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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纳德·里根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天，一小群人围坐在白宫餐厅的桌子旁，讨论着美国的未来。在座有8位著名的未来学家，还有副总统和里根总统的三位高级顾问，包括刚被总统任命为总参谋长的唐纳德·里甘（Donald Reagon）。
我应白宫要求召集了这次会议，在开场白中我指出，虽然未来学家对未来的技术、社会和政治问题持不同看法，但都一致同意：经济正在经历深层的变革。
话音未落，唐纳德·里甘质问道：“难道你们都认为我们美国人以后只能靠剪剪头发或翻翻牛肉饼在世界上混？我们不再是世界制造大国了吗？”
总统和副总统一起看着大家，期待在座的人能给出答复。大多数男士好像被里甘的唐突和直白震住了，倒是我太太海蒂·托夫勒回答了里甘。“不是的，里甘先生，”她耐心地答复说，“美国还是制造大国，只是在工厂劳动的人所占比例没有原先那么高了。”接着，海蒂解释了传统制造方式和计算机制造方式之间的不同，并指出美国是世界产粮大国之一，却只有不到2%的农业人口。事实上，在过去100年里，农业劳动力与其他行业相比缩减得越快，美国作为农业强国的实力反而变得越强，而不是越弱。那么，制造业为什么不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形呢？
虽然美国的制造业经历了多次沉浮，1988年的劳动力人口竟然与1968年的劳动力人口相当：1900多万；制造业在全国产出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和20年前差不多。但还有一个事实：投入制造业的人力数字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降低了。而且很清楚的是，美国人口和劳动力人口都可能增长，加上许多美国制造商在20世纪80年代都进行了自动化改造和重组，工厂雇用劳动力人数和其他行业相比会持续减少。虽然预测结果显示，未来10年内，美国每天可以产生一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但很少来自制造业。欧洲和日本也一直在经历类似的转变。
然而，直到今天，还会有人重谈里甘那天的疑问，如那些运营不善的企业经理人、成员越来越少的工会领袖，以及不时为制造业的重要性摇旗呐喊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就像有人要贬低制造业似的。
对美国会失去制造业的无端恐惧，最近竟然引出了一些疯狂且愚蠢的建议。例如，一家商业杂志呼吁政府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高达20%的进口税，并禁止外国人并购美国公司。
在这些歇斯底里的恐惧背后，他们认为，如果工作机会从手工业转向服务业或知识产业就会危害经济发展，如果制造业萎缩（以工作机会数量衡量），就会让美国经济“空心化”。这让人不禁想起18世纪的法国重农主义者，他们无法想象工业经济，并坚持农业才是唯一的“生产性”活动。
人们对制造业“衰退”的哀叹都源于自私自利，并且对财富、生产和失业的认知都已过时。
早在1962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出版了《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本书影响深远，奠定了知识经济的基础，而林林总总的统计数据显示出一个事实：今天美国有更多的工人在处理符号，而不是处理物品。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小部分欧美的未来学家通过书籍、文章、评论和为IBM准备的内部白皮书发表他们的预测：未来的工作将从体力劳动转为脑力劳动，会产生许多需要心理学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工作。当时，这些预测大多因为一句“太远”而被忽略。
从那时起，从体力劳动转向服务型工作和超级信息符号工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且不可逆转。在现在的美国，这类工作足足占据了3/4的劳动力。全球贸易中的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也反映出这个大转变，即服务和知识产权的出口量相当于电子产品和汽车输出量的总和，或者食品与燃料的总和。
由于早期预警信号被忽略，这段转变历程变得坎坷无比。大量裁员、破产和其他被变革横扫锈带产业未能及时安装计算机系统、机器人和电子信息系统，并且重组缓慢，在快节奏的竞争中被打得落花流水。许多人把他们的问题归因于国外的竞争、忽高忽低的利率、过度管制以及其他上千种原因。
当然，这些因素中有一些确实有影响，但同样应该受到指责的是有权势的传统企业的傲慢态度，包括汽车制造商、钢铁厂、造船厂、纺织公司等。他们曾长期主宰经济，在管理上缺乏远见，让社会中最无法保护自己、最不该为工业落后负责的人——工人承受最大的冲击。连中层经理都受到失业的煎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存款锐减、自我崩溃，甚至是婚姻破裂。然而，美国政府在帮助缓解这种冲击上少有作为。
