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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地图有相当大的依赖性，已经将它纳入到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那个部分中来了。对地图习以为常的现代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那些没有地图的日子。不过，对于古代人来说，他们确实不知道地图是出行的必备物品，就像现代人同样搞不清楚为什么测量宇宙要用数学公式一样。
擅长几何学的古巴比伦人曾经测绘过整个古巴比伦王国的地籍（大约在公元前3800年测绘的，也就是摩西诞生前2400年）。从出土于那片地区的陶片绘图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巴比伦王国的大致疆域。不过，那些绘制在陶片上的图画还不能称之为现在的地图。埃及的当权者也曾经做过类似的测绘，不过他们测量埃及境内的土地只是为了以税款的方式更好地剥削和敲诈人民大众。古埃及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测量工作，后来人们发现，那个时候的埃及已经掌握了足够的应用数学知识。不过，至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地图这个玩意，我们翻遍古埃及法老的陵墓，仍然一无所获。
古希腊人曾经撰写了很多地理方面的著作，可是后人仍然无法找到这些求知欲旺盛的古人的地图。古希腊某些发达的商业城市里，好像出现过用青铜板雕刻的最佳航行线路图，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线路了解如何到达地中海的各个国家。不过现代人对这些青石板一无所知，因为它们还深埋在地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曾经将大片土地收归到自己名下的亚历山大大帝确实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人物，他所率领的马其顿军团为了寻找黄金而不知疲惫地四处奔波，在这支军队的最前面，他特意设置了领路队伍，通过这支特殊的队伍，亚历山大大帝能够准确地知道自己距离印度黄金产地的位置。这样看来，亚历山大大帝的“地理意识”强于常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从一处遗迹、一张残片或一条路线中得到我们能够理解的地图。
对于古罗马人来说，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住所，道路和税收也同步到达哪里。由于劫掠成性，在他们到达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用绳索勒死或者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被征服者的尸体。他们会在到达过的地方兴建庙宇和游泳池，之后又留下一座座的废墟，让后人们去凭吊。的确，罗马人的地图经常为罗马的作家和雄辩家津津乐道，他们甚至对那些地图的精准程度进行大肆夸耀。不过他们对一张真正的地图的需求似乎不大，因为世界超级帝国已经在这些罗马强盗的统治之下了。在我们手上，有一张简陋粗糙的罗马地图，并且是唯一的一张，它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只能被作为古董收藏。
历史学家都知道有一张用康拉德·坡廷格尔的名字命名的坡廷格尔古地图，这个罗马人曾经担任奥格斯堡市的执事，他想利用斯特拉斯堡的约翰·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来印刷大批地图。可惜坡廷格尔想做的这件事情并不顺利，因为他没有原件可以用来复制。后来他用了一张并不完整的13世纪的复制品作为原稿，这张复制品的原件是3世纪的一张地图，由于经过1000年的岁月变迁，老鼠和蛀虫已经将那张复制品中许多重要的细节破坏了。
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坡廷格尔地图还是保持了与原件一样的轮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假如那张3世纪的原件就是罗马人在这方面的真实水平，那么我对他们的地理知识实在不敢恭维，他们应该继续学习了。要想对罗马地理学家的水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你可以通过解读这张地图来达到目的。那些曾经想进军英格兰和黑海的罗马将军能够找到的最好依据就是这个如同意大利面条般的世界。从那个时候到今天的这个时代，人类所取得的进步是无可比拟的。
