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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拥有共同的历史、语言和宗教，但希腊各城邦之间经常发生摩擦，无法保持长久的和平。长达2个世纪且几乎没有间断的战争状态，已经令其筋疲力尽。随着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骤然崛起，希腊心脏地带的势力衰落了。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23年英年早逝，地中海东部遂落入实力强大的军阀手中，他们在波斯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国家。同时，在地中海中部沿海地区，以海洋为导向的国家正在使权力的天平远离地中海东部。腓尼基人的迦太基殖民地控制了地中海西部的大部分贸易，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既相互提防，也提防着迦太基和新兴的罗马共和国。到公元前5世纪末，作为拉丁同盟中主要城市的罗马开始崛起，但是直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公元前241）时，罗马人才开始在海上活动。在之后的5个世纪中，罗马的成长和繁荣与其对地中海航线的控制密切相关。
如果没有那些在海上进行战争和贸易的公民，罗马共和国是不可能崛起的。如果罗马人忽视航海，那么他们最多只是意大利半岛上的邻国的威胁而已。由于他们使自己的军事能力适用于海上战争，才变得不可战胜。通过增强自身及其同盟的海上力量，罗马人将自己的统治扩展到伊奥尼亚。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国正式被罗马吞并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罗马人对这些国家的对外事务都拥有发言权。他们能够自由调动自己的军队，能够从西西里岛和非洲富裕的粮仓中获取粮食。到公元之初，罗马成为一个拥有地中海和黑海的大帝国。之后的几个世纪被称作“罗马和平”（Pax Romana），不过也许称之为“地中海和平”（Pax Mediterraneana）会更准确一些，因为罗马人将地中海称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他们是这一地区不容置疑的主人。
公元前371年，底比斯对斯巴达的胜利预示着希腊的政治权力中心从南部转移到北部。12年后，腓力二世（Philip II）成为马其顿国王，而同时代的希腊人则视之为野蛮人。公元前357年，他突然占领了安菲波利斯港，借机发动了一场与雅典之间持续10年之久的战争。在拿下拜占庭并击败雅典和底比斯之后，腓力二世成立了科林斯同盟，并向希腊人保证会同波斯人作战。但他在这次远征开始之前被暗杀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7年继承了王位。在12年的征战中，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带着希腊的军队和文化，穿过广阔的西南亚一直到达印度河流域。在他的战略中，充分体现出他对海军的使用及其局限的把握。尽管波斯人的战舰数量是他的3倍，不过亚历山大占领了伊奥尼亚周围的港口，使之无法在爱琴海上威胁他的后方。他预测自己将“战胜从干旱地区驶来的战舰”，果然，当160艘战舰封锁米利都海港的时候，他从陆上占领了米利都。
亚历山大继续向东进军，在伊苏斯战役中击败了大流士三世，之后向南前往埃及，在途中包围了提尔达6个月之久。亚历山大在埃及并没有遇到太多抵抗，他在孟斐斯登上王位，自称法老。之后，亚历山大向下游航行进入尼罗河以西的一条支流，并“一直驶到河岸”。“后来，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亚历山大港便出现在那里，他认为这个位置十分适合建造一座城市，并将繁荣昌盛。”
亚历山大港的建设可以说是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最为有益且最为持久的功绩。
亚历山大港由工程师狄诺克莱特（Deinocrates）设计，坐落在由法罗斯岛包围的一处海湾，通过一面人造防波堤与法罗斯岛相连接，并创造出一个双体港口。东面是古代的罗马大港口留下的停泊处，主要用于海外航运。西面是更大但位置暴露的尤诺斯托斯（Eunostos，字面意思是“丰收”，是谷物磨坊之神），这是从内陆运送货物（主要是谷物）的一个主要出口，通过一条从马雷奥梯斯湖通向南面的运河可以到达亚历山大港。公元前280年，工程师索斯特拉特（Sostratus）设计了一座高达140米的灯塔，以法罗斯岛命名，据说能够照到35英里以外的地方。法罗斯灯塔被认为是古代世界的一大奇迹。除了作为一个主要的港口，亚历山大港还是埃及的首都以及学术中心，也是古代最大的图书馆的所在地。公元前31年罗马将埃及吞并后，由于政府支持的谷物贸易在此进行，这里继续保持繁荣，一直持续到7世纪。尽管这里众多的古老建筑已经被淹没或被摧毁，但亚历山大港依然是地中海地区一个重要的海港，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海洋战略的持久见证。
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亚历山大随后的军事行动一直在陆地上进行，直到他到达了印度河。他在那里建立了一支舰队，运输军队到印度洋，命令部分军队经海路返回波斯湾，并亲自率领一小部分军队经陆路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当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在巴比伦去世时，年仅32岁的他并没有指定王位继承人。各个权力中心由亚历山大手下的将军们及其后代进行统治，直到公元前3世纪初，这些权力中心的统治者才大体确定下来。其中主要的权力中心有3个：一是埃及，由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4—公元前30）统治；二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由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04—公元前64）统治；三是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由安提柯王朝（公元前279—公元前168）统治。
据记载，亚历山大在临死之时，正在考虑在地中海发动一次对迦太基的军事行动。考虑到其相对有限的海上作战经验（完全不同于他所掌握的基本战略），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场海战的结果。在他死后，一支马其顿舰队在基克拉迪群岛中的阿莫尔戈斯岛镇压了企图推翻马其顿统治的雅典人。这一战标志着雅典人权力的结束，如同250年前萨拉米斯战役标志着它的开始一样。然而，亚历山大不但会遇到迦太基人激烈的抵抗——当时迦太基的权力和影响达到了顶峰，也会遇到大希腊和西西里岛的希腊人的抵抗。后者在之前一个世纪与波斯的战争中没有发挥主要作用，他们的缺席引起了雅典人和其他人的注意。当地米斯托克利主张雅典应建立一支拥有200艘战舰的海军时，叙拉古的西西里城邦的僭主格隆（Gelon）已经拥有了一支舰队。
当一名来自大陆的使者向他请求帮助时，他提出的条件是由自己全权指挥希腊军队。他可能是想通过提出这个不现实的条件来确保自己会被拒绝，进而得以摆脱困境，集中精力对付可能来自迦太基的威胁，迦太基当时正试图在西西里岛扩大其政治势力。
制造于约公元前675年的阿里斯托诺托斯双
公元前7世纪亚述对腓尼基的入侵，使迦太基人可以自由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公元前535年，在科西嘉岛的阿拉利亚战役中，迦太基击败了希腊人的殖民地马西利亚的一支舰队。之后，迦太基人及其同盟伊特鲁里亚人使希腊船只无法进入地中海西部。自公元前9世纪末以来，伊特鲁里亚人一直是意大利中部一支颇具实力的力量，其势力范围大约在阿拉利亚战役时期达到了顶峰，包括经过意大利半岛，从第勒尼安海（名称来自希腊语中对伊特鲁里亚人的称呼）直到亚得里亚海（名称来自伊特鲁里亚的亚得里亚城）的广大区域。大量的船只模型、雕刻及图像证实了他们曾经驾船航行，证实了他们的城镇靠近地中海，证实了腓尼基人、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影响到了伊特鲁里亚的文化，也证实了伊特鲁里亚的政治势力曾经到达撒丁岛、科西嘉岛和地中海西部的其他岛屿。伊特鲁里亚的造船者是最早在船上装配2根桅杆的人，描绘这种船只的最早的图像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50年代，发现于一处墓葬的墙壁上，位于第勒尼安海沿岸的奇维塔韦基亚附近的塔尔奎尼亚。
他们也使用撞角，关于撞角的最早记录（与图像资料不同）出现在希罗多德对阿拉利亚战役的记载中。
