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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吸引印度洋上的海上商人，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因为这里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文化的诞生地。在古代，前往罗马的印度商人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了解中国，并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至少是间接的）。由于中国人起源于大陆，因此他们在接近海洋世界时，要比同时代其他地区的居民更加慎重，但他们最终还是走向了大海。首先，他们通过建造水利工程来精心治理纵横交错的众多河流，以保护陆地免遭洪水的袭击，提高农业生产力，并促进内陆的交通。之后，他们征服了中国南部的百越，操南岛语的百越人的祖先于公元前二千纪迁徙到东南亚。其结果便是，人们在纪元之前已经可以通过河流与运河，从中国南部的广州到达西北的古都长安了。
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虽然依靠对整个内陆水路体系的开发，但国内的农耕和对外的海上贸易也有助于确保中国在海上邻国之中保持优势地位。正如有些人所说，如果开展海上贸易是为了包围位于今天伊朗的帕提亚帝国并与罗马帝国之间进行直接贸易，那么这一目标远远没有实现。但是，这为中国带来了不少财富，对东南亚的文化和政治也产生了影响。追逐季风的商人与水手的活动刺激了农业的发展（需要为其生产剩余的食物），也催生了在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出现的最早的国家。外国水手和他们的船只控制着远距离的海上贸易，但中国在发展海上贸易的过程中并不移动，而是把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货物直接扩散出去。佛教首先从印度经陆路传入中国，而经海路到来的僧侣则使佛教在中国的地位更加牢固，并传播到苏门答腊岛和越南，再从那里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
中国南部和东海，从马来半岛到朝鲜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日本群岛的地理环境，要比地中海或印度洋复杂得多。印度尼西亚群岛东西长约2,000英里，与地中海相差无几。但是东亚、东南亚的海域南北长度超过2,000英里，从爪哇岛到朝鲜半岛之间的纬度跨度达到50度（大体上从南纬10度到北纬40度），相当于从坦桑尼亚到土耳其，或者从安哥拉到葡萄牙，或者从秘鲁到纽约的跨度。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包括印度尼西亚沿海的赤道雨林，以及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北部的大陆性干冷气候。这种多样性的地理环境，决定了那里的商品和手工业品的种类。贸易的节奏由季风和季节的变化控制着，与印度洋的情况大体相似而又略有不同。
据13世纪时一位中国官员的记述，当时远航的船只已经开始利用季风，冬季航行到南方，夏季航行到北方。
日本群岛由九州岛、四国岛、本州岛和北海道岛4个主要岛屿以及将近4,000个小岛组成。日本的多山地区难以开辟陆上交通线，也不适宜发展农业，因此日本人一直依赖沿海航运。从九州岛穿过朝鲜海峡距离100英里处就是多山的朝鲜半岛，曲折的海岸线旁点缀着数百个岛屿，尤其是在朝鲜海峡和黄海一带。中国的海岸线从鸭绿江一直延伸到北部湾，总长超过7,500英里。杭州湾北部和长江口的沿海区域海拔很低且多沙，而南方多岩石的海岸则拥有更多呈锯齿状的岛屿。越南的海岸线被划分成3个地形各异的地区。北部的红河发源于云贵高原，形成一片夹在群山之间的辽阔的冲积平原。三角洲的北面是下龙湾，以拥有数千个石灰岩小岛而著称，这些小岛从大海中凸起，被葱翠的热带丛林所覆盖。在南面，长山山脉一直延伸到顺化海滨，由丛林变成长长的海滩和更辽阔的滨海平原，毗邻湄公河三角洲密集的沼泽地和红树林。
更西面的山脉环抱着柬埔寨西面和泰国东面的海岸，而曼谷湾的入口处则是湄南河三角洲的沼泽地。马来半岛南北长约1,500千米，最宽处不超过300千米，最窄处位于克拉地峡，仅有40千米。然而，除了公元前1世纪穿过马来半岛的中国商人的记录，没有任何文字或考古方面的证据可以证明，曾经有人穿过马来半岛茂密的森林和几乎无人居住的群山。由于有着辽阔的冲积平原，东海岸是相对先进的国家的诞生地。西海岸的湿地有着稠密的红树林，受到来自北纬5度的苏门答腊岛的西南季风的庇护，其中部分湿地向内陆延伸达20千米，群山一直延伸到海边。
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有长达500英里的马六甲海峡，是印度洋和中国南海之间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海峡的西北通道长约175英里，而其东南端是一条穿过廖内群岛和新加坡群岛的错综复杂的通道，其中有些地方的宽度不到2英里。与马来半岛一样，东部的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海滨的山地难以发展农业，两地之间也很难联合。在密布的河流沿岸，常常出现相互竞争的国家，这些地区之间通过海洋进行交流相对较为容易，但地形状况则使人们难以将陆地上毗邻的区域联合起来，或建立直接的控制。统治者的权威主要依靠条约和威胁，而不是依靠地方控制和军事力量，边缘地区的贡品流向中央王国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有时候，东南亚水域被看作亚洲的地中海，二者在地理和文化上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由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东帝汶、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组成的群岛上的居民有着共同的祖先，操着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地中海实际上是一片封闭的海域，而这里则只有中国南海的西北部与大陆相接，包括马来半岛、泰国、柬埔寨、越南和中国。中国南海和印度尼西亚以东面积更小的海域与太平洋相通，那些穿过印度尼西亚南部相距数十到数百英里的岛屿之间形成的海峡，将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南面和西面隔离开来。地中海上的岛屿总共有几百个，但是东南亚有超过26,000个岛屿，从西南的苏门答腊岛到东面的新几内亚岛，再到北面的台湾岛和菲律宾。
与中国、南亚、近东或者地中海地区同等的国家相比，这种分散性妨碍了该地区国家的发展。直到11世纪初，农民和水手在农业和航海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后，岛屿帝国的出现才成为可能。
考察这一地区地形复杂性的另一条路径，便是通过其语言方面的多样性来证明。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之间的海域是5个语族的故乡，它们都与印欧语系同源，印欧语系（及亚非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分布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广大地区。在整个东南亚的岛屿上发现了1,200种南岛语系中的语言，分布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南部以及越南中部。
