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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的近东地区毁灭于海上民族和其他入侵者之手，接踵而至的是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时代”。而这一“黑暗时代”的终结，是以公元前9世纪黎凡特地区的腓尼基城邦及此后不久的希腊城邦的兴起为标志的。地中海地区的海上活动之盛迅速超过了上一个千年中最繁荣的世纪。商人们在水陆交通网络很不健全的小型自治城市的港口中开展经营，并沿着远距离的海上航线航行，穿过整个地中海，不断开拓复杂的贸易路线。这些海上活动带来了商品、种族和文化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往来，而不同于单向的迁徙或主要针对上层客户的商品贸易。
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创造了最早的海上殖民帝国，至今仍令模仿者受到鼓舞，使旁观者为之着迷。在500多年的时间里，腓尼基和希腊的水手建造了众多港口，其中许多港口在将近3,000年之后仍发挥着贸易中心的作用，例如提尔、西顿、迦太基（位于今突尼斯市郊）、加的斯、卡塔赫纳、比雷埃夫斯、科林斯、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与马赛。他们既是最早建造用于作战的船只并提出海战战略的人，也是最早建立复杂的港口以开展商品贸易的人，还是最早在地中海以外的水域进行有组织的探险的人。我们极大地受益于腓尼基人的贡献，然而尽管他们发明了成为希腊字母与拉丁字母基础的腓尼基字母，却并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希腊人对古代世界历史的发展有着更大的影响，这部分是由于他们记录下了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也是因为与腓尼基人相比，他们是在一个人口更多且更加集中的基础上开始扩张的。单纯从海洋史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最早体现出滨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社群之间，以及海上国家与内陆国家之间区别的人。
海上民族的入侵导致青铜时代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繁荣贸易出现了长达约200年的停滞。到公元前7世纪初，迦南人（腓尼基人的自称）的版图已缩小到大约相当于今天黎巴嫩的一片区域，南面是居住在大山和巴勒斯坦沿海地区之间的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而阿拉姆人则占据了今天的叙利亚一带。
腓尼基位于地中海和黎巴嫩山脉之间，以及南部的阿卡（位于今以色列）和阿拉杜斯岛（今叙利亚的艾尔瓦德岛）之间的狭长地带，包括地中海东岸一些天然的海港。在公元前12世纪危机出现时，比布鲁斯和西顿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地位，而提尔则几乎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然而在之后的历史中，它们的命运却发生了颠倒。比布鲁斯和西顿进入了衰落期，而提尔则在海勒姆一世（Hiram I）的统治下繁荣起来。
提尔坐落在距离海岸半英里的一个岛上，被先知以西结（Ezekiel）称为“地中海的入口”，由一南一北两处海湾和陆地上的一片农耕区组成。
这种以港口作为城镇主要组成部分的布局十分少见。在犹大王国和以色列，多数港口都被认为是“女儿城”，是为位于几千米之外的岛屿提供服务而建立的，或者是因为沿海陆地不适合发展农业，且无法抵御海浪的袭击。
修昔底德描述了希腊的类似情况，“由于海盗活动猖獗，许多古代城市都建立在距离地中海较远的地方”。
尽管城市不大，且依赖贸易，但提尔拥有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源，以及一些独有的产业，包括造船所需且可供出口的松木和雪松木、金属加工业以及骨螺（可用于生产非常珍贵的淡红色染料）。提尔坐落在几个富裕国家的边界附近，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商人为这几个周边国家提供服务。
除了这些优势，提尔人依靠进口的谷物生存。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状况，海勒姆一世通过谈判，为耶路撒冷的大卫（David）的宫殿和所罗门（Solomon）的神庙的建造提供原材料。
海勒姆一世的作品中缺乏关于大卫的细节，但是《列王纪》（
Book of Kings
）中记载了提尔必须提供多少雪松木和柏树木，并制成木筏向海岸航行，木材和小麦的贸易量也相当大。海勒姆一世允许所罗门派遣10万人在1个月内赶到黎巴嫩山砍伐树木，以换回4,500吨小麦和4,600升上等油，这样的贸易“年复一年”地进行着。
位于伊拉克杜尔舍鲁金的亚述国王萨尔贡（公元前
20年后，所罗门与海勒姆一世共同派遣一支船队前往俄斐和希巴购买乳香和没药，这些都是当时宗教仪式中的必需品。与埃及的蓬特一样，俄斐和希巴的确切位置都无法确定，学者们推测大概位于苏丹、也门与印度河流域之间。
腓尼基人提供船只，这些船被拆散后搬运到亚喀巴湾，这支船队载着黄金、香料、象牙和宝石（令人想起迪尔穆恩、马根和美路哈的船队所载的货物）以及产自印度南部的檀香木从俄斐返航。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也门的亚丁港和穆哈港在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俄斐与希巴有可能就位于也门。在所罗门死后，他的国家分裂成以色列王国与犹大王国，这些探险活动可能就随之停止了。公元前9世纪中叶，犹大王国的约沙法王（Jehoshaphat）试图恢复俄斐的贸易，但是根据希伯来圣经的记载，上帝谴责他与以色列的合作并破坏了亚喀巴湾的船队。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我们很少见到有关红海上的航运的情况，但是毫无疑问，埃及人仍像从前一样从这种贸易中获益（甚至有可能垄断了这种贸易）。尽管各国船队都十分需要腓尼基的水手，但是由于黎凡特诸城邦太小且远离红海，因而无法直接开展贸易。
提尔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亚述帝国（公元前935—公元前612）的兴起。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阿舒尔城是四方交通要道，以此为中心的亚述一度成为近东地区唯一的大国，尽管它并无直接的海洋入口及海上贸易。亚述通过征服巴比伦以打通通往波斯湾的路线，并于公元前9世纪70年代通过强迫提尔、西顿、比布鲁斯及阿瓦德等腓尼基城邦向其进贡来弥补这一不足。到公元前8世纪末，亚述人直接控制了叙利亚和黎凡特地区，他们已经包围了西顿和提尔，但尚未将其吞并。保持独立的代价是高昂的，在公元前732年，提尔人向他们进贡了多达4,500千克的黄金。而作为交换条件，提尔人保留了对亚述西部贸易的实际垄断权，并保持着在乌尔乌鲁克和巴比伦的代理商的地位。到公元前8世纪末，黎凡特诸城邦在埃及与亚述帝国的争斗中变成了一批小卒。法老鼓动提尔的卢里（Luli）发动起义，但随着提尔城的陷落，起义也失败了，卢里于公元前707年逃到了塞浦路斯。在之后的2个世纪中，提尔尽管在名义上仍然保持着独立，但是腓尼基人一直因亚述的控制而感到不安。
征服者的威胁与贸易者的需求共同决定了提尔的命运。先知以赛亚（Isaiah）在其神谕中曾提到提尔这座“充满欢乐的城市”，“人们通过双脚走到遥远的地方并定居下来”。
