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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4月，中共中央决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开办档案专业，培养档案干部。4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向全国发出《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工作训练班招生的通知》。
7月，先生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档案室主任。
10月25日，经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和宣传部研究决定，先生奉调北京，先生夫人程桂芬同往。先生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并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档案高等教育。
1952年吴宝康与夫人程桂芬
11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举行开学典礼，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曾三、苏联档案专家姆·斯·谢列兹聂夫参加。
这是新中国创办档案高等教育的开始。
11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档案教研室，先生任专修科档案班班主任兼档案教研室主任
，从此走上档案高等教育工作的岗位。
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教研室主任任命
11月，苏联档案专家姆·斯·谢列兹聂夫初次来华，考虑到语言不通所带来的授课困难现状，先生与专修科档案班其他领导研究决定：从1952年年底开始，由苏联专家主要负责系统地给学员面授专业课，中国教员田风起、李凤楼等负责上答疑课和实验课；从现有的学员中抽出9人组成研究生班进行深度培养，充实教师队伍。
7月1日，《材料工作通讯》改名为《档案工作》。
7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第一期毕业，共计103人，先生与同学们合影。
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第一期毕业合影
8月5日，先生在《档案工作》1953年第2期上发表《文书立卷实验工作的初步研究》。先生强调：“在文书与档案工作中，立卷是极重要的工作之一”，“立卷就是把许多单个文件组合成卷，立卷也是分类的基础”。先生详细阐释了“卷”的含义以及具体的立卷做法。先生认为，立卷前的业务准备包括：
（一）当我们收到大批大堆的零散文件后，为了要进行立卷，首先要把零散文件按芬特区分开来，因为将来保存在档案馆、室的时候是以芬特为基本的保存单位的。
（二）区分芬特后，就要了解芬特的情况与芬特构成者的情况。
（三）了解了芬特与芬特构成者的情况之后，就有可能去确定一个分类方案并拟就一个立卷计划。
（四）每人对自己所需整理的零散文件浏览一次，初步熟悉，以达到大体掌握自己所要立卷的是些什么文件材料，是什么内容什么种类的文件。
（五）我们知道，芬特就是一个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在其全部工作活动中所形成的一切文件材料的总合。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要整理一个芬特的时候，必须力求整理一个完整无缺的芬特，因为缺少一部分文件材料的芬特是不容易整理得很好的。因此，当我们要把一个芬特的文件进行立卷之前，必须检查一下它的完整程度如何，如不全，还要尽一切可能去搜集完全。
先生进一步提出了立卷的方法：
当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就可进行立卷的实际工作，立卷可视芬特内文件情况分别按如下特征来进行：（一）名称特征；（二）问题—实物特征；（三）作者特征；（四）收发文机关特征；（五）地区特征（地理特征）；（六）时间特征（年代特征）。但为了正确地立卷，仅仅掌握上述诸特征还是不够的，做立卷工作的人必须深刻地认识所谓案卷就是与某一问题或实物有联系的全部文件的组合；必须随时记着，保持文件之间的联系的原则，乃是立卷工作的最重要的原则。立卷时不要以特征去生硬地机械套用在文件身上，而应掌握文件之间的联系的原则去进行立卷，特征要为我们所用，勿被特征所约束。上述六个立卷特征在实际上应体现在文件之间的联系中，六个特征应服从于保持文件间联系的原则。
根据我们的体会，零散文件立卷的方法、进程与步骤，一般如下：先粗后细，先分后编，先易后难，分分编编，编编分分。
先生还认为，立卷的进行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循着正常的轨道来立卷的，也就是说卷是在文书处理部门的秘书和文书工作者手里就按照预定的案卷类目立好案卷，每一年就将案卷移交给机关档案室保存，采取这种方式，则档案室收到的文件材料必然已是完全立好了的案卷，档案室收到各组织单位的案卷后，就研究确定一个分类方案，将案卷分类排列起来，并加以妥善的保管。这是最好的方式，是值得推荐的方式。一种则是档案室所收到的文件材料都是没有立好卷的零散文件，立卷任务还要档案室去进行，这种情况在我国目前的许多机关中是不少的，因为秘书文书工作者还没有学会做立卷工作。虽然这种进行方式并不是很好的，但这是现实的问题，我们应该加以研究和解决。
8月，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扩大为档案专修科，先生任主任。
9月，先生陪同苏联档案专家谢列兹聂夫参观明清档案馆各库房及所保管的各类档案。
是年，先生在《材料工作通讯》1953年第10期上发表《重新认识档案与资料的区分》。先生认为，在《区分档案与资料问题的我见》中，自己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产生错误认识的原因如下：
首先，片面强调了档案是历史。当然，档案在研究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是无可怀疑的，但应该认识到档案不仅在研究历史中可起极大的作用，而且可以发挥其政治作用、科学作用和实际作用。
其次，由于过去我们所看到的档案室里往往很少甚至没有本机关所办理、形成与产生的文件和来往文书，一旦发现此问题，认识到本机关所办理、形成的一切文件的重要性，就片面地将“本机关办理与不办理”夸大为档案与资料区分的分界线。
