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属于那个阶层的男人——可能有点讨人嫌，通常秃顶，矮胖，聪明——对于某些美女倒有种难以言喻的魅力。或者说他相信有，而且越想越觉得似乎确有其事。有些女人相信他是个亟需拯救的天才，这也有点作用。不过，此时此刻的迈克尔·别尔德，心眼窄，没快感，横竖一根筋，死活提不起劲。他的第五次婚姻快完蛋了，按说他应该知道如何举止得体，如何放眼未来，如何承担责任。婚姻，他的婚姻，不是向来潮涨潮落，后浪推前浪的吗？这一次有所不同。他不知道怎样举止才算得体，放眼未来让他心痛，而且照他看来，生平头一回，他没什么责任需要承担。搞外遇的是他老婆，而且搞得耀武扬威，报仇雪恨似的，压根没有一点后悔的意思。百感交集中，他发觉心里不时涌起强烈的羞耻与渴望。跟帕特丽丝约会的是个装修工 ，他们的装修工，就是那个将他们房子里的砖石缝重新勾嵌一番，在他们的厨房里安上全套设备，帮他们的浴室重贴瓷砖的家伙，就是这个敦实的壮汉，有一回在吃茶点时给迈克尔秀过一张自家的仿都铎式房子的照片，整饬翻修以及添加都铎风味的活儿都是他一手包办，混凝土前车道上，一部拖车载着一艘船停在维多利亚式灯柱底下，余下的空地上竖着一只退役的红色电话亭 。别尔德发现戴绿帽子是一件如此复杂的事，这可真让他吃惊。那份痛苦可不简单。活到他这把年纪还有什么新鲜花样没见识过——这样的话谁也别说了。

他是活该。他那四个至今仍然冷冷地关注着他的前妻，梅西，露丝，埃莉诺，凯伦，都会乐疯的，他希望没人跟她们通风报信。他每次婚姻都没拖过六年，而且始终没要孩子，这真可以算是某种成就了。他的太太们都早早预见到此人一旦当爹，会是怎样惨淡恐怖的局面，所以，为了保全自己，她们都溜之大吉。他乐意这样想：即便他让人难受过，时间也不会太久，这多少也起了点作用，使他跟所有的前妻还保持着泛泛之交。

可是跟现在的太太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感觉好点的时候，他没准还会假想自己拿出大男人的派头，抱着双重标准，发几阵危险的泼天大怒，也许来段深夜醉醺醺、咆哮后花园的好戏，要不就把她的汽车弄得面目全非，然后处心积虑地追求一个更年轻的姑娘，像力士参孙那样将婚姻殿堂兜底掀翻。可实际上，他被耻辱，被他丢脸居然丢到这种地步的念头，压得动弹不得。更糟糕的是，他还那么不合时宜地想要她，这让他吓了一跳。这些天，对帕特丽丝的渴望会突然从哪里涌起，向他袭来，活像一阵胃痉挛。他就只能一个人坐下来，等着它发作完毕。显然，是有那么一种丈夫，想到老婆勾搭上别的男人就来劲。这样的男人没准还会布个局，把自己绑起来塞进衣橱里锁好，等着那个比他更出色的伙计从十英尺外走过来。别尔德是不是终于在自己体内找到了一种受虐色情狂的潜能呢？从来没有哪个女人，看上去，听上去，能像这个突然之间就不归他所有的老婆那样勾魂摄魄。大张旗鼓地，他去了趟里斯本看望一个老朋友，可那三个晚上过得索然无味。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老婆弄回来，却不敢大叫大嚷、威胁恫吓，或者炮制几个灵气四溢、任性胡来的片段，好让她卷铺盖滚蛋。而苦苦哀求也不是他的风格。他浑身冰凉，可怜巴巴，除了这件事什么也想不了。她头一回给他留便条时——“今晚在R那里过夜。P”——他有没有带上自己的活动扳手，跑到那栋在固定支架 上搁着一艘盖好布幔的快艇，巴掌大的后院里嵌着一只露天热水浴缸的仿都铎风、半独立式“前廉租房” ，把那男人的脑壳敲碎？没有，他只是穿着大衣，看了五个钟头电视，喝了两瓶酒，努力不去想罢了。这无济于事。

可是他也只能想想啦。前几任太太发现他出轨时，火冒三丈，冷冰冰或者泪汪汪地非要长谈到凌晨，阐述她们的想法，先是什么信任破灭啦，最后抛出离婚要求及种种善后事宜。然而，当帕特丽丝碰巧看到几封柏林洪堡大学的数学家苏珊娜·鲁本发来的邮件时，却反常地兴奋起来。就在那个下午，她把自己的衣服搬进了客卧。为了亲眼求证，他推开衣橱滑门，结果吓了一跳。那成排成排丝绸的、棉布的连衣裙——现在他意识到——曾是一种奢侈，一份慰藉，是她将自己的各种“版本”排成一溜，只为了取悦他。不复存在了。连衣架都不见了。那天吃晚饭时，她一边微笑，一边解释说她也想要“自由”，还没过一个礼拜，她的外遇就开始了。这么一来，男人该怎么办？某天早餐时他道了歉，告诉她，他那一“失足”并不意味着什么，还发了一通他真的以为自己会遵守的重誓。这已经是他最接近哀求的方式了。她说她才不在乎他遵不遵守呢。她确实不在乎——而且，就在此时她亮出了情人的身份，那个名字凶巴巴、身高七英尺的装修工罗德尼·塔平，比他这个戴绿帽的丈夫要年轻二十岁，按照塔平当初一边谦恭地替别尔德家涂灰浆、切斜角，一边自吹自擂时的说法，他平生唯一读过的，就只有小报上的体育版。

起初，别尔德的痛苦表现为“上瘾症” ，或者也可能是他的上瘾症突然给治好了。他终于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了。冲完澡，他在雾蒙蒙的全身镜里瞥见一堆呈圆锥状的粉色的东西，他把玻璃擦擦干净，站直身体，对眼前的情景难以置信。他到底用了什么样的花言巧语，才能说服自己，而且这么多年来都让自己相信，长成这副尊容还能算是性感迷人？脑袋上谢顶，下面倒有一圈傻乎乎的齐耳浓发撑着，新长的肥肉像窗帘一样垂在腋窝下，腹部和臀部都在天真无邪地痴肥着。以前，他只要把肩膀扳扳直，身体站站挺，腹肌收收紧，就能让镜子里的自己好看点。而今，人类的赘肉让他的努力成果懒懒地耷拉下来。他怎么可能留得住像她这么漂亮的年轻女人？他是不是真的以为这点条件就够了，难道单凭他那尊诺贝尔奖，就能把她留在他床上吗？一丝不挂时，他是个耻辱，是个白痴，是个懦夫。他连一口气做八个俯卧撑都不行。而那个塔平，却能在胳膊底下夹起一袋一百斤的水泥，跑上楼梯直奔别尔德家的卧室。是一百斤吗？差不多就是帕特丽丝的体重嘛。

她怀着充满敌意的快乐，不让他靠近。那些她像唱歌一样说出的“你好”，那些她在晨祷时独自吟诵的家务细节，还有她在晚上的去向，都是额外的羞辱，但凡他对她能略有鄙夷，并且打算把她甩了完事，那么这些也没什么要紧的。那样的话，他们俩就能坐下来飞快地、恶狠狠地拆散这场历时五年、膝下无子的婚姻。她当然是在惩罚他，可当他暗示这一点时，她耸耸肩说，她也可以把这话用在他身上。她只不过一直在等这个机会罢了，他说，于是她笑笑，说既然如此，那她就多谢他了。

