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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曾出现了“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学说，或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或认为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产生威胁或提出挑战。但随着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问题、粮食安全、严重疫情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世界的整体性和相关性进一步增强。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更是多年来所罕见。在这场严重的危机面前，各国学术界秉承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关系人类文明前途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反思，希望从人类多元文明的历史经验和实践中汲取智慧，找到一个充满转机和希望的未来图景，为成功克服危机开辟道路。在这场超越国界、跨越文明的讨论与反思中，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华文明以其寻求和谐的特征而凸显出特别的价值。因此，提高文明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加强文明对话，为人类破解危机提供新的视角，成为儒家文化无可推卸的一项重要责任，而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担负着独特的使命。
当前，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的新阶段，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肆虐。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使其全面复苏的基础仍较脆弱；另一方面，严重疫情、气候变化、能源资源、食品安全等问题更加突出，全球性问题的紧迫性、联动性上升，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协调行动。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加强文明对话，增进战略互信，化解分歧冲突，强化全球治理，越来越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纷纷调整文化政策，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展开文化软实力的角逐与竞争。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都是这一轮文化软实力竞争的积极推动者。作为世界经济体的重要一极，我国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就要不断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重视传统文化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史，是一个热爱和平、崇尚自由、追求正义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种真诚的和平文化。千百年来，“和为贵”始终是中国社会思想的主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是中国人民的宽大胸襟。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特质，渴望和平、追求和谐这一特性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国家关系，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成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2006年4月，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强调：“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也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大力开展同世界的文化交流，大力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高的影响，国际上形成了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一个热潮。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10月，世界各国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超过4 000万。与此同时，为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我国已在88个国家开设了280多所孔子学院和270多个孔子课堂，还有很多国家的学校和机构提出申请设立孔子学院。
总之，形势发展和时代需要对儒家文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机遇，因此深入发掘儒家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全面阐述其基本精神和深刻内涵，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外交和国际政治的实践，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儒家文化诞生在“春秋无义战”的时代，如何处理当时的诸侯国家间关系，始终受到先秦儒家的高度关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思想和国际政治思想，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
义利问题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历来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节欲，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要求人们（尤其是国家的统治者、管理者和将来要上升为国家的统治者管理者的读书人）在道义与物质利益方面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同时，先秦儒家并非清教主义者，而是在充分肯定正当物质利益合理性的前提下，主张追求合乎道义的利益，并用道义去限制对欲利的追求，强调私利要服从公义。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儒家更是强调以义为本、道义优先，指出国家不应当“以利为利”，而应当“以义为利”，只有在追求本国合理利益的同时也照顾别国的正当利益，才可使本国在国际政治中树立威望，使“近者悦，远者来”。唯有如此，才能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进而实现本国对外政策目标。
必须指明的是，儒家主张的“重道义，轻利益”，绝非否认利益的重要性。其实，儒家非常重视公共利益，在孔子的“庶之，富之，然后教之”思想中，百姓的生活富足就排在重要地位；孟子认为“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主张对老百姓要“所欲与之聚之”（《孟子·离娄上》）；荀子更加强调国家与民众的物质利益，曾专门做《富国》一文研究如何促进国富民强。因此，儒家所重视的利，不是一己、一国的私利，而是人民的基本利益，是天下的公利，这也是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的分野。
首先，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儒家反对攻战。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是国家间关系的主旋律。但鉴于残酷的政治现实，儒家坚定地认为和平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战争则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力主以和为贵，认为各诸侯国之间的各种争霸兼并战争是对他国利益的侵犯和对他国尊严的践踏，不但妨害了他国的生存，也给本国带来了危害。儒家反对侵略兼并战争，但并非是“偃兵废武”的非战主义者，他们认为战争的目的应当是“禁残止暴”，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争权夺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他们支持正义战争，反对不义战争。儒家还认识到，战争毕竟是一种流血的政治，一旦爆发，就必然会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与灾难，致使“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论语·季氏》）。因此，基于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广大人民基本利益的维护，儒家主张“以和为贵”“文战”“柔武”，尽可能采取非流血的和平方式，实现“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
在处理国家关系上，儒家主张“亲仁善邻”（《左传·隐公六年》），“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孟子·梁惠王下》），各个国家之间要“和而不同”（《论语·子路》），认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要彼此善待，相互友爱，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和制度去评判其他国家的行为的对错与好坏。
与西方文化相比，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内向性和平等性，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强调在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应换位思考，尊重别人的文化特性和历史背景，平等看待别人的优缺点，绝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主张“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赞同“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反对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以大压小。这种思想有助于抑制极端个人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真正符合国家不管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的原则，应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征战，诸侯放恣，人民遭殃。为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儒家反对霸道，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提出了“发仁施政以王天下”的政治主张，即不诉诸武力，不诉诸权谋，不以事功取胜，而以广大人民的基本利益为立足点，通过行仁政去化解人们彼此斗争、仇恨、残杀的心理，实现社会的安定和平。这种主张以德平定治理天下的学说是一种具有高度道德性的政治哲学，它与以武力去统一天下的霸道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目标上看，霸道思想以称霸诸侯为目的，而王道思想则以天下归服为追求；从手段上看，霸道思想所凭借的是赤裸裸的武力，王道思想则靠仁德取胜；从结果上看，霸道必定种下仇恨的种子，王道则会使天下归心，社会呈现一派祥和安宁；从施行者上看，施行霸道的是不仁之君，行王道的则是仁君。也就是说，在儒家的心目中，一统天下的是以德行仁的王道，而不是以力假仁的霸道。应该说，儒家的王道思想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体现了人民渴望和平、追求稳定的意愿，但当时并不具备实施这一思想的社会经济条件。
