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今天是记者节，我特别高兴能和北大同学一起度过自己的节日。

2000年11月8日，中国第一次有了记者节的时候，北京开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在这个庆祝会上，我作为记者代表有一个发言。当时有这么几段话：“我们这些记者有幸赶上了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那么我们做了什么，社会为什么让我们享有这种节日？凭什么呀？三百六十行，凭什么要给记者这个节呢？”——这确实是我当时在想的。我就觉得，我们这一行在今天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公众看记者的眼光在有了这个日子以后，可能会多一些期待，也有理由多一些挑剔。在记者节那些天，我想的更多的是记者节这个日子其实是用来警示自己的，就是提醒我们，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我们都应该把握自己的社会角色。为新闻工作者设立一个节日，体现了社会对这一份职业的尊重，我们承受这一份社会奖赏，更要强化自己的职业意识，做时代忠实的记录者和积极的推动者，国家、社会、人民通过这种方式在提醒我们，要负责任，要如履薄冰，不辱使命。从2000年第一个记者节到今天2005年，我感觉到媒体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活跃，记者也成为很多年轻人向往的职业。

我刚才特别自恋地用那么长时间来祝贺我们自己的节日，其实，在这儿我想跟同学们交流的是：记者这一行，它是干什么的？主持人是干什么的？它是职业地跟人打交道的这么一行，它以沟通为使命，它应该是在社会上、在人群中最具有亲和力的一群人。沟通不仅是记者的职业能力，也应当是现代人的能力。

我们看看电视台，有各个工种，这个大家看任何一个电视节目的片尾字幕就看得出来。在那么多工种里面，比如说编导、策划、监制、摄像、出镜记者、主持人，还有灯光、制作、技术等等，太多了，都是人才。为什么选择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站在镜头前来和观众交流？为什么？

你可能说，这个人聪明啊！那台长不聪明吗？这个人有判断力？台长比你还有判断力！

台长的这种角色，就像船长，制片人也是一样，就是看他有没有带领一个团队，奔向一个目

标的那种能力。他对方向的判断要超过常人。这样的人，往往就成了制片人、台长。

还有一种人，就是策划，出主意的，特别能出招，另类思维的人，善于异想天开，这种人就特别适合当策划。其实原来电视台没有专门的策划，编导本人策划能力比较强的就自己策划，这些年电视发展起来，就出来这么一个新的工种，有很多都是过去的报人，过去的文化人，“触电”以后就把他那种思维上和笔头上的优势用到了电视上面，成为了策划，策划占有资讯，他运用资讯的能力应该说是超过别人。点子大王，就是策划。

我们刚才说了，这种有判断力的人，有方向感的人，能出点子的人，都各有各的用场。那么，直接和观众交流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使得他站在镜头前呢？他在电视这个团队里具有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使得他被镜头选择？被镜头选择实际上就是被观众选择。你们感觉，到底什么样的人能被镜头选择？

（学生回答：有亲和力、应变能力、口语表达能力的人。）

我都不用讲了，你们都说出来了。在这里，我们用最白最通俗的话说，什么人能够被选择？就是最善于沟通的人。表现在：有人缘、会说话。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主持人不是按他(她)好看不好看被选择的，而是看他(她)有没有人缘。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早些年的中国电视，特别幼稚的时候，选人是按挂历上的模样选的，周正、漂亮、挑不出缺点。后来中国电视进步了，标志之一，就是崔永元当了主持人。崔永元最让你接受的难道不就是他的人缘吗？他多有人缘啊！我发现不论是在什么场合，一提到崔永元这三字，观众整个面部表情的线条就变得柔和起来，就像说自己家人一样，至少也像是邻居大妈家那个二哥，完全是“自己人效应”，这在传播上太重要了。你不觉得他是外人，这就叫认可。

