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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开端很容易标记。当时我们在一棵苦栎树下，沐浴在明媚的阳光里；一阵强劲的风儿刮过，树木挡住了部分风势。我跪在草地上，手里拿着开瓶器，克拉莉莎递给我一瓶1987年的玛德玛嘉萨
。就在这一刻，就在时间地图上针眼般精准的这一刻，在我伸手触到那凉凉的瓶身和黑色箔片的这一瞬间，我们听见一个男人大喊一声。我们转过头，目光越过田野，望见了危险。紧接着，我就已经在朝它跑去，动作十分干脆利落：我不记得自己丢下了开瓶器，不记得站起身，不记得做出要跑的决定，也不记得听到克拉莉莎在身后叫我小心。多么愚蠢啊，我抛弃了我们在苦栎树旁那片鲜嫩的春日草坪上的幸福时光，飞快地奔进了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里。喊声再次响起，还夹杂着孩子的尖叫，在沿着灌木树篱猛吹的咆哮狂风中，这些声音显得微弱无力。我跑得更快了。突然，从田野周围又冒出四个男人，正像我一样飞奔，朝现场集合。
我们先前看见的那只秃鹰正在三百英尺高空的气流中翱翔、盘旋、俯冲，从它的眼里，我看到了这样一幅图景：五个男人正无声地朝着一片百亩田野的中央跑去。我顺势顺风，从东南方向贴近。距我左侧二百码远，两个农场工人正并肩奔跑，刚才他们一直在修理那条沿田野南部边缘伸展、紧挨着公路的篱笆。他们身后两百码开外就是那位名叫约翰·洛根的司机，他的车停在草场旁，一边（抑或是两边？）的车门大开。杰德·帕里就在我的正前方，现在事后回想起来，这颇为离奇，他逆着风，从遥远的田野另一边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外的一排山毛榉下冒了出来。在秃鹰看来，我和帕里是两个运动中的小点，我们身上的白衬衣在绿色原野的映衬下十分显眼；我们正像恋人一样奔向对方，对这份羁绊即将带来的哀伤一无所知。这一即将扰乱我们生活的相遇，再过几分钟就要发生，而我们却对它的深远影响浑然不觉——这不仅仅是由于时间的阻隔，还因为原野中间的那个庞然巨物正以一种可怕的吸引力将我们卷入其中，与之相比，在它下面发生的那桩人间悲剧就显得格外渺小了。
克拉莉莎当时在干什么呢？她说她正飞快地走向田野的中心地带。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克制住自己奔跑的冲动的。当它发生的时候——就是我即将描述的那桩事件，那场坠落——她差不多已经赶上了我们，正处在绝佳的目击位置上，因为她没有参与营救，没有被那些绳子和吼叫声影响，没有被我们致命的缺乏合作所妨碍。那桩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期里，我们执迷地反复回顾这段记忆，我此处的描述也受到了克拉莉莎所见的影响，受到了我们告诉彼此的内容的影响：后续，这个字眼很适合在那片正等待初夏刈割的田野上发生的这件事。后续，就像二期作物，受五月那场首度收割的刺激而茁壮成长。
我这是在有意拖延，迟迟不透露接下来的情况。我在之前的时间段中徘徊，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这桩事件接下来的发展还有多种可能的结果：在秃鹰的眼里，六个聚集的身影在平坦的绿色田野中构成了一幅赏心的几何图形，很显然，这块田野就像空间有限的斯诺克台球桌面。最初的摆放位置、力的大小和力的方向，决定了接下来所有球滚动的方向、所有的碰撞和回转的角度。还有头顶那笼罩大地的阳光、绿色台面呢似的田野和所有运动中的物体，都是那么清楚明晰。我想，在我们接触前，当我们还在集合过程中的时候，我们保持了一种数学的优雅之美。我还在描述我们的分布位置、相对距离和罗盘方位——因为就它们而言，这是我保持清醒的最后时刻，之后我就什么也搞不清楚了。