第三，当时认为凡是这个机关或机构办的，就是这机关与机构的档案，不是这个机关或机构办的，就必然是另一机关或机构的档案，好像这样就可很自然地实现按组织机构分类的原则了，其实，按组织机构分类何须用“办与不办”来保证呢？
第四，之所以产生这种不正确的认识，没有经验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至于档案与资料的区分，则不应仅从文件材料的内容与形式，更不应从用以办理或用以参考上去区分，而主要应从其目的上去看；也就是说，档案是一个机关、团体在其工作活动中所形成的一切文件，当使用完后，就保存起来，以备日后查考或利用，以服务于实际、科学、历史研究方面为目的，而资料（图书）则是以推广与广泛地传播知识为目的的。
2月，先生陪同苏联档案专家姆·斯·谢列兹聂夫到南京史料整理处考察和指导工作。谢列兹聂夫介绍了苏联档案科学的成就和整理档案的重要原则。
1954年迟华、吴宝康、苏联专家谢列兹聂
3月2日，先生把苏联档案专家姆·斯·谢列兹聂夫提出的成立国家档案局的意见，分别向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曾三，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做了书面报告。在报告中，先生提出了四项建议：第一，请求中央尽快成立国家档案工作的领导机构；第二，着手筹建中央档案馆；第三，发布整顿全国档案管理的指令性文件；第四，建立永久性档案人才培养基地——历史档案系。
先生在报告中说：
目前我们在档案建设上的最主要、最中心的问题，就是首先成立中央的档案领导机关。有了领导机关，一切就可以开始。我作为一个档案战线上的战士来说，万分希望中央秘书处给中央的报告中所建议的几项紧急措施，能早日实现。
吴玉章看了先生的报告后，感到成立中央档案领导机构的迫切性，于3月12日给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希望国家能够加强档案工作。周恩来总理将此事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
3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签署任命书，任命先生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馆长。
此前，先生向学校建议成立校档案馆。1月23日，副校长胡锡奎、副校长邹鲁风批示同意成立校档案馆。2月20日，校长办公室秘书科长戈平请先生草拟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的命令。
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馆长聘书
4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教研室举办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出席讨论会的有中央、华北局、北京市机关的档案工作人员以及有关科研、出版机关的代表100余人。这次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陆晋蘧先生所著的《档案管理法》一书。与会者在发言中对作者钻研档案业务的刻苦精神以及该书对某些实际部门的指导作用予以肯定和赞扬，同时对该书存在的某些不足和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有益的探讨。
这是我国档案工作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科学讨论会。
5月5日，先生在《档案工作》1954年第10期上发表《论档案工作的意义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先生指出：
档案工作不仅对于机关、团体、企业、部队、学校的日常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能为国家储备文件材料，为整个国家的各项建设以及开展历史科学的研究而服务，因此它是我们党与国家工作的重要部分之一，是一个具有政治、历史、科学以及实际意义的工作。
什么是档案呢？档案是各个机关、团体、部队、企业、学校以及个人在其全部工作活动中形成并已处理完毕保存在档案馆（室、库）中的一切文件材料。……因此，档案是我们过去一切工作活动的真实历史记录。档案是我们党与国家的重要财富之一。
档案工作的基本内容有搜集、整理、鉴定（研究和确定文件材料的保存价值决定存毁问题）、保管、统计和利用等六个部分。
任何机关、团体、企业、部队、学校在其工作活动中都会产生文件，这些文件就应该加以科学地整理和保管，以为日后利用，同时又能防止失密现象的发生，所以档案工作是具有普遍性和机要性的工作。
目前整顿与改革我们的档案工作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建立档案工作的统一管理制度，健全机关的文书处理工作。
第二，在档案文件的整理方面，应积极学习与宣传苏联的档案学理论，以便正确地科学地整理档案文件，并充分利用它来为国家建设与科学服务。
第三，为了整顿与改革我们的档案工作，必须培训干部，组织业务学习。
6月1日，先生在《档案工作》1954年第11期上发表《评陆晋蘧著〈档案管理法〉》。先生指出：
陆晋蘧先生所著的《档案管理法》，是受到某些机关某些人欢迎的。如有的机关原来管档无方，乱七八糟，查找文件也查不到，自采用作者的管理法后，确有改善，这种事实说明作者的管理法在适应现实的条件下还能够算是一种方法的。
应该指出的是作者对档案工作与国家建设的关系的看法，把档案工作提到应有的重要程度，这是对的。对档案工作人员应具备的条件与要求，特别是提到档案工作人员应有高度的政治警惕性，这些看法也都是正确的。对旧中国所存在的缺点的分析也大多是对的。
最后应该指明，作者提到应向苏联先进经验学习以及必须大胆改革的方向也是正确的。
先生认为，作者对苏联的先进经验——档案集中管理的认识是错误的。先生指出：
档案集中管理决不是意味着一个机关的文件随时办完随时就集中到档案室中去立卷。档案集中管理的基本意义应该是：（一）全国档案工作由国家档案管理机关集中统一领导；（二）全国各机关、团体的档案文件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办法与制度向一定的国家与地方档案馆移交，集中保管（以上两点目前我们还没有）；（三）一个机关内各组织党委的文件材料自己保存一年，然后向机关档案室移交，机关档案室则保存十年后才向国家档案馆移交。
作者的这种误解以及贯穿该书中所叙述的具体做法是混淆了档案工作与文书工作的区别的。