先秦儒家把诚信看作是做人之德、治国之术、为政之本。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把“足食，足兵，民信”（《论语·颜渊》）视为为政的基本原则。荀子则进一步从治国的高度指出“强胜非众之力也，隆在信矣”（《荀子·强国》）。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强胜，不是靠兵力，而在于注重信用，因此，“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荀子·王霸》）。此外，儒家还主张，在国家间关系中应遵循诚信原则。子张曾向孔子询问外交原则问题，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在外交上必须讲话诚实可信，行为忠厚严肃，这样即使到了未开化的地区也是行得通的；相反，言语欺诈无信，行为无礼，纵然是在本乡本土，与自己的邻居也不能和平相处。中国古代重诚信、拒权谋的理念在春秋时期的“盟”“誓”，即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条约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和运用。据统计，《春秋》记盟105起，《左传》则多达160多起，仅属于国际公约者约为124起。在“盟”“誓”的订立和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对缔约双方加以诚信之道德约束，其作用远远超过互遣人质和订立盟誓本身。因此，注重诚信、遵约守信是中国古代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条基本道德原则，而玩弄权谋、背信弃义则必将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
总之，儒家从最简单、最基本的家庭伦理出发，以“仁”为核心，以“和”为根本，推己及人，层层扩展，演绎出一整套国际政治思想。孔、孟、荀周游列国，所宣扬的就是他们所坚决主张并极富现实意义的道义。他们认为，有道的天下应是大家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礼乐升平的大同世界；无道的天下则是礼崩乐坏、国与国之间相互争战的霸道世界。为政以德、交国以礼、以和为贵、协和万邦，正是使天下由“无道”走向“有道”、从混乱走向安定和谐的有效途径。儒家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往往得不到现实主义者的重视，但从长远看，从人类整体利益来看，儒家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无疑闪烁着人本主义的光辉，能够超越地缘和时代的局限，对促进人类和平、实现共同繁荣起到重要的借鉴启示作用。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可以为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近些年来，为反击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优化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国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基本判断，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也是由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但是在西方，一些人认为，历史上“国强必霸”，美中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两国围绕亚太主导权之争必然发生严重对抗乃至冲突。另一些人则怀有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敌视与偏见，恶意歪曲中国的人权、宗教状况和对外政策，诬蔑中国将统治世界，极力鼓噪合力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压。有的西方大国面对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或捧或打”“边捧边打”“捧打结合”，其实质是图谋遏制中国的崛起与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除了继续发展自身实力、搞好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特别是说明中国的崛起。这一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而从文化的角度阐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有更强的渗透性和感染力。因此我们仍需要深刻地、全面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以进一步丰富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内涵，增强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按照他的观点，“软权力”和“硬权力”同样重要，在国际政治中，如果“硬权力”是强迫其他国家就范的必要工具的话，那么“软权力”就是一种吸引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盟友和伙伴的“隐性资源”
。“软权力”的范畴很广，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尤其是通俗文化）的感召力、在国际政治中的结盟能力、利用现有国际组织的能力，等等。很明显，“软权力”需要以“硬权力”作为基础。近年来，国际上在进行硬实力竞争的同时，各种文化价值观念的碰撞更加直接，围绕软权力的竞争更加激烈，有时对话语权、规定制定权的争夺甚至超过了在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的角逐。
着眼于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增强亲和力和影响力，我党审时度势，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主张。为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中国积极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全方位、多层次地介绍和推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可见，软权力不但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重视，而且经由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
。中华文明拥有5-000年历史，经过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的阐发与完善，逐渐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和气质中不可替代的文化传统，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建设和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必须基于我国丰厚的文化资源，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优势，只有这样，才能抢占发展的制高点，利用后发优势，使我国的综合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客观现实。在不同的文明、宗教、国家和民族之间，存在着多种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因此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但与此同时，它们都面对着相同的问题和挑战，那就是人类彼此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如何走向未来。为此，世界上一些哲学家和宗教人士超越藩篱，求同存异，试图寻找不同价值观念和信仰之间的共同点，即一种共同的全球伦理。他们通过寻找和构建全球伦理来促进各种宗教、各种文明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推动全人类的共同生存与和谐共处。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文化因其推崇仁爱和谐的精神，为全球伦理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来源。作为倡导全球伦理的代表人物，瑞士学者孔汉思（Hans-Küng）在其起草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中提出，中华传统伦理中的“和而不同”是构成全球伦理核心价值和基础的组成部分。此外，孔汉思还认为，在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背后是伦理与道德的坍塌，这也说明人们急需一种举世公认的伦理与道德标准。在全球伦理的内涵中，注重人性、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受益于孔子思想。而在中国传统中，伦理道德优先于经济和政治，这一点在当今世界尤其可贵
。
