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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几乎所有的报纸上都报道了昨天发生的“布瑞克斯顿奇案”，有的报纸还特地配了社论。那上面的消息我都闻所未闻。至今，我的剪贴簿里还保留着一些关于这个案子的剪报。现在摘录一些附在下面：
《每日电讯报》说：
所有的犯罪记录里面，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案子更加悲剧离奇的了。被害人使用的是德国名字，现场也找不到其他的作案动机，墙上还写了那么狠毒的字；毫无疑问，这应该是一群亡命街头的政治犯和革命党所为。死者肯定是因为触犯了社会党在美国很多派别的不成文的法律，所以才会被追踪到这里，遭了毒手。
此外，这篇文章还简略地提到过去发生的达尔文理论案、马尔萨斯原理案、德国秘密法庭案、矿泉案、意大利烧炭党案、布兰威列侯爵夫人案，还有瑞特克利夫公路谋杀案等，文章的结尾还向政府提出忠告，主张以后对于在英侨民，应给予更加严密的监视。
《旗帜报》说：
这类目无法纪的罪行，往往是在自由党执政下发生的。民心动摇和政府权力削弱，是暴行产生的根源。死者是一位在伦敦居住数周之久的美国绅士。他生前租住在坎佰韦尔区陶尔魁里夏朋捷太太的公寓里面，是在其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节逊先生的陪同下来旅行的。主仆二人在本月4日星期二去往尤斯顿车站，准备搭乘快车前往利物浦。当时还有人在车站月台上见过他们，然后就踪迹全无了。后来，在离尤斯顿车站数英里远的布瑞斯克顿路的一所空屋子里面发现了锥伯先生的尸体。然而，他是如何到达那里以及如何被害等问题，仍然还是解不开的疑团。至今斯坦节逊仍然下落不明。不过我们得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苏格兰场大名鼎鼎的两位侦探雷斯垂德和葛莱森将联合侦查此案，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案不久必有分晓。
《每日新闻报》说：
可以明显看出来，这是一件政治案件。由于大陆各国政府对自由主义充满了憎恨，其中许多人被驱逐到我们的国家。让这些人成为好公民也不难，重要的是对于他们的过去不予追究，宽容以待。在流亡人士中，通常有一种严格的“法规”，无论什么人触犯此法规，都会被处死。当务之急是全力寻找死者的秘书斯坦节逊，以便将死者生前特殊的生活习惯查清楚。死者生前在伦敦的住址已经查明，这就让案情的侦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发现完全归功于苏格兰场葛莱森先生的机智干练。
这些报道是我和福尔摩斯在吃早餐的时候浏览的。我看得出来，福尔摩斯对这些报道似乎产生了兴趣。
“你看，无论案情如何发展，功劳还是归于雷斯垂德和葛莱森这两个人的。我始终这么认为。”
“不是要看侦查结果才能确定吗？”
“唉，华生，他们抓到了凶手，自然是因为两人努力断案的结果；可要是凶手逃脱了，他们就可以换个说法说：虽然历尽艰辛，但是……总之，好事总是归功于他们，而坏事却要永远推给别人。因为无论他们做了什么，总会有人给他们歌功颂德，就像一句法国俗语所说的那样：‘笨蛋虽笨，总有更笨的笨蛋为他喝彩。’所以，看不看侦查结果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正在议论此事的时候，突然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在外面的过道和楼梯上响起，中间还夹杂着房东太太的抱怨，我有些吃惊地问：“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我猜应该是侦缉大队贝克街分队过来了。”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结果话音刚落，冲进来六个街头流浪儿，个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我从来没见过如此邋遢又肮脏的孩子。