正确地认识文书处理工作与档案工作的关系问题，应该是：一方面它们是各有其专门任务的不同工作，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既不能把两者相混淆，又不能完全抹煞它们间的联系。但必须懂得承认两者的联系决不等于可以容许混淆，那种认为档案工作是文书处理工作一部分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先生认为，作者对分类问题的全部叙述存在着不少错误与缺点。先生指出：
首先作者把分类与立卷互混淆起来。这正是把文书处理工作与档案工作相混淆的一种反映，也是套用图书分类法的结果。
必须认识：立卷是文书处理部门的工作，而分类才是档案部门的工作。立卷是现行的单个文件的立卷，而分类则是已立成的案卷的分类与排列。把图书分类法搬到档案工作中来，必然为科学地整理档案文件造成极大困难。我们必须认清：档案学、图书馆学以及文书处理三者的研究对象与任务是完全不同的，混淆了三者的区别，就不可能科学地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作者在分类问题的阐述中又一错误，就是他完全否定了按组织机构分类的优越性。
先生认为，作者所叙述的档案分类、档案目录以及档号编制等，来源于图书馆工作，而“根据图书馆工作中所通用的方案来进行档案文件材料的系统化工作，是不正确的”。先生进一步指出：
作者在该书的最后（见第97页），曾总结性地概括了他所著《档案管理法》在实行或试行中所表现出来的优点：调卷迅速，分类明确，排列有序，手续简便，取得主动。这些优点或许都是事实，但据上述所述，就可知道它是没有科学基础的。首先作者把文书处理工作与档案工作混淆了起来，这是最基本的问题，由此也就产生了其他许多混淆不清的糊涂看法；其次破坏了档案整理的重要原则——保持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而仅从技术上着眼，如果从局部与眼前的利益出发看来，也似乎有优点，但从全局与长远利益以及科学利益来看时，那么优点就不足道了。
6月30日，先生在《教学与研究》1954年第6期上发表《国家过渡时期档案工作的任务及其改革》，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档案学进行了比较式概述。先生指出：
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国家的档案工作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档案工作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国家的档案工作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档案工作则是剥削阶级用来巩固其反动统治并从精神上来奴役劳动人民以及从政治上来污蔑和平民主阵营的政治工具。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档案工作是建筑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是根据列宁法令所规定的全国统一与集中的原则建设起来的，因而是先进的、科学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档案工作却是分散的、私有的，在那里，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统一的管理档案工作的规则、制度与办法，也不可能真正去集中档案工作，因而不但不能充分地为科学与人民利益服务，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且由于档案工作的分散与私有，却还大大妨碍与限制了为科学服务，并使档案经常被任意销毁。
9月，先生任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委员，至1966年6月止。
10月，先生收到明清档案馆发来的《明清档案馆十年发展规划》（附工作方法概述），明清档案馆请求先生提出参考意见。
11月5日，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尚钺应印度政府聘请，由印度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为印度历史档案委员会通讯委员。印度历史档案委员会是印度政府指派的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组成的团体。
11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批准在国务院设立国家档案局，掌管国家档案事务。11月10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设立国家档案局。国务院任命曾三为国家档案局局长，张中、洛风、郝化村、邱兰标等为国家档案局副局长。
11月14日，先生给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写信，提出国家档案局组织机构及其编制人数草案。12月20日，国家档案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暂行组织条例（草案）》进行讨论修改，先生参加了会议，并于12月22日将草案正式送呈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审阅。
12月1日至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北京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先生出席。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档案工作会议。
12月，先生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三处（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副处长，至1959年10月止。
先生的《论档案工作的意义及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文又在《山西政报》1954年第12期及《陕西政报》1956年第7期上发表，文章内容较之《档案工作》1954年第10期上的原文更加充实。
4月，高等教育部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科的基础上成立历史档案系，先生任历史档案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
5月1日，先生在《档案工作》1955年第1期上发表《论文书处理工作的任务与组织》。此文后来又被刊登于《陕西政报》1956年第16期。文章指出：
