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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9月，邓小平提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
3月1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陈道、副主任李正文的主持下，召开了在京档案界部分同志参加的档案科学规划座谈会。先生以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主任身份与原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副局长张中参加了会议。对于制定档案学研究规划，先生建议：
规划内容应包括研究档案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四人帮”对我国档案科学事业的破坏；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目前状况与国外档案学发展水平的比较；需要研究的主要项目；采取的措施、要求和建议。要想得宽一些。
会上成立了档案学规划小组，负责起草《档案学八年（1978—1985）规划的初步设想（草稿）》。这次座谈会和后来拟定的规划，是国家档案局恢复前，在推动和恢复我国档案事业建设方面做的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工作。
3月22日，先生以“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主任”的名义给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写了一封信——《关于尽早恢复国家档案局，同时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以及社会科学院增设档案学研究所的建议》。先生在信中指出：
档案和档案工作是发展科学技术、开展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正如周总理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为此，我们建议中央考虑早日恢复国家档案局，统一领导全国档案工作。原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时，同时恢复历史档案系，并在社会科学院增设档案学研究所。
1978年吴宝康关于恢复国家档案局等建议的手稿
1978年吴宝康关于恢复国家档案局等建议
4月26日，先生母亲去世，享年84岁。
5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创办《档案通讯》（不定期出版），先生任主编。
春夏，为了复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先生“或亲自登门，或发电函，把‘文革’期间被分散到各行各业和各个地方的原历史档案系的教职员工请回来”
。
7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同时恢复，并改为档案系。先生任档案系主任、党总支书记。
7月，先生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成员，至1980年6月止。
7月，先生主持起草了《全国档案学八年（1978—1985）规划（草稿）》。
9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开始招收复校后第一届档案学专业本科生。
9月，先生任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常务理事。
10月，先生任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1月30日和12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举行第八次科学讨论会（当时称为“档案工作座谈会”）。先生与13名教师和干部在会上发言，决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尽快恢复整顿档案工作，加速培养档案人才。
是年，先生在《情况和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编）第44期上发表《关于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的现状和建议》。先生认为：
我国档案工作和档案科学的现状是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完全不相适应的。如果不及时恢复国家档案业务的统一领导机构和开展档案科学的研究，任其继续被破坏，时间愈长，损失将会愈大。为此，建议中央和国务院早日恢复国家档案局，统一领导和整顿全国档案工作，原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时，同时恢复历史档案系，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增设档案研究所。
是年，先生在《档案通讯》1979年第1期上发表《档案工作的路线是非必须澄清》。先生认为：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档案工作的成绩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1）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建立了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的各级档案业务指导机构和体制，确立了党对档案工作的绝对领导。（2）建立了全国档案馆网，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地、县都建立了档案馆，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农村人民公社以至一切企业事业单位都建立了机关档案室或联合档案室。（3）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档案工作规章制度。（4）收集整理了大量积存的历史档案（包括敌伪档案），加强了档案馆（室）的基础工作，开展了档案利用工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奠定了基础。（5）建立和开展了技术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工作。（6）建立了档案教育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学习班、讲座等，培养了一大批档案专门人才，初步建设了一支档案干部队伍。（7）建立了档案科学研究机构——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和人大档案系档案学研究室（所），开展了档案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为创建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档案学，初步建立了理论体系及其基础。出版了一批教材，基本完成了1956年的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所定档案学部分的研究任务。（8）出版了档案业务指导刊物——《档案工作》，内部出版了《档案学研究》和《技术档案资料研究》等业务刊物，加强了对档案工作的宣传，初步建立了与国际档案界的联系。
先生在痛陈“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对档案工作的大肆破坏之后指出：
我们的目标是在党中央领导下，重振旗鼓，战胜破坏，整顿恢复，克服落后，努力追赶，跟上新时期的步伐，为实现档案工作现代化，为加速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当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即将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恢复和整顿档案工作的步伐就更应加快了。
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恢复国家档案局。
2月，先生在《档案通讯》1979年第2期上发表《“以利用为纲”的方针不容歪曲》。文章分析了“以利用为纲”方针提出时的背景和主观客观情况。并指出其内容是两个方面：“一就是以积极开展档案资料的利用工作为纲，二就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科学研究服务。”先生进一步说：
一九五八年的方针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总结了我国档案工作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认识的产物。大家知道，档案工作，无论古今中外，它的内容概括说来是由若干工作环节组成的，如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利用等，不管这些环节叫什么，也不管是四个、六个、八个，也不管是一个档案室、一个档案馆或一个国家的档案工作，总之，都是由若干个工作环节组成的，这些工作环节之间的关系，在长期的工作中得出这样的认识，即它们是互相密切联系的，缺一不可的。又认识到收集、整理、保管等工作环节都是为了利用的，而要利用必须做好收集、整理、保管等工作环节，也就是说在这些工作环节中，收集、整理等是基础性的工作，而一般说来利用则是起主导作用的。也可以说，没有利用就没有档案工作，甚至可以说，没有利用，连档案这一事物也不会产生和存在。文件所以会转化为档案，就是因为文件在处理完后还需要利用，由于要利用，就产生一系列收集、整理等工作，这样就形成了档案和档案工作。这个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是众所周知的。这样的认识来自实践经验。这样的认识已经是一种由感性认识提高为理性的认识，也是一种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因此这种认识就具有理论的意义。一九五八年的方针之所以正确无误，就是由于它是根据于这样的理性认识，即规律性认识的，是根据于符合实践经验的档案学理论的。这个方针是运用档案学的理论，抓住起主导作用的环节，提出“以利用为纲”“以利用工作为纲”的思想，用以指导档案工作的实际，发展档案事业，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的方针有什么不对呢？
以利用为纲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一个思想或理性认识来说，不仅过去正确、现在正确，而且将来也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对档案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档案工作的一条发展规律，它是为实践所检验了的。按照这条规律办事，档案工作就兴旺发达，反之，就衰退萎缩。
4月，接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79〕京教182号函批复，先生被正式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主任。
5月16日至19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举行第八次科学讨论会，庆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国家档案局局长张中到会并讲话。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所属局、委、院档案处和部分省市档案部门的负责人和档案工作者200余人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档案工作的估计、“以利用为纲”的档案工作方针、档案利用和保密之间的关系、利用工作和基础工作之间的关系、档案馆的利用，以及档案工作重点转移等问题。
会上，先生致开幕词《拨乱反正 解放思想 积极开展档案学研究》。8月29日，开幕词发表在《档案学通讯》1979年第4期上。先生指出：
这次科学讨论会，将是一次贯彻双百方针的大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科学进步和艺术发展的方针。科学的进步是通过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来实现的，自由讨论对于科学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自由讨论，思想就会僵化，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就会猖獗起来。我国档案学是建国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科，需要我们创造性研究和阐明的问题很多，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独立思考，认真探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开展讨论，各抒己见，据理争辩，通过自由讨论和实践来解决科学上的是非问题。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等错案彻底平反的通知》，全国档案战线展开拨乱反正，档案工作开始恢复整顿。
7月，《档案通讯》改名为《档案学通讯》（季刊），先生任总编辑至1984年12月止。
10月25日，先生在《档案工作》1979年第1期上发表《发展档案教育和科学研究 提高档案工作的科学水平》。先生认为，发展档案教育和科学研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普及和提高相结合，采取多种形式加紧培训档案干部。
（二）解放思想，面向四个现代化，研究解决档案工作中的新问题。
（三）研究制定规划，加强组织领导和干部队伍建设。
10月，先生任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1月12日，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11月19日至20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举行第九次科学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既是国家档案局主办的国际档案周庆祝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中国人民大学庆祝国庆三十周年科学讨论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三、国家档案局局长张中到会讲话。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以及中央直属机关、部分省市档案部门的负责人、档案工作者和档案系师生700余人参加会议。这次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档案工作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以及如何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12月，先生赴昆明出席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常务理事会以及学术讨论会期间，忽咯血不止，在医院抢救。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三、国家档案局局长张中请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从卫生部派医疗组飞往昆明抢救。经40天的抢救，先生转危为安。
1月，先生经成都返回北京，在通县结核病研究所病房中撰写《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
1980年吴宝康在病房中写作
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
10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举行第十次科学讨论会，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校庆三十周年科学讨论会的组成部分。国家档案局局长张中、副局长田风起到会并讲话。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局和中央直属机关档案部门的负责人、档案工作者及档案系师生700余人参加会议。先生《三十年来我国档案学的研究及其今后发展》一文受到热烈讨论。
1981年3月30日、6月20日，该文在《档案学通讯》1981年第2、3期上发表。文章主要内容包括：