虽然1988年制造业的就业率和1968年持平，但这不意味着下岗的工人能够直接回到原来的岗位。相反，随着更先进的技术出现，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类型也大为不同。
在第二次浪潮时期，工厂基本上需要能随时互相取代的工人。相反，第三次浪潮中的企业需要多种多样、技能不断精进的工人，这意味着工人之间越来越无法相互取代，这也彻底扰乱了失业这个问题。
在第二次浪潮时期，只要注入资金、促进消费或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就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工作机会。所以，如果有100万人失业，原则上只要刺激经济，就可以创造出100万个工作机会。由于岗位之间可以互相取代，或者所需技能很少，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学会，所以几乎所有失业工人都可以填补空缺。瞧！失业问题轻松解决。
但是，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中，就无法达到这种效果，这也是许多失业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无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还是货币主义方法，都无济于事。当年为应对“大萧条”，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建议政府透支，把钱输送到消费者的口袋里，一旦消费者有钱就会去买东西，制造商会扩大规模，雇用更多的工人。再见，失业！货币主义者则倡导政府操纵利率或货币供应量，按照需求来增加或压低购买力。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把钱放在消费者口袋可能使资金流到海外，而没有帮助到国内经济。例如，一个美国人购买一台电视机或录音机，只是把钱输送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或别的国家，这样的购买行为不一定能够增加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
而这两种旧的策略中还有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错误：他们关注的是资金的流动，而不是知识的流动。新时代里，已经不再可能通过增加职位数量来解决失业问题——失业已经从“量”的问题演变成“质”的问题。
因此，如果有100万个失业者和1000万个工作机会，就是每个失业者有10个工作可选，但如果这100万人没有新工作所要求的技能和知识，那还是没办法脱离失业状态。这些技能多种多样，而且变化快速，这使得工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轻而易举地相互取代。资金和职位数量都不再能解决就业问题。
失业者及其家庭要生存，便迫切地需要钱。政府有必要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救助。但是，在超级信息符号经济时代，降低失业的有效策略应该更多地依赖知识的配置，而不是财富的分配。
由于未来的新工作不太可能来自传统的制造业，所以所需要的也不再仅仅是机械技能或者某些制造商主张的数学知识，还需要大量广泛的文化知识与人际交往能力。我们需要通过学校、训练、在职学习等方式，让人们具备在服务等领域的工作能力。例如，帮助照顾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幼儿，加入健康服务、个人安全、职能培训、休闲娱乐服务、旅游等行业。
我们还必须开始充分尊重服务业，就像肯定制造业一样，我们不要挖苦、诋毁他们是“翻牛肉饼”的。麦当劳并不能代表从预约服务到婚介服务，再到医院等所有服务类型的工作。
此外，如果服务业像很多人指责的那样收入过低，那么解决方法不是悲叹制造业职位数量下降，而是要想办法提高生产力，并创造新型工人组织，探索集体谈判新方式。原先适用于手工业和批量生产时代的工会必须全面改造，或者以更适合超级信息符号经济的新组织取而代之。企业要生存，就不能把雇员当作一个整体无区别地对待，而应该把他们视为不同的个体，支持而不是抵触在家工作、弹性工作时间、工作分担等新型工作方式。
简言之，超级信息符号经济的崛起迫使我们从根本上重新理解失业问题。但是，挑战陈旧观念就是挑战既得利益集团。因此，第三次浪潮的财富创造体系已经威胁到企业、工会和政府里各种盘踞的权力关系。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不仅刷新了失业的概念，也更新了就业的含义。为了理解这一点及其引发的权力斗争，我们还需要一个新的词汇表。
把当今的经济简单分为农业、工业（制造业）、服务业并不能让事情变得清晰易懂，反而令人费解。欧洲最大电脑公司之一的创办人曾反复说：“我们是服务性企业，就像理发店一样！”这或许会让担心美国人只能“互相剪剪头发”的里甘先生大吃一惊吧。
