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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化全面发达，诗歌与绘画都呈现出盛世气象，尤其是诗歌，成为一代文学之代表。魏晋南北朝因战乱促成了宗教的勃兴，道释画成为画坛主流。到了唐代，道释画依然风行，但绘画题材已有新变化，那就是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兴起。山水画先有大小李将军（李思训、李昭道）的金碧山水，后有王维的水墨山水；花鸟画崭露头角，启五代花鸟画之先风。诗画的繁荣，使两者的交融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拈诗意以为画意的人越来越多，如边塞诗人李益每作一篇，画人相争为画；郑谷作《雪诗》，段赞以之为画，曲尽其情；张志和作《渔歌》，复以为画，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
唐代还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题画诗，《全唐诗》中杜甫、李白、白居易、刘长卿、刘商等人题画、品画的诗歌就有一百多首。其中杜甫的题画诗存世有十八首，也最为出色，王渔洋《蚕尾集》视杜甫为题画诗的创始人：“六朝以来，题画诗绝罕见。盛唐如李太白辈，间为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虽小有致，不佳也。杜子美始创为画松、画马、画鹰诸大篇，搜奇抉奥，笔补造化。嗣是苏、黄二公，极妍尽态，物无遁形。虞伯生尤专攻于此学，古录中歌行佳者，皆题画之作也。入明刘槎轩、李西涯、沈石田辈，以迨空同、大复，皆拟少陵。子美创始之功伟矣。”关于最早的题画诗出现在什么时候，目前学界尚未有定论，但这段话确实也道出了杜甫在题画诗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一方面，杜甫于每一首题画诗皆用心创作而特见精彩；另一方面，此前的画赞、咏画扇、画屏的诗歌，是否属于题画诗，学界尚存在争议，但杜甫创作的题画诗，却是毫无争议地被视为“题画诗”，后世题画诗也多受杜甫启导。但是，唐代的题画诗都没有题写在画面上，相较于汉代绘画上的姓名官爵、画赞、榜题，唐代传世绘画上的文字相当罕见，偶有名款，也都是后人添加。这大概是因为唐代绘画较以前绘画有了足够的叙事性，无须借助题款文字来辅助说明。而且山水画的崛起，人物画不再是画坛主流，这个变化也影响了题款的改变。
文人士大夫参与绘画、赏画、题画、评画，对诗画融合影响至巨。文人士大夫兼具文学素养和绘画技能，方能使诗画互为借鉴、渗透和融合，而且他们掌握着话语权，主导中国绘画的发展方向和趣味取向，他们的社会地位本来就影响着画坛的风气。虽然大多数文人士大夫的画技普遍不及职业画工，但职业画工社会地位低下，文学修养普遍不高，也决定了他们的影响力有限，所以诗画融合是由文人士大夫来导引、完成的。
在唐代文人士大夫当中，对诗画融合影响最大的是王维。王维出身世家，自小才华过人，官至尚书右丞。王维的才华是全方面的，十多岁时已有诗名，时人称“天下右丞诗”，又工于书画，精通音律，这种综合素养使他将诗画渗透、融合。在王维获得画名之前，他的诗篇已自有画意，王世贞评“王维诗入画三昧”，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等，以至于后世画家取唐人诗句为画，多选择王维诗歌。王维自称“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的画也充满了诗意，如传为王维画的《江山霁雪图》，就令人想起他《汉江临眺》的诗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可惜王维画作流传到宋代已所见不多，流传至今署款王维的画作，也多不可信。
（元）唐棣《王维诗意图》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王维诗意境幽美，读其诗如置身画中；王维画境富有诗意，观其画如品其诗。王维的诗画创作，表明了诗画的相通相融，这一点在唐代早已有人点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称王维诗“着壁成绘”，而张祜《题王右丞山水障二首》即称王维画乃“平生诗思残”，即画为诗之残剩。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规律，直到宋代苏轼才总结出来。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曰：‘蓝溪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此摩诘之诗，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补摩诘之遗。”