三十年来，我们已经日益明确地认识到把档案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客观必要性，我们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建立和发展档案学的。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建立了我国档案学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和结构。我们已经冲破了不敢把档案学视为一门科学的独立学科的思想束缚，也抛弃了把档案学仅仅看作是一门历史学的辅助科目的狭隘观点。这种观点已经不能完全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发展的实际。我们也已经突破了档案学是一门纯粹的社会科学的认识，档案学虽然基本上属于社会科学，但实际的发展已经日益说明，档案学应属于一门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学科来说，由于它自身的发展，已经是由若干个科学科目所构成的组合或总体的名称。档案学已经包括有如下一些科学科目：（1）档案学理论与历史（亦称档案学史），（2）档案管理学，（3）文书学，（4）档案文献编纂学，（5）技术档案管理学，（6）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7）档案保护技术学，（8）中国档案事业史，（9）外国档案事业史。所有这些科学科目，构成了完整的档案学的科学体系和结构。现在，我国档案学，无论从各科目的内容和科目范围的广度和深度的研究，都还在随着国家档案工作的不断发展而发展，档案学的科学科目有可能还会不断增加，这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因此档案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科学。
第一，新中国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性。
第二，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重要性。
第三，怎样看待档案学的科学水平。
第四，我国新时期档案学应为档案工作着重点转移而研究。
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档案工作的着重点也随之转移之后，我国档案学研究工作的着重点也需要作相应的转移。也就是说，我们对档案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及其各科学科目的研究，都要转移到服务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总目标上来，服务于全国档案工作为四化服务以及档案工作自身实现其现代化的要求上来。我们对此应该有明确的认识和足够的注意。这是档案学研究和发展的方向问题。
从上述观点出发，就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总体来说，我们仍应继续加强档案学的理论建设。除了我们应继续研究过去所已经初步研究和探讨的一些问题，如档案学的对象和任务，档案的产生和范围、定义，档案工作的性质、矛盾、规律，以及档案工作的内部或外部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等等以外，我们现在应该着重从理论上研究和探讨档案和档案工作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作用和地位，紧密结合我国三十年来以及今后档案事业建设发展的实际，总结出一些真正规律性的认识和经验，用以指导实际，检验其真理性，还要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来探讨和研究如何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档案学的道路和内容，以及中国式的档案工作现代化的道路和内容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我们档案学的所有各科学科目都要认真加以研究。我们一定要努力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档案学及其各科学科目的水平，无论是理论和技术等方面，都要赶上并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
档案学的理论与历史（即档案学史），在完成上述任务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更应从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学史的发展，同时从实际出发，研究和探讨新问题、新经验、新认识，以丰富和发展我国档案学的理论。档案学史作为一门科学科目，也还应该研究和批判地继承我国源远流长的档案学思想的历史遗产，从司马迁到章学诚，都要加以研究，以丰富档案学史的内容。
档案管理学，确切地说是文书档案管理学或历史档案管理学。它不包括技术档案管理的内容，是一门研究文书档案或历史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统计、保管和利用等诸环节的相互关系、工作原则、方式方法和科学管理全过程的科学科目。……因此，这门科学科目必须在原有的、较好的基础上，继续深入一步研究和总结收集、整理、鉴定、统计、保管等工作环节的新经验和新问题，特别要把重点放在积极开展档案利用工作，开放历史档案，为四化服务中的新问题、新经验上来。……随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档案管理工作本身也要实现现代化，这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尽快地实现的问题。实现档案管理的现代化，这是解决当前国内外各方面对利用档案的大量的迫切需要和我国档案管理技术方法基本上还处于手工业式的十分落后状态之间的主要矛盾的唯一办法。按照目前世界先进技术的发展现状来看，档案管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就是运用电子计算机储存和检索档案，以及现代通讯技术和缩微照像技术等。因此，摆在档案管理学面前需要研究的新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道路，并研究在采用新技术管理后，在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统计、保管，特别是利用等诸工作环节中，以及与平战相结合的工作中所引起的一系列的新变化，也就是说要研究采用先进技术管理档案以适应解决客观利用需要的矛盾时，与档案工作中的基础工作的关系上的新问题。……为此，档案管理学以及其他有关的科学科目，都应该认清当前形势的需要，组织力量，研究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其他先进技术在档案工作诸环节中的应用，必要时建立并发展这门在档案学中的新的科学科目。
随着我国档案工作的发展，当收集、整理等基础工作相对地说已经逐步基本完成，在档案利用工作的开展中，我们档案工作的范围，必然要向着熟悉档案内容、研究档案内容的方向发展和扩展。这不仅是可以预见的将来档案学的发展内容，而且有的地方已经初步开始这样做了。档案管理学所研究的内容，除了通常所说的六项工作环节之外，将来还要增加熟悉档案内容、研究档案内容的研究工作环节。作为一个档案管理学的研究工作者，或者说作为一个档案学家，应该成为一个熟悉档案内容，研究档案内容，熟知什么地方有什么档案，什么档案在什么地方的专门人才。即使运用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技术或现代化通讯技术，也总得有人去组织这种工作，把档案内容向需用者报道。这种工作内容，不同于编制各种从低级到高级的参考工具，而是更及时地、准确地、经常地向需用者编写报道和介绍某一专业或专题的档案内容，就像以研究档案内容为源泉来主动编写报道有关专业或专题的档案情报。这种研究工作甚至可以把它发展为一门新的档案科学科目，即档案情报学。它是研究利用档案来创造性地采取从简易到复杂、低级到高级、单份原件到综合报道等各种形式，提供档案情报的。
档案的鉴定也将随着档案工作的发展，会逐渐提到工作日程上来。鉴定工作不仅是为了鉴别档案文件的使用价值，以确定永久保存还是销毁的问题，而且还应看到新发展出来的内容，即要注意鉴别档案文件的真假问题。……要发展对档案鉴定工作的内容，要总结实际工作的经验，将来必要时可以发展一门新的科学科目——档案鉴定和鉴辨学。
档案文献编纂学是档案学的重要科学科目之一。……学术界迫切要求开放历史档案，扩大利用范围，大量编纂和出版档案史料汇编。现在中央已经决定开放历史档案，编纂档案史料汇编，以满足学术界、史学界的要求。档案文献编纂学正是专门研究以档案文件为主的文献编纂工作的一系列理论、历史、原则和方法的一门科学科目，是专门研究提供档案，为经济建设、科学研究服务的具有独特作用的主要利用形式的科学科目。因此，它不仅是一门需要恢复和重建的科目，而且是一门很有发展前途的科学科目。特别在开放历史档案之后，档案文献编纂学，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如果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看，它将很有可能成为档案教育中的又一个需要新设的专业。这门科学科目，是以研究编纂和公布档案史料为主要内容的，是档案学中与历史科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的科目之一。
文书学，亦称文书处理学。文书学究竟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或一门科学科目，还是它应属于一门独立学科，可以另行继续研究探讨。但是，文书学与档案学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的，说得更具体些，文书学与档案管理学的关系，其密切程度，犹如姊妹学科。
技术档案管理学，或称科学技术档案管理学。它是我国档案学中与现代化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关系最密切、最直接的一门重要科学科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如果技术档案管理是当前全国档案工作中的重点之一，那么，技术档案管理学在档案学的研究中，也同样是重点之一。
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是一门必须坚持搞好的科学科目。由于影片、照片、录音等档案的制作材料的不同，必须研究其具有特殊性的管理原则与方法。
档案保护技术学，亦称档案保管技术学。这是一门实现档案管理中关于保管和保护技术现代化的重要科目。
中国档案史，或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这是一门档案工作的专业史，是档案学研究中一门不可缺少的重要科学科目。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我们了解我国自古至今的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和经验，而且具有宣传档案工作重要性，教育档案工作者树立事业观念和巩固专业思想的作用和意义。
世界档案史，也称外国档案事业史。它是研究世界各国的档案事业发展历史和国际间档案工作活动发展历史的一门科学科目。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下，研究这门科目有着重要的新的意义。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不仅要求我们研究档案学，而且还要求我们加强对其他辅助科目的研究，以提高科学水平。
为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以及实现档案工作现代化的需要，建设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又红又专的适合现代需要的档案科学研究队伍，是一件刻不容缓、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重视的大事了。
为了建设一支档案科学研究的队伍，发展档案学的研究，提高档案学的水平，较好的组织形式，是建立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档案学及其各科目的档案学研究所。……再一种形式，是通过发展档案教育，建立和扩大教师队伍。……第三种形式，是既有全面研究档案学及其各科目的档案学研究所，也有发展和扩大档案教育的基地，同时开展档案学的全面研究工作。它既是教育的中心，也是科研的中心。第四种形式，是专业的科研队伍和业余的科研队伍相结合的方式。
12月1日至5日，国家档案局召开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先生出席。会议决定，从1981年起，《档案学通讯》由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共同编辑出版，内部发行，先生担任总编辑。
1月30日，国务院批准《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
6月5日，先生在《档案工作》1981年第3期上发表《它将鼓励我们为四化服务》。“它”是指《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经国务院批准颁布执行。文章指出：
国务院批准的《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颁布执行了。这是我们档案界的一件大喜事。它不仅充分证明了党和国家对档案工作的一贯关心和重视，而且表明了党和国家又一次肯定了我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的发展水平，档案工作已经与其他许多专业一样，建设为一个专业，从而提高了它的社会地位。
6月23日，在江西省档案学会成立大会上，先生做《为发展档案学理论研究建设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奋斗》报告。10月5日、12月5日，此报告发表在《档案工作》1981年第5、6期上
，并以“论档案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实践的关系”为题收入先生1988年出版的文集《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
。文章首先指出：
档案学在我国可以说是一门既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档案学是研究档案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档案工作的原则、方法以及档案工作历史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基本上属于社会科学，同时又日益发展为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档案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科学。
接着，先生在分析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的关系、强调档案学理论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指出：
如何运用理论来推动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呢？为此，就要我们善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指导下，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我们档案工作中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各种问题，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它的发展规律，然后依照这些规律或规律性的认识，自觉地按照档案工作的规律办事，从而推动档案工作的发展。
随后，先生着重分析了档案工作几个环节的相互关系及档案工作的发展规律：
从总的方面来说，收集、整理、保管等都是为了利用，而为了利用，就必须做好收集、整理、保管等工作。因此利用是目的，是中心，是起主导作用的方面，而收集、整理、保管以及利用前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基础，这就是档案工作过程中诸环节间的关系。以收集、整理、保管等管理工作为基础，以利用为目的、为中心、为主导，这就是档案工作过程中诸工作环节之间的必然联系或必然趋势，也就是档案业务工作过程中本身所固有的客观存在的工作规律。我们要以开展档案的利用工作来带动各项基础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实现四化服务。
正确地研究、认识、处理和解决档案工作这一诸工作环节的关系问题或矛盾问题，乃是档案工作中的根本性问题。也可以说全部档案工作的经验，归根到底，基本上也就是正确解决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矛盾的经验。
6月24日，先生在江西省委礼堂为江西省、南昌市各级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主管办公室的领导及文秘人员做专场档案学术报告。
8月25日至27日，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国家档案局召开，先生出席。
10月6日，先生在河南省档案学术报告会上做题为“学习六中全会精神 努力建设档案事业”的报告。先生指出：
一、坚持毛泽东思想、重新学习《〈农村调查〉的序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
二、学习《决议》和《讲话》精神，努力完成党赋予我们档案工作者的任务
三、清理“左”的思想影响是当前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四、清理“左”的思想影响必须正确进行
在报告中，先生还论述了集中统一管理档案工作的问题，认为“坚持集中统一管理原则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在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和集中表现”
。
11月23日，中国档案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档案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安庆洙为中国档案学会理事长、先生等九人为中国档案学会副理事长。