我们在奔向什么呢？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完全弄明白。不过，就其表面而言，答案乃是：一只气球。不是漫画人物说话或思想时出现的那种气球形状的对话框，或者，打个比方吧，也不是那种光靠热空气升空的气球。它体型巨大，充满氦气——这种元素气体在星辰间的核熔炉中由氢气炼就而成，是宇宙中物质增生和变化过程以及其他许多事物（包括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一切思想）诞生的首要因素。
我们正奔向一场灾难，它本身就像一座熔炉，其中的热量能使众人的身份和命运扭曲变形。在气球的底部挂着一只吊篮，里面有一个男孩，而在吊篮边上，一个男人正紧紧抓住一根绳索，急待救援。
即使没有出现那只气球，这一天也依然会为了回忆而被标记出来，只不过，它会留下一段最令人愉悦的记忆，因为这是我和克拉莉莎在分别六周后（七年来时间最长的一次）的首次团聚。在去希思罗机场的途中，我绕进考文特花园
，在卡鲁奇奥餐厅边上找了个不怎么合法的位置停下车。我走进店里，凑足了一份野餐，其中那一大块马苏里拉干酪
最为引人注目，是店员用木勺从陶瓷大桶里舀出来的。我还买了黑橄榄、什锦沙拉和佛卡西亚面包
。然后，我赶紧沿着朗埃克街
赶往贝特伦·罗塔书店
，去提取送给克拉莉莎的生日礼物。除了公寓和我们的汽车之外，这是我买过的最昂贵的东西。当我走回街上的时候，这本稀罕的小书仿佛散发出一股热量，透过那厚厚的褐色包装纸传到我的身上。
四十分钟后，我已经在查看机场显示屏上的航班抵达信息了。从波士顿来的飞机刚刚着陆，也许我还得等上个半小时吧。达尔文认为，人类表达情感的方式有许多都是共通的，铭刻于基因之中。如果有谁想要证明这一点，他只要在希思罗机场四号候机楼的下机门前待上几分钟就足够了。当一位尼日利亚的准妈妈、一位薄嘴唇的苏格兰老奶奶，还有一位肤色苍白、中规中矩的日本商人推着行李车，从期待的人群中认出一个熟悉的身影时，我从他们脸上看到了同样的欢乐，同样的不可抑制的微笑。观察人类的多样性能给人带来愉悦，而观察他们的相似性亦然。当两人趋前拥抱、呼唤着对方名字的时候，我总会听到一声一模一样、由高渐低的叹息。那到底是第二大调，还是第三小调，或者是两者中间那个调？爸——爸！尤兰——塔！霍——比！尼——兹！长久不在身边的父亲或祖父母们，对着表情严肃戒备的婴孩连哄带骗，音调抬高，寻求亲情的快速反馈。汉——娜？汤——米？让我进去一下！
在私下里上演的多幕情景剧中，这种多样性也表现了出来：一对父子（可能是土耳其人，孩子有十来岁）站在那里，长久默默地拥抱着，对挤在他们周围的行李车浑然不觉，不知他们是在原谅彼此，还是在为失去亲人而哀恸；一对年逾五旬的双胞胎姐妹带着明显的厌恶互相问候，只是碰了下手，然后礼节性地亲吻，却没有接触对方；一个美国小男孩被他认不出的父亲扛到肩上，哭叫着要下来，惹烦了他那位疲倦的母亲。
但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会彼此微笑和拥抱。在三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我至少见证了五十出美好的戏剧性结局，每一场似乎都比前一场演得逊色。到最后，我简直有点情感疲劳，怀疑就连小孩子也只是在虚情迎合。就在我寻思着自己在迎接克拉莉莎时能显得多么真诚时，她轻拍了下我的肩头，刚才她没看见人群中的我，在周围绕了一圈。霎那间，我的疏离感消失了，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也用那种音调叫了声她的名字。
