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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文明都有一套潜规则——这一连串规则反复不停地操纵着人类所有的活动。当工业主义风行全球之际，这特殊的潜规则变得十分明显，其中包括6个控制人们行为的相关原则。这些原则源于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性、运动、工作、战争。
今天的学校、企业和政府内部许多激烈的冲突都集中于这6个原则，第二次浪潮中的人自然地运用和维护这些原则，第三次浪潮中的人却指责、攻击这些原则。不过这话题扯得太远了。
第二次浪潮的这些原则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标准化。众所周知，工业社会可以生产出数百万件相同的产品，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一旦市场变得很重要，我们就不仅仅把可口可乐瓶、电灯泡、汽车变速器予以标准化，还把同样的原则应用到许多其他事情上。最早把握住这个重要观念的是西奥多·韦尔（Theodore Vail），他建立起庞大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韦尔在18世纪60年代末担任铁路邮局职员，他注意到没有任何一封信会经由同一路线到达其目的地，邮包来来回回总要花上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才能到达目的地。韦尔首倡标准化路线的观念——所有前往同一地点的信件都经由同一路线递送，这一观念革新了邮局的工作方式。他后来成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每一户美国家庭安装一部一模一样的电话。
韦尔不仅使电话听筒和所有的零件标准化，而且使其公司的作业程序和管理都迈上标准化之路。他在1908年刊登的广告上辩称自己吞并小电话公司的行为是为了“全盘标准化”，可以节约“设备、线路和管道工程及作业方法、法律工作”的经济成本，当然还包括“统一的作业系统和会计系统”。韦尔认识到，要在第二次浪潮的环境中成功，“软件”，即程序和管理工作，要和硬件一样标准化。
韦尔是塑造工业社会的“伟大的标准化专家”。另一位专家是善于革新的机械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他相信可以通过使每个工人的工作步骤标准化，迈上工作科学化之路。20世纪初，泰勒断言每份工作都有其最好（最标准）的执行方法、最好（最标准）的工具和明确（最标准）的完成时间。
他以此哲学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管理大师，与弗洛伊德、马克思、富兰克林等齐名。不仅汲汲于榨取工人最后一点儿生产力的资本家赞扬泰勒主义，效率专家、按件计酬计划、进度制定者应运而生，而且共产主义者也加入热情赞扬泰勒的行列。事实上，列宁鼓励社会主义的生产作业实施泰勒的方法。列宁是工业主义者，也是共产主义者，更是标准化的热情信仰者。
在第二次浪潮社会，雇佣程序和工作逐渐标准化。标准化测验被用来辨别和剔除不合格者，尤其是在行政事务领域。整个行业的待遇水准、福利、午餐时间、休假制度、投诉方式都被予以标准化。为了让年轻人适应就业市场，教育家设计出标准化的课程。比奈
和特曼
等人设计出标准化的智力测验。学校的评分制度、教学方式和授予学位的规定都是标准化的。选择题测验盛行一时。
同时，大众传播工具散播标准化的影像，让千百万人观看同样的广告，阅读同样的新闻、同样的短篇小说。政府禁止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加上大众传播的影响，使得威尔士语和阿尔萨斯语
等方言几乎完全消失。“标准的”英语、法语、俄语取代了“不标准的”语言。外观大致相同的加油站、广告牌、房屋随处可见，国家的各个地区越来越相似。标准化的原则遍布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更深一层来看，工业文明需要标准化的重量和长度单位。为法国带来工业时代的法国革命，首先淘汰了工业时代以前欧洲盛行的拼凑式测量单位，代之以公制单位和新历。统一的测量标准经由第二次浪潮被带到许多地方。
同时，由于批量生产需要标准化的机器、产品和生产方法，不断扩张的市场需要标准化的货币，甚至标准化的价格。以往货币是由银行、私人和国王发行的。直到19世纪，美国部分地区仍然使用私人铸造的货币，加拿大直到1935年仍然如此。工业化国家逐渐禁用各种非官方货币，以单一标准的货币取而代之。
甚至到19世纪，工业国家的买卖双方仍然在开罗市场上为每一桩买卖讨价还价。1825年，一位年轻的北爱尔兰移民A. T. 斯图尔特（A. T. Stewart）在纽约开了一家干货店，他的不议价作风令顾客和竞争者大吃一惊。这种不议价政策——价格标准化，使斯图尔特成为“当代商界之主”，同时为批量销售扫除了主要障碍。
前进中的第二次浪潮思想家力排众议，坚持标准化是合乎效率的，因此第二次浪潮无情地使用标准化原则消灭一切差异。
第二个风靡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原则是专业化。第二次浪潮消灭了多样化的语言、休闲和生活形态，因此更需要多样化的工作。第二次浪潮加速了劳动分工，以狭隘的专家和只做一份工作的工人——泰勒作风，取代了多面手的农民。
