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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历史，大半情况下，传统的利齿都紧紧咬住当下不放。在1900年，传统的牙齿仍旧锋利。播种庄稼、照看牲畜，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每日应尽的义务。水稻和小麦田、牛羊的牧场、椰子香蕉与橡胶的种植园、葡萄园和橄榄园以及其他水果园，人们的日常生活就围绕着这些地方打转。欧洲的日常生活与非洲无异。每个清晨，从挪威到莫桑比克，人们早起，观察天象，看看是降雨、起风，还是什么别的天象，是有助于收成，还是对收成有害。
丰收是件大事。倘若无收，数以百万计的人将饥肠辘辘、营养不良或患上严重的疾病。大部分的庄稼都由人的双手收割，一小拨的男男女女，还有孩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西欧，马拉的机器日渐盛行，用来收割小麦、黑麦和燕麦；在更东边的地区，男男女女用锋利的镰刀收割。紧随其后的人，用轻绳将割下的秸秆绑成捆、扎成束。麦捆被放在温暖的阳光下晒干，然后放在推车或货车里，运往打谷厂。接着，赤脚劳作的人会用木制的连枷来脱谷粒。
收获谷物需要团队的协作。收割要趁好天气赶紧完成，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有一段话，生动而不无夸张地描写了收割的紧迫性：“所有的人，从最年迈的到最幼小的，三四周来劳作不息，比往日卖力三倍，他们喝着黑麦啤酒，吃着洋葱和黑面包，夜晚打谷运麦捆，一天早晚睡不到两三个小时。”托尔斯泰接着说：“年年每逢此时，全俄国上下皆是如此。”
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重物全都凭人力搬运。在没有修路或通火车的陡峭山区，总会看到这一幕，搬运工们被重物压弯了腰。在印度和克什米尔的边境，有一个名为“暴风雪”的隘口，多有负担重物的搬运工经过。在中国南方，几乎所有进口的盐都由搬运工搬运，他们把芒硝放在扁担里，然后挑在肩膀上运送入境。沉重的负担使这些要走山路的搬运工没法坐下来——因为一旦坐下来，他们就再也站不起来赶路了。霜雪天路滑，因负重过大，搬运工一旦跌倒就难以起身再站直。“我们已经看见了一具又一具横尸，”一位旅人在1931年这样写道，“但我们还没走出一英里。”从红海延伸到黄海的繁忙港口，一队队的男人从岸边把一袋袋和一筐筐的煤扛到轮船上，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传送带。对那些衣冠楚楚的乘客来说，往邮轮装煤的场景不免有些煞风景，还有那些戴着浅色帽子和白手套的女性，她们要在海边度过一天，要是被煤粉脏了衣服，可是够她们懊恼的。
在更富裕的国家，对于很多工作，马都比大汗淋漓的男男女女要实用得多。那些用来犁地和收割的高大马匹，每三个月就要换新的马蹄铁。但是那些在城镇的鹅卵石路和坚硬地面上缓慢前行的马匹，要每几周就换一次马蹄铁。铁匠可要足够有力气才能抬起马腿，将铁片钉在马蹄上。有时马足有一吨重，铁匠工作的时候，马就这么倚着铁匠。有一首诗歌《村里的铁匠》，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它这样赞颂铁匠：这些力气大的人，手臂肌肉发达，“手掌粗大结实”。
军队需要马匹，于是也要配有一个蹄铁匠和铁匠团队。英国军队在1901年与南非的布尔人作战，他们拥有24.8万匹马和骡子——役畜比士兵还多。美国陆军仅限招士兵10万人，却在招募更多的骑兵。美国虽然即将拥抱汽车时代，但还是对马有着很深的感情。新上任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称，美国的骑兵无论徒步作战还是马背上作战，样样都行，让人闻风丧胆。
多数人养动物或宠物是出于实际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让它们给自己做伴。猫可以吃掉粮仓和厨房里的老鼠。狗可协助打猎、牧羊，大一点儿品种的狗，比如伯恩山犬，可以拉较轻的推车，哈士奇和满洲小马被用在即将开启的惊心动魄的南极洲探险中。阿拉伯等地养猎鹰，它们是极佳的空中猎手。鸽子也受人喜爱，可以用它炖上一锅好菜，若是信鸽，可让它长途飞行传递信息。会唱歌的小鸟运气最好，它们声音悦耳，羽毛亮丽，被关在笼子里。若是鸟儿在陌生人靠近的时候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或尖鸣，也可家养，做看守鸟用。金丝雀另有他用，可被送去煤矿，发现是否存在危险气体。
一般的欧洲农村家庭，第一次搬进城里，不需要那么多动物，也没什么地方养它们。城市逐渐发展，人们的生活更富足、寿命更长，开始养得起宠物并把这当成一件趣事。英国城市最早开始大规模养宠物——英格兰的纽卡斯尔在1859年举办了首个犬展或犬会，这一风气传入欧洲大陆，很多宠物狗都取英国名字，例如布莱奇和瑞德（无所谓布莱奇是否真的是条黑狗
）。在美国，家养宠物出现在第一代卡通电影中，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菲利克斯猫》于1917年面世，《米老鼠》稍晚一些出现。美国的宠物狗本来多过宠物猫，但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猫的数量达到6200万。与此同时，在1900年，大英帝国领土广袤，每天晚上，当这些英国统治者回到家里，发现猫正躺在舒适的椅子上，而狗则躺在火炉前，猫狗间的地位一目了然。