公元前5世纪是意大利和西西里发生剧变的时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伊特鲁里亚的衰落。公元前510年，他们第一次败于罗马人之手；公元前474年，一支库米与叙拉古的联合舰队在库米海战中击败了他们，当时他们依然被视为“地中海的主人”。
在此前的格隆统治时期，叙拉古人进入了一个迅速扩张的时期。当其他西西里城市寻求帮助时，迦太基人派出了200艘船和20万名船员、步兵和骑兵，他们来自北非、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由迦太基国王哈米尔卡（Hamilcar）指挥”。
在公元前480年，即薛西斯入侵希腊的那一年，哈米尔卡驶向西西里岛，但在喜梅拉河便被格隆击败。
尽管如此，迦太基人仍继续向西西里岛扩张其政治势力，而叙拉古人依然拒不屈服，尤其是在僭主狄奥尼修一世（Dionysius I）统治时期（公元前405—公元前367）。作为古代西西里最有野心、最多才多艺和最为长寿的统治者之一，他阻止了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岛的前进步伐，将自己的统治扩张到意大利南部地区。
狄奥尼修一世被认为是最早试验多桨座战船（polyreme）的人，这种桨帆船的每支桨都配有不止1名桨手。
多桨座战船按照每层桨手的数量命名，关于其人员配备情况，我们所知道的信息比三桨座战船还要少。桨帆船可能拥有不超过3排桨，多桨座战船则可能只有1排或2排桨。后来欧洲人的航海实践表明，每支桨的桨手最多为8人，因此最大的多桨座战船可能被命名为“二十四人”战船。四桨座战船（拉丁语中称为quadrireme，希腊语中则称为tetrereis）可能分别有一排下层桨手、一排中层桨手和两排上层桨手，而五桨座战船（拉丁语中称为quinquereme，希腊语中则称为pentereis）可能在其中一层每支桨配有3名桨手，在另一层则每支桨配有2名桨手。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迈利战役中，迦太基指挥官的旗舰是一艘“每支桨配有7名桨手的单层甲板帆船”，因此被称为“七人”战船。
亚里士多德认为是迦太基人发明了四桨座战船，而狄奥尼修一世则被认为是五桨座战船的发明者。
不论多桨座战船是否出自叙拉古或迦太基的造船者之手，都是来自地中海中部的一项发明。
我们尚不清楚多桨座战船最初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但更宽的船体所具有的稳定性必然是一个优势。更大的船只能够安装投石机—— 一种大范围在船上安装的最古老的大炮，亚历山大在包围提尔期间便曾使用过船载的投石机，但是直到安提柯国王“攻城者”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 the Besieger）制造出“超级桨帆船”，才真正进入了海上投石机的时代。投石机是十分专业化的装备，在比雷埃夫斯一个公元前4世纪的海军仓库的存货清单上便列有投石机。更富有创造性的战略家建议投掷一罐罐的毒蛇和蝎子等能够杀伤敌人的活物，同时，人们也在不断寻求火器的改进方法。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撞角仍是海战中的一种重要武器，但是强行登上敌船依然是首选的战术。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人的五桨座战船能够搭载300名桨手和120名水兵。
多桨座战船的发展导致船只的尺寸越来越大。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控制由马其顿、奇里乞亚、塞浦路斯和黎巴嫩供给的木材。
因为获得木材对于维持海上贸易的造船业而言是必需的，对于建设一支海军以保护贸易免受竞争对手的攻击也是十分必要的，希腊化时代的海上争斗十分依赖这一资源。对于木材的欲望也因为制造更大的船只而受到进一步的刺激，拥有大量双体船的黎凡特人也不例外。公元前3世纪中叶，“爱姊者”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 Philadelphus）的埃及舰队号称有2艘“三十人”战船，他的孙子“爱父者”托勒密四世（Ptolemy IV Philopator）的舰队中则有1艘“四十人”战船。
历史学家阿特纳奥斯（Athenaeus）记录了后者的尺寸数据：宽15米，长122米，可容纳4,000名桨手、2,850名水兵、400名官员和其他人员。理论上，最大的桨帆船也不会超过“二十四人”的规模，即有3列桨，每支桨配有8名桨手。托勒密四世的“四十人”战船应由2组“二十人”桨手构成，即每一个纵列都有20名桨手，将上、中、下3列加以合并，通过横跨2个船体的升高的甲板容纳水兵和其他人员。唯一留下名称的双体桨帆船（catamaran）是“攻城者”德米特里乌斯的“里奥托夫罗斯号”（
Leontophoros
），可搭载1,600名桨手，分为2组“八人”桨手。
尺寸更大的船只有着明显的战术优势，德米特里乌斯的船“在速度和效率方面拥有明显优势”。然而，建造这些船只的目的是为了赞美统治者的权力，而不是出于其他任何实际的目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指出，托勒密四世的“四十人”战船“仅仅是为了炫耀，与那些地面上的建筑相似，它摇摇晃晃地艰难移动着，仅仅是为了展示外观，而不是为了使用”。
这种展示用战船反映了希腊化时代海军及海上强国重要性的提升，但这并不仅限于战船。阿特纳奥斯在其作品中描述了“叙拉古号”（
Syracusia
），这是一艘巨大的用于运输谷物的三桅船，由工程师、数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为叙拉古的僭主希耶罗二世（Hiero II）建造。造船所需的松木和冷杉木从埃特纳山和意大利南部的森林中获取，绳索从西班牙获取，填塞船缝的纤维植物和树脂从法国的罗讷河河谷获取。船体用重达7千克的铜钉固定，船板被涂有焦油并铺上铅片的织物覆盖，这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接合方式。
与20世纪最大的跨大西洋的豪华游轮相似，中层甲板上为142位头等舱乘客提供了豪华的客舱，“客舱中的地板全部以彩色马赛克图案进行装饰，图案内容表现的是《伊利亚特》中的故事情节”。
另外，船上也为“船底观光者”（即统舱乘客）提供了住处。下层甲板用于装载货物。头等舱乘客可以使用图书馆和健身房，在花圃成行的走廊中散步，也可以在供奉有阿芙罗狄蒂（Aphrodite）神像的小教堂中做礼拜，还可以沐浴。此外，船上还载有20匹马，被关在畜栏当中。船上可以供应充足的淡水，并有储存的海鱼以供烹饪。船上载有400名水兵，能够从3根桅杆的青铜顶端或从升高的甲板上向敌船发动进攻，在升高的甲板上可以使用阿基米德设计的投石机进行攻击。船员的人数尚不清楚，不过阿特纳奥斯记载道：“虽然舱底极深，但是仅有一人使用阿基米德发明的螺旋泵向外排水。”尽管我们尚不清楚其尺寸，但是在该船前往亚历山大港的处女航中，所载货物包括60,000个计量单位的谷物、10,000罐咸鱼、20,000塔兰特的羊毛制品以及20,000塔兰特的其他货物，总重量约1,900吨（不包括船只的补给）。对于大多数港口而言，这艘船是过于巨大的。希耶罗二世决定以亚历山大港为他的船命名，并决定将“亚历山大港号”（
Alexandria
）送给他的盟友托勒密三世（Ptolemy III）。
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与西边的强国叙拉古结盟，以防备自己的主要对手——安提柯王朝和塞琉古王朝。希腊化时代第一场重要海战是公元前306年发生在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战役。为了帮助自己的父亲安提柯（Antigonus）成为亚历山大唯一的继承人，“攻城者”德米特里乌斯派出100多艘战舰与托勒密一世（Ptolemy I）的一支更加庞大的舰队交战。尽管对方的战舰数量更多，但据说德米特里乌斯在包围罗德岛之前成功俘获了40艘战舰和100艘运输船。港口被围困了1年之久，部分是由于罗德岛上的居民有能力冲破封锁线从亚历山大港获取谷物。通过随后签署的一项条约，罗德岛以永远不发动对托勒密王朝的战争作为条件，与安提柯王朝结盟。为了庆祝解围，罗德岛居民建立了一座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的巨大雕像。作为古代世界的一大奇迹，罗德岛的巨像一直矗立在港口，直到公元前227年（或公元前226年）该城毁于地震。作为最诚实的商业经纪人，罗德岛居民能够“妥善地处理这次事故”，“这场灾难对他们而言不是一种损失，而是进行改进的一个动机”。
从地中海四周送来的礼物包括：银、投石机、免征叙拉古的关税、可建造20艘船的木材、用于重修罗德岛巨像的青铜、450名石匠和建筑者的贷款、产自埃及的超过30,000吨的谷物，以及来自希腊化时代其他国家的大量物品。
罗德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它位于爱琴海西南部，距离安纳托利亚西南角约10英里。在该岛的北端，罗德城拥有5座海港，遍布着船坞、泊船处及供商人使用的设施。罗德岛居民和一系列与之竞争的国家建立起盟友关系，其中最早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安提柯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之间起到平衡的作用，他们也运用外交手段和海军力量在爱琴海及其周边的弱小国家中获得了霸主地位。他们也发展了一些规则，并为后来罗马的海商法和拜占庭帝国的《罗德海商法》（
