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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2世纪，北欧大部分地区仍十分落后，在欧亚大陆偏僻的角落，远离地中海和近东的文明发达地区。最早的文献记载（由外来者书写，带有偏见、无知和猜测）中并无溢美之词，但是从考古发现及希罗多德以降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北欧不同文化所构成的海上文化圈是十分独特的，其发展程度也是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欧洲次大陆上的各民族同样被各种水域所环绕，但内陆河网及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黑海、北冰洋和大西洋沿海的深海航线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直到中世纪才开始发端。同时，异教徒和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对北欧产生了巨大影响，最显著的表现便是3至8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5至9世纪的弗里斯兰人、9至11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在那里发展航海技术。从货物的数量、价值及组织经验来看，这里的海上活动比地中海或印度洋上的规模要小得多。荷兰的杜里斯特、瑞典的比尔卡、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等贸易港口的出现，反映出地方独立君主国以税收或免税的方式垄断贸易利益的野心，法兰克国王便经常免除代理商及教会的税款。
当时，人们并不会注意提防外国人（尤其是维京人）的袭击，这说明海洋贸易还没有成为人们优先考虑的事情。
维京人的恶名通常会被夸大，他们其实并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加暴力。他们的贡献包括推动了将欧洲的东西两端完全连接在一起，并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入欧洲政治发展的主流当中。尽管第一批袭击者只是组织松散的异教徒部落，且从未建立起君主专制统治，但他们很快接受了基督教，建立了中央政府，并迅速发展起来。然而，尽管他们接受了南方邻国的基督教及其政治制度，但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口太少，且远离经济政治活动的主要中心，因此自11世纪以来，他们无法在北欧和不列颠群岛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9世纪末，英格兰的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命人将《反异教徒史》 （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翻译成本国语言，这是由保罗·奥罗西乌斯（Paulus Orosius）所写的一部著作，书中反对将罗马帝国的衰落归咎于基督教。该书写于5世纪，直到北欧和地中海地区文化和政治的一体化进程开始时，在上千年中一直是一部标准文本。为弥补其中关于北欧部分的缺失，在古英文译本中增加了描写北欧的段落，记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上的3次航行。奥特赫勒（Ohthere）是一名来自挪威的哈洛加兰德（位于北极圈内的一片狭窄的海滨平原）的商人、地主兼捕鲸人，
出于好奇心而“朝着正北方向航行，看看陆地延伸到何方，看看是否有人在北方的荒野中生活”。
他决定航行到北方海岬以外的地方，那里是捕鲸人活动的边界地区，距离特罗姆瑟以北约有3天的路程。他从北方海岬起航向东航行，随后向南航行9天到达科拉半岛南面的瓦尔祖加河河口。“这里的土地上有人居住”，他们的语言与“芬兰人”的语言类似，奥特赫勒从穿过大山进入哈洛加兰德的商人那里得知了这种语言。他的这次冒险收获颇丰，因为科拉半岛盛产海象，他将一些海象牙献给阿尔弗雷德大帝，而海象皮则“很适合制成船上的绳索”，尤其是固定索具和帆绳。
奥特赫勒第二次航行的路线是从哈洛加兰德向南到考庞（意为“贸易海湾”），那里是奥斯陆峡湾海滨的一个商业中心，接着从那里航行到海泽比，那里是日德兰半岛南部重要的商业中心。
奥特赫勒从哈洛加兰德起航，沿着“北方通道”（即挪威）航行，我们不清楚他究竟花了多长时间，不过他提到，如果只在白天航行而晚上不航行，则大约要花1个月的时间。他从考庞南面沿着瑞典海岸航行，穿过丹麦群岛及22英里外的施莱弗约德到达海泽比，总共航行了5天。海泽比是一个拥有完善保护设施的港口，由丹麦国王古德弗雷德（Godfred）建造。9世纪末，他将查理大帝挡在了波罗的海贸易圈之外，并将雷里克（位于该港口东南约120英里处）的商人社群迁往别处。
海泽比也出现在与奥特赫勒同一时代的伍尔弗斯坦（Wulfstan）的记述之中，他可能是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在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社群有着密切联系。
根据伍尔弗斯坦的记述，他花了7天时间，从海泽比向东穿过文德兰地区（位于德国与波兰之间），航行到维斯瓦河河口，行程共400英里。他真正的目的地是埃尔布隆格和维斯瓦河交汇处附近的特鲁索。伍尔弗斯坦并没有提供航船或航线的具体细节，只提到了鱼和蜂蜜等商品，在蔗糖被引入欧洲之前的几个世纪中，蜂蜜一直是主要的甜味剂。
奥特赫勒和伍尔弗斯坦两人的记述中介绍了许多地方，而这些地方并不仅仅引起了同时代人的兴趣。除了已经提到的4个主要地区（挪威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日德兰半岛和维斯瓦河河口），两人都了解到不列颠群岛的一些情况。奥特赫勒提到了爱尔兰、奥克尼郡和设得兰群岛。伍尔弗斯坦十分熟悉驶往今斯德哥尔摩以西的梅拉伦湖上的比尔卡港的航线。他向南航行穿过丹麦群岛中的几个主要岛屿和斯科讷地区（位于瑞典南部，后来受丹麦人统治），再穿过博恩霍尔姆岛（意为“勃艮第人的土地”，勃艮第人后来向南迁徙，并将其迁居地命名为“勃艮第”），然后向北途经厄兰岛和哥得兰岛，到达斯德哥尔摩群岛（距离海泽比约500英里，距离特鲁索约350英里）中的多个岛屿。经过这样的长途航行，才能最终到达比尔卡港。
奥特赫勒和伍尔弗斯坦都没有指明通往阿尔弗雷德宫廷的航线，据推测可能有3条。奥特赫勒可能已经从挪威航行到了维京人建立的约克王国（即约维克王国），其都城是一个繁荣的工商业中心，大约有10,000～15,000人，是当时北欧的一个大型城市。
那里有一段适宜航行的航道，可以通往泰晤士河河口。伍尔弗斯坦可能从海泽比出发，经过12千米的航程，在注入北海的艾德河登陆，然后沿着弗里斯兰海岸航行到莱茵河河口，最终到达不列颠群岛。在这条航线上，弗里斯兰人成为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贸易的中间商。除此之外，他也有可能是从艾德河河口直接航行到约克的。
这两份文献一份为斯堪的纳维亚人所写，另一份则为与斯堪的纳维亚人关系密切的人所写，而最引人注意的是其中缺乏关于抢劫、袭击或者任何形式的战斗的记载，因为9世纪后期毕竟是维京人扩张的高潮时期。大约与此同时，奥特赫勒和伍尔弗斯坦都把自己的报告呈给了阿尔弗雷德；挪威的维京人前往冰岛定居；罗洛（Rollo）正在包围巴黎（他后来得到了诺曼底）；维京人控制的都柏林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瓦兰吉-罗斯人正要将都城从诺夫哥罗德向南迁到基辅，以便靠近拜占庭帝国的财富；阿尔弗雷德的威名令正向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威塞克斯进发的丹麦维京人止步不前。然而，奥特赫勒和伍尔弗斯坦两人所关注的主要都是获取上好的商品。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这些航行是如何实现的，因为在7世纪以前，北欧水手尚不知船帆为何物。无论如何，奥特赫勒和伍尔弗斯坦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们可以由此开始探索北欧远距离海上贸易的兴起过程。
考虑到北欧毗邻地中海地区长期存在的文化中心，人们不免会感到奇怪，为何北欧人建立中央政府和开始城市化（更不必说从事航海活动）的时间会相对较晚。而古代近东地区的居民和古希腊人，则将北欧人视作像海上民族那样的野蛮入侵者。关于北欧人的现存资料十分匮乏，希罗多德曾谨慎地提到该地区的地理环境：“我不能接受被非希腊人称作‘波河’的河流的故事，这条河注入北海，那里出产琥珀。我也不知道被称作‘锡岛’的岛屿的存在，我们从那里获取锡矿……我从来不曾发现，有人能够向我提供第一手的资料，证明在欧洲北部和西部以外的地方存在海洋。”
早在希罗多德时代和希腊在黑海殖民时期的许多个世纪之前，就出现了南北贸易的证据，正如公元前14世纪时乌鲁布隆的船只残骸证实了在波罗的海出现了琥珀，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交易是如何进行的。大不列颠岛西南部的康沃尔的锡矿经由比斯开湾、卢瓦尔河与加伦河到达地中海。
公元前6世纪时，希腊和伊特鲁里亚之间的贸易开始扩展到法国北部和德国西部，已发现的一件容量为1,100升的盛酒的青铜容器可以证实这一点，该容器可能制造于斯巴达。发现于勃艮第的维克斯双耳喷口杯，一直被带到罗讷河和索恩河，然后经过短距离的陆上运输到达塞纳河。