胡思乱想时，他相信，恰恰就在即将失去她的时候，他找到了完美的妻子。2000年的这个夏季，她穿上了别样的衣服，在屋子里进进出出都是别样的面貌——褪色的紧身牛仔裤，平底人字拖，T恤衫外面披着一件乱蓬蓬的粉色羊绒衫，她剪短了一头金发，灰眼睛里闪现着一抹狂放的、更深邃的蓝色。她的身材很苗条，现在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从那些用绳索做拎手的亮闪闪的购物袋和她故意散落在厨房桌上给他看的纸巾判断，他觉得她是在给自己买新内衣，好让塔平帮她脱掉。她今年三十四岁，却仍然保持着二十来岁时“草莓冰激凌”式的容颜。她没招惹他，没奚落他，也没挑逗他——但凡如此，总也算是一种交流了——而是不断地打磨那光彩照人的冷漠，她想用这种冷漠抹杀他的存在。

他需要停止“需要”她，可欲望不听话。他就是想“想”她。某个闷热的夜晚，他身上什么也没盖，躺在床上试着打手枪，好求个解脱。他非得在脑袋下面垫两个枕头才能看见自己的命根子，这就够让他心烦的了，偏偏幻觉又老是给塔平的形象打断，那厮就像个没教养的舞台杂工，扛着梯子拎着水桶，时不时地溜达到布景上来。除了他别尔德，这世上还会有什么男人，在这种时候，试图一边思念着仅仅三十英尺开外、楼梯平台对面的自家老婆，一边给自己找乐子？一想到这个问题，他的初衷就化为乌有。再说这天也太热了。

朋友们跟他讲过，帕特丽丝长得像玛丽莲·梦露，至少，从某些角度，在某些光线下是这样。这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比较一直让他挺高兴，可他从来没认真领会过这层意思。现在他算是领会啦。她变了。她的下唇上新添了一种丰满润泽的气息，她一垂下眼帘就预示着麻烦快来了，她剪短的头发打着卷儿，以一种夺目的古典风格垂在后颈上。毫无疑问，她比梦露更美，每逢周末她就让房子和花园在金发、碧眼、粉红、淡蓝交织的薄雾中漂流。让他无法自拔的，是一个多么青春烂漫的色彩阴谋啊，何况是在他这把年纪。

那年七月他正好五十三岁，她顺理成章地忽略了他的生日，三天以后又用她近来那种没心没肺的方式，假装想起来。她送他一条荧光薄荷绿的“奇魄”领带 ，告诉他如今这种款式又“复兴”啦。没错，周末最难熬。她总是跑进他待着的那个房间，也没开口说话的意思，可能只是想在他眼前晃晃，她总带着那么一丝不疾不徐的讶异四下打量一番，然后信步走开。不光是他，所有的物件都被她重新估算品评了一通。他总是看到她在花园尽头的七叶树底下，带着报纸躺在草地上，在浓密的树荫中等着属于她的黑夜降临。然后，她会躲进客卧里淋浴，更衣，涂脂抹粉，喷洒香水。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似的，她会抹上又红又厚的唇膏。也许罗德尼·塔平鼓励她走梦露路线——现在别尔德也只能跟他一起欣赏这副滥俗的形象了。

如果她离开时他还在屋子里（每到晚上他就辛辛苦苦地尽量让自己不闲着），为了缓解自己的渴望和痛苦，他就会忍不住从楼上的窗户看着她步入“贝尔塞兹公园” 的暮色中，沿着花园的小径走去——没上过油的花园门又像以前那样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听起来是多么水性杨花啊——然后钻进她那辆小巧而轻浮、加速时放荡不羁的黑色标致车。她是那么迫不及待，猛地把车发动起来驶离路沿，以至于他的痛楚又翻了一倍，因为他知道她知道他在看着。于是，她的离去就像花园篝火上腾起的烟雾一般悬在夏日黄昏中，那是一阵挑逗情欲的、散发在无形微粒中的刺激，弄得他莫名其妙地在原地站了许久。他其实并没有发疯，他一直这样跟自己说，不过他觉得自己尝到了某种滋味，抿到了一口苦涩。

让他震撼的是，他居然有本事除此之外心无旁骛。读一本书也好，做一场演讲也好，他其实都在想她，要不就是想她和塔平。她出门跟他约会，自己倒还待在家里，这也太糟心了，可是，自打那次里斯本之行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胃口去看以前的女朋友了。于是他接下一组到皇家地理学会谈量子场理论的夜场讲座，参加电台和电视台的讨论会，时不时地还给生病的同事顶顶班。就让那些科学哲学 家们把自己越搞越糊涂吧，物理学可不会被人性玷污，即便男人女人和他们所有的哀伤都不存在，物理学描述的那个世界也依然存在。他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样，都秉持着这种信念。

然而，即便跟朋友吃饭捱到很晚，他通常还是会在她回来之前到家，然后被迫等待——不管他乐不乐意——直到她回来，尽管她回来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事。她会直奔她的房间，而他会待在他的房间不动，不想在楼梯上撞见她云收雨歇、慵懒欲睡的模样。几乎可以说，她要是待在塔平家过夜倒还好点呢。“几乎”而已，可那样他就会整夜无眠。

七月末，某晚两点，他正穿着睡袍听广播，听见她进门，突然心生一计，要布个局让她嫉妒，让她不安，让她想回到他身边。有个女人正在BBC的“环球服务”节目上讨论影响土耳其库尔德人家庭生活的乡村风俗，低沉单调的话音叫人昏昏欲睡，言谈间充斥着冷酷、不公和荒谬。别尔德把音量调低，但手指一直按在旋钮上，自己提高嗓门、拖长音调念了一小段童谣。他估计她能从自己的房间里听到他的声音，但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一念完这句就把那女人的音量开大几秒，然后用他当天晚上讲座里的一句话打断她，再让那女人回答得更长。他就这样折腾了五分钟，他说一句，那女人回一句，有时候还狡猾地让两个声音叠在一起。整栋房子寂静无声，在听着呢，毫无疑问。他走进浴室，打开一只水龙头，一边冲马桶一边大声狂笑。帕特丽丝应该知道他的情人聪明得很。然后他捂着嘴发出一种欢呼似的叫声。帕特丽丝应该知道他开心得很。

那天晚上他没多睡。四点，经过长长一段暗示着无声缠绵的沉寂之后，他一边打开卧室门，一边低声细语，从后楼梯走下去，再绕到前面，一路上又是跺脚又是击掌地演奏出他那位“伴侣”的脚步声，还用他自己的脚步声充当切分音。这是那种逻辑合理但只有疯子才会热衷实施的计划。他把“伴侣”送到客厅，把道别嵌在无声的亲吻间，然后在她身后关上大门，坚定的关门声回荡在整栋房子里，接着他跑上楼，终于在六点过后打了个盹，一边睡一边冲着自己轻声念叨，“且以成败论英雄。”他在一小时后起床，这样就能保证赶在帕特丽丝上班之前跟她打个照面，让她瞧瞧，一眨眼工夫，他的快乐达到了何种程度。

她在大门前停下来，手里攥着车钥匙，塞满了书的帆布小背包的带子深深地勒在她印花衬衫的肩部。谁见了都不会怀疑，她看起来深受打击、心力交瘁，尽管她的嗓音还跟以前一样响亮。她告诉他，今晚她会邀请罗德尼来吃晚饭，他没准还会在这里过夜，假如他，迈克尔能远离厨房，那她会很感激。

