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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它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有了政治忠诚的政治品质，才能践行党的宗旨。
践行党的宗旨，首先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宗旨意识从哪来？靠政治忠诚的品格和素养。党员干部应时刻不忘记政治忠诚的内涵，认真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党员干部应清醒认识到入党，不是为了做官，不是为了享受，而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应摆正自己的位置，要认识到自己是“公仆”，而不是“主人”。
毛泽东曾同上海工商业界代表就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上海商人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商人们听了觉得很合胃口，又问：“共产党也唯利是图？”
毛泽东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人民利益至高无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宗旨。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而且向前发展了这一思想。邓小平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制定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所提出的经济建设是中心、党的基本路线等一系列理论都是从民族的前途、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
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可见，“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的一贯要求。党员干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失去了政治忠诚的品质，党员干部便很难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
延安时期，因为粮食不足，为了让大家多吃一些，这名普通的战士每次吃饭时，吃到一半，就不声不响撂下饭碗，提起水桶去打水。
1944年9月5日，面对坍塌的窑洞，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把生命定格在了29岁……张思德，四川仪陇人，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张思德把自己化作种子，埋在了一个炭窑里，升华出一种伟大的精神—为人民服务！这种精神就是源于一种政治忠诚之心，体现为忠诚于人民，为人民利益勇于牺牲的精神，就是为人民利益任劳任怨的精神，就是为人民利益艰苦奋斗的精神。
党员干部只有保持政治忠诚，才能不断提高服务本领；只有保持政治忠诚，才能把好事办实，不断提升为群众办事的本领。这种本领需要党员干部会学习、能团结、勤修身。
第一，“会学习”需要党员干部始终保持政治忠诚，既学习理论，在思想上“红”，又学习服务本领，在工作上“专”，做到又红又专；也只有党员干部涵养政治忠诚之心，才能扎实学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政治忠诚生发于思想基础，必须坚持在深化理论武装上下功夫。科学理论是正确行动的指南。那么，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保持政治忠诚，坚定理想信念，提升自身服务本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合著的、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在1979年出版的第10版中承认：“19世纪的思想家，没有一个像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深思熟虑和巨大的影响。”“同我们所概略考察过的大多数早期的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吸收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规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指南。
1948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马列学院，刘少奇担任院长。针对有的学生一入学就提出“我们要学习与实际工作最有关的东西”，好像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实际工作就不是最有关似的。刘少奇指出：“我们的干部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对地主阶级斗争，艰苦奋斗，这很好。但缺点是理论修养不够，许多同志最重要的缺点就在这里。”马列主义理论不仅同实际工作是“最有关的东西”，也是我们许多同志最缺少的。如果我们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不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那就很可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成为“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普遍真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刘少奇同志曾说，在对待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上，既要反对“跛足”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爬行”的经验主义。他还讲到革命胜利了更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国，事情更艰难了。……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
第二，“能团结”需要党员干部保持政治忠诚，团结出力量，团结干成事，创造政通人和的环境，才能干成事、干好事；也只有党员干部涵养忠诚之心，才能真正团结一心，为广大群众谋福利。
