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澳门历史文献辑译》第二辑为“澳门港华工出洋”资料专辑，收录笔者所见在澳门本地遗存的有关华工出洋的文献。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始，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呈现了不同的形态和规模。先是欧洲殖民者通过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的三角贸易，将大量非洲黑奴贩运至美洲殖民地，投入大种植园的生产。19世纪初，这一罪恶的人口贩运活动被取缔后，在亚洲的一些口岸，开始兴起另一种形式的契约劳工贩运，继续为欧洲的海外殖民地提供劳动力。鸦片战争后，伴随着条约港口体系的渐次形成，中国东南沿海的厦门、汕头、香港、广州、澳门等口岸，相继参与了华工出洋的贩运活动，成千上万的华工被贩运到欧洲国家在亚洲和美洲的殖民地，进而在19世纪中后期形成了一次华工出洋的高潮。

澳门港以其自身的独特条件，积极参与了这个时期的华工出洋活动，并在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华工出洋的运输活动，是新时期澳门海上航运和贸易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度成为澳门远洋航运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不论就澳门历史本身而言，还是就中外关系史、国际移民史、华侨华人史等领域而言，澳门口岸的华工出洋活动，都是一个值得花大气力进行研究的历史课题。

对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开展研究，前期的资料搜集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在这方面，前辈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陈翰笙等一批前辈学者相继出版了10卷本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辑录、翻译了一大批有关华工出洋的中外文献，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澳门而言，该书除了搜集各类中文文献的有关记载外，还从《英国议会文件》中选译了若干直接记载或评论澳门口岸华工出洋活动的文献。这些资料为我国学者研究澳门华工出洋的有关论著广泛征引，对推动该课题的早期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葡萄牙学者在此方面也做出了值得关注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少年时代即来澳定居的文德泉神父（Pe. Manuel Teixeira）出版了小册子《澳门的奴隶贸易》。作者以洗刷葡萄牙在奴隶贸易方面的污点为基本立意，搜集了一定数量的葡语档案，披露了澳门苦力贩运的若干细节，对有关方面展开了辩论。 1994年，另一位葡萄牙学者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出版了《澳门档案中的苦力贸易》。书中勾勒了澳门参与苦力贩运的基本过程，并在附录部分汇集了若干篇相关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刊登在《澳门宪报》的文献和里斯本出版的《1874年关于废除苦力贸易的报告与文献》中的片段。

以上简单的梳理显示，作为19世纪中叶华工出洋的重要口岸之一，澳门港本地生成的华工出洋史料，尚未得到全面的搜集和整理。

近年来，笔者在阅读《澳门宪报》和澳门档案馆所藏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有关澳门本地的华工出洋文件。这些文件涉及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两个语种，以前者居多。按照文件生成部门和文献内容相结合的方法，可将这批文献分为以下10类：关于华工出洋的训令与章程、澳门港华工出洋统计报表、澳门辅政司署文件、抵澳华工遣返交接公文、澳门华工出洋监理局文件、葡萄牙驻安德列斯群岛哈瓦那总领事馆文件、葡萄牙驻秘鲁总领事馆文件、澳门船政厅文件、澳门华政理事官文件、专题报告。这批文献的总体规模预计在百万字上下，将分三辑陆续出版中译本。收入本辑的是上述前八类文献中截至1871年的内容；1872年以后的文献将在第三辑刊出；专题报告将在第四辑刊出。

依据这批文献，我们可以对澳门华工出洋的历史做出更加全面的考察，在一系列要点上获得新的认知，例如澳葡当局在华工出洋事务中的角色，华工出洋对澳葡当局的财政贡献，华工出洋各个环节上的管理和操作，航行进程中的华工死亡率，华工出洋活动参与者的国籍、船舶结构等。可以相信，这批文献的汉译、出版，将对澳门港华工出洋历史的深入研究做出积极的贡献。

此外，需要对本书的译文做两点说明。其一，收入本书的统计表和报告中涉及人数的资料，个别地方出现分项与合计数不符的情况。因不能确定错误之所在，故照原刊文件录入，不做修改。其二，关于遣返华工的籍贯，《澳门宪报》原刊文献的葡语拼写多有变化，有些地名还会重复出现。为了便于研究者的考察，对于已经确定回译的地名，括注葡语原文；未能回译汉文的地名，则保留葡语原文。

张廷茂
201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