这种跨越半岛的内河航线是欧洲次大陆的一个特征。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河流都被用于运输和商业，但是穿过大陆内部，并连接不同海洋的可通航的内河航线则相对较少。欧洲可通航的河流数量十分惊人，在南部和东部，地中海、黑海和里海之间有许多可通航的河流；在北部和西部，波罗的海和北海、大西洋之间也有许多可通航的河流。其中拥有最长航线的河流包括多瑙河和莱茵河，它们都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源头相距不超过100千米；其支流则相距更近，几乎一同连绵不绝地穿过黑海和北海之间的欧洲次大陆。中欧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也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河流。多瑙河、德涅斯特河和第聂伯河向东南注入黑海，其上游则与向西北注入北海的易北河以及注入波罗的海的奥得河、维斯瓦河和西德维纳河相距不远。9世纪时，诺夫哥罗德及之前的旧拉多加作为贸易中心的成功，便主要取决于其位于沃尔霍夫河畔的位置。沃尔霍夫河经伊尔门湖向北注入拉多加湖，涅瓦河则经拉多加湖注入波罗的海，伊尔门湖则由第聂伯河附近的洛瓦季河滋润着。诺夫哥罗德控制着波罗的海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贸易，直到被第聂伯河畔的基辅取代。第聂伯河上的另一条航线包括其支流普利皮亚特河和一小段陆路，一直连接到维斯瓦河的支流布格河。在更远的东部，伏尔加河发源于距离波罗的海300多千米的地方（位于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的攻击范围之内），注入里海。由此，北欧商人可以直接接触到中亚的丝绸之路，并与伊朗进行贸易。伏尔加河在下游的100千米内与顿河汇合，在它们分道扬镳之前，顿河向西注入亚速海和黑海。
在由凯尔特人的迁徙所造成的长达2个世纪的分裂之后，地中海西部的商人于公元前4世纪重新在北部开展贸易。其中较为繁忙的跨半岛航线，是地中海上的纳博讷和比斯开湾的波尔多港之间的奥德河-加伦河-吉伦特河一线，这条航线由来自马西利亚的希腊商人把持。
其中一位名叫皮西亚斯（Pytheas）的商人可能在公元前4世纪20年代沿该航线到达比斯开湾，他创作的游记《论海洋》（
On the Oceans
）只留下了散见于后人引用中的只言片语，但我们能够绘出这段旅程的大概轮廓。皮西亚斯离开比斯开湾后，便向布列塔尼航行。与地中海上最高不超过1米的潮汐相比，大西洋沿岸和英吉利海峡令人惊心动魄的潮汐（在基伯龙达到4.5米，在圣米歇尔山达到16米）一直令地中海的水手们印象深刻。皮西亚斯穿过法国到达康沃尔，并继续从大不列颠岛航行到苏格兰北部的奥克尼郡和设得兰群岛。早在公元前四千纪，设得兰群岛上就已有人定居。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声称自己曾航行6天到达了所谓的“天涯海角”（Ultima Thule）。那里的日照时间长达22个小时，一般认为是冰岛（中世纪学者的观点）或挪威。即便他所写的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而是建立在传闻基础上的，也同样可以表明当时西欧的航海家（他们明显不同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内陆居民）已经到达北极圈附近。
皮西亚斯转向南面，沿着大不列颠岛航行，他可能穿过了北海航行到荷兰（另一个琥珀产地）。如果他穿过了北海，便需要环绕大不列颠岛才能返航。他认为大不列颠岛的周长为6,860～7,150千米，与实际数字相差3%～7%，这一数字可能是通过航行时间和测量正午太阳的角度来计算纬度而得出的。
大约2个世纪之后，天文学家希帕克（Hipparchus）根据皮西亚斯的估计里程得出，其测量地点很可能包括位于北纬48°42′的布列塔尼，以及北纬54°14′（可能是马恩岛）、北纬58°13′（外赫布里底群岛中的刘易斯岛）、位于北纬61°的设得兰群岛等几处。设得兰群岛的日照时间长达19个小时，与皮西亚斯的描述一致。
西北欧居民对地中海开始感兴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尤利乌斯·恺撒入侵高卢北部时，在法国西部和比斯开湾与威尼蒂人之间发生了多次海战，并于公元前1世纪50年代两次横渡英吉利海峡入侵大不列颠岛。高卢于公元前51年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但由于内战的爆发，罗马人没有能够充分利用恺撒提供的入侵大不列颠岛的机会。在国家恢复稳定后，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经陆路和海路向莱茵河以北地区推进。在大约公元前10年，奥古斯都的一支舰队到达了日德兰半岛。2年后，另外一支舰队（据说由上千艘船组成）到达埃姆斯河，该河是荷兰和德国北部之间的边界。尽管如此，罗马在欧洲大陆上的影响力实际上止步于莱茵河和多瑙河。
克劳狄乌斯建立了常备行省舰队，并于公元43年入侵日耳曼和大不列颠岛。日耳曼舰队（Classis Germanica）负责防止日耳曼部落接近多瑙河，也负责确保莱茵河河口的安全，那里是起航前往大不列颠岛的一个主要出发地。
日耳曼舰队驻扎在莱茵河上的科隆港，各个小型舰队则分布在行省的省会以及美因茨（大概位于北海和瑞士边界的中间）等驻防市镇。不列颠舰队（Classis Britannica）则负责保卫布洛涅、里奇伯勒和多佛之间的交通线，以英吉利海峡的格索里阿库姆（今法国布洛涅）为基地，位于多佛海峡以西约20英里处。
罗马治下的高卢的繁荣，继续吸引着莱茵河以外的日耳曼部落。在公元69年至70年间的一次叛乱中，巴达维亚（位于莱茵河河口地区）的统治者尤利乌斯·希维利斯（Julius Civilis）召集了“所有的双桨座战船和单层甲板战船，加上数量更多的可搭载30～40人的小型船只，还有一些装有由各种颜色的衣服临时凑成的帆的被俘船只”，组成了一支舰队，船员中包括许多在日耳曼舰队中服役的巴达维亚人。
罗马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还有“有经验的桨手、有技术的舵手及规模更大的船只”等有利条件。当两支舰队在瓦尔河和默兹河不期而遇时，它们相互之间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日耳曼部落穿过多佛海峡和北海入侵大不列颠岛，罗马人对此作出的反应就是在英吉利海峡两侧建造了一系列沿海要塞，被称作“撒克逊海岸”。高卢不易防守，当罗马军团在3世纪中叶为防守其他地区而从这里撤退时，法兰克部落浩浩荡荡地渡过莱茵河，到达西班牙南部。
他们在西班牙的塔拉戈纳强征了一支舰队，并袭击了北非。直到3世纪70年代的马可·奥勒留·普罗布斯（Marcus Aurelius Probus）统治时期，莱茵河边界才恢复稳定。
这意外地导致了欧洲（或者地中海）的一项最重要的航海技术传播到了那里。在平息了边界的战乱之后，普罗布斯将大量的法兰克部落迁徙到安纳托利亚的黑海沿岸地区。279年，“其中一些法兰克人起义，用他们庞大的舰队使整个希腊陷入混乱”，他们从当地偷取船只来修补自己的舰队。
昔日的囚徒前往西西里岛，“他们袭击了叙拉古，杀死了许多居民，然后航行到非洲，尽管被迦太基的军队击败，但他们仍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返回了家园（北海沿岸）”。2年后，撒克逊人第一次从海上袭击了高卢，丹麦人和弗里斯兰人也发动了袭击，进一步侵蚀了受到围攻的帝国防御网，这导致了科隆的日耳曼舰队的覆亡。
在整个4世纪中，蛮族部落不断越过莱茵河，并于5世纪初入侵高卢，终结了罗马在大不列颠岛的统治。410年，皇帝霍诺留撤走了他的军团，并“送信到大不列颠岛上的城市，鼓励它们自行防御外敌”。
在随后的骚乱中，土著布立吞人的统治者从欧洲大陆征募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的雇佣兵，用于抵抗入侵者及内部争斗。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可能已经为自己播下了灭亡的种子，因为据说撒克逊人已经“送回消息说他们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的家园，而布立吞人则胆小懦弱”。
为了保卫领土并获取“确保该岛的和平与安全”所需的资金，新来者不断扩张自己的权威。到7世纪中叶，在现代英国的领土上形成了7个王国：盎格鲁人的诺森伯利亚、麦西亚和东盎格利亚，撒克逊人的埃塞克斯、苏塞克斯、威塞克斯，以及朱特人的肯特。威尔士和苏格兰依然由布立吞人控制，撒克逊水手也在卢瓦尔河畔建立了家园，并与丹麦袭击者争夺加伦河流域和伊比利亚半岛。随着罗马帝国在高卢和意大利统治的结束，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了。
日耳曼部落被高卢和大不列颠岛的繁荣所吸引，这不仅表现在主要城市和驻防市镇的繁荣上，也体现在海上航线方面。这些航线分布在从莱茵河到加伦河之间的高卢海岸线上，以及高卢与不列颠群岛之间。在罗马控制区内的布立吞人精英阶层和罗马的官员及士兵，进口来自高卢的葡萄酒、橄榄油、玻璃制品、珠宝、陶器和武器，同时，大不列颠岛出口粮食、牛、黄金、锡、铁、奴隶、兽皮和猎狗到莱茵河、塞纳河、卢瓦尔河和加伦河的河口。在伦敦的贝克法亚斯出土的一艘2世纪的驳船上，人们发现了许多当时的常见物品，包括一些粗糙的岩石和建筑材料。
这艘船来自肯特，曾到过梅德韦河与泰晤士河，船体上的虫洞说明这艘船已经在海上航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发现于海峡群岛的圣彼得港的一艘3世纪的船只残骸表明，船上的3名船员从伊比利亚半岛前往北海进行贸易，在最后一次航行中，船上的货物包括产自法国南部的莱兰德的成桶的柏油。
罗马时代的贸易路线虽然因蛮族入侵而中断，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最后一批罗马军团撤离大不列颠岛之际，教会的传教士到达了大不列颠岛和北爱尔兰。上等商品继续从地中海最遥远的角落被运到不列颠群岛。在位于英格兰萨顿胡的一艘7世纪的沉船中，发现了一位名叫雷德瓦德（Raedwald）的东盎格利亚首领的物品，包括1个东地中海的盘子、1个埃及的青铜碗和2支银匙，上面用希腊文刻着扫罗（Saul）和保罗的名字。
在附近还发现了产自墨洛温王朝的37枚金币，时间在575年至625年之间。雷德瓦德死于625年，而巧合的是，船上发现的钱币的年份，与距离土耳其不远的亚希阿达沉船中发现的钱币中年代最近的相同。
