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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蓝色钢笔写的方块字不能说很漂亮，但是内容的真诚打动了我的心。
我跟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有缘分。一九八三年，我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中国政府宣布：第一批三十一个城市对外国个人旅客开放了。这么一来，去中国不必参加旅游团，也不必把短期留学当借口，光明正大地可以自己去玩了。那年，我跟同学们办的校园杂志卖得很好，到了年底手头上有了十万日圆的闲钱，恰好跟去上海自由旅行一个星期的价钱一样。之前，我深信日本最重要的节日元旦非得在家跟父母一起过不可。但我都是二十一岁的人了，国外旅行的吸引力比家人大得多了。
于是我到旅行社报名，要参加开放后第一届的上海自由旅行团。十万日圆的费用包括签证费、机票费和一个星期住在上海宾馆的房租。团员总共十来个，男女老少都有，但是我跟他们几乎不来往，每天在宾馆餐厅吃完早饭以后，马上一个人上街了。
好像就是刚到上海的第二天上午，我在南京路上一个人溜达溜达，在华侨饭店一楼的咖啡厅认识到了三个帅哥：阿成、阿德和阿鹏。他们说普通话的口音很重，尤其是阿成、阿德两个人。我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他们俩是香港来的。穿西装的阿成皮肤白皙，穿运动装的阿德则皮肤稍黑。他们俩和当地小伙子阿鹏好像也刚认识不久。我们四个，加上一男一女两个上海中学生，在后来的几天里玩得非常愉快。
我们去古老的国际俱乐部打桌球、游泳。解放前留下来的建筑特别有风格，而且不知怎地没有其他客人，像是我们包了全场。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我们在上海宾馆顶楼的迪斯科舞厅参加了除夕晚会。另外，还分别到两个上海中学生家去做过客。那年代的上海公寓是没有暖气的。我们去女孩子家的时候，她母亲大白天躺在床上，我还以为人家有病，其实她是钻进被窝里取暖的。她母亲看见我们进来，匆匆起身张罗的糖水煮鸡蛋，在当年中国算是奢侈品，但是我吃不惯而剩下了一大半，后来被阿成谴责“没礼貌”。男孩子的家则相对贫穷，一家人住在大杂院的阁楼，在房间里烧水得用蜂窝煤。
几天后，阿成和阿德坐火车离开上海，我和三个上海人一块到车站送他们。再过几天，我也要走了。二十来岁的阿鹏好像是个待业青年，没有工作也没有钱。两个香港人走了之后，他要求我带他一同去友谊商店。我给他买了两条三五牌香烟当礼物。记得阿鹏说：“中国很落后，赶上日本需要五百年。”谁料到，九〇年代以后的上海迅速发展，其实五十年都用不着，有些地方已经超越了日本。
回日本以后，我写信给在上海认识的那五个中国朋友，也收到了一些回信。其中，阿德写来的信最长，是寄自广州的。在薄薄的航空信纸上，他用蓝色钢笔写的方块字不能说很漂亮，但是内容的真诚打动了我的心。他在信里向我坦白：原来阿成和他都是广州人，是偷渡去香港的。阿成运气好，弄到了身份证，做的士司机，但是他自己一直属于黑户，在香港躲躲闪闪地心情总是不好。年初离开上海后，两个人到了广州，阿成一个人回香港，他倒决定留在广州，目前寄宿于母亲家。两个偷渡客在一九八三年年底的上海到底做什么，我至今不知道。
至于待业青年阿鹏，我过一年再到上海时，根据信上的地址找过他。在旧市区杂乱的弄堂里，找来找去才碰到了一个老太太知道阿鹏的名字。她好像就是阿鹏的奶奶，但是只会讲上海话。别人帮忙做翻译，我才明白：阿鹏被送到新疆去了。我不敢问老太太，她孙子是否做坏事给判决“劳动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