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前已有凶兆。

当时他们已绕过了菲尼斯特雷角，正乘着一股劲风向南航行，这时一群海豚游了过来，绕着三帆战舰转。船上的人都挤到船尾和前后甲板的舷边去看，这些动物能绕着一艘以九到十节 航速欢快前进的船兜圈子，大家对它们这种本领都大为惊叹。可就在他们观赏海豚嬉戏时，传来了一声大喊：船上的一个服务生从左舷前端的一个舷窗掉到海里去了。船员鸣枪报警，抛出救生筏，船也停了下来。但这一连串操作完成得笨手笨脚，等到把六人小艇放下来，已经迟了。他们没能找回救生筏，更不要说那孩子了。他才十五岁，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水性很好，估计多半是爬上了救生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最后一定是死在了筏子上，死前受尽残酷至极的煎熬。

这支驶往塞内加尔的探险队有四艘船：一艘三帆快速战舰，一艘轻型护卫舰，一艘运输舰，一艘双桅横帆船。舰队于一八一六年六月十七日从埃克斯岛起航，共有三百六十五人。现在舰队继续向南前进，却已少了一人。他们在特内里费岛补充了给养，将昂贵的酒、橘子、柠檬、无花果和各式蔬菜搬上船。在这里，他们见识到了当地人有多么堕落：圣克罗伊的女人们站在自家门口，拼命招呼这些法国男人进屋，认定她们丈夫的妒忌自有宗教裁判所的僧人会治疗，僧侣们总谴责这种婚姻癫狂，说这是撒旦送来蒙蔽他们的。经过认真思考，船员们认定导致这种行为产生的是南方的太阳，众所周知，它的力量足以削弱不管是自然的还是道德的束缚。

离开特内里费岛，他们向南偏西南方向航行。风力强劲，加上导航失误，这支小舰队走散了。三帆战舰独自驶过热带海域，绕过巴尔巴斯角。它几乎是贴着海岸航行，有时距离陆地只半个大炮射程。海上礁石遍布，低潮时连双桅帆船都无法在这片海域航行。绕过了布兰科角，或者说他们自认为绕过了布兰科角，他们发现船驶进了一片浅滩。每半个小时，他们就要放下一次测深锤。破晓时，值班的少尉莫代先生坐在一个鸡笼子上做定位推算，判断他们大概是在阿尔金岛礁边缘。他的报告无人理睬。但是，就连那些不懂航海的人现在也看得出，船下的水变色了，船边能清楚地看到海草，逮到了好多的鱼。风平浪静的，他们却要搁浅了。测深锤测得现在水深十八英寻，然后没多久就降到了六英寻。张着帆的战舰几乎是立即就倾斜了，又倾斜了一次，再倾斜了一次，然后就停住了。测深绳显示水深五点六米。

十分不幸，他们触礁的时候是满潮，海况也越来越凶险，几次尝试让船脱困都失败了，船肯定保不住了。因为舰上带的几条小艇载不下全体乘员，他们决定造一个筏子，小艇载不了的人员都上筏子，木筏可以拖带登岸，这样大家就都能得救了。这个方案设计得很好，但是，正如这群人中的两位后来证实的那样，它是画在一团散沙上的，自私主义的一口气就把它吹散了。

筏子造好了，而且造得很好，小艇里的位置作了分配，给养也准备好了。黎明时分，底舱进水已达七十厘米，抽水泵也不管用了，于是下达了弃船令。可是周密的计划很快就被混乱所取代：艇上的位置安排无人理睬，给养随意摆放、遗弃，或是丢到了水里。筏上人员足额一百五十人：一百二十名军人，包括军官，二十九名水手和男乘客，一名女乘客。然而，才上了不到五十个人，这个长二十米宽七米的筏子就向水里沉了将近七十厘米。他们抛掉了先搬上筏的那几桶面粉，筏子于是又浮了上来。剩下的人爬了上去，它又往下沉。等筏子满载后，它已经沉下水一米了，且拥挤不堪，上面的人连一步都动不了，筏头和筏尾的人腰以下都浸在水里。固定不住的面粉桶被海浪推着撞向他们。船上的人给他们扔下来一包二十五磅重的饼干，立刻被水泡成了面糊。

之前定的计划，是由海军军官中的一位来指挥木筏，但他拒绝上筏。早上七点时，起程的命令下达，小小的船队慢慢离开了被抛弃的战舰。还有十七个人，或是拒绝离开战舰，或是躲了起来，于是留在了弃舰上，听天由命。

木筏由四条小艇拖带，小艇首尾相连，最前面是一条驳载艇，负责测量水深。当小艇各就各位时，筏子上的人高呼“国王万岁！”，并在一杆毛瑟枪枪尖上拴了一面小白旗。然而，正是在这筏上的人满怀希望和期待之时，在寻常的海风里已混入了自私之气。或是出于私利，或是因为无能、不巧，又似乎有此必要，拖缆一根接一根地被解开了。

离开战舰还不到两里格 ，木筏就被抛弃了。筏上的人有葡萄酒，还有少许白兰地，一些淡水，以及一点点泡了水的饼干。他们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地图；由于没有桨，也没有舵，没有办法控制木筏，也几乎无法控制筏上的人，海浪涌过，他们被冲得不停地相互碰撞。第一晚，海上起了风暴，筏子被粗暴地颠来抛去，筏上人们的号叫声混杂着翻滚的浪涛声。有些人在筏子的排木上拴了绳子，然后紧紧抓牢；所有的人都承受着风浪无情的击打。到了拂晓，海面上哀号阵阵，人们向上天祈祷，许下许多永远无法实现的诺言。死亡步步逼近，大家都尽力做好准备。关于那第一晚的情形，怎么想象都不如事实更惨烈。