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学者先后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两种观点。其中，第二种观点原本是对第一种观点的回应，但两者在理论深处却是高度一致的，即其立场都是“西方中心主义”，其核心都是突出“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其结果都放大了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宗教和文化差异，进而导致西方文明与非西方之间的价值和利益摩擦。针对上述理论，特别是“文明冲突论”，国际学术界展开了激烈争论，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批评。近些年来，为了预防潜在冲突，促进共同发展，使全球化变得更加人性化并惠及世界各国，联合国宣布2001年为“文明对话年”。从那时开始，国际上开始越来越重视加强文明对话与合作，以期推动世界多元理解与和睦共处，促进世界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有鉴于此，从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等核心理念出发，中国应积极建立新型文明观，为不同文明间加强对话与交往、增进了解与互信、降低猜疑与冲突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但受历史的限制和经济的局限，其中也必然夹杂着许多落后和糟粕的东西。因此，我们应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客观地看待和评估儒家文化的历史方位和积极意义，使弘扬传统文化与继承吸取、融会贯通、创新发展相结合，实现中华文化的自我转换、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进而对现代社会乃至当今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在21世纪，影响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必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也就是说，中华文化在与世界进行接触、交流的过程中，既要维护我们自身的文化根基、勇于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也要抱持更宽广的国际视野，着眼于全人类的需要，从而适应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现实。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我们要摆脱文化虚无主义的误区，积极传承文化命脉，从传统中找寻那些积极的超越性的思想要素，另一方面我们要走出文化复古主义的窠臼，依托现代社会的载体，不断更新传统文化，勇于创造新的中华文化。诚如汤一介先生所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当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国人民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必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儒学是追求和显扬一种价值的普遍性，还是寻获和依存于文化多元主义所强调的特殊性，这将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当代儒学的生存空间和伸展的可能性在于文化的多元和价值的多样”，“共存性应当是当代儒学的第一寻求，文化多元主义之‘承认’的智慧，正合乎儒家的‘和而不同’之旨”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很可能是对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又一次新的飞跃，“文明的共存”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因此，当前儒家文化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将与欧美文化、南亚文化、伊斯兰文化一道更多地参与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从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从人类历史来看，各种文明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共同追求。对待不同的文明，应承认和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不可妄自尊大，先入为主，否则不但无法实现不同文明的沟通与和谐，反而会带来文明的冲突乃至战争。“在多样中求同一，在差异中求和谐，在交流中求发展，是人类社会应有的文明观。”
因此，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美国加紧输出价值观的大背景下，我们要更加积极地宣扬文明的多样性和平等性，从而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高我国文化主动权和文化竞争力。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先后产生过多种文明，但它们其中的许多都因封闭僵化而最终丧失了生命力。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尽艰辛而始终没有中断，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传承至今的文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始终是开放的、包容的，具有吸收外来文化和自我更新的强大能力，因而才能够在不断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点的基础上发展成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能够持续不断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并以之为基础进行创新。当前，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而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中国面临着大发展大繁荣的难得机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坚持开放兼容的方针，既珍视传统，又博采众长，用文明和谐的方式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开放文明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文明的多样性，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中华文明所秉持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就是承认文明存在差异，但没有优劣之分。因此，我们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国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儒家本身就是一种对话的文明。无论是政治的现实需要，还是学术的基本方向，当代儒学都应该以积极的姿态寻求和参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促进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对话，既是应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参与世界、影响世界的最佳途径，也是加速身份建构、促进自我反省、实现文明创新的难得机遇。随着中国崛起速度的加快，中国学界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持续、深入推进儒学研究并完成儒学的现代化转换，还有争取引导国际汉学的研究方向，增强与他者平等对话的能力，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与融合，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日益加快，随着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往来更加频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展与繁荣，已经成为各国人民共同面对的大问题。儒家文化所独有的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能够为人类的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儒学中丰富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对妥善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模式。儒家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必将在新的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所作出的战略抉择，是中华民族以和平、统一、防御为核心的战略文化传统的体现，也是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外交思想的最新运用和发展。研究和探讨蕴含在和平发展道路背后的中国外交思想，尤其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外交思想及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刻影响，对于深入理解和平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外交是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一种交往形式。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各国都会逐渐形成长期影响和指导其外交活动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及思维方式等，即外交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基于国家战略利益的要求和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并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对中国外交决策和外交实践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及思维方式，即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这一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逐步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不断获得扬弃和发展，并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依然具有深刻的影响。而中国外交思想就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也因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而独具特色。早在1963年，周恩来同志就明确指出，新中国外交思想中，“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决不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等都是“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胡锦涛主席于200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崇尚和平”的内敛型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外交，使中国的外交思想始终散发着浓郁的“和平”气息。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在中国，从孔夫子的‘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主张‘大同世界’，到新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体现了这种文化传统。”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外交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中国外交思想所显现出来的传统文化特色主要体现在：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它贯穿于先秦儒家的仁政礼治学说和道德修养学说之中，并在处理当时的国与国之间关系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义利问题上，儒家的基本态度是以义制利，或以义节欲、导欲。