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证实，腓尼基人是铁器时代第一批使其贸易网络跨越地中海的商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元前三千纪黎凡特航海传统的延续。海上民族的出现打断了地中海的贸易，远距离航线被航海家们划分成多条固定的短途航线，这些航海家在腓尼基与塞浦路斯之间以及塞浦路斯与爱琴海诸岛之间已缩小的贸易网络内航行。然而据传说，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时，腓尼基航海者在突尼斯的乌提卡、加的尔（今西班牙加的斯）及利克苏斯建立了殖民地。利克苏斯位于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在丹吉尔以南约90千米处。尽管缺乏广为人知的关于早期殖民活动的确切证据，但是提尔在公元前9世纪向西扩张的速度表明，它不只熟悉地中海中西部的海上贸易路线和市场，也熟悉欧洲与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地区，腓尼基人在那里出现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
一幅展现公元前8世纪时卢里
提尔人的向西扩张大多是出于贸易和商业目的，而我们可以确认的第一批殖民地，是随着艾莉莎（Elissa）和皮格马利翁（Pygmalion）对王位的争夺而建立起来的。艾莉莎（罗马人称之为狄多[Dido]）在其丈夫死后，于约公元前820年逃到塞浦路斯的基蒂翁。六七年之后，艾莉莎在突尼斯湾建立了迦太基（在腓尼基语中被称作Qart-hardesht，意为“新城”）。
与其他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不同，迦太基似乎是真正以母邦为模板而建立的一块殖民地，也是除基蒂翁外唯一由王室成员和神职人员控制的海外殖民地。从其战略地位上看，它坐落在宽70英里的西西里海峡南面的海滨地带，东西方向上的航运大多都要经过西西里海峡。因此一些历史学家相信，迦太基从一开始就是腓尼基人有意建造的一个堡垒，以实现其在地中海中西部进行扩张的意图。我们很难把逃亡者艾莉莎选择了这样一个战略要地完全归结为纯粹的运气，该城的创建进一步证实了，在乌提卡附近确实曾经存在过一个古老的腓尼基人殖民地。艾莉莎逃亡的故事可能是伪造的，但建立迦太基可能是对提尔国内的紧张局势所作出的反应，抑或是为了保障地中海西部的贸易。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殖民地依然同母邦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无疑，腓尼基人的向西扩张是为了寻找金属，尤其是撒丁岛的铁和西班牙的锡与银。到公元前8世纪60年代，提尔的商人在西班牙南部的大西洋沿岸的群岛上建立了据点。在腓尼基人到来之前，该地区一直被其他势力占领，而且很久之前沉积的淤泥已将这些岛屿与大陆连接了起来，因此该地区的文化遗存十分复杂。“加的尔”（Gadir）在腓尼基语中的意思是“城堡”或“要塞”，而罗马人称之为“加得斯”（Gades），后来演变为“加的斯”（Cádiz）。
加的尔最引人注意的特点，就是它靠近瓜达尔基维尔河和里奥廷托，由此可以到达莫雷纳山脉和韦尔瓦的银矿区。自青铜时代以来，该地区一直都在开采银矿、金矿和锡矿，而韦尔瓦的矿冶业在大约公元前7世纪时大为发展，原因可能是腓尼基人对白银需求量的增加。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只有极高的利润率才能解释加的尔偏离中心的位置”，所指的就是它距离提尔达2,000多英里，在大西洋海滨的直布罗陀海峡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主要贸易伙伴。
当然，用船运载橄榄油、香料、香油、纺织品和珠宝等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出口商品是一个长久的办法，现存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到公元前8世纪末与公元前7世纪初，腓尼基人开始沿着西班牙东南部的安达卢斯沿海地区、巴利阿里群岛中的伊维萨岛和马耳他进行殖民。腓尼基人的船只也曾到达葡萄牙的沿海地区，而加的尔人则向南航行到毛利塔尼亚和卡纳里群岛之间鱼类资源丰富的海岸，那里距离加的尔有大约4天的航程。非洲沿海地区最重要的殖民据点是位于摩洛哥北部的卢克科斯河河口的利克苏斯，卢克科斯河的重要地位缘于其流经阿特拉斯山西部，那里盛产黄金、象牙、盐、铜和铅。腓尼基人更是到达了更南边的摩加多尔岛（位于摩洛哥的索维拉附近），距离直布罗陀海峡约380英里，那里的主要生产活动是捕鱼和捕鲸。
在公元前7世纪末衰落的新亚述帝国与正在兴起的新巴比伦帝国之间激烈的争斗之后，提尔人在近东的远洋贸易网络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先知以西结在被囚禁于巴比伦时，用文字详细记录了提尔的进口商品。与4个世纪之前的海勒姆一世时期一样，以色列出产“小麦、粟、蜂蜜、油和香油”。
但实际上，他提到的其他所有物品都是高价的奢侈品，包括产自塔尔施什（可能是提尔的一个海外殖民地）的银、铁、锡和铅，产自伊奥尼亚和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奴隶和青铜雕像，产自亚美尼亚的马，由罗德岛商人带来的象牙和黑檀木，产自内盖夫沙漠的绿松石、亚麻布、刺绣服装、珊瑚和红宝石，产自叙利亚的葡萄酒和羊毛产品，产自阿拉伯半岛的桂皮、铁、鞍褥、羔羊和山羊，产自也门和非洲的香料、黄金和宝石等。以西结也描述了提尔人用来建造和装配船队的各种材料，包括从黎巴嫩和东黎巴嫩山搜集的雪松木、冷杉木和橡木，以及从埃及搜集的塞浦路斯松木和亚麻帆布，其船员和造船工匠则来自西顿、阿瓦德和比布鲁斯。总之，提尔人的贸易网络几乎覆盖了整个近东地区和地中海地区。
就其全部的贸易活动而言，腓尼基人并没有垄断地中海的贸易。关于希腊人（可能也包括塞浦路斯人）等其他商人的活动，最重要的证据来自阿尔米纳，它位于今叙利亚与土耳其边界线正北方的奥龙特斯河河口，是一个中立的贸易中心。
这个港口可能是只能供人们登陆的一片海滩，在公元前12世纪时一直处于泛滥区，直到后来腓尼基人使之复兴。许多人相信，阿尔米纳是黎凡特地区第一个希腊人经常光顾的港口。因此人们也相信，东方的金属加工技术、宗教、文学和文字等是由此传入希腊世界的。在那里发现了最早的希腊陶器（公元前800年），似乎是希腊商人的一个汇聚之地，其中许多商人来自“以其船只而闻名”的埃维厄岛。
同时，那里似乎也是铁器时代的希腊第一波海外扩张的起点。
迈锡尼文明之后的希腊最古老的船只图像，来自埃维厄岛上发现的公元前9世纪末的一只罐子。虽然腓尼基人在当时以擅于航海而著称，但是这一证据表明，来自埃维厄岛的水手也参与了地中海的贸易。更令人信服的证据，也许是以腓尼基字母为基础而创造的希腊字母的迅速传播。在黎凡特以外的地区，一些最早的腓尼基文献在腓尼基人的贸易路线上被发现（如公元前10世纪的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公元前9世纪的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已知的2件最古老的希腊文作品样本并非来自希腊内陆或岛屿，而是来自埃维厄岛的商人到访过的意大利南部地区。因此，希腊字母的传播必须要归功于公元前9世纪的埃维厄岛的商人，他们频繁地穿梭于地中海东部。可以说，希腊字母是古代希腊世界体积小、价值大且最富变化的产品。
在那不勒斯湾的皮色库塞岛（即伊斯基亚岛，埃维厄岛商人的一个转口港）上，发现了一只刻有文字的水杯，时间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775年。上面的文字是：“涅斯托耳有一只上好的水杯，但是任何用这只水杯饮水的人，不久都将被渴望美丽的阿芙罗狄忒抓走。”
这只水杯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它很古老，而且它类似于或者就是在暗指荷马在其史诗中所写的“涅斯托耳的水杯”。好几座希腊城市都宣称是荷马的故乡，其中大多位于安纳托利亚的伊奥尼亚。然而，对《伊利亚特》（
Iliad
）和《奥德赛》（
Odyssey
）的文本和语言分析表明，荷马来自埃维厄岛，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初期。荷马史诗的背景是特洛伊战争。在公元前12世纪中叶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使迈锡尼、赫梯和黎凡特的宫廷经济出现了剧烈震荡。荷马史诗便是把更加繁荣的迈锡尼时代的遗产，错误地同那些反映公元前8世纪的现实生活的细节结合在一起，荷马时代的读者生活在人口减少、技术衰退且相对孤立的几个世纪中。