文书处理工作就是加强机关联系、贯彻政策法令、辅助领导处理日常工作活动中所形成的公务文件的工作。由此可知，文书处理工作在国家机关中起着纽带作用和助手作用，是贯彻领导意图的一种重要手段。国家机关工作的精确化是很重要的，但要做到国家机关工作精确，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取决于文书处理工作的正确建立。
文书处理工作的具体任务是：（1）文件的收发、登记和运转；（2）文书的催办和拟办；（3）为领导人准备参考材料；（4）会议、汇报的记录；（5）处理人民来信；（6）文书的缮印和校对；（7）已办理完毕的文件材料的立卷；（8）文书材料的保管和提供调阅；（9）文书材料的归档及其准备工作；（10）领导人交办的其他文书工作事项。
先生继而论述了混淆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由档案室对现行文件进行立卷的缺点，并指出：
由此可知，只有由文书处理工作来进行立卷工作，才能提高案卷的质量，为档案室的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而档案室也就可把自己的工作提高一步，以便保证国家档案馆所保存的档案材料的质量。从而能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服务。
先生还阐述了机关文书处理工作的“集中、分散或混合”的三个原则。
6月，先生任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常务委员，至1963年10月止。
6月，苏联档案专家姆·斯·谢列兹聂夫回国。
9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正式开学，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第一届共招收本科学生60人，学制四年，开设基础课和专业课共23门。
11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国家档案局组织简则》，标志着国家档案局正式成立。
是年，先生晋升为副教授。
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
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
3月20日，先生致函傅振伦，希望将傅振伦所集文章付印，供内部参考。
1956年吴宝康致信傅振伦
1956年吴宝康致信傅振伦（续）
4月8日至5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举办档案专业展览会。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来校参观展览会。
4月1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
加紧培养干部、提高档案工作的业务水平和科学水平。今后国家的档案工作干部，除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进行培养外，特别应该注意分层负责地开办短期训练班加强在职干部的业务学习，结合实际工作，提高其业务水平。国家档案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对档案学及其他辅助科目，应该加强研究工作，以提高科学水平。
5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举行第二次科学讨论会（当时称为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历史档案分组会），先生主持讨论会并做题为“论文书学的创建及其对象与任务”的学术报告，主要内容是：
第一，文书处理工作的地位、内容和存在的问题；
第二，文书学研究的渊源以及文书学课程创建的条件；
第三，文书学是一门独立的历史科学辅助科目；
第四，文书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
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接见参加拟制全国长期科学规划工作的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先生和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张中、国家秘书局副局长裴桐参加。
6月29日，先生在《档案工作》1956年第6期上发表《文书、档案工作人员向科学进军时应该学习些什么》。针对“文书、档案工作人员向科学进军时应该学些什么和怎样学？”这一问题，先生指出：
首先，要从档案学包括的内容谈起。档案学是一个总的名称。学习它就必须学习档案学中包括的各门科学科目：文书学、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技术档案管理与组织、文件材料保管技术学、文献公布学。
在向科学进军时，除了必须根据书本有计划地学习外，还应该十分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学习。
6月30日，先生在《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2期上发表《论文书处理学的创建及其对象与任务》。先生指出：
实际工作已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需要研究过去和现在的文书处理工作，需要制定文书处理工作的理论原则与方法，也就是说需要建立一门专门的科学科目——文书处理学，去指导实际工作。
文书处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历史辅助科目，它是一门从历史发展中研究一般与专门文书处理工作的科学科目。它研究过去和现在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形成的一般和专门文件以及文书处理工作的全部体系。文书处理学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研究过去和现在国家机关的文件以及文书处理工作的发展历史，另一部分是研究过去和现在国家机关的文件处理工作的原则和方法。这两部分就构成了文书处理学这门科学科目的研究对象与实质。为了研究一般和专门文件以及文书处理工作的历史和方法，就需要具体研究如下一系列的问题：文件的种类和用途、文件的格式、文件的书写、文件的收发登记、文件的运转、行文制度、文件的拟办、对承办文件的监督、文件的立卷、文件的保管、文件向机关档案室的移交准备等问题。