是年，先生任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
2月23日，中国档案学会召开第三次（在京）常务理事会，先生兼任中国档案学会学术部主任。
4月18日，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访华旅游团来京参观访问，先生与团员合影。
5月，先生任北京市高校提升高级职称档案学专业评审组组长。
6月30日，先生在《档案学通讯》1982年第2、3期（合刊）上发表《从一个侧面看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现状和动向——全国第一次档案学术讨论会论文专题评述》。先生综览了全国第一次档案学术讨论会的全部论文，从论题、内容及其研究情况进行分析，认为这些论文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
首先，就是这批论文所述的题目和内容，无论从它的广度和深度上说，都大大发展了。其次，论文的题目和内容，大多数是从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实际中提出来的有研究价值的课题。第三，档案学的研究已经从少数专业教学和研究人员从事研究的范围中突破出来，变成广大档案工作者（包括有经验的专业领导者和业务骨干）和专业教学、研究工作者及其他工作者（如史学工作者、图书馆工作者、工程师、电子计算机专家等）相结合汇流在一起的新局面。第四，许多论文反映着作者初步掌握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研究原则。第五，论文的写作表明作者们都能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条件下，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精神，畅所欲言，无所顾忌，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认识，甚至对某些问题大胆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批评性的意见，互相争论，共同探讨。
先生将这些论文分以下十二个专题研究方向进行了评述：
（一）关于档案学的某些基本问题
（二）关于档案的若干概念和定义问题
（三）关于文书学与文书处理、立卷归档问题
（四）关于档案馆的性质和一般建设问题
（五）关于开放历史档案与利用档案问题
（六）关于档案馆的编研工作和编史修志问题
（七）关于档案馆（室）的收集、整理、鉴定和其他
（八）关于专业档案、少数民族档案、农村社队档案、照片档案问题
（九）关于科学技术档案管理问题
（十）关于档案保护技术问题
（十一）关于档案工作的现代化问题
（十二）关于档案教育与干部培养问题
9月10日，先生参加中国档案学会与四川省档案学会联合召开的县档案馆专题学术讨论会，并发表讲话。讲话稿后来发表在《浙江档案工作》1982年第11期和《湖南档案》1982年第2期上（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先生讲话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档案工作要为两个文明建设积极发挥作用
二、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及其特点
三、我国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和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正像全国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大家认为的一样，“是向着深度和广度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研究档案室、档案馆向着研究全国档案事业的方向发展。
2.从研究档案的管理技术、方法向着研究档案理论的方向发展。
3.从研究档案管理工作向着研究档案内容、档案史料的方向发展。
4.正在从基本属于手工业方法的研究向着应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进行研究的方向发展。
5.以研究本国为主向研究外国档案学的方向发展，特别是现在学术活动开展以后，和国外的联系越来越多，开始更好地注意对外国档案情况的研究，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
6.从少数专业人员和在实际工作中对档案学研究有兴趣的少数人的研究向着开展群众性的研究发展。
四、关于档案学研究方面的几点意见
1.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和研究档案工作方面的一切问题。
2.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3.继续解放思想，清理“左”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研究。
4.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5.还要鼓励大家来搞科学研究，提倡写文章。
10月，先生专著《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校内用书出版，发行7100册。该书于1986年9月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出版。
1982年吴宝康《档案学理
12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举行建系三十周年座谈会暨第十一次科学讨论会，先生在会上做《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三十年》报告。
该报告由先生与邹家炜合作，1983年2月28日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名义发表于《档案学通讯》1983年第1期。先生认为，回顾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2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受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的委托，创办档案专修班起，到1953年改为专修科，1955年5月成立历史档案系。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学习列宁关于档案建设的思想和理论，创建我国社会主义档案教育。
第二阶段，从历史档案系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是档案系巩固发展的十一年。这个阶段，我们主要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档案教育事业。
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档案系这棵正在成长的幼苗，遭到了严重挫折和摧残。
第四阶段，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起，是档案系恢复、发展和提高的时期。
先生总结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三十年来建设专业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要办好档案专业，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必须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
第二，要办好系，既能出人才又能出成果，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主，把系办成既是档案专业的教学中心，又是档案科学的研究中心。
第三，要办好系，培养国家档案部门需要的人才，必须实事求是地确定培养目标，妥善地制定教学计划和安排教学环节。
第四，要办好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档案专门人才，必须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
为了开创档案系工作的新局面，为我国社会科学档案事业建设培养更多的专门人才，今后我们办系的方向和指导思想，应该是“以提高为主，在提高中巩固发展”，办出自己的特点，具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要把档案系办成一个专业齐全、有中国人民大学办学传统、以提高为主和具有较高水平的档案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
是年，先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硕士研究生导师。
2月28日，先生在《档案学通讯》1983年第1期上发表《学习十二大文件，开创档案学研究的新局面》。文章主要内容源自先生于1982年9月10日参加中国档案学会与四川省档案学会联合召开的县档案馆专题学术讨论会时的讲话。
2月，经文化部批准，《档案学通讯》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先生任总编辑。
3月1日，先生被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聘为学会常务理事。
3月10日，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学会联合举行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档案学术报告会，先生应邀做学术报告《马克思与档案》。
6月30日，该报告刊登于《档案学通讯》1983年第2、3期（合刊）。在报告中，先生介绍了马克思关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许多精辟论述，阐述了马克思如何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以及档案资料在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中的重要作用。先生指出：
让我们在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从他一生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吸取有关档案和档案工作方面的丰富营养，扩展我们的知识领域，提高对档案工作的认识，增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自觉性，为开创我国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的新局面而努力。
5月25日，先生在《河南档案》1983年第1期上为《河南档案》题词：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我国档案工作的历史和实际，努力建设和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档案学，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7月，先生退居二线，由陈兆祦接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主任。先生任名誉系主任，仍参加档案系主任办公会议。
7月，先生与邹家炜、董俭、周雪恒等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工作纪实：1949—1981》，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为了中国档案事业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需要而编写的。选材以中央党、政、军一级档案管理机关、档案馆和档案教育、科学研究部门的活动为主。该书基本反映了1949—1981年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概貌，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档案工作（1949年10月—1956年12月）；第二部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档案工作（1957年1月—1966年4月）；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档案工作（1966年5月—1976年10月）；第四部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开始阶段的档案工作（1976年10月—1981年12月）。主题索引附于书末，分为总类、机关档案室、档案馆、科技档案、革命历史档案、旧政权档案、档案教育、档案科学研究、档案编辑出版、档案业务指导、国际档案活动和外事往来、历史档案发现和出土、林彪及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其他等十四个主题。
8月2日至7日，中国档案学会在沈阳召开科技档案学术讨论会，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挥科技档案的经济效益，二是基层科技档案工作的内容、任务和范围。先生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个人看法。1984年3月1日，先生的发言内容以“中国档案学会副理事长吴宝康在科技档案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为题，在《档案学通讯》1984年第1期上刊登。
在文中，先生对这次学术讨论会进行评价之后，论述了自己关于科技档案的经济效益问题的认识。先生认为科技档案是有经济效益的，并指出：
特别是我们现在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也提出要建立这样一门学科，来专门研究科技档案的经济效益，或者就叫科技档案经济学，我想是可以搞起来的，它不是主观的幻想，而是有实践基础的。但是，我想我们终究是搞档案工作的，怎样把经济学理论应用到我们档案工作中来，这确实是个新问题。我们也不妨今后把我们探讨经济效益的文章拿去求教一下经济学家，征求他们的意见，我看是有必要的。
随后，先生论述了科技档案工作的任务、范围和内容问题。先生指出：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它摆到更大一点的领域和范围中去研究，也就是说把科技档案任务、内容、范围这个问题放到整个档案工作的领域中去研究，究竟什么是档案，什么是档案工作，档案同图书、文物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它的界限在哪里。如果是这样，而不是仅仅就科技档案来论科技档案，那么就有可能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好地进一步深入，逐步提高认识。
先生赞同中国档案学会名誉理事长于光远的观点，认为：“文件、手稿、记录、技术图纸等在未形成档案之前决不是为公众看的或用的，而是为了当时处理事务的需要”；“档案是有意识保存下来，不是无意识地保存的”。对于档案工作环节，先生指出：
至于工作环节到底是六个，还是七个、八个、十个，我觉得也不是死板的、固定不变的……可以随着发展需要而增加，根据实际工作情况的发展而增加。
但是我认为无论如何，收集总是我们档案工作的首要的一个工作环节，它是从文件归档转化为档案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环节。
那么，如何看待归档以前的一系列工作？那就是我们为了要做好收集工作，必须做好归档以前的一系列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是收集的重要准备工作和基础工作，实际上也是收集工作的一部分。
先生进一步提出：
可以考虑专门写一本企业科技档案工作的书，把基层企业单位的科技档案工作的经验和认识总结一下，充分研究和阐述它的特点。一方面我们要遵循档案学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另一方面又要充分阐述企业部门科技档案工作的特点。
第一编写科技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与归档，第二编写收集、整理、保管及特点，第三编写科技档案的利用等（当然都要把特点写出来）。
我认为写书或编教材，大家可以多样化一些，不一定固定按六个环节来编教材和写专著，我们也不主张一定要一开口就是六个环节，可以灵活多样些。
8月11日，先生应邀参加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召开的东北三省首次档案工作协作会议并发表讲话。
8月，先生受黑龙江省档案学会邀请，为省直属机关及中直在哈单位的档案干部200余人做学术报告《关于档案学研究》。
8月，方继树在《档案学通讯》1983年第4期上发表《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应该解决的几个问题》一文，评价先生：“吴宝康教授关于建立、发展我国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的意见和他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是一种创新。”
9月1日，先生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名誉主任。
9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举办高校档案专业教师脱产进修班开学典礼，先生发表讲话。