马来半岛北部和泰国说泰语，越南和柬埔寨的语言属于澳亚语系。
汉藏语系包括汉语和朝鲜语，而日语则属于其支系。多种语言的并存引起了可预料的问题，正如3世纪时驻交趾（今越南北部）的中国地方长官所说的，在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这个商业中心，“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
同样重要的是，这一地区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某种通用语言，例如西方受过教育和信奉同一宗教的商人所通用的拉丁语或阿拉伯语。
追溯这些语言的分布情况，是了解这一地区早期迁徙模式的一种方式。操南岛语者的祖先来自中国南部，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跨过台湾岛和菲律宾，向东、南两个方向分散到整个东南亚。东南亚内陆的第一批南岛民族定居者，可能于公元前二千纪后期经菲律宾和婆罗洲迁徙而来。其后裔创造的会安文化（以越南中部的一个沿海村庄命名）出现于约公元前600年，他们穿过东南亚的岛屿和陆地进行贸易，甚至同印度之间都有联系。根据现代发现的史前古器物的分布情况判断，会安文化的贸易范围向北不超过越南中部，这之外的地方属于东山文化。东山文化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至1世纪之间，集中分布在河内附近的红河流域，是从中国南部经陆路迁徙而来的操澳亚语系语言的人所创造的文化。根据当地一个反映他们与南岛民族航海者之间关系的传说，越南北部的居民是海上王国的国君貉龙君及其妻子妪姬的后代。
东山人以其巨大而结实的青铜鼓而闻名，其重量达100千克，高1米。
在从东南亚向东远至班达群岛的广大区域内发现了200多件青铜鼓。东山文化是以海洋为导向的，从他们的航海故事和青铜鼓的广泛分布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越南，已发现的青铜鼓只有2件，在婆罗洲、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东北部则没有发现，这进一步证明，操澳亚语系语言的人和操南岛语的人之间存在严格的界限。我们尚不清楚，会安人是否会选择不与东山人贸易，或者积极地阻止后者前往南方。
虽然在印度尼西亚西部和东南亚大陆的墓葬中已经有青铜鼓出土，但它们可能是经河上贸易从越南北部被运到泰国湾，然后经近距离交通网被运送到南部和东部地区的。
东南亚的操南岛语的航海者起源于中国的南方，而北方平原地区的中国人主要是在内河上航行。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带位于今天的山西、陕西、河南及北京西南，距海有1,000千米。这一地区靠近中亚和北亚的游牧部落，因而使得如何保持大陆边界的完整性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南方多山的沿海省份（如浙江、福建和广东）相对比较平静，以农业或航海为导向的越族居住在这里，北方居民进入这些地区是一个渐进而又带有偶然因素的过程，保护热带物产的贸易和进行领土扩张这两个因素同时存在。
保证国家安全和追求新奇商品之间的矛盾关系，使中国海上贸易的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大多数王朝试图通过诸如修建长城这样的措施来抵御来自北面和西面的入侵，而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位于世界的中央。中国东面和南面的海域成为相对容易穿行的边界，外来的思想可能就是由此传播到中国的。这是一个入口，外来者可以由此以“朝贡”的形式运送贸易商品。理论上，中国可以生产自身所需的任何东西，因此并不需要对外贸易。朝贡贸易中获得的物品被视作承认中国地位的进贡者的物质象征，而中国人回赠的礼品则是皇帝仁慈的一种表达。总的来说，中国王朝通过朝贡获得一种满足感，因自己的重要性被承认而感到得意。
中国人通常并不会主动追求和平与认同，对海外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在历史上，中国沿海很少被视作一个会遭到袭击的地区。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一直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反对海外冒险及随之而来的奢侈品消费，认为这会危害帝国的安全、经济的稳定以及道德水准（与罗马的情形类似），尤其是在儒家士大夫受到皇帝器重时。儒家士大夫强调“孝”与“信”，主张建立高效的家长制政府，因此他们对商业的鄙视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他们的基本观点来自在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之后编纂而成的《论语》中的两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因从事贸易而不在父母身边，未能履行子女的义务是极其可耻的。
持这类儒家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大臣晁错等人。公元前2世纪70年代，晁错力劝汉文帝让他的子民专注于农耕，以及那些能够把人民束缚在土地和家庭范围内的活动。晁错认为商人犯有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奢侈和僭越等罪行。他认为“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鄙视“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的商人。
对商人的这种态度在中国并不罕见，人们猜测晁错也许会提出像提比略、老普林尼或时下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激进分子那样的理由，但这只是一种想象而不是现实。此外，在某种意义上，官方政策使中国无法与其边界以外的世界相互交流，中国人的活动主要是由国家命令而不是由文化偏好决定的。
孔子成长于约公元前6世纪中叶，当时，在今天中国的中部、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了许多诸侯国。关于中国北方和南方之间海上贸易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当时的齐国（位于今河北与山东）与南方的吴国和越国之间进行青铜、铁器和丝绸贸易。除了贸易，也有相当数量的海上作战。公元前549年至公元前476年间，发生了将近25次海战或两栖作战，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越国入侵吴国的战争，发生在公元前482年，导致了吴国的衰落。
公元前334年，越国被楚国（主要位于今湖北）灭亡。后来，楚国被短命但产生巨大影响的秦国吞并，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帝国——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