人缘是怎么产生的？在人际交往中，有很多种类型，有些人是先天的，生来就有人缘。你把他搁到人群里面，他特快活，特有沟通欲望，没有障碍；有的人先天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这不是优点缺点，大千世界，人生来就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人很矜持，我心里不是不想交流，可是看见你的时候，我不愿意讲话；还有的人愿意和喜欢的人交流，对于不喜欢的人，不屑与他交流；有的人在人际交往中有戒心；还有的人过于羞涩。我们从职业的角度，琢磨自己先天的因素，我适合干什么，如果发现自己潜质里愿意和人打交道，一放到人群里如鱼得水，在人群中挺受欢迎，交流没有障碍，那么可以选择和人沟通的这一行，比如说当老师、当主持人、当记者等。如果说有的同学不愿意和人打交道，嫌闹得慌，说话都嫌烦——这不是缺点，他就是这样的个性，比方说情愿和机器打交道，那就不要选择新闻这一行，可以选择和机器打交道的职业。我觉得，在我们设计自己职业生涯的时候，是不是能以职业的角度来重新琢磨琢磨自己的性格。如果说你性格中有这个倾向，那么你选择这个职业后就可以事半功倍；如果说你性格中没这个倾向，而你还非得选择这个专业，那就不是快乐工作，而是变成了刻苦工作。我不太赞成刻苦工作。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工农兵学员，当时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高考制度被废除后，就从农民、工人、解放军里面选拔一些优秀者来上大学，同学一入校水平参差不齐。我们班有一个湖南人，普通话说不明白，却阴差阳错地让他学播音，他非常刻苦，但一说话就像毛泽东似的，其实他写文章写得挺好的，他要是转一个专业，转编采专业不就完了嘛。可是那时候不知为什么没转。我觉得他上大学这几年，在专业上，没有快乐，到最后他也没有取得过专业上的自信。我觉得这是挺不幸的一件事。一个人学的专业是自己不擅长的，不喜欢的，又不能改；相反，有一些人对这个专业能够跟玩似的，这是最好的境界，跟玩似的，就不吃力了。有一点职业意识，把自己潜在的东西调动起来最好了。

现在我说的是一个人可能先天具有那种沟通优势，有的人不太具有那种优势，就要用职业眼光，来重新判断一下自己。崔永元就是一个先天具有沟通优势的人，他那种沟通优势不表现在滔滔不绝，没完没了地说话，他话也不是那么多，但是他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不会让人觉得有距离，他天生就是这样的性格，他不让人有距离，他不让人有压力。他看人的眼光确实一直都保持平视，这到底是表现出口才还是这个人的为人态度呢?我想更多的是一种态度。比方说，你不会看他肉麻地吹捧谁，同时他面对最普通的人的时候，也不会俯视，他在节

目里表现出对各种各样的人一种由衷的尊重，我最欣赏崔永元的就是这点。其实从表面来看，他轻松，他幽默，他有意思，他可爱，但仔细想想骨子里的东西，是什么让你对他有好感呢？是他对人的尊重，你听他什么时候在嘉宾或者观众面前说过一些显得自己很高的话？比如我们有的主持人会这样说：“观众朋友们，说到安徽，您可能知道，可要说到‘安徽’这两个字的来历，您可能就不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呢？这句话，表现出主持人在有意无意之间低估了观众，这就是不尊重，你什么时候听过崔永元这么说过话？就算是你假设观众不知道，然后你来讲这事，你也不能这么说啊。你可以这样说，“我们可能还不太清楚……”这句话不是一个技巧，真的是一个态度，崔永元有这种先天的平等的意识，这种诚恳的待人态度，当然也有后天的训练积累。在成为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以前，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当过几年记者，采访各种各样的人。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是全国广播节目里办得最好的，崔永元在那里的记者中也是最好的之一，我就是从他的稿子里认识他的。当时我在北京广播学院读研究生，到这个栏目去做调研，人家给我提供了一批稿件，“看，这是我们最近的获奖稿件！”我发现有一个系列稿叫《边关行》，写得特别好，大气磅礴，特老到，稿件上署名：崔永元。我没有想到，他后来成为我的同事了。当时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小崔会是一个幽默的人，看了稿子感觉他是一个特别有分量的人。他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他们说“这就是小崔”，我感觉和写稿子的就不像是同一个人，他表现得像是没睡着或是刚睡醒一样。后来他到我们这个节目里当策划，也是属于很善于出点子的人，谁也没有把他往主持人那里想。《实话实说》开办以后就开始试主持人，大家推荐了很多人都来试，看谁能当主持人，试了这个不行，试了那个不行，试了无数人，像走马灯一般，小崔同志就在眼皮底下，谁也没想到。最后，头儿说：“那你试试！”就那么简单。小崔往镜头前一站，他原来是广播人，不熟悉电视环境，很多摄像机，看也看不及，不知道看哪个。有经验的人就知道，灯亮的那个就是在拍你的，但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时间，启用他的制片人——大家都知道，如雷贯耳哦，时间对中国电视做过很多贡献，其中一个就是把崔永元推出来了，后来接着把白岩松推出来了——当时，时间就做了一件听起来特简单，但是非常合乎规律的事：他到现场一看，看小崔有些六神无主，他说：“你们怎么能要求崔永元看摄像机呢？你们不要让崔永元找摄像机，你们要让摄像机找崔永元！”于是，崔永元就没有了压力，他就没有了那些技术性的顾虑，他的全部精力就在跟人交谈中，按节目的方向走话题，这就把崔永元的长项发挥出来了，而短项避开了。当然，崔永元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现在已经深知什么时候看哪个摄像机了。当时，时间那是一个很关键的举动，很多人不是没有交流的才能，但是一到镜头前，镜头会让一个人的自信心瞬间损失一大半。有些人没过这关就被淘汰掉了。崔永元很幸运，碰见一个明白人，这样崔永元这种和人打交道的才能，就得以充分地展示。