9月21日，先生出席纪念《档案工作》杂志创刊三十周年茶话会。先生在讲话中指出，《档案工作》在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建设中所立下的历史功勋是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并祝愿《档案工作》杂志办得好上加好。
10月25日，先生在《档案工作》1983年第5期上发表对《档案工作》创刊三十周年的贺词——《我的祝贺》。主要内容是：
《档案工作》创刊三十年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开创和发展的历史缩影，同时也是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档案学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见证。
10月，先生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12月10日至13日，第一次华北地区档案工作协作会议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先生参加会议。
12月22日，先生出席首都档案工作者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集会。
是年，先生被评为教授。
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通知，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档案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先生担任首批档案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1月，先生在《档案学参考》1984年第5期上发表《关于开展档案学术研究活动的几点意见》。该文为先生参加中国档案学会学术部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大会）时的讲话。先生对于中国档案学会学术部如何组织和领导会员开展档案的学术研究活动，谈了几点意见：
（一）明确学术部的任务和目标；
（二）加强研究队伍的团结，大力组织协作研究；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
（四）坚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五）广泛组织群众，积极地有计划地举办多样化的学术活动。
2月25日，先生在《档案工作》1984年第1期上发表《谈谈档案的编研与利用工作》。文章指出：
只有积极开展编研工作，才能充分发挥档案的作用，把“死”档案变成“活”档案，为四化建设服务，从而提高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
发挥档案的作用，概括起来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发挥档案史料价值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挥它的现实价值的作用。
随着揭示档案内容的方式与深度的发展，编研工作也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由小到大、由易到难地发展着，这也就是以档案为情报源，把档案的内容揭示出来，向领导提供情报。这一方面说明编研工作很重要，也说明档案情报学的建设是有理论与实践基础的。
2月，先生在《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上发表《马克思重视档案及其作用》。先生指出：
大量事实表明：马克思历来十分重视以档案为锐利武器，无情地揭露和打击敌人，战胜敌人，充分显示了档案所起到的真凭实据的巨大作用。
马克思不但善于利用档案进行对敌斗争，而且以深邃的眼光将是否重视和充分利用档案看作革命斗争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之一。
马克思在进行科学研究，创建革命理论的活动中，同样非常注意发挥档案材料的凭证和参考作用。
马克思不仅重视利用档案进行政治斗争和科学研究，而且还亲自参加过档案工作的实践，对档案工作业务问题曾有过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和论述。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在档案收集问题上提出了“归档”这一概念。
还须提及的是，马克思提出过对档案必须进行整理的思想。
4月25日，先生在《档案工作》1984年第2期上发表《档案学研究在中国》。先生指出，建国后中国档案学的建设与发展历史明显地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明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并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档案工作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建设和发展中国档案学，从而使档案学成为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一门学科。它不仅研究档案工作的具体经验和技术方法，而且还研究档案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以及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二）是在总结中国档案工作的实际经验，批判地继承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遗产，以及学习借鉴外国档案工作的有益经验，不断防止克服种种片面性的过程中建设和发展起来的。（三）中国档案学是明确地把档案学作为一门具有自己独特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来建设和发展的。在我们国家制定的历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中，都把档案学列为一门独立学科。（四）是与国家档案业务的指导和高等档案教育的建设相密切联系的。
先生进一步指出，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档案学已经初步建立起自己的相对完整的科学体系”，已包含如下多个方面的分支学科：
（1）档案理论。如档案学概论、档案学理论与历史等。（2）档案管理。如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国家档案事业管理等。（3）档案内容研究。如研究档案内容的史料价值和作用的档案史料学、研究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档案内容的现实价值和作用的档案情报学等。（4）档案历史。包括中国档案事业史、外国档案事业史等。（5）档案保管和技术。包括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缩微复制技术、档案修复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等。（6）档案法规。包括中国档案法规研究、中外档案法比较研究等。
先生认为，当前中国档案学研究正健康地发展，并显示了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一）从研究机关档案室和档案馆工作向着以全国档案馆事业为对象的方向发展。（二）从技术方法的研究向着从事基本理论研究的方向发展。（三）从档案管理工作的研究向着深入到档案内容的研究的方向发展。（四）从传统的手工业式的整理和管理工作方法的研究向着应用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和缩微技术的研究方向发展。（五）从偏重研究文书档案的管理向着兼同研究文书档案和科技档案管理的方向发展。（六）从对中国档案工作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向着注意研究外国档案工作的历史、理论和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方向发展。
4月29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举行茶话会，祝贺单士魁从事档案工作六十年暨光荣退休，先生到场祝贺。
5、6月间，先生为指导研究生撰写硕士论文，与助手和两名研究生一行四人在江苏做调查研究。先生对南京、镇江、常州、无锡和苏州等地的档案工作情况做了调研。在南京，先生调查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南京市城建档案馆。5月24日，应江苏省档案学会和江苏省档案局邀请，先生做了专题学术报告《进一步树立档案科学观点和档案政策观点，开创档案工作新局面》，江苏省的部分档案工作者70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5月26日，在江苏省档案局局长瞿光枢的陪同下，先生一行前往镇江、常州、无锡和苏州等地参观调查，并应邀做学术报告。在镇江，先生参观了茅山革命史料陈列馆。在苏州，先生答应苏州大学受聘为兼职教授。
6月16日，先生在浙江省档案局、浙江省档案学会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做《档案事业的建设与档案学》报告，7月30日，此报告发表在《浙江档案工作》1984年第7期上。先生指出：
我们国家的档案事业已经建立起来，概括地说，正如最近国家档案局的同志所说，我们国家的档案事业是以各种机关档案室为基础，以各级档案馆为主体，以档案教育、档案科学、档案宣传出版，以及档案的国际活动为助手和条件，以各级档案管理机关为管理和组织全国工作的领导核心的具有国家规模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们的档案事业中，有各级档案局（处、科）、各级档案馆、档案室，以及教育、科学等机构。档案室包括机关档案室和企业部门的科技档案室，它们都是我们事业的基础。档案事业的主体，是各级档案馆。
我们建设国家档案事业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管好档案，更重要的是为了用好这些档案。档案正是因为它有用，才把它保管起来，保管是为了利用，不是为了保管而保管。而且只有通过利用，才能把档案事业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为它们服务。我认为这是我们档案工作中和档案学理论中的一个最根本问题。
档案学也应该研究在“新的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到来的形势下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我认为我们对档案的认识，一方面当然还是要看到它是工作实践活动的记录，同时，另一方面，是不是还应该把它看作经验、知识、信息、科学技术的一种载体。如果这样的认识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保存的档案馆是科学文化事业性质的机构，当然是更清楚明白的了。现在我们还是不是应该进一步看到：档案部门是不是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知识部门，是个智力部门。正因为档案部门所保存的档案是经验、知识、信息、科技的某种载体，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知识部门，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科学文化部门。
我感到，现在有这样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将来档案、图书、情报、资料、文献等等会越来越一体化。……档案与图书、情报、资料相比较，具有本源性的特点，在未来实现一体化的过程中，档案必将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与作用。
6月16日，先生与在浙江省档案馆实习的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1981级学生合影。
1984年吴宝康（一排左三）在浙江省档案馆与中国人民大
6月18日，先生在《档案学通讯》1984年第3期上发表《科技档案与经济效益——复姜树滨等四同志信》。对于“科技档案为什么通过利用才会产生经济效益呢？”这一问题，先生认为：
因为科技档案是一种科学与生产技术的记录，是科技和生活知识、信息的载体，是人们生产劳动成果的存在形式。科技和生产知识、信息是科技档案这个物质载体本身内在的客观内容，而科技和生产知识、信息是能够满足生产的某种需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知识、信息的有用性就决定了科技档案的有用性，也就决定了科技档案本身具有使用价值。我们知道，使用价值是在消费中实现的，那么科技档案的使用价值则是结合生产活动过程，在利用中实现的。正因为它有使用价值，所以我们说科技档案在生产活动过程中，通过一定形式的利用，就能产生经济效益。
先生进一步指出：
所以，要研究档案、科技档案产生经济效益的问题，首先要对“经济效益”这个概念以及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理解。当我们认识到社会各部门是处于普遍相互联系之中的，才有可能来具体考察我们档案部门关于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
6月29日，先生与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北京分院1982级档案学专业函授生120位毕业生合影留念。
6月，先生在上海访问原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魏文伯时，魏文伯书写了“活的档案，现在的制度太严”的字句给先生。
9月12日，国家档案局和中国人民大学签订《关于建立档案学院的协议书》。双方协商决定：国家档案局在1984年内向中国人民大学投资400万元，1987年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档案学院，开设历史档案管理、科技档案管理和档案保护技术三个专业，1989年在校生达到500人。
9月12日至18日，第二次华北地区档案工作协作会议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先生出席并向山西省千余名档案工作者做了学术报告《档案事业的发展与档案学研究》。
9月25日，先生在《档案与建设》1984年第1期上发表《明确树立档案科学观点和档案政策观点 开创档案工作新局面》。先生指出：
在我们的档案工作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即对档案工作仅仅作为单纯业务性的工作来看待，而未能自觉地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认识，来研究。不少同志在许多场合往往习惯就工作论工作，就业务论业务，而没有把它提高到科学的高度上，去加以科学的论证与探讨。这样，显然不仅影响了档案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影响了档案工作水平的提高。
关于档案政策的观点，就是说要把档案工作提高到党和国家政策的高度去认识。
我们提出树立的档案科学观点，与档案政策观点是两个不同内容的观点，但两者又有它的一致性。我们的档案科学要为制定我国自己的全面的档案工作政策去做深入的研究，去科学地阐明我国的各项档案政策；而正确的科学的档案政策，又是我国档案事业和档案科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
9月，先生受聘为苏州大学兼职教授。
1984年苏州大学向吴宝康颁发兼职教授聘书
9月至10月，先生对山西省委、省政府10个直属单位档案室和11个县市档案馆，以及3个地市、3个公社、7个生产大队的档案工作深入考察，撰写了《关于当前档案工作开展情况的考察报告》。
10月27日至31日，首届全国高等院校秘书学教学经验交流会在上海举行，先生到会讲话。
12月4日至8日，中国档案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全国第二次档案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先生当选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并致闭幕词。
1985年3月2日，闭幕词发表在《档案学通讯》1985年第1期上。先生指出：
中国档案学会和各地学会担负着把档案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责任。在这个任务面前，我们需要更好地遵循党中央关于科学研究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一步解放思想，放手地开展学术研究，鼓励不同意见之间的同志式争论，求同存异，让实践来检验学术上的正确和错误。这是促进学术研究繁荣的一条正确方针，也是中国档案学会应当坚持的方针。
12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举行第十二次科学讨论会。讨论会由档案系主任陈兆祦主持，国家档案局局长韩毓虎、中国档案学会理事长裴桐、中央档案馆馆长王明哲及校内外专家60余人出席。会议主要讨论先生所著《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一书。大家对先生多年来在档案学科园地里辛勤耕耘、潜心研究、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梅岱说：“吴宝康同志是档案学战线上不疲倦的开拓者。”裴桐说：“吴宝康同志的书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有人认为档案学不是科学，吴宝康同志为了说明它是一门科学而不懈地努力，这种精神值得钦佩。”王明哲认为，吴宝康同志不仅“花费很多心血收集许多材料，治学精神值得钦佩”，而且他还“欢迎各方面提出批评意见，这种精神值得称赞”。韩毓虎也说：“我对吴宝康同志的治学精神表示钦佩。”朱金甫还强调指出，难能可贵的是，“吴宝康同志的学术观点从未停止过，而且不断发展，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补充自己的观点”。