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打破了自1世纪以来沿莱茵河与英吉利海峡一线地区的权力均势。帝国时期主要的海上贸易航线的重要性下降了，并落入了新来者之手，航向也经过了重新调整。弗里斯兰人是北欧人中第一个以海上贸易闻名的民族，他们适应危险的环境而又热爱海洋，并建立了自己的海上贸易网络。在大约5世纪初，上升的海平面淹没了荷兰的部分地区和罗马人所谓的“弗莱福湖”（Lacus Flevo），该湖的面积是阿尔梅勒
的2倍。
弗里斯兰人并没有逃到高处，而是利用他们的水路成为北海地区第一流的商人。6世纪时，弗里斯兰人与法兰克人和丹麦人之间建立了定期的联系，他们航行到英国的约克港和伦敦港，向北到达日德兰半岛。在这种贸易的刺激下，8世纪时，在位于半岛西海岸的里伯建成了转口港。
这是由一位佚名的丹麦统治者完成的，他试图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建立北海的贸易网络。之所以选择里伯，是由于其优越的条件，由这里经陆路可以穿过日德兰半岛（距科灵岛60千米），而不需借道斯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峡和长达上百英里的利姆海峡（位于日德兰半岛和文叙瑟尔岛之间）。
来自北海的弗里斯兰商人和法兰克商人往来于此，同时，在里伯港也发现了许多来自挪威、比尔卡、波罗的海甚至黑海的商品。这说明在当时，当地的贸易已经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斯拉夫人的贸易网络相连接。
位于弗里斯兰人南面的萨利克法兰克人，作为渡过莱茵河的实力最强的一支日耳曼部落登上了历史舞台。486年，克洛维（Clovis）击败了高卢地区的最后一位罗马统治者，但由于他皈依了基督教，因此他和墨洛温王朝的继承者们帮助罗马-高卢人对抗图卢兹的西哥特王国和其他信奉异教的日耳曼部落。到6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统治了现代法国的大部分地区、低地国家、瑞士和德国南部。由于其辽阔的版图和丰富的资源，法兰克王国漫长的海岸线遭到了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袭击。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战役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史诗《贝奥武甫》（
Beowulf
）和都尔的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所著的《法兰克人史》（
History of
the Franks
）中有所记载。在大约516年至534年间，丹麦国王克洛希莱克（Chlocilaicus，在《贝奥武甫》中被称作“Hygelac”）突袭了弗里西亚北部，并航行到阿尔梅勒。
丹麦人从那里航行到费希特河和莱茵河与瓦尔河的交汇处之后，在距离大海约100千米处的奈梅亨被法兰克人追上。克洛希莱克被杀，其军队溃败。据推测，在那附近的某个地方聚集了一支舰队。
弗里斯兰人的扩张计划导致其常常与法兰克人之间处于敌对状态，并于墨洛温王朝时达到顶峰。
在这一过程中，法兰克人试图收复莱茵河北岸的故土。7世纪初，墨洛温人在乌德勒支建造了一座教堂。他们在北方最重要的港口位于多勒斯塔德附近，尽管其人口从没有超过2,000人，但占据了一段长达1千米的莱茵河河岸。630年至650年间，铸币厂便坐落于此，在当时落入了弗里斯兰人之手。689年，丕平二世（Pepin II）将其收复。50年后，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发动了一次重要的海上扩张行动，为吞并弗里西亚铺平了道路。
丕平二世和查理·马特都并非国王，他们是垂死的墨洛温王朝的世袭宫相，直到751年，宫相才登上王位。当时，丕平三世（Pepin III）加冕成为法兰克人的国王，也是加洛林王朝的开国君主。加洛林王朝之名源于其子查理大帝，他将法兰克王国的疆域变得空前辽阔。作为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他有效地利用内河舰队，取得了4次重大军事胜利：789年与沿易北河及其支流生活的斯拉夫人的战争、2年后穿过多瑙河与匈牙利的阿瓦尔人的战争、797年经威悉河与易北河与撒克逊人的战争以及与德国中北部及易北河流域的斯拉夫人的战争。其中，与阿瓦尔人之间的战争是最具决定性的，其残余势力被一举消灭。在多瑙河上作战的经历，令查理大帝萌生了开凿一条运河的想法。这条“加洛林运河”（Fossa Carolina，在德语中写作Karlsgraben）连接了莱茵河与美因河下游地区的士瓦本的雷扎特河和多瑙河的支流阿尔特穆尔河。
尽管雷扎特河与阿尔特穆尔河之间的距离不到2千米，高度差也不超过10米，但由于当地的地质状况十分复杂，该工程被迫放弃。直到1992年，一条长171千米的运河才将莱茵河、美因河与多瑙河连接起来。
查理大帝通过战争将法兰克人的统治推进到莱茵河以外的地区，与此同时，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开始扩张，当时被称作“维京时代”。“维京”（Viking）一词的词源尚不确定，有人认为来源于古英语单词“wic”，意思是“临时宿营”，拉丁语中表示“村落”之义的单词“vicus”是其同源词。另一种解释认为其来源于维肯（Viken），该地位于奥斯陆峡湾附近，第一批从那里进入英格兰的挪威人可能是为了躲避丹麦人的统治。
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只在英语中被称为“维京人”，而在其他语言中则被称为“北方人”“丹麦人”“瓦兰吉人”“罗斯人”“异教徒”或“蛮族”等。斯堪的纳维亚人并不是一个无差别的群体，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宗教和语言。通常，他们的统治者通过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义务和责任关系联系在一起。丹麦人向西南到达法兰克帝国、英格兰和西班牙，挪威人向西到达大不列颠岛北部、爱尔兰和冰岛，瑞典人则向东到达俄罗斯、黑海和里海。
793年，维京人发动了第一次猛烈的进攻，这次突袭在历史上是臭名昭著的。当时，3艘战船袭击了北海沿岸的诺森伯利亚附近的神圣岛屿上的林迪斯凡修道院。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诺森伯利亚的牧师阿尔昆（Alcuin）被查理大帝召回位于亚琛的王宫担任教师，他写信给威塞克斯的埃塞尔雷德一世（Aethelred I）说：
我们和我们的先辈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近350年，大不列颠岛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残暴的对待，我们现在落入了异教徒之手。人们都认为这种航行是不可能的。圣卡思伯特教堂的地上沾满了牧师的鲜血，里面所有的陈设都被洗劫一空，这个大不列颠岛上最为神圣的地方，就这样暴露在抢劫的异教徒面前。
“这种航行是不可能的”的断言令人难以信服，因为阿尔昆确实知道，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由海路到达英格兰，正如当时的弗里斯兰商人一样。如果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过去，那么维京人的袭击便是一个尖锐的提醒——大不列颠岛四周的海洋无法阻挡强大的入侵者。
有些人解释说，阿尔昆的意思是指，这种航行在冬天是不可能的，因为西南季风会吹向挪威。
根据一份13世纪的文献，挪威正常的航行季节是每年4月初到10月初。
不过林迪斯凡修道院的袭击发生在中世纪的气候温暖期之初，当时的航行季节可能有所延长，为人们在冰岛和格陵兰岛定居创造了条件，也使在仲冬时节进行远距离航行成为可能。陆地上的居民可能一直在盼望出现坏天气。在一份9世纪时的四行诗手稿中，一名抄写员感谢坏天气的到来，因为这可以阻止入侵者出海或者安全上岸：
今夜狂风大作，
海上泛起马鬃般的海浪，
我不害怕在平静的海上，
被洛特伦德（莱特林恩）的强盗追逐。
林迪斯凡修道院的袭击过后，诺森伯利亚的其他修道院和赫布里底群岛中的艾奥纳岛上一所建于6世纪的圣哥伦巴修道院也遭到了袭击，但维京人的目标并不仅限于英国的宗教建筑。在袭击林迪斯凡修道院的6年后，他们又袭击了法国西南部，查理大帝为此建造了一系列沿海岗哨，并在重要的港口驻扎战舰和士兵。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措施是很成功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维京人袭击法国的第一波浪潮在9世纪初便结束了。在查理大帝统治时期，北方最大的威胁来自丹麦国王古德弗雷德，他于824年袭击了弗里西亚，可能是为了先发制人，防止查理大帝进攻萨克森和丹麦南部。古德弗雷德最重要的行动是洗劫了雷里克的斯拉夫人的商业中心。与撒克逊人或丹麦人的港口相比，查理大帝更喜欢斯拉夫人的港口，他把那里的商人迁到了海泽比。加洛林王朝继续向北推进，查理大帝的继承者“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将基督教传播到易北河以外的地区。
9世纪20年代，一位来自海泽比的名叫哈拉尔·克拉克（Harald Klak）的丹麦人首领请求路易帮助自己御敌，路易说服哈拉尔皈依了基督教，因为“信仰基督教的人将更容易得到他的朋友的帮助，因为两人都崇拜同一位上帝”。
哈拉尔在一位名叫安斯加尔（Ansgar）的神父的陪同下返回海泽比，安斯加尔肩负着多重使命，并赢得了“圣徒安斯加尔”及“北方的使徒”等称号。安斯加尔在海泽比建立了一所学校，随后前往瑞典的比尔卡传教，那里有许多人皈依了基督教。丹麦国王埃里克一世（Eirik I）洗劫了汉堡港口并夷平了大量教堂，安斯加尔当时正是汉堡大主教。不过后来，埃里克一世开始允许他在海泽比建立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海泽比“尤其合适，其附近是来自各地的商人的聚集地”。
