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杜甫，字子美，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和“吾祖诗冠古”的儒官家庭。经历了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的剧变，杜甫创作了大量的直面人生、仁民爱物的诗作，“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句承载了其忧国忧民的热忱，与李白共同标举着盛唐诗的最高成就。其诗有壮志未酬的痛苦，有人民的灾难，也有壮丽的山川，直书现实，有“诗史”之誉。诗歌艺术方面，他融汇古今，五七律俱佳，被唐代诗人元稹称之为“尽得古今之体式，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后世奉为“诗圣”的伟大爱国诗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却没有一部完整的传记，古人讲“知人论世”，对诗人及其诗歌精神的了解离不开对其时代的整体把握。正如冯至先生在1945年《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有这样的思考：“这诗人的人格是怎样养成的，他承受了什么传统，有过怎样的学习，在他生活里有过什么经验，致使他，而不是另一个人，写出这样的作品。”因此冯至先生通过《杜甫传》将作者、作品与时代三个方面联系起来，将杜甫的整体形象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以便“让我们认识他在他的时代里是怎样生活、怎样奋斗、怎样发展、怎样创作，并且在他的作品里反映了些什么事物”。

杜甫对于他以前的诗人和同时代的诗人，都给予了如实的称赞和恰当的评价，但杜甫其人其诗在最开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称颂，直到白居易与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和韩愈的古文运动，杜甫的伟大品格和诗作才受到重视。《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有杜甫的传记，但由于史官缺乏对杜诗及相关史料的整理，对杜甫的记载和评价有失严谨。

冯至先生《杜甫传》“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依据，不违背历史”，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杜甫的传记作品。

1951年，《爱国诗人杜甫传》在影响力很大的《新观察》杂志2卷1期至12期上连载，1952年11月，更名为《杜甫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初版发行，时至1980年3月《杜甫传》再版，增加了冯至先生的杜诗研究文章、小说以及夏承焘先生的书评。《杜甫传》的完成是基于冯至先生对杜甫个人生活及杜诗的深刻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在为杜甫作传之前，便发表了《杜甫和我们的时代》（1945年）、《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1945年）、《两个姑母》（1946年）、《公孙大娘》（1946年）、《杜甫在长安》（1947年）、《从秦州到成都》（1948年）、《草堂前期》（1948年）、《杜甫在梓州、阆州》（1948年）、《杜甫的家世与出身》（1949年）、《爱人民爱国家的诗人杜甫》（1950年）等多篇文章。它原是一本传记作品，许多学者却对其表现出深切的关怀，撰写了不少书评，提出了宝贵意见，对杜甫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普及领域还是学术研究领域，《杜甫传》的影响都持续不衰。

《杜甫传》的主要内容是传记，文末附录了再版补入的三篇文章、一篇小说和书评。

在这部传记中，对杜甫的生平事迹和生活历程的介绍是重中之重，冯至先生安排了十三个章节，叙述了杜甫的游历、为官、漂泊的生命历程。“家世与出身”、“童年”叙述了杜诗“喜咏事实”的家学渊源和儒教背景。“吴越与齐赵的漫游”、“与李白的会合”彰显出青年杜甫赏湖登山、游访历史古迹的浪漫情怀，对杜甫早期裘马清狂的叙述，为素来以悲悯济世形象示人的杜甫增添了生活气息与活力，同时运用杜甫为数不多的早期作品与李白的诗歌，分析其早期诗歌在主题表达和情感氛围上与后期沉郁顿挫、平实悲怆不同的审美倾向。“长安十年”章节，冯至先生解读了大量的杜诗，敏锐地捕捉到杜诗吟咏对象及心态的前后变化，前期吟咏的对象多是个人的遭遇和自然界的美丽和雄壮，但是后期逐渐揭露政风的腐败、边疆战争的非正义性以及人民的苦难，诗歌艺术风格逐渐成熟。“流亡”一节叙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杜甫与人民共同流亡的生活，他目睹了国家的破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便作于此时。“侍奉皇帝与走向人民”介绍了杜甫短暂的朝官生涯以及对朝廷的失望，冯至先生指出仕途的不幸带来的是诗人的幸运，从此杜甫开启了人生与诗歌的新阶段，接近战乱的人民，认清时代的苦难。透过“三吏”、“三别”，冯至先生发现此时杜甫内心矛盾的转折，“不像长安时代的诗里所说的杜甫个人入仕与归隐两种心情的冲突，而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爱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在人民与统治者中间感到的剧烈的冲突”。“陇右的边警与艰险的山川”介绍了杜甫旅途以及在秦州的艰险，解读了杜甫的纪行诗中记载秦州的地理形势和战争实况，极大地体现了“杜陵诗卷是图经”的纪实特点。“成都草堂”一章描绘了杜甫在坎坷生涯中难得的安稳生活，诗风有歌咏自然的轻快，也有悲悯人民的沉重。“再度流亡”记述了杜甫在成都官军叛变后再次踏上流亡之路的经历，梓州到阆州再到成都的奔波中，犹心系吐蕃与长安的战事。“幕府生活”一章记述了杜甫晚年不如意的幕府官僚生涯。“夔府孤城”记载的夔州生活是杜甫晚年较为平稳自足的两年，杜甫歌咏山川与人民生活外，也创作长篇叙述过去的生活，这些诗歌是研究杜甫早期生活的重要素材，同时在诗歌艺术层面，杜甫作诗态度转为“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雕琢字句、推敲音律。“悲剧的结局”是传记的最后一章，冯至先生以悲痛的笔触描述了杜甫惨痛的晚年，让读者深刻地认识到杜甫即使日暮穷途，依旧爱国爱民胜过自己的伟大精神，让人动容。