不出一小时，我们就把车停在了一条穿过奇尔特恩丘陵
山毛榉林的小路旁，这儿离圣诞公园很近。克拉莉莎换鞋的时候，我把野餐都装进一只背包里。我们带着团圆的愉悦，手牵着手走在小路上。我所熟悉的她的一切——她手掌的大小和触感，她声音里的温暖和安详，她那凯尔特人的白皙皮肤和碧眼——也很新奇，闪烁着异样的光芒，令我回想起我们的邂逅，以及我们在坠入爱河后头几个月里的时光。或者，我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男人，我自己的情敌，将她从我的身边偷走。当我把这想法告诉她的时候，她笑了，说我是这世界上头脑最复杂的傻瓜。我们停下脚步，亲吻对方，就在我们寻思刚才是不是应该直接开车回家上床亲热时，我们透过初生的新叶瞥见了那只氦气球，它正梦幻般地飞越林木葱郁的峡谷，朝我们西边飘去。不论是那个男人还是小孩，我们当时都没看见。我记得自己还暗自心想（但没说出口来），这种由风而不是由人来把握方向的运输方式挺危险的，但随后我转念一想，可能这就是它独特的魅力所在吧。接着，我马上就把这想法抛在脑后了。
我们穿过学院森林，朝皮希尔村走去，一路上驻足欣赏山毛榉上绽出的新绿。每片树叶都仿佛散发出一线内在的光华，我们谈论着这种纯净的色彩、春天里的山毛榉叶以及注视它给头脑带来的清新感觉。当我们走进树林时，风势开始增强，树枝发出生锈机器运转般的吱嘎声响。我们很熟悉这条路线，这里无疑是离伦敦市中心一小时车程内风景最优美的地方。我热爱这里起伏的田野，热爱那散布的白垩土堆和燧石，热爱那穿过原野、伸进幽暗的山毛榉树林的人迹罕至的小径，还有那些无人照管、排水不良的溪谷，腐烂的树干上覆盖着彩虹色的苔藓，偶尔还能瞥见一只毛冠鹿在灌木丛中磕磕绊绊。
我们朝西面走去，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克拉莉莎的研究项目：约翰·济慈。他临死前和朋友约瑟夫·塞文
寄宿在位于罗马西班牙阶梯
底部的那幢房子里。会不会还有三四封济慈的信尚未公开呢？其中一封会不会是写给芳妮·布劳恩的？克拉莉莎有理由相信这种可能性，并花了休假学期的一部分时间环游西班牙与葡萄牙，参观芳妮·布劳恩和济慈的妹妹芳妮曾经的住宅。前些日子，她一直待在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里，试图追寻塞文的远房亲戚之间的通信，今天她刚从波士顿回来。济慈最后一封为人所知的书信是他在去世前近三个月写给老朋友查尔斯·布朗的。那封信口气十分庄重，抛出了——就像插入一句题外话——一段对艺术创作的精辟论述，非常具有代表性：“对反差的认知，对光影的敏感，对诗歌不可或缺的一切特质（原始感知），都是肠胃康复的大敌。”这封信里还有那份著名的告别，节制内敛、谦恭有礼却又哀婉动人：“就算是在信里，我也不忍与你永诀。就让我以谦卑鞠躬作为告别吧。上帝保佑你！——约翰·济慈。”不过，诸多传记都一致认为，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济慈的肺结核病情正在好转，而且这种情况又持续了十天。他参观了波各赛别墅花园
，沿着高碌街
散步，快活地聆听塞文弹奏海顿的乐曲，顽皮地将晚餐扔出窗外以抗议糟糕的厨艺，甚至还想过要开始写首新诗。在这一时期，如果他真有信件留存于世，那么塞文，或者更有可能是布朗，又为何要将其尘封起来呢？克拉莉莎认为，在布朗的远房亲戚写于19世纪40年代的信里，她在一两处注解中找到了答案，不过她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和不同的资料来源。
