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圆形礼堂的正中间,卡森(Carson)一个人坐在斑驳的橡木凳上,打量着周围的人群,他们全是世界顶尖级的物理学家。一会儿,卡森将要在这次应用数学研讨会上发布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这通常是学术界大牛才能享有的殊荣,但是作为一名刚刚25岁的博士研究生,卡森已经在世界物理领域颇受关注了。不久前,他刚刚在一家顶级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想对他的工作有更为深入地了解。随着进入礼堂的人越来越多,卡森开始感到肩头的压力越来越大。
卡森有着一头不羁的金色短发和一双蓝色大眼睛,此刻这双眼睛正在人群中来来回回地打量着。他的着装是半正式的,衬衫和长裤都显得稍微有些长,看上去就像总是卷在麻烦事当中的少年。既充满了孩子气同时又超级聪明的卡森,整个人像是个大写的尴尬,极度敏锐的观察力搭配着极度欠缺的社交能力,让他很难符合大多数人的口味。
我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卡森。我俩是在本科期间的音乐鉴赏课程上认识的,那时候他常常从数学角度出发,发表对于音乐的看法。他的论断精准而深刻,却常常遭到那群为了易拿学分才选了这门课程的人的白眼。在我看来,卡森的本意没有问题,只是在表达方式上不太妥当,容易让别人觉得他甚为无礼甚至居心不良。对于这种评判我并不认同,却能够理解。卡森能感觉到别人眼中的自己太过生硬,却不愿花那水磨工夫去委婉迂回。卡森是任务取向而不是人文取向,这种处事方式为他带来了25年的孤独生活。
在物理系主任热情洋溢的介绍之后,卡森走上讲台,按下了电脑的回车键,开始了演讲。他回头看了看,以确认身后的巨幅电子屏显示正常,上面的红色粗体字正是他精心挑选、旨在先发制人地震慑住“假想敌”的一句话:
你关于万有引力的所有认识全是错的!
当他转过身来,他第一次意识到台下的人是那样的多,也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容易得胜的战斗。多数人可能会在意识到这种局势的刹那间极度焦虑,卡森却被激起了斗志。这是一种在普通人中不太常见的杀手本能,但却常见于卡森这种集杰出天分和明确目标于一身的人身上。这种人有一种独特魅力,他们身上潜藏着核裂变般的巨大潜能,有朝一日这潜能喷薄而出,他们也随之一鸣惊人。
不过对于卡森来说,今天可能并不是“那一日”。
这次报告发生在2002年,在当时的计算机时代,杀毒软件还漏洞百出。病毒非常容易就能击溃人们的操作系统,特洛伊木马病毒更是来势汹汹。它们在电脑中静静地潜伏好几天,然后突然发作,让系统瞬间崩溃。我猜卡森的电脑可能感染了木马病毒。
在他播放到假设提出那一页时,木马病毒展开了第一次攻击,IE浏览器突然自动弹出了个窗口,页面上显示的是一张裸体女性图片——护士装随意地扔在故作吃惊的病人头上,宣传广告用黑体字写着:调皮的护士!几秒钟之后,另一个窗口自动弹出来:异域女郎!!然后是第三个:三人行!!!接下来是第四个、第五个……
卡森及时捕捉社交信号的能力并不出色,但即使这样,他也从观众的非言语信号里注意到了一种集体性变化,“情绪表现具有普遍性”这种论断此时正被真实地演绎着:从朋克摇滚本科生到古板资深老教授,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瞪直了眼睛、皱起了眉头。随着弹出窗口不断增加,一些人瘫坐在椅子上,另一些人则绷直了身体,卡森回头看了眼屏幕,它正在弹出第七个窗口:饥渴女生!!!