那天他恰巧要出门，去位于雷丁的“中心”。启程时他累得直犯晕，一边透过污迹斑斑的火车窗盯着伦敦郊外嘈杂与单调奇妙交织的景致，一边骂自己干的这叫什么蠢事。是不是该轮到他隔墙“听床”了？没门，他还是找个地方住下吧。那不就等于被他老婆的情人赶出自己的家门？没门，他得留在家里跟他面对面。那跟塔平打一架吧？也没门，他非给活活敲进走廊上的镶木地板里不可。明摆着，他根本就没条件做什么决定，设计什么阴谋，从今以后，他得考虑到自己的精神状态不太靠谱，所以行动应该保守点，消极点，老实点，别坏了规矩，别走极端。

再过几个月，他将把这个决定里的每一条都违反个遍，不过，那一天即将告终时他已经把这念头给忘了，因为帕特丽丝下班回家时没带什么吃的（冰箱里也没有存货），那个装修工也没来吃饭。那天晚上他只看到她一次，手里端着一杯茶穿过走廊，看上去阴郁而颓废，不太像偶像影星了，更像是私人生活错乱、工作过度操劳的小学老师。他先前在火车上把自己一顿臭骂，是不是骂错了？他的计划真的起作用了？她是不是难过得只能把约会取消了？

回味昨晚的经过，他发觉，风流成性了一辈子，偶尔跟一个臆想中的朋友过一晚，倒也挺提神的，这感觉真是非同凡响。近几周，他这是头一回稍微开心了点，甚至在拿微波炉热晚饭时用口哨吹了一首曲子，还在楼下衣帽间那面镶嵌在金箔中的镜子里照了照，他觉得自己脸上的脂肪少了，颧骨阴影清晰可见，看上去坚毅果决，在三十瓦灯泡的照射下，多少显出几分高贵气象，也许他每天早上逼着自己吞下的那种甜甜的低胆固醇酸奶发挥了作用。他上床时没开收音机，把灯调暗，躺着等她的手指不无悔意地在他门上轻轻敲响。

门没响，不过他也不难受。就让她度过一个不眠之夜，重新检讨自己的人生，看看到底什么才有意义吧，就让她掂量掂量好了，一边是手上长满老茧的塔平和他那艘盖着布幔的船，一边是卓尔不群、举世闻名的别尔德。接下来的五个晚上，据他观察，当他忙于讲座、其他会议及外出晚餐时，她都待在家里，当他回来时——通常在午夜——他希望自己踌躇满志的脚步声能让这栋黑洞洞的房子都感觉到，这是一个刚刚赴完幽会的男人。

第六晚，他总算空下来待在家里，她倒出门了，而且花在淋浴和吹风的时间比平时更长。他正待在一楼平台的那扇深深凹陷的小窗跟前，从那里他看见她沿着花园的小路往前走，走到一丛高高的朱红色蜀葵前停下来，似乎不情愿离开似的，然后伸出手拨弄一朵花。她把花掐下来，用大拇指和食指新染的指甲把它碾碎，捏着思忖了一会，然后手一松让它落在自己脚边。那件夏日连衣裙——米色丝绸，无袖，后腰上打了个褶——是新的，这个信号他拿不准该怎么解读。她继续向前走到大门口，他觉得她的步履略显沉重，或者至少比她以前一贯迫不及待的作风要懒散些，然后她用接近正常的加速度开着标致车驶离路沿。

可那天晚上他等在家里的时候没那么高兴了，对自己的判断力又有点困惑不解，开始认为归根结底他的感觉还是对的，他就栽在自己演的那出广播恶作剧上。为了理清思路，他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看看球赛。他没进晚餐，而是吃掉一杯一升装的冰淇淋，还剥了一斤开心果。他浑身躁动，被游移不定的性欲弄得心烦意乱，最后得出结论：最好还是去发展或者重温一段真正的风流韵事吧。他花了点时间翻检通讯录，盯着电话机过了好一会儿，到底还是没拎起来。

他喝掉半瓶酒，没到十一点便和衣在床上睡着了，头顶上的灯还亮着，过了几个钟头，他被楼下的话音吵醒时，有好几秒钟都弄不清自己身在何处。那是帕特丽丝在跟塔平说话吧，此时别尔德尚且被酒精壮着胆，正有劲头说两句呢。他歪歪扭扭地站到卧室中央，把衬衫下摆塞到裤子里去的时候身子直晃悠。静静地，他打开门。屋子里所有的灯都大开着，这可真不错，此时他已经下得楼来，压根就没想到会有什么后果。帕特丽丝还在说话，当他穿过客厅直奔敞开的起居室大门时，他觉得自己听见她在笑，要不就是在唱，他寻思，看来他是要搅和掉一场小小的庆典了。

可只有她一个人，弯腰弓背地坐在沙发上哭，两只鞋都侧躺在玻璃咖啡长桌上。那是一种勉强克制、哀伤欲绝的声音，之前鲜有耳闻。假如说她以前也曾这样为他哭过的话，那也是背着他。他停在门口，她起先没看见他。她的模样惨兮兮的。一块手帕或是纸巾绞成一团攥在她手里，她那羸弱的肩膀往前弓，直打颤，别尔德顿时满怀怜惜。他感觉到一场和解已近在咫尺，她需要的只是一次轻柔的触碰，几句善意的言辞，别提什么问题，她就会扑进他怀里，而他会带她上楼，不过，即便心头骤然涌起情感的暖流，他也知道他抱不动她，哪怕用两只手都不行。

正当他抬脚准备穿过房间时，一块地板咯吱响了一声，她抬起头来。他们四目相对，可是只持续了一秒钟，因为她飞快地用手捧住脸，埋进去，再把头扭开。他喊她的名字，而她直摇头。她背朝着他，别别扭扭地从沙发上坐起来，几乎是在侧着身子走，结果在那块铺在抛光木地板上、动不动就要打滑的北极熊皮上绊了一跤。有一回他差点跌伤脚踝，从此以后就很讨厌这条小地毯。他也不喜欢地毯上那张充满敌意、张得老大、露出光线底下泛着黄光的牙齿的嘴。他们从来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把它固定在地板上，也休想把它一扔了事，因为那是她父亲送的结婚礼物。她稳了稳步子，想到了那双鞋就捡起来，空出另一只手捂住眼睛，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他探出身子想碰碰她胳膊，她急忙躲开，又哭起来，这次哭得更畅快了，一边哭一边跑上楼去。

他关掉房里的灯，躺在沙发上。既然她不要他，那也没必要再追她，何况眼下这点并不重要，因为他已经 看见 了。她的手没来得及遮住右眼的瘀青，它横跨面颊顶部，中心发黑，边缘渐淡呈红色，在她下眼睑下肿起来，弄得眼睛都睁不开。他听天由命地大声叹了口气。在所难免啊，他的责任再清楚不过了，看来现在就得跳进汽车，一路开到克里科尔伍德，整个身子倚在门铃上，直到他把塔平从床上拎起来跟他出门，就在那盏马车灯底下，出其不意、身手敏捷地让他那位可恶的对手惊诧莫名。他眯起眼睛，又前前后后想了一通，在细节上玩味不已：他的右拳把塔平的鼻梁骨砸开花，接着，经过一点小小的修改，他又闭起眼睛把这场戏琢磨了一番，这一晚他睡得很安稳，直到翌日早晨被她上班时关上大门的声音吵醒为止。