“他知道，他再也见不着芳妮了。”克拉莉莎说，“他曾写信给布朗，说看见她的名字会令他痛苦难耐。但他从未停止过对她的思念。十二月份的那段日子里，他身体尚好，而且他又如此深爱着她，让人很容易想象他写过一封从来没打算寄出去的信。”
我用力摁了一下她的手，什么也没说。我对济慈和他的诗歌知之甚少，但是我觉得，在那种毫无希望的境况下，也许正是因为爱她爱得太深，他才有可能不希望写信。最近我觉得，克拉莉莎对这些假想中的信件感兴趣，和我们自己的感情以及她的信念也有些联系，她坚信任何没有通过书信表达的爱都是不完美的。在我们相遇之后、买下那座公寓套间之前的几个月里，她曾写给我一些激情澎湃、深奥难懂的优美情书，解释我们之间的爱情为何与众不同，比世上所有其他人的爱都要美好和高贵。赞美爱情的唯一性：也许这就是情书的精华所在。我也曾经试图写出同样优美的文字，与她琴瑟和鸣，但不管我调动多少真情实感，下笔时却只能罗列出一堆事实，而且在我看来，这场恋爱简直就是个奇迹：一位美丽的女子爱上了一个体态壮硕、行动笨拙而又日渐秃顶的男人，并渴求被他所爱——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的好运气。
快到梅登格罗夫公园的时候，我们驻足眺望那只在高空中盘旋的秃鹰。森林覆盖了整片自然保护区周围的峡谷，我们走在林间小径上，气球可能已经再次从我们头顶飘过。正午刚过，我们踏上了山脊小路，沿着陡崖往北走。接着，我们又抖擞精神，顺着一块突出的宽阔地带，从奇特恩斯向西一直走到了下面肥沃的农田里。穿过牛津谷后，科茨沃尔德丘陵的轮廓已清晰可见，而在山丘后方可能就是布雷肯比肯斯山，在一片蓝色的迷雾中抬升。我们原计划在这片山丘尽头的田野上野餐，因为那里的景致最好，不过现在风实在太大了，我们只好穿过田野走了回来，在北边的一片苦栎树林中避风。就因为有这些树挡着，我们没看见气球降落。后来我纳闷：为什么它没被吹到数英里外的地方去？再后来我发现，那一天，五百英尺高空中的风势和地面上的风势是不一样的。
关于济慈的谈话慢慢结束了，我们打开午餐包，克拉莉莎从包里拿出酒瓶，握住瓶底把它递给我。如前所述，我的手掌刚碰到瓶颈，我们就听到了那声叫喊，一个男中音，声调因为恐惧而不断抬高。它标记出整个事件开始的序幕，当然，也是尾声。在那一刻，我生命中的一章——不，应该是一整出戏——落下了帷幕。早知如此，如果再多一两秒钟时间，我倒会让自己缅怀几许。我们结婚相爱七年，膝下无嗣；克拉莉莎·梅隆也恋上了另一个男人，不过随着他两百岁诞辰的到来，他已经不会惹什么麻烦了。事实上，他还在我们激烈的交锋中帮过忙，那是我们平衡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谈论工作的方式。我们俩住在伦敦北部一幢带有装饰派艺术风格的公寓大楼里，对生活的忧虑比普通人要少——过了一年左右手头拮据的苦日子，没来由地担心自己患了癌症，朋友们离婚的离婚、病倒的病倒，我对自己工作的不满偶尔会狂热地发作，而克拉莉莎对此则十分恼火。但不管怎样，我们自由奔放、亲密无间地生活着，存在着，没有什么能威胁到我们。
我们从野餐旁站起来，眼前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一只灰色的巨型气球，有一栋房子那么大，形状像一滴泪珠，已经降落在了田野上。气球着陆的时候，驾驶员肯定刚从乘客吊篮里跨出半个身子，腿就被一根绑在锚上的绳索缠住了。现在，由于猛刮的狂风把气球推着抬着吹向陡坡边缘，他被半拖半拽着拉过田野。吊篮里有个小男孩，十岁光景。在风突然停歇的间隙，那个男人站直身体，抓向吊篮或者男孩。接着，又是一股劲风袭来，男人仰面横过身子，在崎岖的地面上跌跌撞撞地前进，试图将他的脚插进地里抓牢受力点，或者是想抓住他身后的锚，把它固定在地里。即使他能解开缠在脚上的那条连着锚的绳子，他也不敢那样做。他需要用自己的重量将气球拖在地上，而大风也可能会把那根救命绳索从他手里夺走。