Rhodian Sea
Law
）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尽管他们自己的法律的实际内容只能通过后来的文献进行推测。罗德岛居民也反对海盗和那些试图禁止贸易的人，他们被视为“不仅是他们自身自由的永久保护者，而且也是希腊其他地区的保护者”。
雅典人禁止其盟友向提洛同盟交纳货币以外的贡品，并限制对手的发展，而罗德岛居民则不同，他们向盟友提供船只和船员，并以各个岛屿和海港为基础划分为小型船队。罗德岛居民以此组成反海盗的巡逻队，其重要性便体现在各种更小的巡逻船队的发展上。应用最广泛的船只可能是“特里厄米奥利亚”（triemiolia），与三桨座战船相类似，但是其桨手仅有120名而非170名。
这些船类似于今天的沿海护卫舰，可以打击海盗船和走私船，但是无法对付成熟的战舰。
当时的商人能够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经由公海航道航行到埃及，或者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航行到克里米亚半岛。但在小岛遍布的爱琴海、意大利和希腊之间的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以及通往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繁忙的运输线上，海盗活动十分猖獗。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黑海贸易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必需品”和奢侈品：“大量的日用品和最好的牲畜与奴隶从位于本都国（位于安纳托利亚北部）周围的国家运来，这些国家提供给我们的奢侈品还有大量的蜂蜜、蜡和防腐鱼，而他们则获取我们的橄榄油和各种各样的葡萄酒等奢侈品。至于谷物，双方互有交换。”
这个宝库的钥匙由拜占庭人掌管，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Polybius）称他们“向其他人提供伟大的服务”，“当他们受到野蛮人的威胁时，理应得到广泛的支持”。然而在公元前220年，拜占庭人开始对经过海峡的所有船只征收通行费——可能是为打击海盗提供资金，后来，一个国家同盟请求罗德岛帮忙废除这一规定。
罗德岛居民使用的是灵活而多样的外交手段，战争只是迫不得已才会采用的最后方法。
巧合的是，已发掘的当时保存最完好的一艘古代地中海商船，可能正是遭到海盗抢劫的受害者。这艘发现于塞浦路斯北部的凯里尼亚的公元前4世纪的船只，船体的大部分是用地中海白松制成的，吃水线以下用铅包裹。在长14米的船体中有20吨货物，包括大约400个双耳细颈椭圆土罐（大多产自罗德岛）和10,000棵杏树。产自罗德岛西北的一个岛屿上的29担火山岩被用作压舱物。个人物品包括大量的陶盘、陶碗和陶杯，及4名船员所使用的木制汤匙。这些被发现的东西表明，水手们的日常生活除了依靠捕鱼，还有橄榄油、阿月浑子果实、杏仁、榛子、小扁豆、大蒜、香草和无花果可供食用。绘有安提柯和德米特里乌斯图案的铜币，表明船难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不过在那时，这已是一艘经过多次修理的旧船。证明该船曾遭到海盗袭击的证据，是在发掘地点发现的8个铁制矛头，其中有一些已嵌入了船板的外层。1986年，人们按照1 ： 1的比例复制了一艘单桅船，“凯里尼亚II号”（ Kyrenia II ）以接近3节的航速从比雷埃夫斯驶到400多英里外的塞浦路斯。在另一次长达24小时的航程中，其平均速度接近6节。尽管十分适合进行贸易，但这样的航速很容易遭到海盗的袭击。
海盗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海上进行抢劫，而且充当外国统治者的雇佣兵，这使得罗德岛打击海盗的行为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在公元前3世纪末，克里特岛是由马其顿的腓力五世（Philip V）领导的松散城市同盟的召集地。因此，四处抓捕商人的克里特人可能受雇于腓力五世，所以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海盗。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3年间爆发了克里特战争，在此期间，罗德岛居民面对着来自至少6座城市的大量海盗，他们成功地使其中一些海盗宣布中立，并进而组成正式的同盟。当时，合法的海上贸易对于某些城邦和王国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不再只是一种光荣的谋生手段，正如修昔底德所说，那是荷马时代的情形。对于冒险在海上进行贸易的所有人来说，一切海盗活动都是他们需要密切注意的。尽管如此，如果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记录是可信的，那么关于海盗与被承认的统治者之间有何区别的问题便已经广为流传。“这是一名在被抓捕后送到亚历山大大帝那里的海盗的反驳。国王问这名男子，‘你出没于海上的意图是什么？’海盗极其傲慢地回答道，‘与你在这世界上出没的意图一样！只是因为我驾着自己的船只，所以我被称为海盗，而你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所以你被称为国王。’”
到克里特战争时，海上活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地中海西部，罗马在那里占据优势地位。罗马人对海上事务的关注相对较晚，尽管古罗马思想家对远洋航行表面上持厌恶的态度，但海上探险在创建和维持帝国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罗马共和国和后奥古斯都两个阶段中，古罗马的政治家和将军们都清楚地意识到远洋航行和海上探险的重要性。罗马人是居住在伊特鲁里亚南部的拉丁平原上的众多部落中的一支，其优势在于其地理位置靠近台伯河上一个重要的渡口。罗马靠近大海，并处于意大利半岛的中心位置，有着7座小山丘的保护。在大约公元前510年，罗马人推翻了伊特鲁里亚末代国王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国。尽管曾出现偶尔的挫折，但到公元前4世纪末，罗马已经是拉丁联盟中的主要城市了。到公元前3世纪80年代，罗马人控制了伊特鲁里亚、翁布里亚和坎帕尼亚，正在把目光投向意大利半岛的更远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表现出对航海事业毫无兴趣，反映在其与迦太基之间的长期关系上，而后者是地中海西部的海上强国。
尽管后来的宣传有意地强调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宿怨，尤其是维吉尔（Virgil）关于狄多（腓尼基人称之为艾莉莎）与埃涅阿斯（Aeneas）之间关系及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关系的叙述，但二者之间并不是一直怀有敌意的。虽然早期罗马人生活的地方距离台伯河河口只有15千米，但他们几乎完全无视海洋，很容易与迦太基人建立起友好的关系。早在公元前509年（或公元前508年），他们就签定了条约，不允许罗马人及其盟友航行进入迦太基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就是禁止贸易；而迦太基在西西里岛拥有霸主地位，不得在拉丁意大利建造要塞。后来，公元前348年的条约禁止罗马商人在地中海西部进行贸易，并保护在罗马人控制下的沿海城市免受迦太基人的骚扰。（尽管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很少有关于罗马海上贸易的证据，而关于罗马海上船只的证据则完全没有。）
对于来自海上的袭击者，无论是敌国还是海盗，罗马人首选的防卫方法是建立海上殖民地，共有10处，包括奥斯蒂亚与安提翁（今安齐奥），其他的则位于伊特鲁里亚海、塞纳加利亚（今塞尼加利亚）以及亚得里亚海北部的安科纳。奥斯蒂亚建立的时间尚不确定，而安提翁是在公元前338年被占领后才成为殖民地的，当时罗马人接收了其部分战舰。“其余的则被烧毁，人们决定用这些被毁战舰的舰首或撞角来装饰安放在集会场所中的讲台，这个神圣的地方被命名为“罗斯特拉”（Rostra，原意为“鸟嘴”）。”
（“rostrum”一词是指演讲者的讲台，源自演讲者站在纪念物旁边向听众发表演说的传统。）海上殖民地是只有300户家庭的小型殖民地。对男人们而言，成为一名殖民者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免于在军团中服兵役。而他们需要摧毁来到海滨的任何船只，并阻挡在沿海行军的任何敌人。尽管这些殖民地被称为“海上殖民地”（coloniae maritimae），但这并不代表殖民者必然会造船或进行航海活动；他们贡献自己的才能，大体上类似于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民兵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军队。