“立正！”福尔摩斯突然朝他们大声喝道。然后我就看到这六个小流浪儿活像六个小泥猴似的站成了一条线。“大家注意一下，以后有事让维金斯一个人上来报告就行了，其他人就不要上来了，在街上等着。好了，你们找到了吗，维金斯？”
一个孩子有些底气不足地答道：“还没有找到，先生。”
“这事估计一时半会也办不妥，不过你们还要继续查找，不能放松，一定要给我找到。拿着，这是我给你们支付的薪水，”福尔摩斯递给每个人一个先令。“好，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了，等下一次报告时，我希望你们有好消息给我。”
说完福尔摩斯挥了挥手，面前的几个“小泥猴”随即飞快地冲下楼去。随后一阵兴奋的喧闹从街上传过来了。
福尔摩斯说：“这些家伙人小鬼大，我的经验告诉我，他们中一个人的工作成效比一打官方侦探还要高。因为官方侦探一露面，即便有知情人也会马上闭嘴。可是，这些小家伙百无禁忌，可以去任何地方，打听到任何消息。总之，一个个像针尖一样，无孔不入。如果把他们良好地组织起来，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好奇地问他：“你是为了刚才查过现场的布瑞克斯顿路的案子才雇他们去打听消息的吗？”
“是这样的，我特别想弄明白一件事，非他们帮忙不可。不过即便没有他们帮忙，我弄明白这事也只是时间问题。对了，咱们一会儿就要听到新闻了！你看，葛莱森走过来了。你看他那得意的样子，我知道他准是来找我们炫耀的。瞧，他终于站住了。没错，我说的就是他！”
工夫不大，屋外门铃一阵狂响，一转眼的工夫，这位发型标准的侦探先生已经轻快地跳上楼来，然后闪身进了我们的客厅。
“福尔摩斯，我亲爱的朋友，”他紧紧地握着福尔摩斯的手，完全没有注意对方的反应有多么冷淡，仍自顾说着，“请恭喜我吧！这个案子已经一清二楚了，因为我把它摊在阳光下了。”
这时，我注意到福尔摩斯那张表情丰富的脸上掠过一丝焦虑的影子。
他反问道：“你确信，你已经彻底查清楚案件喽？”
“可以这么说！肯定没错的！老兄，让我再给你说个好消息，我抓到凶手了！”
“啊，那么，请告诉我，凶手叫什么名字？”
“好，他叫阿瑟·夏朋捷，是皇家海军的一个中尉。”葛莱森得意地搓着他的一双胖手，挺起胸脯向福尔摩斯骄傲地宣布了这个大新闻。
没想到福尔摩斯听了这话，却仿佛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没有了之前的焦虑感，而且还不觉微笑起来。
“那么，请坐下说，来支雪茄烟吧？”他说，“我们很好奇你的侦破过程，想听一听。要来一杯加水威士忌吗？”
“嗯，那就来一杯吧，”侦探先生立马回答道，“我这两天操心劳神得有些过度，都把我给累坏了。另外，你应该知道的，侦探工作虽然不比什么体力劳动累人身体，可是对脑子的折磨却厉害得很。你肯定了解个中滋味啊，福尔摩斯先生，毕竟咱们干的都是用脑子的活儿。”
福尔摩斯先生煞有介事地说：“不是吧，我怎么敢跟您相比呢？您太抬举我了。现在，让我们听听，你这些可喜可贺的成绩是如何获得的。”
这位侦探在扶手椅上坐下来，慢慢地吸着雪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忽然拍了一下大腿，高兴地说：
“让我感到好笑的是，雷斯垂德还自以为很高明呢，可是这个笨蛋从头到尾都搞错了。他还在到处寻找斯坦节逊的下落呢。其实那家伙跟这个案子毫无关系，就像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一样无辜。我敢断定，他现在已经抓到那可怜的家伙了。”
说到这里，他无比得意地大笑起来，笑声之剧让人感觉他要喘不过气来。
“是吗？那么说说看，关于此案的线索你是从哪儿得到的呢？”
“哦，让我告诉你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吧。当然喽，这是绝对机密，我们之间可以谈论几句，但是一定不能外露的。对我来说，这个案子首先需要做的事情是查明这个美国人来自何方。可能有些人会登广告，然后坐等知情者来报告，或者等死者生前的亲朋好友收到信息后出面，报告一些消息。我一直都不支持这样的工作方法。你们还记得在现场看到的死者身旁的那顶帽子吗？”
“当然记得，”福尔摩斯说道，“那帽子是从坎佰韦尔路129号的约翰·安德乌父子帽店买来的。”
葛莱森听了这话立刻露出一副非常沮丧的神情，然后问道：
“我真的没想到你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去过那家帽店了？”
