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达人的沟通艺术（全九册）最新章节_戴尔·卡耐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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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的尴尬

布洛克（Brock）从未碰过网球拍，但是马汀内斯（Martinez）教练却看出来他是个可造之才。布洛克是一名身手敏捷的篮球队控球后卫，偶尔也在棒球队中做过游击手。他极有运动天分，同时也有着卓越的勇气和坚韧的意志。正是这些品质让他被马汀内斯教练看中，将他招进了学校的网球队。

第一天训练时，我们老队员都穿着5英寸长的白色短裤和白色网球袜，但这种风格显然不是布洛克喜欢的类型。肥大宽松的篮球短裤，黑色高帮运动鞋在网球场上留下了深深的划痕。他的双手总是在身体的左右来回地摆动，当他开始挥拍时，双手都举到了自己的后背那里，就像击球手准备要击出一个快球那样。他一边打球，一边皱眉怒骂，那极为罕见的咒骂词语令乡村俱乐部的观众们瞠目结舌。虽然布洛克看起来一点都不合乎人们心目中的网球运动员形象，但他网球打得确实不错。人们很少见过有人能在网球场上跑得这么不要命，接球接得那么准，击球击得那么狠。

在一周的练习之后，马汀内斯教练决定让布洛克和我搭档双打。我很确定当布洛克听到这个消息后，头往后一甩，翻了个白眼。很显然我既没有运动天赋又不是很能拼，对他的颇有个性也是相当忌惮，因此很怀疑在我们两人之间能不能找到什么共同点。

布洛克在训练时是如此让人难以接近，但从小学到初中，凡是认识他的人却都非常喜欢他，这让人很好奇。他很能跟别人打成一片，但是却并未刻意用任何技巧和手段去获取支持及维持人气。他对酷的衣服、酷的车子一点兴趣都没有，而是把专注点都放在了学习上。他不怎么符合那些通常适用于身边大多数人的社交期望，而他在学习上的高度专注可以和那些最具书呆子气的学生相媲美，这意味着，从技术上讲，布洛克绝对应该被划入“呆瓜”或“社交尴尬症”的行列。然而事实上，你要是去问任何一个认识他的人觉得布洛克怎么样，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他是个很酷的哥们儿。”

在第二周的训练中，我们有一场混打。刚开始我打出了几个坏球，接下来又有了更多坏球，以至于到最后我什么都做不对了，压力大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最后，教练叫大家继续训练，但罚我去跑圈。布洛克打得很聪明，并没有对我赶尽杀绝或者有意让我抬不起头来，但是我仍然觉得非常难堪，我们队里的其他队员也从来没有谁因为打得太臭而被罚跑圈的经历。

教练解散队伍之后，他忘了我还在球场上跑圈，就开车回家了。半路上他才想起我来，就把车开回球场，看我还在疯狂地跑圈，他充满歉意地叫我停下来，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叫我不要泄气。我慢慢地走向更衣室，一路上都沉浸在纷乱的思绪中，当我沿着跑道走下一个小山头，忽然发现布洛克在网球场门口等我，手里还提着一袋网球。看见了我，他用一种平淡的语气说，“嗨，搭档，再练一会儿吧。”

当时十几岁的男孩中盛行一种“适者生存”的观念，即便在轻松自由的乡间郊区也不例外。大家谁都不愿意和群体中的弱者在一起，即使扯上点儿关系都会威胁到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社交层级中好不容易得到的位置。布洛克显然能意识到，我就是当天最弱的家伙，但是他对于维护自己的既有地位毫不在意。虽然并没有人叫他来陪伴我，但是他所受的家庭教养让他在这样的时刻自然而然地做出了最好的选择，这种教养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别人最需要的时候，也是你最有用的时候。”

我们默不作声地打了45分钟，我打得越来越好，也越来越自信了。最后，布洛克说，“坚强点，哥们儿，我们肯定搞得定”。说完就轻快地跑步回家了。就是这短短的45分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布洛克深受大家的喜欢，为什么了解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他已然形成了一套以“公平、友善、忠诚”为核心的社交原则，正因为做到了这些，即使在一些微小的社交期待上做得不好，也并不能影响什么。布洛克不必像其他讨喜之人那样有那么多的小担心，这三个核心原则已经帮他扫清了友谊之路上的主要障碍。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宝贵的启发，在这个剧烈变迁的社会大背景中，其重要性可以说前所未有。

