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伐思想的萌芽和确立

一、北伐的概念

要准确理解孙中山的北伐思想，先要明确孙中山的北伐概念。

“北伐”的字面意义，即是向北征伐。

征伐的对象与方位，因时而异，据实而定。

1924年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明确指出：“辛亥之役，推倒君主专制政体暨满洲征服阶级”；民国以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 。所列的对象，是截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中国当权的头面人物。这清楚说明：孙中山时代征伐的对象，辛亥革命及以前是清朝的皇帝与朝廷，民国以后是北洋军阀的首脑及其政府。

北伐的方位是按国家的版图确定的。没有国家的观念，也就没有北伐的概念。孙中山组建兴中会，入会的秘密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宣言更概括提到“四百兆苍生之众”。可见，孙中山的武装斗争虽然较后才提出“北伐”的任务，然而他的革命目标从始至终都是面向全国，并且是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紧密联系的。

檀香山《兴中会章程》第一条开宗明义，“专为振兴中华” 。这规定了孙中山“北伐”的外延，其起义地点不论在广东、广西、云南或其他华南、华中的省份，都需要进军到长江流域适当的地点（一般应该是武汉），再向北挺进，攻取首都北京，而后统一全国。

孙中山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心目中的中国，比我国现在的版图要大得多。单就（清）咸丰、光绪年间与沙俄签订的四次条约 ，不计算称为“共管”的地方，我国的领土就被割去150多万平方公里。

1924年11月下旬，孙中山从广州北上赴津途中先到日本，在船上接见来访的日本记者时，旗帜鲜明地指出：“我这次到北京去，是不是执全国的政权，南北是不是统一，就在北方政府能不能够赞成我们南方的主张，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又说：“如海关、租界、治外法权的那些条约，只要是于中国有害的，便要废除……‘二十一条’要求也当然在改良之列。” 12月18日，孙中山在天津寓所接见段祺瑞的代表，要求核实段祺瑞政府是否已给外交团“外崇国信、尊重条约”的保证。得知确有其事时，孙中山愤怒地斥责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

北伐概念的内涵，即北伐的动因、任务、动力和基本方略，包括夺权建国的目标以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策略、政策和手段，随革命的进程、经验的积累而不断修正或改革。孙中山在这些方面的决策，到后面适当的章节酌予记述。

二、北伐思想的酝酿与萌芽

孙中山早年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思想。直到同盟会成立之初，他还曾与人说过：“如形势于我有利，于敌不利，则随处可以起义。”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孙中山前期的武装起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没有和“北伐”联系起来。

兴中会成立后，起初是只有数十人的小团体。从1895年至1900年，5年内策划两次起义：1895年10月的广州之役与1900年10月的惠州之役。

第一次，孙中山回国后，在香港获得数千元资助，购买军械7箱，并自制炸药。联络香港三点会、广州绿林、游勇数千人，招收部分决死队员，并策划部分营勇反正，还有北江、顺德、香山（中山）、潮州、惠州各地同时响应。其战略目标，“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但这次原定1895年的起义，没有发动即告失败。

第二次，孙中山在1897年6月，在英国伦敦初步完成三民主义的理论建设。1899年10月，兴中会同哥老会、三合会共组兴汉会，会员扩大到两广、闽浙、上海等地。

1900年4月，梁启超致函孙中山，相约“半年之期，我辈一起逐鹿中原” 。稍后，有清驻日公使转达两广总督李鸿章的意图：“愿与孙氏会晤，共议匡扶天下之策。” 6月，义和团大举进入京师，孙中山等人策划惠州起义，本要趁着“北京风云”（指义和团运动）的声势，与康（有为）梁（启超）或李鸿章组织广东独立政府，建立“一个新的南中国联邦共和国”，甚至“以江苏、广东、广西等华南六省为根据地，建立独立的共和政体，逐渐向华北扩张势力，以推翻爱新觉罗氏，联合中国十八省创立一个东洋大共和国”。后因两处联合均告落空，决定以郑士良为主将，在当年10月，领导集结于惠州三洲田的壮士600人，单独发动起义。初时深得民心，转战顺利，不到半个月，起义军发展到两万余人。但因粮械失继，只得就地解散。

孙中山总结这两次起义的不同，深有体会：“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

孙中山北伐思想的形成，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

曾任驻美兼古巴公使、驻英公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顾维钧，1909年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孙中山与他谈论过革命的目标和大体的步骤。

《顾维钧回忆录》记载：

孙中山对顾维钧说：“总有一天要发生推翻满清的革命。”“大致按照美国的模式建立一个共和国。”“一旦他得到人民和一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的支持，就肯定会胜利。”

孙中山又说：“这支军队会很容易，从华南行军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英里到达北京。”

顾维钧说：“他（孙中山）所显示的对本国地理的知识，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可以列举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他将从广州或桂林出发。接着他就说，某地有一条河流，某地有一座多高的山。”

因此，顾维钧认定：“对啊，这就是（孙中山）北伐思想的萌芽。”

顾维钧也许不知道，孙中山很早就对中国的地理深有研究。孙中山亲自编绘的《支那现势地图》，早在1900年2月和7月，就分别在香港与日本东京正式发行。他还为此写了一篇《识文》，大略说：“迩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河山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本图对“已割（夺取）之岩疆（边远险要之地），已分（瓜分）之铁路，则用着色表明，以便览者能触目惊心” 。孙中山编绘印行地图的用意，十分清楚。

