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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有人提醒我们，现在是一个全新而骇人的后真相时代，我们身边充斥着各种谎言和虚假，相关例子简直唾手可得。比如在2014年2月下旬，一批没有佩戴任何标志的武装人员进入克里米亚。俄罗斯政府一再否认这些武装人员属于俄罗斯，说他们是“自卫团体”，大概是他们自己去军用品店买了看起来像俄军的装备。听到这种言论的时候，谁都知道这是在说谎。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当然可以为这个言论找借口，说这是为了更崇高的理想：俄罗斯正在打一场正义的战争。为进入克里米亚提供正当理由的崇高理想是“维护神圣的俄罗斯民族”。根据俄罗斯民族神话，俄罗斯是一个神圣的实体，虽然邪恶的敌人多次试图入侵瓦解俄罗斯，但它已经撑过了千年之久。历经蒙古、波兰、瑞典、拿破仑的大军团（Grande Armée）、希特勒的德意志国防军（Wehrmacht），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是轮到北约、美国和欧盟打算摧毁俄罗斯，于是刻意催生了像乌克兰这种的“伪国”。对于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来说，要说乌克兰是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国家，根本是个弥天大谎。相较之下，普京正在推动重建俄罗斯这项神圣任务，在此过程中如何措辞无关紧要。
乌克兰的国民、外界观察者和专业历史学家很可能对这种说法愤愤不平。要说乌克兰不是一个现存的独立国家，第一漠视了诸多历史事实，例如，在号称俄国一统的千年里，基辅和莫斯科其实只有大约300年属于同一个国家；第二也违反了俄罗斯过去曾经接受的许多国际法和条约，其中对于乌克兰独立的主权和边界都有规定；而最重要的第三点，它还忽略了几千万乌克兰人对自己的看法，难道他们竟然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没有决定权？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说有些国家其实是“伪国”，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当然也会同意，只是对他们来说，该算伪国的绝不是乌克兰，而是在俄罗斯无端介入克里米亚之后，为了掩饰其行径所成立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Luhansk People’s Republic ）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Donetsk People’s Republic）。
不论你支持哪一方，看来我们都确实生活在一个可怕的后真相时代：被伪造的不只是某些特定的军事事件，就连整个历史和国家都可能被伪造。如果这真是后真相时代，那个曾经一度幸福美好的“真相时代”到底是什么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50年代，还是30年代？而且，是什么让我们走向了后真相时代？是互联网、社交媒体，还是普京和特朗普上台？
简单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政治宣传和假信息由来已久，甚至就连拒绝整个国家的存在、刻意创造“伪国”的习惯也源远流长。1931年，日军就是假装自己遭到攻击，以此为借口而侵略中国，接着又建立伪满洲国，以合理化自己的侵略。英国殖民澳大利亚，援引的法条是认定澳大利亚为terra nullius （拉丁文，意为“无主地”），等于把澳大利亚长达5万年的原住民历史一笔勾销。
在20世纪初期，犹太复国主义最爱谈的口号就是要让“没有土地的人民（犹太人）回到没有人民的土地上（巴勒斯坦）”。至于住在当地的阿拉伯人，那就不用太计较了。1969年，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 ）有句名言，说巴勒斯坦人从来就不存在。就算到了今天，这种观点在以色列仍然非常普遍。但这样说来，过去几十年的武装冲突岂不就是为了击败一些“不存在”的对手？2016年2月，以色列国会议员阿娜特·伯科（Anat Berko）就在国会上公开质疑巴勒斯坦人民的现实和历史是不是真的。她有什么证据呢？她说，因为阿拉伯语根本没有“p”这个字母，所以怎么可能有“Palestinian”（巴勒斯坦人）？（可阿拉伯语的“f”就是“p”，巴勒斯坦在阿拉伯语中为“Falastin”。）