交多少朋友才够？

在小朋友们开启学校新生活、中学生们离开家去参加夏令营、高中毕业生们奔赴大学之际，都会为结交新朋友而感到焦虑。面对新朋友和新环境会产生焦虑，这是人类的天性。许多学校和社会俱乐部都会有意地创建一些社交平台，以帮助人们获得归属感。学校的课外活动、项目组、夏令营的团建活动都提供了促进群体间互动、激发潜在友谊的渠道。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有深厚友谊的孩子在学校各方面都会发展得更好，辍学的概率较低，长远来看还能在与朋友的互动中提高社交能力，从而让自我成长和专业发展都受益。

但是当人们进入成年期，就会发现所面临的社交情境与之前相比，结构化变弱了。无论对于社交尴尬者还是不尴尬者，交到新朋友并将友谊维持下去都变得更有挑战性了。这种变化值得关注，因为友谊的重要性并没有随着成年期的到来而降低。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约翰（John）和斯蒂芬妮·卡西奥普（Stephanie Cacioppo）在其对社会关系的研究综述中指出，友谊质量高的人睡眠质量更好、更不容易罹患抑郁、心血管健康水平更高、比长期孤独的人们活得更长久（寿命超出前者26%）。

除了家人、同事和婚恋伴侣之外，友谊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当今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发现，交朋友已经变成了一件越来越尴尬和不可捉摸的事情。本章我们将讨论无论对于社交尴尬者还是不尴尬者而言，当今社会友谊的不断变化，以及我们的社交联结是如何被传统社会制度的消亡、更为多元化的社会期待以及人们对待社交礼节的随意态度所影响的。我们会简要地回顾一下与社交尴尬和友谊相关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会看到，有广大社会力量的推动，友谊的形成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显得更为尴尬了。

2000年，一本名曰《独自打保龄》（ Bowling Alone ）的书籍的面世，揭示了当代关于社交生活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一种流行观点。该书的作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是哈佛大学的公共政策专业教授。在该书中，他引用了来自大规模调查的数据，并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公民的公共事务参与率出现了剧烈的下降，这与人们与日俱增的孤独感遥相呼应。帕特南所指出的人们觉得在社会上获得归属感的困难加剧引发了人们情感上的共鸣，受到了来自学术界、政策决策者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

这本书的书名源自于一项有意思的结果，从1980年到1993年，打保龄球的人数增加了10%，但同一时期，加入保龄球联盟的人数下降了40%。虽然帕特南的部分结论引发了人们的争议，但他的最终结论——人们正在逐渐退出教堂、政治团体、社交俱乐部这些传统上促进社会联结的社交机构——还是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这种退出导致了现代社会结构的弱化。

《独自打保龄》面世十多年来，人们对传统社交机构的参与度进一步下降。这种地震般的社会变革带来了新型但仍然相对未知的社交面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社会变化是如何改变了人们形成社交联结的方式，以及人们又是如何适应这些新的人际关系的，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如果你也发现在当今社会交朋友比以前要遭遇更多的尴尬，那么得知并不只有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安慰。

在我们正式着手回答在当今社会交知心好友是不是变得更难了之前，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而有趣的小问题：人们通常会有多少朋友，这个数量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变化了吗？来自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的柯妮丽娅·沃尔祖丝（Cornelia Wrzus）与同事们的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他们梳理了277份已有研究，得到了不同年龄人群报告的定期联络的朋友数量和家庭成员数量。他们发现，10到24岁的人群中参与的社交团体数目最多，青少年定期联络的朋友平均个数是9.到了30岁左右，这个数目下降到了7，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进一步下降。与此相反，人们报告的定期联络的家庭成员数量随着年龄的变化保持稳定，几乎所有年龄段的人定期联络的家庭成员都在7个左右。

如果人们需要三到四种值得信赖的关系以满足自己的归属感需要，那么30岁左右的人平均拥有7个朋友和7个家庭成员看起来就拥有太多的亲密关系了。但是，定期和某个人保持联络与对此人怀有一种联结感是不同的。虽然联结感与拥有朋友的总数有关，但主要取决于个体是否认为这种互动是让人愉悦满意的。一段让人感受到理解和支持的互动比10段让人失望的互动更让人觉得有分量。这就是为什么名人们身边拥有成千上万的粉丝、公司的CEO们在应接不暇的会议中被前呼后拥，心中却依然感到无法被填满的孤独。