我再顺带说一下白岩松是怎么出台的。白岩松刚过来也是策划，策划策划着，也是时间突然告诉他说：“你来采访吧，《东方时空》。”他还没有这种心理准备，那时候他是一个特消瘦的文学青年的样子，“哎呀，我不行，不行。”时间说：“大早晨你搞这个节目谁看啊？”——《东方时空》是早间节目，还得到一个美誉：改变了中国人早晨不看电视的习惯。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早晨真不太看电视，所以时间一句话让白岩松领悟，“啊，就是，谁看嘛！”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心理暗示，一下没了负担，没了负担白岩松就和崔永元一样，也把他的聪明，和人沟通的长处，全部发挥出来了。他没有了那种技术性的顾虑，而技术是好学的，那是拿镜头练出来的，那是靠时间堆积出来的。当然也有天生不惧镜头的，比如说方宏进。我一直觉得方宏进是我们《焦点访谈》最优秀的主持人，现在他走了，到上海东方卫视。他就属于在镜头前和平时一样的人，不惧镜头的那种人。对方宏进本人来说，他太省事了，而且他节省了多少培训费用、培训成本啊！因为他没有试用期，他上来就能说啊。

刚才我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大家的熟人，他们把自身的长处非常合适地和自己的职业结合起来，先天的优势加上后天的锻炼，使得这几个人成为了非常职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刚才说到这几个人的时候，我说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人缘，一个是会说话。有人缘，是说先天的性格可爱，随和，爱和人打交道，用职业的角度来看，还有，就是这个人在媒体中，他的眼光，他看问题的角度是让多数人喜欢的。比方说他的关注点。我一直觉得，人们看一个节目主持人有没有人缘，人们能不能从心里接受他，可能有这样一些指标。比如说，你是更关注你个人呢，你还是更关注别人。有一些节目主持人在镜头前的时候，他比较关注的是自己，这观众能看出来，比如说他采访的时候，会顾虑到他是侧面对着镜头，而侧面不是他最佳的角度，那他是更在乎采访对象告诉他的内容呢，还是他自己的角度？看起来是件很小的事，其实一看这个镜头，人们就能判断出他在乎什么。一种真正的被明眼的观众接受的主持人，多半都是更在乎别人，更在乎外界，而不是更在乎自己。刚才说的那种过于在乎自己的采访方式要是细说的话，违背了好多种规律：它违背了人际间最常见的一种交流习惯，比方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要看着对方，表示尊重；在他谈的过程中，我要和他有呼应，以支持他把话说下去，可是以那种采访方式，即使采访对象原本想说，也没有说的欲望了。一个过度关注自己的人，不会有真正的人缘。

关注别人，还要关注弱势。比如说要采访一个高官，一个名人，有些人就不由自主地用仰视的眼光；一到了弱势人群的时候，就有意无意地居高临下，甚至漠视。这样的人我觉得也不会获得真正的人缘。有些记者在和弱势人群打交道的时候有种透出来的强势人群的优越感。比如说谈到农民工的时候，他们会这么谈：“如果他们的生活不能安顿，将影响到这个城市的形象。”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不是城市形象，而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他们的公平权利。我们站在城里人的角度说，“你们的违章建筑，影响到我们城市的形象”，你要是不仔细听，他们乱盖小房子，搭建违章建筑，影响城市形象，好像说得挺有道理，但仔细想一想，这是平视的角度吗？这完全是骨子里透出来的城里人的强势人群的优越感。比如说对农民子弟的学校，有的教育主管部门就当着孩子的面，把那种简陋的民工子弟小学推倒，这种做法丝毫不去理会孩子们的感受，一个孩子会记一辈子，我的学校被你推倒了。这埋下了什么样的种子？那我们记者到现场，主持人到现场，以什么样的态度说话呢？是，那些学校可能是违章建筑；是，那教学质量可能没有达到标准。但是这道理那道理，硬得过这些学生要上学的道理吗？如果只从表面看问题，对一些事情采取漠视的优越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我觉得这种人永远不会获得真正的人缘。