与其紧抓老式分类方法不放，我们不如看看在这三大产业里，工人实际上做什么才能创造附加价值。提出这一问题后，我们立即发现，三大产业中越来越多的工作都有符号加工或者脑力劳动。
现在，农民使用电脑计算谷物产量，钢铁工人在主控台和显示屏上监督生产，投资者用笔记本电脑建立金融市场模型。经济学家是否把这些活动贴上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标签已经不重要了，职业分类甚至也开始消失。把一个人称为仓库助理员、机械操作工或销售代表都不能说明什么，反而让人弄不明白其工作本质。即使职位标签保留下来，但其工作内容已经改变。
今天，更有意义的分类方式是按照工作人员所从事的脑力劳动来区分，而不必考虑他们在哪个行业，也不必考虑他们的工作场所是商店、卡车、工厂、医院还是办公室。
在脑力劳动范畴的顶端，是从事研究的科学家、财务分析师、计算机程序员及普通的档案管理员。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把档案管理员和科学家归为同一类呢？答案是，虽然他们的职能明显不同，而且工作的抽象程度也相差极大，但他们及像他们一样的上百万的人所做的工作都是传送或产生大量信息，完全是符号性的工作。
在脑力劳动范畴的中端，是范围很广的既需要体力劳动又需要处理信息的“混合性”工作。联邦快递公司或美国快递公司的送件司机不仅要开车、搬运包裹，还要操作带在身边的电脑。在先进的厂房里，机械操作员也是训练有素的信息工人。除此之外，酒店职员、护士以及许多与人打交道的人也需要花费一部分时间来传送或获得信息。
例如，福特汽车经销商的汽车修理工也许手上还粘有油污，但他们很快就会使用惠普公司设计的电脑系统来检修汽车故障，并且瞬间读取只读存储器（CD-ROM）内100兆的电子图纸和数据。系统会要求他们提供这辆待修汽车的更多资料，帮助他们从大量技术材料里直观地搜索所需文件，并进行推断后指导他们完成维修步骤。
当这些修理工与这样的系统互动时，他们是“修理工”还是“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范畴的底端，是正在消失的纯体力劳动者。随着经济中的体力劳动者越来越少，工人阶级已经变成少数派，被越来越多的“知产阶级”所替代。更精确地说，在超级信息符号经济呈现在我们眼前时，工人阶级变成了知产阶级。
今天，一个人的工作重点在于信息处理的适应性、弹性、抽象程度、信息使用程度和个人所拥有的自主性与责任感的高低。
把这些问题描述成“空洞化”或“翻牛肉饼”简直荒谬可笑。实际上，这样的流行语大大贬低了增长最快、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经济部门的价值，不仅忽视了“知识”在财富创造体系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而且完全没有注意到随着超级信息符号经济和货币时代的到来，人类劳动力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这是我们进入21世纪后社会重组的一部分。
这样的变革发生时，自然会引发权力争夺，预测谁输谁赢能够帮助人们认清在脑力劳动范畴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不同公司。
我们不必按照公司名义上属于制造业或服务业来分类，而应该看看公司里的人在做什么。例如，CSX运输公司经营着整个美国东部的铁路网，而且是全球最大的远洋集装箱运输公司之一（本田汽车的零件都是由CSX运输公司负责运到美国）。但是，CSX运输公司越来越认为自己做的是信息产业。
CSX运输公司的亚历克斯·曼德尔（Alex Mandl）说：“在我们的业务里，信息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仅仅送货已经不够，客户还需要信息。他们要知道自己的产品会在哪里整合或拆分，什么时间会在什么地方，还有报价、通关资料等。我们的业务完全由信息驱动。”这意味着，CSX运输公司有越来越多的员工处理脑力劳动范畴中的顶端或中端工作。
这表明，公司可以按照知识密集程度分为“高度知识型”“中度知识型”“低度知识型”三种。很多公司和产业需要处理更多的信息来创造财富，所以公司也可以按照脑力劳动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在脑力劳动范畴中找到定位。
纽约州立精神病学研究所主任唐纳德·克莱恩（Donald Klein）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他认为这些差别分别对工人的知识水平提出要求。“你真的以为苹果电脑公司的普通工人比麦当劳的工人更聪明吗？”他说：“这两家公司的高层主管可能差不多聪明（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但它们所要求的智商和符号技能显然有很大的差别。”
高度知识型的公司一定会比低度知识型公司创造更多财富、获得更高利润吗？无疑，动机、动力、竞争激烈程度等因素更可能与企业的成功相关。而且，到底应该怎样衡量智商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传统的智商测试忽略了文化差异，而且没有充分考量智商体现为很多方面。但是，不论员工个体的智商水平如何，高度知识型企业的行为方式确实不同于低度知识型企业。