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农家日常生活极为相似。用桶从井或溪流中取水，搬着木柴走上一段路，送到生火做饭的地方，晚上在主房间里点上油渍渍的蜡烛。典型的意大利家庭的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充满田园风光，与那些在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翻新过的古老石砌农庄度假的人想象的也大不相同。一大家子人挤在楼上，动物养在楼下，粪肥和一摞摞秸秆就堆在不远处，用作下一轮的庄稼肥料。赤脚的孩童，并没有按时上学，他们跟着缓慢的牛车去往附近的树林里，装满一车的柴草和一捆捆树枝归来。人们从不浪费任何柴火，哪怕是烘焙面包。特殊的面包烤炉要用珍贵的木柴，因而不是每天都要捏面团烘烤棕色面包。大批量的烤面包送到餐桌上的时候往往已经不新鲜了。条件艰苦的时期，人们常常要考虑这样一个辛酸痛心的问题：面包够大伙儿吃吗？
下雨天时，女人就做别的农事。女人们把农场种植的亚麻纤维，织成衣服、简陋的床单，或是黄色的餐桌布。夜晚的托斯卡纳农场上，年龄大一点儿的女孩儿临篝火而坐，专心地“绣制她们的婚礼用料”，此工程经年累月，正如漫长的“订婚期”。一些新人的订婚期甚至长达八到十年。大丰收一次，就突然景气起来，村子里也会突然掀起一阵婚潮。意大利同其他地方一样，靠农活为生，靠天气吃饭。
在层林叠嶂的撒丁岛上，很多农庄都是用久经日晒的砖块砌成的，这些房屋没有烟囱，任由炉火产生的乌烟瘴气在屋子里飘散不去。这些农庄本是罗马帝国的粮仓，养过些小品种的牛、驴等牲畜。人们用这里的一小群羊的羊奶制成佩科里诺干酪，看管这些羊群的牧羊人就高达35000人。为了造福农民，该地成立的商品银行在播种季节伊始借给农民种子，农民丰收时再偿还。参加一战的撒丁岛的兵士们没离开过乡下，他们看到像热那亚和米兰这样富饶繁荣的城市，大为震惊，仿佛是18世纪的人们得以一窥20世纪的盛景。
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农村地区，生活质量可能比欧洲的很多农村还高。1904年，西藏山谷里的普通农民，过着舒适的生活，让来访的英国探险队队长W.F.奥康纳惊讶不已。他发现，让西藏人最快活的，莫过于坐下来喝喝由最粗的茶叶制成的“酥油茶”。他补充说，典型的西藏人“莫名其妙像极了爱尔兰人”，他们都爱歌唱，爱讲些奇闻异事。反观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方，还在实行奴隶制，与这里欢乐的场景形成反差。
身为奴隶，比欧洲的任何少数民族面临的困难都糟糕。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奴隶制在巴西和盛产蔗糖的古巴岛上已经被废除，可仍然存在于非洲和阿拉伯半岛。运奴船在晚上出没于北非的港口。土耳其有大量的家庭奴隶，甚至在1889年奥斯曼帝国废除奴隶制之后，还是留下了少量的家庭奴隶。
接下来的一年，英国将黑尔戈兰小岛转手德国，以桑给巴尔和附近的非洲岛屿作交换。黑尔戈兰小岛位于战略要地，是嵌在北海上的一枚岩石嶙峋的纽扣。英国率先在本土及其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却将依旧奉行奴隶制的领地纳入囊中。法律修正之后，桑给巴尔的奴隶至少可以出现在当地法院上，重获自由身，但首先他们要证明自己有能力自给自足。很多人宁可依旧保持奴隶身份，因为他们可拥有一间小屋、花园，还有几天的自由日，可以去耕种他们的土地。一名奴隶在听闻他获得自由后抱怨道：“我可不会离开我的主子。他待我如子，给了我食物、衣服和一切。”
在繁茂的奔巴岛——阿拉伯语意为“绿色”——丁香园依旧由奴隶来照看。丁香用处很多，可延长食物保质期，清新口气，缓解牙痛。花苞红熟之时，一大帮非洲人爬上树，从丁香中撷取出花苞，放到手工制成的篮子里，放在太阳下晒干，最后再由其他奴隶运送到距离最近的港口，交到印度商人手中。1895年，住在奔巴岛和桑给巴尔的人口约20.9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奴隶。两年后，苏丹正式废除奴隶的法律身份，但仍有人到非洲大陆去捉捕奴隶，把他们载上小渔船，送往奔巴岛，在一片漆黑中登陆，躲着不被英国的巡逻船看见。
非洲仍延续着奴隶制。20世纪20年代，埃塞俄比亚高原的迪塔山谷里，很多奴隶家庭要每周为他们的主子工作四天，耕地、搬送柴火和净水，照看婴孩在内的一大家子人。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埃塞俄比亚有200万奴隶。三十年后，沙特阿拉伯仍有大概50万劳作的奴隶，多为家仆。
热带地区的男人们被招去遥远的异地，从事低薪的工作。在印度、中国和太平洋西南的一些岛屿，那些签约的奴隶都是从他们的家乡被掳走的。招募之时，这些奴隶被许诺，过三五年或更长时间，他们便可以重返故土。这些契约奴隶工作的地方主要在南非的金矿、锡兰（今斯里兰卡）和阿萨姆的茶园、秘鲁的海鸟粪矿藏，以及从西印度群岛延伸至斐济的甘蔗园。现在通常将这些人称为奴隶，虽然这样称呼容易令人误解。真正的奴隶制像是不治之症：毫无出路。
1900年蔓延着乐观向上的情绪，最让人欣慰的一点，便是很多古老的痼疾恶习已逐渐被消除。奴隶制是这些痼疾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