研究文书处理学所包括的问题，对于档案学家、档案工作者以及历史科学研究工作者也具有重大意义。档案学家、档案工作者必须解决如文件材料系统化、鉴定文件价值、文件材料编目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求档案学家、档案工作者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件种类及其用途。而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历史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也是同样需要的。……档案学家、档案工作者不仅需要了解文件种类、用途及其情况，同时，还必须了解机关文书处理工作的原则与方法，因为档案学家、档案工作者的责任不只是研究档案馆（室）内部的工作，而且还应肩负起在方法上指导与帮助现行机关正确进行文书处理工作的任务。……为了提高档案工作的效率与质量，就必须抓紧并研究现行机关的文书处理工作。文书处理工作的质量是决定档案工作好坏的先决条件。由此可知，研究文书处理学的任务，还应该是为了不断改进机关的文书处理工作，保证档案馆工作的质量，以便更好地为发展历史科学服务。
文书处理学在历史辅助科目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文书处理学，并且不断地在实践中改进机关的文书处理工作，也就是不断地改善史料的源泉。文书处理学是历史辅助科目中不可缺少的一门独立的科学科目。但文书处理学的创建和顺利地发展，需要利用其他科学科目的成果，文书处理学与其他有关科目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文书处理学与档案学、史料学、语言学等科学科目也有着许多联系，特别是与档案学，更是两门姊妹似关系的科学科目。
6月，先生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草案将档案学列为独立学科之一，并确定了档案学的研究项目和任务。
是年，先生在《档案专业学习手册》一书中发表《介绍我国新设的历史档案专业》，对历史档案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未来发展等情况进行了介绍。
2月20日，先生与夫人程桂芬在《档案工作》1957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档案学问题》。文章指出：
档案学是研究档案文件和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以及全部档案工作实践活动的理论体系。档案学是由若干科学课目共同组成的，因此档案学实际上就是这些科学课目的总称。这些科学课目是：中国档案史、世界档案史、文书学、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其中包括技术档案管理与组织、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档案文件保管技术学）、档案文件公布学。上述科学课目虽然都是档案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们都各有一定的研究对象，因此它们又都是独立的科学课目。
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根本不可能与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合而为一，但是它和历史科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因此又可以说是一门历史科学的辅助课目。
档案学是一门新的科学，它以自身的产生、发展以及具有独特的研究任务与对象，证明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一门独立科学。它应该与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在科学领域里有它一定的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科学的发展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这决不是谁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符合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4月20日，先生在《档案工作》1957年第2期上发表《努力发展档案学》。先生指出，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之后，国家档案事业建设迅速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更迫切地提出需要相应发展档案学研究工作的问题”。为此，先生建议：
（一）应该积极培养与组织科学队伍，逐步建立一个科学基地。
（二）必须加强新老档案工作者的团结与合作，展开群众性的业务研究工作。
（三）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积累大量实际材料，以便为档案科学的研究工作创造条件。
（四）向苏联学习是应该肯定的，因为要根据集中统一的原则来系统地建设我国的档案事业，就应该向苏联学习。
（五）研究档案学，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决定档案学研究的成功关键之一。
6月13日至15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改进档案、资料工作的方案》。国务院第57次全体会议批准施行。
7月，科学规划委员会组成资料组，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任组长，草拟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技术档案资料工作暂行通则（草案）》。
8月14日，先生受聘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资料组组员。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颁发聘书，聘书号为“科聘字0436号”。
2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做题为“大力开展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利用，为社会主义全面大跃进服务”的发言。历史学家翦伯赞、范文澜、周谷城等17名代表提出了建设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国家档案馆，开展档案资料利用工作，为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建议。