事实上，人类一直活在后真相时代。智人就是一种后真相物种，创造并相信虚构故事的能力越高，就越能发挥更多的能力。从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就是用不断自我强化的神话来团结合作的。事实上，智人之所以能够征服地球，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创造并传播虚构故事的独特能力。人类是唯一能与众多陌生个体合作的哺乳动物，原因就在于只有人类能够创造虚构故事，并且把这些故事流传出去，让几百万人相信。只要每个人都相信同样的故事、遵守同样的法律，就能有效地彼此合作。
因此，如果你想指责脸谱网或那些政客开启了全新而恐怖的后真相时代，请提醒自己，不过几百年前，还有几百万的基督徒把自己锁在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神话泡泡里，从来不敢质疑《圣经》在各种事实上是否真实。几千年来，人类社群网络里许多的“新闻”和“事实”其实都是虚构的，讲述着奇迹、天使、恶魔和女巫的故事，是无畏的记者从地狱最深处给我们带来了第一手报道。我们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指出夏娃被蛇诱惑、所有异教徒死后的灵魂都在地狱燃烧，也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如果婆罗门阶层与吠舍阶层的人通婚会令宇宙的创造者震怒。然而就是有几十亿人相信这些故事，一信就是几千年。有些假新闻，就是能够长长久久。
我知道，我把宗教等同于假新闻，可能会让许多人很不高兴，但关键正在于此。如果只有1000个人，相信某个编造的故事，相信一个月，这是假新闻。但如果是10亿人，相信某个编造的故事，相信1000年，这就成了宗教信仰，而且会警告所有其他人不准说这是“假新闻”，否则就会伤害了信徒的感情（或是引发他们的怒火）。但请注意，我并不否认宗教很有用，也不否认宗教可能带来正面影响，正好相反，我认为：无论好坏，虚构故事都是人类威力最强大的一个工具。例如宗教，通过信条将民众聚集在一起，从而让人类得以进行大规模合作。在宗教的启发之下，人类虽然组建了军队，盖起了监狱，但也建起了医院、学校和桥梁。亚当和夏娃从未真正存在，但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美丽依旧。虽然《圣经》的许多部分可能是虚构的，但仍然能够给几十亿人带来喜乐，也仍然能够鼓励人类体贴、勇敢、有创意，一如所有的小说作品，例如《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以及《哈利·波特》。
同样，有些人可能因为我把《圣经》拿来和《哈利·波特》相提并论而感觉受到了冒犯。如果你是一个用科学思考的基督徒，可能会认为虽然《圣经》有各种错误和虚构，但《圣经》本来就不是纪实作品，而是一个藏有深刻智慧的隐喻故事。那么《哈利·波特》不也是如此吗？
如果你是基本教义派的基督徒，则可能坚持认为《圣经》的字字句句都绝对真实正确。让我们暂时假设确实如此，《圣经》就是上帝这个真神不可能出错的箴言，然而这样一来，面对《塔木德》、《摩门经》、《吠陀经》和埃及的《亡灵书》，又该怎么解释？难道你不觉得，这些文本就是有血有肉的人类精心写出的虚构故事？看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和克劳狄乌斯号称有神性，你又怎么想？罗马元老院声称自己有权力把人变成神，接着又要帝国的子民去崇拜这些神，那不是虚构的故事吗？事实上，历史上至少就有一个例子，让某个假神亲口承认自己是虚构的。前面曾提到，日本军国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十分依赖对天皇神性的狂热信仰，及至日本战败，裕仁天皇只好公开承认这并非事实，他终究是人，而非神。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箴言，也仍然有几十亿虔诚的印度教教徒、穆斯林、埃及人、罗马人和日本人，在千百年来都笃信不同的虚构故事。同样，这并不代表这些虚构的故事必然没有价值，甚至会造成伤害，它们仍然可能既美丽又鼓舞人心。