秦国最终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并于随后向南方扩张，拥有了一条漫长的海岸线，从朝鲜半岛中部直到越南北部。尽管如此，从官方记载来看，秦代航海活动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秦始皇（秦朝的第一位皇帝）曾先后两次派出船队访求神仙，术士们相信神仙居住在渤海中的一个岛上。正如尼阿库斯注意到亚历山大大帝从印度航行到波斯湾时感到惶惑一样，《史记·封禅书》中记载：“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
尽管他们宣称已经看见了仙岛，但因遇到逆风而无法到达目的地，最终只得返回。据说，第二次派出的多达数千人的船队到达了日本的九州岛。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可能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在秦汉时期（乃至其后的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主要发生在南海。
公元前3世纪时，南海的交通掌握在越族（又称百越）的手中。在汉人的眼中，这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占据了长江下游和越南北部之间的沿海地区。秦王朝之所以转向南方，是出于领土扩张和获取物产（尤其是外来的奢侈品与珍奇物品）的目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遣由50万名士兵组成的5支军队，攻占了今天福建、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沿海地区。尽管这支军队的规模十分惊人，但复杂的地形使其难以前行，常常遭到敌人的伏击，且补给严重不足。最终，依靠长5千米的灵渠的修建，这次远征才取得了成功。作为一条人工水渠，灵渠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与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一样，中国的运河被用于灌溉和运输，而最重要的功能则是防洪。然而，由于中国的主要河流的数量、规模和长度，运河的开凿和内河航运发挥了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的作用。
治理长江、黄河等河流已经成为整部中国历史中的一个主题，中国人开凿运河的技术是世界上最高明的。
长江和黄河都发源于海拔约6,100米的青藏高原上的昆仑山脉，长江的上游与湄公河并行，然后流向南边的云贵高原，之后再转向东北。在今天的重庆附近，长江流入峡谷，2006年三峡大坝竣工后，在洪水季节水库的高水位和低水位之间的落差能够达到60米。离开群山之后，长江在辽阔的冲积平原上蜿蜒前行，经南京到达上海，最终注入东海。黄河则在北方沿着一个长“S”形路线流动，在进入内蒙古的鄂尔多斯沙漠后向南折行。在秦王朝都城长安以东大约150千米的地方转向正东流经开封，并从那里转向东北，最终注入山东半岛和今天的天津之间的渤海。虽然黄河的长度不如长江，且有四分之一的河道会出现断流，但黄河下游的变化比长江更加难以预测。黄河下游长达700千米的河道大部分都高于周围的陆地，如同流经新奥尔良的密西西比河那样，这使洪水成为一个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从13世纪到19世纪，以及1930年至1947年间，黄河在决口之后形生了新的河道，注入山东半岛以南的黄海。自1947年以后，黄河口向东北移动了250英里，注入渤海。
在防洪和灌溉之外，运河也有航运的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运河连接了种植谷物和小米的黄河泛滥区平原和种植水稻的长江下游地区。这种具有灌溉和航运双重功能的运河，最早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通过提供可靠的粮食供应，并将其以税收的形式运送到首都，有助于维持帝国的稳定和统一。另外，运河也可用于输送军队，便于帝国的扩张，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秦王朝征服百越的战争。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
灵渠位于今广西，连接了向北流入长江的湘江和珠江的支流桂江，珠江在广州附近注入南海。
除了开凿灵渠，这位名为“䘵”的监御史还对桂江上游长约25千米的河道进行了改造，使经内河从广州航行到长安成为可能，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超过2,000千米。在公元前3世纪或其他任何时代，对于世界上的任何地区而言，“这种交通线都是非同寻常的”。
征服百越的战争持续了10年，持续的战斗和补给的匮乏令人几乎无法忍受，许多人“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
个人的牺牲不应该被忽视，这条运河考验着秦朝工程师的能力和远见，他们用最小的集体力量，建造了连接南北方的水运干道。宋代的周去非对这项工程作出了合理的评价，他写道：“尝观禄之遗迹，窃叹始皇之猜忍，其余威能罔水行舟，万世之下乃赖之。岂唯始皇，禄亦人杰矣，因名曰灵渠。”
依靠灵渠（在2,200年后的今天依然在使用），征服百越的战争变得更加容易，中国人当中包括了一个“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民族，到南方进行贸易，这是必不可少的。
此后，南方沿海省份依然是中国通向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主要出口。
楼船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文献中已经出现。这幅木刻版画
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而他的帝国存在的时间比他的寿命更短，但是秦朝的基本制度被汉朝继承。在秦末发生的农民起义中，汉王刘邦最终获胜并建立了汉朝，统治中国达4个世纪之久（公元前202—220）。
最初，汉朝占据的领土与秦朝大体相同（除了越族的土地），由叛变的将军赵佗建立的南越王国最终向汉朝称臣。在互利的协定下，汉朝的南部边疆获得了稳定，同时也能获得用来交换北方的铁器和丝绸的珍奇物品，如“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
在汉朝的统治之下，出售这些南方特产以及从更遥远的地方获得的其他物产的市场不断发展。
南方最重要的港口是广州（当时被称作“番禺”），“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合浦位于其西边，是北部湾的一个重要的珍珠养殖场。而南方最富有的地区是红河河畔的交趾郡和九真郡。通过征服九真郡，中国首次将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纳入势力范围之内。南越王国逐渐变成亲汉朝的政权，但是在公元前112年，年轻的国王和一些汉朝使节被杀。为了进行报复，汉武帝宣布全国大赦，“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