卡森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让泛滥的情绪得以镇静,然后他点击鼠标,希望能一击之下关闭这些窗口,然而太晚、太晚了。他看起来就像个斩九头蛇的人,一刀下去又生出两个、三个,色情图片窗口像烟花一样在屏幕上爆炸开来,卡森的绝望变成了深深的无奈,就在这时,屏幕瞬间变黑了。
卡森看向讲台左边,他的导师,一位德高望重的物理系名誉教授,扯掉了电脑和投影仪之间的连接线,大家都明白,老教授再也不愿继续忍受这种尴尬的局面了。导师的目光逼视着卡森,当他看向导师的时候,所有其他人都转开了视线,尽量不去看他,也不相互对视,对于坐在那里的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极其尴尬的时刻。
教授只问了卡森一个问题:“不是你惹来的吧?”对于此时此刻的卡森来说,这是一个最有帮助的问题,有助于引导他用一种容易被人谅解的方式和周围的世界互动。
最让人感觉良好的人类情感之一,就是找到懂你的人时的感觉。你那些在别人眼中的怪癖,懂你的人却不仅能理解,还会无条件地给予欣赏。他们会在所有人都觉得你的笑话极不合适的时候开怀大笑,也会因为你爱小猫咪而在它过生日的时候送它一张贺卡。当有人懂你,他/她会看到你看到的世界,对你的喜悦与哀愁感同身受,甚至有时候能比你更早地意识到你下一刻的想法。懂我们的人通常也是我们喜欢的人,他们比其他人更了解我们的优点、缺点和奇怪特质,却依然选择喜欢我们。反之,若误解了我们的初衷,他们也可能会冒犯和伤害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是一对非常常见且容易相互误解的关系,为人父母者有时候会听到孩子对他们这样吼:“你们实在不懂我!”
当有人懂你,在心理学家看来,这个懂你的人发展出了精确的“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它是指一个人针对别人的想法和感受(心理)发展出了一种有组织的框架(理论)。随着人们对某个人的认识加深,他对于此人的各种理论也会变得更加复杂和精确,这有助于他对此人在未来各种情境中的想法和感受做出合理的预测。心理理论和小说与电影里的人物角色推断有相似之处。读者会根据其中对人物衣着打扮、行为习惯、压力应对等种种细微之处的描写来推断人物角色的性格特征和价值观念。举例来说,一个眼神飘忽、用红色字体呈现ppt标题的人可能会给人留下紧张不安或富于攻击性的印象。
一如那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故事所展示的,人天然就会对自己遇到的人随时形成理论,并尽可能地去理解他人的心理,以便对其性格和价值观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我们对待遇到的每个人都像极了学者的单人个案研究,时常通过对对方行为举止的观察形成对方是敌是友的理论假定。
擅长社交者(socially fluent people)形成心理理论的速度很快,有时候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如何就得出了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能够在一瞬间就完成对大量社交信息的分流,然后快速将其组装成有效的模式,以完成对某人是快乐的、生气的还是烦躁的直觉判断。这意味着,一天中会有很多次,擅长社交者会形成对于他人的心理理论,并调整自己的互动风格去与之适应。在礼拜一工作会议的头几秒钟内,他们就能快速判断出老板是焦躁不安的还是悠闲自得的,从而完成今天是否适合申请额外假期的判断。
卡森在学问上的聪明劲儿使他能很快筛选出相关数据,并将它们与现有的物理理论与算法组织在一起。他能不用纸笔也不用计算器就完成这些复杂的运算,对他来说,这不费吹灰之力。但在筛选出恰当的社会信息并将它们进行组织,以便理解其他人现在正在想什么这样的问题上,他非常不擅长。但有这种问题的不止他一人,大量研究发现,尴尬者在形成心理理论方面有困难。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柯林·帕尔默(Colin Palmer)和同事们在一个普通成人样本中考察了尴尬与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帕尔默发现,社交尴尬程度越高的人在形成关于他人意图、想法和感受方面的心理理论时会越困难。