英国心理健康基金会201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就当今社会有多少人感到孤独提供了一些线索。他们招募了一个包含2000多人、横跨多个年龄段的样本，结果发现，有11%的人报告自己“经常”感到孤独，这个结果很值得关注，当然还算不上泛滥成灾。当问及人们认为其他人是否孤独的看法时，他们发现了不一样的数据模式。37%的参与者报告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或家庭成员“非常孤独”，48%的受试者一致认为“总的来说，人们变得越来越容易孤独了”。非常可能的是，因为孤独常常被打上了负性的烙印，因此人们倾向于瞒报或者低报自己的孤独感受，但是当询问的是别人的情况时，大家比较容易感受到他人的孤独状态。

虽然在人口总体水平上孤独感比率较高，但有意思的是，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孤独感是呈下降趋势的。来自昆士兰大学的研究者马修·克拉克（Matthew Clark）及其同事分析了以美国大学生为样本的48份研究，结果发现，从1978年到2009年间，大学生的孤独感呈下降趋势。在另一个研究中，他们分析了一个包含30多万高中生的极具代表性的样本，同样发现，从1991年到2012年，高中生的孤独感具有微弱但稳定的下降趋势。

虽然在总体上，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孤独感是在不断下降的，但是克拉克和同事还是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结果。从1991年到2012年，当高中生遇到困难的时候，向别人寻求帮助的比例越来越小了，且感觉自己和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了。这一结果与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米勒·麦克弗森（Miller Mcpherson）与同事在另一项研究中的结果遥相呼应。米勒等人在一个包含1400名美国常住居民的颇具代表性的样本中发现，从1985年到2004年，当遇到重要事情的时候，无人可以商量的人数翻了三倍。

总的来说，这些结果表明，在平均水平上，青少年和年轻人对自己拥有的朋友数量感到满意，这个数量在帮助他们对抗孤独感来说已经足够了。但这些结果也同时暗示，不感到孤独与对友谊质量感到满意并不是一回事。虽然我们的社交群体规模没有发生变化，但人们实际感受到的朋友之间真实的联结感却在降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正在深入研究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友谊质量的变化，他们的研究结果必将帮助我们绘制友谊发展的社交新图景，并帮助我们发现提高友谊质量的新机遇。

社交团体的消亡

社会心理学家考察了上百个对友情建立有预测作用的因素。经过几十年的详细研究，有三个因素从众多因素中赫然显现出来：相近性、相似性、相互喜欢。换句话说，我们会和那些离我们近、与我们相似以及愿意告诉我们他喜欢我们的人成为朋友。这些结果听起来只是常识罢了，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并不能很好地将之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候，社会团体诸如教堂、办公室、社交俱乐部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些团体中的人比起团体外的人更可能享有相似的价值追求和兴趣点，因为他们接受的是相同的宗教教义、公司文化和社交组织。成为团体的一员意味着人们彼此之间具有一些共性，团结在一起互为兄弟姐妹（教会中的互称）、同事和朋友。当人们被赋予进入团体的资格，成员会发现这些社交机构为大家提供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一些相似性，并成为本组织的真正的一分子。

社会图景的第一次重大变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从那时候开始，人们对社会团体开始失去信心，团体活动参与率也骤然下降。来自皮尤研究中心的保罗·泰勒（Paul Taylor）及其同事们在2014年发布了一项报告，其中指出，这种从社交团体中的脱离在千禧一代——即生于1984到2000年的这拨人身上尤为明显。泰勒和同事们发现，与年龄更大的一代人相比，千禧一代人更喜欢标榜自己政治中立、不加入任何宗教，甚至在32岁左右的年纪，也不喜欢走进婚姻。

图7.1 不同时代的人在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中的不同态度比较

有专家公然谴责千禧一代的这种选择，认为他们之所以脱离各种社会团体，主要是因为懒惰或者道德准则丧失。但如果用科学的怀疑态度来分析的话，这样的指责难免有失公允。举例来说，他们见证了大银行的欺骗性贷款在2009年几乎让整个美国经济面临崩溃，这些破产机构的老总们拿着上百万离职金一走了之，而陷入次贷危机的中产阶级家庭却只能挣扎着维持生计。他们还看到一些宗教机构对性别歧视和同性恋话题讳莫如深，这与他们崇尚包容与多元的态度相左，还有广为人知的天主教堂发生的性虐待丑闻，这进一步损害了宗教团体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当然，对社会团体和机构一棒子打死也是不公平的。无论在大公司还是在机构当中，好人总是比坏人要多，但是害群之马的破坏性影响不容小觑。在千禧一代表现出对社会机构和团体的不信任和参与度降低的同时，几乎所有其他年龄群体也都报告了相似的不信任和参与度降低趋势。

