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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伯德教授年轻照
有一位黑人长者在我的人生过程中曾给我很大的影响，他是保罗·伯德（Paul Francis Byrd，1918—1991）教授。
他在1991年3月26日因癌症去世，享年74岁。他是圣何塞州立大学数学和计算机系的老教授，我1984年来圣何塞时，他刚好是67岁，他是数学和计算机系第一个黑人教授。
一般黑人都是比较高大，可是他却矮小，但精力充沛，是属于短小精悍类型的人物。
他生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父母共有16个孩子，他排行第六位。
他获得硕士学位后参军，成为军队里的气象家。在那个时代，黑人很少能受大学教育，他在军队中拥有硕士学位，也可以说是稀有少见的人物。
二次大战后伯德到了德国，他对数学有兴趣，特别是数值计算以及特殊函数，在欧洲他收集了许多关于特殊函数的公式，后来在助手弗里德曼（Morris D. Friedman）协助下，1954年由德国Springer-Verlag出版《给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椭圆积分手册》（ Handbook of Elliptic Integrals for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
回到美国之后，他就到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作为应用数学家工作。
后来他由于喜欢教书到圣何塞州立大学兼课，这是加利福尼亚州最古老的大学。再到后来他从Ames研究室退休，正式成为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他太喜欢教书，许多教授夏天不授课，可他是唯一30年夏天都在授课的教授，所以人们可以常常看到他在大学里活动。
由于是军人出身，他对学生的纪律要求严格。上课时规定：一是他讲课时，学生不许讲话；二是他上课时，学生不可以睡觉。
结果有一次一个学生向他抗议，第一个规定可以遵守，但是第二个规定不合理，因为“夏日炎炎正好眠”，是他的讲课让学生睡觉。保罗伯伯并没有发怒，而是风趣地说：“好！忘记第二个规定，当我讲话时你们不要讲话。”
保罗·伯德教授
他是一名很好的老师，和学生打成一片。曾有一位年轻的越南籍讲师请教他怎样教书才好。他回答：“教书是照顾学生，你必须全心全意地教育他们，要把爱和知识带进课堂里。”
他很喜欢解题，什么微积分的难题他都能解决，有人问他怎么能解那么多难题，他说：“爱好！做你喜欢做的事，创造力就会产生。”
戈德斯通（Don Goldston）教授是搞解析数论的，有一次读塞尔伯格（Selberg）及乔姆利（Chomle）的论文，发现他们用一个积分而他却不知道从哪里得出这个结果。询问伯德伯伯，几天之后，伯德写了3张草稿推出4种计算的方法，热切告诉他怎样推广这类型的积分。
伯德没有取得任何博士学位，当圣何塞州立大学讨论他的终身教职及晋级时，一些行政人员想要对他升为副教授给予阻拦，几年来都以他没有博士学位不能升副教授为借口，几年后他发现一个方法可以摆脱这困境：《大学法》里有这样“博士学位或等价的资历”的说法，他就在申请的档案列下什么是等价的资历，其中之一就是他撰写著名的书广为人们采用和应用。
大学特别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研究这是否属实，结果发现有超过400多篇论文参考该书，而他那本书有超过10种不同国籍的30多个书评。他的确是“货真价实”有真才实学的人，最后总算让他升为副教授。
他也负责大学的“为社会负责任的教授”组织（Faculty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一有不公正、腐败，这组织就像“刺猬”投射刺针，暴露行政当局的黑暗和不法，让当局坐立不安，他被一些人视为“洪水猛兽”的人物，很多年不让他升级想使他自动离职，谁知他就是不走。
他很照顾年轻的教授，我的好友戈德斯通教授（后来以他在数论的工作扬名世界）曾说：“我在1983年来这里教书，伯德伯伯当年是大学的RTP（延聘升级和终身教职评审会）代表，他给我一个忠告，你开始教书，要教好但不要教太好。”
“因为在你的档案里以后会显示你教学有进步。可是如果一开始就太好，人们会认为你没有什么进展，对你的升级是不利的。这真是似非而是的忠告。这就是大学的升级游戏规则。后来我在这些委员里，发现果然是在玩这样的游戏。”