我们知道,尴尬者社交信号处理的能力不佳,因此不难理解他们在形成心理理论方面也会有困难,正是这些困难让他们在社交生活中不知所措。一旦个体在形成心理理论方面遇到困难,那么即使在与同一个人进行重复性互动,他也难以形成连续性。若人们不能快速形成关于“他人社交心理是如何运转的”的组织化理解,他就会感到每一次社交互动都是陌生的,即使此前他已经和这个人见过许多次了。
擅长社交者可以从当前的社交信息中快速识别出常规模式,从而迅速明白他人的想法与感受。看看下面这道八年级数学题。问题的排列布局表明,把右边的三个数字相加,就能得到左边的X值:
(X=3+2+1)
(X=6)
但如果把等式右边的一个变量变成未知数,这个问题就变得无法解答了:(X=3+2+C)。相似的,社交尴尬者的社交困难正是因为这些变量在社交情境中是未知的。当他们试着求解“他人心思”这一谜题时,常常会因为不会从人们脸上寻找有用线索,也听不出别人语调中的言外之意,从而忽视掉一些重要的社交线索。但是如果有人能给出X的值,那么通过倒推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不是难事儿了:(6=3+2+C)。
此外,能遇到像上面问题中那样,各个变量恰好搭配在一起的情况其实相当不容易。由于C是未知的,这一问题的排列组织就不如前者那样一目了然。但是如果能找到X的值,那么通过一些心理运算,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同样地,当社交尴尬者试图参透别人的心思时,常常可能因为忽略掉了某一重要线索,或者因为社交信息并不是以组织良好的面目出现的,而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去“计算”。好在研究者已经发现了支配绝大多数社交互动的X因素,从而为社交尴尬者进行恰当的社交判断提供了可能,就像不尴尬的人一样,只是他们解决问题的顺序稍有不同罢了。
如果可以拥有读心术,你会在那些最讨人喜欢的人的大脑里发现什么呢?当然首要的任务是辨别正确的观察目标,因为讨人喜欢的人(people who are likable)和有人气的人(people who are popular)是不同的。发展心理学家将讨喜(likability)定义为“人们认为某人具有合作性与宜人性的程度”,而将有人气(pop-ularity)定义为“人们认为某人具有影响力与知名度的程度”。在对初、高中学生的社会知觉分析中,研究者发现,在讨人喜欢的人和有人气的人之间只存在微弱相关。
讨人喜欢的人和人气高的人都是擅长社交的人,但是人气高的人会将自己的“读心术”用于提高自己在人群中的地位,或者维护自己在当前社会阶层中的地位。相反,讨人喜欢的人则会将这种能力应用于与他人的公平协作之中。换句话说,前者倾向于情境性考量:“从这里我能得到什么?”后者倾向于人文性考量:“我能为此做些什么?”
人气高的人关注短期社交回报,但这种对人气的攫取以投入大量社交成本为代价。为达目的,他们会使用一些腐蚀社交成本的手段,比如人为操纵、散布流言、诋毁他人等。假如两者之间存在竞争的话,则讨人喜欢的人很可能会失掉比赛,因为他们难以像前者一样获得社交门户上大量粉丝的追捧,或是成为校友日最佳关注对象,但是他们更可能得到更多快乐,更高水平的自尊,交到更可信赖的朋友。若以投资为例,讨人喜欢的人更可能通过投资蓝筹股票组合以求长期的财富安全,而追求高人气的人则会投资一个没有长期商业计划的时尚、高风险公司,大赚一把立马走人。
如果说讨人喜欢的人更值得我们去寻求持续的归属感,那么看一看在他们的大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很有必要了。来自普渡大学的托马斯·伯恩特(Thomas Berndt)终其一生都在研究人们是如何形成与维持友谊关系的。通过文献梳理,他发现讨人喜欢的人对于友谊持有独特的视角,从而对其社会知觉(socialper-ception)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你在脸书(facebook)或Instagram 搜索“友谊”(friendship)一词,很容易就能找到上百条定义友谊的暖心说法,但是来自实证研究的答案却非常简单——讨人喜欢的人有三个核心价值追求:公平、友善和忠诚。