当群体成员对自己所属的政党立场、教会使命、公司愿景的质疑声越来越少，也就意味着他们对于如何做一个好的团体成员的困惑越来越少。通常情况下，群体中的成员会被期望按照团体的既定期待去行事，这些期待可能包括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比如如何着装、什么时候该说话以及说些什么内容等。虽然群体期待相对来说不难被理解，但是一旦人们不认同这种期待或者只是简单地想要在这种期待之外拥有一定的自由度，这时候既定期待的吸引力就会很快消退。你很难期望让这些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在遵守严格的着装标准、只能在别人问你的时候才能答话，且回答内容只能是“是的，先生”或者“马上就来，先生”的情况下，还能愉快地工作。

最终，单调的工装会被摒弃，员工们会被鼓励说自己的心里话。在硅谷的一些公司里，“是的，先生”可能会被遗忘，愿意挑战现状的人越发被看重。在教堂里，电吉他和现代诗歌将取代古板的风琴和赞美诗，新教皇甚至会秀出几张与教会成员的自拍照。但是要想彻底扭转一个大型社会团体的文化就像要扭转一艘大型游轮一样，它意味着无论是机构本身还是团体成员都会暂时地处于一种进退两难、无法安定的状态，所有人都希望能够通过规则的修订，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

人们都想摆脱团体控制，获得自由，但是自由会带来焦虑感，人们难免会担心自己的决定是否能被社会所接受。这种既想要摆脱团体获得自由，又想要归属团体获得安全感之间的悖论就是弗洛伊德冲动任性的本我与规则支配的超我之间斗争的社会学版本。我们的社会自我被困在中间，试图在“做自己”和满足变动不安的社会期望之间找到容身之地。

在社会大背景中的另一个重大变迁就是对多样性的包容观的快速过渡。千禧一代已经开了个头，其他各个年龄段的人也已经开始对不同种族、不同性别取向的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开放性，对性别平等的支持力度也愈发明显。当皮尤研究中心询问随机抽取的成人样本“一名同性恋老师是否应该被解雇”时，在1987年，赞同的比率是51%，但是到了2007年，这一比率下降到28%。对同性恋婚姻的支持率在过去10年从35%上升到55%。

皮尤研究中心还指出，人们对种族的态度也变得更具包容性了。当白人被问及是否“我们的国家应该继续做些什么以促进黑人和白人的平等”时，2009年的赞同率为36%，仅仅过了6年时间，到2015年，这一比率就上升到53%。针对“白人和黑人约会完全是正常的”这种观点，1985年有48%的人同意，而到了2010年，这一比率达到83%。

与这种社会包容性的上升相伴随的是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快速变化，包括美国社会的种族构成和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构成。举例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有色人种占到了总人口的15%，而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36%，种族间通婚的比率在1980年大约为7%，而到了2010年，这一比率达到了15%，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的参与率从1970年的44%上升到2012年的57%。

有人将这种对边缘群体的接纳和包容视作一种文化侵蚀，也有人觉得这恰恰是文化进步的表现。我属于后一种人，我坚信这种社会变化，尤其是对于传统上来讲被视为边缘群体的人群的包容，其作用是积极的，也是早就该进行的。我认为清楚地表达自己对这些社会变化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当然也看到了，与这些变化相伴随的还有一些社会成长的痛苦。社会巨大变革图景还带来了一个“后制度化”的社交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传统的社会期望正在消退，而新的期望尚未成型。我愿意承认社会进步本身会带来前路未知的迷茫，这是完全正常的，没有什么好遮遮掩掩。

有不少人正在探索，要真正拥有多样性，还有多少工作要做。愿意在口头上支持种族多样性、性别平等、同性恋婚姻是一回事，但能够真正做到完全开放地接纳不同的态度和期望，还需要大量的全社会性的觉察和努力。

任何一个曾经完全置身于陌生文化中的人都能体会得到要学习上百种全新的社会期待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当然也完全能理解说出一些令人尴尬的话其实是多么正常。即使政客们有其专司外交事务的幕僚相随，也会发现在完全陌生的文化里会出现许多跨文化的尴尬时刻。有一次，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拜访巴西时，走出舱门的瞬间他用美国文化中常用的“OK”手势向巴西人民打招呼，却不知道在巴西，拇指和食指连成圆圈，其余三指向上竖起是一种非常不文雅的动作。2004年在爱荷华州党内预选会议上，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不经意间的一声山猫般的怪叫使他成了第一个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尴尬时刻的公众人物。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曾因在国外的多次口误而臭名远扬，包括那次他向澳大利亚（Australian）首相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致谢，理由是奥地利（Austrian）决定出兵伊拉克。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新国会代表科特·克劳森（Curt Clawson）则不得不承认，你无须出国旅行也能体验到多元文化带来的尴尬时刻。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克劳森和委员会其他的成员被介绍给美国政府的两位高级官员，来自国务院的妮莎·贝斯沃（Nisha Biswal）和来自商务部的阿伦·库玛（Arun Kumar）。