正式的罗马公民的生活环境被认为是“更危险且不太自由的”，他们远离首都中的公民生活。
总体而言，他们的状况可能并不比那些在罗马军团中服役的人更好。
罗马并不依靠海军而是依靠海上殖民地，但并没有获得成功。在公元前327年（或公元前326年）包围那不勒斯期间，罗马人没有可用来袭击坎帕尼亚港的船只，而那不勒斯人则可以自由地攻击罗马人沿海的各块殖民地。直到公元前311年，罗马人才建立了一支舰队，即驻扎在罗马的2支由10艘船组成的中队。公元前282年，一支中队奉命“沿着大希腊海岸巡航”，从而违反了与他林敦之间签订的条约，“根据这一条约，罗马人不得越过塔兰托湾南端的海角”。
他林敦人怀疑罗马人支持他们的对手那不勒斯和罗德岛，因此他们击沉和俘获了5艘罗马船作为回应。随后，罗马军队与以海洋为基地的他林敦人展开了较量。他林敦人请求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Pyrrhus）穿过希腊西北的亚得里亚海来帮助自己，并扩大战线。皮洛士是一位亚历山大大帝式的扩张主义者，与“攻城者”德米特里乌斯和托勒密一世联姻，并写有一部军事著作。
在对罗马取得了数次胜利后，他接受了保护叙拉古免遭迦太基人侵扰的建议。公元前278年至公元前276年间，他征服了西西里岛的大部分地区，但是他对希腊城邦的暴虐态度导致了许多城邦的反对，加上意大利南部的反抗以及国内的政治问题，迫使他返回伊庇鲁斯。
皮洛士对西西里人采取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便是想预先阻止罗马与迦太基结盟。公元前279年，迦太基舰队司令马戈（Mago）率领大约120艘战舰航行到奥斯蒂亚，提议双方签订双边互助条约以共同对抗皮洛士。战争已经使罗马人筋疲力尽，而迦太基人担心如果皮洛士与罗马人达成和解，他便可以在西西里岛任意发动攻击。条约的内容反映出罗马海上实力的不足。无论是迦太基向罗马提供军队还是相反，都要依靠迦太基的船只来运输，迦太基人不得不向罗马提供海上的帮助，尽管条约中并没有这样的要求。考虑到皮洛士十分依赖伊庇鲁斯、他林敦和西西里岛之间的海上航线，那么这支海上军队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尽管皮洛士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几次交战都是在陆地上，但战舰和海上的交锋是双方主帅在战略上所需考虑的最重要因素。
这场战争的结束彻底地改变了陆地上的政治版图。此时，罗马的霸权扩张到了整个意大利南部，他林敦成为罗马的海上盟国（socii navale）之一。罗马船只上的大多数船员都是从他林敦下层社会中招募的。在举全国之力与皮洛士及其邻国作战的过程中，罗马通过击败来自海外的敌人而变得繁荣且警惕。马戈的舰队在奥斯蒂亚的突然出现无疑强化了他们对海军潜力的重视，并迫使他们在重归和平局面后重估自己的地位时不得不考虑迦太基的存在。
在皮洛士从意大利、罗马和迦太基撤退后，10年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之中。战争爆发的原因是迦太基人与墨西拿和西西里岛的居民之间发生冲突，并很快演变成一场争夺西西里岛和地中海西部地区控制权的战争，罗马从此踏上了一条控制整个地中海和黑海的道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的主战场是西西里岛，那里的陆战酝酿了23年之久，但最终却是海战结束了迦太基在地中海西部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主导地位，也正是海战，将罗马推上了军事和海上的最重要的地位。正如波利比阿所说：“那些对安提柯、托勒密或德米特里乌斯的宏大海战留有印象的人，无疑将会惊异于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规模巨大的（海上）作战。”
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迦太基一直控制着安纳托利亚西部及埃及的广阔领土，包括北非的大片地区、西班牙南部、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和西西里岛西部。迦太基城位于突尼斯湾中一处宽5千米的半岛上，在面向地中海的一侧依靠一面单独的城墙作为防卫，而在面向陆地的一侧则由3面高15米的城墙作为防卫。这3面城墙都建有高60米的塔楼，和2个高度不同的马厩——其中较低的一个里面有300头大象，较高的一个有400匹马。营房可容纳24,000名士兵。在公元前2世纪，这种双体港口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复杂的：
这些港口之间可以相互联系，有一个宽70英尺的共享入口，用铁链封锁。第一个港口服务于商船……第二个港口内有一个小岛，二者周围建造了多个相互之间有一定间隔的巨大码头。船坞中遍布路堤，能够容纳220艘船……在每个码头前面，都矗立着2根伊奥尼亚式的柱子，港口和小岛之间有一条连绵不断的柱廊……舰队司令能够从那里观察到海上的情况，同时，侵入海上的敌人则无法看清港口。正在驶入的商人未必都能立即看清码头，因为他们被双层城墙所包围。通过许多道闸门，商船无需穿过修船所，就能够经过第一个港口到达迦太基城。
迦太基人对罗马人构成了持续不断的威胁。根据波利比阿的记载，罗马人“正在积极地准备着军事行动，但是，只要迦太基对地中海的控制未受到挑战，战争结果便依然悬而未决”。
在长达3年的僵持阶段中，罗马人依靠盟友的船只前往西西里岛。之后，罗马决定建造“100艘五桨座战船和20艘三桨座战船，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为他们的造船工匠在建造五桨座战船方面完全没有经验，这些船之前从来没有在意大利使用过”。他们俘获了1艘迦太基人的已搁浅的巡逻船，从而克服了开始时的困难，“他们正是以这艘船为模型，根据其构造建造了自己的整支舰队”。
即便在最佳的条件下，逆向工程也极为困难，但是根据老普林尼的记载，罗马人从实际上毫无造船业可言的起点开始，“在获得造船木材后的60天内”，罗马舰队“就可以下水了”。
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影响下，有经验的雅典造船工匠在3年内建造了200艘船，相比之下，罗马人更是格外地令人惊讶。考古发现表明，罗马人可能早已受益于迦太基人的造船技术。对所谓的“布匿战船”（一种发现于西西里岛的马尔萨拉的公元前3世纪时利布尔尼亚人的船只）的检查显示，迦太基的造船工匠已经开始在构成船体的各种船板上标记其各自的位置，而不再采用2,200年前制造胡夫船的那种方法。
（利布尔尼亚人的船是一种桨船，每侧有17支桨，每支桨配有2名桨手，用于传递信件及进行侦察。）如果罗马人以这种船作为模板，根据造船工匠在上面留下的标记，建造一支舰队的工作便容易多了。
由于迦太基人的船只造得更好且更易于控制，执政官盖乌斯·杜伊利乌斯（Gaius Duilius）决定通过创造罗马军队得以战无不胜的条件，来抵消迦太基人高超的航海技术的优势，即通过甲板上的战斗击败迦太基人。罗马人的核心战术是“乌鸦”（corvus），即一种长11米、宽1.5米的四周装有围栏的装置，末端用铰链与可升到船只前方的高8米的桅杆的基部相连接。
当“乌鸦”装置落到敌船的甲板上之后，外部的铁钉迅速将其固定，罗马士兵便可冲到敌船上。公元前260年，杜伊利乌斯曾在西西里岛东北海岸的迈莱附近俘获了一支迦太基舰队，当时“乌鸦”装置便已体现出其作用了。当罗马水兵蜂拥登上敌船时，“战斗似乎已经被转移到了陆地上”。
迦太基人试图从船尾绕到罗马战船上的计划无法奏效，因为“乌鸦”装置能够通过一根宽阔的拱从港口落到船的右舷上。如此一来，罗马人可以确保永远保持其优势。到战争结束时，迦太基人已失去了130艘战船中的50艘。
西西里岛的战事没有太大进展，罗马人对此十分不满。4年后，罗马人向北非开战，在迦太基军队被彻底击溃之前，强迫其有条件地接受和解。在一次规模更大的远征中，罗马人俘获了100多艘迦太基战船，但是在返航途中遇到暴风雨，损失了280多艘战船和35,000名士兵及船员。波利比阿把这场灾难归咎于指挥官完全无视引航员针对天气状况提出的建议。“西西里岛南部沿海地区是一片多岩石的海滨，只有极少数区域可以安全泊船。”
他继续描述了罗马人某些整体的观察、他们对力量的依赖及其固执的态度，并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因素与海上事业的成功是相互矛盾的。在陆地上，罗马人常常击败其敌人及其器械，因为他们能够“运用一种力量去对抗另一种本质上相似的力量”。“但是，当他们面对大海和空气，并试图以武力征服它们时，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于是，事实果然如此。这种情况无疑仍将继续，直到他们改正这些关于鲁莽和武力的先入之见。”有人认为，“乌鸦”装置在升高后会使船只上重下轻，从而导致战船倾覆。如果罗马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可能已经明白“乌鸦”装置是十分危险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北非的战斗开始后它就再也没有出现。