荷马笔下的腓尼基人（希腊人怀着嫉妒和不信任的心理看待他们），对于理解当时的航海活动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埃维厄岛居民可能已经出局，腓尼基人便开始负责维持并复兴后迈锡尼时代黎凡特和希腊之间的贸易，并把希腊商人送到更西边的陆地。荷马对腓尼基人的描述，反映出对他们的成功及其与非希腊人为了控制地方贸易而进行的争斗的不满。与荷马几乎同时的先知以赛亚写下了关于提尔的故事，“它的商家是王子，生意人是世上尊贵的人”，但是在爱琴海沿岸，腓尼基人却是难对付的顾客，常常掠取奴隶。
奥德修斯（Odysseus）在返回伊萨卡岛后，与自己的老侍从欧迈俄斯（Eumaeus）相互讲述各自的经历，他讲述了自己在埃及度过的7年时光。他从一个腓尼基人那里“积累了一些财富”，他称之为“一个恶棍和年老的骗子，他已经给世界造成了许多损失”。
并说自己帮助他“装一船货物到那里贩卖，但实际上他却在那里把我给卖了，并发了大财”。
欧迈俄斯则讲述道，他在年幼的时候被腓尼基人拐卖了，当他们在伊萨卡岛抛锚后，他从他们手中逃脱出来。为了获取奴隶，进行这种海盗式的袭击的并不仅仅是腓尼基人。甚至连穷困的猪倌欧迈俄斯都拥有一名奴隶，他“为自己购买了这名奴隶”，“从塔非海盗手中买来，用自己的货物与他们交换”。实际上，根据修昔底德的描述，海盗活动在古希腊“非但不被视为可耻的，反而被认为相当光荣”。
尽管《伊利亚特》主要叙述在特洛伊进行的陆上战役，但其中仍描述了荷马时代相当数量的船只及其管理状况。通常，大型船只靠人力划动，船员们坐在放置于船体上的长凳上，荷马称之为“空心船”。通常来说，不同船只仅在运载的桨手数量上有所不同，荷马描写了拥有从20名、50名到100名不等的桨手的船只，在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间的花瓶上也描绘有船只的图像。
桨的数量大体上与船员总数相当，除此之外也载有其他人员。皮奥夏人的船队包括50艘船，每艘船上约有120名男子。我们从荷马的“船只目录”中可以了解到上述情况，其中记录了在特洛伊的1,186艘希腊船只上的船长和船员（按照其所属市镇或地区为序）。
然而荷马史诗中既没有描写两船对战，也没有描写船队作战，因为在特洛伊的船只本质上是运兵船，由帆和桨交替推动。当他们的船只驶入海港时，荷马描述了全体船员的活动：
队伍进入深水港的时候，他们收帆，
把它放在黑色船中，又很快拉大索，
把桅杆放下，摆在支架上，再用桨把船
划到停泊处，他们随即把石锚扔下去，
把船尾索系紧，然后登上海岸。
这是位于避风海湾中的一个简陋着陆点，当出现持续时间较长的恶劣天气时，船只需要被拖到岸上，用木材或石块来加以支撑。
尽管在特洛伊有大量的船只，但是当时的船只普遍较小，只需要少量船员，多以船帆（多数船只仅装配1面帆）而非桨手作为动力，与古希腊文学作品中关于最早的造船业的描述相似。当荷马开始创作《奥德赛》时，主人公是卡吕普索岛上一名真实存在的囚犯，他的船员全部牺牲了。在女神雅典娜的帮助下，奥德修斯自己砍树并制成船板，造出了一条小船。他在船板上钻孔，“把钉子敲进去，用钉子和关节把它们锁住”。
这就是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卯榫连接技术。
我们尚未证实船板究竟是用卯榫加以连接，还是被缝合起来，抑或二者兼有。由于船体的外壳是完整的，奥德修斯通过闭合的船架使船体更加坚固，装配了1根桅杆，并用前后桅支索来支撑。奥德修斯在顶部固定了1根单帆桁，单横帆就安装在顶部，船只通过桨或边舵来改变航向。
荷马记述了奥德修斯从卡吕普索岛出发航行了17个昼夜，并简单介绍了一种当时的水手所应掌握的天文观测方法。奥德修斯飞速穿过夜色中的大海，通过参照昴宿星、牧夫星座尤其是大熊星座来保持正确的航线。“光明女神告诉他那些星星的位置，他穿过地中海奋力向港口前进。”
由于当时希腊人的船只干舷低矮且缺乏甲板铺板，不免要经受风吹雨打。如果可能的话，水手们更愿意在夜间登陆，但白天长时间的航行是十分常见的。
自古代以来，学者们努力将奥德修斯的旅程与地中海上的实际路标进行匹配。但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荷马作品中的不确定性，许多实际的地名（如特洛伊、雅典和西顿）与虚构的、未知的或仅凭其居住者（如以落拓枣为食的人、独眼巨人或女妖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进行识别的地点任意地混合在一起。荷马还使用了更早的故事中的地理格局，例如“伊阿宋和阿尔戈”的故事（他称之为“传唱于世”的故事，在当时已广为流传），情况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
这个故事发生在黑海，在近东地区的史诗《吉尔伽美什》等作品中早已存在，只是将其移植到了西方。从奥德修斯的角度来看，这种重新定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伊萨卡岛位于希腊的西海岸之外。
这也与荷马在埃维厄岛的读者的新定位一致，包括地中海西部的海上贸易者，他们带回了对新发现的陆地和民族或真实或充满偏见的评价。
埃维厄岛西进先驱们的第一个殖民据点是皮色库塞岛。
在那里，来自卡尔基斯的殖民者开展铁器贸易，从伊特鲁里亚人的厄尔巴岛进口矿石。皮色库塞岛并不是希腊人唯一的一块飞地，那里的腓尼基人大约占总人口的15%。到大约公元前740年，殖民者与伊特鲁里亚人的关系一直十分友好，希腊人则定居在库迈（位于那不勒斯附近）的陆地上。不久，其他殖民者接踵而至，尤其是在意大利南部的雷吉翁（今勒佐卡拉布里亚）、塔拉斯（今塔兰托）及西西里岛。这些殖民地位于希腊与伊特鲁里亚之间的航线上，而不是在地中海西部，其建立者来自不同的城市，当时地中海西部是腓尼基人的势力范围（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分别占领了西西里岛东面和南面的沿海地区）。
公元前8世纪末，持续数十年的战争毁灭了卡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等城市，希腊人扩张到了一批新生的城邦，尤其是位于连接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北部的地峡处的科林斯。为了避免绕道伯罗奔尼撒半岛，许多贸易者常常把地峡当作一条捷径，从萨罗尼克湾（又称埃伊那湾）经陆路到达科林斯湾。为此，科林斯的僭主佩里安德（Periander）建造了一条穿过地峡的长6千米的船道（diolkos），
可能是在原有水道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并继续使用了上千年之久。9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的海军经由这条水道以100艘战船对穆斯林的拉古萨城进行围攻。事实上，佩里安德原本计划以此作为一条备用的运河，公元1世纪时罗马帝国皇帝尼䘵（Nero）也曾尝试过，最终于1893年被切断。
古代地中海水手的活动范围绝不仅仅局限于地中海。腓尼基人很早便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在从里斯本到利克苏斯之间的大西洋沿岸建立了一系列港口，其中有好几次环绕非洲或前往西北欧的航行留下了可信的记录。与腓尼基人只向东面扩张不同，希腊人也向北扩张到黑海，可能是以此作为其最后的据点。最初，他们把黑海称作“不友好的”或“不好客的”（Pontos Axeinos），但是后来则称之为“友好的”（Euxeinos）。
黑海南北长约290海里，东西长约540海里，在南面与东面，海岸延伸到希腊北部、土耳其和格鲁吉亚的山区，而北面和西面则是一望无际的干平原，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广阔的下游平原，伏尔加河、顿河、第聂伯河和多瑙河成为北欧与东欧之间交流的通道。