作为白人的克劳森一定是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社交线索，因为他不断地对贝斯沃和库玛——她们是美国印第安人——充满善意地说，“我对你们的国家非常熟悉，我喜欢你们的国家”，以及“如果我能做任何事情促进美-印关系，我将乐意之至。”当克劳森进一步征求印度政府的合作意向时，贝斯沃很得体地回答说，“我想您的问题是针对印度政府的，非常感谢您的善意，我们谨代表美国方面完全支持您的提议。”

不难看到，当人们与来自其他文化中不甚熟悉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即使出自好意，仍然非常容易错误地理解和处理一些微小的社交期待。当人们之间的期待处于不确定状态时，总会带来不舒服的感觉，虽然如此，这种成长的痛苦却也造就了更加开明和见多识广的人。人们为了更好地进行人际互动或者交上朋友，势必要经历相互理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需要学习新的社交期待。另一方面，对别人小小的失误给予体面的谅解而不是愤怒的指责也是很重要的。

在生活中，如果人们能着眼于行动者的意图而不是将其因无知而犯下的错误简单地理解为有意冒犯，那将会更容易实现真正的接受多样性。克劳森的尴尬表现可能并不完美，但他的本意其实是想传达尊重和合作的意愿，即使他对于这段互动的理解一开始就是掉线的。贝斯沃可以按照被冒犯了的方式来给予回击，但她选择了用得体的回答让一切达到了最好的结果。事实上，也许正是我们的素养和社交礼仪使得我们在未知的社交地图面前选择了最好的表达方式。在你还不确定别人的社交期待时，礼貌和礼节至少可以为你提供坚实稳固的社交基础。

别在意我的言行举止

随着这些社会转变的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开始发生了，青少年开始积极地寻找能教习他们社交礼仪的人。当不谙世事的小孩们憋着劲儿反抗父母那种种让其循规蹈矩的规矩的时候，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则在急切地寻求关于常规社交情境的指导。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对社交礼仪的态度随意了很多，慢慢地，一些父母甚至忘了应该教会孩子如何系领带、在高档餐厅该如何使用餐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带到宴会上去。因为这种随意在家中到处可见，当孩子一旦进入到正规的社交场合，就会因为毫无经验而无法应对，自然就带来了很多的尴尬。

2013年，在《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的一篇文章中，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分析了千禧一代关于社交礼仪的一些有趣案例。他发现，在YouTube上出现了很多礼仪指导方面的视频，而千禧一代则是对这类视频最感兴趣的人。如果你在YouTube上搜索，会发现上百个与礼仪相关的视频，内容涉及如何写好一封商务邮件、在人很多的瑜伽课上放屁了怎么办、如何展示恰当的餐桌礼仪等。甚至在很多公司里，也盛行花钱请礼仪顾问来对新入职的年轻员工进行商务礼仪培训，而关于社交礼仪方面的书籍也重新成了畅销书。

我最喜欢的一本关于社交礼仪的书是埃米·阿尔康（Amy Alkon）的《给偶尔说脏话的良善之辈讲礼仪》（ Good manners for Nice People Who Sometimes Say F*ck ）。这是一本能为现代化社交难题提供有效指导的书。比如说，给别人发语音信息是否合适、如何礼貌地和那些在安静的咖啡厅里大声打电话的人交涉。阿尔康就伴随着现代科技以及人们的随意态度而出现的新的社交期待给出了不少技巧，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她对于我们为什么一开始会需要社交礼仪所给出的解释。她的核心观点是，好的礼仪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具有向他人表达共情和尊重的功能。

举例来说，当你走到外面去接打电话，你传达的是对于他人工作和隐私的尊重。当你发文字信息而不是语音信息，你是在微妙地表达对他人时间的珍惜。绝大多数的礼节都传达着你对他人所看重东西的理解和尊重，你愿意给他人所需要的东西。尴尬的人觉得礼节净是麻烦和毫无意义的繁文缛节，但实际上它们是互不熟悉的人们认识彼此的重要社交信号。一旦一个人被他人认定是缺乏礼节的人，他人就会进一步认为跟这个人无法合作，也就不会跟他成为朋友。