中世纪的教会对一切“没有用处的科学探索”都深恶痛绝，因此，就没有必要提那个时期的地图了。对教会而言，人们只需要知道通往天堂的道路就足够了，至于莱茵河到多瑙河的最短路线知不知道都无关紧要。所以地图仅是一幅荒诞可笑的图画罢了，在这幅图画里，你可以看到无头魔鬼（这个别具一格的形象，原型是那些习惯于把头缩进皮大衣的可怜的爱斯基摩人）、打响鼻的独角兽、喷着水的巨型鲸、长着翅膀的半鹰半马兽和半鹰半狮子怪兽，以及海兽和美人鱼，还有所有在恐惧和空想中诞生的怪兽。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而西班牙被认为是世界的边缘，苏格兰是一个孤独隔离的岛屿，巴别塔（通天塔）则成为有10个巴黎城大的巨型塔。
波利尼西亚人编织的地图（这些看似小孩子所做的玩意儿却十分精准和实用）跟中世纪那些制图员的拙劣作品相比，就像出自某个天才的航海家之手的得意之作。还有那个时候的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他们一直被视为龌龊的异教徒，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根本不包括他们，至于他们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就不用说了。地图绘制方面的进步直到15世纪末才初见端倪，那个时候航海业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了。
那时连接欧亚两大洲的桥头堡被土耳其人占领了，导致欧洲连通东方的陆上交通要道一度中断。于是，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寻找一条海上交通要道，能够与印度连接。那种依靠陆地上教堂顶尖和辨别沿岸的狗叫声来识别方向的原始航行办法已经行不通了，人们必须要放弃这些，使自己快速适应无比漫长的海上航行，并且终日只能见到碧水蓝天。因为有了这种寻找海上通道的迫切需求，才带动了航海事业的飞速发展。
古埃及人似乎有一次因为遇到大风，船只偏航以后，阴差阳错地到达了希腊的克里特岛，那是他们到过的最远的一个地方，当然，那只是偶然事件，并不是精心策划的探险旅程。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着实只想做本分的水手，挨着教徒的边缘过完一辈子的航行生涯。但是，他们还是做过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刚果河和锡利群岛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不过这些小心翼翼的人，在去往刚果河和锡利群岛的途中，采取了逢岸必上的策略，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因为担心船会被风吹到大海中央找不到出路而采取稳妥的方法，将船拖上岸，停在陆地上。还有中世纪的商人也是如此，在整个航行过程中始终密切注视着岸上的山脉，尽管他们在地中海和波罗的海都有无数的航线，但他们仍然觉得看见陆地上的山才能安心。
一旦这些商人在海中迷失了方向，他们就会利用鸽子寻找最近的陆地。鸽子总是能够轻易地找到通向陆地的最短路线，因此他们在航行中总是带着鸽子。如果方向模糊，无法辨别，他们就会放飞一只鸽子，让鸽子给他们带路。当陆地上的山尖出现在他们视线里的时候，他们会找最近的港口将船停好，然后再打听自己的位置。
与现代人相比，中世纪的人们更加熟悉天空中星星的分布，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是如此。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印刷年历和日历，所以他们必须要懂得那些知识。那个时代的船长都是靠观察星星来辨别方向，制定航线也是凭借北极星和其他星座的位置来决定，稍微有一点知识的船长，都懂得这些。可是，如果是在北方，这个办法就行不通了，因为那里的天空经常是乌云密布。13世纪后半期，有一件神奇的发明传到了欧洲，正是因为有了这件东西，航海事业才终结了付出高昂代价的惨痛历程，并且结束了依靠运气和猜测（大多数是猜测）战战兢兢前行的日子。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我所说的这些也只是猜测而已，因为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揭开关于指南针起源和发展的神秘面纱（指南针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作者由于受到西方对东方固有偏见的影响，有了错误的认识。——译者注）。
13世纪上半叶，有一个身材矮小、目光斜视的蒙古人成吉思汗统治了欧洲大陆一个疆土宽广的庞大帝国（东边起自黄海，西部抵达波罗的海，1480年才结束对俄罗斯的统治）。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是有一个类似于指南针的东西在手，所以才能安然越过亚洲中部广袤无垠的荒原，直抵欧洲寻欢作乐。至于地中海的水手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指南针这个东西的，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加以说明。不过，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那就是地中海的船队在这个被教会称之为“魔鬼撒旦亵渎上帝的发明”的带领下开始了到世界各个角落去拜访的旅程。
