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准确理解孙中山的北伐思想,先要明确孙中山的北伐概念。
“北伐”的字面意义,即是向北征伐。
征伐的对象与方位,因时而异,据实而定。
1924年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明确指出:“辛亥之役,推倒君主专制政体暨满洲征服阶级”;民国以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
。所列的对象,是截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中国当权的头面人物。这清楚说明:孙中山时代征伐的对象,辛亥革命及以前是清朝的皇帝与朝廷,民国以后是北洋军阀的首脑及其政府。
北伐的方位是按国家的版图确定的。没有国家的观念,也就没有北伐的概念。孙中山组建兴中会,入会的秘密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宣言更概括提到“四百兆苍生之众”。可见,孙中山的武装斗争虽然较后才提出“北伐”的任务,然而他的革命目标从始至终都是面向全国,并且是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紧密联系的。
檀香山《兴中会章程》第一条开宗明义,“专为振兴中华”
。这规定了孙中山“北伐”的外延,其起义地点不论在广东、广西、云南或其他华南、华中的省份,都需要进军到长江流域适当的地点(一般应该是武汉),再向北挺进,攻取首都北京,而后统一全国。
孙中山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心目中的中国,比我国现在的版图要大得多。单就(清)咸丰、光绪年间与沙俄签订的四次条约
,不计算称为“共管”的地方,我国的领土就被割去150多万平方公里。
1924年11月下旬,孙中山从广州北上赴津途中先到日本,在船上接见来访的日本记者时,旗帜鲜明地指出:“我这次到北京去,是不是执全国的政权,南北是不是统一,就在北方政府能不能够赞成我们南方的主张,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又说:“如海关、租界、治外法权的那些条约,只要是于中国有害的,便要废除……‘二十一条’要求也当然在改良之列。”
12月18日,孙中山在天津寓所接见段祺瑞的代表,要求核实段祺瑞政府是否已给外交团“外崇国信、尊重条约”的保证。得知确有其事时,孙中山愤怒地斥责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
北伐概念的内涵,即北伐的动因、任务、动力和基本方略,包括夺权建国的目标以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策略、政策和手段,随革命的进程、经验的积累而不断修正或改革。孙中山在这些方面的决策,到后面适当的章节酌予记述。
孙中山早年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思想。直到同盟会成立之初,他还曾与人说过:“如形势于我有利,于敌不利,则随处可以起义。”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孙中山前期的武装起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没有和“北伐”联系起来。
兴中会成立后,起初是只有数十人的小团体。从1895年至1900年,5年内策划两次起义:1895年10月的广州之役与1900年10月的惠州之役。
第一次,孙中山回国后,在香港获得数千元资助,购买军械7箱,并自制炸药。联络香港三点会、广州绿林、游勇数千人,招收部分决死队员,并策划部分营勇反正,还有北江、顺德、香山(中山)、潮州、惠州各地同时响应。其战略目标,“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但这次原定1895年的起义,没有发动即告失败。
第二次,孙中山在1897年6月,在英国伦敦初步完成三民主义的理论建设。1899年10月,兴中会同哥老会、三合会共组兴汉会,会员扩大到两广、闽浙、上海等地。
1900年4月,梁启超致函孙中山,相约“半年之期,我辈一起逐鹿中原”
。稍后,有清驻日公使转达两广总督李鸿章的意图:“愿与孙氏会晤,共议匡扶天下之策。”
6月,义和团大举进入京师,孙中山等人策划惠州起义,本要趁着“北京风云”(指义和团运动)的声势,与康(有为)梁(启超)或李鸿章组织广东独立政府,建立“一个新的南中国联邦共和国”,甚至“以江苏、广东、广西等华南六省为根据地,建立独立的共和政体,逐渐向华北扩张势力,以推翻爱新觉罗氏,联合中国十八省创立一个东洋大共和国”。后因两处联合均告落空,决定以郑士良为主将,在当年10月,领导集结于惠州三洲田的壮士600人,单独发动起义。初时深得民心,转战顺利,不到半个月,起义军发展到两万余人。但因粮械失继,只得就地解散。
孙中山总结这两次起义的不同,深有体会:“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
孙中山北伐思想的形成,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
曾任驻美兼古巴公使、驻英公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顾维钧,1909年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孙中山与他谈论过革命的目标和大体的步骤。
《顾维钧回忆录》记载:
孙中山对顾维钧说:“总有一天要发生推翻满清的革命。”“大致按照美国的模式建立一个共和国。”“一旦他得到人民和一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的支持,就肯定会胜利。”
孙中山又说:“这支军队会很容易,从华南行军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英里到达北京。”
顾维钧说:“他(孙中山)所显示的对本国地理的知识,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可以列举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他将从广州或桂林出发。接着他就说,某地有一条河流,某地有一座多高的山。”
因此,顾维钧认定:“对啊,这就是(孙中山)北伐思想的萌芽。”
顾维钧也许不知道,孙中山很早就对中国的地理深有研究。孙中山亲自编绘的《支那现势地图》,早在1900年2月和7月,就分别在香港与日本东京正式发行。他还为此写了一篇《识文》,大略说:“迩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河山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本图对“已割(夺取)之岩疆(边远险要之地),已分(瓜分)之铁路,则用着色表明,以便览者能触目惊心”
。孙中山编绘印行地图的用意,十分清楚。