附录的前三篇文章是冯至先生研究杜甫诗歌的力作，《人间要好诗》以专文谈论杜甫旺盛的政治热情、山水田园诗等体现的乐观精神。《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借助诗歌论述杜甫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和作诗的努力，丰富的政治热情依靠杜甫高度的艺术能力给予表达。《论杜诗和它的遭遇》探讨了“诗史”名称的缘起和内涵，梳理了杜甫时政诗、政治诗、写景抒情诗的特点，并介绍了杜诗的接受史，从不被重视到尊为“诗史”、“诗圣”，透彻解析了杜诗对《诗经》、汉乐府优良传统的继承，对南北朝艺术技巧的吸取。此书还附录了夏承焘先生《读‹爱国诗人杜甫传›》一文，该文总结了《杜甫传》精辟的见解，如第三章杜甫对李白前后认识的不同和第七章杜甫写“三吏”、“三别”时内心的矛盾，同时补充了“至德初陷长安和奔凤翔”、“乾元二年从华州弃官往秦州”的政治生涯以及杜甫的家庭生活。附录除了严谨的学术研究，还有冯至创作的以晚年杜甫与苏涣的交往为题材的小说《白发生黑丝》，想象的艺术空间加以杜诗的依托，想象中不乏事实，说明“杜甫在贫病交加的晚年，能欣赏苏涣那样的人物，可见他晚年的精神状态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衰颓”。冯至先生为杜甫立传，为杜甫为文，从学术研究到小说，都试图向读者呈现一个完整立体的杜甫形象。

鲁迅先生评价冯至先生为“最优秀的抒情诗人”，王瑶先生评价他的诗歌是“富有热情和忧郁，而长篇叙事诗尤称独步”。冯至先生是一名学者，也是一名优秀的诗人，因此在为杜甫立传的时候，透过杜甫的诗歌与杜甫的生活处境产生共鸣，用饱含情感的语言表达出对杜甫所处时代的控诉和对杜甫悲惨人生的同情，以诗人之心见诗人之心，感情蕴藉。同时冯至先生又颇以史学家的视角对待杜诗，例如“再度流亡”一章“许多历史上不曾记载的事迹都反映在杜甫的诗中，像他的《光禄坂行》、《苦战行》、《去秋行》和后来在云安写的‘前年渝州杀刺史’（《绝句三首》）都是很宝贵的史料”，以强烈的史学意识审读杜甫的诗歌，在为杜甫作传的同时梳理了政治事件。审美式的语言结合严谨的史料分析使《杜甫传》行文既流畅温情，又缜密周详，兼具文学性和史学性。

关于《杜甫传》的撰写，冯至先生在1945年发表的《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中说：“由于对史料缺乏信任，就是关于杜甫时的社会情形，也尽量从杜甫的作品中摄取……所以我只处处以杜甫的作品为根据，一步步推求杜甫的生活与环境，随后再反过来用我所推求的结果去阐明他的作品。”冯至先生的作传方法从考证、注解的角度来看，呈现出一定局限性，但是面对诗人生平事迹史料的匮乏，甚至是相关人生阶段没有史料记载，为了保证传记的整体性，因此也只能“以杜解杜”。根据有限的史学记载，杜甫为官也是小官，对社会政治事件的记载必然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具有极强的纪实性，化诗为史的作传方法凸显了一种合理性。更难为可贵的是，冯至先生还借助李白、岑参等同时代诗人的诗歌和史料进一步阐明求证史实。《杜甫传》对杜甫生平的整体叙述和对杜诗的分析，将杜甫、杜甫生活的动荡时代以及杜诗联合起来，弥补了杜甫传记的空白，冯至先生的这种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王 冉 yaW4wIDJnJonnTaSLcRA3N9t0TDR0VotzWCXlOssBRM/jM1tMc5UIVLphrtNO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