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发明，其身世总是扑朔迷离的，这似乎成了惯例。有可能是那个时候到巴基斯坦的雅法或法马古斯塔的人在返回的时候将指南针带了回来。有一个从印度回来的人将指南针卖给了波斯商人，波斯商人又将它给了那个去巴基斯坦的人。这个消息迅速在巷子口的啤酒店里炸开了花，对这个被撒旦施了魔法的小东西，人们充满了好奇，都想一睹为快。据说，这个小东西能够在任何地方准确地告诉人们北方在哪里。很多人对此难以置信，但他们却拜托自己的朋友，希望他们下次去东方的时候，给自己带回一个来，有些人甚至还付了钱。因此很多人都在6个月以后拥有了指南针。此后，大马士革和士麦那商人从东方带回的指南针成了抢手货，因为每个人都想拥有自己的指南针，看来撒旦的魔法真是无比灵验啊！随着人们需求量的增大，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仪表制造商也开始行动起来。没过几年，这个有着玻璃盖的小小金属盒子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一件小东西，它的存在已经完全不能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了，因为它实在是太普及了。
关于指南针来历的这个问题，就在此打住吧，就让它继续待在属于它的神秘世界里吧。人类对指南针的认识要追溯到首批威尼斯人依靠这根灵巧的小针从浅海峡航行到尼罗河三角洲的事迹，从那以后，人们对它的认识提高了很多。如：人们发现指南针有时偏向东，有时偏向西，它并不总是指在正北那个方向，这种差距即专业术语里面所说的“磁差”。磁差是由于南北磁极和地球的南北极不在同一个点上而产生的，它们之间会有好几百英里的距离。南磁极是位置在南纬73°、东经156°的交叉点上，北磁极则位于加拿大北部的布西亚岛（詹姆士·罗斯爵士于1831年第一次登上了这个岛）。
因为有磁差的存在，作为一个船长，应该同时拥有罗盘和航海地图，这样才能对世界各地的不同磁差有所掌握。这样一来，就牵扯到航海学了，而对于这门高深的学问，绝非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这本书并不是航海手册，我只有一个目的，希望你知道指南针传入欧洲的时间是13世纪和14世纪，因为有了指南针，航海才成为一门有据可循的科学，它告别了过去依靠运气去猜测和经过痛苦复杂的计算来进行航行的历程。
这才刚刚开始而已。
罗盘上所指示的32个方位中的任何一个，如向北、北偏东、北—北偏东，或是北—东偏北……现代人都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航向。可是在中世纪，船长们在浩渺的大海上航行时，只能依靠测探绳和测速器来辨别方位。
与航船同一世纪出现的测探绳，其主要的作用是对海洋任何一个位置的深度进行测量。如果船长手中有一张详细标明他们所航行的那片海域的不同深度的海图，那么他就可以通过测探绳来了解这片海域的情况，从而决定船只要向哪一个方向前行。
船长们依靠的另一件物品测速器，在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一片木头而已。把它丢在水中，通过观察船尾经过这块木头所用的时间来推算船的航行速度。船员已经掌握了船的长度，然后只要了解船经过一个固定点的时间就可以算出船的速度了。
后来，这种测速器变成了一根细长、结实的绳子，木片材质的被淘汰了。根据原先设定的长度在绳子上打一个结，同时在它的另一端系一块三角形的木块，做好这些后，将绳子投入水中，并将沙漏打开。当沙漏里的沙子全部漏完以后（一般情况下，沙漏的时间是两三分钟，这个时间长度是预先知道的），就可以从水中拉出绳子，统计一下在沙子从一个瓶子漏到另一个瓶子这段时间内在水中的绳结的数量，也就知道船航行的距离了，因为一个绳结就等于一海里。知道了距离，就能够算出船的速度。
由于船长们精准的计算可能受到洋流、潮汐和风的影响，所以只掌握航船的速度和航向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就算已经拥有了指南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每一次普通的航行任务其实都是一次海上大冒险。所以那些企图用理论知识来解决问题的人终于觉悟了，教堂的尖顶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为海上航行事业找一个新的物体才能改变目前的状况。
这并不是一个玩笑。那些曾经在航海史上有重要位置的固定实物给水手们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它们是高高屹立的教堂的尖顶，是摇曳在沙滩上的树冠，是堤坝上旋转的风车或者沿岸传来的狗吠。无论海上如何风云变幻，它们一如既往地站在原来的地方，为水手们充当参照物，水手们据此推算出自己的位置。他们根据上次的记忆，明确地知道“必须继续向东航行”。那个时候的数学家（尽管没有充足的信息和精密的仪器，但并不妨碍他们取得与前人一样的卓越成就，这是一些真正的天才）都致力于寻找一个本质性的“参照物”，从根本上替代人工“参照物”。