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要求人们在道义与物质利益方面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但需要注意的是，先秦儒家并非完全否定利，而是在充分肯定人们的正当物质利益合理性的前提下主张追求合乎道义的利益，用道义去限制对欲利的追求，强调私利要服从公义，正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儒家强调以义为本，认为国家不应当“以利为利”，而应当“以义为利”，只有追求各国的共同利益，为政以德，才可以使本国在国际政治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使“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才能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实现本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如果一国仅以自身利益为基点，穷兵黩武，对别国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侵犯他国的正当利益，则于本国、他国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当然，中国古代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的“重道义，轻利益”，绝不是否认利益的重要性。其实儒家一直非常重视公共利益。孔子在其“庶之、富之，然后教之”的思想中就十分重视百姓的生活富足。孟子指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他主张对老百姓要“所欲与之聚之”（《孟子·离娄上》）。荀子更加强调国家与民众的物质利益，曾专门做《富国》篇研究如何促进国富民强。由是可见，先秦儒家所重视的利，不是一己、一国的私利，而是人民的基本利益，是天下的公利，这也是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的分野。
列宁指出：“战争就是交战大国的统治阶级早在战前推行的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和平也是同一政治的继续。”
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时代，战争是当时国家关系的主旋律。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和平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战争则是一种破坏性力量，主张以和为贵，反对攻战。儒家认为先秦时期诸侯国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以富欺贫的各种争霸兼并战争，是对他国利益的侵犯和对他国尊严的践踏，不仅妨害了他国的生存，也给本国带来了危害。尽管儒家反对侵略兼并战争，但并非是“偃兵废武”的非战主义者，而认为战争应当以“禁残止暴”为目的。战争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争夺利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
只有正义战争，才能最充分地动员本国人民并取得最后的胜利。而非正义战争，不但会使一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也会失去本国民众的支持。此外，儒家还认识到战争是一种流血的政治，是一种诉诸暴力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手段，战争一旦爆发，必然会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和灾难，致使“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论语·季氏》）。儒家基于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广大人民基本利益的维护，主张“文战”“柔武”，尽可能采取非流血的和平方式，实现“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
《礼记·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那么，何谓“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儒家非常注重中庸的思想，强调过犹不及，主张和谐、适度，反对走极端。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希望国家之间“和而不同”，既加强与他国的交流与合作，又要保持本国的独立性；既不采用暴力手段把自身、本国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他国，使他人、他国服从于自己，也不丧失自己的原则立场和独立性，一味去迎合他人、他国，而是在保持自身或本民族个性与特征的基础上，与他人、他国谋求一种内在的平衡，以达到和平共处、和谐发展。除此之外，儒家所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等思想，也有助于抑制极端个人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征战，人民遭殃。为实现天下一统，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儒家提出了“发仁施政以王天下”的政治主张，即不诉诸武力，不诉诸权谋，不以事功取胜，而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通过“行仁政”去化解人们彼此斗争、仇恨、残杀的心理，实现社会的安定和平。这种主张“以德平治天下”的王道思想是一种具有高度道德性的政治哲学理论，它与以武力去统一天下的霸道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目标上看，霸道思想以称霸诸侯为目的，而王道思想则以天下归服为追求；从手段上看，霸道思想所凭借的是赤裸裸的武力，王道思想则靠仁德取胜；从结果来看，霸道种下的必定是仇恨的种子，王道则会使天下归心，社会呈现一派祥和安宁；从施行者来看，施行霸道的乃是不仁之君，行王道的则是仁君。也就是说，在儒家的心目中，一统天下的是以德行仁的王道，而不是以力假仁的霸道。从上述特征中可以看出，儒家的王道思想体现了人民渴望和平、追求稳定的意愿，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说文解字》中以“诚”和“信”互解，“信，诚也”，“诚，信也”。“信”与“诚”相通，说明“信”就是言语诚实可靠，其道德意义就是人要诚实无欺，恪守信用，取信于人。先秦儒家把诚信看作做人之德、治国之术、为政之本。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把“足食，足兵，民信”（《论语·颜渊》）视为为政的基本原则。荀子进一步从治国的高度指出：“强胜非众之力也，隆在信矣。”（《荀子·强国》）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强胜不是靠兵力，而在于注重信用。“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荀子·王霸》）历史上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虽然都是地处偏僻的国家君王，但其威力却可以震动天下，“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荀子·王霸》）。中国古代“重诚信，拒权谋”的理念在春秋时期的“盟”“誓”（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条约）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和运用。《礼记·曲礼下》记载，“约信曰誓，莅牲曰盟”，即对天发誓，缔约、结盟。据统计，《春秋》记盟105起，《左传》记盟达160多起，而属于国际公约者约为124起。在“盟”“誓”的订立和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对缔约的双方所施加的诚信道德约束的作用远远超过盟誓本身。此外，作为调节国家间关系的一条重要道德原则，诚信也是中国古代外交工作者所必须遵守的。孔子的弟子子张曾向孔子问“行”，子张所问之“行”就是“行人之官”的行，即外交工作。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行人之官”必须讲话诚实可信、行为忠厚严肃，这样即使到了未开化的野蛮民族那里，也是行得通的；相反，言语欺诈无信，行为粗鲁无礼，那么纵然是在本乡本土，与自己的邻居也不能和平相处。可见，注重诚信、遵约守信是中国古代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条基本道德原则，而玩弄权谋、背信弃义则必将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
中国外交思想的这些文化传统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国家关系，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崇尚自由、追求正义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种真诚的和平文化。千百年来，‘和为贵’始终是中国社会思想的主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是中国人民的宽大胸襟。渴望和平、追求和睦，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特质，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田，融入人们的血液中。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中国正是以这种真诚的和平文化为基础的外交思想在国际舞台上展示着悠久、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国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进入新世纪，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和国内建设的新任务，在坚持“崇尚和平”的外交思想基础上，不断发展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2004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05年，中国政府首次倡导“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并将其视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人民携手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既是由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任务所决定的，也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真诚的“崇尚和平”的外交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
