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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最后一年，我的学习成绩非常差，和同班同学相去甚远，社会交往也差到了不能再差的地步。在最后一学期的一次家庭晚餐上，父母宣布了一个决定，“这是我们共同商定的结果”，他们通常用这句话来宣告一件事情再无商量的余地。他们决定送我去一所与我的初中同学不同的高中。我当然免不了要做做抗议的样子，但心里觉得，也许换个地方反倒更好，在新的地方我可以摆脱僵局，重新开始。
我已经知道，老成持重风在初中的社交生活中已然被证明无效，我不会再为高中的社交生活做那种傻帽准备了。和许多社交尴尬的孩子一样，我对高中的新社交生活充满了期待：绝对不要让自己受欺负，还要交一些可信的朋友。后来的进展比我预期的还要好，因为我抓住了一些先机。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个以前和我一起被人欺负的儿时好友，虽然我们才刚满15岁，但他已经长成了一个人高马大的大男孩，现在是校足球队的明星后卫，他有意保护我，他球队里的朋友们就也效仿他，对我相当友善。我的运气突然就好了起来，从一个毫无社交资本、备受欺负的瘦小男孩变成了依然瘦小，但由于借助了一些社交资本而备受呵护的人。用高中生的眼光来衡量，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改善。
在高中里，虽然我社交领域的一切都进展顺利，但各门功课依然很差。不过这并没有引起绝大多数老师的注意，因为我的表现还算乖巧，而老师们显然有更头疼的事情需要关注。但我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化学老师——Z先生的法眼。开学第一天他就说，因为受不了学生们总是读错他的东欧姓氏，让我们以后都叫他Z先生。传说Z先生在这所高中执教化学25年以来，打扮一直不曾变过：毛背心、浆洗过的衬衫、卡其色裤子、擦得铮亮的棕色皮鞋。他很准时，上课认真负责，曾是科罗拉多州顶尖的铁人三项运动员。他用“呆瓜”来称呼自己，用这种富含贬义的词语来进行自我介绍的人，实在不常见。他是个很尴尬的人，只不过这种特征被他对自己和对学生的严苛要求——学生们却都觉得没有那个必要——所掩盖，显得不那么明显了而已。
有一天Z先生告诉我的父母，说我“在化学上已经相当危险了”，虽然我其实只是中下水平，远不像他说的那么差。好吧，我成绩不好，但我还不是差生啊。所以，当Z先生通知我放学后必须去找他补习家庭作业本上没有做完的题目，直到我的化学有明显改善为止，我感到非常不爽。错过课外社交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想象，我的社交生活刚刚开始有向好的苗头，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他的留置势必会阻碍我的社交发展势头。
第一天去Z先生那里补习时，我发现班上只有我一个人受到了这种惩罚。当我在黑板上解答一道题目时，因为愤怒，手都快攥不住粉笔了。在匹配方程式的时候，我写字的力道之大使得粉笔末四处飞溅，然后我就出错了。Z先生像往常那样说我“粗心大意”，并叫我停下来。我十分不满地把头扭向一边，感到自己的脸都发烫了。
一个周五下午，朋友们要去一位住在山上的同学家里过周末，而我因为要补习化学没法去。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错失这样的社交机会，那感觉犹如世界末日。父亲去学校接我的时候看到我一脸的怒气，就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了：“要不是Z先生的话，这种事根本就不会发生。”父亲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他和Z先生已经认识多年了。他觉得我需要一些背景信息以便更好地了解Z先生的意图。他问我：“在Z先生十几岁之前，他的生活里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Z先生的其他学生也是除了知道他是福音派信徒以及他自称呆瓜之外，别的什么也不知道。父亲解释说，Z先生是一个东欧孤儿，在3岁左右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几年之后，养父母觉得无法再抚养他，于是他接下来的童年岁月就在多个临时寄养家庭的转来送去中度过。直到13岁那年，一对老夫妻长期收养了他。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并不把Z先生看成有问题的人，而是把他视作一个极具科学天分的男孩，认为他只是对学校功课有些厌倦而已，只要给予恰当的引导，他的能量就能朝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和释放。
Z先生的养父母持有一种系统化的生活理念，这对于他来讲实在是迫切需要的。他也非常喜欢父母在晚餐时不经意间讲的一些有关科学探索和科学家传奇经历的故事。到Z先生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的成绩在班上已经非常拔尖了，同时他还成了州长跑冠军，同年被海军军官学校录取了。毕业之后，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了一名军官，在一项重点军事项目中担任工程师。在服役期结束以后，他可以留在部队里继续发展，也可以去报酬丰厚的公司，但他都没去，最终他考取了教师资格证，选择成为一名老师，去激励像我这样在学校里昏昏度日的孩子。
在告诉我Z先生的故事之后，父亲这么猜测我为什么会被叫去补课：“Z先生对你很严厉是因为他在意你的将来。我知道你不喜欢化学，也不喜欢科学实验和统计，但你得知道，对Z先生来说，正是科学让他有了更好的生活，所以他是在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帮助你。”连着好几周，我都在思索这番关于Z先生的对话，对于补课，我的敌对情绪减少了很多。我开始去想，为什么像Z先生这样长大的人能取得这么优异的成绩，达到这么高的人生境界？在Z先生身上，到底是先天还是后天在起作用？内在天性与后天收养家庭对他的影响各有几分呢？多年之后，作为一名心理学研究生，我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来自基因遗传与后天养育之间的作用是动态交互的。