“没有。”
“哈！”葛莱森突然变轻松了许多，“我觉得有些事情不管看起来可能性有多么小，也决不应该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我倒觉得，对于伟大的人来说，任何事物都不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的话越来越有哲理了。
“事实上，我就找到了店主安德乌，并且问他有没有卖过一顶这样号码、这个式样的帽子。他们在售货簿上很快就查到了，这顶帽子是送到住在陶尔魁里夏朋捷公寓的一位住客锥伯先生那里的。因此，我轻易地就找到了这个住址。”
“不得不说，这件事你做得真是不错！”福尔摩斯小声称赞着。
“在那之后我就去拜访了夏朋捷太太，”侦探先生接着说，“这时候我发现她脸色苍白，神情很不安。她的女儿当时也在房里——她真是一位漂亮的姑娘。我找夏朋捷太太谈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一直是红红的，而且嘴唇也一直不住地颤抖。这些表情动作当然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做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福尔摩斯先生，你应该有所体会，当你发现了正确的破案线索，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只觉得全身都舒畅起来，舒服得让人颤抖。我当时问她：‘你们听说过吗？你们以前的房客、克利夫兰城的锥伯先生被人暗杀了？’
“这位太太马上点点头，但她好像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而她的女儿在一边却忍不住流下泪来，所以，我越来越觉得他们对于这个案情有所了解。
“我又问：‘锥伯先生是什么时候从这里离开去车站的？’
“‘八点钟，’我能够感觉到她在不住地咽着唾沫，努力压制着激动的情绪，‘听他的秘书斯坦节逊先生介绍：现在每天有两班火车去利物浦，一班是九点十五分，一班是十一点。他们要赶第一班火车。’
“‘这是你最后一次见锥伯先生吗？’
“我的问题刚说出口，我发现那个女人面无人色。过了好大一会儿她才回答我：‘是的，我确信是最后一次。’可是她回答问题的时候声音沙哑，表情很不自然。
“又过了一会儿，那位姑娘见没有人说话，就自己开口了。这回，她显得很镇静，口齿也很清楚。
“她说：‘妈妈，还是跟这位先生实话实说吧！说谎是没用的。后来我们的确又见到过锥伯先生。’
“‘希望上帝能够饶恕你！’夏朋捷太太喊了一声，一下子瘫倒在椅背上了，‘你这么说是要害死你哥哥了！’
“‘我觉得阿瑟也会希望咱们实话实说的。’这位姑娘坚定地回答。
“我乘这个机会吓唬夏朋捷太太：‘现在你们不要试图撒谎了，最好把实情都告诉我吧。与其现在说，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和我谈这事。而且，你们并不了解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啊。’
“‘这事都怪你，爱丽丝！’妈妈一面高声责怪女儿，一面转过身来对我说，‘先生，我都告诉你吧。请你不要误会我们，不要看我一提起我的儿子就一口咬定他和这个人命案子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可以保证的，我的儿子完全是清白的。我所顾虑的是，我说出这件事的真相后，在你们或是别人看来，他似乎有很大的嫌疑。但是，我认为这是绝不可能的！他那高贵的气质、他的职业经历，都能证明我说的话绝对没错。’
“我宽慰她说：‘那么，请你把事实都跟我说出来吧。要是你的儿子在此事中真的是清白无辜的，我敢说他会受到公正的对待，请相信我好啦！’
“她说：‘让我们两个人聊一聊吧。爱丽丝，你先出去一下！’于是她的女儿听话地出去了。然后她接着说：‘唉，先生，我本来不想跟你说这些话的，可是我的女儿已经说破，现在没有别的法子了，那么我就都说出来吧。我既然要说了，那就痛快点儿，决不隐瞒。’
“我说：‘也许这个才是你的聪明之处呢。’