其实，这个工作早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200年前就着手准备了，不过，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完成。古老的舵手们在无线报时系统、水下通信系统和机械操舵装置这些工业时代的伟大发明面前束手无策，航海领域里现代先进系统的运用，几乎让他们回到了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请想象一下，现在你的面前是一个建在巨型球面上的高塔，在高塔的顶部有一面旗帜在猎猎飘扬，如果你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你会在头顶的正上方看见这面旗帜。随着你不停地移动，你会看到不同角度的旗帜，你和高塔之间的距离将决定着这个角度的变换。
我们只要找到这个“固定点”作为参照物，那么问题就变得简单明了了。其实，这就是一个计算角度的问题，生活在古希腊的人们对此非常熟悉。还有三角形边角关系的问题，对他们而言也同样是小菜一碟，这样，三角形的发展就有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这一章中最艰涩难懂的部分就是角度问题，确切地说，经度和纬度确定的问题就是这一章中最深奥、最难理解的一段。与经度的确定时间相比，纬度的确定要提早好几百年。经度的确定看起来比纬度的确定简单得多，但古代人是没有计时器的，所以对他们而言，确定经度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可是对于纬度的确定，只要进行仔细观察和精心计算就可以了，这个相对简单的问题，人类已经提前解决了。上面只是一个基本的论述而已，接下来，我将对纬度问题进行简单的解释。
你将从这幅图中看见几个平面和角。位于D点时，你的位置是塔的正下方，这相当于你在正午12点的时候站在了赤道上太阳的正下方。假如你走到E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为被你踩在脚下的是一个圆形球体，所以你需要画一个平面来计算角度。从地球的假象中心A点开始，画一条直线从你的身体上经过，一直到达天顶（天顶的正式名为zenith，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观察者正上方的天空一点。而位于观察者正下方的天空一点则叫天底——nadir）。
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最好借助实验来加以说明。假如你现在的位置是一个苹果的侧面，在你身后是一根毛衣针，毛衣针穿过苹果的中心，其上端就是天顶，而下端则为天底。然后，假设有一个直角存在于一个平面与你的这个位置及毛衣针的方向之间，要是现在你的位置是E点，那么这个平面就是FGKH，你在这个平面上观察到的一条直线就是BC线。为了更简单地说明问题，我们假设你的脚趾上长了一双眼睛，那刚好是你两只脚踩在直线BC上的一点。现在请你睁开眼睛观察一下位于塔顶的旗杆，你对旗杆的顶部（L）、你的地理位置（E）和线段BC与平面FGKH的交叉点之间的角度（天顶到地心之间的直线与这个平面成直角）作一个计算，如果你熟悉三角知识，那就能够利用这个角度计算出你和塔顶之间的距离。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你走到W点的位置。你在直线MN的位置就是W点，直线MN在平面OPRQ上，从地心到目前的天顶（观察者一移动，天顶也跟着移动）上的直线与直线MN是成直角的。现在，只需计算出LWM的角度，那你和高塔之间的距离就能很容易地计算出来了。
其实，我们解说的方式是很简单的，但这个问题看上去还是很复杂。因此，我只能大致地阐释一下现代航海学的基本理论。你得去一所专业的学校学习，才能实现你成为一名真正的水手的梦想。对于那些必要的计算，你可能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去学习，然后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去熟悉那些工具、表格以及海图，当你掌握了驾驭船员驰骋四海的本领的时候，你就有被船主雇用为船长的可能了。假如你志不在此，那大可不必去学习那些复杂烦琐的计算。我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概述，大家千万不要介怀，这只是一个短小的章节。