他在日内瓦得到一个大学荣誉教职，可没在那里上过课，他把自己的名字，头衔，别尔德教授，诺贝尔奖得主，借给信笺抬头，借给种种学会，他在国际“倡议”上签名，坐镇一个与科学基金有关的皇家委员会，在电台上用外行能听懂的话解释爱因斯坦、光子或量子力学，帮着别人申请经费，担任三家学术期刊的顾问编辑，撰写同行评议和参考文献，让他感兴趣的事情包括：八卦谈资、科学政治、身份地位、诡辩法术、令人生畏的民族主义，还有无知的大臣和官僚们何以被榨出巨额开支，只为了在一颗新卫星上再装一个粒子加速器或者租用仪器空间，他还出现在美国的“天才会议”中——一万一千名物理学家济济一堂！——聆听博士后们阐述自己的研究，他时常开设系列讲座，相同的内容稍作变化、反复使用，讲来讲去都是当初为他带来诺贝尔奖的“别尔德—爱因斯坦合论”的基础计算问题，他到处领奖项和勋章，接受荣誉学位，发表餐后演说，为那些即将退休或者行将火化的同事歌功颂德。在一个闭塞的专业世界里，他是——拜斯德哥尔摩所赐——一位名流，年复一年地凭着惯性向前滑行，略感厌倦而别无选择。所有的兴奋点和不可预知性都体现在私生活中。也许这就够了，也许他早在青年时代的一个绚烂的夏季里就已经竭尽所能功成名就了。有一点是确凿的：他上一回连续几小时独自静坐、手拿铅笔和便笺整理思路，提出一个富有创意的假设，调戏它、追求它并逗引它降临人世，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样的机会从未浮现——不，这是个经不起推敲的借口。他没那份意志，没有材料，没有灵感的火花。他没有新鲜的想法。

不过，雷丁郊外，紧挨着轰鸣咆哮声不断的高速公路向东段，一座啤酒厂的下风口，有个新建的政府研究机构。这个中心应该类似于科罗拉多州戈尔登（靠近丹佛）的“全美可再生能源实验室”，与其分享同样的目标，却不能分享它的占地面积和基金数额。迈克尔·别尔德是这家新中心的一把手，真正在干活的却是一位名叫乔克·布拉迪的资深公务员。行政大楼（某些大楼的隔墙材料里含石棉 ）不是新造的，实验室也不是——它们原先是用来测定建筑业有害材质的。新造的只有三米高的尖刺铁丝网和混凝土柱式护栏，此外，未经别尔德和布拉迪许可，在这个“全英可再生能源中心”的外围，每隔一段距离就草草地树着一块“禁止入内”的告示牌。他们很快就发现，光这些牌子就占掉了第一年预算的百分之十七。先前他们从当地一家农场买下了一块占地二十英亩的湿漉漉的土地，头一项工作就是排涝，已经进入计划阶段。

对于气候变化，别尔德半信半疑。这事属于一系列问题、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忧虑（其背景原因总在新闻中显山露水）之一，他会看这些报道，并且略感痛心，期望政府能积极应对，采取行动。他当然知道二氧化碳分子会在红外线波段内吸收热能 ，而人类正在向大气层大量排放这些分子。不过，他本人还有别的事情需要考虑。某些离谱的评论家暗示整个世界已经陷入“危机”，人类正在奔向灾难，沿海城市将被海浪淹没，农作物将会歉收，因为干旱、洪涝、饥荒、风暴和资源日益减少而引发的无休无止的战争，亿万难民将从一个国家涌向另一个国家，从一片大陆涌向另一片大陆，而他对这些无动于衷。这些预警信号里有某种《旧约》的口吻，一丝“瘟疫临头”、“洪荒将至”的调调，它们让人想起那种根深蒂固、数百年来反复上演的倾向——相信人总是生活在末日中，相信自己的撒手人寰，必然与世界末日休戚相关，这样一切就显得更有意义，或者说，显得并非全无关联。世界末日从未被设定于当下（在当下，它被看成幻想小说），而只是“即将来临”，一旦末日预言不灵验，马上就会出现一种新的说法，一个新的日期。旧世界被纵火者的暴行净化，被那些得不到拯救的人的鲜血清洗，对于基督教“千禧年教派”而言——是“不信者死”！对于苏共而言——是“富农必亡”！对于纳粹及其“千年幻想”而言——则成了“犹太佬不得生”！后来就有了真正民主的当代版本，一场无所不用其极的核战争——人人难逃一死。当预言并不灵验，当苏联帝国被其内部矛盾吞噬之后，除了乏味的、不可调和的全球贫困之外，就没有其他压倒性的焦点话题了，于是“末世情结”又炮制出一头猛兽。

不过，别尔德一直在找一份带薪公职。最近有几份干了好久的挂名闲职到期，而他在大学里的那点工资，加上讲座酬劳、媒体出场费，向来不算宽裕。所幸，临近世纪末，布莱尔政府希望，或者说看上去的的确确而非仅仅在口头上热衷于气候变化问题，他们宣告了一堆动议，其中有一项就是成立该中心——一家需要在信笺抬头撒上“斯德哥尔摩魔幻金粉”的基础研究机构。在政治层面，一位甫获任命的新大臣（他是个雄心勃勃、颇有民粹主义气质的曼彻斯特人，颇以其故乡城市的工业历史为荣）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将“发掘英国人民的天赋灵感”，邀请他们就“清洁能源”问题，拿出自己的想法和草图来。对着摄像机，他承诺每个提案都会得到答复。布拉迪的那队人马——六个薪资微薄的物理学博士后窝在四个临时搭建于一大块泥地上的棚屋里——在六周之内收到了几百个建议。大部分建议来自那类在花园工棚里孤身打工的家伙，有几份来自带着鲜亮标识和“待审核专利”的初创企业。

1999年冬，每周去工地巡视时，比尔德都会朝一张代用桌上的几堆文件瞥一眼。这场梦想的雪崩里颇有些主旨鲜明的东西。有人建议用水做汽车燃料，循环使用排出的气体——即水蒸气——使其回到引擎；在某些版本里，电力发动机或者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大于输入功率，似乎得依靠“真空能量”才能运转——据信“真空区”里能找到这种能量——要不就是在别尔德认为非得违反“楞次定律”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总而言之，万变不离“永动机”之宗。这些自学成才的发明家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热衷的玩意其实历史悠久，也没想过，但凡他们的说法真能奏效，就会摧毁现代物理的整个基础。这些本土发明家跟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那可是一道结结实实的铅铸的墙——背道而驰。有位博士后提议，可以根据它们违反的定律来替这些主意分类，是第一条还是第二条，抑或两条都违反。

还有一个主题也是屡见不鲜。有些信封里没装草图，只有一封信，有时半页，有时就十个词儿。作者遗憾地解释说，他——向来总是“他”——拒绝透露计划的细节，因为众所周知，政府代理机构对于他的机器将会提供的那种免费能源相当害怕，因为那会切断一项重要的税收资源。也可能军队会抢走这个主意，奉为最高机密，然后为他们自己所用。也可能传统能源供应商会派出打手来把发明家揍个稀烂，以维持商业霸权。也可能有人会把这个主意据为己有，从中牟利。凡此种种，臭名昭著的例子不胜枚举，作者会加上这么一句。所以说，只能让中心派出一个人，单独前往某某地址，且必须有第三方作为中间人，才能看到那些草图。