。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思想与传统文化核心理念有着本质的内在统一性，在传统与现代的呼应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而形成的中国外交思想指引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被奉为中国外交的基础，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提，又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目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人类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维护当前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和谐、共同发展与繁荣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始终坚持以和平为宗旨的外交政策，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接受并广泛认同。中国的以和平共处为基调的外交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理念。儒家强调的“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等，本质上是一种内向型的和平文化，与西方外向型、进攻性的战略文化存在较大差异。中华民族历来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渴望和平、追求和谐，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征。600年前，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去了茶叶、瓷器、丝绸、工艺，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带给世界的是和平与文明，这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国与有关国家和人民加强交流的诚意。遍览古今中外，世界各国在国力迅速增长时期能够像中国这样一再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在不多，而这正说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有学者指出：“中国外交哲学观念以‘和’为中心，顺应中国崛起的潮流，进一步强调‘收敛锋芒、善与人同’的‘和为贵’思想应视为未来中国外交的哲学思想重心。”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多年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了不懈努力，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并通过自身的发展，不断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增添积极因素，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发展，这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思想。这种“共同发展”的外交思想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在实现和平的基础上对发展观念的创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忠恕之道”的理念。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而“恕”道还被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推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作为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贡献，并以积极的姿态运用“忠恕之道”来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这表达了中国政府在发展自身的基础上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愿望和努力。在实现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在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减少人类贫困和提高生命质量、维护世界和平并促进国际合作以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马克思曾经说过：“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历史经验表明，在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还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主张世界上的各种文明、各种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彼此尊重，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强调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主张共同应对人类发展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坚决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这种以倡导“文明对话”为特色的外交思想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以尊重和允许不同要素、各种差异存在的“和”是万物产生和发展的根本规律和法则，而没有对立面、只是相同东西简单相加的“同”却不能产生任何新事物。“和而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处理国际关系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中国传统文明强调‘和谐’，‘和谐’的本质是理解、包容、尊重，是和睦相处，和而不同。”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只有彼此尊重、交流对话，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亚洲与中国接壤或隔海相望的国家有20多个，因此，周边外交是我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及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这种周边外交思想吸收和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亲仁善邻”的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睦的邻里关系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对邻国之间相互依存、荣辱与共的特殊关系有着深刻的见解，他指出：“夫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邻国亡焉。”（《管子·霸言》）孟子主张“交邻国之道”在于邻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和仁爱。“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这句话深刻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和睦邻里关系的珍视和期待。中国历来重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既是保国安民的基本保障，也是实现国家繁荣强大的战略依托。温家宝总理在印度德里理工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印关系，不但对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及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积极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与邻国的争议，倡导并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积极参与合作解决各类安全问题。这些政策是对“亲仁善邻”理念的继承和发扬，对促进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向全世界郑重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理念。其后，在2006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党把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作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外事工作的重要目标，并对其做出具体规划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郑重强调，中国将与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念体现出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和正确把握，反映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视角、新思路和解决国家间问题的新途径。同时，和谐世界理念也反映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涵，折射出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和现代价值，是和平发展外交思想与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内在统一性在新时期的集中体现，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为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科学发展观，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将“和谐”这一富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理念拓展到国际事务领域，提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通过争取持久和平来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同时在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的过程中实现持久和平，深化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内涵。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渴望和平，追求和谐。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一旦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者爱人”“厚德载物”“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等和谐理念吸收到和谐世界思想中并发扬光大，即会形成一种全新的关于世界各国和谐相处与共同发展的思想。和谐世界理念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独特内涵和时代价值，进一步折射出中国发展道路和对外政策的和平性。