如果对一些很显要的、比较有地位的人不知不觉采取一种仰视的态度，也会让人觉得特别不亲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天我听一个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请来一位歌手，然后主持人就压抑不住那种兴奋，那是一个女主持人，“哎呀，我特别喜欢听你的歌！”我是从半截听的，我根本就不觉得她是一个主持人，她所有的姿态就是一个“粉丝”。你到底是谁啊？你如果是主持人的话，你要有自己适当的态度。你在生活中也可以是歌迷，可是你在自己的职业位置上，你有自己得体的态度吗？大家熟悉沈力老师吧，我们看看沈力老师对人的态度：早年前，沈力老师在荧幕上还非常活跃的时候，有一次她在节目里头改了一个句子，我想对我们这些晚辈来说真是一字之师。她采访演员刘晓庆，编辑给她写的稿子是这样的：“我们想采访刘晓庆，刘晓庆答应了。”沈力老师这样改的：“我们和刘晓庆相约见面。”大家感觉一下，这是什么样的视线？这是平等的视线。不是说我特别想采访你，你终于答应了，你一来我们蓬荜生辉，这不是一种最舒服的人际交流方式，最舒服方式的是平视。大家如果以后当记者的话，免不了也会有这种场合，采访别人的时候，你千万别那样仰视，那特别不利于接近。别人自己可能也不希望被仰望，那是不舒服的一种眼光，最舒服的一种眼光就是平视。

怎么平视？不要一心告诉自己要平视，要平视，一开口就变成“我特别崇拜您……”有的时候这种仰望是不由自主的。比方说我们走进北大，那些教授我们能不仰望吗？你要是作为一个学生那是应该的，但是作为一个记者采访的时候，这个分寸就要拿捏得准。当你采访的时候，尽可能地让你的目光让公众能接受。我有一次采访李宁，那时李宁刚刚成为体操王子，有一个镜头特别美：当国旗升起的时候，李宁望着国旗升起，闭了下眼睛，一个很经典的镜头，他闭眼睛和国旗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诗意。后来采访李宁的时候，我就得使劲压着自己的这种仰望，他虽然年轻，但并不妨碍我仰望他，但我知道，如果我接下来仰望他的话，将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仰望不可能带来合适的交流，我一直在想，我怎么和他说话呢？我第一句和他说什么？我不能说“李宁你这个镜头太美了，我从来不看体育节目都把我迷住了。”怎么和李宁说话呢？我这样说的：“李宁，你最近是不是挺累的？”这是我开始的第一句话。他说：“啊，我刚下飞机。”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没有跟他说“你好，感谢光临我们的节目”之类的，过分的客套也会造成距离，这就是要一种熟人般的效果，在熟人里面还有一种——我不知道他感受到了没有——就是我理解了他的辛苦，人家刚下了飞机，就跑到电视台来录节目，所以这里有一种我的谢意在里面。我就感觉到这样的交流就营造了一种气氛，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就比较自然。我要是仰望着的话，就可能带来很多不自然，让观众看起来也是一样，除了我们之间的交流以外，还有观众看起来是不是舒服，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一个人的倾向、态度、语言方式包括遣词造句都在影响着他在人群中的形象。

一个人有人缘，没人缘，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感觉，可能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感觉想和他说话，例如崔永元。崔永元最有本事的还不是他自己能说话，他特别能怂恿别人说话，这是一个主持人非常好的职业素质。如果有本事把走进演播室的人，本来想看个热闹的人，撩拨得想说话，这就是主持人的成功。