礼节就像是人们获得一个俱乐部的暂时准入证的暗号。进入之后，当然还会有其他重重关卡，但这个准入至少能保证你进得门来，然后才有进一步探索与施展的机会。一个彬彬有礼的人在通过自己的行为告诉他人，我认同这个团体共同的价值观与道德准则。道德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指出，“道德约束人，也团结人”。他发现，人们会根据对一个人是符合还是偏离社交期待的直觉反应，在一瞬间就完成对这个人道德行为与道德品质的判断。

许多礼貌行为是与五大道德范畴息息相关的，这五大范畴简单来说就是：不伤害旁人、公平正直、支持自己的朋友或团队、尊重权威、别太粗俗。记住这五大范畴，就很容易参透各种社交期待背后的共同法则。举例来说，当有人在传某个人的闲话时，对某个人的同情会使你们之间形成一种暂时性的密切联系，但闲话本身也传递出一种潜在的信号，它们会伤害团队中某些人的声望名节，破坏团体的团结。

当人们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达，当你为出席某个活动而精心打扮，当你带着一束鲜花来到朋友的派对时，你通常是借助这些行动来表达自己对于社会期望的认同，并且相信这样的行为可以传达你对他人的尊重。这些走心的行为在向他人表明，你很用心，你愿意采取行动来支持和促成他人的好事。对于尴尬者来说，传递出这样的信号显得尤为重要。

礼貌礼仪为尴尬者提供了一条上好的捷径，让他们能顺利完成社交互动的前几个环节。而且，社交礼仪固有的系统化、程式化特性与尴尬者的思维风格又相当契合。这让常规礼仪变成了一个颇为有用的垫脚石，但是对于尴尬者来说，要想完全掌握社会交往当中的微妙规则，他们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带着尴尬交朋友

礼节礼仪常常是微妙的，也常常落在社交尴尬者的关注点之外。尴尬者也很少关注时尚法则、餐桌礼仪以及那些试图缓和他们生硬言论的提示。在某些场合，社交尴尬者甚至会刻意地无视礼节礼仪，因为与他们看重的东西相比，这些东西没有意义。不过大部分情况下，尴尬者只是无意识地忽略了该有的礼节，有时候是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哪些言行在别人眼中被当成了冒犯。这使得他在结识新朋友的时候总是被弄得措手不及，因为这个时候人们总是会将对方最初的社交表现纳入考量范围，这些分散了人们对他们公正正直、品行纯良等良好品行的注意。

从已有的一些关于尴尬者友谊关系质量的研究可见，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他们常常会在交朋友上遇到困难。在其中一项研究中，来自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丽莎·乔布（Lisa Jobe）和苏珊·威廉姆斯·怀特（Susan Williams White）在大学生样本中考察了社交尴尬者在友谊与孤独问题上与非尴尬者的异同。他们发现，平均而言，社交尴尬者的友谊持续时间（4.5年）比不尴尬者（8年）要短，这意味着尴尬者在建立、维护友谊——甚至两者兼有——上面，需要花更长的时间。他们还发现，参与者的社交尴尬程度与孤独感有着高度的正相关，因为他们常常无法理解社交情境，在社交技能方面也有缺陷。

对于社交尴尬者来说，好消息是，礼仪礼节和其他大多数社交脚本一样，遵循常规社交场合中通用的“如果——那么”法则。如果去一个好朋友那里吃晚餐，那么你应该带些什么去吃饭，并且在饭后负责洗刷碗碟。如果你是一位准备参加婚礼的女士，那么最好别穿白色衣服。合乎礼节的行为举止是人们尽快适应社交互动早期阶段的法宝，而这一阶段对于尴尬者来说通常是最具挑战性的。要想显得魅力四射或幽默风趣可能相当有难度，但合乎礼节就容易得多了，只需按照常规互动中那些可提前预见且可反复练习的社交法则去做就可以了。

有关社交礼仪方面的研究为社交尴尬者交往技能的提高提供了一些结构化的参考，但更为重要的是，能让他们对于在某个社交情境中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友善做出提前的思考。如果他们能够充分地利用自己喜欢程式化和系统思考的先天优势去掌握社交礼仪，那么在早期的社交互动阶段，就不难找到对如何恰当地回应他人的社交期待保持警醒的办法。礼仪礼节的存在降低了社交场合不可预知的情况出现的比率，从而把尴尬者的注意力解放出来，得以关注当前发生的事情，也就有精力去临时处理那些在多数社交场合都有可能会随时出现的不可预知之事。