当然，并非所有宗教神话都是良善的。1255年8月29日，在英格兰林肯镇的一口井里，发现了一位名叫休（Hugh）的9岁男孩的尸体。虽然当时没有脸谱网，也没有推特，但很快谣言就传了出去，说休是被当地犹太人所杀。故事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当时声名赫赫的历史学家马修·派瑞斯（Matthew Paris ）还写了一篇血腥而详细的文章，说在英格兰各地，许多重要的犹太人士如何聚集到林肯镇诱拐了这个孩子，先把他养胖，再施以折磨，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这桩传说中的谋杀，19名犹太人受到审判并被处决。这种对犹太人横加污蔑的“血祭诽谤”（blood libel ）在英格兰的其他城镇也流行起来，导致一系列集体迫害，有时整个犹太社群都遭到屠杀。到1290年，全英格兰的犹太人都被驱逐出境。
故事还没结束。犹太人被英格兰逐出一个世纪之后，英国文学之父乔叟还在《坎特伯雷故事集》放了一篇《修女院院长的故事》，正是以林肯镇的休作为故事原型的血祭诽谤之文。在这篇故事里，最后是以犹太人被吊死告终。从中世纪晚期的西班牙到现代的俄罗斯，每次出现反犹太人运动，类似的血祭诽谤都会成为其中的主要内容。甚至到了2016年的假新闻故事，还有人盛传希拉里是某个儿童贩卖网络的首脑，将儿童作为性奴关在某个知名比萨店的地下室。有很多美国人相信了这个故事，从而对希拉里的选举造成影响，甚至还有一个人居然拿枪冲到这家比萨店，要求检查它的地下室（事实上，那家比萨店根本就没有地下室）。
至于林肯镇的休，并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死的，但他最后被安葬在林肯大教堂，被封为圣人。据称他已经施行过各种奇迹，而且在所有犹太人被逐出英格兰几个世纪过后，其坟墓仍然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朝圣者。一直到1955年（纳粹大屠杀发生10年之后），林肯大教堂才出面否认这桩血祭诽谤案，并在休的坟墓旁放上一则说明：
在中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犹太社群对基督教男孩进行“仪式性谋杀”的传言在整个欧洲甚嚣尘上。这些虚构的传言，让许多犹太人无辜丧命。林肯镇也有自己的一桩传说，传说中的受害者在1255年葬于本大教堂。这样的故事对全体基督教教徒而言并非荣耀。
也就是说，这则假新闻也不过为时短短的700多年罢了。
会用虚构故事来促进合作的，并非只有古代宗教。在更晚的时期，每个国家都创造了自己的民族神话，精心塑造出能够自我强化的种种信条。纳粹的政治宣传大师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 ）可能是现代把这套媒体戏法耍得最有模有样的人，他用一句话就讲出了自己的诀窍：
“谎话说一次仍然是谎话，但说一千次，就成了事实。”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 ）里，希特勒也写道：“即便政治宣传手段再出色，如果没把一项基本原则牢记在心，也无法成功——宣传时必须只锁定几个重点，然后不断地一再重复。”就算是现代兜售假新闻的那些人，谁能说得比这更精辟呢？
苏联的政治宣传机器对真相的操弄也不在话下，大到整场战争，小到几张个人照片，历史都同样遭到重写。1936年6月29日，官方媒体《真理报》（Pravda）头版刊出一张照片，斯大林满脸微笑，抱着7岁的小女孩葛丽亚·玛克丽佐娃（Gelya Markizova）。这张照片成了斯大林主义的象征，将斯大林拥为国父，也大打“快乐的苏联童年”这个理想。全国各地印刷厂和工厂开始用这张照片制成数百万份的海报、雕塑和马赛克，从苏联的这头到那头都有相关展示品。当时，就像是所有俄罗斯东正教教堂都要有圣母抱子像才算完整，所有苏联学校也都有斯大林爸爸抱着小葛丽亚的画像。
但很遗憾，在斯大林的帝国里，名声往往会带来灾难。不到一年，葛丽亚的父亲就被诬指为日本间谍、托派分子，遭捕下狱。他在1938年被处死，成为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几百万受害者之一。葛丽亚和母亲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母亲也很快就莫名过世。事已至此，但当时全国还是有数不清的画像，画着国父抱着“人民敌人”的女儿，到底该怎么办？那有什么问题。从那一刻起，葛丽亚·玛克丽佐娃就消失了。这个随处可见的“快乐苏联儿童”，身份变成来自塔吉克的13岁女孩玛穆拉卡·那坎葛娃（Mamlakat Nakhangova），因为在棉花田里辛勤采收而获颁列宁勋章（如果有人觉得画面里的女孩怎么看都不像13岁，可要知道，如果提出质疑，就等于是散布反革命的异端谣言）。