航海理论有了巨大进展是在欧洲人重新发现三角学的时候，因为航海学实在是一个完全依赖于计算的学科。这门学科曾经因为古希腊人的付出而有着坚实的基础，不过，托勒密（古埃及亚历山大城的著名地理学家）离开人世以后，复杂难懂的、一度被视为奢侈的三角学被人们丢弃在记忆的角落里渐渐遗忘了。不过，印度人以及后来北非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却并不这样想，他们堂堂正正地将这门被遗弃的学科进行收藏保留，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在阿拉伯语中有两个专业术语“zenith”和“nadir”，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三角学再次被写进欧洲学校的课程表里（约在13世纪）的时候，它已经摘下了基督教遗产的帽子，转身成为伊斯兰宝贵的财富。但是在后来的300年间，欧洲人奋力追击，逐渐超越了他们。这个时候，他们虽然又一次掌握了角度计算和解决三角形问题的本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他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替代教堂尖顶的参照物，并且这个参照物要距离地球的固定点很远。
于是，北极星光荣地承担起了这个任务，成为最具权威的航海参照物。可能是北极星距离人类太过遥远的缘故，无论我们怎么看，它似乎都是静止的。而且它实在太容易辨认了，假如迷失了方向，不管多么愚笨的捕虾人都能轻易地在天空中找到北极星的位置。在北斗七星最右边的那两颗星会指引人们沿着它们的直线方向找到北极星的所在。另外，太阳也是不错的参照物，因为它也是不变的，不过，它的运行轨迹还没有被科学界测算出来，只有那些博学多才的航海者才有资格得到它的帮助。
在“地球是扁平的”这一理论被强行灌输到人们脑海里的那个年代，一切算术都非常无奈地背离了客观事实。这种尴尬局面结束于16世纪早期，那个时候圆盘理论被圆球理论所取代。地理学家先用一个与南北极中轴线垂直的平面把地球均匀地一分为二，即南北两个半球，赤道就是那条分界线，它距离南极和北极是一样长的。接下来，赤道与两极又被他们平均地分成了90份，因此，在赤道和两极之间均匀地分布着90条平行线，从极点到赤道之间距离的1/90就是每两条线之间的距离，即69英里。
从赤道一直到极点的所有圆圈都被地理学家做了编号处理，赤道是0°，极点是90°，纬度就此诞生了。
在地理学上，纬度的确立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标志着这个学科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尽管如此，航海的危险性仍然是存在的。当所有的船长还对纬度计算一无所知的时候，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和航海者为了收集太阳运行方面的数据，为了记录太阳每年每月在每一个点的确切位置，费尽了心思，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只要不是蠢笨的航海者，只要能够识字读书，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准确地说出自己现在的位置是北纬几度（赤道以北的纬度称北纬，以南称南纬）还是南纬几度，简单地说，就是他距离极点和赤道的长度。由于南半球看不到北极星，船只在航行的过程中没有参照物作指引，所以，让航船穿越赤道去南半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个难题在16世纪末期终于被科学家们解决了，此后，纬度不再是困扰航海者的问题了。
不过，经度问题还在一个未知领域里等待人们去探索（你应该知道，经线与纬线是相互垂直的）。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又花去了人类两个多世纪的时间。科学家们用北极点和南极点这两个基准点来确定纬度。“这就是我们永恒不变的教堂尖顶。”他们这样说道。
可是地球是没有东极点和西极点的，并且，地轴也不在那个方向。不过，对于那条穿越两极点、环绕地球南北方向的圆圈，人们完全有能力画出很多条来，也就是子午线。问题是，“本初子午线”是哪一条呢？划分东西半球的界线是哪一条呢？水手们依托这条线，可以自豪地说：“我当前的位置是本初子午线以东（或以西）100英里。”传统观念将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这一观点强行塞进人们的意识里，所以人们强烈地要求界定东西半球的本初子午线定给那条穿过耶路撒冷的经线，也就是纵向的“赤道”。最终，这个计划以失败告终，因为有民族自尊心挡在它前面，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争相抢占本初子午线，他们都希望世界的开端在自己的国度。就算在这个人们自以为心胸宽广的现代社会，本初子午线的争夺战也没有停止过，德国、法国以及美国的地图上，本初子午线分别出现在柏林、巴黎和华盛顿。最后，真正的本初子午线的殊荣被赋予了穿过格林尼治的那条经线，它同时成为东西半球的分界线。这得益于17世纪（经度确定的年代）的英格兰在航海领域的卓越贡献，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1675年在伦敦附近格林尼治建立的英国皇家天文台统治着当时的航海业。
