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今天在加尔各答发生的一切……我该责怪谁呢？

——香卡·高希

“别去，博比，”朋友告诉我，“不值得。”

那是1977年6月，我从新罕布什尔来到纽约，跟《哈泼斯》杂志的编辑敲定加尔各答之旅的细节问题。办完事以后，我决定去探望老朋友阿贝·布龙斯坦。我们那本小型文学杂志《他声》的办公室位于上城区一幢不起眼的写字楼里，跟俯瞰麦迪逊大道的《哈泼斯》编辑部相比，这地方实在有些寒酸。

阿贝独个儿待在凌乱的办公室里，忙着编辑《他声》的秋季号。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室内的空气却沉闷潮湿，就像阿贝嘴边那支没点燃的雪茄一样。“别去加尔各答，博比，”阿贝重复道，“把这活儿推给别人吧。”

“阿贝，事情已经定了，”我说，“我们下周就走。”我迟疑片刻，又补充了一句，“他们给的报酬相当不错，而且包下了所有开销。”

“哼。”阿贝回答。他把雪茄挪到另一边嘴角，冲着面前那堆稿子皱起眉头。这个男人个头不高，头发蓬乱，满头大汗——活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单看外表，你绝对想不到这个国家最负盛名的“小型杂志”竟然出自他的手。1977年，《他声》虽然还无法媲美老牌的《恳言评论》或《哈德逊评论》，但我们的季刊已经有了不少订阅户。《他声》首发的故事里有五篇被收进了《欧·亨利奖选集》，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还专为我们的十周年纪念号写了一篇小说。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我曾充当过《他声》的助理编辑、诗歌编辑和免费校对员。但过去这一年，我一直待在新罕布什尔的山区，思考，写作，还出了一本诗集，现在，我对《他声》的贡献相当有限。尽管如此，我仍把这本杂志当成自己的心血，也把阿贝·布龙斯坦视为挚友。

“《哈泼斯》到底为什么挑上了你，博比？”阿贝问道，“要是这事儿真有那么重要，他们都打算包揽全部费用了，干吗不派个够分量的人去？”

阿贝问到了点子上。1977年，罗伯特 ·C.卢察克依然籍籍无名，虽然《冬魂》已经在《纽约时报》上收获了半栏评论。不过，我希望传到人们——尤其是掌握着话语权的那几百个人——耳朵里的全都是些好话。“《哈泼斯》看上我是因为去年我在《他声》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说，“你知道的，就是关于孟加拉语诗歌的那篇。你说我在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身上花了太多笔墨。”

“噢，我记得，”阿贝说，“《哈泼斯》那帮跳梁小丑居然知道泰戈尔，我真是不胜惊诧。”

“切特·莫罗打电话给我，”我说，“他很欣赏那篇文章。”我才不会告诉阿贝，莫罗根本不记得泰戈尔的名字。

“切特·莫罗？”阿贝咕哝着说，“他不是忙着给电视系列剧写配套小说吗？”

“他在《哈泼斯》担任临时助理编辑，”我回答，“他希望在十月号上发表加尔各答的这篇文章。”

阿贝摇摇头：“阿姆丽塔和我们的伊丽莎白女王陛下还好吗？”

“她叫维多利亚。”我纠正道。阿贝明明知道孩子的名字。我告诉他我们为女儿起了这个名字的时候，阿贝评论说，作为印度公主与芝加哥波洛克的后代，这可真是个WASP式的好名字。这个男人极度敏感。阿贝虽然早已年过五十，但至今仍和母亲一起居住在布隆克维。他将全副身心都投入了《他声》，除了与这本杂志直接相关的事物以外，他对世界的其余部分完全漠不关心。有一年冬天，办公室里的暖气坏掉了，几乎整个一月他都穿着羊毛大衣坚持工作，直到暖气修好。近年来他跟别人的互动基本通过电话或信件完成，但他的尖酸刻薄并未因此减少半分。我开始明白，在我不干以后，他为什么雇不到新的助理编辑和诗歌编辑。“她的名字叫维多利亚。”我重复了一遍。

“随便吧。你打算抛妻弃女，远走高飞，请问阿姆丽塔对此作何感想？顺便问一句，你们的孩子多大了？几个月？”