他作为政府的高级科学家来圣何塞州立大学教书，是第一个黑人进入全白人种的教书圈子里，在一些种族主义者看来是非常不顺眼的事。
伯德住在波洛阿尔图市（Polo Alto），这个城市现在有许多华裔及印度裔居民，市长这几年也是华人担任。但在50多年前那是白人占绝大部分的小城镇，那里黑人不可能买到房子，可是一位建筑商埃赫勒（Eirhler）把他建的非常有名的房子卖给了伯德，伯德是第一个黑人搬进这纯白人的城镇，打破没有黑人居民的纪录。
而且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成为倡导有色人种权益全国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vocations of Colored People，NAACP）在波洛阿尔图市支部的负责人，争取种族的平等。
数学系和计算机系有个传统：每年的圣诞节前都会为系秘书们立一棵圣诞树，上面挂了一些给她们的礼物，表示对她们一年来辛勤工作的感激。这是伯德伯伯首创。
数学系以前没有给学生奖学金，是伯德伯伯首创设立，他从Ames研究室搞了一些钱作基金给学业优异的学生，他去世后数学系以他的名字“伯德奖学金”纪念他。
伯德的儿子和义工每年卖书，将所得给伯德奖学金
保罗·伯德有点像《五朵金花》里的好管闲事的老叔。我上课时，有时看到他驻足在我的课堂外观看旁听。
他喜欢和学生及讲师走“快棋”，有时就在办公室和学生摆棋子厮杀。我是对任何棋赛不感兴趣，因为我不想在上面花费时间，有时间我就做研究，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赛棋，因此不知道他棋艺怎么样。
他60多岁时走路“疾如风”，我由于在加拿大读研究生时在校外住，冬天晚上回去要走20多分钟的路，人们说在外面零下40度15分钟会冻死，因此我连走带跑，长期训练走路很快。我的夫人曾骂我，走路太快好像要把她抛弃掉。我发现保罗·伯德伯伯与我走时常能跟得上。
1989年他脚开始无力，需要用拐杖协助走路。那年10月17日下午我在系里演讲，5点讲完我问听众有什么问题，话一讲完5点04分7.1级的地震发生了，地动山摇，五楼在摇晃，建筑物旁的大树像稻草人摆动哗哗作响，听众纷纷夺门而逃。
保罗在理学院大楼教书，忘记了他的脚痛和拐杖，与惊慌的学生一起跑出建筑物到空旷地。事情发生之后，有一小段时间他不再用拐杖走路。
有一些教授获得了升级或正式终身教职后就变得疏懒，不再进修也不做任何研究。我看到伯德教授仍旧抱着“赤子之心”，对数学很有兴趣，他常自己研究数学杂志中提出的问题，或者同事问他的一些问题。
由于他是搞分析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没有问过及向他请教过任何数学问题，但是他对我的劝告，改变了我的下半生。
我研究生毕业了要么从事教书，要么就到工业界工作。工业界收入比教书高许多，可是我最怕穿得西装笔挺、绑领带过日子，看到大学里的教授穿着随便，我想我应该去大学当教授。
看到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州立大学要聘请计算机教授，我就把我的履历送上去，并附上几篇发表的论文。系主任米切姆（John Mitchem）是搞图论的，安排我来这里演讲，并让我在他家过夜。演讲很成功，系里决定聘请我（据说当时有40多人竞争此职位）。
我一来就是副教授，并且属于“难聘请教授”（hard to hire professor），薪水比一些同事还高，然而是我去工业界薪水的三分之一。
我的祖师爷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加拉格尔（P. Gallagher）教授，他认为我的性格喜欢自由和研究，在学术圈里工作会快乐，虽然薪水少些但很快会调整，而该大学是加利福尼亚最早的大学，声名显赫，可以去。在他的鼓励之下，我就从纽约搬迁到加利福尼亚定居。
加拉格尔教授
来到这里我是第一个在数学和计算机系的华裔计算机教授，我不止带领硕士学生也训练一些大学部的学生做研究，带他们去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听演讲，找资料。学生和我发表过许多论文，并且我曾获优秀教学奖。
很短时间，我发表的论文数比一些在系里取得终身教职的教授20多年发表的论文还要多。俗语说“树大招风”，有人开始眼红，心里不舒适。
系里换了新的系主任，由于他数学搞不好，十多年没有研究没发表论文，这几年兼教计算机课，他想靠做系主任从事行政工作提升自己。由于没有受过严格正规的计算机训练，他上的课许多学生不喜欢听，结果门可罗雀，看到我开的课全爆满，心里不是滋味。
几年后我要评审升级终身教职时，他极力反对，而且对新的院长提供一些“黑函”说我不会教书，开系务会议时打瞌睡不认真，以及偏袒华裔学生，让院长终止我的聘请。以前的老院长（是来自数学系）每年对我评价甚高，换了化学系的教授当院长竟然说我不会教书该解聘！