不少同志在发言中对《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一书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予以充分的肯定，做了高度的评价：
韩毓虎说：“吴宝康同志在长期繁忙的教学活动中孜孜不倦地进行档案学研究，《初探》一书就是他几十年来档案学研究的成果之一。我相信这本书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档案界的重视和欢迎”，“对他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表示祝贺”。韦庆远说：“我认为吴宝康同志的书很好”。鞠德源指出：“《初探》一书对建立和发展档案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它是自成理论体系的”，“这样的学术专著，应当公开出版同国外交流”。还说：“我认为，我们应当珍惜这一成就，应当研究和发展这一成就”。王传宇表示：“看了《初探》后，感到它是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初探》一书是吴宝康同志几十年辛勤研究的结晶，体现了许多深刻的思想”。朱金甫则强调指出：“《初探》这本著作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列主义理论作指导对档案工作实践进行研究的专著。这部专著相当于档案学基础的基础。”曹喜探对《初探》作了这样的评价：“作为一本专著，它论述的范围是很广的。此书是目前我国档案学领域内容比较新颖的专著。”和宝荣在发言中不仅肯定“本书的内容是开发性地、全面性地展开论述”，而且还着重强调指出：“此书的一个特点是里面的许多观点都是作者经过多年探索而提出的首创性思想”。梅岱在发言中一方面强调指出“本书材料丰富，它既可作为档案学的基础理论，又是培养学生专业思想的生动教材”，另一方面又对该书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鲜明性”、“全面性和深刻性”三个特点作了简要的论述。
发言者除了对先生本人及其《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一书给予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外，还主要围绕该书的内容、思想和观点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系统的评述，并就有关档案学理论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12月，北京市高等教育局授予先生从事教育工作30周年证章。
12月，先生在淮安题字：“档案工作贵在做活。”
是年，国家档案局成立档案学规划小组，由先生任组长，提出《“七·五”档案学发展规划（初稿）》。
1月9日，先生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1981级毕业生题词：“你们是新中国档案事业的继承者，新时期档案工作的开拓者和改革者。”
1985年吴宝康给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
1月，先生为《甘肃档案》1985年第1期题词：“一定要把档案工作做活”。
2月，先生受聘为上海大学兼职教授。
3月2日，先生在《上海档案》1985年第1期上发表《加强档案科学技术工作》。文章指出：
我觉得关键要抓好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新技术新设备引进了，没有懂得和掌握这些技术的人，就无法应用。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基础工作，或者是基础的技术工作，水平还要提高。这两个问题需要及早注意，及早抓。否则将会被动的。另外，我们对传统的经验也不能忽视，更不能把它丢掉。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过去历史上的宝贵遗产，其中有一些技术上的传统经验，可以应用到我们档案工作上来。
3月20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六十周年庆典筹委会召开首次会议。先生担任筹委会委员。
4月16、17日，北京市档案学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先生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讲话内容以“充分发挥档案作用 大力开发档案资源”为题发表在《中国档案学会会员通讯》1985年第2期上；《北京档案》1985年试刊号也以“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学术研究”（题目为编辑所加）为题予以转载。先生指出：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明确认识档案是一种知识宝库，一种信息资源，档案部门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知识部门，只看成保管库的认识，显然是已经过时了。
为了实现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要求，档案的利用工作必须在更高水平上，彻底地、全面地但又是逐步地、有计划地从封闭转变为开放，从为机关服务转变为面向社会，从被动转变为主动，从单一转变为多样，从零散转变为系统，从低效转变为高效，从单独一馆的档案利用转变为网络式的馆际综合利用。这当然就要求档案工作，也包括档案利用工作在内，采用现代化手段，实现现代化。
5月7日至21日，应山东省档案局、山东省档案学会的邀请，先生赴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等地考察档案工作，并为山东省直机关及济南、青岛、临沂等地的档案工作者做了题为“档案工作贵在做活”的学术报告。
先生指出：
我今天讲的档案工作做活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要积极开展档案的利用工作，要把死档案变成活档案，要把做活作为我们的着眼点和出发点，要把档案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像对待矿产资源一样，充分开发它，利用它，发挥它的作用，来造福于全国人民。也就是使档案工作适应新时期的新形势，适应当前改革建设的需要，高质高效地提供档案，充分发挥档案的作用。
我们现在的利用工作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是已经从过去为政治斗争服务转变到为经济建设、历史研究等方面服务上来，已经从过去零碎地提供利用转变到系统地、成批地提供利用上来。
怎样才能把档案工作做活呢？先生提出几点意见：
（一）提高我们对档案工作贵在做活的认识
1.档案工作贵在做活，是我们档案工作经验的总结。
2.档案工作贵在做活的思想是符合档案学基本理论的。
3.贵在做活是档案工作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
4.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做活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需要。
5.贵在做活是我们时代的要求，改革的需要。
6.贵在做活是适应档案利用工作本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为把档案工作做活，要解放思想，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三）贵在做活，要明确使档案工作为我们党的总目标、总任务服务
（四）为了做活，档案利用工作还要实现几个基本要求和方向性的转变
要使档案馆事业和整个档案事业真正实现从封闭式转变为开放式，就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五）关于档案工作做活的几个具体问题
1.要解决利用和保密的问题。
2.要建设馆藏资源。
3.要大量地编制成龙配套的检索工具。
4.要大力加强编研工作。
5.要抓利用动态的研究。
6.要重视对档案馆科学管理的研究，加强人、财、物的合理使用。
7.加强档案学理论的研究，用档案学的理论指导实际，活跃档案的学术研究，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提倡学术自由、民主。
8.重视档案专业人才的培养，建设一支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档案干部队伍。
6月15日至22日，先生出席全国档案学教育改革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6月18日，先生在《档案学通讯》1985年第3期上发表《建设秘书学的一些设想和意见》。先生指出：
依我看，秘书学应该是一门研究辅助领导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应当是辅助领导处理政务和事务实践中的规律性知识，它不应该仅仅从一些技术方法上去研究。秘书学是属于政治学、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的。
先生设想中的“秘书学概论”的内容，“除研究秘书学的对象与任务，秘书和秘书工作的性质、任务、特点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外”，还可设置以下几篇：
（一）“沟通篇”，即沟通上下关系，协助领导使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这是秘书工作的重要任务，可以把调研工作的基本精神结合在一起加以阐述，不能把调研工作的理论和内容原封不动地全部包进来。……从信息论的观点来看，秘书工作实际上有很多就是信息工作，因此搞一个“沟通信息篇”或“信息篇”也是可以的。
（二）“政策篇”。
（三）“群众篇”。
（四）“写作篇”。既不是讲一般文学作品的写作知识，也不是研究各种各样文件和公文的具体写作技术与方法，而是突出地研究写公文的一般经验和规律性的知识，要从秘书工作的角度去研究，不是具体讲述各种文件的写作技术与方法，这样就与文书学区别开来了。
（五）“会议篇”。“会议篇”不要单纯阐述会议的组织及其方法，而要着重研究解决“文山会海”的“会海”问题，以及研究会议的重要作用、组织和任务等一般知识。
（六）“管理篇”。包括文书处理、档案管理、生活管理、机关事务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内容。……秘书学的研究领域要比文书学宽广得多，秘书学不应把文书学中的文书处理内容都搬过来，而要以辅助领导为出发点，着重把监督和检查文书处理工作的内容突出出来即可。
（七）“素养篇”。
（八）“效率篇”。特别要研究解决“文山会海”中的“文山”问题。还要研究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实现办公自动化的一系列问题。
6月28日，先生作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首次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攻读档案学理论与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冯惠玲、丁志民通过答辩。这是我国第一次授予档案学专业硕士学位。
29日，先生与硕士毕业生合影留念。
1985年吴宝康与首届档案学研究生冯惠玲、丁志民
1985年吴宝康（一排左六）与首届档案学专业硕士毕业生合影
7月5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向中国人民大学发文《同意你校设立档案学院》［（85）教计字084号］，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档案学院，并同意档案学院现设历史档案管理、科技档案管理和档案保护三个专业。
198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文
8月4日至8日，中国档案学会在哈尔滨召开档案工作改革问题学术讨论会，先生主持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8月16日至17日，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分卷编辑委员会在京成立，先生被聘为分编委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第一部由国家组织各方面力量编纂的多卷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是概述古今中外各学科和各知识门类的完备的工具书。档案学分卷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的一个部分，系统、全面地介绍档案学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内容。
198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档案
8月28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档案局联合发出《关于发展和改革档案学教育的几点意见》，要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办成我国高等学校档案学教育与档案学研究的中心，成为培训高等学校档案学师资的基地”
。
8月，《民国档案》创刊，聘先生为顾问。
9月20日，先生应江苏省档案局（馆）和江苏省档案学会的邀请，向南京地区的档案工作者做学术报告。1986年2月20日，此报告经整理后以“谈谈档案工作的改革”为题发表在《档案与建设》1986年第1期上。先生认为：
邓小平给《经济参考》的题词是：“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我认为小平同志这一题词，可作为档案工作的指导思想。档案是一种信息资源，档案部门是一种信息知识的管理部门。
档案事业是我国整个社会科学能力的组成部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档案工作的地位就是社会科学能力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说是生产能力的一部分。
档案工作贵在做活，就是要积极开展档案的利用工作，充分发挥档案的作用，为四化建设服务。
我认为要把档案馆从封闭、半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首先要转变我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我再提一下邓小平同志的另一句话，就是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我感到利用工作要在过去的水平上，比较全面地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封闭型转到开放型，要从为机关服务转到面向社会，从被动转为主动提供利用，从单一的服务转变为多样化。
10月4日，苏联档案管理总局副局长图里谢夫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会后，先生设宴招待图里谢夫，并赠送档案系编辑的刊物和教师们编著的图书。
10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在北京颐和园宴请参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建馆六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外国学者。先生感谢各国朋友的大力支持，并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联系、扩大交流，以进一步学习借鉴国外史学工作和档案工作的先进经验。
10月24日至30日，华东地区第三次档案工作协作会议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先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9月至10月，《吉林档案》1985年第5期刊登了《档案学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并注明“摘自中国人大档案学院吴宝康教授在全国档案学研讨班上的报告录音”
。
11月19日至20日，中国档案学会档案保护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先生出席会议并讲话。先生指出“档案保护技术工作是档案工作中的‘半边天’”，并肯定了档案保护技术学的地位与意义。
12月8日至13日，由中国档案学会、上海市档案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组成的《档案学词典》编辑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先生任编委会主任。
1985年《档案学词典》主编聘书
12月15日，先生在纪念全军建立档案工作三十周年暨第一次档案学术讨论会上发表题为“加强档案学理论研究 努力提高军队档案工作科学水平”的讲话。先生指出：
档案学所以是一门独立科学，就是由于：（1）它有自己所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2）还有我们国家档案工作的实践基础和社会实践的需要；（3）有我们自己所特有的概念、知识、体系和理论的依据。