这场战争又进行了14年，不时出现令人鼓舞的胜利和悲壮的失败，但没有一次是决定性的。迦太基人战略的重点是确保利利巴厄姆（今西西里岛的马尔萨拉）的安全，罗马人断断续续地封锁利利巴厄姆近10年之久，尽管他们在暴风雨中损失了上千艘战舰。迦太基人本来有能力摆脱封锁，但在公元前241年，一支由相对缺乏航行经验的水手和水兵组成的满载谷物的船队，在港口北面的埃迦提斯群岛遭到拦截。迦太基损失了120艘战船，上万人被俘。由于无法从国内获得支援，难以继续防守利利巴厄姆，迦太基只得投降。
尽管迦太基人的航海传统更加悠久，但他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从来没有获得彻底的胜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迦太基的海军依靠的是身兼商人身份的水手，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大型的海战。当然，他们对战争也并不陌生——即使在与罗马人的战争期间，他们仍频繁地与近邻努米底亚人作战。但战争终究不是他们国内生活的特征。罗马人的好战精神和坚韧意志，使他们能够轻松地适应船只和海战。一旦他们学会了尊重大海，就能够控制它。
战后，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贸易恢复了。尽管已公开宣布不干涉迦太基的事务，但罗马于公元前238年占领了撒丁岛；9年后，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西部成为罗马帝国最早的2个行省。同时，迦太基人开始在西班牙南部扩展其疆域，他们确实需要西班牙的银矿区来增加收入，以支付给罗马人。他们也可能是想弥补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的损失。利用那些因丝毫没有抵抗就被迫放弃阵地的怀有不满情绪的士兵，不失为一个办法，其首领是哈米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他征服了瓜达尔基维尔河周围的大片土地，在西南沿海建立了新迦太基城（今卡塔赫纳）。罗马人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兴趣仅限于同个别的城镇（尤其是萨贡托港市）结盟。公元前226年的一项条约规定，以埃布罗河（其入海口大约位于巴塞罗那西南75英里处）作为迦太基和罗马势力范围的分界线。
5年后，哈米尔卡的儿子汉尼拔（Hannibal）成为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南部的最高领袖。公元前219年，他夺取了萨贡托，第二次布匿战争随之爆发。公元前218年至公元前216年间，汉尼拔率军经过今法国南部，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军到意大利，并多次击败罗马军队。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那不勒斯的坎尼会战中，罗马的80,000名士兵中只有不到15,000人没有阵亡或被俘。然而，迦太基从来没有在海上对罗马构成威胁，尽管汉尼拔在意大利不受控制地停留了15年，他在那里也仍然只有一支舰队，而罗马则可以从西西里岛、撒丁岛甚至埃及获得稳定的谷物供应。
最终，汉尼拔于公元前203年离开了伊比利亚半岛。当时他被召回国内，负责抵抗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的进攻。尽管没有发生重要的海战，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海上战略亦与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同样重要，西庇阿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重视海上战略。
西庇阿的命运一直同西班牙的战争联系在一起。在那里，他于公元前212年夺取了萨贡托，并于3年后夺取了新迦太基城。波利比阿认为，西庇阿已意识到海上战略的价值。西庇阿的朋友写道：“他最先发现，在西班牙的城市中，能够容纳一支舰队和海军的港口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使迦太基人得以很方便地从非洲直接渡海航行。”
西庇阿进一步认识到，如果夺取港口的计划落空，“他依然能够确保士兵的安全，因为他拥有制海权”。新迦太基城的丢失使迦太基只剩下了一个重要的海外港口——加的尔。西庇阿返回罗马后，开始计划入侵北非，汉尼拔也被召回迦太基。公元前202年，西庇阿在扎马战役中获胜，从而获得了“非洲征服者”（Africanus）的称号。汉尼拔催促迦太基人接受罗马的和解条件，随后逃往了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III the Great，即安条克大帝）的宫廷。
有人认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没有体现出“海军意识”，但事实上，他们曾精心调整过其海上战略，从而对迦太基人构成威胁。
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舰队，但是他们不必像之前那样花费钱财建造更多的船只并配备船员。由于汉尼拔率军劫掠了意大利，只有一小部分人力被用于舰队，尤其是考虑到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海军已损失了大半。当然，迦太基人在海上的威胁已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罗马人同时也在进行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15—公元前197），在这场战争中，他们的舰队在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罗马人于公元前229年开始卷入亚得里亚海的事务中，这是出于意大利商人的请求，这些商人在巴尔干半岛沿海地区总是遭到伊利里亚船只的骚扰。罗马派遣由200艘船组成的舰队远征伊利里亚，并迫使伊利里亚人保证，此后在利苏斯南部（今阿尔巴尼亚西北的莱什）航行的带有轻型武器的“楞波斯战船”（lembus）不得超过2艘。（这是一种单排桨或双排桨的桨帆船理论上，这种船适用于快速侦察和突然袭击，后来其他的海上强国也加以采用。）
在汉尼拔入侵意大利的前夕，战斗重新打响了。当时，法罗斯岛（今克罗地亚的赫瓦尔岛）的德米特里乌斯率领一支由楞波斯战船组成的舰队在爱琴海上发动了突然袭击。他被罗马人击败，逃往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处，并鼓动他反对罗马。罗马人并没有指望从亚得里亚海获得大量的资源，但许多人还是能够获得少量的资源。公元前216年，罗马人以10艘战船击败了由100艘楞波斯战船组成的马其顿舰队。之后，罗马人派出50艘战船在他林敦与布林迪西之间的沿海地区巡航。罗马人也与埃托利亚同盟结盟，并提供了一支舰队，且有权获得同盟夺取的海上战略要地的任何动产，以及同盟中希腊城邦通过陆上战争夺取的领土。公元前205年，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结束，但仅仅5年之后，由于腓力五世威胁到包括雅典和罗德岛在内的希腊同盟，出于对其可能入侵意大利的担忧，罗马人再次投入战斗。一名执政官指出：“汉尼拔从萨贡托到达意大利花了4个月的时间，但如果换成腓力，他将从科林斯出发，4天后就能够到达。”
提图斯·昆克修斯·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率军前往伊利里亚，于公元前197年击溃了马其顿军队。腓力五世交出了全部的常规战舰（只保留了其中的5艘及1艘“十六人”战船），并将其卫戍部队从希腊周围撤走。弗拉米尼努斯堂皇地宣布希腊人是一个自由的民族，不久之后，这成为他们将要辩论的一个焦点。
在过渡时期，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大帝已经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对色雷斯行使主权，新来的罗马人对色雷斯的兴趣超过了对希腊或巴尔干半岛的兴趣。公元前192年，罗马人在德米特利亚斯城（位于埃维厄岛以北）登陆，这里的居民发现，“他们外表貌似直率，而实际上，每一件事都要经过罗马人同意”。
罗马人在塞莫皮莱击溃了安条克大帝的军队，但是经验迫使他们重估爱琴海世界及与其之间的关系。正如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所说：“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体系的爱琴海地区和欧亚之间的希腊世界，其统一的必要性被极其清楚地揭示出来。”