什么叫会说话？会说话比有人缘好像更可感，它已经外化了。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人内在的东西，你可能感觉到也可能感觉不到，会说话你是能听得到的。会说话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否认人的天赋：有些人天生就会说话；有些人一说就错，不说还好；还有一些人文章写得特漂亮，给女生写信特动人，一说话还不如不说。我们同样用职业的要求来衡量，作为一个电视人的会说话，就表现在他善于和各色人等说话，善于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这一点对于在校学生好像是一个难题，让一个戴着眼镜的文绉绉的北大同学出去和三教九流说话，你怎么找这感觉？怎么找到这种说话的感觉？咱们同学一开口全是那种校园味儿，大家可能不察觉，尤其是没有工作过的同学。工作过以后，和各色人等打过交道以后，就不像从高中直接进入大学那样的学生，一说话全是校园味道。比方说，说“我”的时候前面总要加许多修饰，“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的我”，哪有这么说话的？说的，是口耳相传的话，不是字，是要听的，这里有很大的差别。

我觉得我们国家从基础教育开始就培养人写作文，不注重培养人说话。你们现在在中学的时候有说话的课程吗？我女儿小学里写作文是这样的，叫《春天里的公园》，“我走进公园，公园的东南角是假山”，然后从东南面走到东北角，“东北角是迎春花”，然后又走到中间是喷水池，然后一个一个走过来，都走完了，“啊！春天里的公园真美啊！”我说，你能不能就写一个公园的绿，比如说树是怎么绿的，草是怎么绿的，这样不行吗？我女儿就觉得我特别不懂，说：“那样就不能得一等文。”把学生训练得这样写字！到了说话的时候，更有问题了，从基础教育开始，我们就不太培养人说话。校园里的演讲比赛，背稿子，甩词，花里胡哨。大学辩论，我当过评委，每个人都滔滔不绝，但往往是在自说自话，既然是辩论，要体现辩才，话得有针对性，而咱们大都是背卡片。我们平常这种口语的训练太少了，一开口就是校园味道，一出门会有很多很多问题。比方特别文绉绉的，一开口就跟人客气，跟人客气半天，就是不能接近，尤其是大家走出校门，不再是那种单纯的环境，要接触一些特殊人群的时候，各色人等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要有能交流下去的基础和气氛，那就要从眼神，从打招呼的方式开始。这个，咱们都不由自主带着一些校园味道。我们那里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是这样，采访农民的时候，“大爷您好”，而你能不能这么打招呼，“您吃啦，大爷？”一般女生听到这种建议的时候都面露难色，这多土啊，多俗啊。其实要是真能俗下来，咱们还就到了一种境界了。打招呼，你和卖菜的大爷怎么说话，见着教授怎么说话，见着国务院总理怎么说话，见着流浪儿怎么说话，跟一个大毒枭怎么说话。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当记者，这都是可能的，就是不当记者，也有一个和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要求。比如马上毕业的时候去求职，跟主考官怎么开口，如果一见主考官目光闪烁，半天定不下来，或者是话太密，有些人话特多不是他特能说话，是紧张的一种表现，他不能承受冷场。他虽然话挺满，可是言多必失，他话一多，就说错，错了以后一慌张，更错。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有必要去和各色人等沟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一听是贬义词，说人会看眼色，其实，真的能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沟通起来就自如多了。

徐滔是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主持人，她跟警方特别熟。有一次一个人劫持人质，她被派去跟劫持者谈判，相持九个小时。我们想想，警方那么多人，为什么让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去当谈判代表？就因为她会说话，能沟通。当时劫持者在北京西站，有点歇斯底里，几乎不能控制自己，手里拿着尖刀，架在一个女售货员身上，一动不动，现场有录像，这是一个男的，四十来岁，十分紧张，倒不是十分穷凶极恶。徐滔进去了，第一句话：“宝贝儿，你这是干什么呀？大老晚的，也不让我们睡觉！”我真是想不到她竟然能想出这么一句。徐滔进去以前，警察说她的任务就是舒缓松弛气氛，她这么一说，劫持者笑了。大家仔细琢磨，看似随口这么句话，里面有种心理揣摩，其实，采访就是运用采访心理学揣摩对方的过程。