苏轼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后，此语被世人广泛征引，常常用来评价中国诗画，或用来品评王维，如王夫之：“家辋川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或转评他人，如贡性之评黄公望：“此老风流世所知，诗中有画画中诗”；或泛评诗画，如李俊民：“士大夫咏情性，写物状，不托之诗，则托之画，故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王维诗画互拟，确有相通性，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者并不止王维一人，贺贻孙就曾言：“诗中有画，不独摩诘也”，像曹植、陶渊明、白居易、杜甫等人的诗歌也可以看出一种画意；秦汉绘画传世不多，但唐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李思训父子的青绿山水，亦可于画中品味到一种诗意。那为何苏轼偏偏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用于王维而非他人呢？刘石对此道：“中国古典诗歌史和绘画史上均不缺乏卓越人物，但兼擅并能两臻化境的实在不多。而在这为数不多的人中，以时代早晚及成就高下而论，都不得不首推王维。”
单论诗或画，都不缺乏与王维比肩或胜于王维者，但两者都能臻于化境者确实不多，而纵观中国诗史和画史，王维诗画相融无疑是最早的，他诗画的成就及地位也是公认的，所以王维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自宋以来，历代就有相同的见解：
顾长康善画而不能诗，杜子美善作诗而不能画。从容二子之间者，王右丞也。（宋•张嘉甫）
王摩诘能诗更能画，诗入圣而画入神。自魏晋及唐几三百年，惟君独振。（元•赵孟頫）
右丞诗云：“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盖自道也。右丞诗与李、杜抗行，画追配吴道子，毕宏、韦偃弗敢平视。至今读右丞诗者则曰有声画，观画者则曰无声诗。以余论之，右丞胸次洒脱，中无障碍，如冰壶澄澈，水镜渊渟，洞鉴肌理，细现毫发，故落笔无尘俗之气，孰谓诗画非合辙也！（明•吴宽）
古之才人求名于文墨之间，未有能以诗画并著者也。有之，自王摩诘始。盖其才情气韵得之有素，每一落笔莫不尽善，故世之言诗画者举皆宗之。（清•汪琬）
我们再谈谈王摩诘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作个结束。其实这话也不限于王摩诘一个人当得起。从来哪一首好诗里没有画，哪一幅好画里没有诗？恭维王摩诘的人，在那八个字里，不过承认他符合了两个起码的条件。（民国•闻一多）
自宋元以来，文人画取代画院画成为画坛主流，诗画相通相融成为画坛的共同追求，尤其是明代董其昌提出“画分南北宗”后，将王维推举为文人画南宗之祖，王维越来越为后世所重。清代王文浩曾指出唐代吴道子时有“画圣”之称，但因不合于文人画，师法者反而不及王维多：“道玄虽画圣，与文人气息不通；摩诘非画圣，与文人气息相通。此中极有区别。自宋元以来，为士大夫画者，瓣香摩诘则有之，而传道玄衣钵者，则绝无其人也。”对此，明代李日华直截了当地说：“余尝谓王摩诘玉琢才情，若非是吟得数首诗，则琵琶伶人、水墨画匠而已。”诗画双绝，也因此决定了王维的画史地位。
前面说过，诗画融合需由文人士大夫来促成，除了素养和技能之外，还因为职业画工地位低下，绘画只能迎合消费者、赞助者的品位好尚，没有话语权，不能引导画史发展潮流。即使是文人士大夫，有的以一艺闻名于时，却往往以艺掩他才，如阎立本幼承家学，擅长绘画，与其兄阎立德皆以画闻名于世。阎立本自少读书，文才不减同辈，又有处理政务的才能，总章元年（668）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当初唐太宗与侍臣泛舟春苑池，见异鸟随波容与，喜而命侍坐者赋诗，又传呼“画师”阎立本于阁外写生绘貌。当时，阎立本已官至主爵郎中，俯伏池边，研刮丹粉，回首在座的人，羞惭得汗水直下，事后回家告诫儿子勿再学画：“吾少读书，文辞不减侪辈，今独以画见名，遂与厕役等，若曹慎重毋习。”姜恪因讨伐吐蕃有战功而擢升为左相，当阎立本官拜右相时，却为画名所累，乃为时人所讥：“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
王维却与阎立本恰好相反，自作诗云：“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而时人却不以画师视之，如杜甫《解闷》（其八）就称他“高人王右丞”。这不仅是因为王维兼擅诗画，也因为王维出身世家，才华过人，十多岁时诗名已显，二十出头就高中进士，与弟王缙以科名、文学冠绝当代，时称“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当时豪英贵人莫不以能与之结交为荣，以至于人们皆尊称其官名而不呼其名。所以，综合来看，王维诗画的才华与成就，以及社会声誉地位，都促成了他在诗史画坛的地位，因此，王维也就成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最佳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