第二天海上风平浪静，许多人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尽管如此，还是有两个年轻小伙子和一位面包师，认定终是死路一条，于是与众人道别，毅然投了海。也是在这一天，筏子上的人开始精神恍惚，出现了第一次幻觉。有的觉得看到了陆地，有的发现有船来救他们了，这些希望都摔碎在礁石间，让他们愈发绝望。

第二夜比前一夜还要可怕。海上浪涛如山，无数次，木筏几乎被掀翻。军官们蜷缩在短短的桅杆下，命令筏上的士兵从一边挪到另一边，好抵消海浪的力量。有一帮人，自觉已无生路，于是凿开一桶酒，试图彻底丢掉理智，让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好过点，这一点他们的确成功地做到了，直到后来海水从他们凿的洞灌进了酒桶，毁了美酒。这无异火上浇油，这帮神志不清的家伙决定要与整个筏同归于尽，开始破坏捆扎筏子的绳索。于是一场激烈的平叛战斗在浪涛间、夜幕下展开。秩序最终得以恢复，这条在劫难逃的木筏有了一小时的安宁。到午夜时分，士兵们又暴动起来，操起匕首、佩刀攻击自己的长官，有些没有武器，但癫狂至极，直接用牙撕咬，军官们多处被咬。有人被扔进了海里，有人被乱棍打死，有人被刺死。两桶红酒，以及仅剩的淡水被扔下了木筏。暴乱终于被镇压下去时，筏上已是乱尸横陈。

第一次暴动时，参加叛乱的人里有一个叫多米尼克的，是个工匠，被扔下了海。主管工匠的是一位工程师，听到这个叛变的手下在海里鬼哭狼嚎，于是跳下水去，拽着这混蛋的头发，把他又拖回了筏子。多米尼克的脑袋之前被刀劈了个大口子，有人摸黑给他包扎了伤口，把这家伙救活了。但刚刚恢复，他就以怨报德，又加入了叛徒们，再次参与暴动。这一次他没交到好运，也没得到宽恕，当晚就丧了命。

现在，不幸的幸存者们陷入了谵妄。有的跳下了海，有的呆滞麻木，有的可怜虫挥舞着军刀冲向同伴，要求给他一只鸡翅膀。那位英勇地拯救过工匠多米尼克的工程师觉得自己是在美丽的意大利平原地区旅游，有位军官对他说：“我记得我们被船队抛弃了。不过没啥可怕的，我刚给总督写了信，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能获救了。”神志不清的工程师十分冷静，这样答道：“您有飞得够快的信鸽来送这封快信吗？”

筏子上还剩一桶酒，要供六十人饮用。他们把士兵身上的身份牌收集起来，做成鱼钩，又把一把刺刀掰弯，想要用来抓鲨鱼。随后真来了条鲨鱼，咬住刺刀，上下颌狠狠一扭，把刀就又弄直了，然后游走了。

要想让他们悲惨的生命再延长一点，事实证明有必要依靠一种非常资源了。几个前晚暴动的幸存者扑到尸体上，从上面砍下肉块，立刻吞了下去。军官们大多拒绝吃这样的肉，不过有一个提议说应该先风干，这样会更好吃一点。有的试着嚼剑的佩带、子弹盒，以及帽子的皮边，但是没什么好处。有一个水手还打算吃自己的粪便，但最终实在是下不了口。

第三天海面平静，天气晴好。人们打起瞌睡来，却立即开始做噩梦，原本就已因饥渴交加而惊恐不已，梦魇袭来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剩下的人数不到原先的一半，因此筏子浮上来不少，夜里的暴动倒也有些出乎预料的好处。不过筏子上的人膝盖以下依然浸在水里，只能站着休息，一个挨着一个，紧紧地挤作一团。第四天早上，他们发现有十二个同伴夜里死了。大家把尸体抛下海，不过留了一具，以备不时之需。下午四点时，一群飞鱼越过木筏，在筏子两端被逮到不少。那天晚上，他们把这些鱼清理好，但他们实在太饿，每份鱼又实在太少，因此不少人在鱼肉里掺了人肉。大家对这样处理过的肉没那么抗拒，就连军官们也开始吃起来。

就是从这天起，大家学会了吃人肉。接下来的一晚，他们又有了新的肉食储备。有几个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黑人，前次暴动时保持中立，如今结了伙，计划要把他们的长官扔下海，然后带着大家的贵重物品（之前大家都把贵重物品拿了出来，一起放在一个包里，挂在桅杆上），逃上岸去（他们以为陆地近在咫尺）。又一次，灾难缠身的木筏上发生了惨烈的战斗，血流满筏。等到这第三次暴动被镇压下去，木筏上只剩下不到三十人了，筏子又浮上来一点。每一个人都是遍体鳞伤，含盐的海水不断冲刷伤口，四下一片惨叫哀号。

第七天，有两个士兵躲在那最后一桶酒后面，在桶上凿了个小孔，开始拿管子吸酒。事情败露以后，按照出于必要刚颁布的法律，两个罪犯被立刻扔下了海。

现在，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个最可怕的决定。他们清点了人数，发现一共是二十七人。其中十五人还能支撑数日，其余的都身负重伤，而且不少已经神志不清，存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在死前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必然要继续消耗大家有限的给养储备。计算了一下，这些人要喝掉的酒多达三十至四十瓶，而如果只给病员一半的配给，那就等于慢慢地杀死他们。因此，在极为恐怖的绝望的笼罩之下，筏子上进行了一场辩论。最终，十五个身体好的达成共识，为了有存活可能者的共同利益，他们的伤残伙伴必须被扔下海。三个水手和一名士兵执行了这令人作呕却又不得不为的死刑，这些人几日来接连面对死亡，已是铁石心肠了。就像灵魂洁净的人要和不洁的分开一样，身体好的人要与身体不好的隔离。

