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伊利亚特》第18章第125行有这样一句话：“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老将之一胡适这样翻译：“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这句话很适合这套书的情况。

这书的许多文章是在20世纪70年代为香港的《广角镜》月刊写的科学普及文章，当时的出发点很简单：数学是许多学生厌恶害怕的学科。这门学科在一般人认为是深不可测。可是它就像德国数学家高斯所说的：“数学是科学之后”，是科学技术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要摆脱落后贫穷状态，一定要让科技先进，这就需要有许多人掌握好数学。

而另外一方面，当时我在欧洲生活，由于受的是西方教育，对于中国文化了解不深入、也不多，可以说是“数典忘祖”。当年我对数学史很有兴趣，参加法国巴黎数学史家塔东（Taton）的研讨会，听的是西方数学史的东西，而作为华裔子孙，却对中国古代祖先在数学上曾有辉煌贡献茫然无知，因此设法找李俨、钱宝琮、李约瑟、钱伟长写的有关中国古代数学家贡献的文章和书籍来看。

我想许多人特别是海外的华侨也像我一样，对于自己祖先曾有傲人的文化十分无知，因此是否可以把自己所知的东西，用通俗的文字、较有趣的形式，介绍给一般人，希望他们能知道一些较新的知识。

由于数学一般说非常的抽象和艰深，一般人是不容易了解，因此如果要做这方面的普及工作，会吃力不讨好。希望有人能把数学写得像童话一样好看，让所有的孩子都喜欢数学。

广角镜出版社的《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

这些文章从1970年一直写到1980年，被汇集成《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八册。其中离不开翟暖晖、陈松龄、李国强诸先生的鼓励和支持，真是不胜感激。首四册的出版年份分别为1978、1979、1980、1984，之后相隔了一段颇长的日子，1995年第五册印行，而第六及第七册都是在1996年出版，而第八册则成书于1999年。30多年来，作品陪伴不少香港青少年的成长。

这书在香港、台湾及大陆内地得到许多人的喜爱。新华出版社在1999年把第一册到第七册汇集成四册，发行简体字版。

新华出版社的《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

上世纪70年代缅甸的一位数学老师看我介绍费马大定理，写一封长信谈论他对该问题的初等解法，很可惜他不知道这问题是不能用初等数学的工具来解决的。

80年代，我在新加坡参加数学教育会议遇到来自中国黑龙江的一位教授，发现他拥有我的书，而远至内蒙古偏远的草原，数学老师的小图书馆也有我写的书。

90年代，有一次到香港演讲，进入海关时，一个官员问我来香港做什么，我说：“我给香港大学作一个演讲，也与出版社讨论出书计划。”他问我写什么书，我说：“像《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让一般人了解数学。”他竟然说，他在中学时看过我写的书，然后不检查我的行李就让我通过。

一位在香港看过我的书的中学生，20多年后仍与我保持联络，有一次写信告诉我，他的太太带儿子去图书馆看书，看到我书里提这位读者的一些发现，很骄傲地对儿子讲，这书提到的人就是你的父亲，以及他的数学发现。这位读者希望我能够继续写下去，让他的孩子也可以在阅读我的书后喜欢数学。

前两年，我去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大学演讲，一位念博士的年轻人拿了一本我的书，请我在泛黄的书上签名。他说他在念中学的时候买到这书，我没有想到，这书还有马来西亚的读者。

距今已700多年的英国哲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说：“数学是进入科学大门的钥匙，忽略数学，对所有的知识会造成伤害。因为一个对数学无知的人，对于这世界上的科学是不会明白的。”

黄武雄在《老师，我们去哪里》说：“我相信数学教育的最终改进，须将数学当作人类文化的重要分支来看待，数学教育的实施，也因而在使学生深入这支文化的内涵。这是我基本的理论，也是促使我多年来从事数学教育的原始动力。”

本来我是计划写到40集，但后来由于生病，而且因为在美国教书的工作繁重，我没法子分心在科研教学之外写作，因此停笔近20年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

华罗庚先生在来美访问时，曾对我说：“在生活安定之后，学有所成，应该发挥你的特长，多写一些科普的文章，让更多中国人认识数学的重要性，早一点结束科盲的状况。虽然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比写科研论文还难，你还是考虑可以做的事。”