我跑过去时，听到他在朝男孩叫喊，催他赶紧从吊篮里跳出来。但是气球在田野上一路颠簸，震得男孩不停地从一边跌到另一边。他重新找回了平衡，把一条腿跨到篮子外面。气球上下晃动，撞在一道小圆丘上，男孩又朝后摔了进去，不见了身影。然后他又站了起来，朝那个男人伸出胳膊，回喊着什么——我分不清那是回答，还是因为恐惧而变得含混不清的惊叫。
我离他们只剩下一百码远了，这时情势得到了控制。风小了下来，男人站稳脚跟，俯下身把锚插进地里。他已经解开了缠在腿上的绳子。不知道是因为沾沾自喜，还是耗尽了力气，或者仅仅是大人让他那么做的——反正出于某种原因，那小男孩依然留在吊篮里，没有出来。硕大高耸的气球来回晃动，左右倾斜，拼命想挣脱束缚，不过还是被驯服了。我放慢了脚步，但并没停下来。在直起身的时候，那个男人看见了我们——至少看见了我和那两个农场工——并朝我们挥手示意。他依然需要帮助，不过我很高兴自己可以放慢速度，从容走路了。两个农场工这会儿也走了起来，其中一人在大声咳嗽。然而，那个开车的男人约翰·洛根却了解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他还在向前飞奔。至于杰德·帕里，我的视线正好被拦在我们中间的那只气球挡住了，看不见他。
狂风在林梢上重新聚集起它的暴怒，我立刻感觉到了背后那股强大的推力，接着它击中了气球。气球停止了单纯滑稽的摇摆，突然间静止下来，唯一在动的只有球体本身，波浪般的皱纹沿着隆凸的表面泛起，所吸收的势能正在那里汇聚集中。它挣脱了，锚在一片飞溅的碎土中腾空而起，气球和吊篮朝空中蹿出了十英尺高。男孩被甩向后面，不见了踪影。驾驶员手里抓着绳子，被拽到了离地面两英尺高的天上。要不是洛根及时赶到，拉住了气球上许多悬垂绳索中的一根，那气球早就把男孩带跑了。现在，两个男人都被气球拽着拉过田野，而我和两名农场工也重新奔跑起来。
我率先赶到。当我抓起一根绳子时，吊篮已经升到了头顶的高度上。小男孩正在里面尖叫，尽管风势很猛，我还是闻到了一股尿味。几秒钟后，杰德·帕里抓住了另一根绳子，而两个农场工——约瑟夫·莱西和托比·格林——紧接着抓住了另外两条。格林猛地爆发出一阵咳嗽，但他还是坚持着，紧紧抓住绳索。驾驶员正在大声地对我们喊着指示，但他显得过于狂乱，没人听他的话。他刚才挣扎了太久，现在已经精疲力竭、情绪失控了。我们五个人一起拉住绳子，气球总算安定下来。不管那个驾驶员在喊什么，我们只需站稳脚跟，一点点用力往下拽，把吊篮拖到地上就行了——而这正是我们开始在做的事情。
到这时，我们正好站在陡坡之上，地面沿四分之一坡度
急剧沉降，然后朝底部延伸，形成一道缓坡。在冬天，这里是当地孩子们玩雪橇的好去处。一时间，我们七嘴八舌开口了。我和那个司机想把气球从陡坡边拉走，有人认为应该先把小男孩救出来，还有人极力主张把气球拉下来，以便我们将锚固定好。我觉得这些意见并没有冲突，因为我们可以一边往下拉气球，一边朝田野后退。不过第二个主张占了上风。驾驶员还有第四个主意，但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那是什么。