张军是重庆的一个杀人魔王，极为凶残。警方和他较量了好多年，就是抓不住他。他有几个情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最后他在看最小的情人的孩子的时候，被警方抓获。记者去采访，跟他面对面的时候，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张军扑过来扼住他的喉咙怎么办？他在监狱也可能把记者当人质，反正怎么也是死，我为什么要配合你记者？为什么要成全你呢？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怎么样让他开口说话，这就是本事。那个记者看着张军，第一句话是“我知道你不怕死”。对这句话，怎么听里面的褒贬？观众听起来会这样判断：你是个亡命徒；张军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评价，他可以不把它理解成否定性评价，这句话可以多种理解。采访的时候不能说悄悄话，“你成全哥们一下啊”，电视采访是要记录给观众看的，所以记者当时这句话，可以让观众有那样的理解，让张军有这样的理解。后来记者就说到“你小女儿的名字挺好听的”，直触到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到后来，张军居然托付记者，“我跟她们说几句话，你把磁带带给她吧”。

还有胡长清，他拒绝和媒体说话，怎么让他说呢？后来去了一个《焦点访谈》特别资深的记者，有一定年龄、经历，他很诚恳地和他说：“这也是你面对公众说话的一个机会。”这句话打动了他，他除了在法庭上没有说话的机会了。这是对胡长清的独家采访，内容后来被很多家媒体采用。

这些都是很特殊的人群，大家可能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和大毒枭、死刑犯打交道，那我们还是说些平常人。比如说老人，大家觉得六十岁以上才算老人吧，我经常看见一些报纸说“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他怎么这么说话呢！可能因为我到了这个年纪吧，就觉得五十多岁怎么算老人呢？我的意思就是，你对人的称呼是直接影响人的心理的。有的商店里的售货员小姑娘太能说会道了，从你一进商店开始，“这特适合您……卖得特好……”说到后面“……这最适合你们中老年了。”顾客立刻转身就走。什么叫会说话，什么叫不会说话，不是话多就是会说话。很多媒体中的老年节目，就这样直接称呼“我们现在请来×××老人”，很多老年节目就是这样请嘉宾，哪有这样称呼的呀？他们可能还会想，我敬重你还不行吗？把你当成老人家还不行吗？还真不行，它有一种副作用。我这点体验，有很多是从我爸爸那里来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在和自己家的家长打交道的时候，体会一下他的感觉。我爸有一天很不高兴，说：“我今天到医院，那护士长管我叫‘敬老’！”我说：“叫‘敬老’挺好啊，那你觉得应该管你叫什么呢？”“她可以管我叫‘老敬’啊。”想想，这里有什么区别？“老敬”是工作状态，“敬老”是离休状态。就这么一个称呼，在他心里头的反应！人家好心好意，特别周到，没想到老人家回去一晚上郁闷。有一次我带我爸到深圳，深圳的“世界之窗”对七十岁老人免票，当时我觉得真好，还想为此在《东方时空》做一节目介绍呢，深圳是比较早实行这种做法的，对老年人特别尊重。那年，我们带着四位老人，我爸妈公婆，只有我爸一个人满七十了，其他人都是接近，差几个月没到。那天我爸就免票，我心情特好，看到了一种文明的做法，还省了钱。第二天早晨我妈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爸昨天晚上特别不高兴？”“怎么了？”“你爸说：‘真没用了！人家票都不管我要了。’”大家知道怎么跟老人打交道了吧，他们非常敏感，尤其是老头。女的要是退下来也无所谓，回到家也挺好，恨不得早点退休呢，她比较适应，回到家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可是很多人，特别是男的，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你要称呼他的时候，你宁可给他称呼成“老张”、“老王”，不要管他叫“张老”、“王老”。

我原来曾经很简单地理解这种敬老，比方说在采访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去搀扶上点年纪的嘉宾。有一次我看王刚的采访，王刚属于那种人情练达的人，他特细微，他那天的嘉宾是一位美籍华人，赵浩生先生，是资深老报人。他到演播室以后，怎么请他上台？如果是我以前，肯定是主动地迎上前去，把赵老先生请上来，做扶老状。而王刚老师是这样做的：从自己位子上起来，“现在我们有请赵浩生先生。”然后迎上前去，恭敬地作一手势，没有身体接触。赵老先生非常矍铄，步履轻快，走到前面来了。哎呀，我当时想，这分寸多合适啊。你只要一接触他，就变成扶着他了，而对于一个常年在美国，在西方环境下生活的中国老先生来说，他和山沟里的老大爷是不一样的。山沟里的老大爷，他觉得你扶我是敬我。对赵先生，你扶着他，他可能会拒绝，意思是，我还行。