至此，航海者成功地在经度上找到了一个“教堂尖顶”。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们，那就是当他们在浩渺的大海中航行时，如何确定自己与格林尼治经线之间的距离呢？1713年，英国政府成立了“海上经度确定委员会”，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此外，这个委员会还设置了巨额奖金，专门对那些能使人类在大海上确定经度的优秀发明进行奖励。这笔巨额奖金的金额是10万元，这个数字在两个多世纪以前无异于天文数字了，因此，有很多人为了它赴汤蹈火地奋斗着。在这个委员会解散的时候，它已经累计发放50多万元的奖励了，得到这些奖励的都是那些称得上“发明”的发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现代，大多数人的努力成果都已经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人们渐渐地将它们遗忘了。不过，有两项在巨额奖金的诱惑下产生的发明，一直到今天还发挥着它们的实际作用。这两项发明分别是六分仪和天文钟。
复杂的六分仪（这种海上观测仪，体型较小，能够夹在臂下，携带方便）的主要功能是测量出各种角距离。这一项发明的灵感来源于中世纪粗劣的观象仪、直角仪和16世纪的象限仪（四分仪）。这个六分仪的最先发明权有三个人在苦苦争夺，就像全世界在同一段时间内探求同一个问题那样，这种情况似乎是常见的。
尽管航海界对于六分仪的出现表现出了兴奋，但他们对天文钟似乎更有兴趣，表现出的兴奋也更加强烈。天文钟诞生于1735年，这个在六分仪之后4年问世的仪器其实是一种精确而可靠的计时装置。它的发明者叫约翰·哈里森，是一个天才的钟表制造者（在制造钟表之前，他是一个木匠）。这个计时无比准确的天文钟能够用任何方式在世界上任意一个地方，准确地将格林尼治时间报给人们，并且丝毫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因为聪明的哈里森给每个天文钟都安装了一个叫作“补偿弧”的装置。这个特殊的装置具备调整平衡弹簧的作用，它能够适应在温差因素下引起的热胀冷缩现象，使得天文钟完全不受气温变化的影响。
在哈里森离世的前三年（1773年），他如愿收到了那10万美元的奖金，当然，这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价还价，并且这是一个不光彩的过程。现在，每一只随船携带着天文钟的航船都能够在任何地方轻松而准确地掌握格林尼治时间。至于航船与本初子午线之间的距离，我们可以通过航船的当地时间和格林尼治时间之间的差来计算，因为太阳绕地球运转一圈的时间是24小时（其公转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是相反的，我运用同样的表达方式是为了方便而已），每小时经过15°经线。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假如，航船所在位置的当地时间是12点，此时的格林尼治时间是下午2点，由于太阳每小时经过15°经线，所以，这个时候的航船与格林尼治时间的距离就是2×15°=30°。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航海日志上写下：航船在某年某月某日中午到达了西经30°。
诞生于1735年的天文钟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不过，时至今日，它原先所具有的重要位置已经逐渐地模糊了。现在，每天中午向全世界准点报时成了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日常工作，因此，天文钟以极快的速度加入到奢侈品的行列中去。其实，只要你对领航员的能力有信心，那些复杂烦琐的表格和费尽心机的计算都可以扔进大海里去。跨过那一页与勇气、耐心和智慧有关的航海传奇，人类最辉煌的那段航海史将成为永远的过去。茫茫大海中的每一个领域都被人们勘测过，我们与那种即使是最优秀的水手也会在惊涛骇浪面前茫然不足所措、方向尽失的岁月彻底地告别了。那个手中拿着六分仪、仪表不凡的人将从驾驶室中走出来，坐在船舱中，将耳机戴在头上，问道：“喂，楠塔基特岛（或者‘喂，瑟堡岛’），我现在的方位是多少？”身处陆地的领航员会将他目前所在的方位报告给他。现在，事情已经简单到这个地步了。
经过20多个世纪艰苦卓绝的努力，人类终于成功实现了平安、快乐而且有所收获地在地表上行走的愿望，也表明逝去的20多个世纪的时日并没有虚度。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国际合作圆满地画上了句号。许多国家的人大批加入到这项有益的工作中来，他们在这个工作中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些人分别是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腓尼基人、法国人、荷兰人、希腊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挪威人、瑞典人、意大利人、丹麦人、德国人。
人类合作史上这特殊的一页就此翻过了，接下来，我们并没有太多的空闲时间，因为我们还需要为其他的内容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