攻陷番禺之后，汉朝将南越的领土划分成南海郡与合浦郡（分别位于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的交趾郡、九真郡和日南郡，主要目的是维持南方的贸易，越南人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
公元前1世纪的文献中并没有记录交趾的贸易情况，但是后来的文献表明，早在汉武帝去世（公元前87年）之前，就已经有商人与东南亚和印度等地之间开始交流了。《汉书》中记载了参与贸易的国家、贸易路线及具体商品，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及与之进行交换的“黄金杂缯”。
从合浦或日南起程的船只沿着海岸航行，穿过流经今曼谷以南到马来半岛北部之间的昭披耶河（今湄南河）的河口。商人在那里登陆，经过“大约超过10天的徒步旅行”，穿过宽40千米的克拉地峡。当中国人到达孟加拉湾后，他们乘坐“当地蛮族的商船”到达“黄支”，一般认为这个地方就是泰米尔纳德的帕拉瓦王国的都城甘吉布勒姆。这样一次冒险可能总共花费了“7年的时间”，当然，这也证实了一个人在“遭遇风浪和溺水的危险”以及在途中遇到“蛮族”的抢劫和屠杀之后仍能幸存。文献中记载了在大约公元2年，即西汉和东汉政权更迭时期，汉朝使节携带一头活犀牛，花费了10个月的时间，从黄支途经皮宗返回日南郡。如果可以确定“皮宗”就是马来半岛南端附近的一个岛屿的话，那么返航所需的时间可以更短，因为商人们是斜穿过中国南海的，这是一条比沿海航行更为近捷的路线，但直到5世纪时这条航线才被其他文献所证实。
在1世纪30年代末，交趾因一对名叫徵侧和徵贰的姐妹领导的起义而衰落。
经过长达3年的镇压，越南被划分成许多个郡，由民事和军事长官管理。当越南人企图独立时，汉朝决定征服越南北部，这是为了保护南方的贸易，而不是出于对国土安全的关心。实际上，在徵氏姐妹起义失败后，交趾依然保持了一个世纪的平静，因为汉朝官员的腐败是慢性的。136年，爆发动荡的时机成熟了，当时越南中部的少数民族占婆族在日南煽动叛乱，并迅速波及交趾。汉朝由于国内问题无法将兵力转移到南方，便通过谈判让出叛军控制的土地。尽管如此，由于汉朝日益衰落，交趾基本未受损失，并最终成为许多中国北方居民的避难所，从而为当地和外来的商人提供了商机。
在汉朝统治时期，在贸易扩张过程中获利最大的国家是扶南。
它位于湄公河下游，即今天的越南东南部和柬埔寨一带，其繁盛期是2至6世纪。扶南的成功缘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这里是海洋季风的会合处，也是泰国湾与南海的交汇处，而且有着肥沃的耕地。商人们可以顺着季风自西向北航行到沃澳港，再从那里前往中国。湄公河三角洲的港口能够供这些商人停留好几个月，因为扶南出产的稻米等粮食除自给自足外还可供出口。由于不同风向的季风出现的时间不同，印度商人和中国商人很少同时出现在沃澳港。“扶南”的名称出自中国文献，但是这些文献中并没有指出，对这一地区影响最大的外来者来自南亚。有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位名叫柳叶的土著公主，率人袭击过往船只。船上的乘客击退了袭击者，她随后与其中一位名叫混填的印度婆罗门种姓的乘客结婚，并一起继承了扶南国的王位。无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扶南随后向西扩张，以保护和控制贸易。3世纪初，范蔓将军“袭击并征服了周边的邻国，将其变为藩国……他获得了‘扶南大王’的头衔”。之后，他“建造了很多船只，穿过浩渺的大海，袭击了包括都昆（位于马来半岛的一个小国）在内的十余个王国”。
在汉王朝的废墟上，中国进入了三国时代，吴主孙权在大约250年派遣使节朱应和康泰前往了解扶南及其贸易的情况。他们生动地记录了扶南人的文化。扶南人的裸露及纹身等习俗令他们感到不适应，但他们十分赞赏地写到扶南人的“城邑宫室”。扶南的官僚机构和经济充满生机，“贡赋以金银珠香，亦有书记府库，文字有类于胡（其文字来自印度）”，印度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吴国的两位使节还遇到了一位来自南亚次大陆某个王国的代表。康泰记录了通过印度的港口运来的来自大秦（罗马帝国）的货物，并描述了马来半岛与印度之间、印度与罗马帝国之间的贸易状况。据说，康泰在一部已亡佚的作品中，记录了一名中国商人途经东南亚到达印度的故事。
在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链上，扶南起到了一种枢纽作用，发现于扶南的各种各样的商品就能够证实这一点。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350多处与沃澳港相连的河畔与海滨的遗址，并在东南亚、中国、印度、波斯和地中海周围发掘出大量的手工制品。在最西边的遗址中出土了1枚钱币和2枚印章，上面刻有2世纪时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形象。在3世纪时由鱼豢撰写的《魏略·西戎传》中提到了“大秦”，可能是指罗马帝国或者其在亚洲的行省，其中列出了63种大秦的商品，包括黄金、白银、宝石、乳香、没药和芳香植物。
当时通往大秦的路线只有海路，人们尚不知道有陆上通道，这与当时西方文献中记载的通往东方的海上航线完全一致。而且，在泰国中部、越南和爪哇岛周边海域出土的文物表明，扶南吸收了外来的宗教、政治制度和手工业技术，刺激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尽管海上航线的距离更长，但其危险程度可能仍比不上穿过中亚的丝绸之路，它比丝绸之路更便捷，而且付出的关税也更少，因为船只经过的国家中很少拥有收税的权力。
在拜占庭帝国皇帝尤士丁和查士丁尼敦促阿克苏姆王国打破萨珊王朝对印度洋海上贸易的垄断之前的4个世纪中，中国人试图绕过帕提亚（安息）的中间商而与罗马进行直接贸易。公元97年至101年间，一位名叫甘英的使节穿过亚洲，到达波斯湾的卡拉克斯-斯帕西努港（汉语中称为“条支”），希望在红海的港口乘船前往罗马。帕提亚人可能察觉到了他的目的，并对他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
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甘英放弃了这一计划，帕提亚人的目的达到了。即便他完成了这次旅行，新的航线也不太可能极大地改变现存的贸易模式，因为由西方进行的类似尝试也没有取得多大成效。
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66年。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当时一些自称代表罗马皇帝的商人到达汉朝宫廷，这部官方史书详细说明了3世纪时3个主要的欧亚强国之间的关系：
与安息（帕提亚）、天竺（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马可·奥勒留）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事实上，这支罗马使团很可能是假的。象牙、犀角和玳瑁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东南亚常见的物产。正如史书的作者所说，商人们很有可能是用这些东西来冒充罗马帝国的物产，借以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已。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在当时被拆穿，即使是关于西方的荒诞谎言，也引起了中国官员的兴趣。