党员干部有崇高的理想境界，始终保持政治忠诚，才能团结起来，凝聚政治力量。小到看不见的原子，大到太阳系，围绕核心的圆周运动让这个世界多姿多彩而又井然有序。这一原理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将无数个人团结为一个整体的是相同的情感和价值、一致的原则与目标。这些“看不见的手”让思想行动有共通的基础，让社会生活有共同的规则。从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到被称为“燕京第九景”的张秉贵，从跟着共产党走、棒打不回头的孟泰到“铁人”王进喜，从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雷锋到“铁姑娘”李改云……这些先进模范人物之所以都汇聚在党的旗帜下，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稳稳前行，是因为广大党员用坚定信仰铸就了中国这艘巨轮的压舱石。我们这个拥有89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正是依靠共同的信仰才团结起来，进而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凝聚成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
第三，“勤修身”需要党员干部保持政治忠诚，按照党章的要求，严格约束、规范自己的言行，真正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也只有党员干部涵养忠诚之心，才能自觉锤炼自己的党性，以良好的形象为党旗增光添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局部抗战爆发。之后，国际上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重庆和延安，谁才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之城？
为了寻找答案，1936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4个月的采访。事后，陈嘉庚深有感触地说：“800元的酒席，我实在咽不下去，2角钱的饭菜，我感到又甜又香。一个是浪费人民的财力、物力，一个是节约人民的财力、物力，两者的思想作风真有天壤之别。”正是看到这些，陈嘉庚由一个坚定的“拥蒋派”变为“拥共派”。
考察结束回南洋途中，陈嘉庚路过缅甸仰光，在当地华侨的欢迎会上，他大声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革命胜利后的日子里，董必武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他曾题写：“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以勉励自己，教育后人。
董必武参加革命时，从红安老家带出来的半块毛毯，半个世纪以来，始终伴随他转战南北，遮风挡寒，有的地方磨破了，他就亲手打补丁，一直用到逝世。这半块毛毯（现珍藏在国家博物馆）成为董必武艰苦生活的见证。
抗战爆发后，董必武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生活，作为我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七名参政员之一，他把每月数百元薪金全部上交给组织，而自己用的却是最便宜的礼帽、皮鞋和怀表。1945年，董必武在出席联合国会议期间，节衣缩食，对每一项开支都精打细算，回国时没有为自己和亲人购买一件礼物，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为《新华日报》社购买了一套价值三万美元的印刷设备，还向《华侨日报》捐款一万美金。他在《赴旧金山会议收支账目》中，将在美的收支情况记录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这两张记账单，是留给后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现作为反腐倡廉的珍贵文物（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董必武纪念馆。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为民办实事。党员干部只有为群众干实事，才能真正体现出政治忠诚。在为群众干实事过程中，也是党员干部涵养政治忠诚之心，提升办事能力的过程。
第一，党员干部只有保持政治忠诚，才能涵养为民情怀，体察民情，到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雪中送炭。下党乡，寿宁县最边远的山乡之一，1988年才建乡，曾经是“五无乡镇”（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
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头戴草帽，肩搭毛巾，顶着炎炎烈日，在崎岖山路上跋涉2个多小时，深入到乡政府所在地下党村。
乡党委、政府临时在鸾峰桥边的王氏祠堂里办公，条件极其简陋，大家就围坐在小板凳上开会。吃饭、午休就安排在鸾峰桥上，午饭后，稍作休息，习近平又进村入户、访贫问苦。
回程仍要步行10多公里，路险坡陡，且荆棘杂草丛生，习近平一行拿着柴刀将挡在路面的荆棘、苇秆劈除。直到晚上8点左右，他们才回到寿宁城关。
参加调研的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访贫2个小时，一路风尘，大汗淋漓，辛苦程度不言而喻……回到县城招待所后，许多干部才发现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习近平同志后来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来形容此次下党之行。1989年7月26日、1996年8月7日，他又两次来到下党，协调解决当地的建设发展难题。
第二，党员干部只有保持政治忠诚，才能倾听民声，把老百姓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明朝张居正《答福建巡抚耿楚侗》）。意思是治理国家关键在于使百姓安乐，而使百姓安乐的方法在于了解他们的疾苦。
1988年12月20日，霞浦县委党校里人来人往，宁德地区领导第一个下访接待日在这里举行。时任地委书记习近平及地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同霞浦县领导一起接待来访群众。习近平的第一个接待对象是县公交公司职工舒穗英。由于县对台部在其房屋旁边的河边建房，导致河道淤积，9月间的一场洪水冲进舒穗英家中，冲走了粮食和部分财产。为此，她写信给地区领导反映情况，要求县对台部负责清理河道，并赔偿经济损失。“没有想到，习书记会这么快主动找到我。”现年已68岁的舒穗英提起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在接访现场，习近平详细了解情况后，便同地县有关领导到舒穗英家察看，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次接待日，地、县两级领导共与102名上访群众面对面交流，受理各种问题86件，其中有12件得到当面答复解决，其余的限定在一个月内处理完毕，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当天的总结会上，习近平说，我们工作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候的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申冤，而我们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种事，这是不应该的。
