的重要议程。随后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国共合作的实现和“三大政策”的实施，更坚定了孙中山北伐的信心和决心。
1924年9月，孙中山组织第二次北伐时，他在《告广东民众书》中说：我“去岁之春重莅广州，北望中原，国本未宁，危机四布”。初时“倡和平统一之议，以期消弭战祸，扶植民本”。怎知北敌穷兵黩武，勾结叛兵，“遂使百粤悉罹兵燹”。为此，“当与诸军会师长江，饮马黄河，以定中原”。只有这样，才能“扫除军阀，实现民治”
。
可见，孙中山的和战两手，都是据情而定，各有所用。而目标只有一个：统一中国，实现民治。作为南北对峙与抗衡的策略，和战两手同样服务于巩固广东革命基地的目的。
当时，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佯言和平，实则推行武力统一。孙中山如果不以同样的两面手法针锋相对，必然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处境。
1924年2月22日，孙中山限期在两星期内肃清北江边界逆军，3月份肃清广东东江残敌，然后进行北伐。3月24日，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的存亡，就在我们此次能不能北伐。”
9月初，孙中山连续几次召开会议讨论和部署北伐，决定将大本营迁于韶关进行第二次北伐。他在《讨伐曹锟吴佩孚令》中写道：“民国存亡，决于此战。其间绝无中立之地，亦绝无可以旁观之人。”并号召各省将帅弃置平时薄物细故，“集其精力，从事破贼”
。
北伐期间，广州商团叛乱，孙中山一面指挥平乱，一面指挥北伐。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后，孙中山依然认真计划安排北伐，然后才北上共商国是。
北伐是孙中山统一救国的终生夙愿和政治主张，无论受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他都一直坚持到底，从不放弃。当时报界评论说：由于孙中山认为“非北伐不能救国”，所以“坚持正义不问成败的孙大元帅，也必断然出师北伐”。
孙中山早年的革命对象，是清王朝和近代企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民国以后，国内的大敌起初是北洋军阀的首脑袁世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安徽）、直（直隶，今河北）、奉（奉天，今辽宁）三大系，其中皖系、直系是北洋军阀的嫡系。皖系以安徽人段祺瑞为首，下面有安福系的徐树铮、王揖唐，交通系的梁士诒、曹汝霖，晋系的阎锡山，浙派的卢永祥及陕军的陈树藩等。段祺瑞在袁世凯、黎元洪及冯国璋任总统时，自1913年至1918年四次出任国务总理，从日本获得大量贷款，实力比较雄厚，控制安徽、山东、浙江、福建、陕西、江西等省。直系以直隶人冯国璋为首，下面有保派的曹锟，洛派的吴佩孚，其下有国民军系冯玉祥，宁派的齐燮元及孙传芳等。直系占据直隶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江苏、江西、湖北等省，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死后，冯国璋被选为北洋政府副总统。黎元洪总统去职后，任为代理总统，因为与段祺瑞争权夺利，1918年代理期满即下台。1919年冯国璋病死后，直系军阀头子由曹锟及曹锟部将吴佩孚取代。奉系以奉天人张作霖为首，也有旧派、新派、直鲁派之分，以日本为靠山，盘踞在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此外，西南后起的军阀，有滇（云南）系唐继尧、桂（广西）系陆荣廷，以及其他割据一省或一地的小军阀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派系林立，各霸一方。为了维持统治，他们大量扩军敛财，互相争斗，战乱连年，广大人民苦不堪言。
孙中山晚年在谋求统一中国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审视和判断国内外的形势和敌我友力量，寻找北伐的时机，以推翻北方军阀的统治，实现中国的统一。