在接待青少年心理咨询时，常听他们说这样的话：“我父母把事情弄得尴尬得不得了。”他们说的事情包括父亲在棒球比赛时的衣着打扮，母亲过度卷入到学校的事情中来，以及当他们带朋友来家时，父亲或母亲的刻意扮酷等。在听这些故事时，我通常会先认同他们的话，黑色上衣短袜短裤的搭配以及过分亲昵地称呼初来乍到的同学确实都挺让人尴尬，接着我问他们，“在你看来，父母有没有对你的所作所为感到尴尬过？”
直接把这种反思式问题抛给青少年其实是有风险的，好在他们并不计较。接下来他们会回忆起一些好笑的时刻，说父母当时一定觉得非常尴尬——全家人一起去看电影时，自己挑选的电影里出乎意料地有大段详细的性爱场景，诸如此类。在咨询结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一致认为，作为家庭的一员，本身就意味着不可避免的尴尬。
鉴于家庭生活天然地存在着各种尴尬时刻，对于现代家庭来说，当涉及定义各个成员的期望时，就会出现一些独特的挑战。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首席儿童发展研究员，在一次心理科学协会报告中，她就家庭期望的演变给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论述。纵观人类历史，在绝大多数时候，家庭都是就近聚居的大家族网络的一部分，大家通常生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小孩不仅能够得到来自自己父母的照顾，还能得到阿姨、叔叔、祖父母、哥哥姐姐、堂哥堂姐的照顾。这同时还意味着，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能学到照顾其他孩子的技能，因为他们有较多机会照顾比自己小的弟弟妹妹或其他亲戚家的孩子。但是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时候开始，小家庭从大家族中剥离出来，小孩子自然也与大家庭发生了分离，不再有充足的机会去照顾其他更小的孩子，只能从学校或者之后的工作场合获得“如何当大人”的经验。
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现代家庭期望发生了有趣的变迁。以前父母只需为子女提供一个安全、支持性的环境就可以了，现在逐渐演化到，父母需要通过细致入微的管理，帮助孩子取得学业和体育领域的优异成绩。现在的小孩处于家长的密切管控之下，空闲时间也被相当周密地安排，从而使得父母高度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去，孩子的成就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些在近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从某些方面来讲，这种高度介入的教养方式为儿童的安全和情感福祉提供了很好的保护，但这种保护显得有些过度了，使得儿童丧失了通过自由探索带来的学习和成长以及自发性矫正的机会。儿童的“职位描述”本来就包含可以做不合时宜、荒诞不经的事情，了解相应后果并学会承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孩子就意味着：犯错、弄清后果、修正、重复。
当这种本该自然发生的过程因为父母的介入或者过度保护而受阻，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就会出现尴尬。父母想显得酷，孩子想显得像个大人，每个人都有种感觉：对孩子的期望和对父母的期望之间的界线已经非常模糊了。
我们关于社交的第一节课来自于家庭。人类的婴儿期比其他物种都长，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婴儿完全依靠照料者得到保护、获取营养、获得行动上的便利，照料者无微不至地满足他们的各种生理需求，保护他们，并指导他们如何适应复杂的社交生活，教会他们如何交朋友、与人合作、处理冲突。孩子们除了能在社交情境中得到言行上的直接指导，还能通过观察父母的社交互动榜样进行学习。无论是社交流畅还是社交尴尬的孩子都会受到来自父母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亲生父母对孩子的最大影响来自于其遗传性。
来自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约翰·康斯坦丁诺（John Constantino）和理查德·托德（Richard Todd）在一个包含了778对7到15岁双胞胎的样本中考察了尴尬特质的遗传性。与异卵双胞胎相比，同卵双胞胎的基因相似程度更高，研究者可以通过比较同卵双胞胎与异卵双胞胎在某些特质上的得分，推断该项特质遗传程度的高低。康斯坦丁诺和托德通过一项测查社交技能缺陷的《社交反应量表》（ Social Responsiveness Scale ），考察了同卵双胞胎的相似程度是否比异卵双胞胎更高。除了对遗传因素感兴趣之外，他们还想知道非家庭性因素——如教师和朋友——对社交技能缺陷的影响程度。
他们发现，与异卵双胞胎相比，同卵双胞胎在社交技能缺陷上的相似程度更高。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男孩的社交尴尬有52%来自于遗传，女孩的则有39%来自于遗传。他们也发现了不同性别在环境因素上的差异，与男孩（25%）相比，女孩（43%）的社交尴尬更容易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