苏联政治宣传机器效率极高，对内成功掩盖灾祸，对外则粉饰太平。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西方的左翼记者和知识分子还将苏联誉为理想社会；但在当时，苏联正因斯大林造成的人为饥荒而饿殍遍野。而到了脸谱网和推特的时代，虽然有时候很难决定要相信哪方的说法，但至少不会再有某个政权能够瞒着世界将几百万人屠杀。
除了宗教和意识形态，就连一般企业也得编造故事、制造假新闻。仅是品牌塑造，常常就是把同一个虚假的故事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民众信以为真。想到可口可乐，你的脑中浮现的是什么画面？是一群健康的年轻人一起快乐运动，还是一群超重的糖尿病患者躺在病床上？大口灌下可口可乐并不会让你变年轻，不会让你变健康，也不会让你变得像运动员一样，反而只会增加患上肥胖和糖尿病的概率。然而，可口可乐几十年来投入几十亿美元，把自己与年轻、健康和运动联系在一起，几十亿人潜意识里也就这么相信了。
事实上，智人从来就不是那么在意真相。很多人认为，如果某个宗教或意识形态扭曲现实，追随者迟早会发现，因为其他更在意事实的对手终将胜出。只不过，恐怕这也只是另一个安慰人的神话。在实际运作上，人类合作的力量取决于真相与虚构之间的微妙平衡。
过于扭曲现实，做起事来就会不切实际，于是力量会被削弱。例如，1905年，有一个叫作金吉卡提利（Kinjikitile Ngwale ）的巫士，自称是蛇神洪果（Hongo）附身，要向德国东非殖民地的人民发出革命的信息：“团结起来，把德国人赶出去！”为了更加鼓动人心，金吉卡提利还为信众准备魔药，说能把迎面飞来的德国子弹都变成水（斯瓦希里语把水称为“maji”）。于是，“马及马及起义”（Maji Maji Rebellion ）就此展开，最终却失败了。因为在战场上，德国的子弹并没有变成水，而是无情地打在起义者缺少防备的身上。而在此2000年前，犹太人反抗罗马的犹太大起义（Jewish Great Revolt）也是因为一心相信上帝会为犹太人而战，帮助他们击败看似无敌的罗马帝国。这次起义同样失败了，让耶路撒冷遭毁，犹太人四处流亡。
但是，如果不依靠某些神话，也就无法有效组织群众。只依靠现实，并不会有太多追随者。没有神话，虽然无法组织起马及马及起义和犹太大起义这些失败的行动，但也不可能组织起马赫迪（Mahdi）或马加比（Maccabees）这些成功的起义。
事实上，如果讲到要团结人心，虚构的故事天生就比事实更具优势。如果想测试群众是否忠诚，与其要求他们相信某个事实，还不如要求他们相信某件荒谬的事。如果头头表示“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就算属下对他没半点儿忠诚，也会鼓掌同意；但如果头头表示“太阳从西边升起，从东边落下”，只有真正效忠的属下才会愿意鼓掌。同样，如果你所有的邻居都相信这个荒谬的故事，大概在危机来临时也能团结一致；如果他们只愿意相信确确实实的事实，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可能有人会提出异议，认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依靠协商达成共识也可以有效组织人力，而不一定非要通过虚构的故事或神话。比如在经济领域，虽然每个人都知道金钱和企业只是人为的产物，但它们让众人合作的力量却远超所有神祇或神圣的典籍。如果是某宗教典籍，真正相信这个宗教的信徒会说“我相信这本书是神圣的”；但如果是美元，真正相信美元的人只会说“我相信其他人相信美元是有价值的”。显然，美元虽然只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货币，但全球所有人都愿意接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人类不能放弃所有的神话和虚构故事，都用像美元这种协议而成的制度或体系来合作呢？