孙中山两次北伐，都与北方军阀混战有着密切的关系。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开始计划北伐。从6月开始，孙中山为解除北伐后顾之忧，使西南联成一体，出兵讨伐广西桂系军阀。8月底，西征广西取得胜利，随即决定北伐。
原来，因为7月的援鄂战争，湖南督军赵恒惕屡派代表到广东求援，孙中山认为这是出师北伐的便捷途径。故此次北伐的出师地，就选择从桂林直奔湘南。
此时，云南唐继尧、顾品珍，四川熊克武、刘成勋，贵州王文华、卢焘、谷正伦等，都有意参加北伐。两广既已经统一，湖北还有兵变转投广州的义师，而湖南亦有请缨充当北伐前导之意，浙江、福建“对（广州）正式政府表示相当好意，久有归顺人心”
。这些都为孙中山决定举兵北伐提供了良机。
10月8日，非常国会正式通过孙中山提出的北伐案。15日，孙中山登舰出巡广西。26日，在南宁作关于广西善后方针的演说，要求“分途劝诱”各属“挥戈北指之健儿（溃兵）”，“化无用为有用”。强调“强盗与民国不能相容”，“勿许再有第二次强盗治桂出现”。
同一日的上海《民国日报》有一篇《联军北伐之我见》的评论，说到当时西南爱国忧民的志士曾经设想过除北伐以外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想到泪枯力尽，一些也没生效力”，终于“想团结起来”，组成联省北伐军。
孙中山决定北伐后，形势仍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北洋直、皖、奉三派军阀之间矛盾关系的调整，为孙中山北伐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1920年的直皖战争，使段祺瑞由执政成为在野；1922年的直奉战争，直系独主北方政权，张作霖成为败军之将。这为孙、段、张结成“三角同盟”，共同讨伐直系军阀创造了条件。
1921年12月，段祺瑞派代表徐树铮到广东，协商反直军事计划，孙中山请使者转告“皖系策应”北伐。次年2月，张作霖的代表李少白到桂林，随后孙科等人到东北回访。经过“三公子”（即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沈阳会议，三角联盟逐步形成。
这时，经过孙中山的协调，皖、奉两系捐弃前嫌，加强合作，“段、张之间信使不断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反对曹吴”
。
为了协调三方步调，孙、段、张于上海法租界设置了联合办事处，“各方代表天天集会，商讨倒曹、吴的办法”
。
1922年春，孙中山在桂林北伐受阻，改道韶关入江西继续北伐。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北伐军集中到韶关、南雄一带。孙中山认为这是联合段、张夹击直系军阀的好机会，遂决定出师江西。就在奉军精锐“未失所望”之时，孙中山致函张作霖，说明未能“同时相应”的原因，促其“乘时反攻”，争取“最后胜利”。6月6日，孙中山发表工兵计划宣言。次日，张作霖致电孙中山，与西南一致。
当时江西北洋军兵力薄弱。孙中山预计：“屈指师期，克赣州后进取吉安，拔南昌，至九江不逾一月。文将亲率海军舰队至上海，入长江与陆军会合于九江，以北定中原。”
不料陈炯明部属发动兵变，终至失败。
此后，孙中山一直坚持发展“反直三角联盟”。从1922年9月至1923年11月，先后获得奉系支援（含部分借款）150万元左右。1922年底，孙中山为建立东路讨贼基地，还与皖系合作攻下福州。此时，奉系派人向孙中山提议，以福建许崇智军会合驻桂滇军仍取江西，收湖南，出武汉，奉方担任北部进攻，南北夹击曹、吴。但孙中山说：“孔明昔日欲出中原，先擒孟获。吾党欲出长江，非先灭陈炯明不可”，否则就要“腹背受敌”。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一面肃清叛军以巩固革命根据地，一面寻找机会再图北伐。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全国各地工会、商会、学生联合会等民众团体纷纷通电声讨。10月9日，孙中山《致列强宣言》声明：“中国人民全体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之行为，必予以抗拒而惩伐之”，要求各国“避免足使僭窃者可作为国际承认或赞助之任何行动”。