公平是儿童首先发展出来的社交期待。无论是轮流玩游戏还是共享玩具,公平是对于“万物都是平等的”的一种感知。如果有人一下子玩了两次或是一次拿走了太多大家都喜欢的玩具,别的孩子就会委屈掉泪,或者生气发脾气,因为公平期望的打破让他们沮丧。在成人世界里,对公平的期待虽然也体现在一些生活琐事上,像是轮流做饭或是在看电视的时候轮流换台,但很显然,成人的公平显得更为复杂,因为相互交换的东西可能是抽象概念,比如对那些向你显示了共情的人表现出共情,或是原谅那些曾经也原谅过你的人。如果自己的共情和善解人意在朋友、同事或伴侣那里得不到回应,人们就会厌倦这些关系。
儿童最终也会明白,人际关系不只是一对一的交换。他们会看到之前那种“我会帮你挠背,但你必须也帮我挠一次,我才会再帮你挠”的内在局限。他们会主动提供超出公平范畴的东西,会说出类似“你先走”或者“给你玩最好玩的东西”这种话。他们意识到这样的一些牺牲能够推动友谊的发展,并隐约传递了自己在社交过程中愿意为别人着想的信息。友善的儿童与成人在关系建立的初期会大方地给予,因为他们愿意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公平的,他们心中有一种因果报应的信念,相信如果每个人都自发地做出一些贡献,则群体中的所有人都会受益。
当我们与那些超出了我们公平期待的人打交道,会感到愉快与感激。感恩的作用就在于让我们关注到那些超出我们期待的人,并驱动我们做出友善的回报。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萨拉·奥尔高(Sara Algoe)发现,有感恩体验的人在回报他人的时候会给得更多。回报更多一方面是为了恢复公平感,另一方面也是在表达善意。感激创造了帮助行为的螺旋上升——当我们做出善行,人们会感激,从而激发他们用善行来回报。
善意带来了讨喜之人的第三个特点:忠诚。友谊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交场,人们通常可以自由进入和离开一种关系,但忠诚的人会待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即使在那些离开你对他们来说才更轻松的时刻也不例外。当我们的生活陷入逆境,如遭遇事业上的冰点、被男友抛弃或是被一群昔日好友不待见,哪怕我们之中最优秀的人也不免会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在这样的时候,忠诚的朋友不仅不会改变对我们的看法,甚至还会增加对我们的支持。从短期视角来看,这是违反逻辑的,因为友谊的双方所能给予对方的东西是不对等的,但隐藏在其背后的逻辑正是保持忠诚。
忠诚的朋友对你的信任是这样的:他们相信你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了独特的东西,他们不以外在的东西——财富、社会地位或者权力——来评价你的价值,他们相信有朝一日,你一定会东山再起,也相信经历逆境的你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他们不仅对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有信心,还对你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信心。在生命中,很少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拥有忠诚的朋友,他们因为你就是你而死心塌地地对你进行长期的感情投资。
图5.1 友谊质量的网络表征
如果拥有读心术,我们就会发现,在讨喜之人的心灵深处赫然存在着这样三个亲社会的价值观念:公平、友善、忠诚。这些核心价值观念既是评估他人的重要标尺,也驱策他们自己做出与此一致的言行。当然,这一关于友谊的实证视角只是我们了解讨喜之人的一种方法,还有其他来自灵性、宗教和传统文化方面的视角可能会给出其他一些重要特征。不过以上三种价值观念超越宗教和文化而存在。
对于社交尴尬者来说,要想弄清楚他人的所思所想,在用倒推法解决问题时,这三个核心价值可以为他们提供很好的支持。他们不再需要将各种线索拼凑起来去推测别人的想法和言外之意,只需从这样的假设出发就好:讨人喜欢的人会根据他人是否满足公平、友善和忠诚这三个标准去评价别人,同时自己也会依据这三个标准行事。