在前年的《感动中国》有一位获奖人，高耀洁，她是民间抗癌特别可敬的一个妈妈形象的英雄。《感动中国》需要所有获奖人物走下一个台阶，她已经七十五六岁了，跟我妈妈同龄，走台阶的时候有些蹒跚。头一天演练的时候，就是白岩松扶着她一只手，她搭着这只手，特别像母亲和儿子，走下台阶，这是演练。第二天实录，当白岩松特别自然走上去，伸出手要扶高耀洁的时候，老太太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不用。白岩松立刻就理解了老太太，不离左右，不远不近地陪着她，一点也没有接触。老太太是靠自己的力量走下来的，她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形象。而白岩松如果远远看着她，也不是一个合适的动作，白岩松就隔着一定的距离，特别关切的目光追随着她。可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已经不光是有声语言了，还包括形体语言。眼神、动作、举止、姿态，这都是一种副语言交流方式，在人际交往中有语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和有声语言一起，形成了语言沟通的手段。

在一类人里面还有“这一个”的问题。同学们在和一个个体打交道的时候，得找到最适合的沟通方式。讲到这些，同学们可能会觉得，这里是不是有什么技巧？我觉得，技巧不是最重要的，就算是专门从事语言沟通的职业工作者，技巧也不是最重要的。在人际沟通中，态度是最重要的。我有一个同事，不会外语，走了好几个国家。怎么走出来的？她说，笑啊，笑就是通行证。我能想象出她那种状态，那一定是非常坦率的，同时又不失自尊，又希望得到帮助的那种诚恳的眼光。所谓副语言交流方式，比如说笑，就像通行证一样，帮她走过了那么多关卡。我上次去一所大学，我和与我联系的同学通了几次电话，见面的时候，我看迎面两个同学的样子，像是来接我的。“你是×××吗？”我问那个女生。“嗯”，奇怪的是，她的目光立刻转向和她一起的那个男生。这是一个很细节的东西，我没有和那个男生通过电话，和我联系的是那个女生。我现在把这个动作分解重放：她为什么要躲开我的目光，看着那个男生？我揣摩：她可能有点不好意思，求助于那个男生，希望那个男生说话。可是那个男生和我没打过交道，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们当时就干干地站在一起。沟通的障碍有时就是由这样的细节引起的。后来我特别想告诉这个女生，以后你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尤其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要直接看着对方。这是第一步，当你没开口的时候，人的目光是最能沟通的。

早先，我看书上说人际沟通的时候，目光要专注地看着对方的眼睛。我就简单地机械地实践去了。有一次我把一个接受采访的人看得屡屡躲开我的目光，后来我很执著地说：“您还是要看着我，不然我这节目没法编了。”可是他还是不行，后来他说：“我不习惯长时间看一个女士。”我就想，我这里出什么问题了？我过于机械理解要看着对方的眼睛，看的时候过于专注，给人压力。所以大家琢磨琢磨这目光，既要很坦诚，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同时又不让人产生心理压力。我教大家一个办法，这个大家以后面试的时候可以用。面试的时候你要坦然地看着考官，但不要一进门就盯着主考官，“老师，我来自北大，我是……”目光要活泛灵动，要敢于和别人对视，这是第一步。以前在学校里看到老师躲着走的同学，现在要迎上去，然后目光直视，面带笑容，“老师好！”目光首先给人一个好感。我听说有一个学生，学财会的，面试总是失败，找不到工作，他就把自己的郁闷写在网上，谈自己在应聘中的种种遭遇，大家看了以后觉得特有意思，你写得这么好，干脆去当记者得了，然后他到一个媒体一试，成了。你说这事有意思吧，他在招聘的失败中发现了问题，他能够非常准确地写出自己的内心感受并且得到别人的同情。他在招聘中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也在揣摩。我们现在谈沟通特别功利，都谈到找工作上了！如果谈得长远一些，一个人是不是个有魅力的人，是不是一个大家觉得很愉快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看他是不是一个很会沟通的人。在现代社会，这是一个人的能力。现在我们的官员，在百姓中问起来，什么样的领导有魅力，他肯定是那种特别善于交流的。那种拿着稿子，“现在开会”、“起立”、“请坐下”，一点都不能自主交流的人至少不是现代色彩的人，应该有点意识，比平时多说几句话，多琢磨琢磨，将来和外界沟通时不成为障碍。大家这么好的专业背景，来自这么好的北京大学，如果因为沟通上产生障碍，不知不觉之间影响我们的前程，那就不合算了。

我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开始对话，我就看同学们沟通的能力了。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