事实证明，皈依基督教是十分有益的，由于安斯加尔的布道，弗里斯兰人、法兰克人及其他地区的商人“让这片土地摆脱了恐惧，而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尽管维京人侵扰欧洲达几个世纪之久，但他们最终接受了南方的宗教和商业模式，从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比他们对欧洲的改变要大得多。
在安斯加尔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传播福音的同时，挪威和丹麦的海盗们继续在西部发动袭击：834年袭击了杜里斯特，次年袭击了泰晤士河和卢瓦尔河的河口。在之后的15年中，他们每年都针对战略要地和贸易中心发动袭击，包括伦敦、约克、塞纳河河口的鲁昂和卢瓦尔河畔的南特。直到9世纪40年代，这些袭击一直是带有季节性的。通常，维京人会利用夏季的晴朗天气航行穿过北海，然后借着秋季的季风返回家乡。当斯堪的纳维亚水手开始在国外越冬时——例如他们首次在努瓦尔穆捷（位于卢瓦尔河河口的盐和葡萄酒贸易中心）越冬那样，维京时代的历史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那里可以满足北方人一整年的家庭生活所需，其环境也比丹麦或挪威更适宜居住，而且更便于袭击法国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一份阿拉伯语文献记录了在844年至971年间，维京人曾6次远征安达卢斯，其中2次到达了地中海。
一开始，一支由54艘战舰组成的丹麦舰队袭击了里斯本，之后航行到瓜达尔基维尔河上游，向下游去掠夺塞维利亚。丹麦人在科尔多瓦遭到了伏击，损失了约2,000人。在达成停战协议后，大多数幸存者乘着20艘船撤回故土，但也有一些丹麦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定居下来，其中有许多人成为了农场主，以制作奶酪闻名。这次远航产生了一个在其他地区也出现过的周期性模式，即先控制河口，然后袭击内陆沿河城镇及其腹地，通过水路和陆路快速行军。但是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而言，在这样的行动中参与的人数太少，难以扎根，即便维京人成为了当地的统治者仍是如此。
844年的袭击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结果，即埃里克二世（Eirik II）请求与阿卜杜勒·拉赫曼二世建立外交关系。阿卜杜勒·拉赫曼二世是科尔多瓦的埃米尔，他派自己最卓越的外交官加扎勒（al-Ghazal）前往日德兰半岛。加扎勒曾参与同拜占庭帝国的谈判，经验十分丰富，他在丹麦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并停留了1年多。我们不清楚《丹麦-安达卢斯条约》的具体条款，但它很快就变成了一纸空文。859年，丹麦王子比约恩·艾恩赛德（Björn Ironside）和一位名叫哈施泰因（Hastein）的士兵率领62艘战舰袭击了安达卢斯。
然而与此同时，阿卜杜勒·拉赫曼二世已经打造了一支舰队，在远至比斯开湾的海面上巡逻。安达卢斯军队在西班牙南部沿海俘获了2艘丹麦战舰，阻止任何人进入瓜达尔基维尔河。在直布罗陀海峡东面，丹麦人洗劫了阿尔赫西拉斯，此后被一支装备“希腊火”的倭马亚王朝的舰队打败。在一次对北非沿海地区的小规模袭击之后，丹麦人经巴利阿里群岛航行到高卢南部，袭击了罗讷河畔的瓦朗斯。他们没有遇到阻力，因为法兰克人已经放弃了查理大帝的地中海舰队。4年后，比约恩和哈施泰因率领12艘船返回故土。尽管没有产生长期的效果，但他们在这次远距离、大范围的远征中表现出了杰出的机动性、战斗力和冒险精神，其军队的规模从未超过4,000人。
851年，维京人首次在不列颠群岛越冬，具体位置是在泰晤士河河口旁的萨尼特岛。不久，他们夺取了坎特伯雷和伦敦。866年，他们对诺森伯利亚的约克城发起猛攻，该城位于福斯河与乌斯河之间的一处岬角，距北海120千米。作为基督教中心和弗里斯兰商人的港口，约克与欧洲大陆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并向北欧提供了最早的一批传教士，其中包括被称作“弗里斯兰人的使徒”的威利布罗德（Willibrord），他于695年成为乌德勒支的第一位主教。从875年到954年，约克一直是挪威人的约克王国的中心。盎格鲁-撒克逊人无力抵御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入侵，直到阿尔弗雷德大帝统治时期。阿尔弗雷德于871年即位，同年，丹麦国王古特鲁姆（Guthrum）亲率一支军队在东盎格利亚登陆。丹麦人向威塞克斯进军，但是未能俘获狡猾的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于878年在埃丁顿战役中击败了丹麦人。双方签订了条约，规定古特鲁姆及其大臣接受洗礼，阿尔弗雷德成为古特鲁姆的教父，这使英格兰以宗教的方式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产生了影响。尽管双方之间签订了条约，并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但阿尔弗雷德仍不知疲倦地修筑威塞克斯的防御工事，在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和桥梁建立营地，组织小规模的机动部队，并派遣一支舰队反击丹麦人。埃丁顿战役结束7年后的第二个条约规定了丹麦的版图，亦即所谓的“丹麦区”（Danelaw），主要包括诺森伯利亚和东盎格利亚两个王国。尽管双方之间的敌对状态并未完全结束，但威塞克斯的统治者可以与丹麦人平起平坐了。
尽管阿尔弗雷德使威塞克斯免于被丹麦人吞并，但丹麦人在随后的150年中仍在不列颠群岛保持着优势地位。他们已经不再只是定居下来的外来者，因为在790年至825年间，挪威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即莱特林王国，包括奥克尼郡和赫布里底群岛以及苏格兰沿海地区。这里成为对爱尔兰发动季节性袭击的起航点。维京人强迫爱尔兰人进贡，并建造了一座“从赫布里底群岛到爱尔兰的船桥”。
（爱尔兰北部和金泰尔角之间的莫伊勒海峡只有11英里宽。）837年，2支舰队（包括60艘战舰）驶入了博伊奈河和利菲河。尽管被爱尔兰人击败，但4年后，挪威人的莱特林王国在都柏林建造了要塞，以保卫登陆地点。第一批环绕爱尔兰的沿海要塞（longphort）位于沃特福德、科克和利默里克等地，而都柏林依然是最重要的，它实际上成为了挪威人在不列颠群岛的都城。
当时，埃玛尔（Ímar）继承了莱特林王国的王位，并成为“整个爱尔兰和大不列颠岛的挪威人的国王”。
爱尔兰人于902年将挪威人从都柏林驱逐出去，但是15年后，埃玛尔的孙子重新夺回都柏林，并将约克和诺森伯利亚也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迄今为止，维京人最勇敢的行为便是跨越大西洋前往冰岛、格陵兰岛和北美洲，尽管挪威人与冰岛的相遇，只是其向西航行到设得兰群岛和法罗群岛的自然结果。挪威人自8世纪起在那里定居，据说爱尔兰修道士可能在9世纪之前便在那里隐居。据冰岛的《殖民之书》（
Book of
Settlements
）记载，在挪威人到来之前，“这里居住着挪威人所说的‘帕巴尔人’（papar），他们是基督徒，人们确信他们来自不列颠群岛，因为他们留下了爱尔兰的书籍、鸣钟和权杖”。
这些文献资料尚没有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有人认为修道士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但这一结论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一般认为，冰岛的立国之父是殷格·亚纳逊（Ingólf Arnarson）。他于874年在冰岛登陆，其所居住的雷克雅未克（意为“充满蒸汽的海湾”）最终成为冰岛的首都。在“萨迦”（saga，北欧英雄传说）故事中，殖民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金发王”哈拉尔德（Harald Fairhair）的独裁政策。哈拉尔德首次统一了挪威的大部分地区，从而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殖民的进展十分迅速，在若干年中，有多达2,000人携带财产、种子和牲畜到达冰岛。
到930年“殖民时代”结束时，冰岛的居民已超过20,000人。到1100年，人口可能增长了3倍。考虑到挪威与冰岛之间相距900英里，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需要为期6天的航行，穿过没有地标的公海才能从一地到达另一地，因此其船只的规模和航行的距离才是更加引人注目的。
在同一时期，丹麦人正在袭击安达卢斯，挪威的不同政见者正在向冰岛殖民，而瑞典的维京人（被称作“瓦兰吉人”）正在沿着东欧的大河前进，追寻位于地中海东部和亚洲的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的财富。这种贸易似乎促进了瑞典的比尔卡的发展，而比尔卡的繁荣则促进了海泽比和西部其他港口的繁荣。
伍尔弗斯坦给阿尔弗雷德的报告中只提到了9世纪后期波罗的海的贸易，而同一时期其他文献的记述也没有超出这一范围。但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渠道，而且，这种贸易也并不是全新的现象。比尔卡作为商业中心的地位后来被附近的黑尔戈取代，在那里发现了1尊来自南亚的5世纪（或6世纪）的佛像和1根爱尔兰主教的权杖。
哥得兰岛位于瑞典和芬兰湾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自5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与波罗的海东部进行贸易的中心。650年至800年间，哥得兰岛的居民控制着拉脱维亚的格罗宾的贸易，并同立陶宛河上的阿普奥雷港进行贸易。
当伍尔弗斯坦航行到特鲁索时，贸易的增长已经使波罗的海东部和南部的海滨兴起了许多商业中心和港口城镇，其中一些从早期的农耕居留地发展成为贸易和手工业中心，但许多地方仍保留着丹麦人、哥得兰岛民和瑞典人的痕迹。港口集中分布在维斯瓦河三角洲以西，包括基尔湾东面的施塔里加德（今奥尔登堡）、吕根岛上的拉尔斯维克以及奥得河河口的孟兹林、沃林和科沃布热格。