摆在“二号棚屋”里的这张桌子，其实只是将五块建筑厚板搁在支架上而已，上面愣是堆了一千六百封信和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按日期分类。为了照顾大臣的面子，这些统统都得答复。布拉迪——一个身形佝偻、下颌宽大的家伙——对于这样白白浪费时间，颇为恼火。恼火归恼火，他还是低眉顺眼。别尔德赞成把这些信一锅端到伦敦，送到大臣所在的那个部门去，再附上几种答复的模板。可是布拉迪寻思自己眼看着就要受封当爵士了——布拉迪太太对此心心念念，要是把一个号称在政坛上大约排名第十的大臣惹恼，那勋章岂不是要泡汤。于是乎，那些博士后就给发动起来忙活这件事，而该中心的第一个项目——设计一种适用于城市屋顶的风力发电机——因此被搁置数月之久。

这样一来，别尔德就多出这么些时间来——当时他还没有被第五次婚姻那几近冷战的尾声逼成难民——研究那些“天才”（那些博士后就这么称呼他们）。吸引他的，是从这一堆堆信件上升腾而起的阵阵迷思、重重妄想，种种夜不能寐的困扰，以及最为动人的绵绵感伤。他怀疑，他是不是在某些信里找到了某种形式的自己，找到了与迈克尔·别尔德天资相仿的人——只因为酗酒、乱性或者干脆就是运气不佳，他们没有受到正规的物理和数学教育的训练？虽然错失良机，可他们仍然渴望思考，渴望弥补，渴望有所贡献。这些人里颇有些确实聪明的家伙，可他们受自己那天马行空的雄心驱使，企图重新发明轮机，接着，又要在尼寇拉·特斯拉 发明感应电动机的一百二十年之后，再把那玩意发明一遍，他们不善研读，却抱着太大的希望一头钻进了量子场理论，想要在自己眼皮底下，在他们工棚里的一片虚空中，或者在闲置的卧室里找到那种属于他们的深奥的燃料——零点能 。

量子力学。这是怎样的一堆凝聚了人类渴望的宝藏和垃圾啊，在这条临界线上，数学的非凡气势击败了常识，推理与幻想荒诞地交融在一起。在这里，那些嗜好神秘事物的人想要什么就能找到什么，还能抬出科学来为他们作证。对于这些正在打发闲暇时光的聪明人而言，这想必是多么诡秘多么优美的音乐啊—— 光谱不对称性 ， 共振 ， 缠结 ， 量子谐波振荡器 ——那诱人的远古气息，天体运行的和谐景象，也许会让一堵铅铸的墙幻化成金子，也许会生出一种无须其他、只靠“虚粒子”运转的引擎，它能为人类事业提供动力，还能存储这种动力。这些孤独者的渴望弄得别尔德心神不宁。他为什么会觉得他们都很孤独呢？他这么想，并不是，或者并不只是因为他们那股子傲慢的劲头。他们的知识虽然还不够多，却已经多到没什么人能跟他们聊聊的地步了。什么样的伙伴会等在酒吧里或者英国退伍军人协会里，什么样的妻子能同时背上工作、孩子、家务的重负，只为了追随他们穿过时空连续区里那些弯曲变形的“漏斗”，钻进“蠕虫洞”，抄上这条近道，找到解决全球能源问题的唯一的终极答案呢？

受美国专利局的启发，别尔德定了一条规矩，他向这些天才建议，所有关于“永动机”和“超和谐”机器的计划都应该附上一个工作模型。可是没人做到。布拉迪一心惦记着自己的锦绣前程，紧紧盯着那些博士后处理那些文件。每项提案都得单独地、认真地、彬彬有礼地予以答复。可是，堆在那些厚木板上的并没有什么新玩意，或者说没有什么有用的新玩意。那个“前卫而孤独”的发明家只是流行文化——还有那位大臣——幻想的产物罢了。

循着教人麻木的慢节奏，中心渐渐成型。先是泥地上盖好了遮泥板——真是一大进步——再是泥地被整平，里面撒上种子，一入夏，那里就长出了草坪，条条小径错杂其间，此地的面貌，终于跟世上其他无聊的机构差不多了。实验室得以整修改装，最后那些临时搭建的棚屋也给拖走了。附近的土地排干了水分，地基挖妥，大楼开工。上岗的雇员更多了——看门的，清洁办公室的，搞行政管理的，日常修理的，连科学家们也来了，还有一个人力资源团队负责寻找这各色人等。当人数达到一定规模时，一家食堂顺势开张。紧挨着红白条纹的栅栏门有个漂亮的小砖房，里头住了一打深蓝色制服的保安，他们彼此之间相处得颇为愉快，却对其余几乎所有人都横眉冷对，他们似乎相信这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地盘，剩下的人个个都是非法闯入者。

在这段时间里，那六位博士后没有谁到加州理工学院或者麻省理工学院里找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在一个挤满了各种天才神童的领域里，他们的简历是格外优异的。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向有“认脸障碍”（尤其认男人）的别尔德无法，或者说故意无法将他们分辨清楚。他们都在二十六到二十八岁之间，身高都超过六英尺。两个扎着马尾辫，四个戴着一模一样的无框眼镜，有两个都叫迈克，两个都有苏格兰口音，三个在手腕上绑着彩绳，个个都穿着褪色牛仔裤、软运动鞋、田径服的上装。对他们一视同仁——多少带点冷漠，或者干脆把他们当成一个人，这样要好得多。最好不要把跟一个迈克说到一半的话，再拿去跟另一个迈克说，弄得后者下不来台，也别以为那个扎马尾辫、戴眼镜、苏格兰口音、手腕上不绑彩绳的家伙就是独一无二的，就不叫迈克了。即便是乔克·布拉迪，也把这六个人统称为“那些马尾辫”。

对于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别尔德，这些小伙子都不曾抱有他认为他们应该抱有的敬畏。显然，他们知道他的业绩，可是开会时，他们一提到这个就是草草地、轻慢地，用那种附带说明的口吻咕哝一句，就好像这玩意老早就过时了，而事实恰恰相反，“别尔德—爱因斯坦合论”写进了所有教材，它是无懈可击的，就其实验性而言堪称坚实强韧。当年这些马尾辫念本科时肯定看过“费因曼格子图” 的演示，它形象地阐释了别尔德的成果中最精彩的“风景”。不过，在食堂里私下聚会时，这些高高大大的孩子就成了理论物理的拓荒者，言谈间总是绕开“合论”，那架势就像是在打发亨弗莱·戴维爵士 的某道积满灰尘的公式，他们晦涩地引用BLG或者M理论、“Nambu 3-李代数”里某些矫揉造作的行话，了无痕迹地转换话题。问题就在这里。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那些马尾辫把话说得飞快，总是带着一种质疑的升调，弄得别尔德一边听，喉头上不晓得哪块肌肉就一边紧张起来。他们根本没把话说清楚，最多只是提了个想法，就会有个同伴喃喃地说“没错！”随后，他们会径直跳到下一个话题单元——你简直没法说这是个完整的句子。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某些他们觉得不言自明的物理问题，他倒觉得挺陌生。等他回家一查，就被其中涉及的计算之冗长复杂给激怒了。他乐意把自己看成一个行家里手，对弦理论及其主要变量了如指掌。然而，这年头实在有太多太多的附属形式和变化形式啦。当年十二岁的别尔德念书那会儿，他的数学老师曾告诫全班，但凡在考试里算出十九分之十一或者二十七分之十三这样的答案，就该知道必错无疑。正确答案不可能如此杂乱无章。他的眉头皱了整整两个钟头（以至于第二天上午还能看见几道粉红色的纹路横卧在他额头上），通读近年成果，什么巴格尔、兰伯特、古斯塔夫松——没错！原来BLG不是一种三明治——他们还用“拉格朗日法”描述了极具偶然性的“M2膜”。 上帝也许掷过骰子，也许没有，可他跟如此聪明的，或者说跟如此花哨的炫耀相距甚远。反正这个物质世界不可能搞得这么复杂。

