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家训文化是儒家思想在一个家庭或一个族群绵延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历代读书人“修齐治平”理想的实践一般都是从其各自的家庭教育开始启程的。《易·坤·文言》有云：“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教“善”与行“善”，始终是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农耕社会甚至流传有这样的古训：“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所谓“富不过三代”，至今仍占有相当大的舆论市场，可见道德传家在中国人心目中牢不可破的地位。旧时官宦人家或书香门第的临街大门上常镌刻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或“荆树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一类的联语，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以道德传家、诗书传家的思维定势。

《晋书》卷七九《谢安传》有一段谢安与谢玄叔侄间的对话，发人深省：“（谢玄）少颖悟，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器重。安尝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古人希望其后人克绍箕裘以继承祖业而外，更希望能够超越自己，有鹏程万里的前途。宋苏辙《古今家诫叙》有云：“父母之于子，人伦之极也。虽其不贤，及其为子言也必忠且尽，而况其贤者乎？”然而其兄苏轼对此却有另类表达：“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洗儿戏作》）这当然属于对自己遭遇宋廷待遇不公的激愤与调侃兼而有之之言，不是真实的心理传达。《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谓传主：“治家有法度，常恐诸子骄侈，席势凌人，乃集古今家诫，书为屏风，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汉袁氏累叶忠节，吾心所尚，尔宜师之。’”将传家诫训写于屏风，而于古人坐卧皆可见屏风，其耳濡目染之效，可想而知。

《汉书》卷六六《陈万年传》：“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这就是有名的陈万年教子故事。这位御史大夫并非奸佞，只不过善于疏通上下级关系并得以取巧而已，他因此获得美官，这在人治社会自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陈万年以谄事公卿为传家秘诀教子，大约也是望子成龙的心理因素使然；其子陈咸入仕后偏偏反其父之道而行之，以“抗直”立朝，当属于性格因素作怪。陈咸在官场吃尽苦头，最终“以忧死”，恰与其父之善终形成对比。可见道德传家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个人性格与社会诸多因素的制约，实践起来绝非畅通无阻。

家庭作为社会细胞，酝酿了家训的产生；族群作为社会的血缘团体，又是族训产生的土壤。狭义而言，家训就是家长在立身处世为学等方面对子孙的教诲；但从广义上理解，家训也当包括兄弟之间的激励切磋。而族训更是扩大了的家训，两者可视为同类。历史上的家训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有机结合，堪称相辅相成，在维护帝王统治与社会稳定上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家训文化在历代蓬勃兴盛的有力保证。

一般而言，家训属于古人有意为之下的产物。明宋濂《文宪集》卷一〇《杨氏家传》谓杨粲：“粲性孝友，安俭素，治政宽简，民便之。复大修先庙，建学养士。作《家训》十条曰：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佞，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论者多之。”明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一三《余氏族谱序》：“西融生南昌令仁，南昌笃于行义，尝为《家训》曰：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至今乡人取以为法。”清初蒲松龄曾为友人撰述《为人要则》，包括正心、立身、劝善、徙义、急难、救过、重信、轻利、纳益、远损、释怨、戒戏十二项内容，其前有小序云：“王八垓兄有感于世情之薄，命十二题属余为文，以教子弟，亦见其忧患之心也。遂率撰之。”所谓“以教子弟”，当属于求人代作家训，其目的也无非是古人对于“绵绵瓜瓞”“五世其昌”的企盼。明曹端《曹月川集》有《续家训》诗云：“修身岂止一身休，要为儿孙后代留。但有活人心地在，何须更问鬼神求。”简括地道出了家训撰述的缘由。

传统家训的名称或体裁多样，庭训、庭诰、家诫、家范乃至家书、遗嘱、诗歌等，尽可包罗在内，文类有别，长短不一；传统家训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修身、治家、立志、勉学、处世以及节义等，总起来说就是讲做人的道理。本选本除不选诗歌外，所选文则长短不拘，皆属管中窥豹。

历史上的家训，或仅见于史籍笔记，具有一定的叙事功能或故事性；或散见于文人别集，作为单篇文章存世；或以专书、总集传世，如《颜氏家训》《戒子通录》等。至于家书尺牍，在文类上本与文人的单篇文章同一，但作为家训的家书在人们心目中往往有其独特性，所以本书共分为四类厘选历代家训，分别为史籍笔记中的故事家训、家书史牍中的教诲家训、文人别集中的散行家训、专书总集中的传世家训。本选本以《韩诗外传》中“周公诫伯禽语”的先秦文为第一篇，据说这是我国有文字记录的较早家训。限于篇幅，本书作为普及选本，选文不可能面面俱到，挂一漏万，在所难免。选有关家训之作六十四篇（则），不过尝鼎一脔，略知其味而已。至于注释，原拟从简，但古人行文引经据典，往往与儒家思想水乳交融，不明其出处，有时就难以体味其中的确切蕴含。至于选文中所涉及的“今典”如人物亲属相互关系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乃至大而化之，否则就可能难以体味个中旨趣，甚至郢书燕说。

选注者学识有限，本书之选文、注释与点评不妥甚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赵伯陶
2017年10月29日 DOReo5RumCCvJfitPewZLRDKHHS5HsdWVzwAUA9D42eDOg84LekS4HvMZxnU4w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