残忍地牺牲掉这些人后，最后十五个幸存者把筏上的所有武器都扔下水，只留下一把马刀，万一要砍绳子、木头的话可以用。剩下的储备够他们再撑六天。

然后发生了一件小事，每人都按自己的本性作了解读。一只白蝴蝶，是法国常见的那个品种，翩然飞过他们的头顶，落在了帆上。对于有些饿疯了的人来说，这似乎也能抵一点饱。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来访者行动轻巧自如，是对下面这群筋疲力尽、几乎难以动弹的人们的巨大讽刺。还有几个人认为这只朴素的蝴蝶是个预兆，是上天派来的使者，和诺亚的鸽子一样洁白无瑕。就连那些心存疑虑不承认神迹的人，也知道蝴蝶不会远离陆地，因此一线希望让他们也振奋起来。

但是陆地没有出现。在烈日的炙烤下，他们渴得发狂，最后不得不用自己的尿液润唇。他们用小锡杯接了尿，先放在海水里降温，然后再喝。有人的杯子被偷了，然后又被悄悄还了回来，不过里面的尿已经没有了。船上还有一个人，虽然已经饥渴万分，却怎么也没法咽下尿。他们中有个外科医生，说有些人的尿比其他人的要好下咽一点。他还说，喝尿的一个作用是让人立即又想撒尿。

一个军官找到了一颗柠檬，原本想全留给自己的，但其他人的强烈恳求终于让他避开了自私的凶险。他们还找到了三十瓣大蒜，并因此惹起了更大的争执，幸好除了那把马刀，其他的武器都扔掉了，不然可能又已经见血了。有人有两小瓶洗牙用的酒精，不情不愿地分给大家，舌头上滴一两滴，能产生美妙的感觉，有几秒钟能让人忘却口渴。有几块白锡镴，一放进嘴里就会感受到一丝清凉。有一个小的空瓶，以前里面装的是玫瑰精油，在幸存者中间传来传去，大家轮流闻闻它，瓶里留下的香气让人得到一丝抚慰。

第十天，有好几个人一拿到当天那份酒，就计划灌醉自己，然后自我了断。其他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劝得他们打消这念头。这时鲨鱼游来绕着木筏转，而有几个神志不清的士兵公然下海游泳，就在这些大鱼的视线范围内。有八个人，判定自己离陆地不远了，于是又造了一个筏子，准备乘它逃生。他们扎了个狭长的东西，带一根短桅杆，用块吊床布做帆，不过试航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东西脆弱不堪，才意识到他们那雄心鲁莽得荒唐，于是放弃了。

这场严酷折磨的第十三天，太阳从云层后完全升了起来。这十五个可怜人向上帝做了祷告，然后分发了每人一份酒，这时一位在眺望地平线的步兵上尉惊呼一声，通报大家他发现远处有一艘船。人人感谢上苍，个个狂喜不已。他们把桶箍拉直，在顶端拴上几块手帕，他们中的一位爬上桅杆顶，摇动着这些小旗子。大家都盯着地平线上的船，猜测它的动向。有人估计它每分钟都靠得更近了，有人断言它是朝反方向航行的。在半个小时里，他们的心悬在希望和恐惧之间。然后那船从海面上消失了。

他们从狂喜跌入失望和哀痛，他们嫉妒死在前面的那些同伴的命运。然后，他们决定睡一觉，在梦中寻求安慰，于是支起一块布遮挡太阳，大家躺在下面。他们提议把这番历险记下来，大家都签上名，然后把它钉在桅杆顶上，希望有朝一日能被家人和政府看到。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在极其苦痛的回顾中度过。然后，枪炮军士长想挪到筏子前端去，便起身出了帐篷，这时，他看到了半里格外“阿尔戈斯号”满帆朝他们驶来。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向大海伸出双手。“得救啦！”他喊道，“看那艘船靠上来了啊！”众人欣喜若狂，就连负了伤的也努力爬到了筏尾，好更清楚地看着救星靠近。他们互相拥抱，而当看清拯救自己的也是法国同胞时，倍加欣慰。他们挥舞手绢，感谢上天。

“阿尔戈斯号”收帆，靠近木筏右侧，在离他们大约二十五米处停下。十五位幸存者被抬上了船，若非获救，他们中最强壮的也无法再熬四十八小时。“阿尔戈斯号”的指挥官和军官们以其悉心的照料，重新点燃了他们的生命之火。幸存者中有两个后来把他们的惨痛经历写成了书，下结论说，他们以这种方式获救，简直是奇迹，其中上帝之手的痕迹显而易见。

三帆战舰的旅程始于一个凶兆，终于一个尾声。当那个不祥的木筏被放到海上，由小艇簇拥拖带着离开时，还有十七个人留在了“梅杜萨号”上。既是自愿地被抛弃了，他们立刻着手在战舰上里里外外搜寻了一番，看还有什么没被拿走，没被海水泡坏的。他们找到了饼干、红酒、白兰地和熏肉，足够支撑他们一阵子。一开始舰上一片祥和，因为那些同伴答应了会回来救他们。但是，四十二天过去了，救援人员却没有出现，十七人中有十二人于是决定自己上岸。为此，他们取下战舰上残存的木料，用结实的绳子绑牢，也造了一个木筏，爬了上去。就像前面的人一样，他们没有桨，没有导航仪器，一张帆简陋至极。他们带着不多一点给养，以及残存的一线希望。但是，许多天之后，一群住在撒哈拉海边的摩尔人，扎伊德国王的臣民，发现了这个木筏的残骸，来安达尔报告了消息。人们猜测，这第二个木筏上的人大概是被海怪吃掉了，非洲的海域里，这种海怪多得是。