在习近平看来，“信访工作的首义，在于时刻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一员，把心贴近人民”。他要求：“在新形势下，各级领导必须放下架子，打掉官气，主动上门，把信访工作做到基层，把党的关怀和政府的济助送进普通群众的家庭。”他改上访为下访，畅通了群众表达合理诉求的渠道。在永泰县信访局，记者见到了数本已经泛黄的信访记录本，当中就有习近平带领市县领导到永泰接待群众的原始记录。永泰一中刘寿钢老师的名字就出现在这个记录本里。
已经退休多年的刘老师回忆，那是1991年4月13日，市县领导第一轮联合接待群众日。当天下午，他和王仁老师代表全校师生赶到县委党校，反映学校的校舍安全问题。当时学校有一栋1905年修建的宿舍楼，地基已经变形，一下雨到处都在漏水，门框也歪了。修缮费用经各方筹集，还差10万元。听了两位老师的陈述，习近平当场表示：“危房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就是借房子，也要搬，要以防为主。”“书记态度坚决，但也很诚恳实在，坦率地说当时的市财政也不宽裕。”刘老师说。最终拍板的结果是，市县财政各出一半，并要求立即拆迁改造危房，确保师生生命安全。下访接待群众制度在福州一直坚持了下来。
1993年4月开始的市县（区）领导第三轮接访群众活动，已不再是以往就事论事式的单一接访活动，而是有意识地带着问题到现场办公，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1999年11月30日，时任代省长习近平收到一封署名为“一位普通的外来务工青年”的来信，信中反映在榕务工者面临的子女上学这个普遍难题，希望政府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及时解决这一问题，使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到福州的经济建设中去。习近平立即批示“应对打工族的生活更加关心，创造更有利于他们发挥积极性的环境”，将来信批转给福州市政府，他还给来信的务工青年苏仁寿回了信。
福州市政府接到批示后，两次召集有关部门，就外来工子女就学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制定出《福州市外来务工从业人员子女就学暂行办法》，2000年1月开始实施。长期困扰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上学难问题，终于在福州得到圆满解决。自己的一封信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让苏仁寿激动不已：“省长亲自过问打工族反映的问题，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疾苦，真心为人民办事的精神。”2013年，福建全省共接收86.1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87.8%就读于公办学校。
第三，党员干部只有保持政治忠诚，才能善解民忧，着力寻求解决民生问题最佳路径。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只要事关群众利益、百姓福祉，无论大事小事，都记挂在心，尽力解决。同时，他更注重以前瞻的目光，谋划发展方略，寻求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路径和长远之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建省山区仍有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住在以茅草为顶、泥土为地的茅草房里。早在闽东工作时期，习近平就开始探索畲民下山、连家船民上岸的移民搬迁工程。1987年9月11日，宁德蕉城区九都镇九仙村遭遇了百年罕见的泥石流灾害。位于山上的小畲村一夜之间被乱石、碎瓦覆盖，31人遇难。专家勘测后建议：这里的土层结构不稳定，最好举村搬迁。建村没钱，财政拨出10万元；建村没地，临近的汉族云气村划出公路边的16亩地。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下，当年重新选址的九仙新村就建起了3座新居，安置受灾村民7户19人。
1989年春节和1990年1月3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两度深入九仙村，走访慰问受灾群众。第一次座谈会就在村民钟郑英的新房里举行。那场灾难中，她失去了10位亲人。钟郑英听不懂普通话，习书记握着她的手，让她感到亲切和温暖。村干部转达了习书记的意思，希望她坚强，好好养育两个孩子。习近平了解到她一家四口一年才收10担粮，不够吃，就吩咐乡干部给予解决。第二天，5担粮食就送到了她家里。上世纪90年代，九仙村畲民下山列入“造福工程”陆续又有大量村民从山上搬入九仙新村，发展新型农业产业，过上了更好的日子。钟郑英住上了村里最好的房子，孩子也已结婚生子，当年的伤痛，在新生活中得到抚慰。
在省委副书记任上，习近平倾力推动实施“造福工程”，十多年接力，福建省在全国率先实施的此项民心工程硕果累累，截至目前，全省有6000多个自然村，101万人整体搬迁。尤其是千千万万的偏远山区群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连家船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新世纪之初，福建人民的餐桌和全国人民一样面临着新困扰：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改善，食品供给虽无数量之忧，但存安全之虞。
2001年2月，新华社接连刊发两条反映省外餐桌污染的报道。时任省长习近平敏锐地意识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个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关系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此后，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治理餐桌污染的省份。当年9月，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增列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这比2004年起每年开展的全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整整提前了三年。至今，治理餐桌污染已连续14年被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14年来，全省未发生较大以上的食品安全事故，成为国家“三绿工程”（提倡绿色消费、培育绿色市场、开辟绿色通道）的示范省份。
另一项工程—“数字福建”，也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取得骄人成绩。时任省长习近平还亲自担任了“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开启了福建省信息化建设的新篇章。历经14载耕耘，“数字福建”建设已延伸到福建政务、民生、经济等领域，深刻改变着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给福建百姓生活带来真真切切的改变—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社保卡集成医保、金融等多项应用，实现一卡就诊、一卡结算；率先建设覆盖省市两级的居民健康信息系统，避免重复检查，为患者节约了大量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