在大约公元前700年，黑海沿海的当地部落把安纳托利亚拖入了混乱状态之中。公元前652年，这些部落洗劫了吕底亚王国的首都萨迪斯城，并袭击了伊奥尼亚众多的希腊人城市。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伊奥尼亚的希腊人开始向外寻找可重新定居的安全地带。长期以来，伊奥尼亚各城市只对爱琴海北部、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感兴趣，而米利都人则于公元前7世纪在黑海建立了第一块永久性殖民地，位于今天乌克兰的第聂伯河与布格河河口的别列赞岛。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一波殖民大潮的动力是为了寻找谷物和黄金等金属。根据公元1世纪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的记载，在科尔基斯（今格鲁吉亚）有大量黄金。科尔基斯人从帕西斯河的水中获得黄金并用羊毛绑紧，“伊阿宋和金羊毛”的故事就是以此为基础产生的，许多学者反复强调这一点，这也是今天格鲁吉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事实上，在科尔基斯并没有发现黄金。直到3个世纪之后，当米利都人在别列赞岛立足后，希腊的金匠才到达那里。当时，他们用进口的黄金制作饰品，这些手工艺品可能作为贡品献给当地的统治者，以换取他们在沿海地区定居的权利。米利都人在黑海建立了17块殖民地，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位于别列赞岛附近的奥尔比亚靠近中欧。据说，西奥多西亚（今乌克兰费奥多西亚）的港口可以容纳100艘船。
蓬吉卡裴（今乌克兰刻赤）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粮仓附近的亚速海，承担着米利都与希腊（尤其是雅典）之间长达300年之久的繁荣贸易。爱琴海各城市出口青铜制品、陶器、葡萄酒和橄榄油，以换取黑海的物产。
希腊人同时也向北非迁徙，尽管人数并不多。在大约公元前630年，人口压力迫使殖民者离开锡拉岛，并建立了昔兰尼殖民地，位于利比亚的班加西附近。昔兰尼逐渐发展壮大，从而遭到埃及人的入侵。埃及人的失败导致了国内战争的爆发，尽管拥有30,000名卡里亚和伊奥尼亚的希腊人雇佣兵，法老还是失败了。这些雇佣兵是在公元前7世纪首次被雇用的，公元前620年，法老普萨美提克（Psammetichus）命令他们驻扎在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首都塞斯附近的瑙克拉提斯。瑙克拉提斯成为一个主要的谷物港口，但是一如往常，无形的东西也在传播着，其中最重要的是埃及人的宗教建筑、神庙情结和雕塑的影响，从而开启了希腊人始于公元前6世纪初期的相关实践。
埃及人依然像从前一样依赖大海，希罗多德记述了普萨美提克的继承者尼科二世（Necho II）所采取的3次海上行动，包括在尼罗河和红海之间开凿一条运河、建立一支红海舰队以及尝试环绕非洲的航行。
开凿运河是为了方便红海与尼罗河（而非地中海）之间的贸易，但是直到一个世纪之后的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Darius I）统治期间才完成。尼科二世停止了这一项目，因为“一份神谕警告他，他的工程将只对野蛮人（即非埃及人）有利”。
到那时，这项工程已经投入了12万名劳工。希罗多德写道：“于是，他将注意力转向战争。他建造了三桨座战船，其中一些游弋在地中海，另一些则在阿拉伯湾（红海）巡航，那里的码头至今仍存。他等待着使用这支新舰队的机会的到来。”尼科二世可能也试图利用红海上的战船来防御海盗的袭击。这些战船是否由希腊人、腓尼基人或埃及人建造并充当船员，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瑙克拉提斯有可供使用的希腊船员和造船者。提尔人参与红海上的探险早有先例，腓尼基商人对他们的邻居亚述人及马比伦人的反感，可能让许多人相信他们可以在那里获得财富，就像他们的祖先那样。
希罗多德常常被指责轻信古人，尤其是他对在尼科二世的命令下进行的环绕非洲的航行的叙述。但是，他同时又是一名敏锐的观察者和忠实的记录者，他曾环绕黑海和爱琴海、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埃及以及希腊和意大利的大陆航行过数千英里。作为一名在安纳托利亚西南的哈利卡纳苏斯（今土耳其博德鲁姆）繁忙的卡利亚港口工作的土著，他在海上度过了大量的时间，完全了解当时能造出什么样的船只，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水手。根据希罗多德的叙述，环绕非洲的航行需要花费3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的每个秋天，水手们都要停下来种植庄稼，作为来年的粮食。他也半信半疑地讲述了水手们是怎样从东向西航行的，他们始终让太阳位于自己的右侧：
腓尼基人从红海出发，航行到南面的（印度）洋面。每年秋天，他们都在利比亚（非洲）海岸停靠，在那里开垦一片土地并播种，等待来年的丰收。在获得谷物后，他们再继续航行。整整2年后，到第三年的时候，他们在航行途中绕过赫拉克勒斯柱（直布罗陀海峡），返航到埃及。我本人不太相信这些人的陈述，但是有人可能会相信。他们向西航行，绕过利比亚的南端，太阳一直在他们的右手边，即他们的北面。
最后的这一处细节使人们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当沿着非洲南部海岸从东向西航行时，太阳的确是在右侧，亦即北面。尽管许多人认为希罗多德的叙述是丰富想象的产物，但人们花费了2,000多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另一次这样的航行，事实上可能并没有超出古代的范围。假设每年有2个丰收的季节（共计4个月），环绕非洲的航程共约16,000海里，因此每天的航行里程应不少于20英里。在这个故事之后，希罗多德又讲述了一个公元前5世纪时环绕非洲航行的失败的例子。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的表弟撒塔司佩斯（Sataspes）因强奸罪而被处以死刑，如果他能够逆时针环绕非洲航行一周（即从埃及出发，经过赫拉克勒斯柱然后向南航行），就可以获得缓刑。撒塔司佩斯沿着非洲的大西洋沿岸航行了好几个月，但是被迫返回，因为“他的船只搁浅，无法继续向前航行”。
在如此简略的记述中，我们无法知道他已经航行了多远，但可以确定的是，几内亚湾的逆流和逆风必将成为古代方形帆船前行的障碍。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作为一名波斯贵族的撒塔司佩斯是缺乏航行的必要经验的，更不必说完成这次航行了。无论撒塔司佩斯为自己的失败找到了什么样的借口，薛西斯都无动于衷，而将他钉在了尖桩上。
其他的资料中也记载了类似的航海活动。在撒塔司佩斯所处时代的不久之前，一位名叫汉诺（Hanno）的迦太基商人曾航行到摩加多尔南部，甚至远至毛利塔尼亚的朱比角（27°58′N），更有可能到达了塞内加尔沿海的塞尔内岛（16°45′N），甚至是几内亚湾的喀麦隆沿岸。
来自公元前6世纪的马西利亚（今马赛）的一本“水手指南”（periplus）意味着，有水手曾到达西班牙西北的菲尼斯特雷，其中也提到了阿尔比恩（即英格兰）。公元前5世纪的水手希米尔克（Himilco）在直布罗陀海峡北部航行了4个月，可能到达了布列塔尼或英格兰南部。
公元前4世纪，一位名叫皮西亚斯（Pytheas）的马西利亚裔的希腊航海家，在不列颠群岛的比斯开湾进行了探险，他也许到达了更北方的未知陆地，这次航行将在第9章中进行讨论。然而，大多数地中海的水手仍然只在故乡周围的海域内航行，以使他们的贸易、航海技术尤其是船只日臻完美，柏拉图（Plato）称之为“就像池塘中的青蛙”。
关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400年间的商船的考古发现十分稀少，尽管货物残骸能够提供关于贸易和商人的有价值的线索，但大多数船体已经消失，残存物对于我们了解造船技术的作用也不大。尽管当时的战船没有保留下来，但这些战船曾经是公元前一千纪中最大、最复杂的船只，在今天也是研究的热点。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最早对商船和战船加以严格区分，在战斗中不是将船只作为运输士兵的工具，而是由双方船只进行近距离水上作战的观念，在大约公元前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这一时期出现了最早的撞角的图像证据，可能是起源于向前延伸的船只龙骨，后来演化为覆盖一个沉重的青铜装置，从而在本质上相当于一枚极具力量、速度与打击力的鱼雷，能够击穿敌船。现存唯一的撞角发现于阿斯利特附近的以色列沿海，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长2.25米，安装了一个由雪松木、榆木和松木制成的支架。为了支撑撞角（在阿斯利特发现的撞角重达465千克），并防止装有撞角的船只在撞击其他船只时破碎，船体必须造得非常坚固。