特鲁索位于维斯瓦河河口（今埃尔布隆格附近），得到波罗的海的完善保护。伍尔弗斯坦没有提及当地居民的情况，但考古发现表明，丹麦人的影响十分显著。特鲁索似乎一直是季节性贸易的中心，在大约850年成为永久性的殖民地。在东面更远的地方，库尔斯澙湖的南端是考普（今俄罗斯莫霍沃耶），通过与比尔卡之间的贸易而繁荣起来。
对于所有这些港口而言，其真正的价值在于由此可以进入跨欧洲的内河走廊，其中最重要的走廊不是与波罗的海连接，而是通向东方。这一点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与维京人袭击西方的漫长历史相比，关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向南推进，穿过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到达黑海与里海的记载，并非集中于其对宗教财产的掠夺上（基督教到后来才扎下根来），而是集中于其建立的多个贸易中心上。这些贸易中心位于旧拉多加
和拉多加湖附近的诺夫哥罗德
与第聂伯河（在基辅以南延伸约900千米）河畔的基辅。据俄罗斯的《古史纪年》（
Primary
Chronicle
）记载，这是因为斯拉夫人正在经历内部争斗。“他们对自己说：‘让我们寻找一位能够依法统治和裁判我们的君主。’因此，他们去了国外，到瓦兰吉亚的罗斯人那里去了，（并说）‘我们的土地辽阔，物产丰富，但是秩序混乱。来统治我们吧！’”
结果来了三兄弟，其中最年长的、活得最长的是留里克（Rurik），定居在诺夫哥罗德。“由于这些瓦兰吉人的缘故，诺夫哥罗德地区便成了罗斯人的家园。如今的诺夫哥罗德居民是瓦兰吉人的后裔，但他们以前是斯拉夫人。”《古史纪年》中的这一解释并没有完全回答瓦兰吉人当初为什么来到旧拉多加的问题，但可以想象，正如在后罗马时代的大不列颠岛一样，各部落雇用外国的雇佣兵。留里克的阿斯科尔德军团和迪尔军团从诺夫哥罗德继续向南进军，决定迁徙到斯拉夫人的基辅定居地。留里克的继承者奥列格（Oleg）把都城从诺夫哥罗德迁至基辅，因为那里是规模更大的中心城市，可以居高临下地俯瞰第聂伯河。
拜占庭帝国对罗斯人是最具吸引力的，它不仅富有，而且易于接近。907年，奥列格入侵拜占庭帝国，破坏了君士坦丁堡周围地区，不仅免于向利奥六世赔偿近100万银币，还获得了一项优待罗斯商人的贸易协定。协定中包含以下条款：“任何到来的商人都将获得6个月的生活补给，包括面包、葡萄酒、肉、鱼和水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沐浴。当罗斯人返回故乡时，他们将得到皇帝提供的食物、锚、绳索、帆以及航行所需的其他物品。”
基辅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尽管偶尔也会出现挫折，尤其是罗斯在941年和970年先后两次入侵拜占庭帝国。弗拉基米尔大帝（Vladimir the Great）为了将罗斯人与拜占庭帝国的利益连在一起而做了许多工作。以前，曾有斯堪的纳维亚士兵在拜占庭军队中服役，在巴西尔二世（Basil II）的请求下，弗拉基米尔派遣6,000名士兵支持他发动内战。这个兵团成为拜占庭皇帝的瓦兰吉卫队的前身，该卫队是一支精英力量，其中有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人服役，一直存在到12世纪。到988年，罗斯人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年，弗拉基米尔与巴西尔二世的妹妹结婚（尽管她极力反对），她说服弗拉基米尔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考虑到拜占庭帝国在政治、军事和贸易方面的重要性，接受洗礼对弗拉基米尔来说并非难事（后来他被教会封为圣徒）。这件事进一步说明，斯堪的纳维亚人能够灵活地适应他们所居土地上的特殊环境。
在更远的东面，罗斯人参与到伏尔加河与里海间的贸易之中。8世纪时，由可萨人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们已皈依犹太教。可萨人在名义上控制着从伏尔加河三角洲的都城通往里海的通道，而罗斯人在9世纪后期到达了里海。在大约910年，他们袭击了位于伊朗海滨的阿巴斯昆港。据历史学家麦斯欧迪（al-Masudi）记载，3年后，“大约有500艘船，每艘船载有100人”，他们许诺把“他们从沿海民族那里掠夺的一半战利品”送给可萨人，以便让他们进入里海。
这次航行途经了周边沿海地区，远至伊朗内陆西北部的阿尔达比勒。在此之前，罗斯人已经在阿塞拜疆的巴库附近的岛屿上定居了。事实证明，罗斯人是不可战胜的，部分是由于“这个被大海包围的国家……还不习惯越过其他敌人前往大海，只能通过商船和渔船下海”。30年后，另一支大军进入里海，通过掘开库那河而夺取了阿塞拜疆的拜尔代城。据推测，在穆斯林邻国的压力下，可萨人在965年拒绝把通道借给罗斯人。为了报复，罗斯人洗劫了其主要城市，犹太人的统治随之结束。
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在东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本质上是信奉实用主义的商人。他们往往沿着已建立的航线航行，即便是当时使用较少的航线。在波罗的海与地中海和西南亚之间的古代贸易河道上，斯堪的纳维亚人出口兽皮、蜡、蜂蜜和奴隶，从拜占庭帝国换取黄金、丝绸和白银。穆斯林的土地是大量银币的产地，在波罗的海周围的密窖中已经发现了穆斯林的银币。在吕根岛上的一个农场中出土的一篮银币超过2,000枚，时间在844年之后。
瓦兰吉商人也倾销来自东方国家的奢侈品，在比尔卡、约克和都柏林都发现了中国的丝绸。罗斯人也有机会接触到亚洲的香料，一位名叫亚伯拉罕·本·雅各布（Abraham ben Jacob）的犹太商人在10世纪时曾到访美因茨，他说自己发现了在撒马尔罕铸造的迪拉姆银币，还有“许多通常在远东发现的香料、胡椒、生姜、丁香、甘松、闭鞘姜与和山姜”。
无疑，在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中，罗斯商人已经控制了这些商品的运输。
90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扩张的高峰期。10世纪初，维京人的定居地（包括丹麦区、莱特林、爱尔兰、诺曼底和俄罗斯）已成为其所在国的政治版图的一部分。统治者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征收贸易税，利用新发现的财富获取当地酋长的支持。在这方面丹麦国王尤其成功，因为他控制着途经日德兰半岛的贸易，以及北海与波罗的海之间的海上航线，北海与波罗的海之间的航线穿过日德兰半岛和斯科讷之间的海域。（大贝尔特海峡是北海与波罗的海之间的3条通道中最宽的一条，最窄处为5英里，而距离最短的一条通道是厄勒海峡，最窄处不足2英里。） 10世纪末，“金发王”哈拉尔德统一了挪威，而在瑞典，强势王权的出现则更为缓慢。
哈拉尔德成功地巩固了王权，推动了人们在冰岛定居。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正在走向中央王权的统治，而冰岛依然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在冰岛盛行的是更讲求平等主义的“庭”（thing，相当于议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缺失，正如挪威国王能够流放任何人那样，“庭”同样拥有这样的权力。10世纪末，“红发”埃里克·索瓦尔松（Eirik “the Red”Thorvaldsson）因谋杀而在挪威被流放，后来又因同一罪行在冰岛被流放。一个世纪之前，一名水手被吹离了航道而途经冰岛，观察到了西边的陆地。由于没有太多选择，被流放的埃里克花费了3年时间，去考察他称之为“格陵兰岛”的沿岸地区，然后率领被自己说服的数百名冰岛人返回。他们分成两组在格陵兰岛定居下来，埃里克在格陵兰岛南面开拓出东、西两块殖民地，西部殖民地距努克（以前的戈特霍布）附近的戴维斯海峡约160英里。格陵兰岛也成为一个跳板，欧洲人由此首次航行到北美洲（这一事件在当时令人不可理解），这同样是一次水手航行到错误目的地的故事。
在这一时期的北大西洋上，错误航行是时常发生的。在北欧周围，大多数航行都是沿海岸进行的，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不列颠群岛、法罗群岛、冰岛和格陵兰岛之间的航行则需要经过至少300英里的公海航道。
当时的航海设备十分有限，测深锤（一端系有秤锤用于测量水深的长线）是常用的设备。挪威人能够通过测量太阳的角度来确定纬度，并借助“日光石”来确定航线。“日光石”的工作原理与日晷相同，中间有一根指针，投影在标有刻度的外圈周围，通过不同的刻度可以计算出太阳在不同季节的高度。
通常，水手们依靠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包括鸟的迁徙路线、浅滩、潮水、平流雾、海水颜色、冰（包括“冰映光”）以及冰川的反射光。在远距离航行的过程中，他们利用已掌握的纬度航行，先向北或向南到达与目的地纬度相同的地方，然后再朝正东或正西方向航行。
尽管中世纪温暖期的气候可能比现在更温和一些，但由于白昼短、多云、雾天能见度低等因素，斯堪的纳维亚水手又没有可资利用的工具或技术，尤其是在航行到一个新目的地时。从挪威返回冰岛后，比亚尔尼·霍尔约夫松（Bjarni Herjolfsson）得知自己的父亲已经在格陵兰岛追随埃里克，遂决定到那里去找他。比亚尔尼向南航行了很远，到达一处“森林茂密，小山冈遍布”的海滨，这里与高山耸立、四处荒芜的格陵兰岛大不相同。
比亚尔尼并没有上岸，随后，莱夫·埃里克松（Leif Eirikson）到这里进行了探险。他先后到达了赫尔吕兰（Helluland，意为“平石之地”，可能是巴芬岛）、马尔克兰（Markland，意为“林木之地”，位于纽芬兰岛南部）和文兰（Vinland，因盛产葡萄而得名）。后来，莱夫的亲戚索尔芬·卡尔塞夫尼（Thorfinn Karlsefni）率领60名男子和包括自己的妻子古德里德（Gudríd）在内的5名妇女在文兰居住了两三年，古德里德的孩子成为第一个在北美洲出生的欧洲人。