“‘是这样的，锥伯先生在我家住了有三个星期。他和他的秘书斯坦节逊先生此前一直在欧洲大陆各地旅行。他们的每只箱子上都贴有哥本哈根的标签，或许那是他们最后旅行抵达的城市吧。在我看来，斯坦节逊先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看起来很有涵养；至于他的上司锥伯先生——可就是和他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了，我简直没法形容他。他的举止粗野不堪，而且还下流，根本就没有任何绅士风度。他们搬来的当天晚上，锥伯先生就喝得不省人事，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我发现他对伺候他的女仆们态度轻浮，喜欢和她们动手动脚，让人厌恶到极点。最糟糕的事情是，他还盯上了我的女儿爱丽丝。他不止一次地对爱丽丝胡说八道。我的女儿年轻单纯，不明事理。可是他居然得寸进尺，有一次竟然把我的女儿紧紧抱在怀里。先生，你可以想想，这是多么令父母们难以忍受的事情啊！就连他的秘书对他这种下流的行径都看不过去，骂他太无耻了。’
“‘我有些不太理解，既然他的行为这样恶劣，你为什么还要容忍他租住在你家里呢？’我问，‘在我看来，你不愿意的话，完全可以直接把他赶走的。’
“没想到我的提问让夏朋捷太太有些难为情，她满脸通红地说：‘假如我是在他来租房的那天就直接回绝了他，那该有多好啊。可是，他们出的租金很诱人啊。他们每人每天的房租是一镑，一个星期就是十四镑；这是一笔不错的收入。而且您知道，现在正是租房的淡季。我是个寡妇，还有个儿子在海军服务，需要很多钱。我实在舍不得这笔不菲的收入，只能尽量容忍下来。可是没想到，这最近一次，因为他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我才把他撵走了，这就是他们从我家搬走的原因。’
“‘哦，是这样，后来情况如何？’
“‘一直看着他坐上马车走远了，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虽然我儿子现在正在休假。不过我可以保证，这些事我一点儿也没对他说起过，因为他脾气很暴躁，而且很疼爱他的妹妹。这两个房客走后，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就把大门关上了，可没想到，不到一个钟头，就听见有人叫门，原来是锥伯那个讨厌的人又回来了，而且他又喝多了，整个人显得特别亢奋。他闯进来的时候，我和我的女儿正在房间里坐着；他就口齿不清地说了一堆话，说什么他没有赶上火车之类的话。后来，他竟然当着我的面向爱丽丝说各种不堪入耳的话，还恬不知耻地说要带她私奔。他说：你已经长大了，行为可以不受法律限制了。我们不要管这个老婆子，跟我一起走吧，我很有钱，保证会让你像公主一样幸福地生活。可怜的爱丽丝被吓着了，东躲西藏地想避开他，可是被他一把抓住了手腕，硬要把她往门口拉，当时我吓得大喊大叫。正好这个时候，我的儿子阿瑟回来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并不清楚。只听到他们又是咒骂又是扭打，场面乱成一团，我当时真是吓坏了，连头都不敢抬。后来事情平息后，我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阿瑟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正站在门口大笑。阿瑟说：这个混蛋逃跑了，他再也不敢来找咱们的麻烦了。我要出去跟着他，看看他接下来准备搞什么勾当。说完，阿瑟就拿起帽子跑到街上去找人了。可我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就听说锥伯被人谋杀了。’
“这是夏朋捷太太亲口和我讲的。她说话的时候时不时要停下来喘口气，有时她声音低得我都听不清楚。不过，我把她所说的话全部快速记下来了，而且我确信中间不会出现大的误差。”
福尔摩斯听得有点累了，打了一个呵欠，说：“听起来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后来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
侦探接着讲故事：“夏朋捷太太说完上面的话后，我觉得这个案子的很多疑问已经得到了澄清，真相已经浮出来了。所以，我就用一种自以为对女士有很大威慑力的眼神紧盯着她，追问她儿子当天是在什么时候回家的。
