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故事

刚毕业踏出校门，我就找到了一份商品期货研究、分析的工作。我惊喜地发现自己凭借经济分析和统计分析，准确地预测了许多主要商品期货品种的价格走势。自那以后，我就萌生了自己进行交易的念头。唯一的问题在于我所在的部门一般不允许分析人员直接参与交易（此项规定是为了让分析、研究人员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当然也有其弊端）。我对此颇感沮丧，并向迈克尔·马库斯（即本书中的第一位访谈对象）谈及此事。我面试后得到的分析员职位正是马库斯跳槽离职后留下的空位，我们在初次见面后就成了朋友。迈克尔·马库斯听罢为我献策，“跳槽前我在这家公司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你可以按我的方法去做——去其他公司开立一个交易账户”。他把我介绍给其跳槽后所在新公司的一位经纪人，该经纪人愿意为我开立交易账户。

那时候我挣的工资比所在部门的秘书还要少，所以确实没有许多可用于交易的风险资本。我鼓动我哥哥去开立了一个2000美元的交易账户，我作为其交易顾问和指导。因为该交易账户必须要保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在做交易，所以我不能通过我办公桌上的电话来下达交易订单。每次想建仓或清仓时，我不得不乘坐电梯，到办公楼的地下室去打公用电话（迈克尔·马库斯对相同问题的解决在对其的访谈中有所论述）。最糟糕的情形并非仅是交易订单下达的延误（这通常不会有大碍），而是我不得不对离开办公桌、去打公用电话下单的次数审慎考虑，小心控制。有时我会把当日要下的交易订单推迟到下一个交易日，以免一天内离开办公桌的次数过多而令人起疑。

对于最初一些交易的细节，我已不记得了。所有我能回想起来的就是：最初的那些交易基本上是盈亏平衡，在支付交易佣金后略有小赚。在这些已记不清细节的交易后，我迎来了第一次对我印象至深、永难忘怀的交易。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时期的棉花市场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和研究。研究发现：由于政府对棉花市场推出各种扶持项目、政策，棉花市场自1953年后，一年中只有两个季度能真正被称为“自由市场”，在自由市场上价格是由供需双方（无形的手）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的调控、管制、扶持（有形的手）来决定。由此我得出准确的结论：只有在（一年中的）这两个季度，才能通过价格预测来进行交易。可惜的是，已有棉花市场的数据不足以用来做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市场分析，因此我无法做出意义更加重大深远的研判和结论。通过比较（一年中称得上“自由市场”的）这两个季度和其他季度的市场数据，我对棉花价格得出如下推论：棉花当前价格为每磅 25美分，其价格将会上涨，大概会在32～33美分见顶（指棉花期货的价格）。

棉花价格在其后一个月的时间里缓步上行，证明了我前半部分预测（即“每磅25美分的棉花，其价格将会上涨”）正确。接着开始加速上涨，仅用了一周，棉花期货的价格就从每磅28美分飙升到每磅31美分。棉花价格最后的再度上扬要归功于几条在我看来并不重要的消息。我认为已十分接近我预测的目标价格（即32～33美分），于是决定做空棉花期货。其后棉花价格略做上涨就快速掉头向下，跌回每磅29美分一线。在我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市场走势符合我之前的分析（即棉花价格已见顶），然而我做空所赚的账面利润和由此产生的得意之情是短暂的，棉花期货的价格不久就开始反弹，并且创出新高，展开凌厉的上攻：32美分、33美分、34美分、35美分。到最后，我无力追加保证金，被强行平仓。还好那时我没有很多钱，这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因为棉花价格最终飞涨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每磅99美分，这一价格是20世纪棉花前一个价格高点的两倍多！

上述的那次交易让我破产出局，在一段时间内离开了市场。接下来又过了几年，我又重新着手交易，尝试做了几笔。每次交易，我初始投入的资金不会超过2000美元，最终都因单笔交易中的大亏而把账户中所有的钱输光。唯一值得宽慰的是，我输掉的金额相对较小。

终于学会两件事后，我摆脱了过去失败交易的模式。第一件事，我遇到了史蒂芬·乔纳威兹。当时我是H＆W公司商品期货的研究主管，我聘任史蒂芬·乔纳威兹为金属期货的分析师，以填补其前任离职后留下的空缺。史蒂芬和我合用一间办公室，我们很快成了好友。当时我采用纯粹的基本面分析，与我相对应的是，史蒂芬采用严格的技术分析来研判市场（基本面分析采用经济数据来预测价格走势，而技术分析采用市场本身的各类数据来预测价格走势，比如采用成交价格、成交量以及市场情绪等）。

