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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蒂现在已被公认是当今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而在哲学圈之外，他无疑更是最有影响的一位；同样确定无疑的是，他是当今美国最有争议的哲学家之一。
当然，罗蒂的影响超出了美国。这从他的著作被大量译成其他语种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罗蒂自耶鲁大学毕业以后，曾在韦尔斯利（Wellesley）学院短暂任教，后来到美国分析哲学的重镇普林斯顿大学，一直到1982年。然后跳出哲学系的门槛，到弗吉尼亚大学任肯南人文讲座教授，并从1998起到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而不是哲学系任教。
虽然其在哲学界的地位早在其编辑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文集《语言学转折》（
The Lingui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1967）
时就已确立了，但他的哲学之特别受到人们重视，是由于其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界和人文科学领域引起巨大震动的《哲学与自然之镜》（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1979）
以及随后所作的一系列讲演和发表的论文。这些讲演和论文中有些已编入《实用主义的后果》(
Consequence of Progmatism
，1982)、
《偶然性、反讽和团结》(
Cons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
，1989)，
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四卷论文集，《客观性、相对主义和真理》（
Objectivity，Relativism and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I
，1991），
《论海德格尔和其他》，
《真理与进步》(
Truth and Progress: Philosophical Paperss III
，1998)，
和《作为文化政治的哲学》(
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 Philosophical Papers IV
，2007)，
以及由企鹅书局出版的《哲学和社会希望》(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2000)。
另外他1997年在哈佛大学所作的“维廉·麦西美国文明史系列讲座”也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筑就我们的国家》（
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1998）的书名发表。
罗蒂的哲学生涯是在实证主义具有压倒优势的气氛中开始的，而且通过其编辑上述的《语言学转折》和为该书撰写的长篇导言及在同期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他自己也曾经是这个运动中的佼佼者。
但后来，他却逐渐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了这个运动的批评者。而且事实上，罗蒂所批判的远不只是分析哲学运动，而是一个自柏拉图（Plato，428/427-348/347BC）以来的哲学传统：寻求超越意见的真实知识，发现现象背后的绝对实在。如果说启蒙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后神学文化的话，那么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超越将会导致一个后哲学文化。在这样一个后哲学文化中，将不再有人对这种绝对实在和这种绝对实在的表象感兴趣。而在罗蒂看来，在促成这样一种文化的到来方面，实用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实用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而正是在这种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意义上，罗蒂把人们一直以为是在唱对台戏的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本土哲学结合起来了：尼采（Friedrich Nietzche，1844-1900）与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与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与戴维森（Donald Davison，1917-2003）等。也正是在这种反本质主义与反表象主义的意义上，罗蒂没有完全否认分析哲学。因为正如他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的，这个运动由于其内在的辩证过程，正在越来越偏离其出发点，发展出了一种与柏拉图主义相反的东西。
因此可以说，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观是罗蒂的一个基本概念。在下面几节中，笔者将首先分析罗蒂实用主义思想产生的背景（即今日美国新实用主义思潮的兴起），然后阐述罗蒂实用主义的几个基本思想，其后哲学文化概念的内在隐含，最后讨论他对自己这种观点的一种自我维护：种族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