上述研究以及其他相似研究都发现，尴尬特质是会遗传的，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尴尬既不是100%由遗传决定的，也不是100%由环境决定的。这正是大多数行为遗传学研究者们觉得有意思的地方。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告诉人们，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无计可施，而是弄明白遗传和环境分别能够影响我们的什么，这样有朝一日就可以分辨出哪些环境因素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遗传风险，同时发挥遗传优势。
对于家长、教师和其他社交尴尬儿童的指导者来说，这些来自行为遗传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其他儿童相比，有些儿童因为遗传原因而成为社交尴尬者的可能性会更高。但是研究同时也表明，家庭环境以及其他非家庭环境对于儿童尴尬特征的显现会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图6.1 遗传、家庭及非家庭因素对不同性别社交能力的影响
问题在于，照料者如何能够提供一种适宜的环境，从而最大化地减少儿童社交尴尬倾向的消极后果，同时使其自身优势能够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辅导社交尴尬的孩子充分解析和吃透社交情境的细节，鼓励他们利用自己的独特视角去行事，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不过这种办法最好能与社交尴尬儿童看待世界的那种非同寻常的方式相呼应。这将会是社交尴尬儿童的冲动与照料者用各种社会规范限制这种冲动之间的一场消耗战。至于这场战争到底是如何上演的，让我们来看看20世纪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发展理论。
1905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其著作《性学三论》（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中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心理发展理论。20世纪初期盛行的观念是，婴儿不具备有思维的能力，因此父母只需要满足其基本的生理需要即可，而不必在意他们的心理需要，直到这段时期结束为止。弗洛伊德对这种观点表示怀疑，他认为父母与婴儿的互动方式对于婴儿的心理健康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在他看来，婴儿期是个体的个性形成时期，也是婴儿的自然冲动与照顾者试图加强社会期望引导之间的斗争时期。
弗洛伊德把婴儿与生俱来、追求享乐与满足的人格部分称为本我（Id），受父母压力驱动、遵守社会秩序的部分称为超我（Superego），介于本我和超我之间的是自我（Ego），它监督以“我要”为特征的本我，并让时刻处于道德制高点、以“我应该”为特征的超我适当妥协。弗洛伊德以照顾者和各个年龄阶段的婴儿之间的互动为例，详细阐述了这些不同人格部分间的基本冲突。不过接下来，一切慢慢变得有些奇怪了。
弗洛伊德认为，从婴儿出生到18个月这段时期，其生命的主要驱力是被照料。婴儿饿了，妈妈喂奶，于是婴儿感到极大的满足感，弗洛伊德称之为获得愉悦体验。他认为母亲应该恰当管理孩子对这种愉悦体验的渴望，而这始于母乳喂养。喂养过度或者不足，都容易导致婴儿的口唇期固着（orally fixated），其中，喂养不足的口唇期固着婴儿长大后会形成被动型人格（passive personality），而喂养过度的儿童则会形成操纵型人格（manipula-tive personality）。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心理神经症存在的现实依据就是这些孩子表现出来的咬铅笔、啃指甲以及其他口唇指向性行为（orally oriented behaviors）。
在口唇期（oral stage）之后，弗洛伊德指出，基本的亲子冲突从婴儿被喂养得过多或过少过渡到了肛门期（anal stage）的如厕训练。带着尿布的婴儿不需要憋着大小便、直到找到厕所才能“解放”自己，他们享受着随时随处只要自己喜欢就“解决”的特权，这种感觉很舒服，甚至可以说很愉悦。这种不受限制、随时随地解决的自由充满了轻松与快乐，后来却遇到了挑战——父母开始提要求了。他们告诉孩子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上厕所才是恰当的，通常情况下要去马桶上解决。对于儿童来说，马桶这个东西非常古怪，它仿佛具有什么魔力，一下子把东西全部都吸进了无底洞。如果你站在儿童的立场上试着去想一想，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不愿意接受如厕这“极其荒谬”的社会期待。儿童与如厕要求做斗争的常用手段有两个：想拉就拉，或是使劲憋着，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类型：肛门便秘型（withhold）和肛门排泄型（expel）。
肛门便秘型儿童坐在马桶上，看着父母，什么也不做，他们常常就那么一坐几个小时，却故意不服从。相反，肛门排泄型儿童会一边看着父母一边尿裤子，他们大着胆子做父母不让做的事情，想做就做。这两种都是激怒父母的有效办法。弗洛伊德认为，肛门便秘型儿童长大后会变得过度自制，很容易成为强迫症类型的人；相反，肛门排泄型儿童则会发展出过于放任的人格特征，成为那种无视文化规范约束、不太负责任的冒险型成人。
想象一下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那是崇尚道德与规范的维多利亚时代，空气中弥漫着拘谨的味道。想象他出现在维也纳市中心的高雅宴会上，宾客们极其得体地与他低声交谈，询问他是做什么的，弗洛伊德从容不迫地谈起自己的性心理理论，阐述婴儿期受阻的性心理愉悦感将会发展成口唇期固着型人格或是肛门排泄型人格。尴尬瞬间笼罩了整个沙龙，却又被当时无所不在的得体与规范遮掩着，那会是多么让人难以想象的奇观。那天晚上的剩余时间也一定被一种集体无意识处处渗透着，大家一定都在心里嘀咕，该如何处理自己盘子里的香肠？饭后还要不要来一根烟？
