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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主宰者？”这是一个典型的第二次浪潮时代的问题。在工业革命以前，我们没有理由问这个问题。不论主宰者是国王、巫师、将军、太阳神还是圣人，人们对谁握有主宰他们命运的权力都没有异议。衣衫褴褛的农夫从田野中抬头仰望，看到辉煌的皇宫和修道院浮现于地平线上。他们不需要政治学家和新闻评论员来解答权力的谜语，每个人都知道是谁是统治者。
然而，第二次浪潮所到之处，新的权力出现、扩散、消失。掌握权力的人变成名不见经传的“他们”，“他们”是谁呢？
我们知道，工业主义把社会划分成千上万个相互依赖的部分——工厂、教堂、学校、工会、监狱、医院等。工业主义破坏了教堂、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指挥关系，把知识变成专业化的培训，把工作细分化，把大家族分散成小家庭。就这样，它粉碎了人们原来的生活和文化。
有些人不得不把事情拼凑成另一个不同的形状。
在这种需求下，产生了许多以整合为己任的新型专家。他们自称执行官、行政委员、协调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官员、管理人员，他们在每家企业、每个政府，以及社会的每个阶层中不断涌现。他们证明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是整合者。
他们决定角色，分配工作；他们决定人们的工资报酬；他们制订计划，发布标准，颁发或取消资质；他们把生产、分配、运输和通信连在一起；他们订立组织的应变规则。总之，他们把社会拼凑起来，没有他们，第二次浪潮的制度永远无法得以推行。
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认为，拥有工具和技术（生产资料）的人可以控制这个社会。他指出，工作是互相依赖的，工人可以扰乱生产，从老板手中获得工具。一旦他们拥有了工具，就可以统治社会。
然而，历史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把更大的权力交给一个新团体——协调和整合系统的人。最后，拥有权力的不是老板，也不是工人。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整合者登上权力顶峰。
权力不是来自拥有“生产资料”，而是来自控制“整合资料”。让我们探讨一下其中的意义。
在企业界，最早的整合者是工厂所有者、企业家、厂长。这些人加上少数几个助手往往就可以协调大批无技术的工人，把农场变成更大的经济单位。
在当时，所有者和整合者是同一人，难怪马克思混淆了这两者，过于强调所有权的重要性。然而，由于生产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专业，企业界发现，介于老板和工人之间的管理人员与专家人数突然大幅增长，纸上作业迅速蔓延。很快，在大公司里，包括所有人和主要股东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全盘作业。所有人的决策都要接受协调整个系统的专家的修改和控制。因此，新的管理阶层出现了，他们的权力不再依附于所有权，而在于整合方法。
管理者的权力不断扩张，股东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公司的规模扩大，小业主将股份出售给更多分散的股东，这些股东中很少有人了解企业的实际作业。股东逐渐开始依赖他们雇用的管理人员来处理公司的日常事务，甚至制定公司的长期目标和策略。董事会在理论上应该代表所有者，可是对于他们应该指挥的作业，董事会成员却越来越疏远、越来越不熟悉。同时，由于个别的私人投资减少，而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及银行信托部门等机构的间接投资增多，企业的实际“所有者”就更没有控制权了。
对于整合者的新权力解释得最清楚的人可能是美国财政部前部长W.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W. Michael Blumenthal）。布卢门撒尔在进入政界之前曾掌管奔德士公司，有人问他是否希望有一天能拥有奔德士公司，他回答说：“重要的不是所有权，而是控制权。身为总经理，这正是我所得到的！我们下周要举行股东会议，我手中有97%的选票，而我只‘拥有’8 000股。我认为控制权才是重要的东西。我想要控制这个庞然大物，并且以建设性的方法来运用控制权，而不是去做其他人要我去做的蠢事情。”
企业政策因而逐渐取决于公司雇用的经理或财务人员，而非真正的所有者，更不是工人。整合者成为主宰者。
整合一家企业，甚至一个行业，都只是人们该做之事中的一小部分。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发展出了许多机构，从工会、贸易协会到教堂、学校、健康诊所、娱乐团体，处处都必须根据可预测的规则行事。法律是必需的。最重要的是，信息领域、社会领域、科技领域必须携手合作。
伴随第二次浪潮文明整合需求而来的是更大的协调者，即整个系统的整合引擎：庞大的政府。由于整个系统迫切需要被整合，各个第二次浪潮社会庞大的政府应运而生。
政治煽动家一再呼吁缩小政府的规模，然而一旦踏入政界，这些领导人物就不断扩大而非缩小政府的规模。这种口号和行动上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能认识到所有第二次浪潮政府的最高目标都是建立和维护工业文明。在这个前提之下，所有的次要差异都消失了。党派和政客可能会为其他事情争论不休，但是在这件事上，他们默契十足。不论他们唱的是什么论调，庞大的政府都是默契中的一部分，因为工业社会要靠政府来执行必要的整合工作。