当今，档案学已经从经验性的科学向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全面发展。档案学已经突破了文书工作和机关档案室。文书档案和历史档案的研究范围，向着多门类的档案、档案馆，其中包括军事档案以及整个档案馆事业展开全面广泛的研究。档案学已经从一门研究档案管理的科学向着深入系统地研究档案内容、揭示档案内容、提供档案史料、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充分发挥档案社会作用这个纵深方向发展。档案学正在从研究传统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向应用现代化的技术和管理手段包括电子计算机、缩微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等方向发展。紧紧掌握上述现代档案学研究的发展动向，全面地积极开展档案学的科学研究，为发展和建设我国档案事业服务，是当前开展档案学术研究活动的，具有方向性的研究方面。
我想我们要大力地提倡在军队的档案部门的实际工作的同志们中开展档案学术研究活动，要明确树立一个档案科学的观点，把档案工作当作一门科学，放到一个科学的位置上去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我国和我军档案工作的科学水平。
是年，先生为陈兆祦主编的《三十国档案工作概况》（档案出版社出版）作序。先生指出：
我国档案工作要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实现自身的现代化，闭关自守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打破闭关自守、因循守旧、狭隘保守、墨守成规的思想，开阔视野，解放思想，实行开放，面向世界，了解世界，加强同世界各国档案界的联系和发展友谊，全面了解和研究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档案工作，从中得到比较和借鉴，从而把我国档案事业建设得更加繁荣发达。
是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研室主任曹喜琛、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教师韩宝华在《档案》1985年第2期上发表《关于档案文献编纂学建设的若干问题——读〈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之管见》。文中肯定先生在《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一书中全面、概括地论述了文献编纂学的“对象、任务、研究领域和建课方向等重大原则性问题”，并从“如何全面揭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对象任务”“如何在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中做到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结合”“如何正确认识档案文献编纂学与历史学及其他历史辅助科目的关系”三个方面对《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探讨。
1月17日，先生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校务委员会委员。
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聘书
3月30日，先生在《上海档案》1986年第2期上发表《加强档案学理论研究》。文章指出：
我认为，可否构成一门科学，主要是看三个条件。简单概括起来说，就是实践需要、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
第一个条件是实践的基础和实践的需要。
第二条，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
第三条，要有自己特有的知识系统、理论体系以及理论依据，要有这门学科特有的一系列概念。
如果这三条是站得住的，那么用这三条来衡量，我们今天的档案学是不是都具备了呢？我想是具备的。因此我认为档案学是一门科学，这样的认识是有科学根据的。
那么，三十多年来我们新中国的档案学现在已经建设发展成为一门怎样的科学呢？概括说来，我国档案学已经从技术型、经验型的科学，发展为一门理论的科学；已经从作为历史学的一门辅助科目发展为独立的科学；已经从单一的科学发展为具有一定的科学体系以及若干分支的科学；已经从专家研究发展为专家与群众相结合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
随后，先生进一步谈了档案学的体系及其分支学科的问题。
4月4日，先生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委员。
4月18日，先生在《档案学通讯》1986年第2期上发表《办好档案教育 发展档案科学——纪念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发布三十周年》。文章指出：
《决定》是我国建设国家规模的档案事业的第一个法规性文件，它不仅对实际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而且也确立了我们国家规模的档案事业管理体制和原则。不仅涉及当时档案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深有远见地提出了档案教育和档案科学研究的问题。它的发布凝结着党和国家对档案事业的重视和关心，不仅具有彻底改变我国档案工作的落后面貌的历史意义和指导当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建设的现实意义，而且还为建立和发展我国档案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国档案学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呈现出如下特点：
（1）我国档案学已从一门技术方法性、经验性的学科发展成为既有系统理论，又有应用技术、方法的科学。
（2）已经从作为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发展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
（3）已经从一门单一科目的学科发展成为具有若干分支学科的科学体系。档案学不再是一个单一科目的概念，而是已经成为一个组合概念，它包括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学史、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文书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档案事业史、外国档案事业史等多个分支学科。
（4）档案学研究已出现从专家研究发展成为专家研究和群众研究相结合的趋势。全国各地档案学会的普遍建立，档案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日益发展，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重要标志。
无论是当前档案工作实践，还是档案理论研究，都面临着两个一体化的趋势，这就是档案、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和文书、档案工作一体化。
4月18日，中美两国档案工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举行学术座谈会，先生出席。
5月15日，先生在石家庄档案学术会议上做《建设档案利用理论 丰富发展档案学——“利用为纲”思想的新发展》报告。先生认为，1985年8月在京召开的全国档案馆工作会议上国家档案局的《坚持改革，扎实工作，全面发展档案馆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报告，是“利用为纲”思想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报告中总结的档案馆事业取得突破性成就的五条基本经验中，有四条是总结、阐释或者体现“利用为纲”的正确思想理论的。
5月25日，四川大学历史系陈贤华在《四川档案》1986年第2期上发表《档案工作中一个极重要的理论问题——读〈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札记》。文中评价先生在《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中“提供了分析档案工作矛盾运动的范例”，“比较透辟地分析档案工作的矛盾运动，为解决档案工作中的各项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5月26日，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冯子直主持召开部分单位参加的档案馆网规划问题座谈会，就《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讨论稿）》进行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先生参加座谈会。
5月30日，先生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奖金基金委员会委员。
5月31日，先生在《湖南档案》1986年第5期上发表《档案学及其学科体系》。文章指出：
全国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得到了恢复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自觉性更高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研究的人数大大增加了；第二，近年来档案教育的发展，促使我们把档案学更好地作为一门科学去研究；第三，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大百科全书·档案卷》的编写和《档案学词典》的编写工作，也促使我们把档案学当作一门科学去研究；第四，过去受时间、条件的限制，研究档案学是从具体工作、一门一门分支学科去搞的，合在一起好像成了一个体系。
先生指出“档案学现在已经发展到不是一个单一性学科，而是由若干分支学科组成的一个学科群体”，提出了一个四至六层的档案学科体系表。
6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举行第二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会。1983年入学的郑鸽、李宪、魏娜和朱国斌四名硕士研究生在先生和丁永奎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先生参加答辩会。
7月20日，先生被空军政治学院聘为兼职教授。
7月29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档案局在长春举行全国档案学研讨班。先生在研讨班上做专题报告《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此报告后被收入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一司文科教学处、国家档案局教育处编的《档案学理论新探索：全国档案学研讨班专题报告、发言集》（档案出版社1987年出版）。文中先生分历史、现状、发展趋势三部分论述了档案学的发展：
（一）关于档案学的产生及时间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档案学及至外国档案学究竟是什么时间产生和形成的。
我的观点是：在我国古代就已经有了档案和档案工作，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档案，迄今已有三四千年，但在我国古代并没有产生档案学。应该看到，档案馆的产生与档案学的产生是有联系的，尽管在我国古代已经有了档案和档案工作，但没有真正意义的档案馆，只是有了档案库。档案馆和档案学的产生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出现相联系的，可以说档案学在古代已经有了思想的萌芽、有了档案工作经验的积累，但并没有产生和形成档案学。至于历史上有关档案工作的条例、办法、规章制度，不能直接认为就是档案学的研究，仍属于经验积累的性质。
（二）关于对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即对旧中国的档案学研究应该如何评价和估计的问题。
关于这些问题，我认为正确的评价与估计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旧中国的档案工作只能称为档案工作，或档案事业建立前的准备期，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档案工作才是真正的档案事业。对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改革、文书档案连锁法的评价，从政治上分析仍是需要的，把三四十年代产生的档案学，说成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这样的评价太高了，只能说是积累了经验知识，只有社会主义档案学的产生和形成才是真正的飞跃。
（三）关于如何认识与评价建国后50年代学习苏联的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我国50年代学习和借鉴苏联档案学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是必要的、成功的，虽然其中曾出现过教条主义、照抄照搬的现象，但在中央、北京市和高教部的领导下迅速有了改变，注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批判了教条主义，在档案学的理论研究中注重突出中国社会主义档案学自身的特点，注重对我国档案工作实践的总结，所以不能说是走了弯路，不能盲目否定。
今天，无论是建设我国档案事业，还是发展我国档案学，我们仍然强调必须注意借鉴和重视学习外国档案工作的经验，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理论和先进技术，不但要学欧美，也要学苏联，而且就档案学来说，我看我们主要应借鉴苏联。
（一）我国档案学发展的特点及主要经验。
我国档案学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呈现出如下特点：
1.我国档案学已从一门技术方法性、经验性的学科发展成为既有系统理论，又有应用技术、方法的科学。
2.我国的档案学已经从作为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发展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当然，这不是说档案学与历史学没有联系了，而是由于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不能再用这种传统的观点来认识档案学。
3.我国的档案学已经从单一的学科发展成为具有若干分支学科的科学体系。档案学不再是一个单一科目的概念，而是已经成为一个组合概念，它包括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学史、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文书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档案事业史、外国档案事业史等多个分支学科。
4.档案学研究已出现从专家研究发展成为专家研究和群众研究相结合的状况。全国各地档案学会的普遍建立，档案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日益发展，就是这种发展的重要标志。
我国的档案学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关于我国档案学在建设发展中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四点：一是明确地把档案学作为一门具有独特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来建设发展，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去研究，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二是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践来建设和发展档案学，这是我们提高和加强档案学理论水平最根本的一条；三是在总结我国档案工作实际经验，批判地继承我国档案工作的历史遗产，吸收相关学科的成果以及学习借鉴外国档案工作的经验，并不断地防止和克服种种片面性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四是我国档案学的发展是与国家档案业务指导和档案专业高等教育的建设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
（二）对我国档案学现状的分析。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战线的面貌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可以说已经进入历史的新阶段……我国档案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扩展、突破，就是历史性变化的反映。其主要表现如下：
（1）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已经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
（2）对档案学应用方面的研究也在发展。
（3）对专门档案的研究日益增多。