自1世纪起，汉王朝就开始与游牧民族匈奴进行交战。3世纪初，汉王朝灭亡，此后中国进入了长达370年之久，以连年的战争和短命的小王朝为特征的时期。汉王朝在其最后几十年中处于曹操的实际控制之下，曹操试图维持帝国的统一，但没有成功。决定性的事件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战争——赤壁之战。
208年12月，战斗在长江中游（今乌林附近）打响，曹操率领一支舰队及大约20万人的军队与孙权和刘备（分别是后来吴国和蜀汉的统治者）的联军作战并被击败。十几年后，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即由曹操的儿子创立的魏国，定都于黄河边上的洛阳；刘备的蜀汉王朝（265年为魏所灭），统治区域包括从长江上游到西南地区；位于中国东部的孙权的吴国，定都于长江下游的建康（今南京）。由于魏国和蜀汉阻碍吴国进入盛产良马的中亚地区，吴国遂转向海上贸易。吴国入侵交趾是为了确保在传统贸易中获得热带的物产，也是因为红河流域提供了进入云贵高原牧马草地的入口。
吴国的统治者试图与更远处的统治者进行贸易，并希望得到承认，以强化其正统地位。林邑（建立于192年，与交趾南疆接壤）、扶南和堂明（位于今柬埔寨）等王国都派出了使节。对中国海上贸易的发展产生更直接影响的一个事件，便是吴国推动了以前被排斥于汉文化主流之外的长江以南地区的汉化，这为5至6世纪时北方居民因战乱而被迫大规模涌入南方铺平了道路，这一过程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吴国的处境一直很不安全。到3世纪50年代，它几乎一直处于交战状态，抵御内陆的邻国。借助这一时机，在林邑和扶南两国国王的煽动下，交趾发动了叛乱。为了躲避交趾的骚乱，南海的商船开始绕过越南北部而直接航行到广州。尽管处在王朝政府的牢牢控制之下，但广州距离都城太过遥远，“唯贫窭不能自立者，求补长史，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
被委派到一个依靠异国物产的贸易且远离官场争斗的港口，其好处就是易于通过贪污获取巨额财富。到4世纪末，广州作为一个汇聚奇珍异宝，且商人们可以通过贿赂来完成其货物交易的地方而声名狼藉。最终，交趾的贸易恢复了，而广州作为中国最早的港口的历史便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
280年吴国的失败和晋朝统治的加强推动了南方贸易的繁荣，因为北方已多年无法购买南方的物产，买卖双方都在尽力利用这一机会。但是当3世纪南海的贸易开始扩张时，匈奴在304年至316年间夺取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晋王朝被迫把都城从洛阳迁到南京。异族统治者的到来导致了上百万北方居民的大逃亡，汉人第一次大规模迁徙到南方，同时带去了他们的文化和制度。
中国的对外贸易首次变为以海路为主导的。
这些新来者为了最高权力而互相争斗。在交趾，他们使土著居民与外国商人相互对抗。从短期来看，不稳定导致了大规模的死亡和官员腐败现象的蔓延。在广州，官员的贪婪与日俱增。4世纪初，交趾和日南的海关官员对进口货物按常规征收20%～30%的税。“至刺史姜壮时，使韩戢领日南太守，戢估较太半，又伐船调枹，声云征伐，由是诸国恚愤。”
后来出现了“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
的说法。
东晋时，朝廷已失去了对广州官员的实际控制。然而，腐败现象最大的受害者是林邑的商人，林邑在向晋王朝进行外交示好失败之后入侵交趾。70年之后，中国人开始把林邑人视作海盗，他们从事合法贸易的机会变得更小了。然而，他们在421年至446年间向刘宋王朝（东晋的继承者）派出了6个使团。据说，他们在445年献给刘宋王朝的贡品包括1万斤黄金、10万斤白银和30万斤铜。然而，刘宋王朝发动了一次残暴的军事行动，在此期间，库图克港口的林邑人遭到屠杀，都城宫殿和寺庙中无数的黄金也被掠夺。
中国南方及其周边的政治形势依然一片混乱，但相对而言仍是一段稳定甚至可谓繁荣的时期，这体现在海外贸易的发展上。4世纪时，晋王朝仅接待了3个来自南方的使团，且都是由林邑派出的。但是从421年到隋朝统一的589年这段时期内，有来自多个王国的64个贸易使团穿过东南亚到达中国。
在繁荣期长达3个世纪的唐朝，也将出现如此之多的贸易使团。然而自446年遭到劫掠后，林邑一直没有复兴，扶南也不可挽回地开始衰落。这些变化与中国的政策或官员腐败没有太多的关系，而是与东南亚长途贸易方向的改变有关，即放弃了马来半岛和扶南之间的海上航线，转向穿过马六甲海峡和越南南部之间的一条公海通道。
尽管可能早在1世纪初（甚至更早），就已经有一些船只通过这条航线穿过中国南海，但对于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而言却并不常见。第一位记录这条海上航线的人是法显，他是一名佛家弟子，曾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经历了一次漫长的旅行，并于413年至414年间经海路返回中国。他在自己的游记中记录了行程中的见闻，包括航行路线、航海方法、水手们在海上遇到的危险及旅行者的一些迷信行为等。法显的行程因为在东南亚的一个岛上停留了5个月而暂时中断，前后可分成两个阶段。他率领的2艘船载有200多人，但他并没有描述这些船只，只记录了他的船拖着一艘小船从斯里兰卡航行到耶婆提（可能是婆罗洲或者爪哇），以防在海上遇到事故。
在危急关头，能够得救的人仍然太少了，船员们似乎认为自己的安全比乘客更为重要。（在发生海难时，船员应该牺牲自己而挽救乘客，这种做法是晚近才出现的。）在遇到狂风时，商人们希望登上小船，但小船上的人担心会因人太多而沉没，便迅速砍断了连接2艘船的绳索。大船上的人开始丢弃财物以减轻船的重量，但法显还是保留了自己的书籍和宗教器物。我们不知道小船的命运如何，但是13天后，受损的大船到达了一个岛，可能位于孟加拉湾东面的安达曼群岛或尼科巴尔群岛。船员们在那里修好船只后继续航行。通常，船长通过观察太阳、月亮和星宿的变化情况来指挥航行，但是多云的天气迫使他沿着马来半岛沿岸航行，如此一来航行的速度变得更慢，遇到海盗的风险也更大。3个月之后，他们到达了一个名为“耶婆提”的国家，那里盛行异教和婆罗门教，而佛教信仰状况则很不理想。414年5月，在西南季风出现之际，法显登上一艘驶往广州的船。这段航程将要花费整整50天，但是1个月过后，他们遇到了持续7周的暴风雨。在此期间，船长常常因为天昏地暗而迷失方向，他们无法找到一片熟悉的海岸。船只被吹离正常的航道，可能穿过了台湾岛和菲律宾之间的吕宋海峡而进入菲律宾海，随后船长决定转向西北，最终在距离目的地以北1,300英里处的山东半岛登陆。
尽管法显带来的佛教在孟加拉湾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船上的耶婆提人指责他的宗教给他们造成了麻烦。他们称法显是一个灾星，导致他们陷入困境，并提出将法显抛弃在某个岛上，不应为了一个人而使所有人的生命遭受威胁。法显的一名同伴挺身而出，威胁要向皇帝告发这些诽谤者，法显才没有被抛弃。后来，法显在回忆他的同伴时，称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一位令人尊敬的虔诚的僧人。把麻烦归咎于法显的商人可能来自东南亚，因为法显只是零星地提到了一些中国商人，他们都回到了广州的家中。文献记载的缺乏，表明只有少数中国商人曾直接参与南海的贸易，而船主大多是马来人、印度人、占婆人和扶南人。若事实果真如此，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这种贸易太过危险，或者是因为这是一条相对较新的直接通往南海的航线，尽管法显的记述表明这条航线十分通畅。