根据有关的历史文献，孙中山在美国对顾维钧所说的上述话，是他1907年在河内领导西南起义时的设想。190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4月抵达河内，将原兴中会分会改为同盟会分会，建立筹划粤、桂、滇三省起义的总机关。从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孙中山接连发起6次武装起义，包括1907年5月潮州黄冈之役、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9月钦廉防城之役、1907年12月镇南关之役、1908年3月钦廉上思之役与1908年4月云南河口之役。孙中山在1907年6月至10月所写的部分信函，大体反映了他北伐思想酝酿、形成的经过。

5月至9月，原计划“潮起于东，钦廉应于西”，“尚有数路，次第俱发”，与“广、韶、惠、潮、钦、廉诸军，以联为一气”。“两广义师已分道并起，云南、四川皆可响应。”可惜“潮、惠皆一起即蹶，其散太骤”。

9月至10月，“（广）西军已发，一举破防城县”。“全军北趋，以取南宁。”“专俟一取南宁，则革命军之基础已成，广东、长江等响应之师相继而起。”还准备“尽据南宁、百色一带之大山险隘”，“继以长江、两湖、东三省之响应”，“长驱以定两广，出师湘鄂”。

孙中山还计划：乘胜进攻防城县，进取钦州，连破南宁府属横州、永淳两县，然后进取南宁。“南宁为广西之中心点，得南宁则北取桂林，以出湖南；东取梧州，以出广东，革命之基础可固。”“南宁既得，则两广指日可定。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同志必齐起响应。”

就在1907年七八月计划防城起义时，孙中山准备将党军、新军和团勇1.4万多人，组成“一声势甚大之军队。再加以训练，当成精锐，则两广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后出长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军，则破竹之势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 。

可见，孙中山此时的军事思想，尽管还没有“北伐”的名称，但是已经呼之欲出了。

三、第一个北伐计划的制订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1908年1月，法国殖民政府驱逐孙中山离开越南境内。行前，孙中山委托黄兴、胡汉民二人，继续经营粤、桂、滇三省军事。但不久法军便切断河口起义的补给，又逮捕黄兴，并增加巡逻部队，在越南老街严密监视铁路沿线的一切活动，扣发起义部队的所有电报，使后面钦廉上思与云南河口两次起义同样遭到失败。

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召集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总结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并成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做好河内失败的善后工作。自此，开始放弃以运动会党为主的方略，转而集中力量运动新军。

宣统元年（1909年）5月，黄兴、胡汉民在香港设南方统筹机关，组织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以新军原安徽炮兵管带倪映典为总主任，组织加入同盟会的士兵3 000余人为主力；姚雨平等运动驻广州的巡防营反正，并由朱执信等联络南（海）番（禺）顺（德）的民军以为响应。原拟在1910年2月9日除夕举事，后初改在元宵节（1910年2月24日）前后，不久改在正月初六（1910年2月15日）。后来又提前在初三（1910年2月12日）起义，倪映典被诱杀身死，终至失败。

这次广州新军起义虽失败，但革命党在新军建立的基础大部未被破坏。当年（1910年）9月，广东军界革命势力即恢复如初，其他省份军界、学界进步势力亦较前倍增。11月，孙中山约黄兴、胡汉民、赵声与南洋各分会华侨到马来西亚的槟城，举行秘密会议。议决以新军为骨干，组织500先锋（精锐敢死队员），筹款10万元，策划1911年发动第二次广州新军起义。“计划广州得手后，由黄兴统一军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会师北伐。”

这是孙中山正式提出“北伐”的最早计划。此后，“北伐”就不时被提上孙中山议事和行动计划的日程，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改与发展。

根据槟城会议的北伐计划，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在辛亥年（1911年）1—3月间，同时在各地部署了北伐的任务：规定新军联络由赵声等进行，民军响应由朱执信等组织；罗炽扬负责惠州方面的部署，居正、谭人凤等负责发动长江上下游应援。2月4日，谭人凤应召到香港，次日携2 000元返两湖。2月13日，派人持黄兴函件，到武汉会晤居正，要他在湖北运动新军。23日，谭人凤到汉口，与居正协商策应广州起义的具体事项。月底，黄兴派熊克武到广州，调查绘制地形图。3月，派郑赞丞设机关驻于上海，前后领支6 000余元，购买军械，联络新军下级军官，畅通苏、浙、皖三省交通。广西方面，由方君瑛等往来港桂，与新军方声涛等联络。

这一次发起的广州起义，于1911年4月8日在香港召开发难会议，议决4月13日举事，分十路进攻。后因筹款未齐，枪械未到，起义日期改到4月26日。及黄兴4月25日上省总持一切，预计日本、安南的枪械运到分配的时间，再改定为4月29日。4月29日举义时，因各部未能按计划妥办，临时将十路进攻改为四路。黄兴当日下午5时30分发起进攻。虽然已将十路改为四路，但实际只有黄兴一路孤军作战，仅百余人冲锋陷阵。起义阵亡及被捕杀害计86人，由善堂收殓烈士遗骸72具，埋葬于广州黄花岗。

由于黄花岗之役“震动全球”，“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为下一步辛亥革命打下雄厚的基础。孙中山怀着崇敬的心情，给予很高的评价：“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与武昌革命之役同寿”。

回顾1895—1911年前后两次广州起义，加上其间粤桂滇总计十次武装起义，相对于战争的对手，无论是清王朝还是地方军阀，均属不对称的战争。但这17年接连不断、前仆后继的艰苦奋斗，其影响是无可估量的。接踵而来的武昌起义，很快就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革命火种终成燎原之势，扩大为天下无敌的伟力。 lHkn2jQYghSzWKqE80lhuOQvRvalpM4J7BeDpNyIpb7chemmERTMS0tFbaxLY/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