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成为讨喜之人,有些人渴望权力和欲望,甚至存心利用别人的善意来谋取私利,这就带来了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霸凌(Bully)存在于各个年龄阶段。霸凌在儿童期的典型表现为将别的孩子从队列中推出去,偷别人的午餐钱,或者嘲笑别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到了青少年时期,则演变成公然侮辱社交群体中的弱者,散布关于社交群体中的强者的流言等。即使成年之后,霸凌也依然存在,表现为有些人会霸占超出自己应得份额的东西,通过操纵他人以谋取私利,或是故意刁难那些在他们看来没什么社会地位的人等。来自一份职场霸凌研究机构的数据表明,有35%的从业者曾遭受过工作中的霸凌,另有15%的人表示自己曾亲见过职场霸凌的发生,此处的职场霸凌被定义为重复性的不公平对待行为,如威胁、羞辱或是蓄意破坏他人的工作。
关于发生在各年龄阶段的霸凌行为,其中一项尤为令人不安的结果是,霸凌行为并不是由于社交技能不足而造成的。相反,一些研究结果表明,霸凌者知觉别人心思与意图的能力超出了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利用自己的社交优势来操纵他人以谋求私利。来自帕多瓦大学的詹卢卡·基尼(Gianluca Gini)与同事们检验了这样一个假说:霸凌者的道德推理能力较差,或者说,这些人在明辨是非上面有困难。在一个包含700多人的9到13岁青少年样本中,他们考察了霸凌者、受害者和保护者在道德推理能力上的差异。他们发现,霸凌者和保护者的道德推理能力一样出色,且二者的得分都显著高于受害者。只是霸凌者的同情心非常低,私利的满足带来的喜悦冲淡了他们对受害者的同理心,从而为他们找到了借口,让自己不道德的行为有了合理化的外衣。
霸凌者利用自己的社交技巧专挑那些不善还击的人下手。在一项针对153项研究的元分析中,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克莱顿·库克(Clayton Cook)和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里弗赛德(Riverside)梳理了几十种易受霸凌的风险因子,包括性别、种族、低自尊、不利的家庭背景等。他们发现,虽然不少因素都与某些个体易受霸凌有关,但其中预测力度最强的两个因素分别是较差的社交能力和较低的同伴地位。对于社交能力和同伴地位都不高的社交尴尬儿童来说,这是一种糟糕的状况,因为霸凌者虽说也不被同伴所喜欢,但毕竟其社交权力大、影响力强,且具有较好的社交理解和社交选择能力,这都是社交尴尬者所不能比的。
社交尴尬的孩子处理常规社交期望都捉襟见肘,应对霸凌者的复杂操控更是雪上加霜,很多时候,他们甚至不会告诉别人自己受到了欺侮,因为霸凌者使用各种骚扰混淆视听,搞得被欺侮的孩子晕头转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受了委屈,更不确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如果幸运的话,受害者可能会遇上一个站在自己一边的保护者(当然他们应该认识到保护者所冒的风险)。来自德克萨斯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者拉什米·舍特基利(Rashmi Shetgiri)在一个包含354人的六到十年级学生样本中发现,在向霸凌行为宣战的过程中,保护者所承受的被霸凌风险会显著增加。这就意味着同龄人实际上能够出面干涉霸凌者,从而为受害者提供保护的机会很少,因为他们自己很快也会成为被霸凌的对象。受害者必须意识到,保护者需要选择性地分配自己的社交资本,也就是说,社交尴尬儿童不能够指望保护者永远付出有限的社交资本来为自己提供保护,他们必须想办法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和同伴地位才行,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此外,为了公平以及表达谢意,尴尬者也必须想出突围的办法以答谢他人的援手,至少应该私下里对保护者表达感谢。
进入成年期之后,霸凌行为并没有从此消失。虽然一些曾经的霸凌者现在可能已经有了改变,但大量研究表明,小时候常常欺负别人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很可能仍然是霸凌者。他们可能以工作上指手画脚的管理者、家庭里情感的施虐者、社会上的小偷或强占他人财物的罪犯等面目出现。成人霸凌最严重的是那种反社会个体,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利用人们的善意去谋求个人私利,且对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没有一丝歉疚。在人群中,约有1%的个体属于反社会者,另有10%~15%的人则被认为是自私的,还有一些则属于自恋、贪婪、渴望权力、随时准备将别人应得据为己有的人。