有一点我应该交代清楚。我们或许有个大致相同的目的，但我们绝不是一个团队。没机会，也没时间。时间地点的巧合和乐于助人的禀性把我们几个人聚在这气球下面。没人负责这件事——或者说，人人都在负责，我们陷入了一场口角之争。那个驾驶员面色通红，声嘶力竭，大汗淋漓，我们却无视于他。无能就像热量一样从他身上发散，而我们这时也开始根据自己的主张大声发号施令起来。我知道，如果我是领头的，没人和我争执，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事后我听到其他几个人也都这么说，不过当时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展现一个人的性格魄力。任何一个人带头，任何一个明确的计划，都比什么都没有要强啊。在人类学家研究过的人类社会中，从依靠狩猎采集度日的原始时代直到后工业化的今天，每一个社会都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而用民主程序从来无法有效地解决任何紧急情况。
把乘客吊篮拉到我们能看得见里面的高度，这并不特别困难。我们碰到了一个新问题：男孩蜷缩在吊篮里，双臂环抱住脸庞，两手紧紧地揪着头发。“他叫什么名字？”我们问那个面色通红的男人。
“哈利。”
“哈利！”我们大喊。“来啊，哈利！哈利！抓住我的手，哈利！快从那儿出来，哈利！”
可哈利蜷缩得更厉害了。我们越喊他的名字，他就越向后缩，好像我们说的每个字都是掷向他的石头一样。他已经意志麻痹，处于一种被称作“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在处于异常压力下的实验动物身上往往表现明显：所有解决问题的冲动都没了，连求生的本能都丧失了。我们将吊篮拽到地上，稳住了它，正要倾身进去把男孩抬出来，这时，那驾驶员却用肩膀把我们推到一边，想要自个儿爬进去。后来他说他早就告诉过我们他想干什么，可当时我们只听见自己的叫喊和咒骂声了。他的举动看起来很荒谬，可后来我们发觉，他的意图是完全理智的：他想拉下一根纠结在吊篮中的绳索，给气球放气。
“你个大蠢蛋！”莱西吼道，“帮我们把这小子弄出去！”
在疾风逼近的前两秒钟，我听到了它的声息，就像是一辆特快列车穿越树梢一样向我们飞驰而来。一个哀鸣般的轻飘声音“呼”的一下，在半秒内顿时变得震耳欲聋。后来在调查中，伦敦警察厅就那天的风速所采集的数据也成为了证据的一部分——据说，当时有几股阵风达到了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而这股风肯定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在让它来到我们身边前，先让我定格片刻——在静止中有一份安全感——来介绍一下我们这圈人吧。
在我的右边，地面陡然下降。左边紧挨着我的是约翰·洛根，一位来自牛津的家庭医生，42岁，妻子是位历史学家，他们有两个孩子。他在我们这群人中并非最年轻的，但身体却是最棒的。他是郡级的网球运动员，还加入了一个登山俱乐部，在西部高地
的一支山地救援队里做过一段时间。洛根显然是个温和而又沉默寡言的人，不然他刚才一定会让自己成为那个说了算的。在他的左边是约瑟夫·莱西，63岁，农场工人，还兼职打打零工，他是当地一支草地滚球队的队长，和妻子住在位于陡坡底部的沃灵顿小镇里。他的左侧是同伴托比·格林，58岁，也是农场工，未婚，和母亲一起住在罗素沃特村。两人都在斯托纳宅邸的庄园里工作。格林就是那个老是像烟鬼般咳嗽的人。接着往左转，那个想爬进吊篮里的驾驶员名叫詹姆斯·盖德，55岁，是一家小广告公司的主管，和妻子以及成年子女中的一名智障患者一起住在里丁市。调查中，验尸官干巴巴地列举指出，盖德违反了六条基本安全操作程序。他的气球驾照被吊销了。篮子里的那个男孩叫哈利·盖德，10岁，来自伦敦的坎伯威尔区。在我对面、其左侧地势向下沉降的那个人，就是杰德·帕里。他28岁，无业，住在汉普斯特区，靠一笔遗产过日子。