2月27日和9月27日，印度驻华大使馆两次发来照会续聘先生为下届印度历史委员会通讯委员，任期至1962年3月31日止。
4月7日至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家档案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档案工作会议（简称“四月会议”）。会议制定了全国档案工作的方针（即“以利用为纲”的方针）：
档案工作应该以多快好省地开展对档案资料的利用工作为纲，充分发挥档案资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来为本单位的各项工作和生产服务，为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服务，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
会议还提出了“全党办档案，各级办档案”的口号。
5月8日至14日，先生应邀出席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与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联合召开的河北省档案工作会议，从理论上阐述了“以利用为纲”的方针及其意义。
上半年，先生第一次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本科生讲授“档案学理论与历史”课程。
9月8日，应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档案局局长沃保达的邀请，先生和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等组成的中国档案工作代表团，赴布拉格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档案工作者代表会议，参观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历史档案展览会，访问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国家档案馆、布拉格市档案馆、布拉迪斯拉瓦州档案馆、脱莱包尼州档案馆、布尔诺州档案馆和达包尔县档案馆。先生个人还参观了布拉格大学哲学历史系档案专修科。
9月17日，中国档案工作者代表团又应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局长别洛夫的邀请，从布拉格前往莫斯科、列宁格勒访问和参观。先生访问了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参观了古代文件中央国家档案馆、列宁格勒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央国家档案馆、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列宁格勒海军中央国家档案馆、影片照片录音中央国家档案馆、苏共中央档案馆、列宁格勒州档案处、列宁格勒州历史档案馆、莫斯科孔卓夫区档案馆、苏联财政部档案室、苏联国立冶金工厂设计院技术档案室、莫斯科镰刀与锤子炼钢厂档案室等，还参观了国立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访问了《历史档案》杂志编辑部。10月4日，中国档案工作者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12日抵达北京。
1958年吴宝康（左三）在苏共中央档案馆
9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开办第一届技术档案专修科，学制为二年。
是年，先生撰写中国人民大学教材《档案学专题讲授大纲》。先生说：
《档案学专题讲授大纲》是根据我所编写的讲稿内容缩编而成的。印发的目的是为了使同志们能尽速知道并审查我所讲的专题讲授的内容，以便贯彻教学改革。
档案学专题讲授尚未定名，也想叫“档案学概论”，也想叫“档案学史”。也可以考虑把这部分专题讲授的材料合并到其他有关课程中去。究竟如何，尚待研究。
《档案学专题讲授大纲》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档案学的对象与任务。
（2）档案学的范围及其内容。
（3）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4）档案学的党性问题。
（5）对档案学中的各种错误言论的批判。
（6）档案学的发展历史。
（a）档案学的各种概念、定义、思想、原则、观点、意见等在各个时期的变化和发展。
（b）档案学的不同派别的产生、形成及其思想观点的研究。
（c）档案学者的人物历史和背景及其著作的研究。
（7）批判地总结旧档案学的历史遗产。
（8）档案学的发展及其前途
。
1月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
2月18日，先生在《档案工作》1959年第2期上发表《访问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告》。文章指出：
此次访问，一方面，使我们更热爱祖国的档案事业，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感到我们工作还做得很不够，要向兄弟国家的档案工作者学习的地方还很多，我们还应当不懈地学习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并总结自己的经验，把祖国的档案事业推向更高的阶段。
5月11日至13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举行第三次科学讨论会（当时称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七次科学讨论会历史档案分组会）。历史档案系第一副主任赵德芳主持讨论会，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副局长裴桐参加。会议主要对先生的学术论文《论当前档案工作方针的正确性》进行讨论，17位同志发言。
先生在文中着重对1958年4月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所提出的“以利用为纲”方针的正确性进行了论述。先生认为：