最后的最后，就好像讽刺似的，这尾声还有自己的尾声。战舰上仍有五人留守。第二个木筏离开后没几天，一个当初拒绝上筏的水手也试图自行登陆。他没法自己再造出一个木筏，就乘着个鸡笼下了海。也许就是当初莫代先生坐过的那个鸡笼，他们触礁的那天早上，他坐在上面测定了战舰走向毁灭的航线。然而，鸡笼沉没了，那水手在离“梅杜萨号”不到半链 的地方命丧大海。

二

你该如何化灾祸为艺术呢？

如今，这一过程已是自动化了的。有核电站爆炸了？新戏一年之内就能搬上伦敦的舞台。有总统遇刺了？要书还是电影，还是根据电影改写的书或者根据书改编的电影，随你挑。战争？把小说家们喊来。残忍的连环谋杀？听一听诗人沉重的脚步声。当然了，我们得弄懂它，弄懂这灾祸。要弄懂它，我们就得想象它，因此我们需要想象性的艺术形式。但对这灾祸，我们还得证明它的合理性，宽恕它，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这大自然的狂暴举动，这人性的癫狂一刻，它为什么会发生？呃，至少它催生了艺术。也许，说到底，灾难便是因此而生。

他作画前剃光了头发，这我们都知道。他剃光头发，这样就无法见人，把自己锁在画室里，直到完成了这幅杰作才出来。事情就是这样的吗？

1816年6月17日，舰队起航。

1816年7月2日下午，“梅杜萨号”触礁。

1816年7月17日，木筏上的幸存者获救。

1817年11月，萨维尼和科雷亚尔出版了关于此次航程的纪实录。

1818年2月24日，购得作这幅画用的画布。

1818年6月28日，画布被送到另一间大一点的画室，重新上绷。

1819年7月，画作完成。

1819年8月28日，一年一度的巴黎美术展览会开展前三天，路易十八细细赏鉴了这幅画，《总汇通报》 称他对画家的评语“巧妙得当，既评判了画作，又鼓励了画家”。国王说：“席里柯先生，您的海难绝非灾难。”

一切从事实真相开始。画家阅读了萨维尼和科雷亚尔的纪实录。他去见了他们，仔细询问他们。他整理出一套事件的笔记汇编。他找到了“梅杜萨号”的木匠（他幸免于难），请他造了一个木筏的缩微模型。他在上面放上小蜡像，代表幸存者。在画室里，他在自己周围摆了好些自己画的断首残肢图，好让空气中弥漫起死亡的气息。最终的作品里，能辨出萨维尼、科雷亚尔和木匠的面孔。（给重现自己惨痛经历的画作摆造型，他们心情如何？）

他作画时十分沉静，这是贺拉斯·维尔内 的学生安托万·阿方斯·蒙福尔说的。他身体和胳膊看上去像是静止的，只是脸上微微泛红显示着他的专注。他只粗略地打了个底子，就直接在白色的画布上作画。只要还有光线，他就一直画下去。之所以这样不停不休，也是有其技术原因的：他用的是浓重、快干的油画颜料，这就意味着一旦开始画一个部分，当天就得把那个部分画完。我们知道，他把自己金红色的鬈发都剃了，意思是“请勿打扰”。不过他并不是孤身一人在画室里：模特，学生，还有朋友们依然在房子里进进出出，而房子是他与年轻的助手路易–亚历克西·雅马尔合用的。他的模特里，有青年德拉克洛瓦 ，那具趴着、左臂前伸的死尸就是按他摆的姿势画的。

我们先来看看他没画什么。他没有画：

1）“梅杜萨号”触礁；

2）拖缆被解开、木筏被抛弃的那一刻；

3）夜间的暴动；

4）不得已的食人行为；

5）出于自保的杀戮；

6）蝴蝶飞来；

7）幸存者浸在齐腰、齐腿，或是齐踝深的水里；

8）获救的那一瞬间。

换句话说，他的首要考虑并不是要自己的画：1）有政治意义；2）有象征意义；3）充满戏剧性；4）令人惊骇；5）激动人心；6）让人伤感；7）记录事实；8）明确直白。

注：

1）“梅杜萨号”事件是一场海难，一则新闻，一幅画，也是一场运动。波拿巴主义派用以向君主主义派发难。战舰舰长的行为体现了a）保皇党海军的无能和腐败；b）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一贯的麻木不仁。画战舰触礁，就是暗指政府这条巨轮搁浅，两者的相似点十分明显，这样的设计太拙劣。

2）萨维尼和科雷亚尔，这两位海难幸存者、第一部“梅杜萨号”事件实录的作者，向政府请愿，希望国家能赔偿受害人，惩罚致祸的相关军官。由于没法在体制内伸张正义，他们便写了书，诉诸民意这一更大的法庭。科雷亚尔后来做了出版商，也写政治宣传手册。他开了家名为“在梅杜萨残骸前”的小店，这家店是政治不满分子的聚集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幅描绘拖缆解开瞬间的画：高高扬起的斧头在太阳下寒光闪烁；一个军官，背对着木筏，漫不经心地解开一个绳结……这真是一幅很不错的政治宣传手册插画呢。