“七个月了。”我回答。

“正是难哄的时候呢，现在丢下她们去印度可不是什么好主意。”阿贝说。

“阿姆丽塔也去，”我纠正他，“还有维多利亚。我告诉莫罗，阿姆丽塔可以帮我翻译孟加拉语。”其实真相有一点点偏差。提议让阿姆丽塔一起去的人是莫罗。事实上，很可能正是因为阿姆丽塔，这份工作才会落到我的头上。打电话给我之前，《哈泼斯》联系了三位研究孟加拉语文学的权威，其中两位是居住在美国的印度作家。那三个人都拒绝了这个活儿，但他们联系的最后那个人提到了阿姆丽塔——虽然她的研究领域是数学而非文学——于是莫罗顺藤摸瓜找到了我。“她会说孟加拉语，对吧？”莫罗在电话里问我。“当然。”我回答。事实上，阿姆丽塔会说印地语、马拉地语、泰米尔语和一点儿旁遮普语，还有德语、俄语和英语——但就是不会说孟加拉语。其实差不多嘛，我很乐观。

“阿姆丽塔想去？”阿贝追问。

“她期待得很，”我回答，“自从七岁时跟着父亲移居英国以后，阿姆丽塔就再也没回过印度。她还希望我们在去印度的路上能在伦敦停留几天，好让她的父母见见维多利亚。”最后几句是真的。阿姆丽塔原本不愿意带着婴儿一起去，但我告诉她，这件事对我的职业发展非常重要。最后，我还提出可以顺路去一趟伦敦，于是她终于点了头。

“好吧。”阿贝不甘心地咕哝，“去加尔各答吧。”他丝毫没有掩饰语调中的不以为意。

“说说看，你为什么不想我去？”

“过会儿再说，”阿贝回答，“现在先跟我说说，莫罗到底请你去调查达斯的什么事儿？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让我在《他声》的春季号上留出一半的版面来刊登达斯的东西。我讨厌再版，达斯的诗再版的次数已经多得让人作呕了，我敢打赌，他没发表过的作品加起来也不超过十行。”

“达斯，是的，”我说，“但不是再版，会有新东西的。”

“快说。”阿贝催促道。

于是我说了。

“我去加尔各答是为了寻访诗人M.达斯，”我告诉他，“找到他，跟他聊聊，然后将他的新作带回来公开发表。”

阿贝紧盯着我。“啊哈，”他说，“这不可能。M.达斯已经死了，这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吧。我想想看，应该是1970年。”

“1969年7月。”我忍不住卖弄起来，“1969年7月，M.达斯前往东巴基斯坦——现在是孟加拉国——的一个小村庄参加他父亲的葬礼，确切地说，是火葬仪式。回来的路上，他失踪了，所有人都觉得他被谋杀了。”

“对，我想起来了，”阿贝说，“当时你和阿姆丽塔还住在波士顿的公寓里，我在你们家住了几天，新英格兰诗人协会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来纪念他。你读了一段泰戈尔，还有几段达斯的作品，描写的是……她叫什么来着，那个修女——特蕾莎修女。”

“我还专门写了两篇文章来纪念他，”我说，“现在看来，当时我们有些操之过急。达斯似乎在加尔各答重新露面了，或者说，至少有他的新诗和信件流传出来。《哈泼斯》通过当地的代理拿到了一些样稿，达斯的旧识说，这些新作绝对是他写的。但谁也没见到他本人。《哈泼斯》希望我能尽力搞到一些他的新作，但这篇文章的侧重点主要是‘寻访M.达斯’，诸如此类的东西。下面是好消息：无论我带回来了什么东西，《哈泼斯》都有优先发表的权利，但是他们不要的稿子，我们就可以登在《他声》上。”

“听起来像是二手资料。”阿贝嚼着雪茄咕哝道。根据我对布龙斯坦的了解，这已经算是热情洋溢的感谢了。我沉默着没说话，然后他终于又开了口：“那么这八年他到底去哪儿了，博比？”

我耸耸肩，扔给他一份影印的资料，那是莫罗给我的。阿贝狐疑地看了看，把它举到一臂以外仔细审视，就像在研究杂志中插一样，然后又把它扔了回来。“我放弃，”他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达斯的新诗片段，据说是他在这几年里写的。”

“这是用什么写的，印地语？”

“不是，主要是梵语和孟加拉语。这里是英语译本。”我递给他另一份影印本。

阿贝一边读，一边皱紧了汗津津的眉毛。“基督啊，博比，难道这就是我们春季号要刊登的东西？某位高贵的女士一边用后入式乱搞，一边趴在一具无头的男尸身上吸血？还是说我看漏了什么？”