中国共产党亦发表文章，指出曹逆“在中国政治上的影响不仅是加强反动而黑暗的军阀政治，而且一定要加强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权力”，由此而推动形成国内各阶层联合反对直系军阀的高潮。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孙中山再度北伐的决心更加坚定。广东东江、北江叛乱大体肃清后，孙中山立即部署准备北伐。9月初，江、浙奉直战争拉开序幕，孙中山与奉系张作霖、皖系卢永祥达成协议，共同牵制和对付直系军阀。卢永祥被直系包围攻击时，屡电请孙中山速行出兵北伐。孙中山应允卢永祥，一旦其受到直系进攻，广东陆海军即与张作霖一道出兵响应。孙中山权衡利弊，认为“浙江、上海实为广东之藩篱”，“假使曹、吴得逞志于浙江、上海，则广东将有噬脐之祸。故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粤”；“以全国言，一切变乱之原动力，在于曹、吴”。
孙中山知道，奉直两系忙于战争，打得难解难分，无暇南顾之际，正是举兵北伐的大好时机，可得事半功倍之利。相反，待至直奉战争告一段落，直系兵力掉头南下，北伐就困难陡增了。
宋庆龄也曾说：“1924年，华北发生奉系和直系的战争，他（孙中山）看到这是一个动员力量再次北伐的好机会。”
9月4日，孙中山主持大本营第五次北伐军事会议。议决“两星期内，所有滇、桂、湘、豫、赣、山、陕各军一律出师北伐，以为浙卢声助”。次日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令》，决心“克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希望全国“军民同心，以当大敌”，“尽摧军阀，实现民治”。
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第二天，孙中山以国民党名义发表《北伐宣言》。20日，北伐各军在韶关誓师北伐，随即兵分两路，向江西、湖南进军。
孙中山后期革命活动的七八年，都力图以广东作为根据地。广东以至于两广政局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成败。
民国初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州和省内沿海一带市镇的内外贸易有较大幅度的发展。但受到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特别是“二次革命”以来地方军阀龙济光与陆荣廷连续八年的高压统治，苛捐杂税异常沉重，整个广东被搜刮得民穷财尽。
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总是不忘广东的特殊地位。早年，他把广东作为革命策源地，多次在广东发动起义。从护法运动起，更把广东作为军事基地，一而再再而三在广东誓师北伐。
早年的起义，孙中山采用“输入”式。每次失败，一走了事。要成为军事基地，就不那么容易了。起码的条件，要广东政局相对稳定，而且广东的军政要员，必须服从革命，听从指挥。
孙中山1922年和1924年进行的两次北伐，其动因除以上两节所述的两大原因外，还有其他因素的促成。两次北伐由于历史背景不同，促成的因素也有所不同：两广的统一，为孙中山1922年北伐创造了条件；试图缓解广东政局的危机，则是促使孙中山1924年北伐的重要因素。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没有停止反对军阀的斗争。他不懈地推动四川、湖南、福建等地的革命党人团结奋斗，继续讨伐北洋军阀。同时，着力策划驱除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
1918年夏，孙中山以护法援闽的名义，从粤督陈炳焜手中争取得到省长公署的二十营警卫军开入闽南，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扩展革命势力，援闽粤军壮大至两万余人，成为孙中山驱逐桂系军阀，进而举兵北伐的主要武装力量。
1920年2月，孙中山致电贵州刘显世，请他出兵柳州，袭击陆荣廷的老巢。三四月间，开始部署援闽粤军回粤，发动讨桂战役。准备“先统一南方，然后对付北敌”
。
稍后，孙中山一面派李绮庵、徐绍桢在广东准备内应，一面动员云南唐继尧，福建李厚基，湖南谭延闿、张敬尧等援助广东，特别一再敦促陈炯明，并派朱执信两次前往漳州，协调粤闽关系，催促陈炯明下定决心誓师讨桂。