3）暴动场面，这是席里柯差点就画了的。现存有好几张草图。夜幕、暴雨、怒涛、撕裂的船帆、高举的刺刀、溺水、肉搏、裸体。这样有什么不好？最大的不好是，这样画的话，看起来就像是低成本西部片中的酒吧混战，每个人都要掺和一下，你挥一拳，我摔烂一把椅子，他拿酒瓶砸敌人的脑袋，还有人笨手笨脚地抓着枝形吊灯荡下来。画面上事件太多。少画点，表现出的反而会更多。

现存的几张草图里，暴动场面被处理得像传统的末日审判图，无辜的与有罪的各居一隅，暴徒被打入地狱。这样的隐喻是有误导性的。在木筏上，占上风的不是品德，而是力量，没什么仁慈可言。如果这样画，那潜台词就是上帝是站在军官阶级那边的。也许在那个时代他的确如此。

4）西方艺术里很少出现人吃人的场面。因为假道学？不大可能：西方艺术并不避讳展示剜眼，袋子里塞满人头，为献祭切除乳房、行割礼，将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再说，食人是异教徒的习俗，用画的形式进行谴责是寓教于画，同时还能悄悄地给观赏者以刺激。不过，好像总有些主题就是比其他的更受画家青睐。

席里柯画过一张筏上食人的草图。这同类相啖场面中最抢眼的一幕，是一个肌肉健硕的幸存者正抱着一具肌肉健硕的尸体的手肘在啃。这近乎滑稽。要画这个场面，基调永远会是个问题。

5）一幅画是一个瞬间。我们要是看到三个水手和一个士兵从筏子上往海里抛人，我们会觉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认为受害者已经死了？如果不是的话，是有人害命夺财？时事漫画家不知如何表达自己所开玩笑的背景时，往往会画上个卖报人站在广告牌旁，那牌上正好就有相关的新闻标题。换成绘画，类似的信息就只能靠画作的题目传达了：《“梅杜萨号”上的幸存者因补给不足不得不做出牺牲伤员以提高自我存活率之悲惨但必要的决定而饱受良心折磨之悲惨一幕》。呃，这样大概差不多了。

顺便提一下，《梅杜萨之筏》这幅画，并不叫《梅杜萨之筏》。巴黎美术年展的展品目录里，这幅画的名字是 Scène de naufrage ——《海难场景》。这样取名，是谨慎的政治策略？也许。但它同时也清楚地教导观赏者：这是一幅画，不是什么观点主张。

6）蝴蝶飞来的那一幕，想象其他画家会怎么画并不太难。但是仅这么听听，就感觉它打动人心的方法很粗鄙，不是吗？而且，就算基调的问题能解决，画这个场景还有两大困难。第一，它看起来太假，尽管它的确是真实事件：真实的不一定就令人信服。第二，一只六到七厘米宽的白蝴蝶，停在一个长二十米宽七米的木筏上，怎么处理比例，实在是个难题。

7）如果木筏在水面下，你就不能把它画出来，人物便都杵在海面上，像一群出水维纳斯 。更重要的是，若是画面上没有木筏，就会导致重大的构图问题：人若躺下来就会被水淹没，因此大家都得站着，结果你的画面上就都是垂直结构，僵硬至极。想要画得好，那得特别巧妙才行。不如再等等，等到筏子上再死些人，木筏浮上水面，就有了水平面可资利用了。

8）“阿尔戈斯号”派出的救生艇靠近木筏，幸存者们胳膊前伸，攀爬上船，被救的人与救人者之间令人唏嘘的状态对比，精疲力竭与欢欣鼓舞的一幕——毫无疑问，这些都能打动人心。席里柯画了好几张展现这获救一刻的草图。这肯定会是很震撼的图景，但是，有那么一点……太直白了。

这些是他没画进作品的。

那么，他画了什么呢？呃，他看上去像是画了什么？让我们来重新假设一下，我们现在啥也不知道。我们对法国海军历史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细细观看《海难场景》。我们看到木筏上的幸存者正挥手召唤地平线上一艘小小的船（很难不注意到，远方那船不比那只蝴蝶大多少）。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看见救星的那一刻，接下来他们就获救了。会有这样的感觉，半是出于人类对喜剧结局的执着偏爱，半是因为在某一个意识层面，我们自问过：若非木筏上部分或所有人获救，我们又哪能知道他们的事呢？

有哪些理由可以支持这个判断呢？船在地平线上，太阳也在地平线上（尽管看不到它），将天际染成黄色。我们推测这应该是日出，船与太阳一同到来，带来新的一天，带来希望和救援，头顶的乌云（非常黑）即将散去。但是，这会不会其实是日落呢？黎明和黄昏很容易搞混的。如果这是日落，船即将像太阳一样消失，流落海上的人们面临的，是同头顶的乌云一般漆黑绝望的夜，那又如何？我们有些糊涂，于是赶紧去看木筏的帆，想看筏子是在被吹向还是吹离救援者，判断那凶险的云团是不是即将被吹散。但是画作并不帮忙——风并不是从画面下方吹向上方，也不是从上方吹向下方，而是从右边吹到左边，至于再往右的情形，画框把它切掉了，我们也就无从知晓那边的天气状况。我们下不了结论，偏偏就在此时，又冒出了第三种可能：这大概的确是日出，但船却不是朝这些流落海上的人驶来。如果是这样，那命运拒绝了所有人，直截了当，冷酷无情：太阳升起， 可不是为了你 。