“你没看漏，就是这么回事。当然，这只是不完整的几个小节。”我说，“而且翻译得不怎么样。”

“我还以为达斯的作品以抒情和感性著称，类似你对泰戈尔的评价。”

“以前确实如此，其实现在也是。可能不那么多愁善感，但是相当乐观主义。”同样的话我也曾用来捍卫泰戈尔。真见鬼，我也为自己的作品这样辩解过。

“啊哈，”阿贝说，“乐观主义。嗯，我喜欢这一句里的乐观主义——‘Kama Rati Kamé / viparita karé rati’，根据这份译本，它的意思是说——‘卡玛和拉提因欲望而疯狂，像狗一样猛干’。真不错，念起来别有韵味，博比。有点儿像早期的罗伯特·佛洛斯特。”

“这是一段传统的孟加拉歌谣，”我说，“注意看达斯如何赋予它新的韵律。他从经典的吠陀梵文开始，然后转换成庶民的孟加拉语，最后又回到吠陀梵文。这样的体裁处理相当复杂，即使经过翻译仍留有余韵。”我终于闭上了嘴巴。这都是莫罗告诉我的，而他也是从某位“专家”那儿听来的。小房间里实在太热。敞开的窗外传来喧嚣的车声，远处缥缈的汽笛让人感觉莫名地安心。“你说得对，”我重新开口，“这听起来完全不像是达斯。他曾为特蕾莎修女写下史诗，很难相信这些东西同样出自他的笔下。我猜达斯早就死了，现在这事儿是个骗局。我不知道，阿贝。”

阿贝在转椅上往后一仰，我以为他打算取下嘴边的香烟，但他只是眉头紧皱，把雪茄挪向左边嘴角，然后又是右边。他靠在椅背上，反手将粗短的十指交扣在脖子后面。“博比，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在加尔各答的经历？”

“没。”我惊讶地眨眨眼。写出第一本小说之前，阿贝在通讯社当过记者，满世界乱跑，但他很少谈论那时候的事儿。接受了我写泰戈尔的那篇稿子以后，阿贝无意中提过，他曾在缅甸和蒙巴顿勋爵一起待过九个月。我没怎么听他说起过自己的记者生涯，不过偶尔听到的几件事都很有趣。“是在大战期间吗？”我问道。

“不是，是在战后，1947年印巴分治那会儿。英国离开那片土地，把印度分成两个国家，让两个教派的人自相残杀。那会儿你应该还没出生吧，萝卜头？”

“我读过那段历史，阿贝。所以你当时是去加尔各答报道动乱？”

“不是，那时候人们再也不想读到任何跟战争有关的事儿了。我去加尔各答是为了报道甘地……圣雄甘地，不是后来那位印度铁娘子……甘地在加尔各答，我去采访他。和平的象征，裹着缠腰布的圣人，真是出好戏。总而言之，当时我在加尔各答待了大概三个月。”阿贝停下来用手梳了梳稀薄的头发，他看起来似乎有些语塞。我从没见过阿贝在运用语言上迟疑过哪怕一秒——无论是说是写，还是大喊大叫。“博比，”他终于重新开口，“你知道‘瘴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有毒的气体，”他的故弄玄虚让我有些不高兴了，“比如沼泽里溢出来的那种，或者其他什么有毒的东西。可能源自希腊语里的‘miainein’，意思是‘造成污染’。”

“没错，”阿贝再次开始转动嘴角的雪茄，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小小炫耀。在阿贝·布龙斯坦看来，他的前诗歌编辑本来就该懂希腊语。“呃，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唯一可以用来描述加尔各答的词语就是……瘴气。除此以外，我甚至想不出别的任何形容。”

“它的确建筑在一片沼泽之上。”我还是不太高兴。我从没见过阿贝这个样子，神神叨叨地说些胡话，简直就像你一直信赖的老好水管工突然开始大谈特谈占星术，“而且雨季就要到了，我猜，这的确不是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可是我认为……”

“我说的不是天气，”阿贝打断了我，“虽然加尔各答的确又潮又热，是我待过的最可怕的地方。简直比1943年的缅甸和台风季节的新加坡还要糟糕。耶稣啊，它甚至不如八月的华盛顿。不，博比，我说的是那地方本身，真见鬼。那座城市有些……有些瘴气沉沉的。我待过的脏乱差的地方可不少，但没有哪座城市像加尔各答那么无聊、差劲。想到那地方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博比。”

