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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与现实之间有着种种神秘的联系，有一些梦指向未来，或者说，梦对现实有着某种预示作用。因此，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的达成，荣格认为梦具有一定的预测功能。带有预见性的梦是意识的未来行为或行动的预演，构成了做梦者未来的蓝图。它的象征内容可能勾勒了对未来矛盾的准备或解决，是做梦者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准备。这种梦被称为“先知”，它有可能碰巧与实际发生的事情相一致。这并不奇怪，因为梦是被压抑的元素的混合结果，它包括了所有的未被意识所接纳的感觉、思想和想法，换句话说，梦里所呈现的是那些我们想过但是没有去做的事情，因此，它必然在许多事情的结果预见上占据了先机。
我们的祖先早就看到了梦具有提示未来的作用，因此，占梦成为古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中国古代的占梦具体始于何时，因年代久远，很难进行考证。根据现存文献，最早提到“占梦”的人物是黄帝。皇甫谧《帝王世纪》中有这么一段记载：“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醒来后，黄帝自我分析：“风为号令，执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夫千钧之弩，异力者也；驱羊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风后、力牧两位名臣。他们二人在后来黄帝治理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风后，传说中他是黄帝的第一位宰相。不过故事的内容还是颇为荒诞，黄帝的时代，有没有文字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怎么还能通过析文解字来占梦？但是，参照国内外许多原始民族的情况，如果说黄帝的时代已经出现占梦这一行为，那倒完全是有可能的。
黄帝与力牧
《帝王世纪》和其他一些古籍还记载，尧有攀天、乘龙之梦，舜有长眉、击鼓之梦，禹有山书洗河、乘舟过月之梦。黄帝和尧、舜、禹时期的梦与占梦活动都是远古的传说，只能作为研究参考。在中国历史上，从殷人开始，梦和占梦才有了可靠的记载。在殷人的甲骨文字中，已经出现了比较规范的“梦”字。甲骨卜辞中有关殷王占梦的记载也很多。而且殷王总是问，其梦是否有祸，其梦是否有灾。这说明，殷王对其梦的吉凶非常关心，也说明占梦对殷王的生活有很重要的影响。
根据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的归纳，殷王在卜辞中所占问的梦景或梦象，有人物、鬼怪、天象、走兽，还有田猎、祭祀等。在人物当中，既有殷王身旁的妻、妾、史官，又有死去的先祖、先妣；在天象当中，既占问过下雨，又占问过天晴；在走兽当中提到过牛和死虎。值得注意的是，殷王的鬼梦特别多。殷人不但认为鬼魂能够通梦，而且认为“上帝”（也称“帝”或“天”）也能通引人梦，此外，梦境、梦景和梦象都是神意的表现。
周人灭殷以后，武王曾为后嗣大伤脑筋，他决定用天神托梦来解决这个政治难题。《逸周书•武儆解》记载：
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梦，丙辰出金枝、郊宝开和细书命诏周公旦立后嗣，属（嘱）小子（成王）诵文及宝典。王曰：“呜呼！敬之哉！”
武王梦中“命诏周公旦立后嗣”，“诵文及宝典”的又是“小子”，成王就名正言顺地成了王位继承人。
殷周时代，凡国家大事都须占卜而后定。但不同的是，殷人占卜主要是占龟，占梦只是占卜的一项内容。周人占卜则是占龟、占易、占梦三者相参。根据《周礼•春官》记载，太卜为卜官之长，执掌有关占龟、占易和占梦的“三兆之法”“三易之法”和“三梦之法”；以“三兆”“三易”和“三梦”之占的结果“观国家的吉凶”，“吉则为，否则止”，并对凶兆采取补救的措施。所以殷王只有太卜一职，周王在太卜之下还有专职的占梦官。
周时人们对梦已经有了更多的认识，占梦官“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周礼•春官》）。所谓“六梦”，即“无所感动，平安而梦”的正梦，“惊愕而梦”的噩梦，“觉时所思，念之而梦”的思梦，“觉时道之而梦”的寤梦，“所好而梦”的喜梦，“恐惧而梦”的惧梦。“六梦”之中有“惧”亦有“喜”，这说明周人对梦的心理和殷人单纯的惧怕颇不相同。庄子认为“梦者，阴阳之精也，心所喜怒则精气从之”；列子也说：“此六者（指六梦），神所交也……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燔
；阴阳俱壮，则梦生杀……是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沉实为疾者则梦溺。藉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衔发则梦飞。将阴梦火，将疾梦食。梦饮酒者忧，梦歌舞者哭。故神遇为梦，形接为事。”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对梦的认识多着眼于人的情绪和阴阳二气。