虽然弗洛伊德关于口唇期和肛门期的一些具体说法听起来相当荒诞不经，但其理论的核心却涉及对儿童发展的革命性思考。虽然实证研究并不支持弗洛伊德提出的喂养与口唇固着以及如厕训练之间的关系，但是却支持了弗洛伊德思想的核心理念，也即，早期亲子冲突的处理方式会对儿童的后续发展带来持久的心理影响。
以口唇期为例。婴儿不具有言语表达能力，也不会走路，他们完全依赖于照料者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试想一下，如果婴儿饿得直哭，却得不到照料者的回应会发生什么？相反，如果母亲过于无微不至，没有留给孩子足够的独立空间，也会对孩子的后续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始终需要父母能维持好悉心照料与给其自由之间的平衡，无论在其嗷嗷待哺的婴儿期、偶尔离家的少年期还是渐行渐远的成年期。
肛门期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现在听起来是相当荒谬的，但是弗洛伊德的内在理念仍然有其意义。任何曾经亲自训练过儿童如厕或是亲见别人做过这种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实在非常折磨人。然而在父母和儿童之间，像如厕训练这种权力之争可以说每天都时有发生，更多的还有不要打人、温和一点、不许踢东西、要友好、别吃鼻涕等，甚至这些也只是父母传递出来的成百上千个社交期望中的少数几个而已。儿童必须学会说“请”，学会等待，在遇到自己搞不定的事情时控制自己不发脾气。大多数父母都会尽可能及时地将这些社会期望传递给孩子，因为孩子满足这些期望的能力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能否成为受人敬重的团队成员。
这就形成了父母想要尽快帮助孩子建立起超我，而孩子更愿意纵容本我之间的一场持久战，这场家庭战役常常会带来尴尬，只是在一些家庭中尴尬的程度更深一些而已。我们发现，社交尴尬的孩子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本我或者超我，有些时候是两者，都过于活跃——自我反而被淹没在那些过于强烈的感觉中了——从而会给父母带来一些独特的挑战。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尴尬家庭的基本故事脉络其实和其他家庭并无二致：父母要找到既能满足孩子本能欲望同时也能规范孩子与他人和谐相处的兼容方法。
在了解Z先生的童年经历之前，每去他那里补一次课，我心中的怨愤就累积一分。我发现与他有关的一切琐碎事情都很容易激怒我，每一桩每一件都成了诅咒他终有一天得到报应的证据。当他在黑板上解答化学题时，我心里总是满腔怒火，因为他总是忍不住会咧着嘴笑，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他居然笑得出来！简直不能相信世上竟有这样的变态，以这般折磨人为乐趣。
远在Z先生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一枚呆瓜之前，我们就私下怀疑他是个很尴尬的人。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他在解化学题时，总是没法隐藏那不由自主就露出来的笑容。当社交尴尬的人将自己的聚光灯视角投向感兴趣的领域时，会变得极为专注。若你去观察一个没有注意到有人在看自己的社交尴尬者，比如酷爱阅读的人正在读一本引人入胜的书、演奏爱好者正在练习小提琴，你会看到他们陶醉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中时那孩童般的快乐。
当尴尬者专注而高效地投入到一些事情当中时，他们就进入到了心理学家米哈尔·奇凯岑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称之为“心流”（flow）的体验当中，这是一种类似于“巅峰体验”或叫“无比激动”的状态。处于心流状态的赛跑运动员能在别人步履沉重时毫不费力地跑完25英里
，芭蕾舞者能以非凡的力量和优雅身姿流畅地做完最为复杂的动作。事后有人问起他们当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们会说“什么也没想”。当人们处在心流状态，他们未必会一直想着眼下事情的各个环节是什么，或是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他们只是凭借本能或是心中的冲动去做。
当人们想到那些凭冲动做事或是本我过于活跃的人时，他们心中的原型往往是某个嗜酒如命、性行为随便、吸毒溜冰的摇滚明星。虽然也有尴尬者会染上这些恶习，但绝大多数尴尬者更常见的表现是那些非社交性的沉醉。他们可能打电子游戏打到手肿起泡，读神话传说读到东方泛白，或者窝在地下车库里鼓捣一个别人搞不清名堂的小发明直到天昏地暗。
一如那些对尼古丁和酒精天生上瘾的人必须得抽几支、喝几杯才会觉得过瘾一样，社交尴尬的人们从对非社交兴趣的高度投入中获得异常强烈的愉悦感。这种兴趣的固着带来了机会成本的损失，那就是他们本该花在重要社交期待上的精力被过多占用了。
举例来说，我们都知道那种脑子里有好多事情要想的感觉，这样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给需要的人以全身心的关注。当社交尴尬的孩子在忙着做一件事情或是酝酿一个想法时，他最大的冲动就是继续保持专注于当前任务。如果他人这个时候发起一个会话，社交尴尬的人们是无法及时地将关注点切换到回应别人的社交模式中去的。这种切换困难意味着，与不尴尬的人们相比，他们希望保持大脑当前正全力投入的活动或思绪不被打断的冲动要更为强烈。为了维持自己的注意力，尴尬者通常会下意识地发出一些“别打扰我”的社交信号，在别人看来，这显然是在表达他们不感兴趣或是懒得理你。这会让那些出于好意想主动结交他们的人感到被伤害和被冒犯，当然人家有充分的理由那么认为。