低度知识型企业的脑力工作都集中在少数高层管理人员身上，把体力活或者不需要用脑的工作留给其他人做。这种运营方式认为，工人们都很无知，或者工人的知识与生产没什么关系。
即使在今天高度知识型企业中，也存在“非技能性工作”的现象，如简化工作，把它们分割到最小，然后一批一批地监督完成。然而，这种由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发明的工作方法最初应用于20世纪初的工厂，是过去低度知识型企业的风潮，而不是高度知识型企业的未来。因为如果工作是简单重复，不需要任何思考，那么机器人必然要取代人。
相比之下，经济都更向超级信息符号生产发展，每个企业都被迫重新思考知识的作用。在高度知识型企业界，最聪明的公司会率先重新思考知识的角色、重新设计工作。他们假设，如果不用脑力的工作可以降到最少或者可以由技术解决，那么公司的生产效率和利润都会飙升，而且工人的潜力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其目标是给人数更少、更加聪明的员工支付更高的薪水。
即使仍然需要一些体力劳动的中度知识型企业，也在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密集度，在脑力劳动范畴中向高处移动。
金库普集团在印第安纳州谢尔比维尔市投资6500万美元建立一家工厂，很快雇用500名工人为雪佛兰、庞蒂克、奥兹莫比尔等汽车公司生产塑胶车身钣金件。每名工人（不是仅限于主管和经理）都会接受价值8000~10000美元的培训课程，培训内容不仅包括所需的体力劳动，还有问题解决能力、领导技能、角色扮演、组织运作过程。工人被分成不同小组，在计算机的支持下进行学习。每个小组都会学习不同任务，这样他们能够交换工作，降低枯燥感。小组组长则要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包括出国访问。
金库普集团这样大笔投资并非出于无私的利他主义，他们期待的回报是工厂快速进入生产状态、产品质量更好、损耗更少、人均产出更多。
大多数高度知识型企业都不是慈善机构。虽然高度知识型企业的工作往往不需要繁重的体力，而且工作环境比较舒适，但这类企业通常对员工的要求会更高，它们鼓励员工不仅要投入理智的头脑，还要倾注感情、直觉和想象力。因此，也有人批评这是对员工更险恶的剥削。
在低度知识型产业经济体中，典型的财富测量方式是以其所拥有的产品衡量，生产商品被视为经济的核心。相反，符号型或服务型活动虽然无法避免，却由于不属于生产型而低人一等。（某些经济学家有时仍然采用这套衡量制造业生产率的方法，但这套衡量方法不适用服务业，服务业的特性决定了其生产率更加难以测量。）
生产汽车、收音机、拖拉机、电视机等产品是被视为“强有力的”，与之相关的评价还有“实用”“实干”“讲求实际”等。相比之下，生产知识或交换信息常被贬为“纸上谈兵”，被视为软弱无能。
从这种态度涌现出许多推论。例如，生产是物价、机器和劳动力的结合；公司最重要的财富是有形资产；国家财富来自商品贸易顺差；服务业之所以重要，仅仅因为它可以促进商品交易；除了极少数职业教育，其他大多数教育都是浪费；研究完全不切实际；人文学科与商业成功完全无关。
所有这些不止意味着片面的观点、假设和态度。更准确地说，它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自我验证、基于强悍物质主义的意识形态，即“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其实是批量生产的意识形态。不论是资本家还是传统的经济学家，只要提倡这一点，就会有类似《金融时报》的批评意见：“这是一种把物质放在最高地位的观点，苏联人一定会很欣赏。”它是工业时期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与迅速出现的超级信息符号经济的既得利益者进行权力斗争时共同使用的撒手锏。
曾有一段时间，物质主义的理论也许能被人接受。但到今天，大多数产品的真正价值是其中的知识含量，这种论调听来既反动且低能。任何国家如果选择遵循基于这种物质主义的政策，无异于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21世纪的孟加拉国。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中的重要公司、机构和人物还没有形成一套与低度知识型理念相对的理念体系，但一些基本概念已经依次出现。
最初，这种零散的、不连续的经济学原理出现在很多还没有受到重视的著作里。已经离世的尤金·勒布尔（Eugen Loebl）深入地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各自的论断；香港的亨利·吴（Henry Woo）分析了“财富不为人知的维度”；日内瓦的奥利奥·贾里尼（Orio Giarini）在分析未来服务业时引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概念；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沃尔特·韦斯科普夫（Walter Weisskopf）曾写过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状态。