早在1720年，英国一份名为“关于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的报告中即指出，专业化可以使用“较少的时间和劳力”把工作做好。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卷首特别强调：“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的改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斯密曾经写下一篇谈论制造别针的文章，被誉为经典之作。他说，一个老式的工人如果独立进行所有的作业，一天最多只能做出20个别针，可能连一个也做不出来。相比之下，斯密谈到他所参观的一家“工厂”，由10个专业化工人操作18个不同的作业程序，每人负责一个或多个步骤。他们每天可以生产4.8万个别针，每人平均生产4 800个。
19世纪，工作逐渐转入工厂，生产别针的故事一再上演，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专业化的人员成本也逐渐上升。工业化的反对者指责高度专业化的重复劳动使工人的非人性化程度加深了。
1908年，当亨利·福特开始制造T型车系列时，完成一个单位的作业程序不再是18个，而是7 882个。福特在其自传中指出，在这7 882个作业程序中，有949个需要由“身强力壮、体力绝佳的男人”完成，有3 338个需要由“一般”体力的男人完成，其余的工作可以由“女人或年龄稍大一些的小孩”完成。他冷酷地说：“我们发现，有670个作业程序可以由无腿的人完成，2 637个可以由只有一条腿的人完成，2个可以由没有胳膊的人完成，715个可以由只有一条胳膊的人完成，10个可以由盲人完成。”总之，专业化的工作不需要一个完整的人，只需要部分肢体即可。由此可见，过度专业化将人仅仅视为劳动工具。
批评家将这归咎于资本主义，但这也成为社会主义的特色，因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常见的极度专业化都根植于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如果没有精细的专业化，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就不可能像日本或者美国一样经营工厂——美国劳工部在1977年发布了一份包括两万种不同职业的名册。
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专业化带来了专门职业的兴起。某些专家趁机垄断独门知识，使新进者无法逾越，因而产生了专门职业。随着第二次浪潮的发展，市场将知识所有者和客户连接起来，把他们清晰地分割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因此，在第二次浪潮社会里，健康也被视为一种产品，由医生和“健康运输”机构提供，而不是病人自我治疗（为自用而生产）的结果；教育应该由学校教师“生产”，由学生“消费”。
从图书管理员到推销员，各种职业团体都极力争取被称为专业人员的权利，并且订立加入其所在专业的标准、价格和条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珀楚克（Michael Pertschuk）说：“我们的文化被专业人员霸占了，他们称我们为‘客户’，并且规定了我们的‘需求’。”
生产和消费分离的结果也迫使第二次浪潮中的人改变对时间的态度。在依赖市场的制度下，不论是计划性市场还是自由开放的市场，时间都等于金钱。昂贵的机器不容闲置，它们以自己的节奏开展工作。因而产生了工业文明的第三个原则：同步化。
即使在原始社会，工作也必须与时间密切配合。外出狩猎的人常常需要协同配合以捕猎同一猎物，渔猎的人必须协力划船和拖网。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汤姆孙（George Thomson）多年前指出，不同的劳动号子代表不同的体力要求。船夫以简单的两音节声音“噢——呸”来代表劳动时间的节奏。第二个音节是出力最大的时刻，而第一个音节是准备的时间。他还发现，拖船比划船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所以出力的时刻间隔更长。爱尔兰人拖船时的劳动号子是“吼——哩——吼——哈”，在最后出力前的准备时间较长。
第二次浪潮带来了机器，劳动号子已不复闻。在此之前，同步化的工作多半出自劳动者身体器官的需求，来自季节的流转、生物过程、地球的自转和心跳的节奏。第二次浪潮社会却根据机器的节奏运行。
随着工厂式生产的蔓延，高昂的机器成本和紧密的劳工关系都需要更精密的同步化作业。如果工厂中某一群工人完工太迟，其他人的工作就将被耽搁，所以在农业社会并不显得十分重要的守时观念，在工业社会却成为必需，钟表也开始普及各地。18世纪90年代，钟表在欧洲已经成为常见的东西。用英国历史学家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说法，“正是在工业革命要求劳工更为同步化之时”，钟表得以普及。
在工业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从小就要有时间观念。学生在上课铃响时就要到校，因此参加工作后，哨音一响，他们就会准时到达工厂或办公室。工作以时间为单位，被分成以秒计时的程序。“朝九晚五”成为数百万名工人的作息时间。