在和谐理念的指引下，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明之长，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并推动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和谐世界理念赋予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以“和谐”文化的新内涵以及“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新追求，折射出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价值，是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和谐世界理念是对当前国际局势的深刻观察和冷静反思的结果，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新的增长点。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和平力量在增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和文明多样性继续发展，各国加强协调与合作势在必行。但与此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单边主义继续作祟，国际关系民主化远未实现，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面对这一局面，中国政府冷静地做出了反应，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具体而言，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和谐世界理念的这些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中国外交开辟了新的思路和增长点，有利于推进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有利于维护和延长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有利于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如何才能既实现自己的繁荣富强，又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的共同发展，这是国际社会每一个负责任的成员都应当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重大问题。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负责任、建设性的作用。有学者分析指出，从总的趋势看，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是一个具有比较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则表现出明显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的特征
，这种建设性、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新时期集中体现在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之中。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主张既利用和平发展环境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种战略体现了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良好形象。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和谐世界理念主张建立一个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主张中国在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这种理念进一步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更加明确了中国的国际责任，突出地体现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决心、信心和能力，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进步的国际形象。总之，和谐世界理念明确了中国的发展同其他国家以及整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这符合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致力于世界和平与进步的坚定信念。
在中国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的2005年年底，“软权力”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中国软权力的崛起》，提出中国的软权力正在崛起，而美国的软权力却呈现下降的趋势，美国应当看到这一点并做出相应努力。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硬权力”主要是指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软权力”主要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以及制定国际规则、建立国际机制的能力和恰当的外交政策。可见，外交政策是衡量一国软权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对于一国外交来讲，除了要尽量保护自己的利益之外，还必须尽量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这种国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深刻影响一国综合实力的外交影响力，而在外交实践中所形成的外交思想无疑是最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软权力。在当前形势下，尽管大国战争打不起来，但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依然激烈。在这场竞争中，经济、军事等硬权力的争夺固然重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以及国际影响力、外交影响力等软权力的角逐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我国而言，“当我国的行为模式被国际社会肯定时，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动员能力就会上升，我国提出的建议就能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反之，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政治动员能力就会下降”
。
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权力，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文化将以其深厚的底蕴在世界上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和平主义与宽容精神必将为中国软权力的提升发挥重大作用。因此，我们在按照科学发展观搞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规划和投入，切实从战略高度重视加强软权力建设，以有效动员和整合我国各方面的力量，着力塑造我国和平、民主、文明、进步的国家形象，增强我国历史文化、发展模式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近年来，我国重视软权力建设，在国际事务中重视“经济外交”“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并已产生良好效果，也引起了国际战略研究界的关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提升自身软权力的重要资源，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中国软权力的文化根基。基于这样的文化积淀，尤其是将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与中国外交政策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和谐世界理念，构成了中国软权力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软权力不断提升的重要体现，它促使中华文化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实践中不断走向世界，不仅为中国争取了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也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政治动员能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它的推进和实现将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也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坚实的政治保障，又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撑和良好的文化条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和谐”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因此，探究“和谐”的传统文化渊源，对于加深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作用。
早在中国商代的甲骨文中，“和”就作为一个单一的概念出现。甲骨文中的“和”作“
”，即现在的“龠禾”，其意为“调也。从龠，禾声。读与和同”（《说文解字》）。“龠禾”字中的“龠”有编管之形，《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龠”的：“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
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对“和”的解释是：“大笙为之巢，小者为之和。”
在这里，“和”已经被转化为一种乐器名，即“小笙”。从“龠”中可以推出“龠禾”之本义为乐器，而从“龠禾”字的“调和”之义可以推出“和”有声音和谐、音乐和美的意境。所以，在中国早期文化中，“和”不仅有乐器之义，更有听觉、音乐等审美上的价值取向，即“龠禾”有音乐各元素调和的十分恰当、动听、和谐之意。
关于“和”的字源解释，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和”字，古时写作“
”，是由“禾”（
）与“口”（
）合并而成的，最初蕴含与“禾”“口”有一定的联系。“凡禾之属，皆从禾”（《说文解字》）。这种联系又是通过“禾—齐—年—龠禾—调”诸字字义与字形的递进、相关反映出来的
。
甲骨文中的“禾”是“
”，象征一棵成熟了的庄稼，上端是下垂的穗子，中间是叶子，下部是根。“齐”字则将这种成熟了的庄稼更加形象化，从甲骨文的“齐”字即“
”可以看出，“齐”的意思是整齐、一起的意思，“齐，禾麦吐穗上平也”（《说文解字》）。于是，这些整整齐齐又沉沉甸甸的麦穗就预示着丰收的“年岁”到了，“年”字就通过这样的象形表现出来了，甲骨文中的“年”写作“