如今的科学家都在问：在混乱中，体系该如何运作？如何从混乱演进到有序？发展中系统如何跃升到更高级的多样性？这些问题与企业和经济都极其相关。管理方面的书里会说“乱中求胜”，经济学家重读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关于“创造性破坏”是进步所必需的著作。在并购、剥离、重组、倒闭、创业、合资和内部改组的风暴中，整个经济都在发生剧变，呈现出更加多样、变化速度更快和更复杂的结构。
要跃到更高层面的多样性、速度和复杂度，就需要更高层面的整合，而这又要求更高的知识处理水平。没有这种更高层面的协同以及所需的知识处理水平，就不可能创造附加值和财富。因此，价值越发依赖土地、人力和资本的整合。如果不能在一个更高层面上进行整合，那么世界所有的土地、人力和资本也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从整体上改变了价值的概念。
巴黎的一家智库“普罗米修斯”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价值的定义描述道：“价值其实是在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所谓的服务经济并不是人们突然开始无形消费，而是与经济相关的活动开始整合。”
在哲学家笛卡儿的影响下，工业时期的文明鼓励人们把问题分解为小部分，再按部就班地逐一处理。这种分化方式应用在经济上，就是把生产过程分解成一连串独立的步骤，如筹集资金、购买材料、招聘工人、投放广告、销售、配送产品等。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新的生产模式，要有系统性、整合性的眼光。生产必须是个同时进行的活动，生产过程中的每个部分不能再被分割为互不相干的部分。
销售人员和营销人员把获得的信息提供给工程师，工程师的研发创意必须让财务人员理解，财务筹集资金的能力取决于客户的满意度，而客户的满意度取决于公司的信誉，而信誉取决于员工的积极性，员工的积极性又取决于薪资水平和成就感，但这些又取决于……所以，新的生产模式是环环相扣而不是互不相干，一体化而不是分解的，时间上是并存的而不是依次进行。
事实上，我们发现，生产活动不再是在工厂里开始和结束，而是向前延伸的。例如，购买汽车的顾客可以向零售商要求售后保修，购买电脑的顾客可以要求零售商提供技术支持。生产的概念还会进一步延伸到产品不再使用后的环境安全处置，公司将必须提供产品废弃后的清理服务，被迫改变设计规格、成本计算、生产方法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公司提供了更多与制造相关的服务，提高了自己的价值。在人们的认识中，生产本身就包括这些功能。
同样，生产可以向后推进，包括为员工提供职业训练、托儿服务以及其他服务的功能。一个不开心的体力劳动者可能是被迫才有较高的工作效率，但在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中，一个快乐的工人他的产量更高。这样，生产力在工人到达办公室之前就已开始。对坚持老旧观念的人来说，生产的新定义模糊了他们的认识，或者认为这样的延伸不合理且没意义。但是，对新一代超级信息符号经济的领导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整体思考。
简言之，生产的概念已经重新定义，所覆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信奉低度知识型经济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的想象。从今往后，每个工作的价值和附加值不是廉价劳力而是知识，不是原料而是符号。
人们对附加值来源的重新界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粉碎了自由经济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派的假设前提，也推翻了两种体制中都存在的物质主义的前提条件。因此，物质主义所暗示的“价值来自工人的汗水”或“价值来自资本家”都是错误的，都对政治和经济形成了误导。
在新型经济体系中，招待员、投资家、电脑操作员、销售人员、系统设计师和信息专家都能提高价值。更重要的是，顾客都有贡献。价值是全体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源自生产过程的某个步骤。
脑力工作越来越重要，不论有多少文章描述制造业“没落”后的可怕后果，或者嘲笑信息经济这个概念，它都不会消失，同样不会消失的还有新的财富创造体系。
因为我们正看到一股强有力的变革力量——生产转变与资本及货币的转型同时进行，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财富创造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