家长看到自己社交尴尬的孩子居然这么冷酷地对待别人的好意，会对他们的行为感到震惊，然后想方设法地去矫正他们，但其实这只是社交尴尬儿童无法控制自己冲动的众多例证之一罢了。尴尬儿童的冲动性还体现在别的很多方面，从纠正别人的语法错误到直言不讳地指出别人身上那些其实无伤大雅的缺点，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社交尴尬的儿童常常显得过于生硬，在他们眼中，社交情境往往是一个个孤立的存在而不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他们无法心知肚明地忽略掉某些东西，或者曲折委婉地表达对敏感话题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直接对青春期的保姆说你脸上长满了痘痘，以及在圣餐会上告诉牧师，妈妈喜欢用大号的杯子喝酒。有些评价虽然客观，但可能会让人不舒服甚至会惹上麻烦，不尴尬的儿童能很快意识到这些，但尴尬儿童就会慢很多，对他们来说，他们只不过是说了实话而已。
当然，这个社会并不会因为社交尴尬儿童难以自如地掌握社交礼仪，就发给他们不用遵守常规礼仪的特赦通行证，父母也不能指望人们对自己的孩子降低要求，网开一面。父母能做的最有用的事情就是让孩子自行去承受社交失误带来的自然后果，然后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此次社交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改进才能让下一次的互动效果更好。如果尴尬儿童学不会控制自己的冲动并按照常规的社会期待去行事，那么随着年岁渐长，他们势必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些之前对孩子保护过度的父母必须狠心把孩子推出去，让他们学会直面各种复杂情境，学会约束自己过于生硬和尖刻的言行。
在倍感受挫的时候，父母可能会忍不住想要告诫自己的尴尬孩子：“学会自制！”但是对于这种期望，表达上还是慎重一些为好。
Z先生的课上有好多要求严格执行的规定：论文必须以45度倾斜角统一装订，这样的话折页才显得整齐；课前必须把书翻到规定那一页，因为他不想在上课中途听到翻动书页的哗啦声；不许将头靠在后墙上，以免像某某届一样，惹得整个班级虱子大爆发。这些数不清的条条框框再加上他那军事化的管理力度实在让我们觉得古怪之极。
当然，Z先生对自己的严苛也是众所周知的。我曾经有几次在一些不那么正式的场合见到过他，一次是在一个炎热下午的棒球比赛上，另一次是在周末的杂货店里。他永远都是那身打扮：毛背心、浆洗过的衬衫、铮亮的棕色牛津鞋。每天早上，Z先生都会提前两个半小时准时来到学校，雷打不动地完成他的铁人三项训练，然后在笔记本上认真做记录。当他在黑板上演示化学题时，每一个步骤都要规规矩矩地列出来，并且确保每一步都各占一行，即使一眼就能看出答案的时候也从来不省略任何步骤。
我在Z先生的课上常常破坏规矩，其中最让他受不了的不是上课时翻书，也不是论文不按45度装订，而是我拒不按照他的要求列出所有的解题步骤。我不觉得步骤有什么重要的，只觉得最终结果才重要，虽然我必须承认如果我不是那样固执，如果我能稍微留些神列出解题步骤，也就不至于因为大量“模糊过程”而导致放学后被留下来补习。多年后，当我自己成了一名教授，开始判学生的卷子，才发现Z先生当时必须对班上每个学生、每份作业中的每个步骤都给予判分，那一定是个非常乏味的工作，于是我忍不住想，“什么样的人才能心甘情愿地把这样的任务强加给自己呢？”
社交尴尬者喜欢规则和制度。他们的日常就是由各种精确的时间、地点和精心安排的固定程序组成。虽然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日常安排都会有各种优先排序，但尴尬者却显得精确和呆板得多。不信你试着打断他们的常规安排或是改变其中的一些细节看看，他们是不是立马就变得焦躁不安，浑身不舒服？不能正常执行自己日常计划的尴尬者就像有烟瘾的人手头没烟可抽了一样，那种感觉简直是百爪挠心。
弗洛伊德可能会将尴尬者这种缺乏变通视为肛门滞留的表现，但我觉得这种看法过于悲观了。在某些情境中，尴尬者对惯例和规则的坚守算得上是一种积极品质了。举例来说，许多尴尬者能在那些要求系统化程序的领域以及需要高度重复、大多人都无法坚持下去的任务上做得非常出色。在具备基本能力的基础上，尴尬者天然出众的条理性会使他在计算机科学、金融、化学等领域如鱼得水，因为在这些领域，对规则和系统化程序的严格遵守是精通本领域精髓、避免不必要失误所必需的素质。Z先生了解自己的系统化特性，正是凭借这种特性，他能形成思虑周详的方案和想法，从而恰当地引导自己的冲动能量。他将这些适应性技能广泛应用于自己的生活之中，这才有了他成为优秀学生、优秀军官、出色工程师和化学教师的一路绿灯。
与其把尴尬者对常规惯例与规则的过度坚持当成一种神经症，倒不如说他们只是怀有想方设法实现条理化与系统化的强烈愿望。这种对线性秩序和逻辑规则的痴迷正是巴伦·科恩所说的“系统化”（systemizing）。我们的大脑天然地喜欢对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做出预测，并自动地建构事物背后的一般规律。简单来说，这些规律都遵循着同样的脚本“如果A会发生，那么B也将发生”。当你理解了尴尬者的系统化特性，他们那与众不同的兴趣以及从中得到的异乎常人的愉悦感也就都说得通了。“如果我今天能跑5.5公里，那么我明天应该可以跑6公里”；“如果我按下微波炉的1-1-1模式而不是1-0-0模式，就可以更加高效地规划做饭时间了”。对于不尴尬的人们来说，这些规划谈不上让人开心，但对于尴尬者来说，这种系统化的安排会给他们带来无比的满足。
虽然系统化可以帮助社交尴尬者将铁人三项训练坚持下去，或者在使用微波炉的时候节省1秒半的时间，但是当这种高度程序化的思维风格遇上那些对系统性与程序性要求相对较低的事情，结果就会差强人意了。因此，当社交尴尬者的大脑以高度系统化——有人谓之“超体系化”（hyper-syssteization）——的方式工作时，那些不在线性发展之列的情况对他们来说就显得别扭了。对于那些持有“超体系化”世界观的人来说，没有比人更富于变化、比社交互动更缺少系统化的东西了。为什么有些人会在电影院里咔嚓咔嚓地吃爆米花？在哪里才能看一场全是对白的电影？为什么有人会喜欢对自己特别不好的人？为什么人们要相互祝福“做个好梦”而实际上谁也不能决定自己能做什么样的梦？这些都是让尴尬者的线性大脑备感折磨的典型情境。
