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此书是《精神分析引论》的续篇，前者发表于1917年，后者发表于1932年，时隔十五年。正如弗洛伊德自己所说：“这些新的演讲绝无取代早年那些演讲的意图，也绝无意形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它们是早年那些演讲的延续和补充。”此书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由于在这十五年间有关这些主题（例如梦、焦虑与本能、心理人格等）的知识进一步深化，需要对早已讨论过的主题作批判性的修正；另外两方面包含有真正的周延性，即一些新的主题，诸如女性的问题、精神分析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与定位取向等。

在这些新的主题中，第三十五讲，即世界观问题，显得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它向读者说明，弗洛伊德是在什么样的世界观指导下从事精神分析研究的。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作为心理学的一支——一种深层心理学或无意识心理学——无须建构本身的世界观，但它必须接受一种科学的世界观。然而，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的世界观，“却早已和我们的定义相隔千里之远”。这是因为，传统的世界观“充满了消极否定的特征……并且极端拒斥一切不合科学或不可知的某些成分……这种世界观是琐屑而枯燥无味的；它忽略了人类理智的见解，以及人类心灵的需要”。因此，“精神分析有特别的权利，提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它重视宇宙世界中的心灵精神层面，即把研究对象扩充至心灵领域。因此，弗氏断言，“没有这种心理学，科学将相当不完美”。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就弗洛伊德的世界观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刊登在《哲学科学》杂志1990年1月号上。这篇题为《弗洛伊德的世界观》的总结性的文章，有助于我们理解弗氏的世界观的精神实质。

这篇文章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如此重要，以致必须将全部心理学史分为“在弗洛伊德之前的”和“在弗洛伊德之后的”两部分，这是因为弗氏的著作引起了心理学中方法论的革命，即它改变了观察心理实际的方法。如果说弗氏之前的心理学（指描述性的心理学）在最好的情况下能使明显的东西，即人本身能认识到的自己感觉到的现象，固定下来并使之系统化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则从表面现象深入到它的内部的、实质的方面。

心理学家们一致认为，弗洛伊德创造了三项伟大成就。首先，他通过观察研究（而不是通过臆想）发现了一些尚未认识的心理结构，这些心理结构形成了特殊的本体论的心理层次和能进行科学分析的层次。这就是客观的心理实际。其次，他对这些结构进行了描述，首次构成了统一的、内部相互关联的心理画面。第三，弗洛伊德的心理画面完全是新的和不同寻常的，他力图严格地用科学的语言描绘“人的内心”和“生气勃勃的”（非死板的）心理实际；为此他创造了一种新的特殊的语言，即精神分析语言。

在弗洛伊德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的问题上，心理学家们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认为弗氏是唯心主义者，因为在他的学说中心理的东西脱离了生理的东西；因为他说过，和生理的东西相比，心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因为他似乎是以主观唯心主义的态度来解决心理过程的起源问题；因为他对理智在认识现实中的作用和意义作了非理性的解释，等等。另一派则认为，弗洛伊德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用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机械论的原则解释心理现象。这一派的心理学家认为，不能因为弗洛伊德说过心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就断言他是唯心主义者，也不能因为弗洛伊德说过和客观实际与人的行为相比主观实际是第一性的，就断言他是唯心主义者；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只有心理上不正常的人才会认为客观实际是第一性的。把有意识的人确定为无意识的人，这也不能算作是唯心主义，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这种现象。一方面，思想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相比是第二性的，但另一方面（在本身的实现方面）它又是第一性的。不能认为精神分析不如开药方治病那样见效就断言弗洛伊德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

还有部分心理学家认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仅仅是弗洛伊德世界观最初阶段的特征，在精神分析发展的后来阶段，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机械论的原则虽然也存在，但在相当程度上让位给了“生命哲学”、人的非理性概念和“文化的危机”。

在确定个人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对待宗教的态度。弗洛伊德在《世界观问题》这一讲里，多次提到宗教问题。一方面，他承认宗教与科学、哲学一样，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不同方面；而且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时代，宗教包容了一切属于人的生命之理智部分的事物，在科学尚未萌芽或尚不发达的时代，它取代了科学的地位，同时建构了一种融合一贯、条理分明并自我充足的世界观，且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比拟。但是，另一方面，宗教毕竟产生于儿童的无依无助的心理，其内容乃是儿童长大成熟后所保留下来的愿望及需求。

在弗洛伊德看来，科学和宗教是相互对立的两种人类精神活动，前者尽管目前尚不完美，但它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并且没有任何事物能取代它的地位，而宗教就与科学世界观背道而驰了。事实证明，科学使我们得以不必依靠真正的外在世界而独立，而宗教是一种幻想，它从要迎合我们本能的愿望冲动的心态中获得其力量。

出于对宗教的这种看法，弗洛伊德反对将宗教应用于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中；正是由于弗洛伊德坚持己见，导致他和荣格之间的反目，因为后者热情地探寻宗教在精神治疗中的有益作用。弗氏认为宗教是人回避死亡的一个发明，“死者的亲属发明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承认死的事实，甚至自己也必死的事实，同时却否认死亡所含的灭亡一切的意义……而对死者的长久怀念，则导致了生存还具有他种形式的概念，即人死之后，生命还会继续”（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艺术、文艺、恋爱、宗教》，孙恺祥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259页）。弗氏甚至断言：“利用宗教来给予人类幸福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杨庸一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弗氏在其于1923年发表的论文《17世纪附魔神经症病例》里，对宗教能治愈神经症的说法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在奥地利帝国图书馆的文件中记载了一名神经症患者，他在教会的帮助下通过与圣母进行精神联系的宗教仪式，奇迹般地消除疾患并成为一名教士。弗氏把此患者的附体妖魔理解为“就是那些卑鄙而邪恶的愿望，那些受到否定、约束的本能冲动的衍生物”。弗氏否定了宗教在治疗神经症患者中的作用，“我们反对将神经症这种现象投射到外部世界的做法，而将现象的起源归结于有着这些症状的患者的内心生活”（《论创造力与无意识》，第261页）。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把弗洛伊德看作唯物主义者，有理由把他的世界观看作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尽管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疗法的许多具体内容，已经被更新的认识和方法所取代，但这也符合他自己的科学信念。他坚信科学将会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这种对科学的坚持与信任，不因受到打击与批评而退缩的态度，是我们今日仍要继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