《埃里克萨迦》（
Eirik
’
s Saga
）和《格陵兰萨迦》（
Greenland Saga
）中一致认为，格陵兰岛民试图开发这片土地（包括圣劳伦斯湾的海滨，向南远至新不伦瑞克）上的资源，包括木材、兽皮、葡萄和胡桃。但是格陵兰岛太过遥远，岛上居民数量很少（仅有400～500人，从未超过2,500人），因此无法进行完全开发。
“萨迦”中的记载基本准确，并被在纽芬兰岛东北的兰塞奥兹牧草地（位于贝尔岛海峡的入口处）发现的文物所证实。经过约1年时间，开拓出的居住地只能容纳约100人，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一个季节内从格陵兰岛出发进行往返。
似乎直到1030年，兰塞奥兹牧草地才被人占据，而在那之后，人们继续向文兰航行。
11世纪70年代，编年史家不来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描述了一个名为“文兰”的岛屿。“那里有许多葡萄树，结出的野生葡萄可以酿造出优质的葡萄酒。我们不必去看那些让人难以相信的报告，只通过与丹麦人之间值得信赖的关系，便知道该岛上盛产无需播种的农作物。”
直到1347年，马尔克兰依然向格陵兰岛民提供木材。根据一份冰岛文献的记载，当时“也有一艘来自格陵兰岛的船”，“它比冰岛的小船还要小一些，没有锚，驶入（冰岛西面的）斯特赖姆约杜尔的外围水域，船上有17人，他们本来想航行到马尔克兰，但是被暴风雨吹到了这里”。
挪威人的格陵兰岛似乎已经消失，或者在1410年之后被抛弃。
当时，一名冰岛船员在格陵兰岛上的东部殖民地停留了4年，后来返回家乡。之后有关格陵兰岛的另一份文献中有一个关于1497年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的航行的注释，其中并没有提到格陵兰岛民有欧洲人的血统。尽管如此，英格兰的鳕鱼渔民和商人（尤其是来自布里斯托尔的商人）在15世纪就已经以原先的常规航线为基础，开始向冰岛航行。
在卡伯特之后，有人曾到达格陵兰岛，很可能也到达了纽芬兰岛沿岸。
直到9世纪末10世纪初，英格兰人在北大西洋的舞台上仍然只是不起眼的角色。阿尔弗雷德是一代明君，其继承者们在他打下的基础上建设着这个国家。“长者”爱德华（Edward the Elder）扩大了其疆域，到918年已统治了亨伯河以南的整个英格兰，并降服了诺森伯利亚、斯特拉斯克莱德行政区、苏格兰和都柏林。这种迅速扩张导致了威塞克斯与其他试图称霸的王国之间的冲突，并在937年的布朗南堡战役中达到顶峰。在爱德华的继承者的统治下，盎格鲁-撒克逊人拥有数百艘战舰的舰队向北航行，在一次激烈的战役中获得胜利。
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Anglo-Saxon Chronicles
）记载，“自盎格鲁-撒克逊人从东方来到这里，寻找大不列颠岛以外更为广阔的海洋……并占领了这个国家”。
这场战役比“自盎格鲁-撒克逊人从东方来到这里”之后发生的任何一次战役都要残酷。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埃塞尔雷德二世（Aethelred II）漫长的统治之下缓慢复兴。当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定居在英格兰的丹麦人十分不满，且没有向丹麦国王“蓝牙”哈拉尔德（Harald Bluetooth）屈服。哈拉尔德皈依了基督教，因其宗教信仰和治国之道而疏远了许多贵族。10世纪80年代，这些保守的丹麦人航行到英格兰南部。在那里，他们迫使埃塞尔雷德二世每年支付150,000英镑的银币和金币（称为“丹麦金”），并持续了超过20年，才保证丹麦人没有动武。
在丹麦人入侵英格兰的浪潮中受益的，是越过英吉利海峡的诺曼底公国的商人。
维京人从未直接地威胁到法兰克王国的领土完整，同样，他们也没有威胁到英格兰王国。他们占据了塞纳河河口附近的沿海地区，向上游航行袭击了巴黎。10世纪初，法国国王以土地换取了他们的忠诚。诺曼底公国成为法国心脏地带和来自远方的入侵者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埃塞尔雷德二世的时代，诺曼人凭借自身的商业和政治势力，在沿海地区经营渔业（尤其是鲸鱼），并积极与不列颠群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法罗群岛和冰岛进行贸易。他们的主要出口商品包括粮食、盐、铁和铅，而鲁昂的商人也经营葡萄酒、海豹皮、鲸油、腌制的鲸鱼肉和奴隶。奴隶贸易在中世纪一直存在，在当时主要人物的生活中也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4世纪时，年仅十几岁的圣帕特里克（Saint Patrick）在爱尔兰成为奴隶，之后加入教会。
400年后，比德（Bede）记录了一位诺森伯利亚的同乡被带到南方的伦敦，在那里被卖给一名弗里斯兰商人。
奥拉夫·特里格瓦松（Olaf Tryggvason）是与埃塞尔雷德二世同时代的人，后来成为挪威国王。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曾被用来换取“一件贵重的衣服”，后来到了基辅。
尽管北欧的奴隶贸易的组织和规模比不上地中海或印度洋的奴隶贸易，却同样充满残忍和屈辱。10世纪时鲁昂的瓦尔纳（Warner of Rouen）在讽刺诗《莫里乌特》（
Moriuht
）中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讲述了一名爱尔兰人莫里乌特在自己的妻子格利塞里乌姆（Glicerium）被绑架之后，在寻找妻子的流浪过程中所经历的故事：
他被维京人俘虏，被铁链紧紧地捆绑着……他们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他的身体，遍体鳞伤的他被带到船上。维京人悠闲地站着，惊叹于这个有活力的奇才，并朝他的秃头小便……他备受侮辱，然后被带到一名妇女那里，维京人强迫他与这名妇女性交。
维京人在诺森伯利亚将他出售，后来他在萨克森被再次卖掉。一名寡妇买下了他，并给予他自由，然后他前往鲁昂。鲁昂附近有一个港口，“港口内有大量由维京人提供的商品”，在那里，莫里乌特最终用“半便士”赎回了妻子格利塞里乌姆，并用“四分之一便士和半块煮熟的面包”赎回了他们的女儿。为了获得喜剧效果，瓦尔纳把他的同伴写成一个傻子，夸大了其缺点，但是其中对奴隶遭遇的描述则有一定的真实性。俘虏不分男女老幼，都遭到野蛮的对待和侮辱，生命变得无比廉价，无数家庭被拆散，这些都是中世纪奴隶制的典型现象。
埃塞尔雷德二世并不在意这种屈辱，但他极其反感诺曼人与他的敌人进行贸易。他与诺曼底公爵理查（Richard）签订了条约，对外来袭击者封闭了全部港口，但这些条款并未得到实施。1002年，埃塞尔雷德二世试图通过与理查的女儿埃玛（Emma）结婚来落实这个不起作用的条约。这次政治联姻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在同一年，埃塞尔雷德二世决定屠杀在英国的所有丹麦人（不分男女老幼）。
屠杀只能招致丹麦人更激烈的反抗，最终使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宣告结束。丹麦国王“八字胡”斯韦恩（Svein Forkbeard）为了报复这场屠杀而集结了军队。1002年至1013年间，他曾多次袭击英格兰，当时埃塞尔雷德二世逃到了诺曼底，斯韦恩登上了他的宝座。3年后，斯韦恩的儿子克努特（Knút）成为英格兰国王。后来，在他的哥哥死后，他也成了丹麦国王；在（圣）奥拉夫·哈拉尔松（[Saint] Olaf Haraldson）死后，他又成为挪威国王。克努特明智而又富有才能，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包括与埃塞尔雷德二世的遗孀诺曼底的埃玛结婚。持续近40年的征战暂时告一段落，丹麦、英格兰和挪威在同一位国王的统治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克努特创造的北海帝国十分辉煌，但这是由多种机遇共同促成的。丹麦人在英格兰的统治黄金期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标志着维京时代达到了新的高潮。克努特死于1035年，7年后，英格兰再度由本地人“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统治，而奥拉夫·哈拉尔松之子“好人”马格努斯（Magnús the Good）则成为挪威和丹麦的国王。
马格努斯唯一的重要对手是他的叔叔哈罗德·希古尔德松（Harald Sigurdsson）——即“无情者”哈罗德·哈尔德拉迪（Harald Hardradi the Ruthless），其丰富的经历证实维京人的影响已超出了欧洲。随着其同父异母的兄弟奥拉夫·哈拉尔松的去世，哈罗德逃往基辅的“智者”雅罗斯拉夫（Yaroslav the Wise）的宫廷。作为拜占庭帝国皇帝的瓦兰吉卫队中的一员，他曾先后在保加利亚、西西里岛、安纳托利亚和圣地（耶路撒冷）为拜占庭人卖命，并于1047年返回挪威争夺王位。在哈罗德将近20年的统治期内，挪威保持了繁荣昌盛，但他对丹麦的斯韦恩三世（Svein III）发动了无休止的战争，直到他于1062年取得尼撒大捷为止。斯韦恩三世“从血染的船舷上缘跳起来，离开他那些阵亡的战友”，最终保住了王位。
2年后，他与哈罗德达成了协议。
哈罗德侵略的脚步因为1066年英格兰的“忏悔者”爱德华的去世而再度启动。爱德华的妻弟哈罗德·戈德温森（Harald Godwinson）成为继承人，但当时却有其他3名王位觊觎者。诺曼底公爵威廉，即后来的“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是埃玛的外甥，他声称爱德华已经选他为继承人，并指出爱德华是在诺曼人的王宫中长大的，声称戈德温森只是自己的奴仆。理论上，斯韦恩三世是他的叔叔克努特曾经统治的所有疆域的继承人，哈罗德·哈尔德拉迪无权争夺王位。但当时有传闻称，爱德华已经许诺把王位传给哈罗德的前任“好人”马格努斯。而哈罗德·哈尔德拉迪被第一个从候选人中排除，他率领由25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及12,000～18,000名士兵前往乌斯河，逼迫约克投降。