有些礼仪礼节已经过时了，还有一些在不同的亚文化圈子中会有迥然不同的体现。人们需要在用心周到与在意过头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而不是生硬照搬。人类学家弗兰克·博厄斯（Frank Boas）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写道：“构成礼貌、谦虚、良好教养和明确道德准则的东西并不是普适的。”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尴尬者，其尴尬的部分原因正是对常规礼仪准则的僵化运用，而实际上人们的期待却随意得多。他们可能会穿得非常正式出现在沙滩聚会上，或者说出的话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来自20世纪50年代。有时候你能听得出来，他们说出的话来自于一些教人礼仪的自助书籍，可是这书也许已经年代久远，以至于这些建议早就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或许那些来自15年前教人社交礼仪的书籍当中，最为欠缺的部分在于无法教授有关网络社交的技巧。在当今社会，无论是通过电脑还是手机，网络邮件、社交媒体以及其他网络平台已经无处不在了。这种新兴的社交方式带给人们一整套全新的社交期待需要去学习，与此同时，如何将他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期望和在网络上的期待进行整合，也是新出现的挑战。不过网络社交也为尴尬者带来了新的机遇，让他们遇到志趣相投者的机会大大增加。

在2011年，脸书（Facebook）的月访问量为3.72亿人次，到了201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10亿。全世界有1/3的人都在使用脸书，在千禧一代中，约有一半的人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浏览脸书信息。虽然人们有时会感慨自己对于社交媒介居然会如此依赖，但仍然会不由自主地点开脸书、推特（Twitter）、照片墙（Instagram）和色拉步（Snapchat）上的最新信息，生怕错过了什么新东西。这些社交平台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铺天盖地的大量新鲜资讯，有时候甚至让人无法分辨哪些信息才是有用的，也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网络社交带来的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数千年以来人们赖以使用的大量社交信号无法通过网络呈现。当我们收到一条信息，往往很难从文字当中直接、恰当地判断出对方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而这在面对面交流中就会容易得多。当一个习惯以三个感叹号结束一条信息的朋友突然在某条信息的末尾写上了句号，一定会让你极其懵圈，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在工作场合，当你的老板发给你的文字信息中有一个词是黑体加粗的，你恐怕会拿不准他是想强调什么还是在生你的气。纽约大学的研究者贾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及其同事们发现，如果让人们分别通过邮件信息和言语交流来辨别他人的话语是认真的还是讽刺的，在电子邮件信息中，正确率只有56%，但言语交流中的正确率为73%。社交方式的进化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但是像任何其他新事物一样，对于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社交互动，显然还存在着大量的未知领域。

但是网络对于那些拥有各种冷门的人来说，是一项名副其实的恩惠。像博彩、喜剧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非常小众化的兴趣，人们很难在身边找到拥有同样爱好与热情的人。比如说，若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儿童想要学习电影制作或者编写程序，搁在以前，就不太可能获得世界一流的专业指导，或者找到能给予支持的社区资源，但是现在就不同了，网上社区为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信息宝藏，也为大家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可能。如果个体的网络生活运转良好，就会带给他肯定和支持，让他与其他网络个体之间产生联结感。一些尴尬者喜欢将自己和他人的前几次约见放在网上进行，觉得这样更让自己舒服，因为不必再费心去处理实际会面中必须要关注的社交线索，比如非言语线索、声音线索和面部表情等。在网络上所有人都隐去了这些线索，需要加工的信息减少了，人际互动也就变得简洁多了。

但是网络媒介并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归属需要。大多数人还需要与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才能获得真正的联结感和归属感。关于网络社交的研究发现，网络平台最重要的功能是促成了面对面交流的实现，也为那些已经在真实世界中与朋友实现了良好互动的人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补充。因此，最好只把网络社交作为促进交流正常进行以及维护已然形成的友谊联结的手段，一旦进入面对面的互动中，就关掉网络设备。虽然网络社交对于尴尬者认识新朋友很有好处，但网络社交也同样具有一套期待需要去学习和遵循。