家里的世界却有这可能。在他删繁就简的婚姻账册上，还从来没有像这次，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婚姻这般，傻乎乎地拖泥带水——被他自己——也从来没有什么能把他弄得如此丢人现眼，折腾出如此荒诞不经的白日梦，干出如此不堪重负、悄无声息的傻事。在那漫长的几个月里，每时每刻，他都觉得无法完完整整地做他自己，非但如此，他很快就忘却了自己，陷入了某种不算激烈却不断延伸的精神错乱状态。不管怎么说，陷在这种情形里，他耳边有幻听，眼前有幻觉——比方说，帕特丽丝那突如其来的、柔媚光鲜的美——后来他断定，这种美其实并不存在。这条肉身的因果链具有某种教科书般的性质。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小恙微疾让本应护卫他的免疫系统倍受嘲弄。病菌结成游牧部落，浩浩荡荡地游过他身上的护城河，成群结队地翻过城墙，赖以攻城略地的武器是感冒咽炎、口腔溃疡、身心疲劳、关节炎、水样腹泻、鼻部痤疮，还有睑炎——这是个新玩意，先是眼皮感染发炎，弄得丑模怪样，然后愈演愈烈，白色尖顶呈“富士山”状的麦粒肿喷薄而出，压在他的眼球上，以至于视野模糊。失眠与偏执也扭曲了他的视野，末了，半梦半醒间，他听到一个类似新闻主播的声音，他其实听不清言辞，只知道那声音是在提醒他：如今他的状态实在可怜。除此之外，他还得承受一位绿帽老公（而且，虽说老婆的一只眼睛上有一块愈来愈淡的乌青，可她照样在房子里耀武扬威地走来走去，不合时宜地傻乐，每当他想挑起一场严肃的对话，她就一溜烟跑了）理该遭的那份罪。众所周知，嘴的状况常常被脑子过度诠释，他觉得自己下唇中央裂开一条看不见的伤口，略感疼痛，它标志着他的命运。她怎么可能再亲吻他呢？他不会再跟她作对了，不会再挑衅她了，不会再谴责她了，不会再爱她了。

是啊，是啊，他撒谎成性，阅女无数，事情弄成这样是他活该，可是事已至此，除了接受惩罚，他又该如何是好呢？他到底该向哪路神仙道歉呢？他受够了。他愁眉苦脸地执着于愚蠢的希望，开始关注来信和电子邮件，看看有没有什么请柬能让他远离贝尔塞兹公园，能在他凄凄惨惨的身子骨里注入某种独立自主的生命力。一年到头，这样的请柬每礼拜都会来半打，可是迄今为止，对于那堆勾引他到某个富庶的意大利北部湖畔，或者去某个乏善可陈的德国城堡开讲座的邀请，他都提不起兴致，至于到新德里或者洛杉矶的一场挤满了更多同事的会上去探讨“合论”，他又觉得底气不足，颇为唐突。他不晓得自己到底要什么，不过他觉得，一旦看到它，他就会明白过来的。

再说，通常情况下，每周坐一次脏兮兮的早班火车从帕丁顿赶到雷丁，抵达那个跟一排排敦实的公寓楼挤在一起的维多利亚车站，那几个长相分辨不清的“马尾辫”里会有一个跑来接他，坐上一辆“普锐斯”样车开几英里到中心，还真是挺惬意的。离家时，别尔德是一根绷紧的单音颤弦，随着把家抛得愈来愈远，离那圈昂贵的栅栏愈来愈近，颤弦的振动也愈来愈弱。当他抬起食指和蔼地向保安致意——他们是多么喜欢有个头儿啊！——那根红白相间的拦车杆随即升起，车从下面飞驰而过，此时震颤就彻底停下来。布拉迪通常会出来接他，甚至，带着一丁点官僚气的嘲讽，他会扶住打开的车门，因为到达此地的不是绿帽先生，而是尊贵的访客，是主管，他们指望他在媒体上为此地代言，指望他怂恿能源业对此产生一点兴趣，再从那位暴躁的大臣口袋里榨出二十五万英镑来。

工作日伊始，两个人先一起喝咖啡。有多少进展，有多少延误，都被一一列出，别尔德记下他需要做什么，然后巡视工地。当初，他故意随口说起，如果他能代表中心宣布启动一个引人注目的、纳税人和媒体都能理解的项目，那么，想再捞点基金，就更容易了。为此，他们启动了“风涡机”，即“城市家用风力涡轮机”，住家可以将这种新发明的小玩意安在屋顶上，其产生的电力应该足以让家里的电费账单锐减。城里的屋顶不像乡间开阔地上那些高高的塔楼，风不会从一个方向径直吹来，所以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们根据要求研究一种风力涡轮机叶片的理想设计方案，使其适合在湍流条件下运转。仗着法恩伯勒皇家航空公司的一个老朋友，别尔德弄到一个“风洞” ，然而，要搞这个，首先得研究某些错综复杂的数学和空气动力学问题，某个让他本人兴味索然的混沌原理的分支。对于技术，他甚至比对气候学更不感兴趣。他本来以为，只要替这个设计案解决点数学问题，建立三四个模型，然后在风洞里做做实验，就能完事了。然而，渐渐地，需要在相关领域雇用的人手在工作计划上越列越多：振动，噪音，成本，高度，风剪应力，回转仪运动，轮转压力，屋顶强度，材料，传动装置，效能，高压输电网相位，计划许可证。原以为只是一条不费力气的妙计，结果成了一头将只造了一半的中心里所有的注意力和资源都蚕食殆尽的怪物。现在要回头已经太晚了。

别尔德宁可独自在中心里转悠，不无歉疚地看着他那个“随口说说”的建议造成了怎样的连锁反应。截至2000年初夏，那些博士后每个人都已经有了一个小隔间。经过七八个月，这些小伙子每个人的特点都渐渐清晰，究其原因，这跟将他们分开、且在门上挂好名牌有关，可是别尔德认为，这多半还是因为他自己有所察觉。从雷丁站出发坐“普锐斯”的那段车程，他先前只跑过六趟，就在第七趟时，从当晚的牛津演讲稿上抬起头来，他意识到，没错，每回来接他的都是同一个司机。他是那两个真的扎着马尾辫的学生之一，一个身材高挑、脸庞瘦削的小伙子，一张嘴被硕大的牙齿和憨憨的笑容鼓得满满的。他来自诺福克的斯沃夫汉姆 郊外——这话别尔德是在第一次毫不走神地跟他说话时听来的——先是在帝国理工学院念书，后来去剑桥，再到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待过两年，而这些富于传奇色彩的地方都没能冲淡他乡下口音里蕴含的纯洁的感染力，那无辜的转音和降调，那始终昂扬的声线，都让别尔德想起灌木丛和干草垛。他名叫汤姆·奥尔德斯。就在那头一回闲聊中，他告诉头儿，他之所以申请在中心工作，是因为他认为这座星球危机四伏，而他在粒子物理方面的学术背景也许能有点用，一看到这个团队将由别尔德本人——“别尔德—爱因斯坦合论”里的那位别尔德——领衔，他，汤姆·奥尔德斯，就兴奋地假设，这家中心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太阳能，尤其是他称之为“毫微太阳能”的人工光合作用上，关于这一点，他相信……