后来，当罗马人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从地中海东部的希腊化世界中被移除后，他们才明白了这一点。
被这种新的意识武装起来的“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和他的弟弟，接受了声称在爱琴海拥有霸权的罗马的挑战。由于安条克大帝的舰队构成了实际的威胁，因此他们没有穿过爱琴海，而是率领军队北上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罗马舰队由马尔库斯·利维乌斯（Marcus Livius）指挥，他从海上殖民地征募船员，尽管他们之前已免除了兵役。虽然规模较小，且船员不愿服役，但罗马海军的实力是连汉尼拔都认可的。汉尼拔向安条克大帝报告说，“罗马军队在海上的战斗力确实与其在陆地上的战斗力相当”。
罗马人及其盟友罗德岛击败了多支塞琉古舰队（包括由汉尼拔指挥的一支）的进攻，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多次的失败使安条克大帝开始感到恐惧，正如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Livy）所说，“由于丧失了制海权，他开始怀疑自己保卫远方领地的能力了”。
安条克大帝从达达尼尔海峡撤军，西庇阿军团在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情况下穿过海峡进入亚洲。在最后一场陆地战役之后，罗马人结束了战争，并消除了塞琉古王国对伊奥尼亚的影响。此时，罗马称霸了整个爱琴海，在抵御东方的专制统治几个世纪之后，希腊人最终向西方的专制统治屈服了。
为了保持自身的优势，罗马人开始实行分治政策，第一批受害者之一就是其忠实的盟友罗德岛，其利益多次遭到侵害。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172—公元前167）之后，罗马将得洛斯岛转让给雅典，附加条件是得洛斯岛必须建造一个免税港口，这使罗德岛每年至少损失140塔兰特（约合3,500千克白银）。
更大的打击出现在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公元前146）结束时，迦太基遭到毁灭，而它过去一直是罗德岛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迦太基人请求罗马人保护他们免受近邻努米底亚的袭击，但遭到拒绝；罗马人强迫其军队投降，并坚持要毁灭这座城市，将其居民向内地迁徙80斯塔德。巧合的是，柏拉图曾建议，为了确保免受海上贸易的不道德的影响，一座城市与大海之间应该保持的距离也是80斯塔德。这些要求是在战争开始前提出的，迦太基人拒绝了这些粗暴的要求，但是在外交和军事上对罗马长达半个世纪的屈服，已经导致他们的舰队人员不足且缺乏训练，装备也十分落后。然而，尽管在战前准备、武器和经验方面有着压倒性优势，罗马人仍花费3年时间才赢得了最后一次布匿战争的胜利。迦太基城最终落入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Scipio Aemilianus）之手，他听从了拥有清教徒式狂热的元老加图（Cato）的主战呼声。
加图在演说中提出“迦太基必须被摧毁”，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发动战争。
事实便是如此，因为迦太基是一个已经繁荣了7个多世纪的海上强国。
到公元前2世纪末，迦太基被击败，罗德岛被边缘化，没有什么外部势力能够威胁到罗马的地中海贸易，得洛斯岛上的自由港便是其中一个商业中心。公元前88年，得洛斯岛的繁荣被粉碎了。当时，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Mithridates VI）下令屠杀安纳托利亚和得洛斯岛上的10万名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持续几十年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加上对罗马人在希腊和安纳托利亚统治的敌视，共同导致了第一次米特里达梯战争（公元前88—公元前63）的爆发。战争过程中涉及大量海上交战，但事实证明，这并没有加快战争的结束，因为罗马指挥官苏拉（Sulla）是在毫无舰队支持的情况下进入希腊的。结果，当苏拉包围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时，米特里达梯通过海路补充自己的兵力，正如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所做的那样。当比雷埃夫斯港在公元前86年陷落时，“苏拉烧毁了比雷埃夫斯，因其给他带来的麻烦比雅典城更多，他对军火库、海军船坞及其他任何著名的建筑都没有手下留情”。
正是这些建筑使比雷埃夫斯港得以维持了4个世纪的繁荣。关于这些海战的详细记载十分缺乏，尽管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仍只能获得模糊的了解。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Appian）在对这些战争的总结中指出，“（米特里达梯）常常拥有超过400艘战船”。
尽管他率军在希腊登陆时拥有战船数量上的优势，却仍无法攻下当时仍是罗马盟友的罗德岛。米特里达梯不仅从本国和邻国抽调部队，而且获得了罗马将军塞多留（Sertorius）的支援，当时塞多留正在西班牙率军反对苏拉，他派遣一支部队经海路前往支援米特里达梯。享有盛誉的将军李锡尼·卢库鲁斯（Licinius Lucullus）吸取了苏拉的教训，事实上，也正是他救了苏拉。在第二次战争期间，虽然他长期在安纳托利亚的腹地行军，但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黑海地区的锡诺普和阿马苏斯这两个港口的占领，因此当他在罗马庆祝胜利时，他的队伍中包括“110艘装有青铜尖嘴的战船”。
自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以来，爱琴海上广泛的战斗以及罗马人消除了其潜在对手的舰队的军事行动，导致了海盗活动的再次出现。直到世纪之交，这一状况才引起了罗马官方的注意，但只是加以随意的处理而已。由于海盗团伙机动性强，且建有相互帮助的海上网络，所以一系列打击海盗的军事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尽管海盗集中在奇里乞亚和安纳托利亚，但威胁到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地方是安全的。在海盗被消灭之后，罗马演说家西塞罗（Cicero）在公元前66年的一次演说中提醒听众，过去的情形曾经是多么恐怖：
我是否需要为那些在前往罗马的路上被俘，必须支付赎金才能赎回的外国使节感到痛惜呢？我是否需要提醒大家，大海对商人们而言是不安全的，曾有12名扈从（官员护卫）落入海盗之手呢？我是否需要记住尼多斯、科洛弗恩、萨摩斯岛等无数被侵害的伟大城市，以及那些给你们的生活带来生机的港口已落入海盗之手呢？为什么我会为在奥斯蒂亚的失败——这是我们共和国的一个可耻的污点——以及交由罗马执政官指挥的这支英勇的舰队在你们眼前被海盗俘获和摧毁而感到痛惜呢？
海盗活动最著名的受害者是年轻的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他在公元前75年冬天前往罗德岛时被海盗俘获，并关押了将近40天。在支付了12,000枚金币后，恺撒得以脱身并捕获了这些海盗，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
6年后，元老院委派“伟人”庞培（Pompey the Great）对海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尽管这场战役十分重要，但我们只能从对庞培总体战略的简单描述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庞培被委派在3年之内组织一支大军，集结了500艘战舰、120,000名士兵和5,000名骑兵。庞培将地中海划分成3个战区，命令各个舰长驱逐他们发现的任何海盗组织，但不要脱离自己的战区。奇里乞亚沿海是一片无人防守的区域，这里迅速成为海盗们唯一的避难所。罗马人用4天时间消灭了地中海西部的海盗，7周之后，庞培在奇里乞亚接受了最后一批海盗的投降。有资料表明，在征讨海盗的战役中，共有10,000名海盗被杀，400～800艘船被俘。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庞培对囚犯的宽大处理，他把其中许多人迁徙到索利附近的港口，并将索利改名为庞贝城。庞培的宽容政策获得了成功，他在第三次米特里达梯战争中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海盗活动长期困扰着罗马人，并在其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西塞罗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他看来，海盗就是真正的罗马人的对立面，他们是野蛮、卑鄙、背信弃义的。西塞罗在给其儿子的一封信中说道，对海盗所做的承诺不必履行，“因为海盗不属于（国家的）敌人，而是每一个人的公敌”。