”，上面是“禾”，下面是一个面向左、臂向下斜伸的“人”，表明正在搬运丰收的庄稼回家，准备“过年”欢庆丰收。于是，“龠禾”的意义就在其字形中表现出来，它由三孔竹管乐器“龠”与丰收的庄稼“禾”组成，象征在欢歌笑语和美酒佳肴之中欢庆丰收之年。而乐要成曲“以和众声”，需要调谐；“禾”要变成美酒佳肴，也需要调谐烹饪而成。所以，“乐”和“食”都需要调剂和配合得当才能变成欢乐的和可口的东西。“口，人所言、食也”（《说文解字》）。“乐”与“食”的调剂功能是通过“口”来体现的：乐非人口演奏不成，食非人口品尝不可。这种通过“口”所体现出来的“调”，就是“和”，于是，以“调”为特征的相应之“和”就产生了，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后来“和”之“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的深刻含义。
从以上的字源分析中可以看出，“和”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调剂”，兼容各种矛盾关系，调剂以达相成相济的和谐理想之状就成了“和”的基本内涵，而这也是现代“和”的含义的基础。《现代汉语词典》对“和”的解释有四种：平和，和缓；和谐，和睦；结束战争或争执；（下棋或球赛）不分胜负。这些“和”的基本含义都是与甲骨文中“龠禾”的“调剂”之意紧密相关。
中国古代在谈及“谐”的时候，多与“和”连在一起，并以“和”与“谐”互释，“和”即是“谐”，“谐”即是“和”。如《尔雅》中记载：“谐、辑、协，和也。”可见，“和”与“谐”之间在早期就有很大的关系。“谐。恰也。从言，皆声”“凡从皆声字，多有和同义”（《说文解字》）。所以，“谐”的一个基本意思就是“恰当”、“合适”和“匀称”等。这与“和”的“调剂”之意有很大的因果关系。“调剂”为行为，“恰当”为状态；“和”是原因，“谐”是结果。于是，“和谐”一词就有了其最基本的意思，即各方面调剂、配合得适当和匀称。在《汉语大词典》中，“和谐”有三种基本含义：和睦协调；谓配合得匀称、适当、协调；和解，和好相处。和谐的这些含义都可以从“和”与“谐”的字形和基本意思的分析中得到，即通过调剂、配合等手段，建立一个匀称、适当和恰当的整体，引申表示为各种事物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和相互协调。
在中国文化中，易与“和”发生混淆的概念是“同”。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古人就对“和”与“同”原则上的区别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且把能否合而不同提高到国家社稷兴衰的高度。“和谐”的概念也是在历次的“和同之辨”中逐渐凸显出来的。
最早对“和”“同”之辨进行理论阐述的可以追溯到西周后期的史伯。周幽王的太史史伯在与周宣王之弟郑桓公讨论国家兴衰问题时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论断。他说：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更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国语·郑语》）
在此，史伯从辩证法的高度对“和”与“同”的区别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明。他指出，用一物均和另一物叫作“和”（即“以他平他谓之和”）。“和”的现象在自然界中是普遍存在的，万物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连绵不绝，就在于“和”（即“和实生物”），只有“和”才能产生新的事物，并使万物茁壮成长。相反，如果用完全相同的东西去补充相同的事物，只能是用尽之后就没有了。所以一味求同，取消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别，追求纯之又纯，就难以为继，就会衰败。一旦放弃“和”的原则而一味追求没有对立面的“同”，听不进不同意见，看不惯与自己不同的东西，就注定会灭亡。史伯上述关于“和异裨同”的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在我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继史伯之后，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晏婴进一步指出“和”乃对立之物的相济与相成，从而将和谐的概念引入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他在与齐景公讨论群臣关系问题并批评齐大夫梁丘据时，明确阐述了二者的区别：
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
晏子论和同比史伯更进了一步。他提出了“相成相济”的问题，指出“和”是多种因素相成相济的。就像厨师进行烹调，只有把水、火、酱、醋、盐与鱼、肉等各种不同的材料调配得当，才能做出美味的羹汤；就像演奏乐曲，只有把清浊、大小、短长、快慢、哀乐、刚柔、高低等各种不同的音律和谐地配合，才能奏出悦耳美妙的音乐。为政治国也是这样，统治者只有采取宽容的态度，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才能政治清明。同样的道理，如果臣对君只会一味顺从，就好比“以水济水”做的羹，又有什么营养和滋味，谁能食之？在这里，晏婴十分精当地阐述了“和”与“同”的区别，并强调了“和”本来之“调剂”的动态意义，是对和谐概念的一次重大深化。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进一步发展了“和”的思想，并从更新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上展开“和同之辨”，明确指出“和而不同”的原则。孔子把“和”提升到治世和伦常的高度，赋予“和”一种宽容平和的精神。孔子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制使人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并非使人疏远和对抗，而应当在差别之中形成和谐关系。孔子非常推崇“和而不同”，明确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思是说，有德行的人善于尊重差异、协调矛盾，能够与人和谐相处，不会无原则地附和迁就，一味盲目苟且求同，更不会与恶行、恶人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也非常鲜明，他要求人们要有独立的人格和头脑，要有鲜明的是非善恶观念，坚持“以善和人”的原则。他说，“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是是非非谓之智”（《荀子·修身》）。以正确的思想和方法与人协调是真正的和谐，以不正当的思想和方法与人相交就是讨好献媚，是所当是、非所当非，这才叫理智，也才会有真正的和谐。可见，儒家所说的“和”，绝不是无原则的和，绝不意味着忽视和否定对立与斗争，绝不是为和而和。真正的“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即不同事物之间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推动，既承认差别，又主张和谐。
综上所述，“和”与“同”有着原则的区别：“同”是表面的同一，它取消了事物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而寻求简单的整齐划一，是否认抹杀矛盾的形而上学的片面观；“和”不是简单地强求一律，而是不同事物之间的一种融合、调和以及有机结合，是内在多样性和谐，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不同而一”，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把不同意见合在一起，得到一个新的统一
。因此，和谐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也是一个矛盾的动态发展过程。和谐也是一种矛盾，是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或特殊存在状态，它允许和鼓励差别的存在，它接纳和正视矛盾的出现，它更善于对矛盾进行解决，在和谐的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因而矛盾不断解决的过程就是和谐不断实现的过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含有人伦之和、社会秩序之和、天人之和以及身心之和等多层意思，它们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构成了中华民族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我身心关系上的贵和重谐的文化传统。
人与人的和谐一直是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关注的重点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主张“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提倡宽和处世，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仁”是儒家处理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核心。从“仁”字的构造来看，左边是个“人”字，右边是个“二”字，“仁”本身就是人人二字的合写。“仁，亲也，从人从二”（《说文解字》）。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两个人存在，就会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关系，如何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这要采取“亲”的原则。可见，“仁”就其本义来讲，是一种亲密和谐的社会关系。孔子对仁做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最能概括和代表孔子的仁学思想的是这一句：“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以“爱人”来限定仁，这并非具体的规定，而是一种一般的精神，也就是说，“爱人”所表达的是一种同类相亲的意识，是一种善意的共存意识。其前提是把他人当作与自我一样的、平等的人来对待，承认其是人，并且可爱。在这里，儒家实质上是以人为中心并基于对人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价值的尊重而提出“爱人”思想的，“爱人”就是“爱类”。儒家提出“爱人”意义重大，它恢复了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也使当时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在理论上获得了人的地位和资格。此外，它包含着中国古代历史和社会中人伦道德关系的革命性飞跃，并使之成为儒家道德学说的根本和协调人伦关系的基本原则，并由此追求以和谐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社会的和谐集中体现在对大同社会的描述之中。儒家将理想中的和谐社会称之为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在儒家看来，大同社会讲求“天下为公”，天下是所有的天下，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天下，人们应该一心谋天下人之利，而不是只谋一己之利。“天下为公”要求“选贤与能”，即只能将公职委任给那些一心为天下之公而又有才能的人；“讲信修睦”，就是要信守承诺，与邻和睦。大同社会中的个人也都没有私心，“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人人都不会将社会的财富据为己有。“力恶其不出于己身也，不必为己”，人人都能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做贡献，不会因为于己有利才出力，更不会因为于己无利而不出力。所以，大同社会是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国与国之间讲信修睦、不欺不争，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各得其所。政治和谐、经济和谐、文化和谐都内含其中。