1920年8月，陈炯明率援闽粤军分三路回师广东。仅两个半月，粤军克复广州，广东形势大定。随即马不停蹄西征桂系军阀，然后出师北伐，这是孙中山再次开府广州的中心任务。
早在部署粤军返粤时，孙中山已有明确的计划：“广西当道，以游勇起家。”“辛亥以还，每遇军兴，彼游勇者靡不因以为利。此次护法，厥罪尤彰。”“若不亟加剪除，西南何以立足？”
因此，当陆荣廷11月21日通电桂军退出广东，孙中山23日就向来访记者表明：“北有张作霖，南有陆荣廷。推倒此两人，则可达统一之目的。”25日孙中山随即由上海启程南下，28日回到广州。
1920年11月底，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次年元旦，他在广州军政府的演说中宣布：“扫除污秽不堪之北京政府”，“在广东设立一正式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总机关”。“以此重大之事，作中华民国十年一月一日之新纪念。”1月8日，又发布《统一南北意见》，提出：“广州为护法省份，将来统一告成后，南北应有对等之兵力。而统率南北军权之最高机关，应设在广州。”
1920年11月至1921年4月广州军政府及1921年5月至1922年6月的非常大总统府原址
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取消军政府，组建正式政府。孙中山就职后，命陈炯明率部驻肇庆，又命许崇智部与李烈钧赣军、谷正伦黔军各部入桂林夹击桂军。不久，以岑春煊为首的政学系，不甘心在广州的失败，同桂系相勾结，企图卷土重来。6月13日，陆荣廷下令三路进犯广东。桂将刘震寰迎粤军入梧州，广西护军使陈炳焜逃，沈鸿英等降。7月，孙中山任陈炯明为粤、湘、滇、赣、黔五省征桂联军总司令。16日，陆荣廷通电下野。9月底，粤军克复广西龙州，陆荣廷等逃往越南。
1921年10月，大军集中广西，准备取道湘南北伐，本是早已确定的计划，没有料到接连出现严重的阻碍。湘军赵恒惕反复无常，假借民意拒绝北伐军过境。唐继尧为报私仇，分化了部分云南的北伐军。接着，积极支持北伐的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在广州被害。随后北伐改道广东韶关继续进行，不料陈炯明的部分将领在广州发动“兵变”。这次兵变，陈炯明自然是有责任的。结果，已进军到赣南的北伐军只好回师平叛，北伐宣告失败。对此，孙中山认为北伐失败在于“同国之人，且出于所统率之军队”，并十分痛心。
当桂林北伐受阻决定改道韶关进行时，蒋介石曾主张先消灭陈炯明部然后再进行北伐。
但陈炯明及其部队在之前两次建立广州政权时立过功，在社会和革命阵营里有较大的影响，孙中山也一直希望陈炯明部这一强大的兵力参加北伐。当时，如果采取军事手段对付陈炯明，势必触发内战，不利于北伐，这是孙中山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避免与陈炯明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也成为孙中山决定尽快北伐的一个重要因素。
至于1924年第二次北伐，也是在极为复杂和险恶的环境下进行的。
当时，孙中山虽然再一次在广州建立了政权，改组了国民党，并同苏联与中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政局不稳，而且不断恶化。他向蒋介石指出：“广东一地，现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之因有三：其一，即英国之压迫。”“其二，即东江敌人之反攻，现在已跃跃欲动。”“其三，则客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亦必死之因。”所以孙中山认为：“宜速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
关于当时广州革命政府的外部环境，确实处于强敌环伺、列强恫吓干涉的危险局面。
第一，广州革命形势的发展，不仅意味着英帝国主义对富饶和重要省份丧失了控制权，也严重威胁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1923年底，广州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税余款，要求收回海关主权时，美、英等五国调动兵舰20艘，集中于黄埔进行恫吓。次年8月，广州政府扣留广州商团非法偷运的军械，英国出动9艘军舰集中于广州白鹅潭，并向孙中山下最后通牒。还间接支持陈炯明等反动军阀，妄图颠覆广州革命政府。