尴尬者往往会在辨别社交信息的系统化模式上遇到困难，因为这个缘故，社交情境在他们看来常常是不可预知的乱麻一团。但实际上，常见的社交模式都遵循着可以预知的脚本。来自麦克吉尔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马克·鲍德温（Mark Baldwin）和其他研究者发现，人们常常通过建构“如果-那么”脚本来理解社会信息。这些脚本部分是情境性的，比如，“如果你是个男人，那就不应该由你来教女人如何才能更好地生活”或者“如果你乘坐地铁，那么你不应该放纵自己独占两个座位的冲动”。如果人们遵循了这些社会广泛接受的“如果-那么”脚本，那他们就不大会去做社会不接受的事情。
“如果-那么”脚本的运行不受我们意识的控制，就像长串的计算机代码在网页背后悄然运行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尴尬者总是很难跟得上这些脚本的原因。社会文化假定每一个人都自然而然地理解社交互动背后无声运行着的“如果-那么”代码，但是对于社交尴尬者来说，这个假设并不合理。他们违反社交脚本之后可能经常会说，“可是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我哎！”倒不是在为自己找借口，他们只是就“从没有人曾经教过我如何识别那些隐藏脚本”这件事情，在坦率地表达心中的愤怒。社交流畅的孩子很容易就能通过观察学会成千上万个脚本，但社交尴尬的孩子却需要许多直接、额外的指导。
如果尴尬者愿意花些工夫记住一些社交脚本并有弹性地去执行，他们就能够更加自如地驾驭一些社交场合。无论对于尴尬儿童还是社交流畅的儿童，一旦他们自己找到一些可供依循的规范，父母也能一贯而公平地贯彻与强化这些规范，他们就能从容地应对许多社交场合。运转良好的家庭就像一个运作高效的部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角色，都相信团队中的每个人都会竭尽所能，正是这种确定与信任将大家凝聚起来，从而实现通力合作。在那些角色分工明确、例行程序清晰的家庭里，没有人会迟到，家中也不会因为饭后收拾的问题吵架，彼此之间会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欣然给予支持。数不清的家庭教育自助书籍给出了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建议，其中有一项经历了几十年时间考验的建议来自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只有当养育者用坚定、始终如一的合理期望来引导孩子，才最有可能把孩子养育成健康的成人。
当然，让家庭像运转良好的机器一样高效而少出差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的事情。即使功能良好的家庭也常常会遭遇成长的痛苦与冲突——为孩子早上起不来床而火冒三丈，为解释为什么当天的餐具不能放到明天才洗而苦口婆心。在尴尬家庭中，这种意志之战可能更为激烈，因为孩子极有可能和父母一样固执己见、油盐不进，要知道，在他们身上可是有着共同基因烙印的。
尴尬儿童的父母必须想办法让孩子明白，社交互动的“过程”非常重要，花点时间去展示一些微妙而精细的体态姿势和语言，会慢慢累积出一些对人际交往非常重要的东西。尴尬儿童很容易被社交情境搞得精疲力竭，父母需要冷静地表达对他的同情，同时想办法帮助这个不怎么配合的孩子习得一些社交脚本，从而帮助他们恰到好处地适应各种社交情境。对于那些志在把孩子养育成受人喜欢和尊重的人的父母来说，帮助孩子在各种社交情境中且行且修炼将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
我儿时记忆中最鲜明的景象之一是一件经常发生在温迪停车场的事。父母在停靠我们的汽车前，总会先转过头来对坐在后座上的我说：“做好心理准备。”进行这种心理准备训练可能与我父亲在部队里待过有关系，它贯穿了我的童年时代，常常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军官对那些跟不上队伍的士兵的一种补救措施。至于如何准备，其实是父母用几个精心设计的问题引发的一场关于如何与他人交往的苏格拉底式对话。
这种心理准备练习经常性地发生，如在各大停车场、在离家去餐厅吃饭前、在杂货店里、在生日聚会前、在教堂活动时。练习有时候会持续很长时间，赶上我运气不好的时候，可能得在车里做上10分钟的准备，只为一会儿和收银员打两分钟的交道。父母希望我能通过在点餐、乘坐公共交通这种常规社交情境中的反复练习，达到习惯成自然。这些练习听起来可能很迂腐，而且在那时，我对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已经不怎么感冒了，但是作为一个社交尴尬的孩子，我又非常需要这种细致入微的指导。我相信父母和我一样不喜欢这些练习，只是觉得这么做能让我更好地习得那些通常不摆在明面上的交往规则，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
表6.1 进入温迪餐厅之前的心理准备
父母帮助我适应社交世界的法子，就是将我的聚光灯视角一次性转向三个社交线索，这就是他们总结的“头三条”，前文我已经提到过。他们还将这些社交期待转换成了“如果-那么”句式：“如果我们去温迪餐厅，那么我们是去吃饭的”，“如果我们要在这里吃饭，那么就得知道点些什么”，“如果要点餐，那么就需要把钱准备好”。这些“如果”指向的是社交期待，“那么”则指向我的行为。当我走向温迪餐厅的大门时，心中默默重复着“头三条”：“队尾、点吃的、准备钱”。做完了这三条，就该是下一个三条了：“眼神接触、大声说话，说请”。