这一时期最大的船只是五十桨帆船（penteconter），搭载有50名桨手。一侧有桨手的桨帆并用的战舰长20米（或者更长），这种笨重而难以移动的船只用作防卫，只能成为又一个袭击目标。因此，我们在同一时期发现了一种两侧都有桨手的船只——双桨座战船（bireme），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船的两侧各有一排人数相等的桨手，一排桨手的长度大约相当于船体的一半。这些更为坚固的船只能够支撑一块更高的甲板上的步兵、弓箭手和持矛者，他们可以保护桨手并进行攻击。在正常巡航时，桨手可能在更高的甲板上划船，而低处只在战斗时使用。公元前8世纪的图像中描绘了两侧都有桨手的船只，但是第一艘真正的双桨座战船出现在尼尼微的浮雕上，展现了提尔的卢里逃往塞浦路斯的场景。画中描绘了两侧的桨手，低处的桨伸出切入船体的左舷（皮套露出水面），而高处的桨则与船舷上缘齐平。桨手们并不是直接坐在其他人的上方，而是交错排列，以降低船只的重心。
到公元前7世纪，在双桨座战船的基础上，三桨座战船（trireme）很自然地诞生了，即在第三层甲板上增加了一排桨手。
（“trireme”一词源自拉丁语，意思是“三人划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水手使用希腊语词汇“trieres”，意思是“三人配合”。
）当时最常见的战船是三十桨帆船（triaconter）和五十桨帆船，在公元前6世纪的图像中有所描绘。而三桨座战船所载的桨手数量大体上是固定的，桨手们以固定的队形排列，最低一排和中间一排每侧坐27名桨手，分别被称作下层桨手（thalamian）与中层桨手（zygian），最高一排每侧有31名桨手，被称作上层桨手（thranite），共计170人。与双桨座战船一样，桨手们交错而坐，中层桨手位于下层桨手的前上方，而上层桨手则位于中层桨手的前上方。为了留出水面以上的高度（约1.5米），下层桨手离水面只有0.5米，上层桨手则依靠舷外支架作为支撑。
在雅典，由最富有的公民担任三桨座战船的司令官，代表国家负责战船上的各种装备，并支付船员的报酬。同时，这个头衔意味着“三桨座战船的船长”，如果司令官缺乏航海经验，就由专业人员来操控。除了桨手，三桨座战船上还有吹笛者和击鼓者、瞭望员、水手长、掌舵人及一队步兵、弓箭手和持矛者，后者的人数根据可用的人力和首选的战术决定。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战役中，雅典的战舰可运载大约10名水兵，而波斯的战舰可运载30名水兵。雅典水兵人数之少可能反映了舰队巨大的人力消耗，需要多达34,000名桨手，其中许多都是从同盟国招募来的。后来，雅典人把三桨座战船最上层的甲板加宽，以容纳更多的水兵，这是一个进步，在下层桨手的周围也安装了防护装置。
三桨座战船或者排成一字形航行（即从船首到船尾成一条直线），或者并排航行（即肩并肩）。前者是标准的巡航队形，后者则是准备投入战斗的队形。尽管三桨座战船上装有1根船桅（到公元前5世纪时已经出现了有2根船桅的船），但当船只一直向前划行时，可能并没有使用船帆。因为即使风从船只的正后方吹来，船只也会严重倾斜。在完全依靠桨手划行的情况下，船只能够拥有惊人的航速。
修昔底德记录了一次从比雷埃夫斯到米蒂利尼的航行，一艘三桨座战船进行了长达约24小时的航行，航速达7.5节。色诺芬（Xenophon）则记录了从拜占庭到黑海上的赫拉克利亚之间的一段长达129英里的航程，平均航速约为7节。一艘名为“奥林匹亚号”（
Olympias
）的三桨座战船的仿造船在其处女航中的航速达到了7节。（三桨座战船比五十桨帆船的航速要快30%，而五十桨帆船是那些缺乏原材料和人力的弱小城邦常用的战船。）
实际操作对于完善三桨座战船的战术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但要求每一艘船上桨手的动作要协调，而且要求不同船只之间的配合也要协调。
作为一种防御措施，战船可以将其撞角朝外，排列成环形，而对此最佳的进攻方法，就是在敌船周围围成一圈，这种战术被称为“围攻”（periplous）。另一种“围攻”的形式，是在追击的敌船周围环绕，攻击其船首和船尾。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战术，被称作“穿行而过”（diekplous），即并排航行的战船排成一队穿过敌船的防线，以避免船尾受到攻击，因为船尾是三桨座战船最脆弱的部位。
与其他任何时代一样，古典时代的海上强国既依赖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也依赖在海上运用这些资源的理论基础。维持一支海军需要大量公民的支持，正如在公元前46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向雅典人略带夸张地提醒道：“与其他一切东西一样，航海技术也是一门艺术，不是人们在空闲时间里就能学会并精通的。实际上，它需要人们像对待其他事情一样，不遗余力地去做。”
雅典人相当清楚这一点。在波斯人第二次入侵希腊的20年前，他们既有金钱和原材料，也有动机去打造一支地中海东部最强的、训练有素的舰队。叙拉古（又称锡拉库萨）和迦太基的海军可能与雅典人的海军实力相当或者略强，而波斯人的海军实力可能要令雅典人及其同盟相形见绌了，其船只是从不同等级的臣民那里征发而来的，并由外国军官进行指挥。但这并不能说明波斯入侵的结果永远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确实发动了入侵，而希腊的胜利则是由混乱的政治活动、波斯人在战略上过于自负以及巧妙设计的战术等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
公元前559年，新巴比伦帝国被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公元前330）的建立者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推翻。该王朝兴起于伊朗西南部一个名为“波西斯”（Persis）的部落，“波斯”（Persia）这一名称便来源于此。10年后，居鲁士成为伊朗北部的米底人的国王，到公元前525年，他征服了埃及、吕底亚及伊奥尼亚的希腊城邦，直到公元前499年，伊奥尼亚人才接受了波斯人的统治。当时，居鲁士的继承者大流士一世正准备远征纳克索斯岛，它是基克拉迪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大概位于伊奥尼亚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间。米利都召集其他伊奥尼亚城邦共同反抗波斯人的统治，但是希腊本土各城邦的反应并不积极。斯巴达是实力最强的城邦，派出了一艘三桨座战船调查情况。雅典和埃雷特里亚是仅有的两个提供实质性帮助的城邦，分别派出20艘和5艘战船。用希罗多德简短的总结来说就是，每一艘战船“对于希腊人和野蛮人而言都是罪恶的开端”。
雅典人穿过了爱琴海，进军到萨迪斯，并在仓皇撤退之前放火将其烧毁。伊奥尼亚人只有353艘三桨座战船，无法与拥有600艘战舰的波斯舰队抗衡。波斯人的舰队由腓尼基人、埃及人和卡帕多西亚人的三桨座战船组成，这支舰队曾经在公元前494年袭击过米利都。在一场发生在拉德岛附近的战役中，少数没有投降的米利都人的战船被摧毁或俘获，伊奥尼亚人的反抗实际上也宣告结束了。波斯人继续在达达尼尔海峡周边肃清残敌，征服了海峡两岸的多个希腊城市。尽管战事十分顺利，但由于萨迪斯被毁灭，大流士一世发誓要惩罚雅典人。“他命令一名仆人不断对自己说，‘主人，请记住雅典人’。无论大流士是坐着还是在进餐，仆人都要连说三遍。”
公元前491年，波斯人在大流士的女婿马铎尼斯（Mardonius）的指挥下第一次入侵希腊。马铎尼斯的军队在渡过达达尼尔海峡之后向南航行，决定拿下埃雷特里亚和雅典。军队在欧洲大陆登陆后，波斯舰队沿着海岸向南航行到阿陀斯半岛（阿克特半岛）附近令人生畏的海角。在这里，一场暴风雨造成300艘战船沉没，20,000名水手被淹死。波斯人在色雷斯也遇到了阻碍，尽管他们最终仍处于有利地位，但马铎尼斯决定回国。