第二，1923年建立的革命政府，管辖的范围很小。1924年秋，苏联的加伦将军抵达广州时，孙中山军政府只据广东省三分之一，广州市内亦风雨飘摇。东面有陈炯明盘踞的军队，南面有邓本殷、申保藩的军队，北面有属于直系的方本仁部队。这些军队对广州革命政府心怀恶意，企图与帝国主义或北洋军阀勾结推翻革命政府，消灭革命力量。在广州，商团购买的枪械被扣留后，不断组织商人罢市，准备发动武装叛乱。
第三，广东当时的客军，也确实问题多多。那时在孙中山革命政府旗帜下，驻粤之兵有滇、桂、粤、湘、闽、豫等省的军队。众多的部队只有少部分是真正忠于孙中山的，其余都是各图私利、行割据之实的客军。但是，孙中山手中并无相当实力，不可能与其决裂。因为这些客军在孙中山建立政权或在讨伐陈炯明中有过功劳，再说孙中山也要依靠这一大批的军队进行北伐。而如果孙中山与这些客军决裂，也势必引起南方局势的动乱，对北伐极为不利。
客军的任意妄为，后患无穷。孙中山虽曾试图通过引导和教育，对这些雇佣军进行改造，还多次发布军令进行约束，但都收效甚微。可能较好的方法，就是领军北伐，把这些客军引出广东。既可避免客军在粤继续造成不良影响，又能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故此孙中山在移大本营于韶关不久后，即电令所有“留省之滇、湘、桂各大军，一律尽于本月底完全开拔赴韶关。俾统率大军，克日攻赣”。只是此令下达不久，孙中山北上，就没有人再提起了。
第四，革命阵营内部，矛盾错综复杂，也难以调解。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内部人事安排出现了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和以孙科为首的“资本派”之间的斗争。国共合作后，国民党迅速分为左、中、右三派。面对如此复杂的内部关系，孙中山不得不费尽心血进行调和，但始终无法消除内部纷争，大大降低了革命政府的战斗力。孙中山不想也不能用过多的精力去处理这些难以调和的人事关系，亦希望通过北伐，促使全党大敌当前，同心协力，打倒北洋军阀，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第五，孙中山试图通过北伐，解决财政困难，减轻军费和粤民负担。北伐是在连续军事征战建立政权后进行的。连续的征战消耗了巨大的军费，加上长期维持一批庞大军队的负担实在难以承受。另外也由于驻粤军队分占地盘各自把持税收，致使革命政府面临着财政困难和军费沉重等危机，粤民困苦。1923年广州革命政权建立后，广东驻军有13省之多，号称10万，而广东财政收入几乎在各驻军手里，革命政府财政更处危机。1923年大本营重建8个月时的正常财政收入仅有300多万元，而支出却达1 000余万元。政府不得已，只得靠暂行印花税、变卖官产、借款、加税及要求商人“报效”等作为非正常收入，以应付艰难时局。当时政府职员薪金也减半发给。孙中山痛感“粤局之成，其主要则在财政，而所危正在此时，粤中各财政机关，几已罗掘俱穷，实无再筹之余地”
。北伐前夕，孙中山承认近年来“军事既殷，军费自繁，罗掘多多，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制，物价日腾，生事日艰”。加上“间有骄兵悍将，不修纪律，为暴于民，贪官污吏，托名筹饷，因缘为利，驯致人民之生命、自由、财产无所保障”
。为了解决财政和军费困局，孙中山采取了不少的措施，但都难以扭转财政和军饷奇缺的局面。财政的危机与困难不仅影响军事，也会造成粤民的痛苦。孙中山有感于此，所以他想趁北伐之机，把广东的驻军遣调出粤，在北伐途中开辟新的财源。孙中山的这种设想，早在第一次准备北伐时的1921年秋就有了。他说：“我这次回粤决定北伐，定无更改，成败虽未可知……成功了，我的军队离开广东，广东就可以省下许多开支。”
综上所述，处在多方面恶劣的环境中，广州革命政府随时有被推翻的可能。孙中山选择北伐，是各种原因合力的结果。他不受任何人、任何派别的摆布，始终坚持北伐，体现了他不畏艰难险阻的革命意志和忠于祖国、忠于革命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