“太阳能？”别尔德不疾不徐地说。他很清楚那指什么，然而，这条术语上笼罩着一圈教人狐疑的意义光环，像是那些身穿长袍，在夏日黄昏中绕着“索尔兹伯里巨石阵”跳舞的“新时代德鲁伊特团员” 念在嘴里的一道咒语。而且，任凭是谁，但凡老把“这座星球”挂在嘴边，好证明自己心存高远，他就不会信任他。

“对呀！”奥尔德斯冲着后视镜一笑，露出好多牙齿。他压根就想不到，这位头儿在这个领域并不是什么专家。“到处都是阳光嘛，就等着我们弄懂怎么利用它，一旦我们懂了，我们就会大吃一惊，居然以前会去寻思烧什么煤呀石油呀，诸如此类。”

奥尔德斯把“此类”说成“死累”的口音让别尔德颇为好奇。这听起来就像是在嘲笑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此时他们正沿着一条四车道的环行路开，山楂花在路中央的分车带上徒劳地盛开，香气弥漫到来往的车辆上。前一天晚上，她彻夜未归，而他则毫无睡意地披着睡袍躺在床上阅读。那是一捆未曾出版的保罗·狄拉克 写给多位同仁的信，此人的一切都属于科学，连闲聊和发挥其他人类技能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六点三刻，别尔德放下文件，直奔浴室刮脸。此时，阳光已经透过窗前花园里的白桦树，斜斜地照进来，在他脚下的大理石地砖上落下一道道花纹。大清早就让太阳爬得那么老高——造物如斯运筹，真是够浪费、够失败的。他一边把剃须刀举到两根眉毛之间新长的杂毛，一边忍不住计算他当年曾经错过多少夏季的白昼时光。可是，对于任何年轻男子而言，一年到头，无论何时，早上七点除了睡觉或者工作以外，他还能干什么，还有什么可干呢？而此时此刻，他最近几周攒下来的睡眠赤字开始反弹。

“你觉得我们能过得下去吗？”他一边问，一边努力不把哈欠打出来，“没有煤，没有石油，没有天然气？”

奥尔德斯正把车开到一个巨大的环形交叉路口，其庞杂忙碌程度堪比环形赛车道，借着离心力，沿着下坡路，他们给抛到高速公路上，与骤然加剧的咆哮撞个满怀，发出这咆哮的，既有那些正在奋力飞奔的汽车，也有尺寸宽大得犹如五栋联体屋鱼贯排列、以每小时八十五英里的速度开往布里斯托尔的卡车，其他车辆则在挨个排队，伺机呼啸而过。千真万确——这样的情形能持续多久？被失眠折磨得有气无力的别尔德，只觉得自己是如此渺小。M4公路上演示的这种生活激情，他是再也消受不起了。他适合B级公路 ，马车大道，人行小径。他的身体在“哈里斯”花格呢上衣里缩成一团，听着汤姆·奥尔德斯说话，他那抑扬顿挫、踌躇满志的样子，活像是一个优等生正在拿出他以为老师想要的答案。

“先是煤，再是石油，它们成就了我们，可是现在我们知道，燃烧这些玩意也会毁掉我们。我们需要另一种燃料，要不我们就完蛋了，就沉没了。这是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没有别的办法，将来是电和氢的天下，在我们已知的能源载体中只有这两种在使用时是不产生污染的。”

“也就是说，要多用点核能。”

男孩的目光从公路上移开，通过后视镜牢牢地盯住别尔德的眼睛——盯得实在太久了，这位长者只好在后座上坐直，扭头看别处，希望他的司机也能跟着把视线拉回到车外乱作一团的景象。

“卑劣，危险，昂贵。可是您知道，我们本来就有那么一座‘核电站’，保持着伟大的安全记录，无须任何成本就能将氢转化成氦，从而制造出洁净的能源，它就赏心悦目地坐落在九千三百万英里之外。您知道我一直在想什么吗？别尔德教授。但凡有个外星人跑到地球上，眼里看见这么多阳光，耳边却听到我们说有什么能源问题，他会大吃一惊的。光生伏打效应 ！我读过爱因斯坦的说法，也读过您的‘合论’。真是才华横溢。毫无疑问，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最伟大的礼物，当一粒光子与一种半导体相撞，就能释放一粒电子。物理世界的法则是多么仁慈，多么慷慨啊。我打个比方。下雨天有个家伙待在森林里，他渴得要命。他有一把斧子，就抡起斧子砍倒树木，喝树里的汁液。每棵树喝一口。他身边成了一片荒原，野生动植物不复存在，他知道，拜他所赐，整个森林快要消失了。那么，他为什么不干脆张开嘴喝喝雨水呢？因为他很善于砍树，因为他向来就是这么干的，因为他认为那些提倡喝雨水的人都很古怪。那故事里的雨水就是我们的阳光啊，别尔德教授。它沐浴着我们的星球，改变着我们的气候和生活。那是点点光子构成的甜甜雨露，我们只要把自己的杯子伸出去接就行啦！您知道吗？我在哪里读到过有个家伙说，在不到一小时内将所有洒在地球上的阳光收集起来，就足够整个世界用整整一年。”

无动于衷地，别尔德说：“那么这个家伙是用什么标准来计量阳光的辐照度呢？”

“太阳常数的四分之一。”

“太乐观了。你得再除以二。”

“我的观点站得住脚，别尔德教授。如果收集全世界沙漠上的太阳能，只需要取出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需要的所有能量就解决啦。”

这位诺福克少年颇具田园牧歌风味的声调，与他正在说的内容格格不入，弄得别尔德越发坐立不安起来。他突然阴沉着脸，开口道：“那得看你能不能解决输送问题。”

“对。要打造新的直流线路！只要花钱出力就能办到。值得啊，为了这座星球！为了我们的未来，别尔德教授！”

别尔德噼噼啪啪地翻弄他的讲稿，暗示对话可以告一段落了。奇思妙想的精髓在于，首先，你得相信世上所有的问题都能简化成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其次，你得不停地唠叨这件事。

可是，汤姆·奥尔德斯还不打算放过他。他们一到中心，拦车杆刚刚升起，他就说话了，那口气就好像他们的讨论从未中断过。“正因为如此——我并不想无礼，我是说，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台微型风力仪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技术已经够好的了。政府只要想办法让这个主意变得更诱人就行了——那就是耍耍笔杆子嘛，其余的事让市场接着干好了。能挣来那么多钱呢。可是，太阳能——前卫的人工光合作用——还得开展关于毫微技术的重大基础研究。教授，这就需要我们啦！”