当然,友善和忠诚的人必须对自己信赖的人保持谨慎,因为霸凌行为可能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当然,也不必防范过度甚至对人类本性失去信心。对于处在各种各样霸凌之下的社交尴尬儿童来说,上述提示可能显得尤为重要。不难理解那些长期遭受霸凌的儿童为何要么厌倦与人交往,要么过度自我保护,但这种一概而论的应对策略也阻碍了他们与好人之间正常关系的建立。无论对于社交尴尬者还是不尴尬者,要做到一方面保护好自己,另一方面也不失与友善和忠诚随时建立联结的开放性,其实都不容易。
在自我保护和待人友善之间要想达到平衡,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人们需要在相互熟悉的过程中,谨慎地斟酌与实施利他和友善行为。只有这样,友善和忠诚的人们才既能够恰当保护自己,又能够开启与潜在朋友积极且螺旋上升的互动。
来自华盛顿大学的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及其同事以已婚夫妇和小学生为样本,进行了积极行为与消极行为的观察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们发现,虽然此前大多数人际关系领域的研究者常常将消极行为——比如冲突带来的怨恨与回避——作为关注的重点,但实际上,理解人际行为的关键其实在于消极行为与积极行为的比率。积极行为可以是很小的事情,比如告诉某人他看起来很帅气,认真聆听一个朋友讲述自己今天的“小确幸”,或是送同事最喜欢的纸杯蛋糕,给她带来小惊喜等。
戈特曼发现,人们会对他人的行为进行非正式的计数,由此得到积极行为与消极行为之间的进出比率,他称之为“情感银行账户”。为了与他人保持良好关系,每1个消极行为可能需要4到5个积极行为才能“抵消”,以此维系账户的平衡。假设你在和朋友的互动中做了4件好事:致以热情的问候、夸他的外套不错、跟他分享薯条、对他在意的事情做出共情回应。但是,由于疏忽,你忘记了他的生日。这样一来,你和这位朋友之间情感银行账户的数额就相互抵消而变成了“0”。到此为止,情况当然还算不上糟糕,因为要不是你一开始的积极行为,此时账户就已经负债了。我们最好不要以情感账户负债的形式结束一段人际互动,因为这个账户是会收取利息的。
戈特曼发现,账户负债并不会随着一天的结束而自动了结,相反,它会向下一次互动顺延。因此,尽量让一天在有账户余额而不是负债的状态中结束,如果负了债,就容易招致对方的不满,最终导致更多的情感负债。而总有余额则容易建立信任,就像存款单上获得了利息一样。
确保账户余额的一个应对办法就是避免犯错,但是时时刻刻叮嘱自己不要犯错会带来持续的焦虑感,它既让人不舒服,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因此,维持情感银行账户平衡的最好办法就是一次少量、持续不断地“充值”。与其将社交情境中遇到的各种鸡零狗碎都当作会诱发失败的包袱,倒不如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常规资源——要做的只不过比预期的稍微好上一点点就可以了。有些人可能以为巨大的付出会留下格外与众不同的印象,但事实上,只要是积极行为,无论大小,其效果可能是相当的。
当你成为这样的人——你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帮助他人而不是从他人那里能得到什么——时,你的情感银行账户就有了积极正向的根基。假以时日,在此之上会生长出信任,最终你会成为人们眼中好相处的人。其中的诀窍就在于,让你的积极行为细水长流。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如果祖父母在他过生日的时候给他10美元,他会非常感激。但是如果他们给的是1万美元,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非常尴尬。对情感银行账户来说,一次充值可能小到说一句谢谢,或是在取自助餐时让别人先来。作为当面充值的补充,更为容易的莫过于“移动充值”——在别人面临一场重大考试时发送一条善意的信息,或是聚餐之后发信息告诉对方“今晚过得非常开心,感谢你费心筹备!”