关于《周礼》的成书时间，虽然现在仍存争议。不过，参考《诗经》的有关记载，上述占梦制度基本符合西周时期和春秋早期的情况。《小雅•正月》曰：“召彼故老，讯之占梦。”这是周王召唤故老（太卜多为故老所任）和占梦官来占梦。《小雅•斯于》曰：“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大人”是对占梦官的尊称，这是占梦官为天子占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王妃梦见熊罴是生男孩的预兆，梦见虺蛇是生女孩的预兆。梦熊生子的信仰，是从原始的周人以熊为图腾的信仰发展而来；梦蛇生女的信仰，则是因为周人多娶姒姓女孩为妻，而姒为夏人之后，原始的夏人以龙蛇为图腾，所以才产生了这种梦蛇即生女孩的说法。
《小雅•无羊》篇还说：“牧人乃梦……大人占之二众维鱼矣，实惟丰年；旐维旟矣，家室蓁蓁。”这是牧人请占梦官为他们占梦。意思是说，梦见水中鱼多，乃是丰收有余的象征；梦见画有龟蛇和鸟类的旗子，是人丁兴旺的先兆。《诗经•小雅》所反映的这种情况，说明上自周王、下至民众，当时几乎无人不迷信占梦。
占梦在中国古代源远而流长，虽经春秋战国以来市场越来越小，但由于梦本身的神秘性尚未揭穿和未被理解，这种迷信不但代代相传，而且有一种特殊的顽固性。不过，时代在变化，迷信本身也在变化。
由于占梦深植于由初民梦魂观念所长期积淀的思想土壤，统治者自身也并不了解做梦的原因，他们仍然对梦有一种疑惧的心理。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这种特殊的迷信，并利用它为其王权制造根据。因而，占梦虽然成了一种世俗的迷信，但统治者并没有，也不愿意同它决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的母亲“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据说当时“雷电晦暝”，刘邦的父亲还看见蛟龙在上面。这完全是以梦论证刘邦属“龙种”。《后汉书•冯异传》又记载，刘秀上台之前曾对冯异说：“我梦乘龙上天。”冯异心领神会，赶快把他扶上皇帝的宝座。此后，历代帝王被孕育、上台，几乎都有神乎其神的梦兆。受孕之前，王妃必有受日、怀日之梦；上台之前，帝王必有乘龙、上天之梦。这简直成了一个套式。当然，也有些帝王挖空心思想搞些新花样。据《梦占逸旨•神怪篇》，朱元璋上台之前，其梦兆就和别代皇帝不大一样：
太祖梦西北天上有一朱台，四周有栏。上立二人如金刚。台南幞头抹额者数人列坐，中立三尊，若道家三清之状。数紫衣羽士以绛衣来授，揭里视之，有五彩。问此何物，道士曰：“文理真人服。此上帝明命之验也。”
然而，无论朱元璋的梦兆如何变化，最后一句“此上帝明命之验也”暴露了天机。这说明其动机和目的与其他帝王并无二致。
占梦的渊源可以上溯到遥远的洪荒时期，影响至今。然而，占梦并不采用外在的、物化的神秘符号来沟通人神，而是以做梦者本身的做梦体验为依据来预测人事的凶吉祸福。由于梦是人们自身的一种体验，占梦正是以这种自我体验作为沟通神人、预示吉凶的中介。因此，较之于龟卜、占筮、占星等占卜方式，占梦更有一种特殊的神秘性和迷惑力。《汉书•艺文志》曰：“众占非一，而梦为大。”
古人占梦
占梦源于初民的梦魂观念。初民以为做梦是灵魂离身而外游，而灵魂外游又为鬼神所指使。由此，梦被归结为鬼神对做梦者的启示，进而根据梦象体察神意而预卜吉凶。在殷周奴隶制时期，占梦是观察吉凶、决定军国大事的一种重要方式，因而，占梦是官方宗教神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春秋以后，占梦逐渐变成了一种世俗迷信。一方面，占梦仍然保持着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它又同其他宗教神学互相渗透。刘文英在《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谈到，同先秦相比，秦汉以后的占梦，主要有三个显著的变化：
第一，占梦从官方的一种宗教信仰，逐渐变成民间的一种世俗迷信。
第二，占梦作为一种迷信，同其他宗教迷信互相交流、互相渗透、互相利用。
第三，占梦作为一种方术，越来越复杂、精巧和圆滑。
两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流行，人们对梦的认识和理解由表象而渐入其里。《黄帝内经•灵枢经》载：
正邪外袭，内而未有定舍也，反淫于藏，荣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气淫于府，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涉大火而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心气盛则梦喜笑，脾气盛则梦歌乐，体重身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其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火焰，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于膀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聚邑街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刳，客于阴则梦接，客于顶则梦斩首，客于足则梦行走，而不能及居深井内，客于股肱则梦体节拜跪。