闹着点小脾气，不情不愿地，无知的眼睛把位子让给有见识的眼睛。我们把萨维尼和科雷亚尔的记述拿来，比对着看《海难场景》吧。这下就清楚了，席里柯画的不是最终获救前看到大船的那一刻：那时的情形不一样，大船是突然就出现在木筏前方的，人人都兴高采烈。不，这是第一次看到海船的时候，“阿尔戈斯号”出现在地平线上，可望而不可即，让人忐忑了半个小时。对比画作和著述，我们马上就发现，当时有个幸存者爬上了桅杆，手里举着捋直了的桶箍，上面拴着一串手绢，但席里柯没有画他，而选择描绘了一个人站在木桶上，大伙儿扶稳了他，他挥舞着一大块布的情景。看到有这样的变化，我们细细琢磨一番，然后承认他改得好：现实给他的是一个猴儿上杆的形象，艺术则创造了一个稳固的焦点，和一个额外的垂直结构。

不过，我们也别太急着给自己塞背景知识。让闹脾气的无知眼睛再回来，把问题再还给它。别管天气了，从木筏上的人物身上，我们能推测出点什么？不如先来清点一下人数吧。筏子上一共有二十人，两个在热切地挥手，一个在热切地遥指，两个伸出双手在急切地祈求，还有一个稳稳地撑住木桶上挥手的那位：有六人满怀希望，相信能得救。另外有五人（两个俯卧，三个仰卧），看样子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奄奄一息，还有一个胡须花白的老者，背对着众人遥望的“阿尔戈斯号”，看姿势是在哀悼：有六人不抱希望，不信能得救。在这之间（从空间以及情绪上看），还有八人：一个一边伸手求救，一边支撑着别人；三个看着那些召唤大船的人，一脸淡漠，不置可否；一个看着招手的人们，表情痛楚不安；两个侧着身子的，一个在看浪来，一个在看浪去；还有一个在画布最暗、破损最严重处，双手抱头（狠狠地抠着自己的头皮？）。六比六比八，没有压倒性多数。

（二十个人？有见识的眼睛提出质疑。萨维尼和科雷亚尔说了，只有十五个幸存者。所以那五个看上去有可能只是昏过去了的人其实都已经死了？大概吧。那么那场大淘汰呢？十五个身体好的幸存者不是把他们那十二个伤残的同伴推进海里去了吗？席里柯从海底捞了几个回来帮自己构图。那么，“希望对绝望”的公投里，死者那几票是不是就不算了？严格来讲，是不该算。但在判断画作传达的情绪时，没法排除。）

因此结构达到了平衡，六个满怀希望，六个沮丧绝望，八个未置可否。我们眯着眼睛，无知的和有见识的，视线在画上游走，渐渐偏离画中明显的焦点（木桶上挥手的人），愈来愈被左前方那个哀痛的人所吸引，他是画中唯一一个面向我们的人。他的膝上枕着一个年轻人，我们刚才做过算术了，这个人肯定已死。老人背对着木筏上所有的活人：从他的姿势看，他悲痛、绝望、认了命。他的花白胡子，以及遮住脖子的红布，都愈发让他在这群人中显得突出。他看上去好像来自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画风——或许是普桑 的哪位长老，迷了路。（胡说八道，有见识的眼睛呵斥道。普桑？如果一定要讲，明明是盖兰 和格罗 。至于那死去的“儿子”——盖兰、吉罗代 还有普吕东 杂糅到一块儿了吧。）这个“父亲”在做什么？a）哀悼膝上的亡者（他的儿子？他的伙伴？）；b）意识到他们永远不可能得救；c）在想就算他们能获救，也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他怀里的人已经死了。（顺便说一说，有见识的眼睛这么说道，孤陋寡闻可真吃亏。比方说，这对父子其实隐晦地表现了食人场景，这你可永远猜不到吧？他们第一次成对出现，是在仅存的那张席里柯所画食人场景草图中。而当年，任何有文化的人看到这一场景，都肯定会联想到但丁笔下的乌格利诺伯爵，他被囚禁在比萨“饿塔”里，身边躺着自己那些饿死的孩子，悲痛不已——然后他把他们吃掉了 。现在你懂了吧？）

不管我们认为老人在想什么，现在他的存在都与木桶上挥手的那人有着同样的分量。根据这一平衡力量，我们推测出：这幅画表现的，是第一次看见“阿尔戈斯号”这一过程的中点。船出现在视野中已有一刻钟，还将再待上十五分钟。有的人相信它正朝他们驶来，有的人不确定，正在观望事态发展，有的——包括木筏上最睿智的那位——知道它是在离他们远去，自己不会得救。这个人物鼓动我们将《海难场景》看作是在描绘希望遭到嘲弄。

那些在一八一九年巴黎美术年展的墙上看到席里柯这幅画的人，几乎无一不知眼前的是“梅杜萨之筏”上的幸存者，无人不晓地平线上的船的确救起了他们（即使不是在第一次就这样做了），大家也都知道这次塞内加尔之行是一桩重大政治丑闻。但这幅始终能为人津津乐道的画，是在其背后的故事已被遗忘后，依然生机勃勃、历久弥新的那种画。宗教会腐朽，但神像长存；故事会被遗忘，但展现它的画面依然引人注目（笑到最后的是无知的眼睛——这太让有见识的眼睛难堪了）。今天我们再品《海难场景》时，心中对于格·迪鲁瓦·德·肖马雷这个远征队指挥官，对那个委任他为指挥官的部长，或者那个拒绝上筏担任船长的海军军官、那些解开拖缆的水手、那些叛乱的士兵，已不再怀有很多义愤。（实际上，经过历史的洗刷，我们对谁都有同情心。那些士兵们的残暴难道不是战争经历所致？那军官难道不是自幼娇宠教养的受害者？我们难道敢保证，自己在类似的情况下能英勇高尚吗？）时间把这一故事化成了图形、色彩、情感。我们是现代人，是缺乏背景知识的人，我们通过想象重塑这个故事。我们是随着泛黄的天空一起积极乐观，还是同花白胡子的老人一同悲哀绝望？还是说，到了最后，我们两种版本都信？眼睛可以从一种情绪、一种解读轻松地跳到另一种：画家当初是不是特意这么设计的？

