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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虽然声势浩大，但毕竟是新生产物。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投票权。世界上90％的成年人没有在选举中投过票。尽管民主在欧洲取得了进步，尤其在法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瑞士这样的地方蒸蒸日上，但是彼时之民主，以今日标准看，尚不能算彻底的民主。欧洲看似可以与美国在民主发展方面相抗衡，但欧洲大多数超过21岁的男性和所有的女性仍旧没有投票权。
欧洲人口第一大国俄国，直到1905年，革命挫败，国家杜马成立，这才有了国会。但国会的主要职能是发表言论，而不是治理国家。在欧洲人口第二大国德国，一些重要的决定，也不在德意志帝国民选议会的控制范畴之内。奥斯曼帝国也有了那么点儿民主的尝试，但也只是蜻蜓点水。大多数的民主制度中，最贫穷的人往往没有投票权。巴西恐怕是当时南美洲为数不多的、有点样子的新生民主国家之一，可是乞丐、僧团，以及陆海军中的普通成员均不可投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算得上是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最纯粹的民主国家，可美中不足的是，尽管贫穷的非裔是人数相当的少数种族，美国仍旧积极地反对或禁止非裔投票。
一些民主党人担忧，在文盲率高、自治经验少的国家快速展开民主，政府容易滋生腐败。布莱斯勋爵，英国政治家，于1907年成为驻美大使，他非常了解世界的民主状况，可能也最有发言权。他对报纸和政客进行的误导性宣传的影响表示担忧。他也感喟，民主倾向于以金钱或其他好处收买选民、选举区和利益集团，倘若政府能为国家的全局利益着想，这些钱财好处恐怕也未必能降临到这些选民的头上。他断然宣称：“现代世界里管理最得力的两个民主政府，也是最贫穷的两个，即1899年之前的奥兰治自由邦和瑞士联邦政府。”他们显然没有收买选民。
民主的扩展之势，深得人心，甚至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当时统领朝纲的慈禧太后，卒于1908年。此时的清朝已支离破碎，继位的小皇帝回天乏力，四年后便退位了。中国国民党的机会随之到来。这些年轻的国民党人大多留学西方或日本，他们敬仰美国，推崇美国的民主制度。他们的领袖孙中山是个广东的基督徒，在夏威夷和香港接受教育。这位年轻的医生与他的同志们帮助推翻了清朝，试图建立起民主制度。但是要想成功推行民主制度，要有辩论的底子，公民权利的启蒙，也要有些对公民责任的认识。中国的第一次国家选举是在1913年，年轻的改革者获胜，但这也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最后一次选举。野心勃勃的将军袁世凯，很快就废除了国会。历史悠久的君主制被废除，中国迎来一系列军事领导人的统治。
言论自由是民主制的要素，言论自由岌岌可危的国家，中国不是唯一一个。20世纪初，世界上四分之三的民族的公民自由是薄弱或危险的。甚至在欧洲，几个最大的帝国也一直不情愿把自由放手给个人。俄国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名声响亮，以至于他可以抨击政府，他在1901年警告沙皇，四十年前已从农奴升格的农民，仍旧低人一等。他们在本国出入依旧需要护照。凡有士兵到来，农民有义务提供食宿，安排推车来搬运军用品，尽管他们自己还要用推车务农。
俄国将高调的政治宗教异见者关进监狱，专门的政治警察有很大的关押拘留的权力。19世纪90年代，俄国剧作家安东·契诃夫访问维也纳，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下了他对自由的感受：“在这里，人们可以随意读书，畅所欲言，怪哉怪哉。”在他的祖国，侦探成双成对地观察着政治异见者的一举一动，包括什么时候离开家门、信件发送到哪儿、读什么报纸、有谁来电拜访。侦探一般伪装成马拉的士的司机，就在政治鼓动者的屋门外静静守候。目标前脚迈出家门，的士司机后脚就轻易地跟踪起来。
在俄国的大学里，学生若要互相表达一下不满，也一定要有教授在场。俄国犹太人有几百万，已成为国中之国。他们举行宗教事宜的前提是一定要住在被划分出的拥挤的犹太区。移民美国日益成为上策。俄国对外而言，文明已十分发达；文学、音乐、芭蕾和其他的艺术创作都大放异彩，但能享有公民权利的人却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