受到同步化影响的不只是工作，所有的第二次浪潮社会，不论出于对利润还是政治因素的考虑，人们的社交生活均受到时钟的摆布，以配合机器的需要，把一部分时间拨给休闲。标准长短的假期、休息时间和工作计划时间遍布各地。
学生按照统一的时间入学和毕业，医院同时唤醒所有的病人共进早餐，交通高峰期道路拥堵不堪，广播频道把娱乐节目都安排在同一个时段——“黄金时段”播放。每一家企业都有其旺季和淡季，供应商和分销商与之采取同一步调。同步化的专家出现了，包括工厂监工者、制表员、交警、研究时间的专业人员。
也有人反对这种工业化的时间制度。性别差异再次出现了。参与第二次浪潮工作的人——多半是男人，成为最守时的人。
第二次浪潮中的丈夫不断抱怨妻子害他们久等，说她们没有时间观念，永远在梳妆打扮，约会总是迟到。女人多半独立负责料理家务事，不受机器运转节奏的影响。同样的道理，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认为他们迟钝、不可信赖。“他们不准时！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守不守约。”这些抱怨可以追溯到高度互相依赖的第二次浪潮的工作与集中于田野和家庭的第一次浪潮的工作的区别。
一旦第二次浪潮成为主流，就连个人的生活习惯也被套入工业步调的模式中。在美国、新加坡、瑞典、法国、丹麦、德国和日本，由于整个文明在标准化和专业化之外，还应用了同步化的原则，家家户户都以差不多一样的步调同时吃饭、出门、工作、回家、上床、睡觉。
市场的崛起产生了另一个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原则——集中化。
第一次浪潮社会依靠来源非常分散的能源，第二次浪潮社会则几乎完全依赖高度集中的化石燃料。
在第二次浪潮社会，不仅能源集中，而且人口也趋于集中，农村人口被重新分配到大都市中心。甚至连工作也趋向集中：在第一次浪潮社会，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在家中、在乡村、在田野，而第二次浪潮社会的工作都是在工厂里进行的，数千名工人集中在同一屋檐下工作。
除了能源和工作趋向集中化外，斯坦·科恩（Stan Cohen）在英国社会学刊物《新社会》（ New Society ）中指出，除了个别例外情况外，在工业主义出现以前，“穷人要么待在自己家，要么去亲戚家；犯人被囚禁、鞭打或四处流逐；疯子被关在家里，如果没有钱过活就由地方予以补助”。总之，这些人遍布各地。
工业革命改革了这一情况。事实上，19世纪初被称为“大监禁时代”——当时，犯人被集中关在监狱里，精神病患者被集中关在疯人院里，孩子被集中关在学校里，就像工人被集中关在工厂里一样。
集中化的趋势同样见于资本往来，第二次浪潮文明产生了大公司，以及托拉斯和垄断企业。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产量占全美汽车产量的94%；在德国，大众、奔驰、欧宝和德国福特4家公司占有91%的全国汽车产量；在法国，雷诺、雪铁龙、西姆卡和标致占有100%的市场份额；在意大利，菲亚特一家占有90%的全国汽车产量。
同样地，在美国，80%以上的铝、啤酒、香烟和早餐食品是由四五家该行业的龙头企业生产的；在德国，92%的石膏板和染料、98%的摄影胶卷、91%的工业用缝纫机，都是由相关行业的4家及4家以下龙头企业生产的。这样高度集中化的名单还可以一直列下去。
社会主义的管理人员也相信集中化生产“很有效率”。事实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企业集中化的趋势是国有企业完全集中的必经步骤。列宁曾说，要“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半个世纪以后，苏联经济学家N. 列柳欣娜（N. Lelyukhina）在《经济学问题》（ Voprosy Ekonomiki ）杂志上声称：“苏联拥有世界上最集中化的企业。”
不论是能源、人口、工作、教育还是经济组织，第二次浪潮文明集中化都深刻地渗透在各个方面。在莫斯科与西方之间，在理论上的确不存在任何分歧。
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也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制造出固执的“庞大热”——一种“得克萨斯式”的对庞大和增长的迷恋。如果工厂延长流水线能降低单位成本，那么同理，规模扩大也会使其他活动变得更具经济效益。“大”变成“效率”的同义词，而极大化也成为工业社会的第五个重要原则。
大家都爱吹嘘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自己的国家拥有最高的摩天楼、最大的水坝、最大的高尔夫球场。同时，由于巨大是增长的结果，大部分工业化政府、公司和其他组织都疯狂追求增长。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工人和管理人员每天都要合唱：
……竭尽全力，提高产量，
把我们的货物送给全世界人民，
无休无止，永不间断，
像喷泉中涌出的水流，
增长，企业，增长，增长，增长！
和谐又真诚！
松下电器！