我感到这个环境对我不友善，不是我该留的地方，由于从小受到佛教的“不争”的教导，而且我性格是不喜欢与人争辩，不想浪费时间为这些不实的事答辩。（开系务会议时打瞌睡是当时得感冒，吃医生开的两个药方，昏昏沉沉，那时由太太开车接送，我不能驾车。偏袒华裔学生的事件是当年一位印度女学生期末考考不好，成绩由A变成B + ，她要求我把她成绩改成A，说什么她在印度大学成绩都是A，我不答应。她威胁向系主任告我偏袒华裔学生，全部给他们A。系主任要她写信投诉，然后偷偷放进我的档案里，没有让我知道有这封信，我无从辩解。）
接下来要由校长决定去留了。
我就想转到密西西比的大学去教书，我心想去黑人大学教黑人，培养他们比我留在这里有意义多了。有一所密西西比的大学希望我能去那里，每学期我只要教两门课，条件是要带动他们的教授做研究，比在圣何塞州立大学教四门课轻松得多。
如果你读过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你会熟悉密西西比河——这条在密西西比州的大河。你可知道这里黑人人口数目比白人还多，因为那是白人把非洲的黑人俘虏贩卖为黑奴，他们是农庄的奴隶，在棉花田工作，在田里像牛马一样耕种。
上世纪50年代黑人可以有投票权，可是在这里的黑人登记投票会有杀身之祸。黑人抗议示威游行，白人就把他们逮进监狱，他们想用这些方法吓阻黑人争取他们的基本权利。
而在密西西比的黑人牧师为争取黑人的权利会在家里被白人暴徒闯进门，用机关枪扫射而死。黑人举行游行，举美国国旗示威，国旗被白人军警没收，而一些人还被用枪棒打倒在地。
1963年，肯尼迪总统宣布黑人应该有他们的权利，不然这些被歧视的黑人会引起一场革命和暴动。肯尼迪要求取消对黑人不合理的歧视。后来在杰克逊市（Jackson）黑人可以进入白人学校读书，毕业时黑人学生拿文凭，但没有人为他们高兴鼓掌，不是为他们有文化知识而高兴。
20年过去了，这里仍存在种族歧视的观念。
我天真地以为我可以到那里帮助黑人学习，我不会遭受种族歧视。
这时伯德教授找我谈话：“你不要离开这里，我知道你是一名优秀的教师，而且你对研究的喜欢与热忱带动许多人做研究，你真是我们的财富。你要站起来像美国人一样在不公正前抗争，不可以做（传统）中国人。”
“你以为跑到密西西比就没有事了？那里大学大部分是白人控制，种族主义和歧视比加利福尼亚还要厉害。你在那里如果太照顾黑人学生，你会被白人教员妒忌和痛恨，你那时更孤立。留在这里，在不公正前站立和战斗，不能像传统的中国人那样逆来顺受不敢抗拒。你不能走。”
一个70岁的老人叫我站起来抗争，对我的震撼很大。他要我去找教职员协会询问怎么争取我的权利，直接告诉他们我的case（案例）是一个不公正、受歧视的案例。由于我过了申办的时间，不能为自己辩护。在聆听我的申诉和提供的文件数据后，教职员协会的教授要我通知以前的学生向学校的校长、院长及系主任写声援我的抗议书，让学生代我讲话。
结果在校长做决定的一个星期前，有上百名学生写信（有些越南裔学生是几个人合写信）向学校抗议对我的不实指责——不负责任的教授。我后来看到其中的88封信放进我的档案里。
校长决定让我再教一年，一年之后再决定我的去留。最后是我能留下来并且取得了终身教职以及升级成正教授。
校长还让系主任对我不公正的伤害向我道歉。
事过境迁，对伤害我的人我不怀怨恨，对像伯德伯伯那样帮助我、鼓励我的人我终生不忘。我告诫自己，对年轻人要在这个社会生存，需像伯德伯伯那样给予鼓励及指导，不能“事不关己”，袖手旁观。
伯德爱抽烟斗，得了喉癌。他去世了，遗嘱是嘱咐家人把遗体火化，然后把骨灰撒到大海里，不要墓地，真是与众不同。
我在系里印刷的纪念文集里写了这样的感言：“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人死了，有重于泰山，有轻如羽毛，伯德伯伯在我的心目中是重于泰山。他热爱教学、关心学生是我事业的榜样。”
其实我还有一些话没有写。我感谢一位70岁的老人教导我在面对不公正时要站立抗争。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会积极参与学校的评审教授委员会工作，以及“平权行动委员会”（Affirmative Action Committee），并且在成为系的“研究生委员会”主任后把一些对有色人种学生不利的制度条文取消掉。
PS. 感谢系秘书安娜（De Anna）女士、韦丁顿（Donald Weddington）教授及伯德教授的儿子布鲁斯·伯德（Bruce Byrd）提供保罗·伯德教授的照片。
写于2010.6.4—2010.7.26
2011.5.2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