“‘我不清楚。’她是这样回答我的。
“‘你确定你不知道吗？’
“‘我确认。我是真的不知道，因为他自己有一把弹簧锁的钥匙，平时回家自己进来，不会敲门。’
“‘你的意思是说在你们睡下之后他才回来的吗？’
“‘可以这么说。’
“‘你是什么时候睡的？’
“‘大概是十一点吧。’
“‘这么说，你儿子出去一趟至少用了两个小时。’
“‘是的。’
“‘那有没有可能他出去了四五个小时，而不是两个小时？’
“‘我觉得也有可能吧。’
“‘那你是否知道他在这段时间里，都干了些什么事？’
“‘我不清楚。’她回答，说话的时候她的嘴唇都发白了。
“现在很明显，我已经基本上知道结果了，我也就不需要再问些什么问题了。夏朋捷中尉的下落查明之后，我就带着两个警官，把他逮捕了。当时我拍着他的肩头，严厉地警告他要老老实实跟我们走，结果你猜他怎么说？他竟然大大咧咧地说：‘你们抓我，是认为我跟那个混蛋锥伯被杀的案子有关吧。’你也知道，我们事前根本没向他提起这件事，他自己却先说出来了，这不是更让人觉得他行为可疑了吗？”
“的确如此。”福尔摩斯附和着说。
“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手里还拿着他母亲所说的追击锥伯用的那个大棍子。不得不说，那真是一根很结实的橡木棍子啊。”
“我现在就想知道你对这整件事有什么看法？”福尔摩斯问道。
“根据我的猜想，他提着大棍子一直把锥伯追到了布瑞克斯顿路，在那里他们又激烈地吵起来了。在争吵的时候，他狠狠地打了锥伯一棍子，可能正好打在锥伯心脏那里，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锥伯虽然死了，但他身上却没有半点伤痕的奇怪事情。那天夜里下了很大的雨，附近又没有人。所以他杀人后就顺手把锥伯的尸首拖到那所空屋里去。至于现场发现的那些蜡烛、血迹，还有墙上的字迹和戒指等，都不过是一些掩人耳目的小花招，企图利用这些小物件把警察的注意力引入迷途而已。”
福尔摩斯连声称赞道：“葛莱森，十分棒！在我看来，你现在大有长进，我甚至可以肯定你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的。”
这位侦探毫不谦虚地接受了福尔摩斯先生的赞美：“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这件事做得还算是干净利落。但那个‘凶手’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他追了一程以后，就被锥伯发觉，所以锥伯就坐上一部马车逃走了。而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位老同事，他们曾经一起在船上做事，所以他又陪着这位老同事走了很久。可是当我们问到他这位老同事的住址时，他的回答却不是很痛快，而是含含糊糊，所以我认为案情的发展脉络是前后一致的，没有大的出入。可笑的是，雷斯垂德的调查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我想，恐怕他是绝对搞不出什么真相来的。嘿！说他，他就到了。”
随着话音，进来一个人，这个进来的人果然是雷斯垂德。刚才我们谈论案件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上楼了，现在他走进屋来。依我平时对他的观察，他的得意劲儿和信心十足的派头，向来可以透过他的衣着打扮、言行举止上流露出来，可是他现在明显神情不安、愁眉不展，衣服也皱皱巴巴的，和平时完全不一样。他这次登门到访，虽然突然，但显然是有重要的事向福尔摩斯求教，不然他不会一看到他的同事葛莱森和福尔摩斯在一起，便手足无措起来。他站在房子中间，好半天没说话，两手一直在摆弄着帽子。最后，他终于开口说：“你们能相信吗？这真的是个棘手的案子，内情复杂到简直不可思议。”
葛莱森在一旁不失时机地嘲讽了他一句：“哦，原来雷斯垂德先生也是这样想的啊。你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换句话说，你已经找到那个秘书斯坦节逊先生了，对吗？”
雷斯垂德心事重重地说：“事情有了大的变化，那位秘书斯坦节逊先生在郝黎代旅馆被谋杀了，时间在今天早晨六点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