我们认为这个方针之所以正确有力，并能够在它的引导下，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乃是由于这个方针是根据党的总路线的精神制定的，它所包含的全部内容都是从客观的实际得来的，它不是人们随心所欲地主观地制定的，而是依据档案工作及其事业建设本身的客观规律性制定的，它是反映和符合档案工作的发展规律，并且正确地运用了这些规律而制定这样的方针的。
当前档案工作方针的基本思想之一，就是多快好省，当我们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精神时，我们档案工作就能获得飞跃的发展。
当前档案工作的方针的又一基本思想就是服务思想。说得具体些也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思想，为实现党的总路线服务的思想。
当前档案工作的方针的又一基本思想就是以利用为纲。档案工作的内容包括六个环节，即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统计、保管和利用。所谓以利用为纲实际上就是抓住档案工作的主要环节来带动其他各项工作。以利用为纲是档案业务工作的基本经验总结，它也体现了档案业务工作本身的客观规律性，并且正确地反映了档案工作诸环节的固有关系。
档案工作中的矛盾当然是很多的，但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矛盾是大量档案文件的产生、形成、保存和社会的利用需要与利用工作之间的矛盾，具体地说，也就是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之间的矛盾是档案工作中的主要矛盾。
档案工作中所存在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其中社会的利用需要和利用工作这一方面乃是起主导作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利用工作，没有社会对档案资料所提出的利用需要，那么档案工作根本也就不可能产生、存在和发展，所以利用的需要和利用工作是最根本的和主导的。
无论收集、整理、鉴定、统计和保管等，它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利用。
我们抓住了以利用为纲，也就是抓住了档案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档案工作矛盾的主要方面。
6月1日至10日，第一次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先生出席会议，并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宣读讲话。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全体参会代表。
1959年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合影（前排左九为吴宝康，前排中
6月18日，先生在《档案工作》1959年第6期上发表《档案干部的培养训练和档案理论工作》。先生回顾了过去几年来档案教育工作的经验后指出：
为了使档案干部的培养工作能尽可能适应实际工作发展的需要，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也就是长期培养与短期训练相结合，离职学习与业余学习相结合，学校教育与实际工作中的培养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先生对档案教育和干部培养工作提出了建议，并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的工作状况，然后指出：
为了办好档案教育，提高教学质量，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教材建设和教师的培养与提高。目前我们主要也就是抓这两件基本建设的工作。
随后，先生强调档案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并指出：
为了搞好档案理论研究工作，必须两条腿走路。也就是既要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人员来进行科学研究，又要在广大档案工作人员中开展群众性的业务研究，并把两者结合起来。
7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成立档案学研究室，研究室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内，与历史档案系一起办公，经费由国家档案局供给，工资、办杂费托中国人民大学代管。先生兼任档案学研究室主任。
8月18日，先生在《档案工作》1959年第8期上发表《建国十年来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简况》。文章指出：
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的胜利前进，档案工作也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十年来档案事业的发展历史，乃是一部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统一的发展史。现在经过十年来的建设，我国档案事业的基础已经奠定和形成。
先生将十年来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初建阶段（1949—1954年）
（二）国家档案局的成立和加强组织建设阶段（1954—1957年）
（三）档案事业的大跃进和全面发展阶段（1958年开始）
7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第一届本科生毕业。
9月，先生脱产进修，赵德芳代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
10月8日，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
10月26日至27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举行第四次科学讨论会，讨论专业课程的体系与设置问题。
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先生与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副局长裴桐等应苏联《历史档案》杂志的邀约，撰文介绍我国档案工作和档案教育的情况。