我是答应他的请求，特别是看到他写给我义父的诗：

三十年前归祖国，

而今又来访美人，

十年浩劫待恢复，

为学借鉴别燕京。

愿化飞絮被天下，

岂甘垂貂温吾身，

一息尚存仍需学，

寸知片识献人民。

我觉得愧疚，不能实现他的期望。

陈省身老前辈也关怀我的科普工作，曾提供许多早期他本身的历史及他交往的数学家的资料。后来他离开美国回天津定居，并建立了南开数学研究所。他曾写信给我，希望我在一个夏天能到那里安心地继续写《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可惜我由于健康原因不能成行。不久他就去世，我真后悔没在他仍在世时，能多接近他。

2007年我在佛罗里达州的波卡·拉顿市（Boca Raton）参加国际图论、组合、计算会议，普林斯顿大学的康威教授听我的演讲，并与姚如雄教授一起共进晚餐，他告诉我们他刚得中风，因为一直觉得自己是25岁，现在医生劝告少工作，他担心自己时间不多，可还有许多书没有来得及写。

我在2012年年中时两个星期内得了两次小中风，我现在可以体会康威的焦急心理，我想如果照医生的话，在一年之后会中风的机会超过40%，那么我能工作的时间不多，因此我更应抓紧时间工作。

看到2010年《中国青年报》9月29日的报道：到2010年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scientific literacy）的比例是3.27%，这是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结果，调查对象是18岁到69岁的成年公民。

这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每100个中国人，仅有3个具有基本科学素质，每1 000个中国人，仅有32个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每10 000个中国人仅有320个，每100 000个人仅有3 200个。你可估计中国人有多少懂科学？

在1992年中国才开始搞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当年的结果令人难过，具有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是0.9%，而日本在1991年却有3.27%。经过十年努力，到2003年，中国提升到1.98%，2007年提升到2.25%，2010年达到3.27%。

我希望更多人能了解数学，了解数学家，知道数学家在科学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我希望能普及这方面的知识，以后能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数学水平。在写完第八集《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时我说：“希望我有时间和余力能完成第九集到第四十集的计划。”

由于教学过于繁重，身体受损，为了保命，把喜欢做的事耽搁了下来，等到无后顾之忧的时候，眼睛却处于半瞎状态，书写困难，因此把华先生的期许搁了下来，后来两只眼睛动了手术，恢复视觉，就想继续写我想写的东西。

这时候，记忆力却衰退，许多中文字都忘了，而且十多年没有写作，提笔如千斤，“下笔无神”，时常写得不甚满意，而我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常常写到一半，就抛弃重新写，因此写作的工作进展缓慢。由于我把我的藏书大部分都捐献出去，有时候要查数据时却查不到，这时候才觉得没有好记忆力真是事倍功半，等过几天去图书馆查数据，往往忘记了要查些什么东西。

而且糟糕的是眼睛从白内障变成青光眼，白内障手术根治之后，却由于眼压高而成青光眼，医生嘱咐看书写字时间不能太长，免得加速眼盲速度，这也影响了写作的速度。

我现在是抱着“尽力而为”的心态，也不再求完美，尽力写能写的东西，希望做到华罗庚所说的“寸知片识献人民”，把旧文修改补充新资料，再加新篇章。

感谢陈松龄兄数十年关心《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的写作和出版。我衷心感谢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包惠芳女士邀请我把《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写下去，如果没有她辛勤地催促和责编的编辑工作，这一系列书不可能再出现在读者眼前。感谢许多好友在写作过程中给予无私的协助：郭世荣、郭宗武、梁崇惠、邵慰慈、邱守榕、陈泽华、温一慧、高鸿滨、黄武雄、洪万生、刘宜春和谢勇男几位教授以及钱永红先生等帮我打字校对及提供宝贵数据，也谢谢张可盈女士的细心检查，尽量减少错别字，提高了全书的质量。

希望这些文章能引起年轻人或下一代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我这里公开我的邮箱：lixueshu18@sina.com，或lixueshu18@163.com,欢迎读者反馈他们的意见及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资料，让我们为陈省身的遗愿“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数学大国”做些点滴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