我开始意识到，这些三个三个的社交行为组块组合到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更大的系统，比如餐厅点餐系统，然后我试着把这种系统迁移到其他场合，比如到电影院买票、到棒球场买票等。慢慢地，我明白了“请”和“谢谢”这样的礼貌用语在良好互动中的重要性，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在各种场合都表现出礼貌会换来别人的礼貌和尊重。对于不尴尬的人来说，这样的领悟未免太普通、太没有技术含量了，他们能够信手拈来的事情，对我来说却是那样地令人费解。
在这种不懈努力之下，我慢慢掌握了各种社交情境的常用规则，社交能力也终于培养起来了。及至后来，我对常规社交有了信心，之前那些对于社交互动的种种担忧也烟消云散，我已经能够平静而自信地应对自己的社交生活了。在我能够自动地完成社交互动的前几个步骤之后，我的部分心理能量就可以被解放出来去应对那些意外状况了，这让我有机会恰到好处地处理一些事情，从而赢得了一些赞许。
如果父母能用“如果-那么”句式来向尴尬儿童表达社交期待，他们就能充分利用起孩子的系统化天性。随着尴尬儿童慢慢掌握了各种“如果-那么”句式，他们就能逐渐理解社交期望，明白遵循这些期望的益处，并将这些期望与行为组织成社交脚本。当父母引导孩子看到这些系统化脚本确有成效——比如人们开始友好地回应他们，愿意和他们多说一会儿话——这些孩子就迎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拐点，以此为始，他们会主动自觉地学习和使用这些社交技巧，以更好地适应自己的社交生活。
虽然这些社交技能训练对于尴尬儿童来说非常有用，但据我观察，这些训练却很少得到应用。对父母来说，让一个孩子去关注自己不感兴趣且百思莫解的社交礼仪也确实不容易，但我发现，父母可能还有另外一些顾虑，担心让孩子进行这样的社交补救训练是不是意味着承认自己的孩子有什么问题，或者自己的教养方式是不是有问题。在这个人人热衷于通过朋友圈和社交门户网站展示“完美生活”的时代，承认自己搞不定养育孩子的任务会给父母带来很大的压力。就像我的父母，在他们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能自如地倒牛奶、自信地点餐，而自己的孩子却得做艰难的训练的时候，心里未必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父母不必为家有尴尬的孩子需要引导而感到难堪，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孩子能瞬间感受到父母的担忧。帮助尴尬的孩子做心理上的社交准备和你隔壁家的父母因为孩子阅读速度慢或者数学不好而给予额外的帮助相比，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异，当父母试图遮掩孩子的社交瑕疵时，他们就失去了让孩子通过必要的训练获得真实成长、适应社交生活，从而与外界建立起有意义联结的机会。
父母常常担心自家孩子的尴尬，将它视作一种反常的心理特质，人格心理学家的观点可能能帮助这些父母释怀。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人格特质没有好坏之分。尴尬儿童对某些领域的过度关注在某些情境中可能是一种挑战，但换一种情境可能就是优势。一个容易分心的孩子可能在某些情境中反而能发现常人不曾注意的东西，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创造性；一个固执的孩子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反而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尴尬的孩子在弄清楚自己的想法、为自己不同寻常的兴趣找到出路方面，会比其他孩子经历更多的磕磕绊绊。当一切慢慢好起来，他们会成为专注、坚定、自律、能够用自己的独特视角看世界的人。
我一度非常抵制父母强加于我的心理准备训练，但由于他们的坚持，我的社交技能得到了发展，才使我能够给人留下体贴、周到的印象。他们总是率先垂范，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父母不仅需要把亲社会的价值观念传递给孩子，他们更需要亲身示范，让孩子理解何种具体行为可以传达特定的亲社会意图，从而引导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而周到的成年人。
表6.2 尴尬特质的消极与积极表现
当Z先生在孤儿院和寄养家庭之间被转来送去的那段时期，生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都无从谈起。对于一个生来就比其他孩子对稳定的常规生活要求更高的孩子来说，他的成长之路更是充满了曲折与坎坷。一次在课后补习时，我问Z先生为什么他这么喜欢化学，他停顿了一小会儿，罕见地流露出了一种脆弱感伤的情绪，随后他对我讲起了养父母的故事。
在Z先生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我能感到他对养父母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他们是一对严厉但同时又公平而贴心的父母，他们向他传递清晰的期望，并重新激活他的积极思维。在这样的引导之下，Z先生那叛逆的力量转化成了对科学的热情。看着Z先生如此深情地回忆养父母给予自己的人生重建和兴趣引导，我意识到当时的Z先生就如同在水下待了太久的缺氧小孩，养父母给了他充足的氧气。没有多少青少年会热衷于和父母讨论关于以后工作的事情，但是对Z先生来说，这个话题完全契合他的科学兴趣。他最终意识到，父母用于科学研究的系统性方法与社交礼仪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别人友好招待了他们，他们就会寄去一张感谢卡片；如果有朋友遇到了好的或不好的事情，他们就会打一个表达关心的电话。