1960年，美国度过了传统工业化的阶段，开始感受到第三次浪潮变化的影响，当时美国最大的50家企业每家平均雇用8万名员工。通用汽车公司雇用了59.5万人，西奥多·韦尔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雇用了73.6人。也就是说，以当年平均每户3.3人计算，有200万人依靠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薪水维生——相当于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创立美国时全国人口的半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后来通过兼并成为更庞大的企业，在1970年，它雇用了95.6万人，并曾在12个月内就增加了13.6万名员工。）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一个特例，当时美国人也特别迷恋庞大的组织，但“庞大热”并不是美国人的专利。1963年，法国有1 400家公司（只占法国公司总量的0.002 5%）雇用了全国38%的劳动力。联邦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政府主动鼓励合并以创造规模更大的公司，因为它们相信大规模有助于它们的企业和美国大公司竞争。
规模极大化并不单单是利润极大化的反映。马克思把企业扩大规模和实质能力的发展相提并论。列宁认为，“大企业、托拉斯和联合组织使批量生产技术达到最高发展水准”。他在俄国革命后给企业界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把苏联企业合并成少数几家大企业。斯大林更雷厉风行地推行极大规模，建立了新的大工程——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设立了钢铁中心，在扎波罗热设立了巴尔喀什湖炼铜厂，在哈尔科夫和斯大林格勒设立了拖拉机工厂。斯大林通常要知道某一座美国工厂有多大，然后下令建一座更大的工厂。
列昂·M. 赫尔曼（Leon M. Herman）博士在《苏联经济计划的庞大热》（ The Cult of Bigness in Soviet Economic Planning ）中说：“事实上，在苏联各地，地方政客竞相吸引‘世界上最大的工程’。”1938年，共产党警告大家要留心“庞大热”，但是并没有起到作用。即使在今天，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领袖也仍然是赫尔曼所谓的“庞大热”的牺牲者。
这种对规模的执迷来自第二次浪潮对“效率”的狭隘假设。工业主义对庞大的迷恋不仅限于工厂而已，同时还反映在许多不同资料综合成的统计工具——GNP（国民生产总值）上，这是将一个经济社会所生产的货物和服务价值合计起来，用以衡量这一经济社会“规模”的工具。第二次浪潮社会的经济学家的这种统计有许多错误之处。从GNP的角度看，不论产出的是食品、教育、健康服务还是军需品，都没有任何区别。雇一群人来盖房子和拆房子都会提高GNP，虽然前者增加建筑物的数目，后者减少之。GNP只衡量市场活动和市场交易，因此忽视了无酬生产（如育儿和家务劳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
第二次浪潮社会的政府无视这些缺点，盲目地、不惜一切代价地提高GNP，甚至冒着破坏生态和引发社会灾害的危险来扩大规模。庞大热的原则深植于工业社会的人们心中，成为最合理的原则。极大化与标准化、专业化等其他工业化原则并行不悖。
最后，所有工业国家都把集权看作一门艺术。虽然教会及第一次浪潮的统治者都知道如何集中权力，但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并不复杂，和工业社会实行彻底集权的人相比，他们差得太远了。
所有复杂社会都需要集权和分权联合作业。在由各地自行生产所需的分权式第一次浪潮社会经济进入统一的第二次浪潮国家经济后，全新的集权方法产生了。这些方法出现于个别公司、工业和整体经济的各个层面。
早期的铁路行业就是典型的例子。与其他企业相比，铁路公司是当时的“巨人”。1850年，美国只有41家工厂拥有25万美元以上的资本，而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早在1860年就宣称拥有3 000万美元的资本。我们需要以新方法来经营这类庞大的企业。
早期的铁路公司管理人员就像今天的太空计划管理人员一样，必须发明新的技术。他们把技术、票价、行程都予以标准化；他们使几百英里
的作业同步化；他们创造了专业化的工种和部门；他们集中资本、能源和人员，极力扩大营运网络的规模。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他们以统一资料和指挥为基础，创造出新的组织形态。
员工被分配在“线路”上和“指挥”系统中。每日报告用以提供车辆调度、货运量、赔损、货运失事、机车修理、行驶里程数等资料。这些资料集中于指挥中心，被送达总监手中，由他做决定，再把命令向各线路下达。
正如企业史学家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所言，铁路很快就成为其他大型组织的模范，而集权化的管理被认为是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最先进、最成熟的工具。