但他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在5天后的9月25日，挪威人在斯坦福桥取得的巨大胜利令哈罗德·戈德温森都感到惊讶，幸存者乘着24艘战舰，带着他们阵亡的国王逃回。
同时，诺曼底的威廉已经花费数月时间计划入侵英格兰。最终，他于9月27日起航，次日在苏塞克斯海岸登陆。哈罗德向南进军，于1周后到达伦敦，并于5天后出发去追击威廉，而诺曼人已建造了壕沟。10月22日，疲惫不堪的军队在距离黑斯廷斯9英里处的森拉克山山顶集结。在那里，威廉的骑兵、弓箭手和步兵发动了持续的攻击，哈罗德的军队大败，威廉一路追击到伦敦。威廉于当年的圣诞节登上王位，但他治下的英格兰仍然面临内部反叛和外部干涉的威胁。只有掌握战舰和军队，他才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威。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当丹麦的克努特和佛兰德斯的罗伯特（Robert of Flanders）在1085年想要发动入侵的时候，威廉“率领一支法国和布列塔尼的骑兵和步兵部队前往英格兰，这支军队比之前曾到过这个国家的任何一支军队都要强大”。
为了确保安全，他开始实施焦土政策，“把大海附近的土地烧成一片荒芜，这样一来即便敌人登陆，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占领了”。这种铤而走险的政策表明，维京袭击者的后裔诺曼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其海上猎人的角色，而成为大陆上的捕猎者。对北欧人而言，1066年的事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对于此时的诺曼人来说，英格兰似乎很容易遭到攻击。
在关于1066年大规模的舰队远征的记载中，很少涉及哈罗德·哈尔德拉迪、“征服者”威廉和哈罗德·戈德温森是如何集结数量庞大的船只的。通常，北欧舰队所召集的兵力，是以对领主的义务为基础的。让我们把目光拉回1世纪，塔西佗（Tacitus）曾提到日耳曼首领从其统治下的各部落中挑选出百人团，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不列颠群岛的海军中，可能也存在类似的做法。
根据7世纪的《阿尔巴人统计资料（史）》（
Census [or
History] of the Men of Alba
），达尔里亚达王国（位于爱尔兰北部和苏格兰南部）在召集军队时，要求每20户人家提供2艘船和28名船员，共征得177艘船和2,478名船员。
除了专门的人头税，在9世纪以前，英国统治者似乎一直不太关心海上事务。阿尔弗雷德大帝常常被认为是英格兰海军的缔造者，而唯一的证据便是文献中简单地提到他曾召集一支舰队抵御丹麦人，至于这些战舰的基地的位置、管理方式、船员配备及其报酬等情况则都不清楚。对于“长者”爱德华在布鲁南伯尔部署的包括上百艘战舰的舰队的情况，我们同样不清楚。10世纪末，埃德加（Edgar）和埃塞尔雷德二世创立了（或继续采用）一种被称为“船舶辖区”（ship-soke）的制度，为强征船只和人员提供资金，每300户人家需要提供1艘船和60名男子。
至于水手和水兵，则是从每5户人家中选出1名男子，并由这5户人家提供三个半先令来维持其生活，总共持续了2个月。埃塞尔雷德二世也雇用英格兰和丹麦的雇佣兵。在挪威也有与“船舶辖区”类似的制度。“金发王”哈拉尔德在9世纪首次建立了大规模的船只征集制度。当时，每3户人家必须提供1名船员并供给其两个半月的生活所需。这种制度逐渐发展成为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通行的舰队征兵制度（leidang）。通过这一制度，可以征集到更好的船只、船员及大量生活用品。
在正常的环境下，似乎任何人都能够在舰队中服役，因此奥拉夫·特里格瓦松被迫在他的“长蛇号”（
Ormr inn Langi
）上设立了严格的船员守则，这艘船是他在斯沃尔德战役中的旗舰。“在这艘船上服役的人年龄不得小于20岁，也不得超过60岁。船上不允许存在懦夫和胆小鬼，以及不具备某方面特长的人。”
这种严格的守则可能直到1066年才真正落实。当时，哈罗德·哈尔德拉迪征集了至少250艘战舰，用于入侵英格兰。威廉的舰队则有700～3,000艘战舰（文献记载不同）及7,000名船员，运载另外7,000名士兵和骑士（包括其装备和战马）。
贝叶挂毯上的刺绣记录了黑斯廷斯战役的过程，并说明这样大规模的海战背后需要复杂而高效的合作。“威廉下令在这里建造船只，并从这里下海。男人们把武器搬到船上，他们拉着装满武器的马车。威廉乘一艘大船航行到佩文西，在那里卸下战马，士兵们则匆忙赶往黑斯廷斯征集食物。”
哈罗德·戈德温森充分认识到诺曼人的威胁，他“征集了舰队和陆上部队，这两支军队比之前这片土地上任何一位国王的军队都要强大”，但是临时征集的军队不可避免地有许多缺点。
威廉拖延了很久才下海，哈罗德·戈德温森被迫放松对沿海地区的监控，因为“士兵们的供给已消耗殆尽，任何人都无法继续在那里停留，随后士兵们获许回家，国王骑马前往内陆，船只被送到伦敦”。解散舰队之后，哈罗德·戈德温森得以自由地对抗哈罗德·哈尔德拉迪，但他的军队的南面侧翼也随之暴露。
只要士兵们能够以某种方式自行获取武器，这种临时的舰队组建方式就可以发挥作用。北欧人没有投石机那样的远距离武器，他们的船只可承受猛烈撞击，这种原本作为运输船的船只，意外地成为肉搏战的平台。奥德尔·斯诺拉松（Oddr Snorrason）在描述斯沃尔德战役（维京时代记载最详细的一场海战）时，有一处关于奥拉夫·特里格瓦松最后站在“长蛇号”上的段落。
在这场战役中，奥拉夫只有4艘战舰，而敌人则拥有排列成行的几十艘战舰。奥拉夫把自己的船连接起来，“长蛇号”位于正中间，因为它“有着比其他战舰更长、更高的船舷上缘，形成了一个极好的战斗平台，就像一个堡垒”。而埃里克·哈孔松（Eirik Håkonsson）则有一艘被称为“铁首号”（
J
árnbarð
inn
）的船，船首和船尾“完全被铁器和刺状物覆盖”，以此来保护甲板，这种设计在当时并不常见。埃里克的胜利既要归功于他接受了基督教，将船首的雷神托尔（Thor）的雕像移除，也要归功于他在“铁首号”上建造的大型塔楼，可以抛下沉重的横梁砸到奥拉夫的船上。对船只进行改装是十分常见的，但这种窍门只是临时性的，因为维京人的船只并不适合进行这样的改装。尽管如此，这种战舰似乎依然发挥了作用，奥拉夫及8名幸存的战友最终投海自尽。瑞典人和丹麦人“用小船将大船包围起来，以便营救那些落水者，并将他们带到酋长那里”。直到今天，奥拉夫究竟是被淹死还是得以逃脱，仍然是一个谜。
在斯沃尔德战役中出现的维京船只代表了北欧造船业的发展高峰。
北欧造船业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前。北欧船只与地中海或印度洋上的船只之间关键性的区别在于，是用叠压的船板制成船体，而不是用螺栓把水平放置的船板连接起来，这种方法被称为船壳板叠压法（lapstrake / clinker）。直到维京时代开始前不久，莱茵河以北的大陆尚不知船帆为何物。当时，船帆在高卢被发明（或者传入高卢），不列颠群岛上的居民则尚不知道船帆，但是皮西亚斯声称从设得兰群岛或不列颠群岛航行到“天涯海角”只需6天，这一假设是以公元前4世纪时船帆就已得到应用为前提的。设得兰群岛距离挪威和冰岛的海岸有400英里，因此，如果皮西亚斯和他的船员从设得兰群岛起航，他们必须以每天70英里的平均速度航行，而这是以划桨为动力的船只平均速度的2倍。
另一个有关大不列颠岛上出现帆船的确切证据，是一个来自北爱尔兰的布罗伊格特的船只模型，长20厘米，由黄金制成，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
船上配备18支桨和1支转舵橹，与模型相对应的实物船上有一根挂横帆的桅杆和帆桁，长12～15米。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皮西亚斯时代（或者更早）的水手能够在他们的兽皮船上安装桅杆和帆。
如果他曾偶然遇到不使用帆航行的远洋水手，那么他必然会提及，这似乎是最有可能的。我们无法得知，船帆是否在整个不列颠群岛上得到应用，或者在使用帆船的地区和不使用帆船的地区之间是否有一条分界线。不管怎样，大型无桅船只的建造一直持续到了7世纪。
布罗伊格特船与恺撒在《高卢战记》（ Conquest of Gaul ）中记载的北欧最古老的船只处于同一时代。公元前57年，在与布列塔尼南部沿海的维内蒂人之间的一次海战中，恺撒对其航海技术和能够横渡大西洋的船只印象深刻。“高卢人的船以不同于我们的造船方法建造而成，并装有船帆”，他写道：
船的舱底非常平，有助于在浅滩或因落潮而造成的浅水区航行。异常高的船首和船尾，使其适宜在汹涌的海浪和猛烈的暴风中航行。船体完全是由栎木制成的，能够经受任何程度的震动而不影响航行……他们用未加工的兽皮或薄羽毛做成帆，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亚麻，不知道它的用途，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普通的船帆无法抵御猛烈的暴风雨和大西洋上的飓风，不适合这种重型船只。与他们相遇时，我们的船只的唯一优势就是更快，以划桨为动力。
恺撒在卢瓦尔河建造装有撞槌的船，但是尺寸较小，不是维内蒂人的船只的对手。维内蒂人“装备完善，可以随时准备战斗”的船只十分高大，以至于当罗马人“试图建造塔楼时，他们发现其高度仍然没有超过敌人那高耸的船尾，由于太低而无法使投射物达到预定的射程，而敌人的投射武器则有着强大的杀伤力”。
最终，罗马人使用“固定在长杆两端的刺状铁钩”砍断维内蒂人船上的帆绳而获胜。因为维内蒂人的船上没有桨手，罗马人便可以逐个摧毁失去动力的敌船。
在两次前往不列颠群岛的过程中，恺撒获得了另外的经验，他下令建造适合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船只。他写道：
这种船要能够迅速地装载，且容易被拖上岸，做得比我们通常在地中海上使用的船稍微低一些……然而，同时还要能够装载包括许多牲畜在内的沉重货物，做得比我们在其他水域使用的船稍微宽一些。它们都是适合航行和划行的船只——这种设计便于其使用较低的干舷。
在20世纪80年代修建一家宾馆时，人们发现了莱茵河上最大的罗马时代的船只。