根据政治专栏作家克莱顿·弗里奇（Clayton Fritchey）的说法，美国联邦政府的规模即使是在过去三任共和党的领导之下，也从来没有停止扩大。“原因很简单，即使伟大的魔术师霍迪尼（Houdini）也不可能在不造成严重有害后果的情况下把它解散。”
自由市场的支持者认为政府干涉了经济，可是如果让私营企业自行发展，就算工业化会出现，其发展速度也必然较为缓慢。政府加快了铁路的发展，建设了港口、道路、运河和公路，经营邮政服务，建立并且管制电报、电话和广播系统，制定商业规范，建立标准化的市场，运用外交政策的压力和关税政策来帮助本国企业的发展。政府将农民逐出农田，使其进入工业的劳动力市场。政府往往还通过军事途径支持能源和提升科技，并在不同层面上担负起其他机构无法执行的整合工作。
政府是最大的推动者。政府的强制力和税收收入可以用来推动私营企业无力承担的工作。政府以可弥补系统漏洞的方法来加速工业化的步调，赶在私营企业觉得有利可图之前采取行动。政府可以执行“预先整合”的工作。
政府制定大众教育制度，不仅使年轻人将来能担任工业社会劳动力的角色，由此惠及企业界，而且鼓励核心家庭的发展。政府让家庭放下教育及其他传统的功能，促使家庭结构配合工厂制度的需要，因而从不同层面统一了复杂的第二次浪潮文明。
当然，整合的重要性提升，使政府的实质和形态也发生了改变，总统和首相逐渐视自己为管理者，而非社会和政治领袖。在个性和态度上，他们与大公司和大企业的经营者几乎毫无分别。除了按照惯例口头上承诺的民主和社会正义外，工业世界的尼克松、卡特、撒切尔夫人、勃列日涅夫、德斯坦、大平正芳等政治领袖在执政之前都只是许诺有效率的管理而已。
因此，不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同样的形式——大公司或大型生产组织和庞大的政府机器。马克思预言工人会掌握生产资料，亚当·斯密的追随者相信资本家会保有权力，然而一股全新的力量却向这两者发起了挑战。权力专家夺取了“整合资源”，以及对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第二次浪潮社会是由整合者统治的。
这些权力专家自己组织成领导阶层和分支领导阶层。每个行业、每个政府的分支机构很快就都有了自己的制度和自己掌权的“他们”。
运动、宗教、教育各有其权力的金字塔。科学制度、防卫制度、文化制度逐一兴起。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权力被分配给几十个、几百个，甚至几千个这类专门的领导阶层。
这些专门的领导阶层也为遍及所有专门职业的一般领导阶层所统一。在资本主义国家，杰出的商人和律师参与市政委员会。因此，我们在所有第二次浪潮国家所看到的是由整合者、官僚和行政主管组成的专业团体，这些人又由一群整合者加以协调。
最后，在较高阶层担任整合工作的是负责投资分配的“超领导阶层”。不论在财政方面还是在企业方面，也不论在五角大楼还是在苏联计划委员会，工业社会中负责主要投资分配的人都设下了限制，而整合者不得不采取行动。一旦拟定了一个大规模的投资决策，不论是在明尼阿波利斯还是在莫斯科，它都限制了未来的选择余地。由于资源稀少，除非成本已经摊提完毕，否则我们不能随便拆毁贝塞麦转炉或捣毁工厂和生产线。因此，一旦资本储存固定了其中的变量，未来的管理者和整合者就受到了束缚。这些不露面的决策者控制了投资的权力，形成所有工业社会的超领导阶层。
结果，在各个第二次浪潮社会里，出现了一个平行的领导阶层。这个潜在的权力阶层在每一次危机和政治动荡后都会再生。姓名、口号、党派、候选人可能会改变，革命可能会来而复去，新面孔可能会出现在红木办公桌之后，但基本的权力结构依然不变。
过去300年里，各个国家的反叛者和改革者企图推倒壁垒，根据社会正义和政治平等原则建立新的社会。这些运动以自由作为承诺，一度激发了数百万人的热情。革命分子不断去撼动当时的政权。
然而，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反叛者在推翻旧政权之后都在自己的旗帜下重新创造了一个相类似的由分支领导阶层、领导阶层和超领导阶层组成的结构。对第二次浪潮文明而言，这一整合结构和权力专家就像工厂、化石燃料、核心家庭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工业制度和它所许诺的民主事实上是相互矛盾的。
工业国家可以通过革命的行动被迫游移于自由市场和中央计划之间，也可以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摆，但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些国家不能没有强大的整合阶层。
今天，第三次浪潮开始冲击这座管理权力的城堡，这一权力系统出现了第一道裂痕：要求参与管理决策，要求工人、消费者和公民共同制定决策，要求预期的民主。这些呼声传遍了各国。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方法，即减少等级分化、增加项目小组。权力分散的压力增大，管理者越来越依赖下属提供的资料，领导阶层本身也越来越不持久、不稳定。这些现象都是早期的警报——指出政治制度即将面临动荡。
第三次浪潮已经开始袭击这些工业结构，为社会和政治改革带来惊人的新机会。将来，惊人的新机构将会取代我们落伍、压抑、行不通的整合结构。
在谈到这些可能性之前，我们必须先分析垂死的制度，透视落伍的政治制度，了解它如何配合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结构，如何支持工业社会及其领导阶层，然后我们才会了解为什么这个制度不再适用、不再为人们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