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看来，那个驾驶员已经放弃了他的权威。我们气喘吁吁，情绪激动，一心想着各自的方案，而那个小男孩已无力参与决定自身生死存亡的救援：他缩成一团，用双臂抱住头，把世界挡在外面。我、莱西还有格林正试图把他拉出来，而盖德现在爬到了我们的头顶上，洛根和帕里还在高声叫喊他们各自的建议。盖德已经把一只脚伸到了他孙子的脑袋旁，格林在咒骂他，这时，事情发生了：一只强有力的巨拳呼地猛击气球，一下，两下，第一下就已经很猛，而第二下更狠，将盖德从篮子里嘣的震了出来，摔在地上，然后把气球抬升了近五英尺，让它直直地蹿向天空。盖德那沉沉的体重一下子减掉后，力的平衡被打破了。绳子迅速磨过我紧握的手掌，把掌心灼得生疼，但我还是在绳索只剩下两英尺长的末端时尽全力抓住了它。其他人也紧抓不放。吊篮现在已经飘到头顶上了，我们站在那儿，胳膊上举，就像礼拜日的教堂敲钟人。我们被惊得鸦雀无声，还没来得及叫喊，第二记重拳就到了，又把气球撞了起来，向西飘升。刹那间，我们突然就这么脚下腾空，全身体重都落在了抓住绳子的拳头上。
双脚离地的那一两秒钟在记忆里占据的空间之大，不亚于在一条地图上未加标注的河流上漫漫溯行。我的本能冲动就是：坚持住，一定要把气球拉下来。那男孩已经无力自救，马上就会被气球带走。西边两英里外有高压电缆。一个小孩孤立无援，需要救助。我的责任就是要坚持住，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这么做。
几乎就在我想抓紧绳索救下小孩的同时，在连一波神经脉冲传播开都不到的时间里，其他的念头诞生了。我飞快地算计着眼下如对数般急剧增加的情况变量，心中还混杂着恐惧。我们在上升，气球越向西飘，地面就越发下沉。我知道，我必须把腿和脚环扣在绳子上，但绳梢还不及我的腰部，绳子也正从我的手里滑脱。我的腿在空气中胡乱踢动。每过几分之一秒，我们和地面的距离就不断增加，到时候松手就来不及了，或者会造成致命的后果，而这一刻迟早会到来。和我相比，蜷缩在篮子里的哈利则安安全全。气球也许会在山脚下安全降落，而我坚持不放手的冲动或许不过是几分钟前所做努力的延续，只不过是我未能尽快调整罢了。
接着，连一下肾上腺素激发的剧烈心跳都还没过去，另一个变量又打破了平衡：有人放手了。于是，气球和拉着它的我们又往上蹿了好几英尺。
我当时不知道、后来也从未发现到底是谁先放了手。我不愿相信那个人就是我，不过每个人都说自己不是第一个。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我们谁也没有松手，那么再过几秒钟，等那股阵风平息下来，我们几个人的体重应该可以把气球带到斜坡下四分之一的地方着陆。然而，就像我所说的，我们没有形成一个团队，没有任何计划，也没有任何可以打破的共识——失败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就可以说——没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日后回想此事，我们都会因为这种做法合理而感到高兴吗？我们从未得到那份宽慰，因为在骨子里，我们受着一条更深刻、更自然的古老传统的约束。合作——我们人类早期狩猎成功的基础，它是人类语言能力进化背后的动力，也是产生社会凝聚力的黏合剂。事后我们所感受到的痛苦证明：我们心里清楚，我们已经辜负了自己。不过，放弃也是人的本性之一。自私同样是刻在骨子里的。这就是我们作为哺乳动物的矛盾所在——把什么献给别人，把什么留给自己。脚踏这一路线，人人相互制衡，这就是所谓的道德。在奇特恩斯的陡坡上方数英尺高的空中，我们这群人陷入了旷古以恒、进退两难、无法解脱的道德困境：是我们，还是我自己。