在政治方面，第二次浪潮也鼓励进行集权化。美国早在18世纪80年代末就用比较集权的《美国宪法》取代了《邦联条例》。第一次浪潮的乡村团体反对中央政府的集权作风，但是由汉密尔顿领导的第二次浪潮商业利益集团在《联邦党人文集》（
The Federalist Papers
）中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不仅是出于军事和外交原因，更是为了经济上的增长。
1787年产生的《美国宪法》是一次巧妙的妥协。由于第一次浪潮的势力仍然很强，《美国宪法》为各州而非中央政府保留了很大的权力。为了避免中央政府过于集权，《美国宪法》中规定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但是其表述留有余地，允许联邦政府大肆扩张其权力。
工业化推动政治体系朝更集权的方向发展，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因而取得了大量的权力和责任，将更多的决策权把持在中央手中。同时，联邦政府的权力由国会和法院转移到三权分立中最集权化的行政机构。尼克松执政时，曾被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他自己也曾强烈主张中央集权化）抨击为“帝王总统”。
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政治集权的趋势更强烈。乍看之下，和瑞典、日本、英国和法国相比，美国的制度显得相当分权。《没有马克思，没有耶稣》（ Without Marx or Jesus ）一书的作者让–弗朗索瓦·雷维尔（Jean-Francois Revel）即指出政府如何应对政治抗议事件：“在法国，一场政治示威遭到禁止，人们根本不用去问禁令来自何处。如果是重要的政治示威，那么禁令必然来自（中央）政府。”雷维尔说：“在美国，如果一场政治示威遭到禁止，每个人都会先问：‘谁下的禁令？’”雷维尔指出，这往往是地方政府的自治决定。
一度分权的经济也逐渐迈向集权，此时出现了一个重大创造，它的名称即已泄露了其目的：中央银行。
1694年，工业时代正蓄势待发，纽科门仍然在笨拙地敲打着蒸汽机，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已经成立了英格兰银行——该行成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类似集权机构的模范。在第二次浪潮阶段，每个国家都必须打造这种控制货币和信用的机器。
佩特森的银行出售政府公债，发行政府支持的货币，后来又开始约束其他银行的贷款作业，最后垄断了今日所有中央银行的主要功能：集中控制货币的发行。1800年，法兰西银行出于同样的目的宣告成立。1875年，德国国家银行也成立了。
在《美国宪法》通过后不久，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中央银行之争。第二次浪潮政策最精明的推动者汉密尔顿要依照英国模式设立国家银行，仍旧靠农业维生的南方人和西部拓荒者反对他的想法。然而，借着东北部工业集团的协助，汉密尔顿促成立法，成立联邦银行——今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前身。
中央银行由政府控制，调节市场活动的水平和利率，为资本主义经济引入非官方的短期计划。货币流通于第二次浪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条干道。两种政治制度都需要，也都创造出集权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携手合作。集权化成为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另一个重要原则。
以上所提到的6个原则是指导所有第二次浪潮国家的通用纲领。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极大化、集权化这6个原则被应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国家，因为这些原则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分离及市场不断扩张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
这些原则彼此互相强化，促成了官僚制度的崛起，产生了世界上最大、最严格、最有力的官僚机构，使个人徘徊在卡夫卡式
的大机构阴影下。如果今天我们觉得受到这些机构的压迫，就可以追溯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潜在规范。
这6个原则为第二次浪潮文明烙下了清晰的印记。今天，这些基本原则正遭到第三次浪潮力量的攻击。
应用这些原则的第二次浪潮领导阶层也遭到袭击。不论是商业界、银行、劳工关系、政府、教育还是传播工具，新文明都正在向所有旧文明的庞大团体发起挑战。
在即将来临的动荡局势下，所有工业社会的领导阶层（一向习惯于制定规则者）都会走上以往封建领主同样的道路。有些人会被超越，有些人会被淘汰，有些人会变得不再重要或者地位降低，而那些最聪明、适应力最强的人则会成为第三次浪潮文明的领导人物。
要了解谁是第三次浪潮时代的主宰者，首先必须弄清楚谁是今日的主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