在遇到史蒂芬·乔纳威兹前，我一直对技术分析抱有极大的怀疑，看技术图表是那么简单的事，能有什么价值呢？在我看来技术分析毫无价值可言。然而当我和史蒂芬并肩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生了转变，开始确信自己对技术分析最初的评价是错误的。我意识到，至少对我来讲，光靠基本面分析（即纯粹采用基本面分析）是无法在交易中取得成功的（在之前棉花期货交易中，我就是纯粹采用基本面分析），我也需要吸收、采用技术分析的方法，用来确定交易的时机。

掌握第二个关键要素后（即我学会的第二件事），我终于跻身交易赢家之列，该关键要素就是：风险控制绝对是交易制胜的关键。深谙此道后，无论我对自己的观点与研判多么深信不疑、自信满满，也坚决不会在单笔交易中孤注一掷，以免万一出错而将资金亏个精光。

有一笔颇具讽刺性的交易，我曾视该笔交易为我的转折点，我的最佳交易之一，但到头来这笔交易却以亏损告终。那时德国马克经过长期下跌后开始显现极大的做多空间。基于对外汇市场所做的分析，我认为德国马克正在形成重要的价格转折点，即将转跌为升。于是我在一个稳妥的价位进场做多，并同时下达了撤销前有效的止损订单（good-till-cancelled stop order）。止损价设在德国马克近期低点下面。我的分析推断是：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做多德国马克是正确的，那德国马克就不可能再创新低，即不会跌破近期的低点。几天后，德国马克开始下跌，并跌破我的止损价（即跌破近期低点），于是我止损清仓，只遭受了一点小损失。在我止损出场后，就出大事了，德国马克开始垂直下跌，犹如从高处坠落的石头。倘若在过去，像这种情况的交易将使我亏得精光，但那时我仅遭受了一点小损失（因为那时我已掌握成功交易的两大要素）。

其后不久，我开始做多日元，从技术走势上看，日元强势盘整（consolidation）后有望走牛。在建仓的同时，我在具有意义（比如支撑位、阻力位、跳空缺口等都是技术分析中具有意义的价位）并且靠近建仓价位的地方设置了防御性止损（protective stop）。通常我只建仓一张外汇期货合约，这次我决定建仓三张合约，每张合约承担的最大风险为15个刻度（tick，即最小价格变动单位），现在我很难相信自己能依据如此接近建仓价的止损价位、这么小的止损幅度来斩仓止损。市场走势如我研判，一切都很顺利。虽然其中两张日元期货的合约清仓太早，但我坚定持有的另外一张合约，拿得足够久，赚得足够多——让我小资金的账户翻了3倍。那是我交易取得成功的开始。在此后几年里，我结合使用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加上良好的风险控制，使我微薄的本金大幅增长，账户净资产最终超过了10万美元。

接着我账户资金的快速增长因故终止。我认为原因就在于我过多的冲动交易，没有恪守已学到的交易法则。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已变得盲目自信、狂妄自大。大豆期货上的一笔亏损交易，我记得格外清楚。当大豆期货的价格向不利于我的方向运动时，我非但没有止损出局，反而确信这种下跌不过是多头市场中的价格回撤（价格回撤后会继续上涨），故而我大幅加仓做多。就在此时，政府发布了一份重要的农作物报告，此报告的出台使我逆市加仓做多的举动错得更为严重，原因在于这是一份产生利空作用的报告。我账户的净资产随着大豆期货价格的下跌而大幅缩水。几天之内，该笔交易导致的亏损就达到我历年累积利润的1/4以上。

我从账户中提现买房后，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写书，我的储蓄基本消耗殆尽，没钱投入交易，所以在推迟将近5年后我才重返交易。刚开始重新交易，我用自己惯用的方法，即一开始只投入少量的资金8000美元。在一年内，8000美元大部分都亏掉了。我又向交易账户中投入了8000美元，在经过几次非常无关痛痒的交易挫折后，最终我取得一些交易的大胜。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交易账户中的资金再次超过10万美元。接着我（又一次）陷入泥潭，停滞不前，就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账户的净资产始终在峰值（即10万美元）处徘徊不前，上下波动。

虽然客观地讲，我的交易可以算是成功的，但就个人情感角度来讲，面对自己的交易业绩，我常常怀有些许挫败感。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以我在市场方面的知识和经历，理应交易得更好。“为什么没有做得更好呢？”我扪心自问道，“我能两次通过交易使不到1万美元的账户翻上10倍（即达到10万美元），然而不考虑增长幅度的要求，我已无法再让账户的净资产有丝毫增长，超越10万美元的峰值，这是为什么呢？”

希望找到某些问题的答案是我进行访谈、写作本书的动机之一。我想向那些已经获得成功的交易者请教如下问题：你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你在市场上采用何种方法进行交易？你恪守的交易准则是什么？你的早期交易经历是怎样的？对于其他交易者，你有何建议？

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也有我个人所图：想通过这些答案来清除我在交易之路上存在的阻碍。就更广泛的意义而言，我视自己为每一个（普通）交易者的化身，替他们去提问，问那些他们想问却没有机会去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