波斯人继续追逐其最初的目标，面对有组织的抵抗一路势如破竹。雅典和埃伊那岛是长期的对手，已经交战达15年之久。当时，埃伊那岛人刚刚挫败了由雅典人和科林斯人组成的舰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流士发动了第二次远征。希罗多德提供了一些关于波斯人“海军部队”的构成的信息，它包括“所有的战船以及从不同族群的臣民中征发而来的士兵，包括大流士在1年前从附庸国征募的运输马匹”，“600艘坚固的三桨座战船以及船上的军队向伊奥尼亚进发”。
这一次，波斯人直接穿过爱琴海，“可能是因为指挥官们对阿陀斯半岛周围的航道感到恐惧”。但是他们也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优势。在征服纳克索斯岛之后，波斯人在埃维厄岛登陆，准备袭击阿提卡。在距离雅典42千米的马拉松平原上，雅典人和普拉提亚人发起反击，俘获了7艘敌船。波斯人重新进行部署，试图由海路攻击雅典，但当时他们的船只在法勒隆海滩搁浅，而雅典军队已经从陆路返回，波斯人便撤退了。
大流士策划了对希腊新一轮的入侵，但是由于在埃及发生的起义和围绕继承人问题的争论（最终以他的儿子薛西斯的胜利而告终）而被迫推迟。在薛西斯镇压了埃及的起义之后，他的顾问们（包括生活在帝国都城苏萨的被流放的雅典人）鼓动他重新向雅典发动战争。薛西斯的叔叔阿尔达班（Artabanus）指出，国内的主战派低估了希腊人抵抗的能力和决心，但薛西斯不顾劝告，集结了一支由1,207艘三桨座战船和1,800艘运输船组成的军队。与往常一样，驾船工作大多是由腓尼基人、埃及人、伊奥尼亚人和希腊内陆人负责的。希腊内陆人更愿意同世界上最强的帝国结盟，以打击与他们相争的同族。人们估计，为波斯人战斗的希腊人可能与反抗入侵的希腊人数量相当。
舰队的规模证实了阿尔达班的忧虑，即波斯最强大的敌人并不是希腊，而是海洋或陆地。“因此，就我所知，没有足够大的港口能够容纳我们的舰队，使之在暴风雨到来的时候获得保护。实际上，这样的港口只有一个也是不够的，而是必须有许多个，我们可以由此起航。但是连一个也没有。”
阿尔达班出色地完成了后勤准备工作，包括物资、战马和牲畜的调配以及两项巨大的工程。其中之一是在达达尼尔海峡用船只搭建起2座桥（完成于公元前480年5月），以便军队能够从亚洲前往欧洲。
由于水流的速度至少有4节，因此在达达尼尔海峡用船建造一座桥是一项相当巨大的工程，不过这种想法倒并不新鲜。大流士在公元前512年攻打斯基泰人期间，便曾在达达尼尔海峡与多瑙河之间架起了一座桥。薛西斯的桥是由抛锚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三桨座战船和五十桨帆船组成的，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桥的北部由360艘三桨座战船和五十桨帆船组成，桥的南面由314艘三桨座战船和五十桨帆船组成，由2根亚麻缆绳和4根纸莎草缆绳连接在一起，从海峡的一侧连接到对岸。完成之后，用船板将船与船之间连接起来，船的两侧用于安置马匹和牲畜，以免其在遇到水的时候受惊。
另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便是开凿一条穿过阿陀斯半岛的运河，以避免公元前491年的灾难再次发生。尽管希罗多德记录的真实性受到人们的怀疑，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条长2.5千米，宽约30米的沟渠，“宽度足以让2艘三桨座战船并排航行”。
希罗多德对这项工程十分不屑，并不是因为波斯人以此来寻求避开海上的危险，而是因为它是薛西斯炫耀权力的一种表现，“他想炫耀自己的权力，想留下一些能够被人们记住的东西”。希罗多德写道，“把船只运送到地峡旁的陆地上，这一点儿也不难”，就像在科林斯地峡所做的那样。
与此同时，雅典人也并没有闲着。在马拉松战役之后，重装步兵和主张进行海战的人之间产生了分歧。前者是在陆上作战的兵种，胜利自然归功于他们。而主张海战的最积极分子是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他曾参加过马拉松战役，但他认为最好的防御方法是放弃雅典，在比雷埃夫斯寻求新的发达港口以避难，并建造一支强大的海军。准备以比雷埃夫斯作为防御据点的观点获得了一定的支持，但是当时缺乏建造一支舰队所需的资金，直到人们在劳利翁附近发现了丰富的银矿。尽管希腊人意识到薛西斯正在准备新一轮的入侵，但地米斯托克利却主张建造一支舰队来对抗埃伊那岛而非波斯，雅典与埃伊那岛之间再次处于交战状态。正如希罗多德所写道的：“这次（与埃伊那岛之间的）战争在那个时刻爆发，通过迫使雅典成为一个海上强国而拯救了希腊。”
这个计划在地米斯托克利和海军至上主义者的努力下得以顺利进行，雅典人在之后的3年中，每个月建造6～8艘三桨座战船。
巧合的是，在波斯第二次入侵的前一年，德尔斐神庙的神谕宣称，雅典最佳的防御在于其“木墙”，并称“神圣的萨拉米斯……将把死亡带给母亲的儿子们”。
雅典人在讨论这些话的含义时，地米斯托克利坚持认为“木墙”并不是指阿克罗波利斯周围的木制栅栏（这是最明显的解释），而是指雅典的三桨座战船，他坚持认为阿提卡正南方大岛屿上的“神圣的”萨拉米斯对希腊是有利的。地米斯托克利的观点在当时获得了支持，雅典人把妇女和儿童撤离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把成年男子和动产转移到萨拉米斯。雅典及其同盟（包括斯巴达、科林斯以及埃伊那岛）的成年男子被分派到战船上，其中半数战船航行到埃维厄岛北端的阿尔泰米斯翁。地米斯托克利建议先发制人，提前阻拦波斯人的舰队前往沿海的水道与其军队会合。他希望斯巴达能够守住阿尔泰米斯翁以西约65千米处的温泉关。8月中旬的2场暴风雨，使薛西斯舰队中大约三分之一的船只沉没。此后发生了2场战役，一场是由地米斯托克利发动的旨在试探波斯人实力和决心的小规模战役，另一场是波斯人袭击阿尔泰米斯翁的战役。第二场战役十分激烈，半数雅典船只受损（但并不严重），地米斯托克利在听说300名斯巴达战士在温泉关全军覆没后，命令希腊军队退守到萨拉米斯。由于波斯人向南转移，斯巴达人选择放弃阿提卡和萨拉米斯，以便集中力量在科林斯地峡一带保卫伯罗奔尼撒半岛。地米斯托克利指出，在萨罗尼克湾的公海上，实力更强的波斯舰队可以自由移动，敌人的优势会更明显。他同时宣称，如果伯罗奔尼撒人拒绝在萨拉米斯与敌人作战，雅典人将用200艘船载着他们的家眷，前往意大利的一处殖民地，剩下的人则只能依靠自己。
萨拉米斯海峡十分狭长且形状不规则，东边靠近受到普斯塔雷阿岛保护的地方。在通向萨拉米斯和内陆之间的依洛西斯湾之前，海峡的宽度只有大约0.5英里，而通向西边的“S”形的迈加利安海峡则更为狭窄。将希腊人拖入公海对于波斯人而言十分有利，但是薛西斯已经没有兴趣继续拖延这次远征了。除了一位大臣，其他所有的大臣都赞成立即展开攻击。这位反对者是哈利卡那索斯的统治者阿尔泰米西娅（Artemisia），她直率地建议继续忍耐。她的理由是，由于缺乏补给，且担心伯罗奔尼撒人的袭击，希腊各盟国很快就会瓦解。她也注意到，波斯军队的后勤依赖于海军。她相当有远见地劝告，“如果您匆忙发动一次海上军事行动，我担心您的舰队的失败可能也会祸及陆军”，但薛西斯并没有听从她的建议。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是曾参加过萨拉米斯战役的一名老兵，他的悲剧《波斯人》（ The Persians ）是现存最早的以此次战役为题材的戏剧。根据他和希罗多德的描述，在战斗打响的前夜，一名希腊信差告诉波斯人，一些希腊人正打算从迈加利安海峡逃跑。庞大的波斯舰队停泊在普斯塔雷阿岛以东的海面上，为了拦截小股逃窜的敌人，波斯人派遣一支军队来守卫迈加利安海峡。在9月25日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薛西斯和他的随从在陆地上眺望萨拉米斯海峡。当一支希腊军队进入依洛西斯湾的时候，薛西斯命令战舰提前驶入漏斗形的海峡，他认为希腊人正在逃往被封锁的迈加利安海峡，但当时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舰队已经从萨拉米斯海峡出发。
随着排列整齐的波斯舰队驶入这个逐渐收窄的海峡，战斗全面打响了。当其他船只继续从普斯塔雷阿岛前往前线作战时，主力战舰却企图撤退。“希腊人的战舰正打算猛冲，把我们包围起来。”