到了17世纪，英国法理学家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进一步将海盗定义为“人类之敌”，这一称呼至今仍用于描述那些从事恐怖活动、酷刑和种族灭绝的人。
罗马在东方的战争及对海盗的征讨中所取得的成功，反而侵蚀了其共和国制度，原有的制度无法管理如此广阔且相距遥远的行省和殖民地。公元前2世纪30年代的改革提议被固守特权的元老院断然拒绝了，局势因而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元老院多次颁布戒严法，政治强人开始招募军队，承诺为士兵分配土地和战利品。公元前60年，庞培凭借通过征讨海盗所获得的权力和财富，与克拉苏（Crassus）和恺撒秘密结成“三头同盟”，约定“反对其中任何一人可能不赞成的任何立法”。
2年后，恺撒远征高卢，花了9年时间将高卢并入罗马，并入侵日耳曼，先后两次在大不列颠岛登陆。
恺撒凭借连续的胜利获得了人们的支持，同时也受到旧的共和体制的捍卫者们更深的怨恨，并与庞培之间发生争执。公元前52年，庞培被任命为唯一的执政官，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公元前49年，恺撒率领军团渡过卢比孔河进入意大利，并突然发动了内战，这一行为在当时可被处以死刑。庞培匆忙招募的军队无法与恺撒的老兵们抗衡，庞培遂穿过亚得里亚海去召集军队，恺撒则进入罗马，随后前往西班牙，消灭了庞培在那里的支持者。返回希腊后，恺撒在希腊中部的法萨卢斯战役中击溃了庞培，庞培乘坐一艘商船逃往埃及，他将失败原因归结为“一直被迫与恺撒的地面部队交战”。
他的传记作家写道：“同时，他没有使用自己的海军，事实上，那是一支无可争议的优势力量……迄今为止，除了在移动作战过程中没有获得海军的帮助，庞培并没有犯更大的错误，恺撒也没有展现出更多的将才。”但这个错误是不可弥补的。庞培在埃及沿海地区登陆后，被托勒密王朝的侍从所杀。恺撒在到达埃及后，处死了杀害庞培的凶手，并任命托勒密十三世（Ptolemy XIII）的姐姐与妻子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为埃及女王。
公元前44年，共和体制的捍卫者们刺杀了恺撒，但结果却是“新三头同盟”的出现，即身为恺撒盟友的将军马克·安东尼（Marc Antony）、恺撒18岁的侄子和指定继承人屋大维（Octavian，即后来的“奥古斯都”）及将军雷必达（Lepidus）。公元前42年，在希腊的腓力比战役中，安东尼和屋大维联手击败了他们的对手，但是共和派舰队中的部分船只逃脱了，并在西西里岛与庞培的儿子塞克斯都·庞培（Sextus Pompey，即“小庞培”）联合。1年前，小庞培被元老院任命为舰队与海岸的长官（praefectus classis et orae maritimae），一心寻找恺撒的继承人为父亲报仇。
尽管在战舰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他仍于公元前38年在墨西拿海峡击败了屋大维，只是未能获得最后的胜利。2年后，屋大维任命自己十分信任的将军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Marcus Vipsanius Agrippa）指挥舰队，在普特奥里附近建立了尤利乌斯港，供军队训练使用。阿格里帕在西西里岛周围的水域进行了持续一个夏季的激烈作战，并于公元前36年9月在瑙洛库斯战役中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他使小庞培损失了将近200艘战舰，可能只剩下17艘。在小庞培逃跑的途中，雷必达退出了“新三头同盟”，于是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便在安东尼和屋大维两人之间展开了。
在第一次攻打达契亚（位于今罗马尼亚）的战争中，罗马帝
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结婚后，他和屋大维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安东尼当时是屋大维姐姐的丈夫。公元前33年，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集结了8个中队（每个中队由65艘战舰组成）及300艘运输船。当时，克利奥帕特拉并不是以一位普通罗马将军的新娘的身份，而是以女王的身份出现的。到公元前31年春天，这支舰队中的大部分战舰停泊在科林斯湾北部的安布拉西亚湾的亚克兴半岛，阿格里帕与屋大维在那里将新仇旧恨一起清算。安东尼的军队缺乏粮食且被疾病困扰，并因为指挥官的叛逃而士气愈加消沉，因此安东尼必须利用舰队来作战。9月2日凌晨，他率领6支中队正面迎击阿格里帕，克利奥帕特拉的中队负责殿后。战斗打响后不久，3支中队撤退，2支中队投降，克利奥帕特拉的战舰向南逃跑，安东尼与她一起带着40艘战舰驶向埃及。（当战斗状态紧急时，船帆通常会留在海滩上，而这一撤退方案显然是预先策划好的。）屋大维于次年追击到埃及，在自己的剑被击落之前，安东尼进行了最后一次毫无信心的抵抗。当克利奥帕特拉为避免成为阶下囚而自杀之后，埃及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并将在此后的6个世纪中哺育着帝国。
屋大维在埃及的胜利，使得整个地中海都处于唯一帝国的统治之下。为了确保帝国及其海上贸易的安全，“奥古斯都”（Augustus，屋大维的头衔）建立了罗马第一支常规海军，以尤利乌斯港正南的米塞努姆和亚得里亚海北面的拉文纳为基地。这些舰队中包括利布尔尼亚人的船、三桨座战船、四桨座战船以及五桨座战船等多种船只。随着帝国的扩张，埃及、叙利亚、北非、黑海、多瑙河与莱茵河（帝国的北部边界）、英吉利海峡等地都建立了行省舰队。在之后的2个世纪中，帝国的北部和东部边界经常发生战争，但是地中海地区则经历了一段史无前例的和平与繁荣时期。在此期间，希腊罗马文化在“我们的海”广泛传播。这是地中海在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处于唯一强国的保护之下，并对此后所有出现于地中海沿岸的文化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持续繁荣，罗马人开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改造旧港口并建设新港口。奥古斯都之所以选择米塞努姆作为海军基地，很可能是因为它靠近普特奥里，这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最重要的贸易港口，手工业者和商人遍布其中，大多来自亚历山大港和黎凡特。这两地的繁荣缘于罗马对埃及谷物和东方奢侈品的巨大需求，来自亚历山大港的谷物运输船队到达的场面，是普特奥里的一大奇观。奥古斯都在其最后一次出巡时顺风航行到坎帕尼亚海岸，穿过普特奥里湾，在那里受到了来自亚历山大港的一艘船上的船员和乘客的热烈欢迎。“这些人身穿白色长袍，头戴花环，焚香祝愿他拥有最好的运气——他们说这无疑是他应得的，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归功于他，把自己的自由归功于向大海航行，总之，他们所有的自由与繁荣都是如此。”
在当地富商和公元1世纪的历任皇帝手中，普特奥里经历了无数次的改造。巧合的是，该地区盛产一种最适合建造港口建筑物的原材料——火山灰，与水和石灰混合可以形成水凝水泥，而且能够在水下使用。
那不勒斯湾不仅是一个商业中心和海军基地，也是罗马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的聚集地。在公元前1世纪的一份名单中列有在那不勒斯海滨拥有别墅和庄园的人，这些人都是罗马帝国的精英。恺撒的岳父和西塞罗都在普特奥里拥有庄园，西塞罗在庞贝城和库米也有庄园。在退出政坛后，卢库鲁斯将军把自己的时间花在米塞努姆和那不勒斯的庄园中，生活极尽奢华。庞培在库米有一栋别墅，恺撒在巴亚拥有一座庄园，奥古斯都则在卡普里岛有一座庄园。历任皇帝在几个世纪中持续不断地光临那不勒斯湾。公元5世纪末，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被放逐到了卢库鲁斯的庄园。
虽然这些庄园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是禁地，但是巴亚周围几处较大的庄园中的鱼塘和渔场极其引人注目。（西塞罗十分鄙视那些身为“鱼塘爱好者”的政治对手。
）有人认为，奥古斯都之所以把阿格里帕的海军基地从尤利乌斯港迁到米塞努姆，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牡蛎养殖场。
如果真是如此，这就是已知最早的从环境角度进行海滨发展规划的例子。
那不勒斯湾的大受欢迎，证实了罗马人将海上旅行视作寻常之事。对于来自罗马的游客而言，船只是更理想的交通工具，从奥斯蒂亚到普特奥里只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
