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有许多赴汤蹈火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是什么力量激励着他们赴汤蹈火舍生取义?是忠诚。“忠诚”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正气,就个人来说,指的是一个人在为人处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忠贞正直、刚正不阿的气节;光明磊落、公正无私、廉洁奉公的作风;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品质。就群体而言,指的是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所形成的正派作风和良好风气。
浩然正气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品格和节操。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具有浩然正气的人和群体,呈现的是勃勃的生机;而那些为邪气所缠绕的人和群体,显现的则是日薄西山的衰落。因此,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浩然正气养成的深厚传统,而这种浩然正气的养成,离不开忠诚的精神力量。
《左传·昭公元年》里说:“临患不忘国,‘忠’也”。《后汉书·循吏列传·杜延》也曾经说过:“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意思是尽心的臣子是没有私心的,有私心的臣子是无法做到尽己尽心的。在许多社会背景下,被看作忠诚代表的那些忠臣们所表现的无私的崇高操守,甚至闪耀着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历史光辉,这种品格、气节和精神,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都显示出了正面的、积极的巨大感召力。
在《忠臣传·谏诤篇序》中,梁元帝萧绎曾经这样赞颂“守死不二之臣”,“冒雷霆,犯颜色,吐一言终,知自投鼎镬,取离刀锯,而曾不避”,大意是忠诚的臣子明知到自己说真话可能触犯龙颜,但依然不畏不惧,置自己风险于不顾。也正是这种刚正气节,体现着民族精神的主流,后来成为了一种文化传统,为历代有血性有骨气的仁人志士所继承。
正如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一文中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些仁人志士,基本上都是以忠诚作为自己的信念支柱,作为精神感召的。
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凝聚力。有了民族凝聚力,这个民族才能抵御外辱,强大自身。
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就是因为自古以来就有着强大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的形成,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忠诚。
正因为这种忠诚,才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
南宋理宗时,宋王朝日趋腐朽,内忧外患日益加剧。1259年,蒙古军队大举南下,宋理宗不知所措。此时,文天祥毅然挺身而出,率兵抗敌。
1278年,文天祥不幸被捕。面对敌人,文天祥大义凛然,宁死不跪。
在羁押他的船经过零丁洋时,他触景生情,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过零丁洋》,其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成为千古正气歌。
正因为这种忠诚,才有在八年抗战中,蓄须明志、坚决与敌伪划清界限、拒不登台演出的梅兰芳。
然而,敌寇不肯就此罢休,便由华北方面军报道部部长、号称“王爷”的山家出面胁迫,让梅兰芳出来讲一段话。为了抵制敌寇的要挟,梅兰芳接连注射了三次伤寒预防针。因为他不管打什么预防针都会立刻发烧。果然,预防针注射后,梅兰芳便发起了40度的高烧,昏迷不醒。日寇见状,只好作罢。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一传出,梅兰芳高兴得当天就剃掉了唇髭,没出两个月,他就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重登舞台,庆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梅兰芳在8年抗战期间坚决拒绝为敌伪演出,保持了一个艺术家英勇而高贵的民族气节,正如他在胜利后曾对柯灵先生说的:“他们要庆祝的,就是我们的耻辱;他们要笑的,我们该哭,我怎么能唱这个戏呢?”
中华民族政治史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始终贯穿着“忠诚”二字的标准。忠臣名垂青史,奸臣遗臭万年。
岳飞为什么名传千古?因为他“精忠报国”。岳飞(1103-1141年)是南宋著名的军事家,民族英雄。19岁时投军抗辽。不久因父亲去世,他退伍还乡守孝。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再次投军,开始了他抗击金军,保家卫国的戎马生涯。
岳飞参军时,他的母亲在他的后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这成为岳飞终生遵奉的信条。
秦桧(1090-1155年)为什么臭名远扬?宋朝政治家袁燮(11441224年)言:“自秦桧当国,阴与虏结,沿边不宿重兵。”清人俞鲛言:“身为宋臣,反为金人作奸细,必欲其君纳币称臣于敌而后快,致燕云不可复,两宫不可返。”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
周作人是鲁迅先生的二弟。但他却不像鲁迅先生那样有骨气,而是丧失气节,成了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最危急关头,竟然出任日军卵翼下的伪北大图书馆馆长、教授、文学院院长……以至成为日本军方控制的东亚文化协会成员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周作人的行为诚如当年武汉《新华日报》的短评所指出的那样,“周的晚节不忠实非偶然”,是其丑恶灵魂的必然大暴露。他虽然有知识、有文化,也有名气,但精神缺钙,没有骨气。他的心目中只有个人一己私利,只要自己过得好,什么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统统不管;只要能够荣华富贵,宁可出卖灵魂、认贼作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