问题就在于，这些协议其实和虚构故事并没有多大差异。虽然宗教典籍和金钱乍看之下完全是两回事，但事实上概念却十分相似。大多数人看到美元钞票，并不会记得这只是一种人类协议而成的货币。虽然看到的只是一张绿色的纸、印着一个死去白人的头像，但他们觉得这张纸本身就有价值，而不会提醒自己“其实这只是一张没用的纸，只是因为别人觉得它有价值，所以我可以拿来用”。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人脑，会发现如果人看到装满百元美钞的手提箱，大脑中兴奋起来的部分并不是负责“怀疑”的区块（“只是别人认为这很有价值”），而是负责“贪婪”的区块（“我想要这个手提箱”）。如果是宗教典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也是先长期接触那些认为《圣经》《吠陀经》《摩门经》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徒，自己才开始认为这些典籍确实神圣。所以，我们学会尊重宗教典籍的方式，其实与我们学会尊重钞票的方式完全相同。
这样说来，实际上“知道某事物只是人类制度”和“相信某事物本身有价值”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别。很多时候，人类对于这些区别就是不太在意，或十分健忘。例如，如果我们坐下来好好进行深入的哲学讨论，几乎每个人都会同意“公司”的概念也是人类创造的虚构故事。像微软这家公司之所以成为公司，并不在于它拥有的建筑、雇用的员工或服务的股东，而在于由立法者和律师所编织而成的错综复杂的法律概念。但在99% 的时间，我们并不会进行深入的哲学讨论，觉得一家公司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就像一只老虎或一个人一样。
模糊虚拟和现实的界线，有助于达到许多目的，从单纯的好玩儿到严肃的生存都有可能。比如玩游戏或读小说，你至少得有一段时间先放下现实。要享受踢足球，就得接受比赛规则，至少在90分钟之内先忘记足球赛只是一项人类发明，否则，22个人莫名其妙追着一个球跑，岂不太荒谬？足球赛一开始可能只是一项消遣，但后来越变越严肃，这一点只要问问英国的足球流氓或阿根廷国家队的球迷就知道了。足球也有助于建立个人身份认同、巩固大规模的社群，甚至成为使用暴力的原因。国家和宗教，可以说就像是打了类固醇的足球俱乐部。
人类就是有这种了不起的能力，能够同时既“知道”又“不知道”。或者说得更精确些，人类如果真的好好思考，就能知道一些事情；但大多数时候，人类就是没去想，所以也就不知道这些事。比如只要你专心思考一下，就会发现钱是虚构的，但通常你没去专心思考。当被问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足球只是一项人类发明，但比赛踢得正热火朝天的时候，谁又在意足球是什么呢？只要花点儿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就会发现国家也是精心制作的故事，但战火正炽的时候，谁又有这种精力和时间深思我们为之付出生命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你追求的是终极的真相或真理，就会意识到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也是一个神话，但我们有多少时候需要终极的真相或真理呢？
真相和权力，这两者虽然可以携手共度一小段时光，但迟早得分开。如果想要权力，到了某个阶段之后就得开始传播虚构的故事；如果想要看清世界的真相，到了某个阶段之后就只能放弃对权力的追寻，因为你得承认某些真相（例如自己手中权力的来源），而真相可能会让盟友愤怒，让追随者伤心，让社会和谐受到破坏。在真相与权力之间有一道鸿沟，这点实在算不上什么秘密。想看出这点，只要找一个典型的美国WASP （盎格鲁– 撒克逊白人新教徒），问问他对种族的看法；找一个主流以色列人，问问他对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看法；或者找个普通的小伙子，问问他对于父权的看法，就很清楚了。
人类历史上，学者总会碰上这个问题：自己究竟是为当权者服务，还是为真相服务？学者的目标，究竟是要让所有人相信同一套故事而团结起来，还是让所有人知道真相，就算因此成为一盘散沙也在所不惜？到目前为止，那些既有学术派头，手中又握有重要权力的人（如基督教的神职人员），都是先注重团结，后讲究真相。也正是因此，才让他们权威赫赫。