当我们打开电子信息、电子邮件或是进入一个网络社交平台，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些模糊不清、没有被清晰界定且随不同社交平台而异的社交期待。比方说，一些意识流的东西出现在推特上是被许可的，但是出现在脸书上就会让人讨厌。贴一张你想购买的烤箱手套在拼趣（Pinterest）上没有问题，但是贴到照片墙上就不那么好玩了。沙滩派对的比基尼自拍放在照片墙上很好，但在领英（LinkedIn）上出现则可能砸了你的饭碗。在使用脸书的头几年里，用户可能要花好长时间才能意识到干家务活、去健身房以及日常通勤的照片并不是网络社区的人们喜闻乐见的。照片墙作为另外一个不甚相同的社交平台，则包含了相当不同的社交期待：秀自制健康菜肴的图片属于标准版本；秀几个月的健康饮食带来的腹肌属于被祝福版本；秀下班路上的落日则属于危险版本。

人们一边需要努力进行网络身份定位，一边也需要努力去理顺线上生活与线下朋友之间的关系。虽然基于社会赞许性的考虑，人们都会说自己其实并不在意网络生活，但事实是，绝大多数人会在发布完一张图片或一个链接之后，不断地查看手机，希望得到足够多的点赞和好评。其背后隐藏的意思是，他人对你所秀东西的喜欢程度体现了你的社交地位，或者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社交地位。不过，线上的受欢迎程度是不是会转化成真实生活中的受欢迎程度呢？

早期的相关研究发现了一些微妙的结果。在对查到的研究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发现，其中最有意思的结果莫过于网络行为与关注度或受欢迎程度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我们已经说过，一个人是否广受关注、有影响力与他是否受人喜欢并不是一回事，但这条法则在网络世界中却常常被人遗忘掉。

佐拉娜·艾维斯维克（Zorana Ivcevic）和纳里尼·阿默伯德（Nalini Ambady）就社交倾向与社交平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项颇有意思的研究。他们想知道，网络用户的五大人格特质——外倾型、开放性、宜人性、神经质和责任心——与他们在脸书上的行为是否有关系。他们招募了99名大学生，并对他们在脸书上的活动状态进行了连续三周的追踪。结果发现，在宜人性——一种与亲社会价值观念具有对应性的人格特质——上得分较高的人，在脸书上的活跃程度相对较低，除了一种情况——当他们要向好朋友表达情感支持时。同时该研究还发现，宜人性得分越高的人，在网络平台上受到的关注和获得的互动也就越多。

这一结果以及来自其他研究的相似结果都表明，在现实生活中的讨人喜欢程度和在网络世界中的一样，都源自于同一个潜在因素，即个体是否具有亲社会倾向——公平、友善和忠诚。

传递与渗透

布洛克最终成了一名非常优秀的网球运动员，同时也是我的一位非常出色的朋友。有时候我会好奇，他是如何应对过去20多年中社交生活的快速变化的。他可能会因为传统习俗的缓慢衰落和网上各式各样的自拍照而咒骂几句，但这无法改变他是一个慷慨、公平和忠诚的人，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会给予最大支持的天性。每当我的生活遭遇逆境，我都会想如果换成布洛克，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说出什么样的话来鼓励我。

布洛克是那些颠覆了我的社交生活方式的众多朋友之一。我不再谨小慎微、小心谋划如何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交，而是开始思考：如果我每次都带着这样的问题去应对新的社交场合，“我能做些什么？”之前困扰我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自行解决呢？如果我始终坚持用这种亲社会的态度去行事，那万一我什么时候不小心搞砸了一些事情或是无意间冒犯了他人，我此前的行为就会为我提供一些缓冲。我发现，在情况还不明朗的时候，暂时先选择相信别人，积极主动地先行投入，反而能让彼此都受益。亲社会态度会在团体成员间相互传递，并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我不认为指望朋友改变自己会是一个好主意，但在有些时候，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就能找到一个能为你带来深刻影响并让你的生活发生积极改变的好朋友。布洛克就把我从一个被动应付社交的人变成了一个积极付出的人。

有人说在两种情况下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真实人品，一个是看他无法从他人那里得到东西时是如何对待别人的，另一个是看他身处逆境时是如何行事的。布洛克在我们上大三那年被查出了癌症晚期，这样的情境更能让我看到他最真实的人品。

在他人生最为艰难的这段时期，逆境更加凸显了他的待人方式。他从没有抱怨过医院的饭菜难吃或是护士抽血的针法蹩脚。他拿自己新剃的光头开涮，说它看起来油光发亮；还说那不怎么合体的病号服让他的时装演绎之路达到了新高度。每次我去看望他，他都会对我的到访表达衷心的感谢，在那样的身体状况之下，他也总会尽量坐起身来给我倒杯水。他很愿意听我分享学校里的一些小小成就，虽然他自己在病房里基本上没有机会感受到任何成就感。他也很愿意听我说最近遇到的麻烦，虽然他自己的麻烦实在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