船只的起航时间十分准确，因此尼䘵选择在自己的母亲阿格里皮娜（Agrippina）乘船旅行时将其暗杀，她的旅行路线位于她在博里的庄园和尼䘵在巴亚的庄园之间。当她正与久未联系的儿子一同进餐时，她的船“意外地”遭到猛撞，尼䘵以“一艘可拆卸的有船舱的小船”供其离开，这艘船被特意设计成“会沉入水中或从她的头顶处塌陷”。
船果然沉没了，但阿格里皮娜被一艘过往船只救起，不甘心的尼䘵遂采取笨拙的方法将她杀死。
接替普特奥里成为罗马最重要港口的是奥斯蒂亚。尽管奥斯蒂亚港位于台伯河河口的重要战略位置上，但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与整个城市的繁荣联系在一起。在内战期间，反对派的军队洗劫了奥斯蒂亚港，独裁者苏拉十分欣赏它的忠诚，而且也意识到它在商业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所以他批准对它进行改造。公元前1世纪中叶，台伯河河口的淤塞迫使克劳狄乌斯（Claudius）在奥斯蒂亚港的正北建造了一个更大的海港，由2道长800多米的防波堤包围。“巨大的防波堤延伸到水底，一道人造的防波堤将意大利远远地抛在后面，任何天然港口都无法与之匹敌。”
在入口处有一道用沉船建造的防波堤，从埃及的赫利奥波利斯带回的方尖石塔被放置在沉船中。“先将其沉下去，然后用木桩固定，最后将一座像亚历山大港灯塔一样巨大的灯塔置于其上，在夜间通过光束引导船只进入港内。”
半个世纪之后，图拉真（Trajan）下令开凿一个巨大的六角形水坑，并在琴图姆克拉（今奇维塔韦基亚）沿岸建造了一个新的港口。
即便在该港口建成之后，奥斯蒂亚港依然在该地区的商业和文化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其遗址规模与庞贝城遗址相当，表明其居民是普通市民而不是拥有地产的富人及其随从。一条条笔直的街道两边排列着鳞次栉比的三层或四层楼房，其中许多是与街道齐平的商店和办公场所。那里的干道从古代海滨附近的马里纳门一直延伸到通往首都的罗马门。除了房屋、办公场所、手工作坊和洗衣房，市民们还拥有一大批惊人的宗教建筑。这些建筑物反映了居民与罗马东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希腊罗马众神的神庙和对抗基督教洗礼池的帝国异教团体旁边，有一个犹太人的教堂和许多供奉近东诸神的神庙。其中包括琐罗亚斯德教的密特拉神（Mithras），他是契约之神，因此受到商人们的尊崇。至于娱乐场所等其他地方，奥斯蒂亚人有许多拥有海景的浴室，以及能够容纳三四千人的剧院。剧院的后面是所谓的“市政广场”。
广场上有成行的柱子和开放的房间，房间地板上雕刻着图案，包括造船者、码头装卸工、补缝工、制绳工、商人、杂货商、批发商以及他们的目的地或产品，如来自纳博（位于高卢）、毛利塔尼亚（今阿尔及利亚的舍尔沙勒）的恺撒里亚、亚历山大港和迦太基的谷物商人，以及为罗马斗兽场提供野兽的进口商、谷物称量者和制革工等。这些房间一直被认为是商业交易场所，可能是前往剧院之人的聚集地，这些图案也为那些以某种方式为剧院或该城的文化生活做出贡献的人们做了广告。
公元前2世纪初的一幅浮雕。画面中展现了一艘船用光束照亮远处，穿过灯塔到
尽管古代船只的平均载重量大约为120吨，但是运往罗马的谷物的规模需要载重量超过1,000吨的更大的船只。萨莫萨塔的琉善（Lucian ofSamosata）将一艘公元2世纪时幸存的大船称为“希望之舟”。他将装满谷物、在从亚历山大港驶往罗马途中因遇到大风而被迫在比雷埃夫斯港卸货的船只称为“伊希斯号”（ Isis ）。尽管这段文字出自一篇小说，但“伊希斯号”可能是依照一艘真实的船建造的。这艘巨大的谷物运输船的出现，显然在比雷埃夫斯港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在当时的比雷埃夫斯港，这种巨型船只是十分罕见的：
真是少见，这是一艘多么巨大的船啊！造船者说，它有120腕尺长，宽度也超过长度的四分之一，从甲板到船底部最深处有29腕尺。再看，多么高的桅杆啊！多么长的帆桁啊！那是系在桅杆上的前桅支索！弯曲的船尾多么优雅，下面还有一只金色的鹅！与另一端相称，船首正好在前部右侧，船两侧刻有多处女神伊希斯的图案，船只以她的名字命名。其他的装饰图案、绘画和上桅帆像火一样在燃烧。锚在船首，起锚机与客舱在船尾——这一切都非常壮观。船上可以搭载一支军队，据说其运载的（谷物）可供阿提卡人1年的生活所需。
根据琉善的测量结果，“伊希斯号”的载重量约为1,200～1,300吨。船长讲述了这艘船是如何在经历了7天的暴风雨之后停靠在比雷埃夫斯港的。船队在航行途中提供了关于暴风雨的重要信息，从亚历山大港的北方和东北方向驶过塞浦路斯以西，然后沿着安纳托利亚南部沿海向西航行至罗德岛或尼多斯。从那里开始，船长说，“他们一直驶向克里特岛，然后向右转舵驶出马勒亚”，那是一处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半岛，“所以现在到了意大利”。
在一个类似的事件中，使徒保罗（Paul）在亚历山大港的另一艘谷物运输船上，这艘船向南航行，在马耳他失事，船上276人的补给全部遗留下来。
为了避免食物短缺，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保证每年有150,000～300,000吨谷物运到罗马，其中的15%～30%用来交税。由政府的船只装运的谷物免费发放给民众，但是大多数粮食和其他货物都由商人把持，他们用小型的私人船只运输货物。
投资贸易十分普遍，商业贷款的利率是每月1%或每年12%，然而借款的偿还依赖于交易的顺利完成。“海上贸易的贷款能够提供任何利率的利息，因为只要航行仍在持续，对贷方来说就是一种冒险。”
这是一种猜测，托运商可能依赖于某种形式的担保。根据克劳狄乌斯的一部传记中的描述，“他通过担保他们（商人）可能因暴风雨所遭受的任何损失，而获得确定的收益”。
然而，这个措施看起来尤其是针对谷物商人的。
为了他们的利益，克劳狄乌斯也对奥斯蒂亚港进行了改造，为新建造的船只提供奖金，使托运商免于遵守一系列的法律规定。
重要程度仅次于粮食贸易的就是葡萄酒贸易。
据估计，在公元前1世纪，每年有50,000～100,000公石（约合130万～260万加仑）的葡萄酒从意大利用船运到高卢，它们被装在350,000多个双耳细颈椭圆土罐中。由于木制船体日久腐烂，而陶罐则得以保存（尽管罐内液体有所渗出），载有葡萄酒的失事船只的残骸通常是依靠海底的成堆陶罐来确认的。在意大利西部和法国南部海域已经发现了数量可观的遗存，其中包括在法国拉马德拉古发现的一艘长40米的船。在公元前1世纪，这艘船载着7,000～8,000个陶罐、一批黑釉餐具和粗糙的陶器，总重量超过300吨。由于潜水员在附近的日安半岛留下了许多大石块，使得失事地点十分凌乱，这些潜水员找回了一些重要的货物。潜水员们像珍珠采集者一样，在几个世纪中一直在打捞，古代的救援人员曾利用石块加速潜到深20米的海床上。他们成功地找回了所有的东西，除了位于船右舷的一层双耳细颈椭圆土罐，而其他3层则仍在准备卸货的位置。
现代人对罗马航海活动的评价，受到了罗马人自己对大海的矛盾心理的影响。海上贸易和海军力量对罗马人的繁荣而言至关重要，根据他们自己写就的故事，他们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特洛伊战争中的战士通过海路从特洛伊成功逃脱。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
Aeneid
）前半部中描写的海上环境，是对荷马《奥德赛》有意识的回应。维吉尔写道，埃涅阿斯在到达意大利后烧毁了船只，但这并不意味着罗马未来的统治者必须放弃海洋，而是意味着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土地而战。然而维吉尔写道，在帝国早期有一种批评海上贸易的趋势，但帝国本身又是靠海上扩张而发展的，商业活动不符合精英们重视军事的价值观。罗马人对海洋的依赖，最集中地体现在庞培所说的一句话中。公元前56年，庞培率领一支船队到非洲筹措粮食以缓解罗马的粮荒。普鲁塔克写道：“当他准备起航时，海上出现了暴风雨，各个船长犹豫不前，停了下来，但他在甲板上指挥，命令他们起锚继续前进。他大声喊道，‘航行是必须的，但生活不是’。”
尽管庞培的传记作家用希腊文记录了这一事件，但后来许多中世纪的欧洲商人团体一直在传诵这句话的拉丁文版本（Navigare necesse est, vivere non necesse）。
如果说罗马帝国是海上霸权和海上贸易的产物可能有些夸张，但这些因素对于罗马帝国的创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正如地中海对帝国本身一样重要。如果罗马的制度和人民一直排斥任何实际的航海活动，那么罗马帝国的国运不可能十分长久。也许，塞内加（Seneca）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他在公元1世纪时写道：“神啊，我们的创造者…… （他）给了我们风，让我们能够知道遥远的大地……他给了我们风，让所有人都清楚每一个地区的有利条件，但不是为了运输军队或武器来摧毁人类。”
而罗马人永远都不会把他们的剑变成犁，他们将各个占领区的经济联系起来，使之连成一体。他们影响了地中海以外包括印度洋边界地区在内的广阔而富饶的大地，同时也深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