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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清真寺、寺庙、佛塔和犹太教堂，这些场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尽管有时也招来指责。几乎每一秒钟，世界上的某个地方都有人焚香、点烛、敲钟。正午或做礼拜前响起的教堂钟声，曾是欧洲无所不在的主旋律，而今日已淡了许多。踏上东方土地的西方人发现，寺庙的钟声更清静，节奏更闲适，有与众不同的氛围。当时有一首家喻户晓的诗歌，是鲁德亚德·吉卜林的《曼德勒》（ Mandalay ），其诗道出了缅甸宝塔的钟声：“棕榈树的叶，寺庙的钟，有风吹过，他们说。”那些严守戒律的新教徒，哪怕是竭力反对敲钟燃烛，也有自己的一套宗教仪式，包括饭前祷告。
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新生儿都要在教堂中受洗、取名。成人要在教堂举行婚礼。小孩子十有八九都取基督教名字，在当时，《圣经》是为新生儿取名的灵感源泉，要说换以电视剧里的人物来取名，几乎不可想象。当时普遍实行土葬，同时会读上一段《圣经》经文或祈祷文。火葬当时在欧洲是很罕见的。一般同教派的人在墓地的同一区下葬。同一教派的兄弟姊妹死后也比肩长眠。
很多西方国家禁止在周日进行各种娱乐与体育活动，甚至电车和火车也有所限制。在大城市，口才最好的神父声名远播，很多知名学者都是牧师。教堂吸引了大批人才，他们受神感召，终身为业，令人赞叹。大城市的日报会招纳这样的记者，他们的任务就是报道热门教堂中的布道，而不是像今日，去报道热门餐馆的菜单。
佛教和基督教是全球性的宗教，有最多的信众，二者一直宣扬人生在世并不完美——在佛教看来，人生甚至是悲苦的。很多基督徒，哪怕是少数，猜想着20世纪会不会是末世。
1901年1月1日，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市的伯特利圣经学院，修神学的学生会猜想，在20世纪的第一天，盼望已久的救世主是否会二次降临。正当众学生祈祷之时，其中的一位，艾格妮斯·欧兹曼，突然开口说起了一通陌生的语言，一些人事后琢磨，她说的或许是中文。那些看过《圣经》新约的学生指出，早先的基督徒也可开口说方言
，由此推测，可能这个年轻学生受了上帝的恩赐，让她能够用她不懂的语言祷告讲道。学生们如痴如醉，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见证一场浩荡的宗教复兴运动的萌芽。他们从这座小镇开始，广散消息。一百年后，他们创立的五旬节教会（Pentecostal churches）和神召会（Assembly of God）已有几千个，从莫斯科到新几内亚的高地，再到巴西拥挤的街头，遍布各地。
世上的大多数人，或深信不疑，或隐隐觉得，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对很多人来说，来世的恩赐更是无穷尽的。“相信人死后可以不朽，几乎世界各地皆然。”英国的一位宗教学者阿尔弗雷德·葛尔威如此写道。阿尔弗雷德受托为一部顶级的百科全书撰写“不朽”这一条目。他补充道，最有学问的人从伦理、唯物、社会和哲学的角度均得出人的灵魂不朽的结论。在当时，尽管地狱之说不再盛行，但天堂与地狱的信仰被视为西方文明的基石。人们相信，倘若没有圣恩和惩罚，文明将会崩塌。
20世纪初，基督教传播福音的热切之心甚于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大多数伊斯兰的土地都在基督徒的治下。荷兰人控制爪哇和苏门答腊，英国人掌管印度的穆斯林地区以及马来属邦。俄国的基督徒支配了中亚平原山川的伊斯兰地域，阿富汗除外。北非大多数的伊斯兰地区，都是法国、英国或西班牙的殖民地。激进的伊斯兰教徒觉得蒙羞，因基督徒在他们的国土挥刀弄枪，周日设为官方的礼拜日，而各处对酒也毫不限制。奥斯曼帝国的大本营在君士坦丁堡，它是伊斯兰世界剩下的唯一可以和基督教势力抗衡的力量，它统治了大部分的小亚细亚、阿拉伯半岛、北非所剩不多的土地以及巴尔干地区。这个大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灰飞烟灭了。
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聚集在北美、欧洲、新西兰等地，他们资助传教士远走异域，这些善男信女在殖民政府的庇护下，设立教堂，并随之在周边建起医院和学校。有时，一岛之民，或者一整片地区都皈依了基督，但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和印度，尽管皈依基督者日众，但在当地仍是少数。传教士们也有所牺牲。阿尔伯特·施韦泽是巴赫管风琴音乐方面的世界权威。他在1913年舍弃大部分家当，轻装上路，从阿尔萨斯一路辗转到加蓬，为西非人治病、传道。尽管大多数的传教士并不是政治激进分子，然而在他们的影响下皈依基督的一些亚洲人和非洲人，最终领导各自的国家走向了独立。
世界的主要宗教出现了两个影响力渐强的劲敌。其一是为人类创造奇迹的科学，它本身几乎就是一门能和其他宗教较量的信仰。一些神学家，动用最新的语言学、考古学与科学的方法，质疑圣经字面的正误，包括一周七天创世记的故事。很多有过良好教育的基督徒都出现了信仰危机。他们心里想要相信，而脑袋说“不”。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是研究《圣经》的学者，也长时间担任英国首相，他将信徒失去信仰的情况表述为“降临在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头上最难以言喻的灾难”。这种灾难的感觉，有时被称为“上帝死了”，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当中日益蔓延。
另一个劲敌是无神论和世俗主义。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的激进改革派将几大宗教视为仇敌。宗教安抚大众，但批评者认为，或许时机已到，人们该觉醒过来，不再对周围的不公平现象袖手旁观。面对这些批评，基督教会竭力抵抗。英国的“自由思想家”查尔斯·布拉德劳，作为英国下议院的议员，他拒绝如往常那样照《圣经》宣誓，被逐出下议院。北安普顿的选民再三将选票投给他，直到1886年，他最终得以重获下议院席位。国会中的宗教之争，基督徒多是赢家，但是在法国、意大利和拉丁美洲的几个国家里，天主教会逐渐失去对学校及其教学内容一直以来的主导地位。
倡导科学、社会主义和自由神学的大旗高高飘扬，主教们更少让步。他们往往立场坚定。他们对国际关系有很深的影响。在和平时期，教皇利奥十三世或许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德国与西班牙在加罗林群岛的争端，是教皇利奥十三世做的裁决，可见他位高权重，找不出有什么大人物能裁定此事。然而当大国卷入的大战来临之际，教皇的影响力并不比头号野战炮的影响力更大。大战之中，天主教国家不再占据上风，教皇的影响力也有限。英美德三个超级经济大国当中，新教徒的力量超过了天主教徒。1901年，八个鼎立的军事大国中，只有法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是天主教国家，甚至法国也是一个世俗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