马六甲海峡航线的开辟，可能与佛教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兴起相关，也与中国人与斯里兰卡和印度北部的佛教中心之间联系的日益增多有关。公元前1世纪时，佛教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在此后的300年中才逐渐在中国扎根。大约在同一时期，佛教徒也到达了交趾。3世纪时，商人和佛教徒开辟了一条海上通道，将佛教传入中国。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康僧会，他是一名粟特（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商人的儿子，取道印度和交趾到达中国，并成功地使东吴国君皈依佛教。
中国人对佛教的信奉导致远距离海上贸易的类型及其范围都发生了变化。商人在继续进行奢侈品贸易的同时，也开始销售新的宗教商品，如舍利子和香。学者和译经家沿着法显的路线航行。405年，斯里兰卡的僧人到达中国。
位于马来半岛东面、克拉地峡南面的盘盘，尤其以藏有宗教器物而闻名。与印度一样，在东南亚和东亚，佛教能够得到所有人的接受，而不仅仅是富人。这使商人拥有了一个更广泛的消费群体，他们将自己的钱财用于扩大经营。刘宋王朝的官方史书中描述了通往印度、波斯和拜占庭帝国的海上航线的作用，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又重峻参差，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殊，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在这种不断增长的东西方贸易中，贸易双方都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尽管南海航线的开辟使扶南等沿海国家遭受了损失，但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创造了新的机会。例如，干陁利国（位于马来半岛或苏门答腊岛）的国王希望能够“土地丰乐，商旅百倍”，并将与中国进行贸易。
隋文帝时期，佛教的传播得到了官方极大的推动。
隋文帝是隋朝（581—618）的开国皇帝，他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统一的益处不仅体现在军事方面，而且有利于文化凝聚和国内交流。隋文帝既注重实际，也十分虔诚，他利用佛教重新统一了分裂近4个世纪的中国。他修建寺庙，向寺院发放补贴，并通过布道来强化自己的正统地位。到6世纪末，佛教成为国家宗教生活的全部，尽管当时道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政府和许多大臣的支持。在促进精神文化复兴的同时，隋文帝也努力恢复国家的基础设施。584年，他命令宇文恺在长安督造了一座新都城，并改造了在700年的历史中一直连接着座落在变化无常、流浅沙深的渭河河畔的都城与黄河的运河，这条新的水道被称为“广通渠”。在这项工程进展的同时，隋文帝也在制定征服南方最后一个独立的王朝（陈朝）的计划。589年，隋文帝沿着长江发动了进攻，动用了在长江和汉水流域及山东半岛南面沿海地区建造的2支舰队。
而陈朝的舰队由有5层甲板的“黄龙”战船组成，每艘可搭载800名装备弩箭的水兵。隋军将领巧妙地避开在长江咽喉地区作战，而是发挥自身优势，从陆路越过陈朝的防线。
隋文帝的儿子和继承者隋炀帝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既精力充沛又十分残暴。儒士们批评他奢靡无度，建造了东都洛阳和大运河航运网络，为此强征了数百万名劳工。但不可否认，这确实有助于增强刚刚重新统一的国家的国内联系。
大运河北接今北京周边地区，南至杭州，将长安与之联系起来。其中北段最长，约1,350千米。南段原为汴水，在隋唐时期最为繁忙，从开封附近的黄河向东南到达淮河和大运河。大运河穿过长江，继续南下至扬州，然后再蜿蜒向南435千米到达杭州。
为了纪念洛阳与扬州之间这条水道的开辟，炀帝亲率一支由“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组成的船队，沿途雇用纤夫，一路驶往扬州，“舳舻相接，二百余里”。
事实证明，隋朝的君主是杰出的运河建造者，但并不是优秀的统治者。隋王朝存在了不到40年，但是在500多年后，当宋朝被迫迁都至杭州（被重新命名为临安）时，诗人兼政治家陆游写道：“朝廷所以能驻跸钱塘，以有此渠耳。汴与此渠，皆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岂亦有数邪！”
隋朝皇帝试图通过巩固对帝国疆域的控制，同时确定与中华文化圈边缘及以外的小国之间的关系，来重建汉朝时的宗主国地位。交趾和林邑都承认隋王朝的地位，并遣使觐见新皇帝。601年，交趾宣布独立。隋王朝立即作出反应，但并不是经由昔日辉煌的航线穿过广东和广西两省，而是经云贵高原到达红河下游，从西面袭击交趾。交趾不久便投降，隋王朝任命了一位行省官员，负责监督海运贸易。“其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
自607年起，隋王朝开始与更远的东南亚国家互派使节。然而，隋朝君主并没有从中获益，原因之一就是因在朝鲜半岛上的军事行动的失败而造成的沉重损失。
中国人与东北亚的民族之间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联系。虽然这一地区与中国的西部和南部之间只有间接的联系，但事实证明，中国的中原王朝起到的并不是一种缓冲的作用，而是一种过滤的作用，外来的思想和制度由此从欧亚大陆遥远的角落流入。日本群岛在大约30,000年以前开始有人居住，一些先民取道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到达北海道岛，当时更重要的一条水路是穿过朝鲜海峡到达九州岛和本州岛。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从公元前4世纪时就已经十分明显了，当时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兴趣日益增加。那时，北方的燕国（其都城位于今北京以南）入侵了古代的朝鲜（位于今平壤与汉城之间）。遭受袭击的难民向半岛南部迁徙，并越过了朝鲜海峡。这次迁徙似乎促进了日本从狩猎加采集的绳文时代向定居的、更为先进的弥生时代的转变。秦始皇派遣船队去九州岛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古老故事，可能会令人回忆起这次从朝鲜半岛向日本迁徙的事件。从这一点来看，弥生时代的文化似乎已经吸收了许多已在朝鲜出现的中国的生产技术，包括冶金术和水稻种植。与中国和朝鲜不同，日本本质上是从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的，同时吸收了公元前3世纪时传入的青铜冶炼技术和冶铁技术。
公元前2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卫满的燕国人夺取了朝鲜的王位，禁止朝鲜南部的弱小王国与中国进行贸易。公元前109年，汉王朝出兵征服了朝鲜，将朝鲜半岛划分为4个郡。最终，这些辖区演变为高句丽、百济和新罗3个王国。百济占据朝鲜半岛的西南部，充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媒介。新罗地处半岛的东南部，也与日本进行贸易。高句丽的中心地带横跨鸭绿江两岸，尽管靠近中国的中原王朝，但直到4世纪才开始效仿中国的制度、法律、文字和佛教。5世纪时，高句丽吞并了辽东半岛，成为朝鲜半岛上的强国，而新罗的实力则较弱。出于对高句丽扩张的担忧，百济从日本的大和国招募士兵，大和国在一个世纪之前兴起于本州岛的平原地区，可能处于百济的势力范围之内。