化学是一门非常精确的科学。如果你遵循必要的步骤去解决一个化学问题，那你一定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你的每一步都必须精确无误，因为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有可能导致一个不可预知的结果，Z先生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而这次交谈也让我明白了Z先生喜欢化学的真正原因，对于这样一个曾经长期流离漂泊的孩子来说，根植于化学中的确定感与系统性恰如渡他上岸的那条木筏。
不是所有尴尬儿童都有这样特殊的成长经历，但Z先生的经历清晰地展现了尴尬儿童需要从家庭中得到些怎样的帮助。父母没有刻意削弱他的冲动和能量，而是想办法为其寻找有益的出口。他们给出清晰的期待，也给了他合理的理由去保持自己的刻板行为，在要求他遵从社交期望的时候，他们能秉持公平。科学只是他们提供的出口之一，除此之外，他们还希望他能对其他学科保持必要的开放性，要求他至少选择一项课外活动并积极参加。
弗洛伊德认为，青少年的人格特质在青春期后期基本定型。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决定论观点在心理治疗领域相当盛行，这意味着父母能做的无甚了了。但是现在，人格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我们的性格对成年生活的影响远比弗洛伊德认为的要微妙和复杂得多。虽然尴尬具有遗传倾向，但它在个体一生之中是以积极还是消极的方式表现出来，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环境的影响。这有点像电视上真人秀节目中的烹饪比赛，每个选手都拿到了必须在菜中出现的食材，但备选食材和做菜方法则是可以自行决定。
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个性特质到了青春期后期基本上就稳定了下来，但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有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健谈，有些人则越来越孤僻，有些人变得越来越快乐，有些人则越来越落落寡合。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研究者们仍在不断探索中。但是很多人格心理学家认为，重要人际关系是让个性特质变得更好或更差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虽然我们在任一时间点上似乎都已经“定型”，但实际上，我们此后经历的每个学年、每份新工作、和他人发生的每次互动都蕴藏着将原有的心理要素打乱重组，同时也把我们变得更好的机会。
对于Z先生来说，来自养父母的影响带来了他人生轨迹中的重要转折点。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人生经验直接强加于他，而是站在他的角度，和他同心协力去打造适合他的一整套行为模式与社交期待。Z先生一辈子都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在某些事情上比较死板，在那些超出他日常惯例的社交情境中略显尴尬。但是他已经学会了如何有效地利用自己性格和能力的优势，同时克服它们的先天劣势。Z先生算不上魅力超凡的人，也不是在所有社交场合都能应对自如，但是因为能在和别人互动时充分地为他人着想，他成了颇受孩子们尊重和喜欢的老师。
后来，我的化学虽然并没有得A，但比起之前确实进步了很多，更为重要的是，固执的我从Z先生那里学到了深刻的人生智慧。他让我明白过程很重要，让我意识到既要在专业领域也要在社交领域尽力做好。Z先生看到了我那异乎寻常的充沛精力，同时让我意识到，如果不去约束它，我就会变得无法专注。在社交场合，我那强烈的能量常常让人退避三舍，他让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能融入社交情境中，就会付出巨大代价。
小时候的我只关注结果，所以常常不屑于关注向人问候这样的细节，也不愿意花时间去问问别人最近好不好，而这些恰恰是获得良好社交效果的关键环节。有些时候，我会毫无预兆地离开一个社交情境，或者在谈话中不加任何铺垫和解释就突然转换话题。这些无视社交情境的行为让人觉得我不喜欢当前谈话或者不愿和他们待在一起，而事实上我并没有那么想，我只是以为这么做无伤大雅，也不觉得有解释的必要而已。
Z先生教会我相信化学中呈现步骤和环节的作用。如果你能相信自己在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上都没有出错，最终你会发现全新的思路就蕴藏在其中。但如果你完成每一步时都很急躁或者信心不足，最终必然导致不可靠的结果。从这个方面来说，化学练习实际上是一种信心训练，你必须对自己做过的每一步都有信心，愿意让别人看到你已完成的步骤，并且相信，操作顺序的不同将带来可能与原本答案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对社交尴尬者而言，社交生活依托于同样的信念。他们通过反复学习眼神接触、模仿他人举止、让声调变得悦耳，最终学会了如何才能留给别人良好的第一印象。他们应该相信，对于社交细节的关注，最终将达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社交效果。
我自己天生是一个社交尴尬的人，但后来却成了一名社交专家。我的父母以及Z先生这样的导师找到了好的办法，在我的心理层面植入了一种“特制程序”，它和我那不同于常人的大脑硬件高度契合，才使我能够在社交适应过程中另辟蹊径，柳暗花明。在帮助孩子为适应现代社交生活做准备这条道路上，父母和老师最要紧的事情在于，提供清晰的期望体系与框架，使得这些“如果-那么”规则能与更大范围内的家庭或班级理念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之所以显得格外重要，是因为在这个科技与信息日新月异的时代，依靠个体来确切地回答什么是真正的文雅得体这样的问题，恐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