这场战役的结局似乎早就注定了，但是战斗仍进行了一整天，几千名士兵连同他们的战舰一起被消灭，水手们大多死在自己的位置上，士兵们被从高层甲板上扔下来，掩埋在沉重的武器和盔甲中。落入水中的人没有获救，他们“像马鲛鱼等被捕获的鱼一样被击晕和屠杀，尸骨如同船桨碎片和船体残骸一般”。“所有的灾难，即便我能够详述，讲上10天也讲不完。”波斯人比希腊人更快地接受了自己的失败，希腊人急切地准备进行新一轮的攻击，但是在战斗结束2天之后，当他们知道波斯舰队已经在夜间放弃了帕勒隆时才醒悟过来。这场战役可能已使希腊人损失了40艘三桨座战船，大概剩下270艘，而波斯人在战争中损失了约200艘战船，其战船总数下降到250艘，与战争开始时相比已经大大减少。
由于阿尔泰米西娅曾经警告过，没有战舰就意味着失去了补给，于是薛西斯立即从阿提卡撤退了大批部队。
除了证明地米斯托克利的战略的正确性，萨拉米斯战役迫使波斯人转入守势，为希腊人赢得了难以攻破的爱琴海。战争的结束也宣告希腊进入了古典时代，这一时期与前古典时代既大不相同，又有相似之处。一群拥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及文化观念的人们依然生活在包括今天的希腊、达达尼尔海峡、伊奥尼亚、黑海沿海的部分地区、西西里岛的大部分及意大利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前古典时代的各种争斗造成了希腊政治上的分裂。然而，古典时代与之前的不同则是更为重要的。雅典可能使作为希腊最强大城邦的斯巴达显得稍逊一筹，但这两个城邦至少也是同样重要的。而且，雅典新近获得的权威来自其海军实力，雅典海军的规模、组织和已经被证明的战斗力，与之前任何地方的任何舰队都不同。地米斯托克利对德尔斐神谕的解释，不仅对雅典人和希腊世界，而且对此后直到今天的海洋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修昔底德的描述，地米斯托克利相信，“如果雅典人成为一个航海民族，那么他们除了自己的权力还将获得一切优势”。
“实际上，正是他首次冒险告诉雅典人，他们的未来在于海上。因此，他马上开始为帝国的建立奠定基础。”于是，在历史上人们第一次可以想象一个辽阔而强大的帝国，通过没有中间商的远距离海上贸易获得财富，并凭借海军来保障其优势。
在波斯人撤退后不久，雅典人的机会就来临了。当时，一支希腊联军被派遣去彻底消灭在克里特岛与达达尼尔海峡之间的波斯残余势力。斯巴达与雅典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当斯巴达人被迫召回自己颜面尽失的将军时，他们将爱琴海上的巡逻职责让给了雅典人。公元前478年，雅典人发起了旨在共同抵御波斯人入侵的提洛同盟，并在同盟中居于首要地位。雅典任命“希腊财政官”在提洛岛（同盟的名称便来源于此）接收贡品，贡品主要是白银和船只。
商业的兴旺促使比雷埃夫斯成了爱琴海上的贸易中心，贸易带来的巨大财富和那些贡品不仅供同盟满足防御所需，而且还建造了帕特农神庙等奢侈的建筑，帕特农神庙成为雅典古典时代不朽的地标性建筑。该同盟由170座城市组成，雅典人鼓励它们用白银代替船只作为贡品，雅典人肩负着领导同盟作战的重任，因此组建了一支能够击败任何入侵者的海军。最终，提洛同盟从一个由雅典人及其独立盟友组成的自由联合体，变成了一个高压的雅典帝国。公元前465年，拥有丰富银矿的萨索斯岛想退出同盟，而遭到雅典人的镇压。15年后，当金库从提洛岛迁至雅典时，提洛同盟已经名存实亡了。
海洋城邦也把目光投向爱琴海以外的地方。在公元前460年的一块纪念碑上刻有177名士兵的名字，反映了这一时期雅典海军势力所到达的范围，“这些人是公元前460年在与塞浦路斯、埃及、腓尼基、哈利依斯、埃伊那岛及麦加里德的战争中牺牲的勇士”。
塞浦路斯是希腊人与波斯人长期争夺的一个战场，其主要的吸引力在于丰富的铜矿、谷物和木材，而埃及则拥有谷物贸易的美好前景，以及反抗波斯人统治的有利条件。公元前450年，希腊人在萨拉米斯的塞浦路斯人港口发生的一次战役中击败了波斯人。波斯国王亚达薛西（Artaxerxes）决定议和，签订了《卡里阿斯和约》。对于雅典的海上霸权而言，这是一场极大的胜利，和约使波斯人无法从安纳托利亚西南的利西亚西面或黑海南面调动船只，也无法在3天之内从伊奥尼亚沿岸调集军队，对此他们宣布放弃所有要求。
在公元前460年的一块纪念碑上，也提到雅典人在长达15年之久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对科林斯的敌意。当雅典后来干涉科林斯与其两块殖民地之间的冲突时，科林斯人请求他们的同盟斯巴达入侵阿提卡，打破雅典人独大的局面。持续时间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被分为4个阶段：阿基达马斯战争（公元前431—公元前421）、《尼西亚斯和约》阶段（公元前421—公元前415）、西西里远征（公元前415—公元前413）和迪塞勒安战争（公元前413—公元前404）。战争爆发后，雅典的领袖是伯里克利。他出身贵族，尽管有贵族般的言行举止，却是一位平民主义者。他继续宣扬海上强国的目标（这是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治遗产），这也就注定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将比之前的任何战争都更多地依靠舰队。正如修昔底德所说，伯里克利明确地说明了一个海上强国的方方面面：
在我们眼中，整个世界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部分——陆地与海洋，每一个部分对于人类而言都是有价值的。如果看得更远一些，只要完全控制了其中的一部分，你们就不仅拥有了现有的地区，而且也终将掌控其他地区。今天你们的海军，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与之匹敌——波斯的国王，以及太阳底下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与之匹敌。他们都无法阻止你们航行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
战争进行到第6年时，斯巴达人把雅典人限制在了雅典、比雷埃夫斯以及连接两地的长城之间的走廊地带中。然而，只要雅典人控制了海洋，能够进口所需的物品，就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主要的战略目标是保证来自黑海的谷物能够自由地进入，为此，他们争取了色雷斯和马其顿的统治者的支持，使得雅典城在一场夺去了四分之一人口（包括伯里克利在内）的瘟疫中得以幸存。公元前427年，战争进一步扩大。雅典派遣一支舰队支援其西西里岛盟国以反对叙拉古，并拦截从西西里岛驶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载有谷物的船只。3年后，第一次西西里远征无果而终。更严重的后果则是，雅典失去了位于安菲波利斯的海军基地，该军事基地位于马其顿和色雷斯的边界附近，提供造船所需的木材，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斯巴达人向北进军，在雅典将军（兼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到达前占领了那里。
这为之后的和平阶段铺平了道路。和平一直持续到西西里岛西部的厄基斯塔的公民请求雅典人帮助他们抵抗叙拉古为止。西西里远征的领导者十分不幸，机会主义者亚西比德（Alcibiades）在一片对神明不敬的质疑声中出发，后来遭到放逐。尼西亚斯（Nicias）则十分优柔寡断，直到继任的将军提出撤退总比失败要好，当时尼西亚斯对此加以反驳。不久之后，叙拉古舰队于公元前413年9月在海湾内袭击了雅典人。在战斗中大败的40,000名雅典人及其同盟军试图徒步逃跑，但大多数人还是在附近的采石场中被杀死或者被囚禁。修昔底德对这次战役总结道：“对于胜利者而言，这是最光荣的战绩；对于被征服者而言，这是最具灾难性的失败……正如他们所说，他们失去了一切——陆军、海军及一切都被毁掉，只有少数人得以逃回。”