对人类这个物种来说，喜欢权力过于真相。我们把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拿来努力控制世界，而非努力理解世界；而且就算我们努力理解世界，通常也是为了事后更容易地控制世界。所以，如果你理想中的社会是以真相为上，无视各种虚构的神话，智人社群大概只会让你大失所望，还不如去黑猩猩社群碰碰运气呢。
以上种种，绝不代表假新闻不是个严重的问题，也不代表政客和神职人员可以光明正大地撒谎，更不代表世上一切都是假新闻。想找出真相只会是徒劳，认真的新闻和政治宣传都是一个样。在所有的假新闻之下，都有真正的事实，也有真实的痛苦。人类的痛苦常常来自相信了虚构的故事，但无论如何，痛苦本身仍然真实。
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假新闻视为常态，而该把它看得比原本认为的更严重，我们也该更努力地区分虚构故事与真正的现实，但别期望完美。在所有的虚构故事中，名列前茅的一个就是否认世界有多复杂，一切只以绝对的纯洁和极端的邪恶来思考。没有任何政治人物绝无谎言、只说实话，但仍然有某些政治人物就是比别人好得多。例如，虽然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也会对事实加以修饰，但如果有的选，我还是会选择丘吉尔，而不是斯大林。同样，虽然没有任何报纸绝无偏见和错误，但就是有某些报纸确实致力于找出真相，而有某些报纸就是洗脑的机器。如果在20世纪30年代，希望我也有足够的理智，认定《纽约时报》就是比纳粹的《先锋报》（Der Stürmer）更可信。
所有人都该负起责任，花些时间和精力找出自己的偏见所在，验证自己的信息来源是否可信。如前几章所述，我们不可能事事都自己去调查，所以至少该仔细调查自己常用的信息来源，不管是报纸、网站、电视网络，还是某个人。在第20章，我们会再次深入探讨如何避免被洗脑、怎样分辨现实与虚构，但这里我想先提供两个重要的黄金法则。
第一条黄金法则：如果你想得到可靠的信息，必然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如果你总是免费得到信息，有可能你才是整个商业世界的产品。假设有个神秘的亿万富翁向你提议：“我每个月给你30美元，而你要让我每天给你洗脑一小时，在你心中植入我想植入的各种政治和商业偏见。”
理智的人大概都会拒绝。这个神秘的亿万富翁稍微改变了一下提议：“你让我每天给你洗脑一小时，而我为你提供的这项服务完全免费！”忽然之间，全球就有几亿人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我们可别把这些人当榜样。
第二条黄金法则：如果觉得某些问题似乎对你特别重要，就该真正努力阅读相关的科学文献。所谓的科学文献，指的是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由知名学术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以及知名教授的著作。科学当然有其局限性，也曾犯下许多错误。尽管如此，但在近几个世纪，科学界仍然是我们最可靠的知识来源。如果你觉得科学界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有误，这种可能性绝对存在，但你至少该去弄懂自己到底在否定怎样的科学理论，也要找出实证来支持自己的想法。
至于科学家，应该更努力地加入目前的公共议题讨论。不论是医学还是历史学，只要相关讨论牵涉自己的专业领域，科学家就不该害怕发声。沉默不代表中立，只代表支持现状。当然，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把结果发表在只有少数专家阅读的科学期刊上，这件事仍然十分重要。然而，同样该受到重视的是通过科普书籍，甚至运用艺术和小说，向大众传播最新的科学理论。
这是否代表科学家该开始写科幻小说呢？事实上，这并不是个坏点子。在塑造人类对世界的看法上，艺术的表达其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21世纪，科幻小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文学种类，塑造了大多数人对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气候变化等的看法。我们需要好的科学，但从政治角度来说，一部好的科幻电影，价值绝对远超刊登在《科学》（Science）或《自然》（Nature ）杂志上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