表5.1 好朋友和老师/家长分别可以提供的前五种支持行为
数据来自北伊利诺伊大学针对1600多名中小学生的研究。在中小学生看来,来自好朋友的最好支持是忠诚与陪伴,来自老师与父母的最好支持是建议和肯定。
社交尴尬者面临的事实是,与向情感银行账户充值相比,由于在一些细微的社交期待上处理不当,他们更容易经常性地做出一些小小的扣账行为。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在公交车上转身坐下时,硕大的背包撞到了朋友的脑袋,或是不经意间向过生日的男孩泄露了大家正在偷偷为他筹备的惊喜派对。这样的尴尬行为既非蓄意也无恶意,但它们终究让人扫兴,即使当事人嘴上什么也没说,但在他们的心理账户中,已经自动地扣去了小小一笔。
这种意料之外或者说不经意间的扣账使得社交尴尬者不得不进行更多细水长流的充值,才能确保自己在他人那里的情感银行账户不负债,这跟每个月往社会保险上稍微多存一点一个道理。
社交尴尬者不能因为自己一些小的社交缺陷而画地为牢,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对他人的外在表现会越来越不在意,相反会更加倚重他的公平、友善和忠诚。只要人们能感受到你在尽最大努力始终如一地厚道做事,你那一点点尴尬也就算不得什么了。无论在与家庭成员、朋友还是爱侣的相处中,一旦社交尴尬者找到一条整体而言有助于关系良性发展的路子,就找到了社交资本可持续发展的最好策略。
表5.2 是否满足社交期待与是否具有良好意图会造就不同的行为表现
卡森的导师手里攥着投影仪与电脑之间的连接线,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等着他回答自己刚才的问题——“不是你惹来的吧?”卡森回答,“不是我惹来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很抱歉。”卡森只能这样回答,好不让导师对自己失望。卡森的导师是个聪明人,通过几十年指导学生的实践探索,他能很好地将那些有才华但是社交尴尬的学生识别出来。对于学生的尴尬,他常常能泰然处之,关键是,他认为卡森那些过度关注自我的表现不是因为尴尬,而是因为任性自私。卡森只关注成为学术明星,对于周围其他人一点都不在意。导师注意到,他几乎不愿意帮助实验室的任何人,对系里的行政管理人员也极其粗鲁。通过这次的色情图片事件,他和导师之间的情感银行账户里最后一点儿余额也被自动扣掉了。
我觉得卡森的导师相信他本性善良,因此看得出他的生硬粗暴是一种自我防御。从一开始上学,卡森就是个容易让人尴尬的孤独孩子,经常被人欺负。像其他尴尬的孩子一样,卡森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适应,但是失败了。人们给他的是初衷良好但相当老套的建议,他们说“别理他们就好了”或者“总有一天你会出人头地,而他们不过是些歪瓜裂枣罢了”。然而,不理会霸凌者并不会带来任何改善,因为霸凌者永远有耐心不断骚扰你;而告诉他总有一天自己会比那些作恶者“强”,就相当于无形中灌输了一种“他人都与我为敌”的对抗观念。鼓励尴尬的孩子将来会比别人强还隐含着一层意思:学习好或是某项专业能力出色就意味着比别人强。然而事实上,比别人在某方面做得出色并不能让尴尬者获得一个有意义的快乐生活,只有变得包容和公平(即使他人并不是这么对待自己的),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进了大学,卡森终于结束了被霸凌的厄运。因为运气好,他抽签抽到了一个极其友好的舍友,他对卡森的聪明才智和敏捷才思极为欣赏。在实验室里,几个高年级的研究生将他罩在翅膀底下呵护有加。在这样的环境里,卡森终于可以畅所欲言他的专业见解,而听众的反应再不是此前的白眼相向,而是兴致盎然。此前内心所承受的种种威胁在大学里终于解除,他的善良本性得以显露,于是慢慢成了一个讨人喜欢的人。