修昔底德对战争的描述也于同一年结束，因此我们无法得知雅典人的决心。尽管斯巴达人的战船只剩下100艘，他们仍袭击了阿提卡，再次将其包围在长城之内。公元前411年，他们在爱琴海重新发动了战争。雅典人试图保护黑海上的谷物运输船，以接收来自提洛同盟的进贡物品。他们与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交战。雅典人拉长了战线，使斯巴达及其同盟处于防御状态，但是希望依旧渺茫。到公元前405年，雅典舰队的船员开始由“所有符合兵役年龄的人，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民”充任。
一名斯巴达舰队司令发誓，他将“阻止你们与大海乱伦，她属于我”。
次年，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在达达尼尔海峡最后一次相遇，双方交战了几个小时，雅典人失去了自己的海军、海峡、谷物贸易以及自己的帝国。面对饥饿，雅典人被迫接受了斯巴达人提出的和平条件：将海军战舰减少到12艘，加入由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并实行斯巴达式的寡头政治。
事实证明，和平是难以获得的。在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与波斯频繁交战，而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却经常站在波斯人一边。在这场混乱中，雅典人从其耻辱的失败中逐渐恢复。在公元前4世纪70年代，他们缔结了许多同盟条约，在许多方面就如同前一个世纪的雅典帝国一样。保护市场和资源供给依然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黑海的谷物贸易是最重要的，雅典人对其加以严格控制，但是公元前4世纪的文献则揭示了生机勃勃的、多种多样的商业活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船只抵押贷款的发展，这是“当时唯一可知的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投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商人可以将自己的船只或船上的货物进行抵押，以获得一笔贷款，并于航行结束后支付。利息率是不固定的，但总的来说是比较高的，其中有的竟然高达22.5%。他们常常遭到严格的限制，提供给居住在雅典的承运商的贷款，只能用于驶往该城的谷物运输。这种保护主义措施在雅典并不罕见，例如来自萨索斯岛的葡萄酒只能通过萨索斯人的商船出口。尽管雅典的货币在希腊世界流通最广，但是黑海的奥尔比亚港便只承认自己的货币。
公元前4世纪时，希腊最繁忙的港口依然是比雷埃夫斯。希波战争之后，那里的建筑一直充满活力。在一个世纪之前由一位名叫希波达穆斯（Hippodamus）的米利都建筑师设计的比雷埃夫斯，被分成了一个军港、一个贸易港和一个居民区，共有3个港口，包括半岛西面的康萨罗斯港、齐阿港和东面的曼尼基亚港。这名建筑师设计的直线街道被后人广泛地模仿。公元前331年，人们在比雷埃夫斯拆解了372艘三桨座战船，这些配件被储存在菲隆的兵工厂，该兵工厂长约120米，宽16.5米，高8米。康萨罗斯港是进行谷物贸易的港口，也是综合性的贸易区。在这里，商人们带上自己商品的样品，而大量的商品则依然留在他们的船上，直到被售出。康萨罗斯港的入口由2个人造的码头进行防御，2个码头之间装有一条铁链，可以提升到水面以上来阻截袭击者，直到20世纪，这仍然是码头防御的一种典型形式。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喜剧《阿卡奈人》（
The Acharnians
）中描述了该港口生机勃勃的景象，海草的气味、货物和船只的气味、笨重的货物、船桨和绳索等所有的东西在航行时相互碰撞，伴随着人们的合唱声。“人们朝着船长周围的人群叫喊，分类付钱，船首的雅典娜雕像是镀金的，比雷埃夫斯的谷物市场因定量供应而招致抱怨，人们纷纷购买皮革、桨架皮带、罐子，或者大蒜和橄榄油、成网的洋葱、花环、凤尾鱼、吹长笛的姑娘和黑色的眼睛。码头下面，充斥着桨手们相互格斗的声音、锤子敲打在木钉上的声音、钻桨孔的声音、芦笛和排箫的声音、水手长的声音以及鸟叫声。”
虽然谈不上独特，但这种对比雷埃夫斯海滨的简单描绘最能够令人身临其境。从这位古代作家的笔下，我们了解到这里曾居住着密集的人口。
尽管他们依靠船只和船员来获得面包、防御乃至巨大的财富，雅典人以及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仍十分轻视商船上的水手及其世界。我们难以估计希腊古典时代的水手所面临的敌意。自公元前6世纪末起，雅典人日益依赖水手、造船者、船主和投资人，培育了一个不断发展的、成分复杂的世界性的社会以及扩张式的海上贸易，在历史上造成了自然的、潜在的且具有革命性的结果。尽管商业是极度重要的，但水手和商人（大多是外国人）都没有受到高度的重视。当萨拉米斯战役确保了波斯人从希腊撤军时，它也使商人、水手与土地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进入了一段非常宽松的时期。对后者而言，希腊人抵抗波斯人的关键时刻并不是萨拉米斯战役，而是马拉松战役。尽管埃斯库罗斯参加了阿尔泰米西翁和萨拉米斯的海战，并在其悲剧《波斯人》中提及了萨拉米斯战役，但他之所以应该被单独地记住，是因为他参加了马拉松战役。
但是，萨拉米斯战役有助于证实雅典的民主观念（那里的末代僭主在30年前便已被推翻了），因为该城的防御需要所有出身卑微的公民共同参与，而不是仅仅依赖更富有的步兵。到公元前5世纪，前者的角色变成了永久性的，因为雅典人培育了一个永远都在扩张的帝国，通过商人和海军舰队与母邦之间保持联系。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贵族们把雅典人的失败归咎于其民主政治体制，这丝毫也不令人感到奇怪。
公元前4世纪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对由地米斯托克利造成的“海洋暴民”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柏拉图认为，与其接受水手的方式还不如选择死亡。“他们为自己丢下武器并‘毫无颜面地逃跑’准备了貌似真实的借口，这些说辞是从船上雇用手持武器的人的正常结果。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并非无限的褒奖，而是恰恰相反。”
他也建议，为了消除海上贸易中必然出现的腐败现象，城市的位置应该选在距离海洋至少80斯塔德（合15千米）的地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与之相似，他认为“拥有中等实力的海军对城市无疑是有利的”，但他同时也坚持“国家的人口没有必要增加太多，因为没有必要让所有水手都成为公民”。
古典时代的希腊仅有2名船主以拥有1艘以上的船只而著称，即福尔弥昂（Phormio）和拉姆皮斯（Lampis），他们是“希腊最大的船主”，因此这种鄙视的态度一点也不奇怪。
对水手和商人的偏见绝不仅限于希腊人。希罗多德曾写道：“我已经观察到，色雷斯人、斯基泰人、波斯人和吕底亚人（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认为手工业者（包括商人）和他们的后代在社会等级上比那些与手工业没有联系的人要低一些。”
尽管船员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依然是可疑的，在许多社会中都被边缘化，甚至商人和其他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利的人也无法幸免，他们不仅在希腊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当然也有例外，显然，“几乎所有的外国人”的列表中不再包括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他们对海上贸易的接受体现在他们的商业移民活动上，而且他们信奉的3个神中最重要的麦勒卡特（Melqart）便是贸易和海外殖民地的保护神。由于未受到希腊人无休无止的战争的影响，到公元前4世纪初，迦太基已成为地中海地区实力最强、疆域最大的国家之一。对它而言依然十分陌生，且对其海上优势构成最大挑战的并不是希腊，而是一个十分不同的地区——罗马共和国，它在此后将独占地中海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