根据有关的历史文献,孙中山在美国对顾维钧所说的上述话,是他1907年在河内领导西南起义时的设想。190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4月抵达河内,将原兴中会分会改为同盟会分会,建立筹划粤、桂、滇三省起义的总机关。从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孙中山接连发起6次武装起义,包括1907年5月潮州黄冈之役、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9月钦廉防城之役、1907年12月镇南关之役、1908年3月钦廉上思之役与1908年4月云南河口之役。孙中山在1907年6月至10月所写的部分信函,大体反映了他北伐思想酝酿、形成的经过。
5月至9月,原计划“潮起于东,钦廉应于西”,“尚有数路,次第俱发”,与“广、韶、惠、潮、钦、廉诸军,以联为一气”。“两广义师已分道并起,云南、四川皆可响应。”可惜“潮、惠皆一起即蹶,其散太骤”。
9月至10月,“(广)西军已发,一举破防城县”。“全军北趋,以取南宁。”“专俟一取南宁,则革命军之基础已成,广东、长江等响应之师相继而起。”还准备“尽据南宁、百色一带之大山险隘”,“继以长江、两湖、东三省之响应”,“长驱以定两广,出师湘鄂”。
滇桂两省起义形势示意图
革命军据守镇南关炮台痛击清军情形(原载1908年《点石斋画报大全》)
孙中山还计划:乘胜进攻防城县,进取钦州,连破南宁府属横州、永淳两县,然后进取南宁。“南宁为广西之中心点,得南宁则北取桂林,以出湖南;东取梧州,以出广东,革命之基础可固。”“南宁既得,则两广指日可定。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同志必齐起响应。”
就在1907年七八月计划防城起义时,孙中山准备将党军、新军和团勇1.4万多人,组成“一声势甚大之军队。再加以训练,当成精锐,则两广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后出长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军,则破竹之势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
。
可见,孙中山此时的军事思想,尽管还没有“北伐”的名称,但是已经呼之欲出了。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1908年1月,法国殖民政府驱逐孙中山离开越南境内。行前,孙中山委托黄兴、胡汉民二人,继续经营粤、桂、滇三省军事。但不久法军便切断河口起义的补给,又逮捕黄兴,并增加巡逻部队,在越南老街严密监视铁路沿线的一切活动,扣发起义部队的所有电报,使后面钦廉上思与云南河口两次起义同样遭到失败。
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召集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总结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并成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做好河内失败的善后工作。自此,开始放弃以运动会党为主的方略,转而集中力量运动新军。
宣统元年(1909年)5月,黄兴、胡汉民在香港设南方统筹机关,组织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以新军原安徽炮兵管带倪映典为总主任,组织加入同盟会的士兵3 000余人为主力;姚雨平等运动驻广州的巡防营反正,并由朱执信等联络南(海)番(禺)顺(德)的民军以为响应。原拟在1910年2月9日除夕举事,后初改在元宵节(1910年2月24日)前后,不久改在正月初六(1910年2月15日)。后来又提前在初三(1910年2月12日)起义,倪映典被诱杀身死,终至失败。
广州庚戌新军起义烈士墓(原在广州市先烈路牛王庙,“文化大革命”时被毁)
这次广州新军起义虽失败,但革命党在新军建立的基础大部未被破坏。当年(1910年)9月,广东军界革命势力即恢复如初,其他省份军界、学界进步势力亦较前倍增。11月,孙中山约黄兴、胡汉民、赵声与南洋各分会华侨到马来西亚的槟城,举行秘密会议。议决以新军为骨干,组织500先锋(精锐敢死队员),筹款10万元,策划1911年发动第二次广州新军起义。“计划广州得手后,由黄兴统一军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会师北伐。”
这是孙中山正式提出“北伐”的最早计划。此后,“北伐”就不时被提上孙中山议事和行动计划的日程,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改与发展。
根据槟城会议的北伐计划,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在辛亥年(1911年)1—3月间,同时在各地部署了北伐的任务:规定新军联络由赵声等进行,民军响应由朱执信等组织;罗炽扬负责惠州方面的部署,居正、谭人凤等负责发动长江上下游应援。2月4日,谭人凤应召到香港,次日携2 000元返两湖。2月13日,派人持黄兴函件,到武汉会晤居正,要他在湖北运动新军。23日,谭人凤到汉口,与居正协商策应广州起义的具体事项。月底,黄兴派熊克武到广州,调查绘制地形图。3月,派郑赞丞设机关驻于上海,前后领支6 000余元,购买军械,联络新军下级军官,畅通苏、浙、皖三省交通。广西方面,由方君瑛等往来港桂,与新军方声涛等联络。
这一次发起的广州起义,于1911年4月8日在香港召开发难会议,议决4月13日举事,分十路进攻。后因筹款未齐,枪械未到,起义日期改到4月26日。及黄兴4月25日上省总持一切,预计日本、安南的枪械运到分配的时间,再改定为4月29日。4月29日举义时,因各部未能按计划妥办,临时将十路进攻改为四路。黄兴当日下午5时30分发起进攻。虽然已将十路改为四路,但实际只有黄兴一路孤军作战,仅百余人冲锋陷阵。起义阵亡及被捕杀害计86人,由善堂收殓烈士遗骸72具,埋葬于广州黄花岗。
由于黄花岗之役“震动全球”,“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为下一步辛亥革命打下雄厚的基础。孙中山怀着崇敬的心情,给予很高的评价:“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与武昌革命之役同寿”。
广州起义失败后,有七十二具烈士遗骸被埋葬在黄花岗。图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回顾1895—1911年前后两次广州起义,加上其间粤桂滇总计十次武装起义,相对于战争的对手,无论是清王朝还是地方军阀,均属不对称的战争。但这17年接连不断、前仆后继的艰苦奋斗,其影响是无可估量的。接踵而来的武昌起义,很快就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革命火种终成燎原之势,扩大为天下无敌的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