但是卡森很快发现,作为精英项目组的研究生,他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一些学长不经意间窥见了他的潜力,由于害怕自己的学术地位受到威胁,就合起伙来不待见他。卡森又回到了心理上备受威胁的状态,小学时代被嘲笑和羞辱的噩梦再次降临,内心的防御铠甲也再次披挂上阵。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他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研究上,对周围的一切开始不闻不问。虽然卡森的工作确实相当重要,他必须非常努力才能获得成功,但他狭窄的关注点与强烈的野心让他变得让人难以接受,很快他就成了一个让人非常不喜欢的人。
导师知道,卡森绝不是有意想在那次应用物理研讨会上让自己难堪,但心里也清楚,犯这样的错误会给卡森的声誉带来严重的影响。这种打击对卡森来说比旁人更加难以承受,因为他在系里的人缘本来就不好。但凡他有点人气,大家顶多会说这次事件不过是一次偶发的意外而已,杀毒软件太不给力……但是没人愿意出来帮卡森说句话。导师意识到,如果卡森再不做出一些反省和改变,那他势必无法形成自己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是他充分实现自己专业潜力不可或缺的保障。
在那次事件之后,卡森对自己“没搞定”的东西进行了认真反思。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搞明白了物理研究,但没搞明白人。长久以来,他第一次试着用别人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留意别人对于“哪些是你没有搞定的”这一问题的答案。怀着满心的虔诚,卡森在系里进行了一次走访调查,询问大家在研究生阶段“搞不定”的东西是什么。一些同学搞不定高级统计,一些外籍同学搞不定英语语言中的一些细微之处。这些搞不定的东西会让他们很郁闷,但也遇到有统计困难的同学在试着补课,有语言困难的同学去寻找论文写作方面的帮助。当卡森在宿舍里认真研究同学访谈时,他发现,大家都在想办法做些什么来解决自己没能搞定的东西,只有自己在面对搞不定的问题时,什么都没有做。
卡森从拜访导师的办公室开始,付出了认真的努力来重新认识自己。在导师那里,他再三致歉,并希望老师能毫无保留地告诉自己到底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导师举出了大量具体事例,告诉他为什么他此前对他人熟视无睹的处事方式于他的研究生生活和学术研究百害无益:因为科研必须依靠团队合作。导师还列举了一些重大的科研成果,它们无一不是团队合作的结晶。他告诉卡森,科学家必须有开放的胸怀,能接纳各种全然不同的视角。所有这些,卡森都一丝不苟地做了记录。导师详尽实在的反馈和生动鲜活的案例让他受益匪浅,离开的时候,他和导师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好的改观,他暗下决心,要修正自己关于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成功的看法。
卡森曾经以为学业上的成功可以自动迁移到自己的人际交往领域,然而现在他意识到,99.99%的人都不会因其专业资质出众或是发表论文数量众多而喜欢他。他有那种期望倒不难理解,因为物理对他来说确实得心应手。但现在他意识到,一些细小的善举,像是花点时间帮同学的实验搭把手,或是到现场给跑马拉松的同学加油助阵等,都会比专业上的优异更容易给人留下良好印象。把为他人做事放到第一位,把自己利益放到第二位——他的这种转变听起来也不过就是常识而已,但是有些人却永远也学不会,即使我们之中最优秀的人也未必一直能做到。
在卡森博士的最后一年,有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校园又遇到了他。毕业之后我们已经多年不见,他的尴尬一如往常。但是当他带我去他们系里参观时,我发现他现在已经相当受人欢迎,有一部分人甚至深受他的吸引。卡森已经掌握了友谊的奥秘:一个人不是因为比别人高明多少才征服朋友,相反,他内心具有的亲社会价值才是赢得友谊的真正法宝。在卡森决定成为一个公平、友善、忠诚的人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人,从而吸引了他人的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