儒家不但主张协调社会的内在结构，而且主张协调社会的外在结构。在社会内部结构上，儒家认为社会个体（个人）、社会细胞（家）、社会总体（国）是一个有机整体，而在社会外在结构上，儒家则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与整个宇宙、自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是“天人合一”，把人看成是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天人合一”思想的自觉发端是《周易》。整个《周易》的思想方法就是把天、地、人看成是一体相通的大系统。《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是说八卦是观察天、地、人、物、鸟兽的书的共理，反过来说就是天、地、人、物、鸟兽都是相通的。宇宙是一个大系统，大系统是由许多小系统所组成的，自然界是宇宙中的一个小系统，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小系统，身、家、国、天下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人身又是一个小天地，因而在宇宙中天人是相通的、合一的，人只不过是宇宙大化流行的部分和环节。天下万物皆由天地所生，万物同源，人和自然本不可分。儒家对“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许多阐发，孔子在承认自然存在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同时，还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要求人们爱护自然，对自然之物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反对竭泽而渔和毫无节制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的做法。《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问题。孟子还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主张推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到宇宙万物。难能可贵的是，孟子还把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扩展至“王道政治”的治国需要上来。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张载更是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的命题，意即人类是我们的同胞，天地万物是我们的朋友，天与人、万物与人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也是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自然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息息相关，自然是人作为类存在的安身立命的外部大环境，因此人类要建立一种爱物爱自然的伦理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应，在传统文化中，人只不过是宇宙大化流行的部分和环节，天道与人道是和谐统一的，天道就完满地存于人的内心。因此，人们要认识和实践天道，就必须站在宇宙大化的整体上来看待命运和自我，必须立于天命的高度来审视和安顿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要将自己有限的人生与无限的宇宙连接起来，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领会到天人合一并依天道而行，自然会产生拥天下为己有的快乐和满足，并使人际关系和谐，物我关系通畅。这种以宇宙大化为视野，立足于个人性命之上的人生观，自然不会执着于具体的得失与成败，不以得失、穷通、成败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而以“知天”和“行天”作为人生的最大满足，追求超然物外的乐天情怀和与天地同流的精神境界。“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与精神状态。以修身作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基础是中国古代哲学之睿见。儒家经典之一《大学》视“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必须首先“身”修，“家”才可齐，“国”才可治，“天下”才可平，从而视个人身心各方面的修养为和谐社会理想的基石。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并不局限于人、社会或自然的某个方面，而是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将和谐的理念贯穿和渗透到方方面面，构筑和谐有序的天下观。《尚书·尧典》说：“协和万邦”，《周易·乾卦》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论语》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即以文德感化外邦，诚所谓“仁者无敌”，并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合众为一、和谐共处等理论精华，在历史上为创造多民族和睦相处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也为我国当前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大量关于和谐的思想。由于和谐思想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现实价值，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可以发挥多方面的作用。这里主要强调三个方面：
儒家提出“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等思想，《礼记·礼运》则勾画出一个人们想象中的“大同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当然有很多空想的成分，是绝对不能实现的。但是，它确实也为今天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可以遵循和借鉴的思想框架。古人的“大同社会”理想虽有历史局限，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一个伟大梦想。基于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再认识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高瞻远瞩地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战略任务。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当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古人的“大同社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现实条件和物质基础更是天壤之别。
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而在弘扬传统美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等方面，传统文化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有自己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包含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容，而且更需要和谐文化的引导和支撑。现在是过去历史的延续，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在，更遑论未来。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以先进文化为指导，面向时代、立足现实，与中华民族和谐传统相承接、与和谐社会要求相吻合。在这一前提下，建设和谐文化必须注意历史继承性，充分发掘和利用中华民族深厚的精神文化资源，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找到建设和谐社会深层的精神定位和文化根基，展示中国人民独特的精神风貌和创造活力。
当前，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着几个不可回避的挑战，一是受拜金主义和物质至上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人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过分追求物质刺激和感官享受，成为金钱和物质的奴隶，造成价值迷茫、身心扭曲。如果这种“社会病”不能得到根本医治，构建和谐社会便无从谈起。二是一些地区过分注重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在中国30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而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环境压力还将增大。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5亿到14﹒9亿人，城市化率将达到55%，污水和垃圾也将是目前的1﹒3倍和2倍。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
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稳定和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如果不能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我们将面临巨大的环境风险，环境安全将受到威胁。为此，我们必须探索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引导全社会走向持续和谐发展的道路。三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社会出现了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社会分层明显，弱势群体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已接近极限，仇富心理渐已形成或明或暗的社会思潮，各阶层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对立状况
。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异常艰巨的长期任务。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担负着重大责任。因此，我们应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深刻认识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科学梳理和系统挖掘传统文化中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成分，汲取合理思想内核，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