奥尔德斯扶住敞开的车门，别尔德精疲力竭地爬出来。他说：“谢谢你的设想。不过，说真的，你应该学会开车看路。”他边说边转身握住布拉迪的手。

因此，在后来每周一次的巡视中，他都希望避开与奥尔德斯单独相处的机会，因为这个小伙子总是想让他相信“光生伏打”，或者相信他对于“光生伏打”的量子论解说，要不就是用友好热情的态度来折磨他，每次他重申应该放弃“风涡机”的时候似乎都对别尔德的阴郁表情浑然不觉。当然啦，这玩意是该放弃了，它几乎吞噬了所有的预算，事情越搞越复杂，效益却越来越低。但是，当初这主意是别尔德出的，现在如果推倒重来，那对他个人就是场灾难。所以他对这小伙子越来越不待见，不喜欢他那张骨架宽大、傻头傻脑的脸和张得大大的鼻孔，不喜欢他的马尾辫，他绑在手腕上的那条邋里邋遢、红绿绳交缠的链子，不喜欢他在食堂里吃的那些总显得“比你更圣洁”的食物——色拉加酸奶，不喜欢他端起餐盘不请自来、巴不得离主管越近越好的习惯，而他这位当主管的，听说奥尔德斯曾代表诺福克郡参加过拳击锦标赛、代表剑桥划过船，还在旧金山的一场马拉松比赛里得过第七名时，就只有郁闷沮丧的份。奥尔德斯想让他看看小说——小说！——渐渐吸收一些他认为别尔德应该涉猎的现代音乐，还有那些颇能扯上点关系的电影，讲述气候变化的纪录片，奥尔德斯本人至少已经看过两遍，不过如果有机会能把头儿请到他们中间来，他很乐意再看一遍。奥尔德斯生就这样一副死脑筋：操着诺福克口音，他能不知疲倦地提建议，做推荐，催改变，还会表达对某次旅行某个假日某本书某种维生素的强烈渴望。但凡再听到有人提议他去斯瓦特山谷住满一个月，别尔德的好脾气非崩溃不可。

在这栋已经测试过砖灰和玻璃纤维绝缘体对人体的不利影响的大楼里，他穿梭在实验室之间，听取工程师、设计师和那些被神秘地称为“能源顾问”（他们负责撰写一份长长的名叫“发现微型风力4.2”的文件，他连第一段都看不下去）的人汇报进展。在那年夏天，人力资源部雇来了那么多人，而人力资源部本身也才刚刚上岗，以至于他只能每周都跟半打陌生人解释自己姓甚名谁。雇来的人几乎个个都忙着对付“风涡机”，别尔德越是四处转悠，心就越往下沉。尽管大伙在埋头苦干，法恩伯勒实验的准备工作却毫无头绪，没人真正忙着解决湍流问题，也没人好好想过，一旦风停下来会出现何种情形，因为，对于如何既便宜又高效地存储电能，谁都没有一丁点概念。如果能设计出一种功能强大的新电池用于家庭供电，那会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工程，可是现在人人都忙着对付“风涡机”，再提这个建议为时已晚，何况，研制新电池也是汤姆·奥尔德斯一直在念叨的主意。比起用“剪应力”和“振荡”，用“反向力”和“扭应力”，外加某种毫无价值的小装置的力矩（通常的风力很难强到能用它激发一道有用的电流）来折磨一百万户的屋顶，那真还不如在多赛特侏罗纪海滩上鼓捣一座漂漂亮亮的核反应堆呢。

怎么会呢？别尔德闷闷不乐地从一间办公室走向另一间，不无自怜地纳闷，他随口一说的事，怎么会弄得人人都为这个毫无意义的目标奔忙不息呢？答案很简单。为了回应他的建议，备忘录、长达一百九十七页的详细提案、预算大纲和电子数据表次第出笼，每一份他看都不看就签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帕特丽丝正跟塔平打得火热，他脑子里根本容不下别的事。

他正沿着走廊往回走，要去找个材料专家谈谈，路上经过布拉迪的办公室，布拉迪本人正巧在门内侧候着他，兴奋地挥手示意他过去。在布拉迪身后，那个正在把一幅图贴上白色书写板的家伙，就是那两个都叫迈克的“马尾辫”中的一位。

“我想咱们是弄到点有用的东西啦，”布拉迪一边关上别尔德身后的门，一边说，“迈克刚拿来的。”

“您可别弄错，别尔德教授，”迈克说，“这个不是我画的。是我找到的。”

布拉迪抓住别尔德的袖子，把他拽到书写板跟前。

“快看看。我需要你的意见。”

在一张硕大的纸上，有一幅格式正规的示意图，边上围着半打草图——尽是些简笔画，线条浓黑但有点发抖，就是那种你会在达·芬奇的笔记本上看到的图。在两人热切的注视下，别尔德盯着中间那一幅——一根包含着一堆线条和剖面图的粗粗的柱子，最终陡然转弯，顶端分成四个螺旋体，底部草草画着一个方块代表发电机。有一幅简笔画勾勒出一条屋顶轮廓线、一副电视天线和一根绑在烟囱边上的又短又直的杆子——根本就不是一套像样的装置。他默默凝视了两分钟。

“嗯？”布拉迪说。

“嗯，”别尔德嘟哝着说，“算是个有用的东西吧。”

布拉迪笑了。“我就 觉得 是这样。我不知道它怎么运转，可我就是知道它有用。”

“这是达里厄风力涡轮机的一种变体，老式‘螺旋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他的婚姻还比较愉快，或者说还没那么紊乱，他曾花过一个下午通读风力涡轮机的发展史。那时他认为物理是比较简单的事儿。“不过有一点不同，这里的叶片给斜切成螺旋形，扭转角六十度。四个叶片并置是为了扩大扭矩，可能利于启动。或许，在一股上升气流的作用下会产生良好效果。安在屋顶上没准不错，谁知道呢。那么，这玩意是谁搞出来的？”

可他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便愈发觉得疲惫不堪。聆听“斯沃夫汉姆天鹅”庆贺一次突破，庆贺一个涡轮机设计新时代的黎明，这样的折磨他今天可受不了。这事得挪到下周去，因为此时此刻，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坐下来想想帕特丽丝，漫无目的地自己找找乐子。事情居然糟到了这种地步。

迈克搔搔马尾辫的发根，那里就像毯子上的针脚一样，露出些许叛逆的灰白色痕迹。“它就搁在汤姆的桌上。我们猜他肯定是故意留在那里让我们看的。然后我们就来劲啦，可哪里都找不到他。我们复印了一份给工程师们看，他们已经很喜欢这个主意了。”

乔克·布拉迪在他办公室里激动地转了一圈，然后回到办公桌前，从椅背上抓起一件上衣。别尔德骨子里的势利总是让他涌起一阵冲动，想把这位公务员拉到边上，告诉他，自打“布莱切利时代” 以来，或者至少自从别尔德本人进大学以后，就没人在上衣口袋里插一排圆珠笔啦。不过，这个建议只是在他脑子里转了转，他始终没说出口。

布拉迪默默地兴奋着，他庄严地向他的同事俯下身子，哑着嗓子字斟句酌，就好像千钧一发之际，他刚好从皇宫里的软垫上直起了膝盖。“我要去跟奥尔德斯谈谈，然后把他带到设计部门。我们得把正规的设计图画出来。他们可以跟他一起坐下来，这就干起来，与此同时，迈克，你跟别的小伙子解决数学问题，你知道的，布莱希特定律，诸如此类。”

“是贝兹定律。”

“差不多吧。”说话间他已经走人了。

别尔德巡视完毕，便独自跑到食堂后面空无一人的公共休息室——那是长期以来整个中心里唯一舒心惬意的地方，端上一盘巧克力饼干，再从一壶现煮咖啡里倒了一杯，任凭思绪转回到那些让他着魔的事情，四肢带着那种近乎愉悦的沉重感，他要将某些近来忽略的细节好好琢磨一番。不过，首先他得费尽气力从椅子上爬起来，横穿过房间关掉那台喃喃自语的、永远停留在新闻频道的电视机。又是布什与戈尔之争，全世界大多数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公民，都把珍贵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他终于又坐下来，在盘子里抓了点东西吃。 UNhw7P7/3XwpDGtvaYT4dYt8NaU5TKCTClwwCmuZ2/tvNRjEPrJSfqdYJlBeHA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