有人说选择自己，那么，再说“我们”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善有善报时，我们才会做好人。一个好的社会可以让大家感觉好人有好报。突然间，在吊篮底下悬着的我们成了一个坏社会，正在分崩离析；突然间，明智的选择变成了保全自己。那男孩又不是我的孩子，我可不会去为他搭上一条命。我刚瞥见一个人影落下——可他到底是谁呢？——就感到气球骤然上升，一切便尘埃落定了。利他主义没有用武之地，做个好人没有任何意义。我放手了，向下坠落了约摸十二英尺，侧身重重地摔在地上，大腿上跌出了瘀青。在我周围——在我落地之前还是之后，我不太确定——好几个人砰然坠地。杰德没有受伤，托比·格林扭伤了脚腕，而年纪最大的约瑟夫·莱西，以前曾经在伞兵团服过兵役，落地后也只是一时喘不过气而已。
等我站起身来，气球已经飘到五十码开外了，有一个人仍然挂在绳子上。是约翰·洛根。对他这样一个既是丈夫、父亲，又是医生、山地救生员的人来说，利他主义的火焰肯定燃烧得更为炽烈一些。它不需很旺。我们四个人都放手了，那气球一下减轻了六百磅的重量，肯定会急速往上升。一秒钟的迟疑都有可能让他失去选择的余地。当我站起来看到他时，他已经身在一百英尺高的空中，而且还在冉冉上升，而他身下的地面同时也在沉降。他没有挣扎、踢来踢去或者拼命抓着绳子往上爬。他顺着绳索一动不动地悬吊着，所有力量都集中在越来越无力的拳头上。他的身影越来越小，几乎成了天上的一个黑点。我们看不到小男孩的身影。气球带着吊篮继续向西飘去，洛根变得越小，情形就愈发恐怖，简直到了滑稽的境地，就像是一台绝技表演、一个笑话、一部动画片那样。我猛地惊笑了一声，因为这实在太荒谬了，完全就像是发生在兔八哥、汤姆和杰瑞身上的那种事情。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以为：这不是真的，只有我自己能看到这幅可笑的场景，我彻底的不相信可以让洛根医生回归现实，安全返回地面。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站着还是趴着，托比·格林可能还在弯腰捂着他的脚踝。不过我的确记得那被我的笑声打破的寂静。没有惊叫，没有像刚才那样大声喊出的指示，只有无声的绝望。此时此刻，洛根已经在两百码开外，离地面大概有三百英尺远了。我们的沉默是对死亡的许可，就像一份死刑判决书，或者，是一份惊惧下的羞愧，因为风现在已经停住，只是在我们背后轻抚。他在绳子上吊了那么久，我都开始相信，他也许能挺到气球落下来，或者等小男孩恢复意识、找到阀门给气球放气，再或者有一道神光、上帝，或者其他一些卡通角色现身，将他救下来。即使我还心存希望，我们还是看见，他滑到了绳子底端，不过仍然悬在上面，两秒，三秒，四秒，然后他放手了。即使在那个时刻，还有那么一刹那的工夫，他看上去没有下坠，而我还在想着：没准儿还会有某种奇异的物理法则，或是一股急剧上升的热气流，或是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骇人一幕更令人震惊的现象出现，能干预其中，把他托起来。我们看着他坠落，你甚至能看出他在加速。没有原谅，没有对肉体、勇气或者善良心肠的特别优待，只有无情的地心引力。不知从哪里——可能是来自于他，也可能是来自某只冷漠的乌鸦——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喊，撕破了静止的长空。坠落时，他仍保持着悬在绳子上的那副姿势，就像一根坚硬的黑色小棍。我从未见过比这个坠落中的活人更恐怖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