直到公元之初，中文文献中提到日本的次数仍屈指可数。但我们已经知道，公元前1世纪时，日本使节曾到达中国在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郡。公元57年，日本使节到达汉王朝的朝廷，汉朝皇帝赠送了一枚金印给“倭王”（当时日本被称作“倭奴国”）。到3世纪时，中国人已经了解了“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的倭人以及朝鲜半岛的民族和政治情况。
另一段更加离奇的记载，是日本人雇用严守戒律之人来航海，以确保平安：
当他们穿过大海来到中国时，总是选择不梳头发、不除掉身上的跳蚤、衣服沾满污垢、不吃肉且不近女色的男子。他们的行为举止像一位忏悔者，被称作“守戒之人”。如果能够幸运地顺利返航，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自己的奴隶和财富。如果有人生了病，或者发生了不幸，他们就马上杀死病人，并说他不遵守戒律。
人们会将发生在船上的灾难归咎于外国人，或者像法显或《圣经》中的约拿（Jonah）那样虔诚的妥协者，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用宗教理由寻找替罪羊来确保船只安全航行的做法，则显然是日本独有的传统。
中国与大和时代的日本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不算频繁，但是在人员、商品、文化和宗教方面也有一定的交流，并以朝鲜为媒介。朝鲜深受中国的影响，大和国与朝鲜王国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新罗使节在300年意外摧毁了一支日本船队，随后派遣造船工匠到大和国建造新的船只。
一个世纪之后，高句丽击败了入侵朝鲜半岛的大和军队。
日本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阻挠新罗消灭其盟友百济，顺便进行扩张。在百济的伽倻（今釜山附近）聚集了许多日本商人。中国拒绝了大和国王入侵高句丽的请求。512年，大和国把对伽倻的控制权让给了百济。
15年后，大和国以60,000人的兵力攻打新罗，尽管这次军事行动对百济而言是一种支持，但高句丽仍在不断向百济发起进攻。到6世纪末，高句丽成为中国北方邻国中最大的威胁。最终，隋文帝于598年发动了报复性的袭击。海陆并进的军事行动以高句丽表面上承认中国的地位而告终，但是到612年，隋炀帝又发动了对朝鲜半岛的第二次战争。
当时，隋王朝的300艘战舰从山东半岛起航并袭击了平壤。但由于朝鲜建立了海上的防御体系，远征最终失败了。尽管我们可以推断朝鲜已拥有船只，但文献中没有提到任何一次海战。隋炀帝不得不暂缓第四次远征的计划，由于他大兴土木，加上黄河下游的洪水等国内危机，中国正处于内战的边缘。616年，他把都城迁至扬州，并于2年后在那里被谋杀。尽管隋朝的寿命十分短暂，但它为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景象（并超越了亚洲的范围）奠定了基础。
对东亚造船业的详细研究，因考古文物和文献记载的缺乏而受到限制。发现于越南北部的东山的原木舟残骸，有着横向的隔舱和两侧凸起的船板，这些船板先通过阴阳榫连接在一起，再用绳索牢牢捆住，与在欧亚大陆西部发现的情况相类似。
在许多东山鼓上面，都雕刻着一支运载着弓箭手、持矛者和战鼓的划桨战舰的图案作为装饰。
据推测，击打战鼓有助于桨手们准确地发出信号或者在战斗中鼓舞士气（正如希腊的三桨座战船一样）。在这些画面中，鼓被安放在船只尾部，边舵舵手站在其前面。船体是新月形的，但没有弯曲的桁架支撑着相互可见的两端。在有些鼓面的图案中，桨手坐在甲板上，表明这种船只可能是竹筏。这种竹筏是通过蒸汽将竹子两端上翻、中间凹陷而制成的，正如在中国所做的那样。也有人认为这种船是一种原木舟。有些图案中的船只有着升高的甲板，上面有弓箭手，这一事实可以支持上述观点。
这些船只图案可以与印度尼西亚中南部的弗洛雷斯岛上的青铜船只模型相媲美，人们认为它大约于1世纪时在越南北部或中国南部铸造而成。
这件船模长56厘米，高19.5厘米，宽8.5厘米。3层甲板之上还有一层甲板，其功能尚不清楚。船首和船尾部分处于更高的位置，由4根直柱支撑着，而船中部的甲板更长，有8根直立的柱子。甲板下面有12名桨手，每侧各6名，以双脚前伸的姿势坐着。这艘船似乎也有龙骨，船首明显向前凸出。同时，东山船常常带有一个边舵，而弗洛雷斯船的操舵结构则没有留存下来，舵手（如果有的话）的图像下落不明。对这个古代船模的研究是十分复杂的，因为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器物，人们只有在仪式上才能接近和研究它，因此依然难以证实东南亚部分岛屿持久的航海传统。
在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弗洛雷斯岛上的多博部落发现的青铜船只模型（1世纪
后来的中国文献提供了一些关于外国船只的信息，包括从林邑、扶南或波西（一般认为位于马来半岛，也可能是波斯）到达中国的船只，以及在2个外国港口之间从事贸易的船只。康泰曾写到在西印度洋上航行的一艘装有7面帆的船，并描述了3世纪时扶南船只的特征：“为船八九丈，广裁六七尺，头尾似鱼。”
康泰并没有详细说明这艘船的作用，但是考虑到其极小的长宽比，它可能是在相对隐蔽的水域中用于某种仪式，而不是用于贸易或战争。在另一部3世纪时的文献《南州异物志》中，描述了一艘名为“昆仑舶”的船，可能与《红海环航记》中提到的“曾经航行到克利斯和恒河流域的巨大的‘科兰迪奥丰塔’”相吻合。
“昆仑”这一名称来自中国，也是东南亚一个未知国家的国名。据《南州异物志》记载，该民族将船称为“舶”，较大的船长度超过50米，高出水面4～5米，能够搭载600～700人和10,000蒲式耳货物（总重量约为250～1,000吨）。
这些船只携带4面用树叶编织成的纵帆，与中国和印度洋上的船只不同，这4面帆不是朝向前方，而是倾斜的，从而都能够被固定在同一个方向，利用风力航行。类似的船只构造，在7世纪时的阿旃陀船和《本生经》中描述的可以搭载700名乘客的船上也曾出现过。这种可调节的船帆装置可能与9世纪时雕刻在爪哇佛塔上的救援船只相类似，这些浮雕显示，这些方形帆在纵向安置时向前倾斜，当船只顺风航行时，帆便旋转而与船体中心线垂直。《南州异物志》中解释说，装有这种帆的船只比那些装有高帆和固定桅杆的船只更稳定，能够利用高气压保持船身稳定，而其他船只在遇到海上风暴时则只能被迫收起船帆。
东南亚的造船者用绳索系牢船只，但是他们缝合船体的方法与印度洋地区造船者的方法有所不同。造船者并不是直接在船板上凿孔，以便能够从船体外面看到缝隙，而是利用一种被称为“凸耳捆绑与船板缝合”的技术，制成更加完美的船体外表。
即从船体内表面沿对角线向船板边缘凿孔，通过这个孔将船板相互缝合起来，缝合痕迹只能在船体内部看到，如同埃及的胡夫船一样。船板的内表面有若干凸耳，在凸起处凿孔，以便绑紧整个船体。
造船者在船板边缘插入木销，防止船板之间松动，后来，人们在建造更大的船只时便完全放弃了缝合法。在整个东南亚及其北面的交趾、海南岛和广东等地，船板缝合法都十分常见。