（4）关于现代化管理的研究已经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5）对于科技档案的研究已开始深入，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
（6）关于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特别是在档案库房温湿度的调节与控制、档案去酸等方面的研究，是有一定进展的。
（7）随着我国档案工作的不断深入发展，档案作为信息资源中的一种的观念，也就是档案信息观正在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关于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正将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是我国档案学具有突破性发展的重要标志。
（8）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分卷、《档案学词典》以及《档案学概论》的编纂，这项工作本身就表明档案学研究的突破，标志着我国档案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关于趋势的理解和认识。
（二）关于促成我国档案学发展的诸因素。
（三）档案学的发展趋势。
档案学的建设具有无限广大的发展前景。为此，我根据当前档案学发展的情况，提出关于档案学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供同志们参考。
1.系统论、信息论及控制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必将引入档案学的研究，从而使档案学研究有所突破，以至面貌一新。
2.档案学基础理论将日趋加强，人们将日益重视，同时，应用研究将更加向广度、深度发展。
3.科学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趋势，也将影响档案学的分支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充实和增多。
4.档案现代化管理的研究必将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以现代化管理方法为主，传统管理方法为辅的二者并存的局面将长期存在。
5.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研究将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6.图书、档案、情报一体化和文书、档案一体化的趋势终将实现，成为档案学的又一突破点。
7.过去档案学的研究基本限于对管理的研究，今后将突破这种状况，深入到档案的内容中去研究。
8.在档案学研究中，我们将更加重视研究方法，并将把新老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形成适合档案学研究的全新的、综合的方法体系。
9.档案学研究中将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提倡学术民主、学术自由的风气，行政束缚终将被冲破，大胆探索与实事求是的学风终将形成。
10.档案学研究将脱离档案专业教育而独立地发展。
（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学，终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与外国相比，中国档案学的特色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中国的档案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档案学；以集中统一管理为原则；以机关档案室为基础；采用现代化管理与传统手工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在档案学学科体系中，将科技档案管理和档案保护技术作为档案学的重要分支学科，这是我们的特点。我们将继续总结经验，继承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和发展。
9月1日，先生受聘为南京大学兼职教授。
1986年南京大学兼职教授聘书
9月5日，先生带领两名研究生在上海市长宁区档案局（馆）调查研究，为长宁区档案局（馆）题词：“巩固基础 发扬成绩”。
9月8日，先生在上海做学术报告《建设档案利用理论 丰富发展档案科学》，先生认为“到了提出建设档案利用理论问题的时候了”，论述了档案利用理论的基本内容与理论基础，认为“档案利用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利用为纲”。先生认为：
五年来全国档案工作已取得了突破性变化，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档案事业的最好水平，为将来取得更高的、更好的成就，打下了基础，那么突破在哪里？
首先，在报告里讲到档案馆数量的迅速增加，突破了原来单一性的形态，向着多门类、多层次的国家档案馆网发展。第二，馆藏档案数量明显增长，档案结构正向着多样性和全面性发展，这就突破了以往的接收范围狭窄的框框。第三，是管理水平迅速提高，传统的手工管理正在逐步转向现代化科学管理，在技术设备上也有一定的突破。第四，档案馆、局的干部数量增加、发展起来了，知识结构也有明显的变化。第五，就是开放历史档案，开展利用工作，但档案馆已经开始由封闭、半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在服务对象、提供利用内容上也都有突破，已经从过去的为党政机关、为政治斗争服务发展到为各方面服务，不仅为机关单位服务，还为社会的一般群众服务，而且不仅为国内服务，还为对外文化交流服务。服务形式，也从单一的转变为多样的，从被动转变为主动。
9月18日，先生带领两名研究生到达无锡做调查研究，20日在无锡市做学术报告《新形势下档案事业的发展》。
9月20日，先生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学衔委员会历史学评审组委员。
9月，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先生《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一书。印数1.8万册。先生著书的本意是为档案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提供教材，但这本“研究性、探讨性的书稿”也是先生三十多年来长期积累的研究成果。先生自1958年起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本科生讲授“档案学理论与历史”课程，1978年复校后继续此项研究，1981年起执笔写作，1982年1月16日成稿，1982年10月内部发行。先生在“前言”中写道：
“档案学理论与历史”是档案学研究中新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科目。在高等学校的档案专业中，它可以是一门单独课程。其研究内容，我想大概可以包括以下十二个方面：（一）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二）档案学的研究范围、构成及其内容；（三）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四）档案学的性质与特点；（五）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六）外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七）档案学的各种概念、定义、想法、观点、原则和方法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八）档案学不同流派的产生、形成及其思想观点的研究；（九）档案学家的个人历史及其著作的研究；（十）档案学的历史遗产和档案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十一）档案学的发展趋向和前途；（十二）革命导师和领袖人物有关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论述和实践的研究。根据上述想法，同时考虑目前的实际情况，本书编写时暂时分为四个部分。即，第一部分，档案学及其历史；第二部分，建国以来我国档案学的研究及其今后发展；第三部分，档案学的若干理论问题；第四部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与档案。
《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一书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讲 马克思、恩格斯与档案
第二讲 列宁与档案
第三讲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档案
第四讲 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
第五讲 档案学的性质和特点
第六讲 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的关系
第七讲 关于档案学某些观点的我见
第八讲 我国档案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九讲 建国前和建国后档案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第十讲 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档案学的创建和发展
第十一讲 我国档案学研究和发展的曲折道路及其主要问题
第十二讲 对档案学研究和发展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第十三讲 我国档案学及其各科学科目的今后发展
第十四讲 档案学科科学研究干部队伍的建设
第十五讲 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产生和起源
第十六讲 档案工作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第十七讲 档案工作的性质、作用和特点
第十八讲 关于“以利用为纲”的问题
第十九讲 集中统一管理原则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
第二十讲 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努力建设档案事业和档案科学
10月6日，先生回到家乡湖州市，参观市档案馆。10月8日，做学术报告《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形势》。
10月7日至10日，庆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六十周年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先生在会上讲话指出：
明清历史档案已经成为我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全人类珍贵的文献资料之一。
这是一份难以用数字计算其价值的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档案资源，理应得以利用它来为学术研究作出贡献。因此我们还应更好地去发现、挖掘、搜集、征集散存在各地以至流散国外的一切明清历史档案，不断充实和补充我们的宝库，丰富馆藏，建设馆藏。永远不要认为我们的历史档案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但是丰富馆藏的目的，总是为了利用。我们要以利用为主导，保管为基础，进一步做好我们的工作。从利用到开放，再到最近提出的开发档案信息资源，这是我们对利用工作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10月9日至11日，先生在嘉兴调研。11日，先生应邀参加嘉兴市档案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做题为“树立为档案事业奋斗一辈子的思想”的讲话。先生从档案事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阐述了档案事业将永恒存在和发展，极大地鼓舞了大家为档案事业贡献一生的信念。
先生指出：
我们加强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要求加强对人的培养、管理、领导。要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提高我们的业务能力，提高我们各方面的水平，充分调动我们的积极性，为档案事业作出贡献。
接下来，先生讲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讲一讲关于树立、巩固档案专业思想，即为我们的档案事业奋斗一辈子的思想。
第二个问题，我讲一讲要不断地提高对档案、档案工作的认识。
档案、档案工作的重要性，主要不是靠吹出来的，主要是它有一定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发挥档案的作用。我们是唯物论者，要做好档案工作，自己首先要认识它的重要性。要人家了解档案工作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宣传。我不是反对宣传，首先是落实怎样发挥我们档案、档案工作的作用，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档案方面的方针政策，是档案部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利用到开放、到开发，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表明了我们对于档案的利用工作要求越来越高，社会需要越来越多。我们的档案工作越来越同我们国家的复兴、国家的建设紧密地联系起来。
先生在嘉兴的活动被记录整理为《吴宝康教授在嘉兴》，包括照片40张、录音带6盒、文字记录120页、题词5幅，作为名人来嘉兴活动档案，由嘉兴市档案馆保存。
10月18日，江苏省档案局副局长任遵圣在《档案学通讯》1986年第5期上发表《历史性的探索——读〈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文中评价：
吴宝康教授是这样的一位学者，在他的科学道路上，总是孜孜不倦地向前探索着和追寻着。在我国档案工作发展的历史上，这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和全面地研究档案学理论的著作，填补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一个空白。这部著作（即《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概括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全貌，标志着中国档案学研究的重要发展阶段。尽管《初探》还可进一步完善，但“这本著作是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第一部开创性的著作”。
10月18日，湖南省档案局副局长刘国能在《档案学通讯》1986年第5期上发表《读〈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文中评价先生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一书：
这是一部集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之大成、把档案学理论水平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教科书、干部必读和学术理论研究的经典，也是世界档案学理论宝库中一颗绚烂夺目的明珠。
10月20日至24日，华东地区档案协作组第四次会议在杭州举行，先生到会讲话。
先生指出：
可以说，档案管理正在从对于档案实体的管理，逐步过渡到对于档案信息的管理。档案部门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把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作为指导思想。
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是档案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档案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10月30日，先生在广州考察期间，应广东省档案学会的邀请做题为“建设档案利用理论 丰富发展档案学”的学术报告，后经整理后发表于《广东档案》1987年第6期。
文中提出：
档案工作已经开始被纳入或者说开始进入了一个信息观念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档案工作可能从现在开始已经要从过去一般档案的实体管理进入一个信息管理的新的阶段。
10月，先生为浙江省档案馆题词：“面向社会服务四化多途径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12月26日，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优秀成果授奖大会在京举行，先生任评奖活动的主任，冯子直、陈兆祦任副主任。
是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与先生、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及学院西藏毕业生合影。