8a）他差一点就这么画了：有两幅一八一八年绘制的油彩试稿，从构图看，比任何一幅初稿草图都接近最终的定稿，但与之大不相同的是，这里，人们翘首以盼的船离木筏要近得多。我们能看清它的轮廓，船帆，桅杆。它以侧面示人，在画布的最右端，横穿画上地平线让人痛苦的航程才刚刚开始。很明显，它此时还未注意到木筏的存在。这两幅初稿让人感觉更有动感、更主动：我们觉得，筏上的人那样拼命地挥手，也许再过几分钟就会有效果了。这幅画不是停在一个瞬间，它将自己推向下一时刻，问着这样的问题：船会不会一直驶出画布而看不到木筏？相比之下，《海难场景》的最终版本没这么积极主动，并未如此明确地提出问题。在那幅画里，向船挥手召唤更像是一场徒劳，幸存者们是生是死，全靠运气，那风险看上去要可怕得多。他们获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在画室里待了八个月。差不多也是这个时期，他画了幅自画像，画里的他盯着我们，眼神阴郁，透出几分不信任，画家们面对镜子时，往往都是这副表情。我们心虚，觉得他这是对我们表示不满，但实际上那不满十有八九是冲着画中人去的。他蓄着短须，一顶带流苏的希腊便帽罩住剪短了的头发（我们只听说他刚开始作画时剃了头，但八个月里头发可要长不少呢：他后来一共又剃了几次？）。他看上去就像个海盗，足够果敢足够凶猛，能拿得下、登得上他这庞然的《海难场景》之船。顺便提一下，他用的画刷，大小很出人意料。根据他的宏伟风格，蒙福尔推测席里柯用的是极大的画刷，但实际上，和其他画家相比，他用的画刷并不大。小画刷，以及浓重、快干的颜料。

我们一定要记住创作中的他。通常，我们会忍不住想把一件事系统化，把八个月浓缩成一幅成品画和一系列草图，但我们一定要忍住不这样做。他个子挺高，强壮修长，双腿十分健美，有人曾说，这双腿与他那幅《柏布赛马》正中在制服马匹的那个年轻人的两条腿可有一比。他站在《海难场景》的画布前，精神高度集中，需要绝对安静：椅子的一点擦刮声，都能弄断眼睛与笔尖之间那根隐形的连线。这些大型人物像，他都是直接画在画布上的，先前只大致画了一个轮廓打底。创作进程过半时，这幅画看起来就像是一排雕像挂在白墙上。

我们一定要记住关在画室里的他，创作中的他，动态的他，会犯错误的他。如今我们知道了他这八个月的最终成果是什么，我们就觉得，能走到这一步，实属必然。我们先看到的是这幅杰作，然后再通过那些被舍弃了的构想、差点就入选了的设计往回追溯。然而，对于他来说，那些被舍弃了的构想一开始却是令人振奋的。我们一开始就觉得理所当然的，他要到最后才能看到。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结果是注定的，但对他来说却并非如此。走到最终这一步，其间有铤而走险，有侥幸发现，甚至还有蒙混过关，这些我们都应该考虑进去，都应该体谅。我们只能拿语言解释这作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努力忘掉语言。我们是可以把一幅画描述为一系列决定，从1）标到8a），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些只不过是情感的注释罢了。我们不能忘记，人是会神经紧张、情绪波动的。画家才不是轻轻松松顺流而下、行云流水般就抵达最终画面那洒满阳光的池塘：他是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在浪来潮往中努力保持前进方向。

忠实于事实，一开始要这样，的确没错，但是一旦创作走上正轨，两相权衡，就要忠实于艺术了。事件的发展根本不是画上的那样，人数也不对；食人行为没出现，改以文学典故暗示了；那对父子还勉勉强强算是有据可考，木桶那里那组人则纯粹是无中生有。木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像是要迎接哪位承受能力较差、容易反胃的君主来进行国事访问似的：人肉碎片都被仔细地清理掉，大家的头发都和画家新买的画笔一样油亮顺滑。

随着席里柯渐渐确定构图，表现形式逐渐上升为主要问题。他调焦、裁剪、校正，把地平线抬高又压低（如果木桶上挥手的人在地平线以下，整个木筏就只能黯然地被海水吞没；如果他突破地平线，那看上去又像是在激起希望）。席里柯把周围的海和天都裁掉了，把我们直接甩在筏子上，才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他拉大了木筏上的人与救援船之间的距离。他调整了画中人物的姿势。画中的主要人物有那么多都背对观赏者，这样的情况有多常见？

说到他们的背，那真是肌肉发达，健美得很呐。这让我们感到难为情，但我们不应该难为情。幼稚的问题实际上往往是核心问题。所以，来吧，我们问出来吧： 为什么幸存者们看起来这么健康 ？席里柯找到了“梅杜萨号”的木匠，请他造了木筏的比例模型，这一做法让我们钦佩赞叹……但是……如果他都费了那么大的劲要把木筏画准，为什么不也这样对待木筏上的人呢？我们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把挥手的人改成独立的垂直结构，为什么要多加几具尸体来加强画面构图。但为什么所有人，包括那些尸体在内，看上去都这么肌肉饱满，这么……健康？创口呢？伤疤呢？憔悴呢？恶疾呢？这些可是喝过自己的尿，啃过自己帽上的皮料，吃过自己同伴的人。十五个幸存者里，有五个获救后并没能熬多久。那么，为什么他们个个看起来都好像刚上过健身课一样？