当时，工人们挖掘出5艘4世纪船只的残骸，与位于美因茨的日耳曼舰队基地相毗邻。其中4艘是细长的、开放式的游艇。通常用于运输和巡逻的船长约21米，宽2.5米，船上有1根桅杆，上面装有横帆，共有30名桨手。第5艘船最小，是一艘视察船，带有一个供官员使用的小客舱。在建造这些船时，造船者先在一个临时船架的周围钉牢船板，然后将临时船架移走，再将真正的船架插入船体当中。这种方法十分适合大规模地建造这类内河船只，在后奥古斯都时代，这类船只在帝国舰队中的比例逐渐提高。
这种建造船体的混合方法十分类似“罗马人-凯尔特人”设计的船只，后者在罗马治下的高卢和大不列颠岛都有所发现。这种被称为“船架式”（frame-based）的造船技术，在出土于伦敦的2世纪的贝克法亚斯驳船残骸和在圣彼得港（位于海峡群岛中的根西岛）发现的3世纪时商人乘坐的帆船残骸中都可以看到。
其船体不是使用在地中海和北欧其他地区发现的“先造船壳”的方法建造的，并不是在建造好船架之后，再将船板固定在船架上。相反，船架是分步建造的，在一部分船架组装完成后，便将船板固定在上面，在船底板完成后船架也随之完成。在这种方法之下，影响船体形状的决定性因素是船架而不是船板。这种船和美因茨船的风格都没有完全进化成“先造船架”的技术，这种技术到中世纪后期才从地中海引入，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圣彼得港的贝克法亚斯驳船和美因茨船都装有船帆，尽管罗马的巡逻艇对莱茵河-多瑙河走廊的居民而言是非常熟悉的（实际上，许多船员就是从土著居民中招募的），但直到罗马在高卢的统治结束相当长时间之后，才出现少量在莱茵河以北地区使用船帆的证据。这一时期，保存最完好的船是在尼达姆发现的一艘4世纪的船，位于石勒苏益格附近，基尔以北约80千米处。该船船体长22米，桨架可放置30支桨，并有一个控制方向的边舵，但没有船桅或帆。尼达姆船是用船壳板叠压法建造的，与塔西佗所描述的1世纪时的日耳曼船一致：“他们的船不同于在船两端各有一个船首的常见的船（即罗马人的船），因此，他们一直沿右边的航道航行进入港口。他们不用帆作为动力，也不把一排桨固定在船的两侧。桨架是活动的，正如有人在某些河船上发现的活动桨架那样。在需要时，桨架可以旋转到任何方向。”
尼达姆船可以说是这类船只的代表。4至5世纪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曾乘这种船穿过北海到达大不列颠岛。尽管许多人质疑在仅依靠船桨的情况下，是否可能进行如此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但是仅依靠船桨为动力的大船在7世纪时的英格兰依然在使用，正如我们在萨顿胡船的残骸中所见到的。
在1939年出土时，这艘长27米的船的船体已不复存在，由于在土壤中发生的化学反应，船上木制和铁制的固定装置已经消失，只留下清晰的铸型、绳索及其形状和位置的痕迹，甚至还有船只被修理过的痕迹。
该船配备28名桨手，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船体形状和龙骨的结构表明，船上可能装有桅杆和帆。1993年，人们制造了只有真船一半大小的模型，证明其航行能力十分出色。不论萨顿胡船上是否装有桅杆和帆，它显然是在西北欧造船业的过渡阶段中建造的，并影响了维京时代的船只。
关于维京时代船只的文字和图像资料与奥德尔·斯诺拉松描述的斯沃尔德战役中的“长蛇号”和“铁首号”的资料同样稀少，但丰富的考古发现则弥补了这一缺憾。至今已有20多艘船出土，时间可追溯到9世纪末10世纪初，出土地点位于从奥斯陆海湾到日德兰半岛沿海地区，以及向东直到维斯瓦河的广阔区域内。
维京人有着各种各样的战舰和普通船只，其商船和战舰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特征。与尼达姆船和萨顿胡船一样，双尾船体是用“先造船壳”和船壳板叠压法建造的，以单一边舵控制方向，舱底相对较平，可以沿海滨快速航行。合并的龙骨使其有可能装配桅杆和横帆，然而帆船适用于远距离航行，而在近海应对变化无常的海风或者投入战斗时，桨船则更加适用。与战舰不同，“诺尔”（knarr）和其他商船的船体通常都是开放式的，船首和船尾都安装了甲板，桨手就坐在上面。船中部有隔舱，乘客和货物位于其中，货物包括食品、器具、商品和牲畜（包括羊、牛和马）。通常，牲畜都是用船来运输的，挪威人曾把马引入冰岛。威廉在入侵英格兰时，船上载着2,000～3,000名骑士，他们也带着相同数量的战马，搭乘相同类型的船只。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最早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维京时代船只，是挪威人的奥瑟伯格船和戈克斯塔德船。
前者长21.6米，宽5.1米，建造于约815年至820年间，出土于1904年；后者长23.3米，宽5.2米，建造于约890年至895年间，于1880年在一处墓葬中被发现。它们一开始被认为是维京长船（langskip），现在一般认为属于“卡维”（karvi），是一种比长船和诺尔都要小的船。这2艘船上都装有船帆，奥瑟伯格船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最古老的船只，可以确定船上装有船帆。与典型的维京船只一样，在奥瑟伯格船和戈克斯塔德船的船体一侧的单排桨手站立处装有支架，盾牌被固定在支架上。这2艘船都发现于墓葬之中，这表明它们可能属于一位酋长或其他重要人物，就像萨顿胡船那样。
在稍晚的哈罗德·哈尔德拉迪与斯韦恩三世交战时，丹麦人在斯库勒莱乌凿沉了5艘船，以阻止敌人靠近罗斯基勒。
船只残骸已经确认属于2艘诺尔（斯库勒莱乌1号船和3号船）、2艘战舰（斯库勒莱乌2号船和5号船）和1艘渔船（斯库勒莱乌6号船），时间可追溯到930年至1030年间。
其中最新而且保存最完好的是斯库勒莱乌3号船，长14米，能够装载约5吨货物及5～9名船员。斯库勒莱乌1号船的载重量为15～20吨，长16米，可能建造于挪威，能够用于海外贸易。斯库勒莱乌5号船是一艘“小型战舰”（长17米）。斯库勒莱乌2号船因其长宽比为7∶1而格外引人注意，比其他长宽比为4∶1的船要窄很多。在波罗的海、诺曼底和爱尔兰等地，似乎已经仿造出了能与之媲美的船。在这些地方，长30米的斯库勒莱乌3号船被成功仿造。2艘战舰被拖到岸上，船底已严重磨损。斯库勒莱乌2号船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长的维京船只，但桨手的总人数尚不清楚，其补充人数估计为50～100人。冰岛的“萨迦”故事中指出，携带13～23对桨的船属于长船，则斯库勒莱乌2号船可能是其中尺寸较大的。
戈克斯塔德船（895年）是一艘巨大的以船壳板叠压法建
携带超过25对桨的船只被称为“大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奥拉夫·特里格瓦松的“长蛇号”。正如奥德尔在12世纪的《奥拉夫·特里格瓦松萨迦》（
Saga of Olaf Tryggvason
）中描述的那样，“大船”建造于特隆赫姆附近，那里的船只到奥德尔的时代依然可见，“不计船首和船尾的凸起部分，其长度已有74厄尔（合36米）”。
为国王建造的船只装饰十分豪华，奥拉夫有一艘船“涂满了各种颜色并镀金，以银进行装饰，船首有一个龙头”。
“八字胡”斯韦恩远征英格兰的战舰则比奥拉夫的船更为豪华。“在船的一侧，黄金铸造的多座狮子像面对着敌舰；在另一侧，各种各样的龙头从鼻孔中喷出火焰。你看！还有纯金或纯银铸造的与真人大小相仿的人像。你看！那昂头抬腿的金银人像似真人一般跳跃和吼叫着。”
这种装饰是为了显示国王的地位并恐吓敌人，更大的作用则是抵御反复无常的海风。在斯韦恩的船上，“在桅杆顶端有许多鸟型雕像，通过观察其移动便可以了解海风的方向”。
在东欧，现存的船只残骸很少。没有证据表明，瓦兰吉人治下的罗斯影响了土著斯拉夫人的造船业。土著斯拉夫人的船只主要用于内河航行而非海上航行。在君士坦丁七世献给其基辅领主的贡品中，有一种斯拉夫人建造的被称作“独木船”（monoxylon）的原木舟，能够在第聂伯河下游长达70千米的险滩上轻松航行。斯拉夫人的独木船也可以装配船帆，商人们在每年6月乘独木船经内河航行到达黑海，“在需要时可以安装随船携带的帆、桅杆和舵”，然后沿着海岸航行到保加利亚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港口。
这种船虽足以用于贸易，但无法同拜占庭舰队相比，拜占庭舰队的战舰更大且配有精良的武器。罗斯人从来没有在黑海或波罗的海打造出一支舰队，其在黑海上的影响十分有限，而在波罗的海的贸易则由其他地区的商人负责运输。
随着11世纪行将结束，维京时代的自由精神显然已消耗殆尽。除了冰岛，在反对日益强大的集权君主国和不断增加的城市中心的过程中，地方部落的酋长们无力维持其自治地位。同时，1066年的诺曼征服常常被视作维京时代结束的标志，但这仅适用于英格兰和法国。在东欧，类似的事件是1054年“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去世，此后，基辅罗斯日趋转向拜占庭帝国。巧合的是，基督教东、西教派之间的分裂也发生在同一年。冰岛在1000年至1264年间处于独立状态，此后处于挪威国王的统治之下。15世纪时，奥克尼郡和设得兰群岛从挪威人的统治下转到苏格兰人的手中，格陵兰岛上的殖民地已经消失。
维京人的贸易尽管范围十分广阔，但实际上其贸易商品都是奢侈品或高度专业化的产品，在这一点上与弗里斯兰人和更早的先民相似。实际上，在11世纪之前，北欧没有大宗的商业贸易。农民缺乏用于出口贸易的剩余产品，船上唯有的农产品就是葡萄酒和羊毛，勃艮第和塞纳河的葡萄酒经河流和沿海被运到莱茵河三角洲。
中世纪后期的海上贸易以大量的粮食、鱼、木材和葡萄酒为主，而当时这种贸易几乎还不为人所知。当人口、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的输出开始扩张时，贸易由行会和商人自由协会来组织。他们使用设计新颖、尺寸更大的船只，使海上运输和海上战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变化并非仅仅发生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在印度南部也发现了类似的长途贸易，并在印度洋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