就航海活动而言，与中国人相比，古代中国南部地区的越文化圈的居民与操南岛语的民族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中国船只在外型、动力和船舵装置等许多方面的设计方法上，与欧亚两洲其他任何一个海洋民族都明显不同。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出乎意料地抵制外来的影响，同时，他们的船只设计理念也很少被东北亚以外的地区所采纳。中国人和其他民族在远洋船只设计方法上的差别，可能要归因于淡水航行观念的影响。由于用途和环境各不相同，诸如在三峡的激流险滩中航行，或在平静的运河上航行与捕鱼，内河船只的设计也是多种多样的，正如在任何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海洋文化中所能发现的那样。同时，与“先造船壳”的传统造船法相似，将船板从边缘处进行连接，小心翼翼地把它们系在隔舱和船架上，这表明船架有所发展。在其他地方的传统造船方法中，船首和船尾逐渐变细，形成一个精巧的边缘；而中国船只则与此不同，其吃水线以下有一个相当尖的船首，而吃水线以上的船体通常做成方形，并以吃水线以下安装的1根水平横梁作为船尾。这要用到中心线或轴心上的船舵，这一设计现存最古老的证据是1世纪时的一件陶土河船模型，在1,000年之后才在其他地区得到应用。
然而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中国的远洋船只才在中心线上安装船舵。在敦煌石窟中的一幅5至6世纪的壁画中，展现了一艘安装边舵的中国帆船。现存最早的在中心线安装船舵的中国远洋船只的证据，发现于柬埔寨吴哥通王城巴戎寺的一块浮雕上，而印度洋和北欧最早的此类船只则出现于12世纪。
中国建造的两层或多层船板的船体，实际上是由薄片叠成的。
这使船体拥有了巨大的纵向支撑力，如果船只因碰撞或坠落而受损时，外层的船板也可以保护内部，或者在外面再铺上一层船板。船架和隔舱则加强了船体的横向支撑力。
尽管一般来说这些隔舱是不透水的，但船只显然不可能仅仅由于缺乏排水孔而形成大面积腐烂。13至14世纪的考古证据表明，除了最前面和最后面的隔舱，所有的隔舱都有排水孔，水可以在2个隔舱之间流动。万一船体出现破损，这些隔舱可以防止大量的水涌入船体的某个部位，从而保护其余的货物，并降低沉没的风险。隔舱的使用中也有着创新的设计。通常，为在长江上游湍流中航行而建造的河船，会有一些防止漏水的隔舱，位于主要防水隔舱的前面。
在这些隔舱内，船体被刺穿，留下许多小孔，当船首降到水面以下时，使船只能够迅速排水，船只的可控性由此大大加强。而这降低了船体的耐水性，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下，水流速度能够达到13节，船员必须保持更快的船速，以便让舵手掌握好方向。渔船在隔舱之间也会采用一些防止漏水的隔舱，同时保证鱼被送到市场上时仍是活的。直到18世纪，在英国才出现类似的做法。
内河船只依靠船桨、撑篙、拉纤和帆等动力前行。尽管船桨十分常见，但中国船只是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的靠桨划行的单层甲板帆船所无法相比的。与西方一样，中国船只的桨手不是面朝后的，而是面向前方站立。船桨移动的目的是为了在水中获得更大的动力，以便桨手能够“以最小的力量获得平均速度”来推动船只航行。
通常在船的一侧，相对的桨叶伸入另一侧的水中，桨叶的倾斜角度达到60度。除了带有垂直于船体的轴的船桨，更大的帆船和舢板依靠橹驱动。橹是一种略呈弧形的桨，长度通常达到船体的一半甚至更长，依靠安装于船尾（或船首，但比较少见）的一个支点保持平衡。
橹的前部用一根系索系到甲板上，通过同时推动系索和橹柄，使橹叶沿着轴与船体平行移动。更大的橹可能需要多达6名男子来操作，其中4人操持橹柄，2人手持系索。
拉纤是中国内河航道上船只航行的常用方法。
拉纤可以使用畜力，但是在长江上游的航道上，被雇用的纤夫（载重120吨的船需要多达80人）如同牲畜一样辛苦地劳动着。在三峡地区，一艘船需要的纤夫多达250名。一些20世纪初的照片说明了这种劳动的残酷，纤夫必须逆着汹涌的激流，拖着这些庞大的船只前行。在泥泞的岸边，弯着腰的纤夫被套上纤绳，他们右手抓着身后的纤绳，同时用左手扶着地面以保持身体平衡。在没有河岸的峡谷中，过道又低又窄，纤夫在岩石的缝隙中无法站立。整支队伍努力向前挣扎，经常有纤夫因滑倒或船员操作不当而丧命。
一群纤夫拖着一艘河船沿长江堤坝前行。我们
早在公元前一千纪末，中国便有了帆船，但由于桥梁较多，在用铰链连接的桅杆（被称作“桅座”，非常便于升降）出现之前，帆船并没有在内陆水域中得到广泛应用。最早的帆是正方形的，但是到2至3世纪时，平衡斜桁四角帆开始普遍应用于河船上，这是一种方形纵帆，安装在帆的下桁和上桁之间，前缘在船桅之前。帆的主要原材料是用竹子编织成的衬垫，或者用竹条绷紧的芦苇。
这些材料使帆能够保持平衡，因此这种船只比其他类型的船只更适于顺风航行，收帆也更容易，船员可以攀登桅杆。由于平底帆船的帆被分割成更小的几个部分，因此每一部分比整片没有压条的帆所承受的压力更小，船帆便可以用更脆弱的原材料制成。我们尚不清楚平底帆船最早是什么时候下海航行的，不过敦煌壁画中已经出现了带有单横帆的平底帆船。
除了应用于和平年代的贸易及运输，河船也应用于战争。在秦始皇征服百越和一个世纪之后汉武帝攻打交趾的战争中，都以楼船作为战船。根据东山鼓和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青铜器上的船只图像，这些战船有着长20～25米的甲板，依靠站立在甲板下方面朝前方的桨手划桨前进。在甲板上和塔楼内，用短剑、战斧和弓箭武装起来的弓箭手和士兵负责与敌人战斗。对付敌船的主要武器是安装在几个支点上的长15米的船梁，这种设计和罗马的“乌鸦”战船相似，但其目的只是击碎敌船，而不是登上敌船。
中国甘肃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长的船只，这里距离大海约
我们尚不确定，这种武器是否被应用于攻打交趾和朝鲜半岛的战争，当时的舰队中可能只包括武装起来的运输船。我们无法知道，它们是否会遇到专门为战斗而设计的舰队，因为当新罗王国在6世纪时建立“船府署”来管理民用和军事航运时，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发现的船只残骸和相关资料十分有限。
根据《日本书纪》（编纂于8世纪，其中可能包含一些反映作者经历的时代错乱的事件）的记载，将造船业引入日本的神指定用日本雪松和樟木建造船只。
由于崎岖不平的地形和可资利用的海岸线，日本人十分需要水上运输工具，但是在早期，统治者可能只会发展贸易船队或用于战争的舰队。据传说，崇神天皇（3或4世纪）主张统治区域内的所有沿海省份都应该建造船只，300年时被新罗使节意外烧毁的船只，据说是沿海省份为了交换盐而作为贡品献给君王的。在另外一段记载中，提到了一艘船“被登记为一艘帝国的船只”。我们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船有多大，以及它们是如何制造的。《日本书纪》中提到了一艘用一棵大树制造的船，可能是某种原木独木舟，此外还记载了一艘长30米的设计更为复杂的船。这些仅仅是关于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航海文化的蛛丝马迹，远远没有形成清晰可辨的图景。
起源于内陆的中华民族并没有以航海为导向，但是河流与运河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疆域扩张及国内稳定，同时，积累的财富使精英阶层可以进口外来物产（主要来自东南亚）。儒家士大夫极其憎恶随这些贸易而来的外来思想，但是佛教的兴起及此后对宗教书籍、雕塑和其他宗教物品的需求，刺激了中国与东南亚、朝鲜半岛和日本进行贸易，日本的佛教便是经中国传入的。最初，中国、东南亚和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航线需要绕过一系列沿海和环岛的水道，但是当5世纪的水手开始经马六甲海峡穿过南海前往越南时，他们便开创了在下一个千年中举世闻名的最长的海上航线。这确保了长途贸易的飞速增长，进而促进了伊斯兰哈里发国家在最初几个世纪中的繁荣和中国唐朝盛世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