这种以正邪（阴阳）二气来确定所梦物象的方法，虽有将梦这一复杂的生理、心理现象简单化的毛病，但它毕竟还是比较客观地看待梦的产生与所梦物象，对人们认识梦有一定的帮助，为诊治多梦及其他梦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可以说，《黄帝内经》是从人体科学和病理学的角度来认识梦、解释梦的。
魏晋时期，有一本《解梦书》非常流行，理论色彩很浓厚。《太平御览》卷三九七引《解梦书》：
梦者，象也，精气动也；魂魄离身，神来往也；阴阳感成，吉凶验也。梦者，语其人预见过失，如其贤者，知之自改革也。梦者，告也，告其形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鼻不喘嗅，口不言也。魂出游（而）身独在。心所思念（而）忘身也。受天神戒，还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明）之为寤，告符臻也。古有梦官，世相传也。
周易占卜
“受天神戒，还告人也”，古人认为梦象是受天命而来，也反映了古代的天人思想，即在古人的心中，梦象并不是自主产生的，而是一种天命的预告。“阴阳感成，吉凶验也”即所告人事往往关乎吉凶。人们在睡梦中看到的梦象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因此人们可以通过释梦或占梦来预见未来的吉凶。然而，人们在“目无所见，耳无所闻，鼻不喘嗅，口不言也”的状态下由魂魄出游而见到的梦象，其内容常常是虚幻的，所以对梦的理解也是充满想象和虚构的。因此，梦作为一种预兆，作为对未来之事的一种提示或警报，究竟如何解释，全靠释梦者的主观理解。
古代占梦术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借助其他占卜方式占梦，如龟卜法、占星法，《易》术，五行术，甚至还有相术等，通常只关注梦象中的相关要素，通过要素实现与其他占卜方式之间的转换。占梦最早依附于占星术，《周礼•春官》中有“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的记载。后来，占梦又与《易》术、五行术联系在了一起。早期，占梦需要的知识相当驳杂，要掌岁时、观天地、辨阴阳、识星辰。
另一类是通过分析和解释梦象的意义来获得梦兆。按照梦象与梦兆的关系，此类占梦术可分为直解、转释和反说三种，其中转释占梦最为常见。转释的方法包括解字、谐音、象征、连类、类比、符号转换等。
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强，人们尤其是帝王对梦的迷信逐步减弱，到汉代以后便不再设专门占梦的官职；五代以后，不仅不再有占梦的名家，甚至江湖上的圆梦先生也不多见了；到了元明时期，占梦作为一种职业已不存在，但占梦的“知识”仍广为流传。
古人占梦有“五不占”和“五不验”之说。他们认为占梦同卜筮、《易》术一样，是一种求得与神灵沟通的神秘过程，对其神秘性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必须至诚至敬，所以，占梦也就有了许多条条框框，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五不占”和“五不验”。“五不占”是神魂未定而梦者不占，妄虑而梦者不占，寝知凶厄者不占，寐中撼寤而梦未终者不占，梦有始终而觉佚其者不占。即心神不定而成梦的不占，胡思乱想而成梦的不占，醒后知道有凶险的不占，睡眠中被摇醒而梦未做完的不占，梦虽有头尾但醒后已记不全的不占。换句话说，只有平静地入睡且睡眠中没有什么干扰时做的梦，醒后还能完完整整地把梦记下来的才能占验吉凶休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人认为人只有在恬静无干扰的睡眠状态中才能得到神灵的启示。“五不验”是说有五种情况占梦不灵验，一是“昧厥本原者不验”，也就是说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占梦不灵验；二是“术业不精者不验”；三是“精诚未至者不验”；四是“削远为近小者不验”；五是“依违两端者不验”。所以有人认为“必有大觉而后能占大梦，不然，则亦觉亦梦也”。
然而，这些古法和戒条对占梦有没有帮助以及有多大的帮助，都是一个未知数。无论术士凭借何种术数，最终的结果都未必能够应验。正是悟到了这一点，那些江湖术士对这些戒条才视若无睹，他们中的许多人仅是凭借流传下来的诸如《周公解梦》等一类的占梦书，到处招摇撞骗，愚弄求占者。其实，无论“古法”，还是古代的梦书之类，都不能全面而科学地揭示梦的本质，因而也就无法正确阐释梦所包容的复杂而微妙的社会、文化意义，甚至无法阐释梦所具有的生理、心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