是年，先生为《中国概况》（英文版）编写《当代中国档案事业》（未发表，后被收入先生的文集《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该文在简要回顾中国档案工作历史之后，重点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档案事业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具体介绍了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照片档案馆、中国现代文学馆、辽宁省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苏州市档案馆、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孔府档案馆等。
是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三十辑《档案学论丛》出版，先生题签《档案学论丛》书名。
1月9日，先生为费云东、潘合定编著的《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档案出版社出版）题词：“开拓学域，堪称创作，丰富档史，科研硕果。”
1月13日，在国家教育委员会文科教材办公室的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档案学概论》教材审稿会在京举行。先生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档案学概论》的编章结构、各章内容、课程性质、学术观点、论述提法、文字修饰、修改意见、综合评价等各个方面。
1月，先生任江苏省档案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
2月18日，广东省档案局局长朱荣基研究员在《档案学通讯》1987年第1期上发表《我国档案学宏观研究的重要成果——读〈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作者认为，先生“对我国档案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关于档案工作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性的理论研究”，而且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就十分重视运用《矛盾论》学说来分析和研究档案工作的规律性问题”
。
2月25日，《山西档案》1987年第1期上刊载《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吴宝康教授谈档案学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此文转载自《吉林档案》1986年第5期。
4月8日至12日，先生应上海空军政治学院邀请参加军事档案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会议，就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联系和区别发表了学术见解。
会议期间，先生做学术报告《我国档案管理已进入信息管理阶段》。先生指出：
（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是广义上的“一体化”，在信息管理方面，不是把图书、档案放在一起管，档案还是档案，图书仍是图书，档案的实体仍按档案管理办法管，图书的实体还是按图书管理办法管，图书分类是知识的分类，档案是按机关工作活动分类的，有自己的特点，不能拿图书的办法来分类。所以，不能把图书、档案两个实体放在一起，只能统一在信息管理上。
现在档案学的研究，需要从过去研究一般的传统的档案管理，转变到研究文献管理、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方面来。我国的档案事业已经进入这样的新阶段，即信息管理的阶段。
4月28日，美国耶鲁大学斯宾思教授、夏威夷大学篮厚理教授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讲学，先生参加讲座。
6月15日，先生在《档案管理》1987年第3期上发表《文书学仍应是档案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先生指出：
文书学是一门独立学科，仍可以并应属于档案学，是档案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文书学是独立学科与属于档案学的分支是不矛盾的。所谓分支学科是从它与档案学的关系来说的，分支学科从其本身来说，都是具有自己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文书学应该仍然属于档案学，与文书学属于行政管理学的认识，也是不矛盾的，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不是非此而彼，而是可此可彼。从研究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角度来看，文书学理所当然可以属于档案学。
现在从机关文书工作自动化以及机关信息管理工作的发展情况来看，已经出现了档案管理与文书管理（即文件管理）的一体化趋势。
在这样的机关文书管理与档案管理的一体化趋势面前，我们研究档案学的人到底应怎样来认识文书学与档案学的关系呢？我认为不应该把文书学放到档案学之外去，而是作为档案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既独立研究又紧密结合档案工作的实践，发展文书学。
6月16日至18日，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历史学术委员会在京成立，先生代表中国档案学会宣布了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历史学术委员会组成名单，并发表讲话。
讲话原题“认清时代，加强档案学基础理论建设”，12月18日该讲话以“吴宝康在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历史学术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为题发表于《档案学通讯》1987年第6期。先生指出：
从目前来说，我看档案学的理论研究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入手，拓宽领域，捕捉课题，积极研究：
（一）自觉地按照档案学的科学体系结构，有计划地建设和发展档案学及其各分支学科。为此，必须从整体上把档案学作为一个系统，从实际出发，又照顾未来发展的需要，研究并制定档案学的科学体系结构，加强各学科建设。
（二）研究怎样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这个当前的中心课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一切具体课题。
（三）研究两个一体化，即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一体化，档案、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这是档案学未来发展趋势中的两大问题。要研究如何实现这两个一体化，同时还要研究这两个一体化之间的关系，档案工作怎样把这两个一体化统一起来。
（四）研究实现具有中国特点的档案工作现代化的内容、途径、手段、步骤等问题，实现档案工作现代化对档案学传统理论、原则和方法的影响。
（五）要从单纯的管理档案中走出来，深入到档案的内容中去研究，扩展档案学研究的新领域，建设发展档案学理论。
6月18日，先生任水利电力部档案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兼副主任。
6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六卷）》，书中收录了先生的传记。“吴宝康”一章的作者、四川大学档案学系副主任陈贤华分“刻苦学习的少年”“在社会大学里成长”“从地下党到新四军”“创建档案教育事业”“潜心档案学理论的研究”“捍卫和重建档案教育”“育人不辍 著述不止”“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吴宝康重要年表”等九个部分对先生进行了评介。
7月4日，山西省地（市）县档案局长岗位职务培训论证会在太原召开，先生参加会议。先生表示，岗位职务规范和教学大纲要有层次，不同级别的档案局长有不同的工作要求。
7月7日至9日，中国档案学会外国档案学术委员会成立会议在京召开，先生到会讲话。先生表示，我国重视了解借鉴外国档案工作经验，委员会成立意义重大。
7月，《档案学通讯》改为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重组编委会，先生任主任。
7月，先生指导的第三批硕士研究生海滨、吴兰毕业。
7月、9月，四川大学档案学系副主任陈贤华在《湖南档案》1987年第4、5期发表《吴宝康与中国档案教育》一文（后被《档案学通讯》1987年第6期全文转载），从“从机关走向学校”“创建档案教育”“论证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科学”“捍卫和重建档案教育”“育人不辍 著述不止”五个方面叙述了先生对中国档案教育的贡献。文中评价：
吴宝康教授是新中国档案教育的创始人与奠基人之一，对中国档案教育的创建、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是档案教育家。
新中国档案教育的每一步发展，几乎都与吴宝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8月1日至7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档案局在承德联合举办第二期全国档案学研讨班。先生在研讨班上做了题为“关于我国档案学科体系结构的一些基本思考”的发言。发言内容后被收录于1991年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回顾与展望——第五期全国档案学研讨班论文选集》。发言主要内容包括：
一、档案学的学科现状和科学体系问题的提出
二、档案学科学体系结构的形成与发展
三、档案学科学体系结构设想的一般遵循思想
1.从学科实际出发和兼顾未来发展相结合。
2.学科体系与课程设置（含编写专著）是有联系的，一般说应该是一致的，但仍应区别开来。
四、档案学科学体系结构的若干说明
1.理论档案学与应用档案学。
2.普通档案管理学与科技档案管理学。
3.专门档案问题。
4.文书学仍应是档案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8月18日，江西省档案局副局长毛云卿在《档案学通讯》1987年第4期上发表《必须坚持档案工作中的党性原则——学习〈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札记》。文中评价：先生在著作中“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探索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当中的各种问题”，先生也在书中明确提出档案学具有党性。
8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施宣岑在《档案学通讯》1987年第4期上发表《对开展学术评论的意见》。作者对1986年《档案学通讯》第5期的两篇评论《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的文章“感到有些失望”，认为“《初探》一书是够不上‘经典’水平的”，学术评论中过高的评价会“损害老师作为一位谦逊学者的形象”。作者还表示，应当欢迎对《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的不同学术观点，学术评论应该实事求是。
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9月8日
，在国家档案局举办的“档案法”座谈会上，先生做《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发言。先生认为：
档案是国家的历史文化财富，也是信息资源的重要部分。制定《档案法》，对建设和发展我国档案事业，保护和利用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四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都具有重大意义。
11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举行创办35周年暨吴宝康教授执教35周年庆祝大会。国家档案局局长韩毓虎代表国家档案局宣读给庆祝大会的贺信并讲话，档案系主任陈兆祦代表档案学院致辞。
韩毓虎在讲话中说：
吴宝康教授是我国档案界的一位有声望的档案学者，是新中国第一个档案学高等教育基地的创建者之一。35年来，他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档案学院的发展和档案学院的建立，为我国档案学教育的发展，为我国现代档案学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兆祦在致辞中说：
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到我国现代档案学家、档案学教育家、我们的老主任吴宝康同志。吴宝康同志从党政领导工作转到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档案专业，至今已经历了35个春秋。档案学院也是在他的主持和努力下，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吴宝康同志以他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革命献身精神，运用他的全部智慧和才能，来领导和指导我们的工作；以他坚强的事业心、高尚的品德和丰富的学识，教育和引导我们的师生。吴宝康同志是一位宽宏大度的领导人，是一位博学勤奋的学者，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他是我们大家尊重的长者，是我们工作、事业上的楷模。吴宝康同志为我国档案教育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创办35周年，也是对吴宝康同志执教35周年的祝贺。
11月30日，中国档案学会理事长裴桐写信祝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创办35周年暨吴宝康教授执教35周年。贺信写道：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从专修科发展到今天的档案学院，是与吴宝康同志孜孜不倦、坚韧不拔的努力分不开的，档案系在新中国档案事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为新中国培养了档案事业骨干，为建立新中国的档案科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都是带有开创性、奠基性的成绩。……还要感谢以吴宝康同志为首的档案系全体师生员工在筹建我国档案专业高等教育机构和档案学术研究中的辛勤劳动。
12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原档案系副主任丁永奎在《档案学通讯》1987年第6期上发表《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历史的研究现状与建设发展——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历史学术委员会筹备工作报告》。文中评价：
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帮助下，由吴宝康同志主编的、组织有关方面参加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和《档案学词典》，是档案学的重要科研项目，正在编纂中。吴宝康同志所著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是作者长期从事研究的成果，系统地探讨了档案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和我国档案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历史，对档案学中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和建设性的档案学理论著作，填补了档案学研究某些领域的空白。
我国档案界老前辈曾三同志、裴桐同志、吴宝康同志等，他们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建设的开拓者，而且也是档案学理论建设的组织者和带头参加者，对档案学理论建设作出了贡献。
是年，先生参与了《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撰稿工作。
这是一部章节体专业史丛书，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指示，由国家档案局组织编写，裴桐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书末“附录”有1949年10月至1985年12月全国档案事业大事年表，8幅全国档案工作情况统计表，40个省以上综合性档案馆和专业档案馆介绍，4个现行档案工作法规性文件。先生与王明哲、刘振杰、陈兴唐任编委。
是年，先生为范斗编著的《教学档案管理》（《陕西档案》编辑部出版）作序。先生指出：
（这些）专门档案的管理是整个国家档案这一文化财富的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积累并研究各种各样的专门档案管理的经验，无疑也将是丰富我国整个档案管理的经验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档案学也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