12月1日至9日，国家档案局在大连市召开华北、东北协作区技术档案工作现场会议，着重讨论了《技术档案室工作暂行通则》。
1月7日，国务院任命曾三为中央档案馆馆长，裴桐、邱兰标为副馆长。
2月，先生与陆晋蘧等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市文教系统群英大会。
2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代主任赵德芳、副主任刘正业参加国家档案局召开的“研究成立档案学院”会议。会议决定：一致同意成立档案学院的建议，具体问题由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交换意见；先生与曾三、聂真、张中、王仲珊、马纪孔、赵德芳、刘正业等组成筹委会。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创办档案学院，后因国民经济遇到困难，周恩来总理要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转告国家档案局，档案学院暂时停办。
4月30日，《档案学基础（初稿）》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内部资料编辑出版，供审阅讨论用。先生与杜襟南合写了其中的“绪论”
，先生自己撰写了第十编“我国档案学的产生与发展”。
“绪论”论述了档案的概念、词源、范围、分类、价值，档案工作的环节、特点、原则、经验，档案学的内涵、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与其他科学的关系、属性。
第十编“我国档案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内容包括我国旧档案学的产生与形成、旧档案学的发展、全国解放后新档案学的创建与发展等章节。
6月1日至11日，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大会在北京召开。在6月10日档案工作系统内举行的专业会议上，先生就档案教育和理论研究问题发表了演讲。
年初，国家档案局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办档案学院的请示，获得周恩来总理同意，并得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批准。先生带领师生收集中外资料，采购图书，选定校址，搞基本设计，同时决定将1960年历史档案系毕业生留下一大批，作为办档案学院的师资和干部力量。但后来由于国民经济困难，建院计划下马，留校生又重新分配，只留下少部分充实师资。
5月30日，先生率师生赴辽宁省档案馆实习。
7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规定要“建立专题技术档案”。
9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举行第四次科学讨论会
，共收到档案学术论文13篇。先生以“关于档案工作矛盾问题的探讨——学习毛泽东同志《矛盾论》的笔记”为题做学术报告。
报告后来发表在《档案学研究》1962年第5期上。先生指出：
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是档案文件的收藏（收集、保藏）和档案文件的供用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档案文件的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之间的矛盾是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档案工作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它内部所始终固有的这一基本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档案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10月18日，先生在《档案工作》1961年第5期上发表《总结经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文章指出：
当此庆祝我国建国十二周年之际，我国档案事业的建设也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学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加强档案工作的理论建设，用以指导档案工作的实践，把我国档案事业建设得更加完善和昌盛，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0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收到苏联档案专家姆·斯·谢列兹聂夫发来的国庆贺词。11月，先生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全系师生致电谢列兹聂夫，祝贺伟大的十月革命节。
6月5日至6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举行第五次科学讨论会（当时称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九次科学讨论会历史档案分组会）。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副局长郝化村到会并讲话。这次讨论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潘嘉的学术论文《文书学的对象、任务及其与档案事业的关系》。
11月8日、15日、22日，为庆祝建立档案专业教育十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举行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中心议题围绕有关同志的三份学术报告《新中国的档案教育事业》《机关档案室工作是国家档案工作的基础》《新中国档案科学研究发展概况》进行讨论。
7月1日，先生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本科五届一班毕业生合影。
1963年吴宝康（一排右二）与毕业生合影
10月至次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全体师生员工（除部分值班和特殊情况外）在湖南湘潭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