我点点头。真是太热了，我感觉眼皮后面开始抽痛。“阿贝，你是没见过真正糟糕的地方。”我温和地说，“试试看，去北费城待一个夏天，或者芝加哥南边也行，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加尔各答简直像是娱乐城了。”

“嗯，”阿贝的视线根本就不在我身上，“也不光是城市本身。我想离开加尔各答，于是我的总编——可怜的笨蛋，他几年后得了肝硬化死掉了……总而言之，那个浑球儿给我派了个新活儿，让我去孟加拉乡下的某个地方报道一座桥的建成仪式。我是说，那地方连铁路都没有，两片丛林全靠这座该死的桥连在一块儿。桥下面的河有几百码宽，水深可能只有三英寸吧。但这座桥是用战后美国提供的第一笔援助款建起来的，所以我得去报道这事儿。”阿贝停下来望向窗外。街上某处传来西班牙语怒气冲冲的叫喊，但阿贝似乎并没有听见，“总而言之，特别无聊。工程师和施工队伍已经离开了，仪式上有政客，有宗教人士，大概就是印度很常见的那一套。一切结束以后，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来不及坐吉普车回去——反正我也不急着赶回加尔各答——所以我就在村子边上的一座小客房里住了下来，那幢房子可能还是英占期的遗物。那天晚上真是热得要命——汗根本滴不下来，直接就在皮肤上蒸发了——蚊子多得让人发疯，于是到了午夜以后，我索性爬了起来，信步走到桥边。我站在那里抽了支烟，然后开始往回走。要不是有月光，我根本就不会看见那一幕。”

阿贝取下嘴边的雪茄，做了个怪相，仿佛是在嫌弃雪茄的味道。“那个孩子看起来顶多十来岁，或者更小一点。”他说，“桥西边的水泥桥墩上有几根支出来的铁棍，可能是加固支撑用的，那孩子就被穿在铁棍上面。看得出来，当时他没有一下子死透，铁棍从他身体里穿过去的时候，他还挣扎了一会儿——”

“他爬到桥上以后摔了下去？”我问道。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阿贝说，“当地政府在验尸报告里也是这样说的。但我真他妈想不出来，他怎么能恰好就扎到那些棍子上……除非他是从高处的梁上跳下去的。然后又过了几周，就在甘地结束绝食和加尔各答的暴乱平息之前，我去了英国领事馆，想查一篇文章，基普林的《建桥者》。你应该读过吧？”

“没有。”我说。基普林的散文和诗我都读不下去。

“值得一读。”阿贝说，“基普林的短篇小说相当不错。”

“那么这篇小说讲了什么？”

“呃，故事的核心是这样的，孟加拉人有个传统，每座桥修完以后，他们都会精心准备一个宗教仪式。”

“某种不寻常的仪式？”我隐隐猜到了他想说什么。

“也不算，”阿贝说，“在印度，大大小小的事他们都会搞点儿宗教仪式。只是孟加拉人的仪式启发基普林写下了那篇小说。”阿贝把雪茄放回嘴边，从牙缝里挤出最后的一句，“每座桥建成以后，他们都会献祭一个活人。”

“好吧。”我说，“真棒。”我收好影印的资料，把它放回公文包里，然后起身告辞，“阿贝，如果你又想起了基普林的哪篇小说，请务必打电话告诉我们。阿姆丽塔对这些东西非常着迷。”

阿贝站起身来，身体前倾，粗短的手指按在稿件堆上：“该死，博比，真希望你不要去那个……”

“瘴气沉沉的地方。”我补充道。

阿贝点点头。

“我会离新桥远一点儿的。”我一边走向门口，一边说。

“至少考虑一下，让阿姆丽塔和你们的宝宝留下来。”

“我们已经决定了，全家一起去。”我说，“机票、酒店全都订好了。我们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如果那真是达斯写的，如果我真能弄到授权，你想不想要他的新作？你说呢，阿贝？”

阿贝再次点点头，把雪茄扔进凌乱的烟灰缸里。

“我会从加尔各答欧贝罗大酒店的游泳池边给你寄明信片的。”我打开房门。

关门离开的最后一瞬，我瞥见阿贝站在那里，手臂向前半伸，像是想挥手，又像是无奈地宣告放弃。