电视公司拍以集中营为背景的纪实剧时，我们的眼睛——无知的和有见识的——总是被那些身穿睡衣睡裤的群众演员所吸引。尽管他们剃了头发，弓着背，指甲油也都洗掉了，却都暗暗散发着无尽活力。我们看着屏幕里他们排着队，领一份被看守轻蔑地啐了一口的粥，心里却能想象出他们在餐车里大吃大喝的样子。难道《海难场景》预示了这一反常现象？若是涉及其他一些画家，我们也许真要停下来琢磨一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但这是席里柯，压根不必考虑这种可能：他是专门描绘疯子、死尸和斩下的头颅的画家，有一次在大街上碰到一位得了黄疸、皮肤蜡黄的朋友，他特地把人家拦了下来，告诉这人他看起来有多英俊。这样的画家，才不会不忍画已走到生命尽头的肉体呢。

那么，下面这幅他没有画的画，我们来想象一下——《海难场景》，重选演员，专挑饿得形销骨立的。枯槁的肉体，流脓的伤口，深陷的两腮：这样的细节可以轻而易举地令我们心生怜悯。我们眼里会涌出泪水，和画布上的海水一起，两种咸水相得益彰。但是，这样太草率了：画作这是在过于明目张胆地左右我们。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海难者和那只蝴蝶对我们感情的影响力是一样的，前者轻易地让我们感到凄凉，后者轻易地让我们得到安慰。这一招使起来不难。

但席里柯想要的反应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怜悯和愤慨——当然了，这类感情可能也会顺带着产生，就像载了个搭顺风车的。尽管选择了这样一个题材，《海难场景》却充满了力量和活力。木筏上的人体就同海浪一般：大海的力量在他们身下也在他们体内涌动。如果照实把他们画得奄奄一息，那他们就只是浪涛上的点点浮沫，不是正式的主流。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的视线被冲着——不是被缓缓引向，也不是被劝导，而是被海浪推着——爬上挥手人这个浪尖，落进绝望老者这个波谷，再横穿至右前方那具斜躺着连接大海的尸体那儿，被其导入真正的海浪间。正是因为这些人体足够强健，能够传导这样的力量，这幅画作才能令我们释放那些潜藏心底、更深切的情感，让我们在情感的浪潮间穿行，满怀期待又万念俱灰，兴高采烈又惊慌失措、听天由命。

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幅画已经悄悄甩开了历史的船锚。它已经不是《海难场景》，更不是《梅杜萨之筏》了。我们不仅仅是在想象发生在那个在劫难逃的筏子上的种种惨烈苦难；我们也不仅仅是变成了受难者。是他们变成了我们。而这幅画的奥秘就在于它的力量模式。再看一遍吧：看那些向着尘埃般救援船伸出双臂的背影，看那些力量勃发的后背将狂风卷起的滔天水柱继续放大。积蓄起如此的力量——结果又是如何呢？从构图上看，画中的澎湃激荡并没有得到回应，正如大部分人类情感都得不到回应一样——我们的情感，不仅仅是希望，任何难以承受的渴望都是如此：野心、仇恨、爱（尤其是爱），它们能得其所哉，这样的情况太少了啊！我们的挥手召唤是多么无力，天是多么阴沉，浪是多么巨大。我们都漂流海上，挣扎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向某处大声呼救，却永远不会有谁来拯救我们。灾祸化为了艺术，但这可不是一个消减衰退的过程。它是解放，是扩展，是阐释。灾祸化为了艺术：说到底，本该如此啊。

对《海难场景》的三种反应：

a）巴黎美术年展的评论家抱怨说，虽然他们算是对画作中的事件挺熟悉，但单从画里没法确定受难者都是哪国人，悲剧发生在什么地区，以及这事情发生在哪一天。当然了，画的意义本就在于此。

b）一八五五年，对于将近四十年前，自己首次看到逐渐成稿的《梅杜萨之筏》时的反应，德拉克洛瓦是这样回忆的：“它给我的震撼太大了，出了画室，我撒腿狂奔，像个疯子似的一直跑回了我住的普朗什大街，那在城郊圣热尔曼区的最顶头。”

c）席里柯临终前，听到有人提起这幅画，回答道：“呸，一幅小插画而已。”

这就是这幅画了——木筏上令人饱受煎熬的一刻，由艺术接手、改造、辩护，成为一幅蓄势待发、深沉厚重的画面，然后涂了清漆、加了画框、上了光，挂在一家著名的美术馆 里展示我们人类的生存状况，大功告成，一锤定音，永世不移。事情就是这样了吗？其实不是。人会死，木筏会腐朽，艺术作品也不例外。席里柯画作的情感结构，那希望与绝望间的摇摆不定，是由颜料来巩固、深化的：木筏上有些地方明暗对比极其强烈，亮的地方明快耀眼，暗的地方漆黑一片。为了让阴影部分能暗之又暗，席里柯用了大量沥青，以追求他希望的那种暗而微亮的效果。然而，沥青的化学成分不稳定，因此从路易十八品赏画作的那刻起，画作表面就在缓慢地、无法挽回地、不可避免地腐烂。福楼拜说过，“我们刚来到世上，身上就有东西开始脱落”。杰作完成了，但它并没有停下来：它继续行进，走下坡路。席里柯研究界的一流专家证实，这幅画“现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毁了”。说不定，如果他们检查一下画框，还能在里面找到蛀虫。 cuG0M6Nj8lgjHcjO77WBFfAPFhbbki/CpTUdyLH9B151o2aH7U+uEm7R7vMm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